金融危機的機會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金融危機的機會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金融危機的機會范文第1篇
消息人士透露,隨著金融危機使得海外金融機構負面消息越來越多,中國本土很多富裕人士紛紛改弦更張,將個人資產從外資“私人銀行”轉移到國內金融機構。
“我最近接到了很多以前在花旗、渣打轉過來的客人,應接不暇。公司內部‘私人銀行’部最吸引人了。”某中資銀行人士說。
而剛剛獲得《歐洲貨幣》雜志第六屆“中國區最佳私人銀行”獎的招商銀行副行長唐志宏則坦言,確實有很多富裕人士將原來在外資“私人銀行”的業務轉到了招行。
波士頓咨詢公司(BCG)則在第八份年度財富報告《動蕩時期的財富機會》中提醒中資銀行,全球動蕩的時期,正是發力相關業務的最好時機。
有權威機構表示,未來幾年內,中國的富人將把越來越多的資產留在國內而不是像以往那樣轉移到國外。
“私人銀行”業務大部分屬于中間業務領域,其利潤率遠高于傳統業務。據有關資料的統計分析,歐洲“私人銀行”業務平均利潤率高達30%,其年均盈利增長率更達到了12%-15%,遠優于一般的零售銀行業務。而客戶關系是“私人銀行”的最核心“競爭力”。
2008年年底,金融海嘯帶來的沖擊一波接著一波,歐美銀行大多因本次金融海嘯蒙受了巨額損失。中資“私人銀行”則看到了機會――次貸危機的無底洞讓亞洲,尤其是中國大陸成為較為安全的投資“避風港”,一些中國富裕人士可能更傾向于將其資產留在中國境內。
“為了做好自己的‘私人銀行’,我考察了一年,到各地去取經。”唐志宏分析了中國“私人銀行”發展的基礎和市場,截至2007年底中國富裕人士達到41.5萬名,擁有亞太地區22.3%的財富,僅次于日本。“中國的‘私人銀行’業務發展存在需要破解的問題,首先就是要探索符合現階段客戶需求的‘私人銀行’服務模式。”
金融危機的機會范文第2篇
關鍵詞：越南金融危機;通貨膨脹;宏觀調控;國際游資
中圖分類號:F830.99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7-4392(2008）08-0017-04
1997年，國際游資大規模攻擊泰銖，一場金融危機在亞洲迅速蔓延開來。11年后的今天，人們驚覺越南的經濟困境與那場危機中的泰國經濟有大量相似之處。數月以來，越南通脹嚴重，股市暴跌，房價跳水，匯市疲軟，并且出現大量資本外逃，眾多問題共同發力正將這個國家推向一場新的金融危機。
一､越南金融危機的原因分析
連續5年保持在7%以上增長速度的越南經濟體，在短短的幾個月內陷入一場嚴峻的金融危機之中，而伴隨危機而來的一系列問題，將讓這個國家進入一個相對較長的痛苦的調整期。日前，越南國會己經決定將2008年GDP增長目標下調到7%。
通過前面對于危機爆發前后越南經濟狀況的研究，筆者認為近年來歷經高速發展的越南經濟并非完美，其內部蘊藏著深刻的問題；而近期國際經濟的風起云涌也極大沖擊了這個開放程度不斷加深的新興市場國家。
（一）引發越南金融危機的內部原因
一是國內經濟過熱，信貸旺盛。1999年，越南啟動了這一輪的經濟增長，支撐增長的投資比重也節節攀升。2007年越南全社會投資額達到GDP的40.4%，同比增長15.8%。其中國家財政投資占總投資量的43.3%，同比增長8.1%；民營經濟投資占40.7%，同比增長24.8%；外國直接投資占16%，同比增長17.1%。這一年的GDP增長率也達到了8.5%的歷史新高。在乘數――加速數原理的作用下，越南的投資和國民收入交替增加，直到國民收入增大到資源所能容納的頂峰，該國經濟出現了過熱的局面。
投資拉動需要大量的資金，除了積極地引進外資，該國寬松的信貸也支持了這一需求。當時銀行為了追求利潤都加大了信貸投放，尤其是中小銀行信貸增速更為明顯，2007越南國內信貸全年增速高達54%。伴隨著進入越南國內的國際游資，銀行體系的流動性也通過股票抵押貸款和證券公司拆借貸款等形式流向股市和房市。
旺盛的信貸和過熱的經濟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一方面，擴張的總需求和上升的貨幣流通數量一起推高了國內通貨膨脹的水平；另一方面，旺盛的內需增加了進口數量，這不僅惡化了該國的國際收支，而且源源不斷輸入了國際市場上高漲的價格；此外，近年來巨額的政府投資還使得該國政府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并長期維持在占GDP5%的危險水平。最后，投資結構和銀行信貸結構不合理，助長了國內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資產泡沫的放大，為日后資產泡沫破裂積蓄了能量。
二是政府在對外開放和宏觀調控中經驗不足。2008年5月30日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對越南的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并稱該國政府未能采取足夠和快速的舉措來遏制通脹。實際上，在金融危機爆發后，越南政府和央行一直頗受微詞，問題主要包括抑制經濟過熱的前瞻性不夠､出手乏力，資本項目開放的步伐過于急促，不恰當的擴大本幣匯率波動區間，以及對股票市場監管不利等等。這些問題暴露出越南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與對外開放進程中經驗不足。
2007年下半年，在該國經濟過熱十分明顯（2007年10月CPI達9.30%）､信貸迅猛增加（2007年6月銀行信貸同期增幅達35.1%）的情況下，越南央行應該立即著手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國有銀行也應注意信貸的投放。但越南央行只是在2007年6月將存款準備金率上調了75個基點，緊縮力度遠遠不夠。直到2008年3､4月份，越南央行才加強緊縮的力度，但錯過了調控的良機。在極短的時間內應對失控的通脹預期，央行推出了一系列的緊縮性政策，對市場的影響十分劇烈，使整個銀行體系資金緊張，市場利率高企，以該國南方銀行為例，其定期存款利率高達17.8%。
銀行體系的情況表明該國過熱的經濟發生了硬著陸，首先，緊張的銀行體系資金和高水平的利率加劇了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的價格下跌，而資產泡沫的破裂反過來增大了銀行，特別是一些中小銀行的壞賬風險。其次，高水平的利率和國內高漲的通貨膨脹將傷害越南的實體經濟，并使其陷入一個時間較長的痛苦的調整期。
（二）引發越南金融危機的外部原因
一是嚴峻的國際經濟環境。2007年是越南加入WTO的第一個年頭，在這一年越南基本開放了經常賬戶，資本項目開放的腳步也頗為迅速。這迎合了其積極融入國際市場，大力引進外資發展本國經濟的需要。門戶的開放，一方面將其經濟催熱，另一方面令其更為深切的感受到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沖擊。
最近一段時間，世界經濟形勢發生了一些比較明顯的變化，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引起了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以及美國經濟的減速；由于美元的持續貶值，使國際市場石油､糧食等初級產品的價格持續上漲，引發了世界性的通貨膨脹的壓力。世界經濟環境的變化，對這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影響是顯著的。
首先，次貸危機以來，新興市場普遍被認為是具有較高安全邊際以及更多投資機會的地區。作為新興市場中的重要成員，越南以自身廉價的勞動力價格，優惠的稅收政策，低廉的土地價格以及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倍受國際游資的青睬。國際游資進入越南之后，增加了國內的投資，繼而提高了該國的資產價格和通貨膨脹，為日后危機的發生奠定了基礎。
此外，近年來國際市場上初級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成為推動越南國內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越南對外貿易的一個主要特點是長期的貿易逆差。1990年到2005年，除1992年外，其余年份均為逆差。2007年入世之后，該國的貿易依存度顯著上升（全年進出口貿易總額相當于GDP的160%），其中進口依存度達到了GDP的80%，使貿易逆差較上一年增加了1倍。巨額的貿易逆差，讓世界市場上的通脹傳導到了國內，加之國內經濟過熱，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二是國際游資對國內市場的沖擊。近年來，越南成為國際資本的寵兒，大量資金進入該國。2007年越南的FDI規模達到203億美元，同比增長69.3%。許多外商直接投資實際上是國際游資“變相”進入越南，這些資金大多投向了該國的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此外，越南近年來僑匯也大幅增加，2007年通過正式渠道匯入的僑匯達到55億美元，比2006年增加了8億美元。這些僑匯主要用于投資證券和經營房地產。事實上，僑匯也構成了流入越南的國際游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國際游資的投機行為不斷推升股市和房市，到2007年1月后，越南股市的平均市盈率高達73倍，而2007年房地產價格也較上一年上漲了50%。但是國際游資具有波動性大的特點，當其完成套利行為后，迅速的退出了該國的資產市場。越南國內高漲的物價水平和劇烈下挫的股市和房價，動搖了國際游資繼續在越南逐利的信心，所以出現了大量的資本外逃和越南盾貶值的現象。
國際游資對于越南國內市場的沖擊主要來自兩個方面，首先在進入越南時，越南央行為了維持越南盾幣值的相對穩定，只得增加外匯占款的供給，在貨幣乘數的作用下，使得貨幣投放量迅速放大，造成了國內流動性過剩。第二，爆發危機后迅速撤離，使越南的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在外逃過程中還做空越南盾，實現雙向套利，引起越南盾的過度貶值。必須指出，國際游資對越南國內市場的沖擊與越南政府過快的開放資本項及證券監管部門對股票市場監管不力有直接關系。圖1反映了越南金融危機前后經濟表現與引發金融危機的原因之間的關系。
二､越南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中國近一段時間的經濟表現卻與越南有些許相似之處，高于以往的物價水平，不斷下跌的股市，房市持續多年上漲之后或將出現的拐點。但是兩國又存在很多不同，例如中國經濟規模龐大，對外貿易長期順差，外匯儲備規模巨大､本幣幣值堅挺等等。兩國的差異以及相對及時地推行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使得中國現階段出現與越南類似的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通過對比越南危機前后的經濟狀況，探究此次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對于發現中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保證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依然大有稗益。
（一）調整經濟增長速度，防止經濟過熱
經濟增長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要求，冷靜的應對經濟過熱，更是值得每個政府思索的問題。越南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正是該國經濟過熱，通貨膨脹過高的情況下，政府被經濟增長遮住了視線，沒有及時有效地執行緊縮性政策所至。
中國現在應將抑制物價的過快上漲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并應著力處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關系：首先是控制通貨膨脹和保持經濟勢頭增長之間的關系?鴉第二是擴大內需與保持外需的合理增長之間的關系?鴉第三是保持實體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與虛擬經濟的健康穩定之間的關系。這樣的策略或將影響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但是從目前的情況看，穩定通脹預期，調整經濟結構､協調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系將會有利于中國經濟持續､健康､有序的發展。
（二）增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
近期，當多個國家同時出現通貨膨脹的時候，中國的宏觀調控相對及時，在2007年下半年，中國便開始對信貸進行緊縮，有效遏制了通脹預期失控和物價大幅上漲。相反，越南政府直到2008年3､4月份才開始加強宏觀調控，錯失了調控的良機，導致該國陷入目前的困境。
經濟政策釋放出效果是存在時滯的，這就要求政策的制定具有前瞻性，只有這樣才能及時制止經濟情況的惡化。制定政策是否具有前瞻性，執行政策是否具有力度，是一國政府宏觀調控能力的強弱的重要表現。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中國，需要具備強有力的宏觀調控能力來解決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當然，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包括中國､越南在內的轉型國可以積累更多的經驗，以便更加及時準確的使用各種政策工具，實現宏觀經濟目標。
結合目前中國經濟現狀，筆者認為現階段宏觀調控的重點和難點在于如何有效遏制通貨膨脹而又不會令宏觀經濟出現硬著陸，這將是政府宏觀調控中必須思考的問題。
（三）正確認識國際經濟環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在享受全球化帶來利益的同時，中國經濟也越發直接體會到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帶來的沖擊和影響。近一兩年來，由于美元貶值，造成能源､糧食､資源等初級產品價格的價格上揚，繼而向世界各國輸入了通貨膨脹。受2007年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的影響，美國經濟增長放緩，國際金融市場也發生了劇烈動蕩。這些外部的變化，給中國宏觀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增添了極大的不確定性。
正確認識來自外部的沖擊，及時調整國內經濟政策，對于應對目前嚴峻的國際經濟環境是十分必要的。首先，為預防輸入型通貨膨脹繼續推高國內的物價水平，應繼續堅持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加強流動性管理，保持信貸的合理增長。第二，為應對美國經濟放緩可能帶來的進口下降，應積極開展多邊貿易，進一步開拓新興市場，優化貿易結構，保證我國出口的較快增長。第三，為防止國際游資的投機行為，要著力穩定股市和房市，促進兩個市場健康發展。
（四）防范國際游資對中國國內市場的沖擊，保證金融安全
積極引進外資，助推國內經濟增長，是中國和越南的共同之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利用外資給經濟注入了活力，改善了投資數量和質量，促進了技術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擴大了進出口貿易，增加了就業機會，促進了國民經濟快速發展。但是近年來，外資流入在規模和結構上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從規模上看，2001至2005年的五年中，外資流入總量快速增長，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57.22%?鴉從結構上看，作為短期資本的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增速快于外國直接投資。
和危機爆發前進入越南國內的國際游資一樣，短期投機資金的大量流入給中國造成的消極影響正在逐漸顯現，并在較大程度上對中國的金融安全構成了威脅。首先，國際游資的大量流入，促使外匯儲備過快增長，且結構不甚合理（債務性儲備相對于經常項目下形成的債權性儲備，比較不穩定）。其次，國際游資的大量流入放大了國內的資產泡沫，在房地產市場表現的尤為突出。再次，國際游資的大量流入加大了貨幣政策的操作難度，加劇了國內通貨膨脹。最后，如果發生國際游資大規模､突發性的逆轉，將會對中國金融市場､貨幣政策､國際收支等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在資本項目的開放過程中，應加強對于國際游資的監管，提高政策對風險的承受能力，積極推進區域和國際合作，以求實現維護國內經濟穩定､保證金融安全的目標。
參考文獻
[1]常修澤，2008:《越南是怎樣治理當前通脹的――越南當前治理通脹的舉措及啟示》[J]，《浙江經濟》第9期。
[2]古小松，2008:《災年快發展越南2007-2008年經濟社會發展分析與預測》[J]，《東南亞縱橫》第2期。
[3]姜書竹，2007:《越南對外貿易現狀的實證研究――兼論一體化對越南貿易的影響》[J]，《國際貿易間題》第12期。
[4]李紅､盧曉勇，2006:《利用外資對我國金融安全的影響研究》[J]，《江西社會科學》第9期。
[5]王宇､任芳､謝伏瞻，2008:《五大舉措積極應對國際經濟環境新變化》[EB/OL]hppt：//省略。
[6]時嘩，2008:《新興市場主題QDII越南蝴蝶》，[EB/OL]hppt：//省略。
金融危機的機會范文第3篇
一、金融危機對會計準則提出新的挑戰
國內外會計舞弊案件的層出不窮及其危害之大，次貸危機的爆發及其危害之深遠，會計監管不力難逃其咎并再度引發了人們對會計監管的思考。本次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社會各界一方面忙著尋找罪魁禍首；另一方面積極尋找應對危機的舉措。人們從次貸危機追溯到衍生金融產品，追溯到市場及市場信用，進而牽扯到會計準則和公允價值，公允價值成了金融危機的原兇之一，會計準則也成了金融危機的救“市”主。公允價值計量與金融危機的相關性，進而政府如何規范會計信息、是否修訂會計準則成了金融界與會計界在危機拯救中的一個爭議熱點。到底會計準則與金融危機甚至與全球經濟危機有何關系成為我們不得不回答的一個現實問題。時至今日，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務界，對于政府規范會計信息規則的必要性普遍贊同，特別是在本次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日益漫延的現實情況下，對會計準則的質疑和加強會計準則對會計信息特別是企業風險信息的披露的呼聲日漸增強。但是對于如何規范以及規范的范圍、規范的強度則眾說紛紜，仍無定論。特別是在我國，新會計準則于2006年2月，并從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開始施行，同時鼓勵其他企業執行。新準則執行三年的實踐，是否如各界所望規范了會計信息、進而避免了或減少了資本市場上大量的財務舞弊或盈余管理行為就成為一個現實研究課題。同時，新會計準則自2007年1月1日剛剛實行一年多，即遭遇一次全球性的金融以至經濟危機，危機對新會計準則提出了新的挑戰，會計準則如何應對？這一系列現實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無論從理論研究出發還是從現實需要出發，新會計準則的完善與會計監管模式何去何從值得人們探討，而且迫切性日漸增強。因而，對我國新會計準則的經濟學分析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二、我國新會計準則性質的規范經濟學分析
有關會計準則的性質問題，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綜合國內外學者的論述，本文認為有關準則性質的觀點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四種：
（一）技術規范觀
該觀點流行于會計準則產生之初，認為會計準則就是一種客觀標準。持“技術觀”的學者認為，會計準則是純粹的技術性規范手段，是客觀的約束機制。如楊紀婉（1992）認為，會計準則是會計人員從事會計核算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是會計行為的規范化要求。葛家澍（1996）也指出：我們已經明確，企業會計準則是企業會計核算的規范。從這種觀點的出發，會計準則制定者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建立一套科學的、完善一致的會計原則，并據此設計出合理的具體會計處理方法。他們相信，只要借助科學合理的理論和有效的制定程序，會計準則就應該或能夠達到完善，并發揮理想的規范作用。
（二）政治程序結果觀或分配標準觀
“經濟后果”作為會計準則制定中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從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開始引起人們關注的。該觀點認為會計準則安排直接形成資源配置狀況，或影響對資源配置的調節。按照曾任美國會計準則咨詢委員會成員的澤夫（Zeff，1978）教授的理解，會計報告將影響企業、政府、工會、投資者和債權人的決策行為，這些個人或團體的行為又可能對其他團體的利益產生影響。后來的學者將之稱為“經濟后果”。簡單地說，就是不同的會計準則和不同的會計程序導致各個主體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
（三）產權安排觀
該觀點認為，“會計準則屬于產權制度范疇，它是產權制度的一種或特定社會產權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會計準則作為提供會計信息的主要規范，其基本結構是產權經濟模式的自然反映，產權關系的不同，規定了不同的企業組織形式，進而出現了不同的會計準則規范，以維護其特有的企業產權關系。“顯然，會計準則作為會計行為的規范與制度，它是以產權理論為基礎的，并且，其運行是否有效、作用發揮是否正常，也有賴于其產權界定恰當與否。”因此，可以說，任何一種會計準則都體現了對某些特定主體產權（財產權利或經濟利益）的保護。
（四）公共合約觀
“從公共選擇理論看：會計準則是一種公共物品”。該觀點是把對會計準則性質的認識建立在新制度經濟學的基礎之上，認為會計準則是一種公共物品，是調節社會利益集團經濟關系的會計行為規范，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由于其公共物品性，政府在其制定與執行過程中要考慮各個利益集團的切身利益，最終成為多方博弈均衡的產物，在性質上也就表現為企業利益關系人共同“簽署”的合約的一部分，是一份關于一般通用的會計規則的公共合約。它的產生是為了克服信息不對稱的市場缺陷，對一般通用的會計規則制定權以一種公共的合約安排來替代原先的單個企業的私人合約安排以節省社會交易成本。
上述四種觀點各有所長，都有可取之處。本文認為，第一種觀點是將會計準則看作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手段，只是看到了會計準則實施過程中所呈現的技術規范這一外在形式，而沒有對會計準則制定過程及實施后果給予足夠的關注，但是它是會計準則的一個重要性質。該觀點由于其目標的單一性和明確性，更易用于指導準則制定并能突出準則制定者在準則制定過程中的地位和獨立作用，但由于其忽視了準則可能帶來的經濟后果和政治程序的影響，往往會導致過分夸大準則的作用而影響對準則功能的客觀評價。第二種觀點，強調的是會計準則制定的政治性和社會性。該觀點比較客觀地揭示了會計準則的制定必然是一個政治性的過程，任何一種會計準則都體現了對某些特定利益主體的保護，但該觀點更多地是對準則制定過程中各利益相關者博弈的關注，而非準則的實質反映。第三種產權安排觀主要從產權的視角分析了會計準則背后的產權訴求，強調了會計準則對產權主體的保護，實則是準則功能的體現；而第四種公共合約觀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原理在會計領域的運用。它所依賴的核心概念是“交易費用”及“公共物品”等，即會計準則是一項節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創新的結果。會計準則這一公共合約是為了適應現代企業發展而進行的會計規則制定權合約安排創新的結果，是對準則性質的較為寬泛的認識。
本文認為，對會計準則性質的理解應建立在上述四種觀點的融合之上：正由于技術規范觀強調準則應該客觀有序，因此我國新會計準則應從技術規范的角度考慮構建具有邏輯一致性的概念框架指導下的完善的會計準則體系；而經濟后果觀的直接推論就是準則制定程序的政治性，該觀點有助于我們認識在準則制定過程中一方面應充分吸納各方意見，另一方面又要看清各方背后隱藏的不同利益集團利益角逐的本質，盡可能維護多數主體的利益。從產權安排觀出發，可以使我們在會計準則的制定與修改時充分考慮社會產權制度的穩定和對產權的保護。從公共合約觀出發，我們知道政府擁有一般通用會計準則的制定權，這種準則具有較大的強制性。公共合約之所以得以達成是由于政府強制力的作用和其能節約交易費用，但如果出現政府“創租”或“尋租”，或者由于公共合約的強制性執行而帶來的交易費用的增加超出了交易費用的節約，那么就將是對市場的扭曲而得不償失。
三、結束語：新會計準則的性質分析
本文認為，在分析我國新會計準則的性質問題時，應該遵循一個由核心向逐步拓展的思路：
首先，新會計準則是用來規范現實會計實務并指導會計實務的行為規范。我們知道，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各種規章制度對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進行約束，形成了復雜的、相互交錯的規范體系。不同市場主體通過財務報告對外自身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時，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技術規范或標準，而是各行其是，則信息使用者面對五花八門的信息表達將會無所適從。因此，必須有一套統一的規范或標準來指導和約束市場不同主體的信息表達方式。也就是說，會計準則首先應當是一個純客觀、技術性的約束機制，是用來指導和檢驗實務的標準，這是會計準則的基本職能體現，是它的核心特征。正是基于此，當我國社會經濟不斷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潮流之中，當我國資本市場不斷發展壯大之時，種種新的經濟業務要求有新的會計規范和標準進行指導，我國財政部適時修訂并頒布了新的企業會計準則，作為對企業會計實務的指導和行為規范。
其次，新會計準則是一種公共規范，具有權威性。會計準則要能普遍被接受和認可，還必須有一定程度的權威性的支持。所謂權威性支持，即國家政府強制力的介入。因為會計信息的公共物品性，使得信息的提供者必然有所保留，從而影響信息的透明度和完整性，使得流傳于市場上的財務信息容易失真。然而，公共物品的利益屬于社會大眾，不當的公共物品將有損于公眾的利益。因此，為了避免因會計信息的誤導而發生大的市場波動，推動社會經濟秩序正常有序的發展，政府必須通過一定的強制性手段，促使企業提供“公允恰當”的公共物品，以維護財務信息的質量，確保公眾整體的利益。可見，會計準則應當是規范各利益方行為的公共規范，應具有強制性。新會計準則正是我國政府基于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維護資本市場秩序的立場而主導制定的，要求市場經濟體系利益各方共同遵守的規章制度，具有強制性和威懾力。
金融危機的機會范文第4篇
那么，外資銀行的進入真的會成為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嗎？
一 加入世貿之后外資銀行進入中國銀行市場的基本趨勢
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的有關協議，中國銀行業開放時間表的主要包括：（1）取消外資銀行在中國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在加入WTO后，立即取消在下列城市的限制，即上海、深圳、天津、大連；在加入WTO一年內，取消在廣州、青島、南京、武漢的限制；在加入WTO 二年內，取消在濟南、福州、成都、重慶的限制；加入WTO 三年內，取消在北京、珠海、廈門、昆明的限制；在加入WTO四年內，取消在西安、沈陽、寧波、汕頭的限制，加入WTO五年內，取消全部的地域限制；（2）取消外資銀行在中國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客戶限制，在加入WTO二年內，允許外資銀行對中國提供人民幣業務服務，即人民幣的批發業務放開；在加入WTO五年內業務，允許外資銀行對中國居民提供人民幣業務服務，即人民幣的零售業務放開。顯然，這是一個漸進式的對外開放協議。
在這個協議的框架下，基于對中國內地金融市場的不同判斷，不同的機構對于外資銀行的進入速度表現出不同的預期。總體上看，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相當謹慎的預測。這一點以找重開拓高端市場的花旗銀行為代表。花旗銀行的專家在其進入中國市場的份額預期時強調，如果花旗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太高了，華爾街的分析師會提醒投資人：“花旗正在成為一個中國家的銀行。”這會降低銀行在市場上的價值，這不是股東們所愿意看到的，因此這些聚焦高端客戶的部分外資銀行只會努力做好在中國的、其市場定位范圍內的部分業務，但不會追求市場的份額。換言之，在花旗銀行的專家看來，如果不能為花旗銀行帶來不低于其在其他市場的盈利水平，花旗銀行是不會盲目擴大在中國市場的份額的。這一點在近期花旗銀行浦東分行對于理財客戶最低存款限額的規定上就可見一斑。
（2）謹慎的預測。這一點以渣打銀行的報告為代表。渣打銀行的研究報告預期，在中國加入世貿十年后，外資銀行在中國貸款市場的占有率會由現時的低水平上升至百分之八。根據該報告的預測，假如開放銀行市場能讓銀行業總借貸額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零年間每年增長13%，外資銀行貸款增長每年將達到四成的復式增長，在二零一零年時外資銀行貸款額將有百分之八的市場占有率。，外資銀行在中國內地的貸款市場占有率仍低，截至2001年九月時，外資銀行的放貸額只及中國內地銀行業的百分之一點七。
（3）較為廣泛接受的預測。目前經濟界被較為廣泛接受的預測，是預計10年之內外資銀行的市場份額平均會達到10％，這一預測稍高于渣打銀行的預測速度。
（4）樂觀的預測。這以亞洲開發銀行的專家的預測為代表。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首席代表莫利預測說，中國的銀行將在入世后喪失相當大的市場分額，其利潤份額也將大大縮小。他說，目前外資銀行在中國金融市場所占的份額過低，中國加入WTO后10到15年，將可能占據中國金融市場約30％的份額。
那么，如果外資銀行按照上述較為樂觀的預測的速度進入中國市場，是否會引發中國的銀行危機呢？實際上，對于銀行體系來說，只要不發生支付危機，只要流動性保持較好狀態，即使出現較大比例的壞賬或數額較大虧損，也能在相當的時期內維持正常的運營局面，這是為各國的銀行體系所證明的。因此，即使外資銀行以上述速度進入中國銀行市場，在某種臨界狀態下，中國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即使失去一大批存貸款客戶，也未必發生支付危機，而且，在這種限定的前提下，我們所能收到的必然是銀行類金融服務得以改善的效果。這里所說的臨界狀態，是國有銀行體系通過拓展業務帶來的相對穩定的增量負債來支持包含一定比率的不良資產的流動性資產及總資產。根據現有的實際數據和經驗比例，這是不難測算出來的，而且國有銀行也是不難滿足和達到這一臨界指標的。因在此前提下，所謂外資銀行的進入會引發金融危機基本上可以說是聳人聽聞的說法，中國的分步驟市場開放策略更是分散了外資銀行迅速進入可能對國內銀行業帶來的沖擊和風險。
當然，在保證不斷拓展業務、并且不發生支付危機的臨界狀態以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只有提高營運效益才能不斷補足核心資本，提高自身的抗風險能力，外資銀行的進入當然會導致部分優良客戶的流失，但是我們的和預測不能靜態地看待中資銀行的經營行為，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中資銀行既有坐以待斃的可能，更有能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在外資銀行壓力下加快內部市場化改革、并維持和爭奪業務份額的可能。
二 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的競爭力對比分析
實際上，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的速度，取決于不同銀行的市場定位及其相對的競爭優勢。
一般來說，外資銀行在經營機制方面的優勢來看是明顯的。由于外資金融機構在國際聲譽、薪酬待遇、激勵制度等方面比中資銀行有較大的優勢，可能會導致一定程度的國內銀行人才外流。由于外資銀行的市場定位和以盈利為導向的經營目標，外資銀行通常會注重高端市場的開拓，注重高增值和高收益的業務，這一部分業務在整個市場份額中的比率是有限的。同時，外資銀行為外資等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所促進的優質企業的成長，業能夠帶動總體的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與此相對應的是，由于市場定位和中國金融監管當局對于外資銀行設立網點的約束，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銀行對吸收居民儲蓄存款的興趣有限，對于企業存款的競爭會相對激烈。
因此，在當前對于中國加入世貿之后外資銀行進入市場后的的討論中，一些金融機構實際上有意無疑地夸大了外資銀行對于中國金融市場的影響力，這一夸大可能會形成政策上的影響力而對促進金融機構推進改革發揮積極的影響，但是也可能誤導金融界對于外資銀行的政策舉措。即使不考慮當前外資銀行相當有限的市場份額，對于外資銀行競爭力的夸張實際上也低估了中資銀行本身具有的競爭力和相對優勢。近10年來，中資銀行業的管理人員日益年輕化、專業化、技術裝備具有國際水平，分支機構網點更是遍及全國，而且在五年的準備期里，中資銀行還有很多事可以做。
另外，在中國市場上拓展業務的外資銀行同樣面臨許多經營風險，相比之下還缺乏國內銀行所具有的各種優勢。中國雖然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放開外資銀行在華展開業務的機會，但真正的市場開放，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與一連串金融改革齊頭并進的。外資銀行在華經營既有跨國投資的一般風險特點，也有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不同的中國特色的風險。首先是道德風險。由于中國市場還缺乏完善的激勵約束機制和良好的信譽環境，導致一些企業經營者濫用和挪用貸款，這會直接或間接增加外資銀行的風險，這是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都共同面對的。其次是市場風險。由于中國的非經常項目還沒有對外開放，一定程度上也對外資銀行深化業務形成了約束。再次是信用風險。由于中國企業的資信程度還較低，企業財務信息的透明度和可靠性有限，連帶影響貸款的償還能力，這是西方銀行系統不常見的現象。從資金來源方面，實際上人民幣資金來源始終困擾著外資銀行，加上沒有一個公開、有效的最終貸款者制度，致使外資銀行承擔著較高的流動性風險。還要指出的是，外資銀行在信息技術支持等方面并不比中資銀行高出許多。中資商業銀行經過20多年的磨練，在信息技術支持等方面雖然與國際著名銀行尚有差距，但距離并不大，而且外資銀行無論投入多少資金和物力，在網點規模上仍無法與中資銀行分庭抗禮，在人文環境上，外資銀行更無法與中資銀行相抗衡。
因此，更為務實的看法，可能是國內銀行和外資銀行在競爭中合作，共同提高金融服務水平和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共同把中國金融市場的蛋糕做大，則國內銀行和外資銀行都能夠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
三 從香港市場的銀行競爭格局看中國內地銀行市場的演變趨勢
市場的開放會引發金融市場的動蕩嗎？不僅國內家電等行業的開放不能證明這個結論，以金融市場高度開放的中國香港為例，外資銀行的靈活進出和高度競爭，實際上推動了相當銀行體系的完善和，而且到目前為止，外資銀行的市場份額也是有限的，而不是支配性的。
地看，20世紀80年代可以說是香港銀行業的黃金。香港是世界上除紐約、倫敦之外，外國銀行最多的第三大銀行中心，全世界資產排名表前50名的銀行中有44家在香港開有分支機構。溯本探源，1978年3月以來，香港取消限制，向外資銀行打開大門，政策逐步自由，才吸引了大批外資銀行蜂擁而至。香港金融業因此迅速，直追紐約、倫敦等國際金融中心，而成為世界上金融機構密度最大的地區之一。
，香港銀行市場主要由三大銀行集團主導，即中銀集團、匯豐-恒生集團及渣打銀行香港分行。三大銀行集團占香港整個銀行貸款市場50%以上，處于第二層次的東亞銀行占4.5%，道亨銀行占3.5%，其他中小型銀行份額不高，平均市場占有率僅1%-2%。
歷史地看，20世紀80年代的香港銀行市場開放前可以說是英資獨霸市場，現在歷經風雨后的的香港銀行業是天下三分，其一是英資銀行，它在香港銀行體系中一度居于壟斷地位，主要有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其二則是中銀集團系的中資銀行，它在香港已有70多年的歷史，但是真正崛起也只是伴隨改革開放以來的20年間的事情。其三則是其它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00多家外資銀行，它們大多是實力雄厚的國際性大銀行，在世界500家大銀行中排在前100位。主要有美資銀行、日英銀行、加拿大銀行和歐洲、亞洲、澳大利亞各國的銀行，其中以美、日資銀行為最強大。剩下的一股力量就是當地銀行也稱華資銀行，居于香港銀行業的第四梯隊，它的黃金時代是1946年至1964年，華資銀行規模小、分支數量多，在香港華人特別是中下階層和中小中獨具競爭力。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或被外資大銀行及其它機構參股控股，或被被全面接管，真正獨立的只剩下三五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不同的銀行有不同的市場定位和自身的盈利空間，共同促進香港金融體系的發展。目前，香港的銀行業的資本充足比率高達18.8%，遠高于巴塞爾協議要求的8%，而且香港銀行的平均盈利水平為亞太區內最高，股本回報率達15%，開放和競爭給香港銀行業帶來的共贏，這一點對于當前中國內地把握外資銀行開放進程及其有相當的借鑒意義。
四 外資銀行與中資銀行之間的競爭性合作會推動中國金融體系運作效率的提高
如前所述，由于外資銀行與其中資銀行的市場定位不同，所具有的相對比較優勢也存在差異，因而盡管外資銀行的進入會對中資銀行的經營形成相當的壓力，但是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同樣存在廣泛的合作空間；由于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的速度是漸次推進的，因而外資銀行的進入并不容易引發銀行危機或者金融危機。在這個金融開放的進程中，真正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是中資銀行在外資銀行的經營壓力下，不能及時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經營效率，有效控制經營風險。
可以預計，外資銀行的進入會促進中國銀行業的市場重組進程，中國加入世貿之后開放銀行市場將增加銀行的收購與合并活動，而且并不限于大陸銀行之間的合并，也可能涉及外資銀行。特別是考慮到部份外資銀行有興趣與內地銀行合作，從而受惠于內地銀行現有的及市場聲譽，這種購并活動會趨于活躍，并且使得中國內地的銀行業的競爭更為激烈，從而促使銀行體系運作效率的總體提高。
外資銀行與中資銀行的競爭性合作，能夠共同把中國金融市場的蛋糕作大。實際上，外資銀行能夠選擇進入中國市場，也是與中國的迅速發展分不開。在這個不斷擴張的市場中，外資銀行和中資銀行因為經營優勢的差異，選擇服務的市場區間會有差異。例如，從目前有限的幾家外資銀行看，由于這些外資銀行的運營成本高，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客戶上，例如，花旗銀行要求理財的客戶每個星期存款帳戶不低于（或等值于）2000美元，客戶每月日平均總存款額不低于（或等值于）5000美元，否則將收服務費人民幣50元或美金6元。匯豐銀行則要求客戶的定期存款的起存金額為2000美元，活期存款雖然不設起存點，但如果客戶每半年的賬戶平均金額低于2000美元，則要收取每6個月20美元的服務費。與此形成對照的而是，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主導的中資銀行則更多地是利用廣泛的網絡布局服務于更多的普通客戶。在這個競爭性合作的過程中，中外銀行之間是競爭對手，也是策略伙伴。而銀行市場的競爭將使得企業和居民等金融服務的最終消費者獲得益處，他們將切實獲得更好的金融服務和更多的金融服務選擇空間。
五 加入世貿也為中國業開拓海外市場提供了空間和機會
金融危機的機會范文第5篇
上海交通大學113年的歷史是一部始終與國家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的發展史，面對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沖擊和影響，我們將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團隊和拔尖創新人才匯聚、學科綜合交叉集成、自主創新優勢凸顯的優勢，充分體現高校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的科技支撐作用，繼續以服務國家戰略和經濟社會需求為目標，加快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為促進經濟社會的持續協調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研究型大學作為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自主創新的重要力量。作為“國家隊”的上海交通大學，注重追蹤世界科技發展前沿，積極調整學科布局，深入推進學科交叉與融合，大力推進自主創瓶注重以國家戰略和重大需求為牽引，深入推進產學研戰略合作，加快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注重把培養創新創業型人才放在學校工作的中心位置，自覺對接國民經濟建設主戰場，強化畢業生就業指導與服務體系，為中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提供
強有力的科技和人力，智力支撐。積極促進學科交叉，推進自主創新，為新一輪的經濟發展提供知識儲備
近年來，上海交通大學積極開展戰略性、前贍性的學科布局，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引領未來科技和產業的發展，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加強戰略謀劃，采取積極推進措施，培育新的學科生長點
“十五”規劃以來，學校瞄準國家部署的若干領域、方向，發揮多學科優勢，點面結合，積極培育學科生長點，扶植一批新興交叉學科快速成長。學校專門出臺了促進交叉學科創新平臺建設的十項政策，從管理體制，運行機制、經費投入、人員聘用、職務晉升、薪酬待遇，人才培養、合作機制，執行保障等方面保障和推動上海交大交叉學科創新平臺的建設。
加強多學科的系統集成，實現優勢疊加，提升傳統強勢學科
學校抓住和原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合并重組的機遇，大力推進醫、理、工的深度合作，建立了集中生物，醫學、物理、電子，數學、計算機等多學科交叉的系統生物研究院、以及以醫學應用為主導開展醫學科學研究及前沿性醫療技術及儀器設備的研發Med-X等交叉平臺，有效實現了學科間的優勢疊加，學校在2008年獲得的10項國家科技成果獎中有6項與醫學相關。加強交叉學科特區建設，構建多樣化的交叉學科研究體系，形成未來競爭優勢
學校凝聚力量，整合資源，有組織地把學校的科技創新力量匯聚到國家重大科技戰略方向上來。如，為了響應國家的海洋開發戰略學校積極籌建海洋工程國家實驗室，面向未來納米科學和微制造技術的發展成立了微納科學技術研究院，為了順應未來生命科學的發展趨勢成立了Bio-X研究院。瞄準未來產業發展方向，開展基礎性、戰略性技術研發，占領未來行業的科技制高點
學校積極對接國家16個重大科技專項成立了航空航天學院、能源研究院、核電技術與裝備工程研究中心，新農村發展研究院等平臺，“汽車電子控制技術”和“信息內容安全”兩個國家工程實驗室已經正式獲準立項建設；為支持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長三角地區的發展，學校成立了上海高級金融學院，中美物流研究院等。
大力推進高校與企業的產學研合作，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升級
經濟危機同時也是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轉型的有利契機，國家為應對金融危機提出的12字方針，先后出臺的一系列重大舉措，不僅是要解燃眉之急，更是著眼于長遠發展和未來的競爭力，關鍵是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近年來，上海交通大學堅持以服務為宗旨、在貢獻中發展，在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結合的科技創新體系過程中，促進積極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和轉型。
通過學科鏈對接產業鏈，突出學科優勢和人才優勢，積極探索產學研合作的各種途徑，逐步形成了具有交大特色的產學合作模式
學校與寶鋼、中海油、中廣核等20多家國有大企業集團建立了全面戰略合作關系，在關鍵技術研發、創新人才培養等各方面開展廣泛合作與數百家行業骨干企業開展聯合研發和技術攻關，成效顯著。比如，上海交大與寶鋼集團早在2000年就成立了“汽車板使用技術聯合研究室”，2004年建立全面戰略合作關系，2006年啟動新一輪“集企業之需和院校之長”的集群式戰略合作。目前，雙方共同合作科研項目近200項，共建研究基地一聯合實驗室6個，2項成果分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二等獎，有40名寶鋼的高級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被聘為交大研究生導師，聯合培養研究生90多人。此外，上海交大與中核總，中廣核、上海電氣等圍繞國家核電戰略，與中國商飛等圍繞大飛機工程開展戰略合作，采用超常規的舉措培養緊缺人才，開展關鍵技術聯合研發和科技攻關。
以國家和區域支柱行業的共性技術、關鍵技術和引領未來技術的研發創新為目標，采用全新的體制機制謀劃建設產業技術發展研究院，在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中發揮引領和帶動作用
學校積極與上海市，閔行區及國內外重大企業合作，謀劃建設產業技術發展研究院，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術、生物醫藥等領域開展高技術產業前瞻性和基礎性研究，力爭取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重大研究成果，醞釀形成若干國家重大專項和產業化項目，成為未來知識密集型產業的衍生地、高新技術與產業界連接的前沿高地、高科技公司的重要孵化基地。
緊密對接國民經濟建設主戰場，墻養高素質創新創業型人才，發揮支撐產業結構調整的“人才庫”和“蓄水池”作用
人才培養是大學的根本任務，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構建創新人才培養體系，是學校近年來重點探索的課題，圍繞這一主題學校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重點構建三大平臺，努力完善創新人才培養體系
以打通學科專業限制，搭建本科生通識教育大平臺；以完善學分制為重點，構建教學管理信息大平臺；以國家課程基地為中心，構建大學生創新活動和實踐教育大平臺。學校先后投入1.55億元人民幣和235萬美元《世行項目》，建設了大學物理、機械基礎、生物基礎、工程訓練中心等十大實驗中心和創新基地。
鼓勵學生參與前沿科研，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團隊協作能力以及探索創新精神
學校把引導學生進入前沿研究作為培養創新人才的重要途徑，并通過制度設計和政策配套予以保證。在本科生培養上，學校每年投入1 00萬元專項經費，推進本科生參與科研計劃(PRP計劃)和科研項目。同時還出臺政策，鼓勵更多的本科畢業生和研究生到校區毗鄰的紫竹科學園區去自主創業，在“三區聯動”中發揮生力軍作用。
建立創新與創業課程體系，激發學生的創新創業熱情，發掘他們的創新創業潛力
學校于2007年開始面向全校學生推出創新與創業課程――“創新與創業大講堂”，該課程實行知名專家和企業家集中授課，專業教師小班精講、投資公司高管小組單獨輔導相結合的授課模式，以跨專業的學生組成學習團隊為主要學習模式，采取項目商業計劃書與平時學習相結合的考核方式，以競賽和實際創業機會激發學生的創業熱情與智慧，收到了傳統育人方式難以企及的效果。
成立人才培養校企聯盟，聯手各大用人單位共建創新人才培養的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