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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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管制范文第1篇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1277
1研究背景及意義
資本管制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所實施的一種貨幣政策工具，用以管理和控制資本從國內或國外資本賬戶的流進或流出。資本管制的實施對資本流動、國際收支平衡施加影響，同時也通過匯率、利率等因素的作用對整個宏觀調控產生深遠影響。歷史經驗表明，特定歷史時期的資本管制對消除經濟中存在的扭曲因素、增強貨幣政策效果和實現經濟穩健發展都是必要的。2009年至2015年6月期間，中國逐步取消了資本項下直接投資、外債和跨境擔保等領域全部或絕大部分行政審批，資本項下行政許可由59個子項目減少至12個子項，下降80%，資本項下外匯管理方式由過去以行政審批為主轉向以登記為主，資本項目可兌換取得重大進展，從而基本實現可兌換。積極推動資本項目可兌換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既定方針和必由之路，但從維護宏觀經濟金融穩健發展出發，目前國際上普遍認同跨境資本流動管理不再等同于自由放任的觀點，支持從流入和流出兩個維度根據經濟體的現狀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由較嚴的資本管制走向資本項目基本可兌換，正確評估這一時期管制措施的有效性不僅是對改革歷史的總結，更是為下一步在繼續推動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中如何有效防范風險提供借鑒和參考。
2中國資本管制強度測量
國際上測量資本管制強度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對跨國貿易投資管制政策進行直接評估的約束性測量法，也被稱作直接分析法；另一種是通過模型檢驗（包括儲蓄投資相關性模型和利率平價模型等）確定管制強度的開放型測量法，也被稱作間接分析法。第二種方法原理由于和檢驗資本管制有效性的模型原理較為相似，都是從政策效果出發通過相關性分析而分別測算資本管制強度和資本管制有效性，而這種相關性易于受到太多外生經濟變量影響。我們認為第二種方法實際上是混淆了資本管制強度和資本管制有效性這兩個概念，資本管制強度是對政府政策和執行力度所做的單方面測量和評估，而資本管制有效性是對市場主體行為政府主體行為相互作用結果的測量和計算，不應該混為一談。故筆者在文章中主要采用第一種方法即約束性測量法來對中國資本管制強度進行測算和評估。
國外學者常用的約束性測量法的基礎主要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每年的《匯率安排及外匯管制年報》，其涵蓋了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政策信息。其關于資本項下分類共有包括貨幣市場工具、資本市場證券、衍生品交易等在內的13項內容。中國對本國資本項目的分類有所不同，國家外匯管理局于2009年12月了《外匯管理概覽》，根據該書的分類，當前中國的資本項目管制內容分為以下三個大類，分別是直接投資管理、信貸業務管理和證券投資管理，在這三個大類下面，又包含外商直接投資管理、股票直接投資管理、外債管理等7個小類。
通過直接分析法測量資本管制強度首先要確定指標項目，再對每一項指標進行評估打分，然后再匯總平均。文章在綜合考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匯率安排及外匯管制年報》和國家外匯管理局出版的《外匯管理概覽》分類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情況，確立了直接投資（包括外商直接投資和境外直接投資）、外債及對外擔保（包括借入外債和對外放款）、證券市場投資（包括股票及債權市場）、其他投資（包括個人項下、不動產、衍生品等其他資本項目）四個評估子項，每個項目有分別按流入和流出兩個方向進行評估，每一項分值區間為0至100，0分為完全無管制，100分為完全管制。由于本文采用時間序列評估1994年至2015年22年間的管制強度變化，考慮到1994年前資本項目可兌換已經起步，但開放的程度不高，故將1993年的管制強度確定為80，以后每一年如政策有一項加強，則視政策的力度增加5分或15分，反之則減少5分或15分。因為證券市場投資項目和其他投資在2000年幾乎沒有開放，故對這兩個項目在2000年前的數據就不予打分，也不計入權重。直接分析法的難點就在于為每一個強度賦值，由于賦值主觀性較大，為了增加評分的科學性，我們在這里采用專家評分法，通過對每年的主要政策變化進行整理分類（見下表），選取了十位專家分別在對歷年各項政策調整進行評估和打分，最后匯總平均就得出了中國1994年至2015年資本管制強度評分表。
將這22年的資本管制強度得分和資本金融賬戶收支差額放在圖1中，可以看出資本管制強度得分和資本金融賬戶收支差額的一個總體趨勢。
從圖1可以看出，資本金融賬戶收支差額從1994年開始先保持小幅增長，但在1997年因為亞洲金融危機下降，在1998年達到最低點，后穩步增長，在2004年超過1000億美元后，有所下跌，并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時，達到一個相對低點，后因為中經濟保持了較快增長，吸引了大量資本涌入，資本金融賬戶收支差額迅速增長，并在2010年達到一個相對高點，2010年后，資本金融賬戶收支波動加劇，在2012年甚至出現318億美元逆差，但在2013年創造了3262億美元順差，為歷年最高，隨后快速下滑，并在2015年創下逆差1424億美元的逆差。與之對應的是，對資本流入管制強度從1994年開始隨著資本流入增加略有增高，從1996年開始下降，并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下降幅度加大，并隨著資本金融賬戶收支順差穩步增加在2003年至2005年達到一個階段性底部，后出于打擊套利資本，防范“熱錢”涌入的目的，資本流入管制強度有所增強，并在2010年前后達到一個高峰，隨后在資本項目可兌換步伐加快的大背景下，資本流入管制強度有所下降。對資本流出管制強度走勢則有所不同，從1994年開始保持了4年平穩，后因為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爆發而導致大量資本外流，資本流出管制強度迅速加大，并在1999年和2000年間達到峰值，而后隨著我國外匯儲備不斷增加管制強度不斷降低，對流出管制放松步伐明顯快于對流入的管制。
3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的有效性評估
影響資本管制措施達到預定目標的因素很多，其中對外經濟的發展水平、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套利空間的存在都是影響管制效力的重要原因。一般來說，一國經濟的開放程度越高，金融市場越發達，投機套利成本規避資本管制的可能性越大，管制措施的有效性也就越低。文章將結合中國外匯管理改革的進程，運用“儲蓄―投資相關法”、從儲蓄投資角度對近三十年期間我國資本管制有效性進行綜合評估。
“投資―儲蓄相關法”是基于實體經濟中投資與儲蓄間的相關性對資本管制有效性進行檢驗。Feldstein和 Horioka（1980）提出通過研究投資和儲蓄的相關性來衡量資本流動程度，該分析方法被稱為“投資―儲蓄相關法”（或稱為F―H模型）。其核心思想是：若資本流動受到控制，外國資本無法進入，則國內投資完全依賴于國內儲蓄，則一國的儲蓄與投資具有很高的相關性。若資本允許自由流動，外國資本可以進入或本國資本可以流出，則投資和儲蓄的相關性將大大降低。據此，筆者提出假設1：若存在有效的資本管制，一國的儲蓄與投資間存在正相關。
31數據描述和單位根檢驗
文章以1985―2014年中國儲蓄率和投資率（圖2）為研究對象，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官方數據庫。其中，儲蓄率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年增加額與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投資率指資本形成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比值。
圖21985―2014年中國儲蓄率和投資率
數據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公開數據整理。
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在5%顯著水平下，儲蓄率與投資率均為非平穩序列，且兩個變量均為一階單整I（1），即儲蓄率與投資率的變動率具有平穩性。
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顯示：儲蓄率變動率是投資率變動率的格蘭杰原因，而投資率變動率對儲蓄率變動率不存在顯著影響。
32模型構建
進一步考察投資率與儲蓄率之間的動態關系，本節使用Jansen（2000）誤差修正模型進行檢驗。模型如下：
33模型結果分析
根據模型中相關系數，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結論：回歸系數α1=100且非常顯著，表明當在其他條件保持穩定的情況下，當期儲蓄率每發生1個單位變動，就會造成當期投資率同樣單位的變動。回歸系數α2=-036，表明如果上一期儲蓄和投資每發生單位偏離，則當期投資發生036個單位調整。α1>α2，短期效應顯著強于長期效應，說明在樣本觀測期內，資本流動性在短期內較弱，而在長期則會增強。這表明了中國資本管制在短期內有效性較強，在長期內則會減弱。
4政策建議
41資本管制雖然不能作為長期性的常態化措施，但是可以成為特殊時期應對風險的重要手段“投資―儲蓄”模型的實證分析結果顯示，隨著國內外經濟環境的日益復雜以及外匯管理改革進程的逐步推進，中國資本管制的強度正逐漸減弱。雖然從長期來看資本管制的效果是減弱的，不能作為常態化的調控手段或措施，但是如果是短期內作為應對突發風險的手段和措施，資本管制仍然是一種重要而有效的管理手段。
42加強風險預警機制和體系建設，增強政策調控的及時性和科學性從長期、有效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來看，加強風險預警，增強政策調控的及時性和科W性必不可少。要加強各監管部門的有效信息溝通和政策配合，避免信息不對稱和政策矛盾，要加強實時監測，提高預警能力并開發適合中國國情的預警體系。
43推行中國版托賓稅，采用市場化手段引導資本有序流動由于資本管制往往采取直接的行政管理手段，更適宜作為一種臨時性的風險應對措施，因此，從長期來看必須選取更為市場化的間接管理手段才更為有效。而實施托賓稅作為一種間接管理手段，應當成為今后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的主要選擇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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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管制范文第2篇
關鍵詞：資本流動 資本管制不對稱
資本項目管制，是指國家通過法規和有關政策及相應的方法，對國際收支中資本項目下外匯資金的流出入、兌付及資本交易等行為和行為人實行的管制，在我國也稱資本項目管理。依據三元悖論，在固定匯率體制下，資本自由流動與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相沖突。為了確保國內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改善能夠提供行之有效的保障，我國對資本的進出實行相當程度的管制。此外，資本輸出入管理對當前中國的外貿發展、產業結構調整、民族經濟的保護及金融體系的穩定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資本管制的形式及相關模型
資本管制的形式可分為，數量型管制和價格型管制，對流動方向而言可分為流入管制和流出管制。資本管制的內容從廣義上講，主要是指資本輸出和資本輸入的管制。資本輸出管制，一般指對購買外匯、對外投資、貸款、存放國外，以及有價證券和基金的購買等方面的管制。資本輸入管制，主要指對外債、境外證券融資和非居民購買本國有價證券以及引進直接投資的管制。世界各國都經歷過或正在實施嚴格的資本管制，其資本項目的開放是與宏觀經濟的協調、穩定發展尤其是一國金融市場的成熟相一致的。國際上控制資本流動的方法包括：官方制定法律，對資本項目進行嚴格控制。制定相關條令，制約資本的輸出入，如美國的“利息平衡稅”。干預市場，調節利率和匯率，引導資本的流出入。實行事后監控。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對資本項目的嚴格管制已經基本取消，僅僅采取間接的方式進行統計監控和政策性引導。
出于防范金融風險、確保宏觀穩定的目的，當前我國對資本金融賬戶仍然實行著較為嚴格的管制：審批和登記資本輸出入，控制外債規模、目的和流向等等。1978年破繭而出的對外開放政策使得我國利用外資的規模迅速擴大，我們遵循的外資利用策略是傾向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長期投資，而對短期資本流入控制較嚴。前者有利于生產技術、管理經驗的引入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后者則更多可能帶來富有殺傷力的金融風險。此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資流入管制趨松，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資（FDI）逐步增大。另一方面，我國對資本流出還有著嚴格的管制，外資“進來容易出去難”的局面長期存在。總之，貨幣當局在資本的流入和流出過程中實行著不同程度的管制，稱之為“資本管制的不對稱”。
眾所周知，資本流動量與利率差呈正相關，與資本管制程度呈負相關。若以CF代表資本流動凈額（或資本項目余額），則有：
CF=CF(i-if),dCF/di>0。 （1）
其中，i 代表國內利率；if 代表世界利率水平。在線性函數的假定下，令a、b分別表示國內利率高于和低于世界利率時的資本管制水平。那么，資本管制不對稱可表達為：
dCF/di=a>0 當i>if時
dCF/di=b>0 當i 根據資本流動與利率差呈正相關這一前提，a、b分別表示對資本流入和資本流出的管制水平。a>b 時，資本流出的管制水平高于對流入的限制；adCF/di=（a+b） / 2+(a-b)/2* i-if/ ( i-if) （3）
代表兩種情況的資本管制不對稱模型。根據（3），可得：
CF=（a+b）/2* (i-if)+(a-b)/2* i-if（4）
資本管制政策意義
近年來，我國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出現雙順差，人民幣升值預期吸引了全球游資，試圖進入國內投機。亞洲金融危機的慘痛教訓警醒中國政府對短期游資給予高度關注，對資本流入的管制趨于嚴格。同時，國內優勢企業為拓展國際市場加大了對外投資力度，政府也為民族企業的理性擴張提供支持，相關的資本流出都能獲準。由此可以預見，短期里，貨幣當局資本流入管制力度大于流出管制力度也是具備其可能性的。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我們用IS-LM-BP曲線的變化來分析資本管制不對稱條件下財政、貨幣以及匯率政策的效果。假定價格不變，則有：
Y=A(Y,i)+NX(Y,E)
M=L(Y,i)
B=NX(Y,E)+CF(i) （5）
其中，Y為總產出；i為國內利率水平; E為匯率水平；NX為經常項目余額；M為貨幣供應量；L為貨幣需求量；B為國際收支；CF為資本項目余額。
由（5）可知，dB/di = dCF/di。所以，資本管制不對稱條件下BP線CF曲線類似，是一條折線。
由于我國實際實行的是固定匯率安排，故政策效果分析局限于固定匯率條件。固定匯率下，貨幣供給內生。
資本流出管制大于流入，即a>b
財政政策（以增加財政支出為例） 當i>if，此時資本流動的利率彈性較小，有理由假定BP曲線比LM曲線更平坦。擴張的財政政策帶來政府支出增加，從而IS。線右移至IS1。此時均衡在BP線上方，國際收支盈余。由于人民幣匯率固定，所以貨幣供給增加，LM線右移，直到三線相交（E1點），最終結果是中國利率上升，國民收入增加。財政政策產生較強的效果。當i貨幣政策（以貨幣供給擴張為例） 當i>if，BP曲線比LM曲線更平坦。擴張的貨幣政策使LM右移至LM1,均衡點Q在BP線下方，國際收支赤字使得固定匯率下的貨幣供給收縮，LM1又回到LM。貨幣政策無效，利率和產出無變化。當iif時相同，均衡點Q在BP線下方，國際收支赤字使得貨幣供給減少，均衡又回到E點。貨幣政策失效。
匯率政策（以人民幣貶值為例） 當i>if，BP曲線比LM曲線更平坦。假定中央政府調整匯率，實施人民幣貶值，當中國將固定匯率由e0貶值到e1，則BP線與IS線均右移，這時均衡點處于BP線上方，國際收支盈余。在固定匯率制下，貨幣供給內生，國際收支盈余使得貨幣供給量增加，所以LM線右移，最終三線相交于E1點。這時，國民產出增加較多，但利率變化不能確定，取決于BP與IS線移動幅度的相對大小。當iif時相同，利率變化不能確定，總產出增加。姜波克認為，所不同的是，總產出的增加幅度要小于BP曲線比LM曲線更平坦時的產出增長。因為貶值幅度相同，BP與IS線各自移動幅度也一樣，但BP線斜率較小時產出的增加較之于BP線斜率較大時產出的增加幅度要更大。但筆者認為，情況并非如此，雖然產出會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也是不能確定，取決于BP與IS線相對移動幅度以及BP與IS線的相對斜率。
資本流入管制大于流出，即a分析方法同前面類似，只是當i>if和i財政政策（以增加財政支出為例） 當i>if，此時資本流動的利率彈性較大, 有理由假定BP曲線比LM曲線更陡。政府支出增加，從而IS 線右移至IS1。此時均衡T在BP線上方，國際收支赤字。由于人民幣匯率固定，所以貨幣供給減少，LM線左移，直到三線相交（E1點），最終結果是國內利率上升，總產出增加。當i可以看出，在相同程度的財政支出增幅條件下，iif 時更大的產出量，同時，iif 時的利率增長。
貨幣政策（以貨幣擴張為例） 當i>if，資本流動的利率彈性較大, BP曲線比LM曲線更陡。當ib）時的情況相同，無論國內利率是否高于世界利率，在固定匯率安排下，貨幣擴張后系統會自動恢復到原有均衡點，貨幣政策失效，對利率產出無影響，也與資本管制水平無關。當i>if，BP曲線比LM曲線更陡。當i兩種情況下，本幣貶值由e0到e1，則BP線與IS線均右移，臨時均衡點處于BP線上方，國際收支盈余。維持固定匯率使得貨幣供給增加，LM線右移，三線重新交于E1點。本幣貶值，出口增加，產出水平上升。但是，i>if和 i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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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管制范文第3篇
近來，由于全球過剩流動性的輸入，中國無疑已經卷入了這一輪貨幣過剩的漩渦。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大肆渲染，使得全球資本以各種名目進行直接投資、間接投資和戰略投資。以各種身份出現的房地產投資基金、股權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還有改頭換面的對沖基金，一撥一撥涌進中國。在房地產市場上，在收購兼并市場上、在股票市場上，大量各類外資和熱錢進入中國市場.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投資沖動與流動性過剩的環境結合，過度投資得到各類資金支持，推動資產價格膨脹，通脹預期上升，可能使經濟失衡更加嚴重。
在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發生了如此巨大變化的今天，宏觀經濟的管理和調控要從靜態走向動態，要適時變化，順勢而為。
在美元本位相適應的全球金融體制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仍然處于弱勢，短期內還很難改變這種被動應對全球流動性過剩的格局。我們可以控制的是管理資本的流入和流出。我們在堅持改革開放的同時，充分認識到我們是發展中國家，內部結構矛盾和經濟失衡比較嚴重，流動性的大規模輸入，加劇投資過度、貿易順差過剩、資產價格膨脹，通脹的各種矛盾和經濟失衡，我們不可能承接全球流動性過剩的全部后果，應保留一些資本流進流出的制度實施的靈活性。
對內針對近期比較突出的通脹預期，過度投資和過大外需推動的總需求增長是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避免總需求推動通脹的影響，保證較高的實際利率，是必要的。也就是說利率累積提升超過平均通脹水平的上升是很有必要的。
要從根本上解決貿易失衡的矛盾，必須從內部經濟失衡著手。宏觀經濟的均衡條件必須達到一個衡等式：外貿順差＝儲蓄-投資,也就是說外部的不平衡主要原因是內部經濟的不平衡。
從理論上來說，如果政府、企業和居民行為都按照經濟規律正常循環，“儲蓄-投資”差異逐漸縮小，最后會達到外貿平衡，進而達到國內儲蓄＝投資經濟的“充分就業”的整體平衡。如果貿易順差不斷減少，達到理想的貿易均衡狀態，相應的外匯積累速度會明顯放緩。在降低“儲蓄-投資”的差異和貿易順差的同時，消費會相應增長，更多依靠內需而不是外需推動經濟增長，推動投資增長和依賴外需增長的模式向消費增長模式的轉移。這是解決經濟失衡問題的根本途徑。
另外，要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推動全要素增長模式，包括公共職能的轉移、政績評價體系改變，也包括不斷檢討改革過程中形成的體制障礙和現階段已經不相適應的政策等，以制度改革、自然生態恢復和環境保護成本下降、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不是靠不斷加大固定資產投資來促進可持續增長。
近期尤其需要注意的兩點是：
資本管制范文第4篇
[關鍵詞]商業銀行 資本監管 風險控制
一、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現狀
資本監管是當今世界監管當局對商業銀行實施審慎監管的核心內容之一。我國于2004年制定和頒布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初步構建了我國的銀行資本監管制度框架,并推動了我國銀行業資本充足率和抵御風險能力的全面提升。但其所體現的監管理念仍然停留于1988年巴塞爾協議所確立的單一資本充足率考核指標上,并未全面考慮金融創新的廣度和深度,以及商業銀行內外部經營環境的變化,制度安排和設計存在局限性。針對這些情況,本文從加強資本監管彈性、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加強信息披露等多個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國銀行資本監管制度的策略和方法。
二、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監管制度存在的問題
1、資本監管制度存在設計缺陷
目前,我國監管當局按照資本充足率達到8%的考核標準,對我國各類商業銀行實行統一資本監管。這種單一的制度設計很難符合各個銀行的不同的資本狀況,因此,雖然這種監管制度在初期對促進商業銀行達到資本充足標準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這種做法忽視了各類商業銀行在經營規模、資本結構、經營狀況和風險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差異,從長遠來看不利于監管當局對商業銀行抗風險能力進行準確判斷,更難以利用其對銀行業務進行分類指導和監管。資本監管的設計缺陷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管理辦法》在指標設計上過于簡單,容易導致監管資本套利行為。現行的《管理辦法》中只使用了資本充足率和核心資本充足率兩個指標來衡量銀行資本充足程度,指標數量過少,容易使銀行機構通過資產證券化等方式進行監管資本套利,從而掩蓋真實的資本狀況。其次,《管理辦法》未將操作風險納入資本監管范圍。近年來,來自銀行系統內部的操作風險問題已經成為我國商業銀行最大的風險隱憂。但《管理辦法》并未將操作風險納入資本監管范疇,我國商業銀行普遍都未提取操作風險資本。第三,《管理辦法》對市場風險資本提取不足。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快,我國銀行業面臨的市場風險不斷加大,而目前只有極少數銀行提取了市場風險資本。第四,《管理辦法》對信用風險權重的設置不夠全面,存在很多不合理之處。如:缺少對零售業的債權以及逾期貸款、高風險債權的規定;在風險緩釋處理上未規定抵押品風險權重的底線。
2、整體監管水平偏低
第一,從監管結構方面來看,銀監會的監管資源與其監管對象的發展水平不適應。證監會目前只在各省會城市及個別其他城市設立了派出機構,保監會在全國設立31個派出機構,對于監管所需力量來說都比較缺乏。第二,在監管重心方面,銀行業監管表現為重市場準入管理,輕持續性監管,重合規性監管,輕風險性監管。證券業監管重市場準入,還無力顧及監管對象經營合規性和風險性的檢查。保險業的監管表現出重行為監管,輕資本監管的傾向。第三,監管人員的素質和能力偏低,我國在金融監管中存在著監管理念保守、監管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和復合型人才匱乏的情況,某些監管者的不作為和腐敗行為也嚴重影響著資本監管的效率。
3、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
第一,市場約束力不足。由于銀行業屬于政府信用潛在擔保的特殊行業,以及對不利信息披露會造成機體羊群效應的擔憂,監管當局對銀行信息披露的要求不高,各銀行也缺乏動力分析自身的風險狀況。第二,信息披露質量存在差距。目前,我國各家銀行的資產負債分類有很大的差別,資產質量五級分類準確性不高,對資本充足率的計算、各項準備的計提也不盡相同,造成財務信息缺乏可比性和不透明。第三,信息披露的廣度和深度不夠。《管理辦法》規定,資本充足率的信息披露包括風險管理目標和政策、并表范圍、資本和資本充足率、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等五個方面的內容,從廣度上看,披露的項目相對較少。從深度上看,信息披露沒有涉及具體資本構成要求,且定性定量較少,并缺少對非財務信息的披露。
4、缺乏有效的存款保險制度
我國雖然未建立顯性的存款保險制度,但政府一直實行著隱性的存款保險制度。無論是剝離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還是向它們注資,以及向被關閉銀行機構提供再貸款償還私人債務,都可看作是政府為國民提供了一種變相的存款保險服務。這種隱性存款保險制度隔斷了各銀行資金運用收益和資金籌集成本之間的制衡關系,使資本監管的作用缺失。
三、完善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監管制度的策略
1、實行彈性資本監管
銀行的規模、資產風險程度以及一國經濟環境等都會對銀行所需的資本數量產生影響。從我國目前的金融環境看,各銀行資本充足率基本達標,應該考慮推行彈性資本監管。實行彈性資本監管,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第一,實行彈性資本充足比率。對不同性質、不同規模、不同資產結構以及不同內部控制水平的商業銀行應設定不同的風險資產的權重,同時分層次規定不同的最低資本充足率比率要求,從而在實質上設定更加適宜的資本充足率比率標準。第二,要保證監管的有效性和差異性。對于公司治理比較完善的商業銀行,可以完全按照資本監管一般原理實施監管,對公司治理不完善的商業銀行,應該引導和加強其內部管理和風險控制,強化市場的約束作用。第三,加強對商業銀行資本狀況的評估。在評價資本充足狀況時,監管當局應查明銀行資本金水平是否符合有關量化標準,對一些定性要素進行評價。
2、全面提高資本監管水平
(1)構建科學的資本監管模式
我國監管部門可借鑒綜合監管與多頭監管并存的監管模式,將中央銀行設立為負責金融控股公司集團整體監管的綜合監管機構。將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在現有的分業監管職責上根據功能監管原則增加對金融控股公司集團下子公司的監管職責。由中央銀行負責三會之間的協調工作,建立三個監管主體之間的磋商和協調機制。對于專業性金融機構,仍根據其主營業務分別由三會分頭監管。但其經營過程中涉及的交叉業務和交叉性金融衍生工具可由中央銀行根據業務的服務功能性質來指定相應的監管機構進行監管。
(2)適時轉變監管方式
一方面,要將監管方式由合規性監管向風險性監管轉變。首先,規定的資本金規模要和資產中包含的風險相匹配,實行資本監管。其次,要嚴格執行準備金制度,以確保資金的流動性和償付能力。第三,必須在金融機構內部建立起風險預警和防范機制并監督和檢查其運行,評定風險等級,強化機構的風險防范意識。此外,還要盡快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險制度,對金融機構吸收公眾存款實行強制保險,以防范金融風險。另一方面,將靜態金融監管變為動態監管,主要包括:變事后控制為全程控制,注重事前防范,一旦出現問題及時發出預警從而化解風險。健全會計審計制度,加強信息的披露,增加市場透明度。充分運用現代化的監管技術和手段,提高信息的獲取和整理能力。
(3)建立有效的商業銀行檢查和監測體系
要進一步完善對商業銀行的現場檢查操作規程,制定統一的現場檢查手冊,對檢查范圍、頻率、內容、程序等進行具體規范,強化后續現場檢查,對以往現場檢查發現的問題進行跟蹤并督促整改,并建立外部審計的溝通機制,充分發揮外部審計對監管工作的補充作用。此外,要建立統一規范的非現場監測工作標準和程序,明確監管信息要求,增強非現場監測的分析、預警、指示功能,提高資本監管的效率和水平。
3、構建和完善信息披露體系
第一,要統一信息披露標準,推進新會計準則的實施。在推進實行新會計準則的過程中,應鼓勵商業銀行對一些重要指標,如資本充足率的計算、貸款損失準備金的計提和資產證券化等,按照新準則的要求重新確認后進行信息披露。第二,要逐步引入市場約束機制,增強銀行監管的有效性。鼓勵社會權威中介機構建立對商業銀行的評級制度,使穩健經營的銀行能以更為有利的價格和條件從投資者、債權人、存款人和其他交易者手中獲得資金,而風險程度高的銀行籌集資金時必須支付更高的風險溢價或提供額外擔保。第三,加快構建獨立審計與內部審計相結合的監督體系。發展和完善注冊會計師審計制度,確立權威中介機構的獨立審計職能,提高商業銀行會計信息的可信度及與國際大銀行信息披露的可比性。第四,充分利用網絡信息化技術,加快商業銀行數據庫建設和信息系統建設。構建金融監管電子網絡系統,通過積累和完善數據資源,不斷提高數據信息資源的開發、產生速度和利用程度,以保證對外信息披露數據的統一性和實效性。
4、建立完備的存款保險制度
存款保險是指為從事存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建立專門的保險機構,當金融機構面臨支付危機或經營破產時,保險機構向其提供支持,或者代替破產機構在一定限度內對存款者給予補償的制度,目的是為金融體系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防止存款者因個別金融機構的支付危機而造成擠兌,引發銀行恐慌和金融危機。長期以來,由國家承擔對銀行信用擔保以及資本注入的作用,激發了銀行經營者的高風險投資欲望,進而降低了資本監管對提高銀行抵御風險能力的作用發揮。因此,以存款保險制度代替國家的聲譽擔保,是銀行資本監管制度完善的必然要求,這樣能夠有效促進商業銀行資本結構的市場化,提高資本監管的有效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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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管制范文第5篇
山寨現象的本質是民營資本的商業投機，山寨文化的本質是草根文化，這決定了山寨機只能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不能融入到手機產業正常的生態系統中來。然而，MTK“破壞式的創新”搭建了民營資本玩弄主流產業的舞臺，賦予了山寨機叫板品牌廠商的實力，也為山寨文化注入了挑戰主流商業文化的勇氣。
業內專家普遍認為山寨機異軍突起的訣竅有三，一是機海戰術，二是低價，三是市場反應速度快，這三點都與山寨機特有的運營手段息息相關，因而不可能是對手機行業本質的詮釋。依托于深圳在手機行業的產業集群效應，山寨機集成速度驚人，在價格上也占有優勢；另外，由于山寨機不送檢，因而可以大批量推出新產品，在產品推出的數量和速度上都遠遠超過了正規手機品牌。由此可見，山寨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民營資本在特定的行業政策管制下的投機成功，而不是源于山寨機對手機行業本質的理解和把握，但即使這樣，山寨機現象仍然是手機行業值得研究的經典案例。
與山寨機相比，正規品牌的手腳受到束縛，在價格、成本和速度上與山寨機相比就輸在了起跑線上。牌照制度曾經是保護手機產業玩家利益的防火墻，然而當具有投機特性的民營資本沖破了牌照制度的樊籬，使原先在牌照制度掩蓋下的既得利益分配體系遭到摧殘和顛覆，傳統國產品牌接連倒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