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政治上成熟標志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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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解體后，曾經擔任過20多年《真理報》總編輯的阿法納西耶夫講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這里我想起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白宮。白宮有一個著名的橢圓形大廳，在大廳周圍走廊的墻上掛著美國歷屆總統的畫像，從林肯到里根，他們用睿智而和善的目光看著來訪者。而誰都不會回想這位睿智而和善的林肯當初曾把試圖獨立的南方各州淹沒在血泊中。在我國卻一切都正好相反。斯大林一死，所有的臟水都潑到他身上，所有壞事都歸罪于他。我們黨和我們國家的所有第一號領導人，如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全都不能幸免。他們的肖像早就被丟到垃圾箱里去了。”（阿法納西耶夫著《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第139頁）美國統治階級對歷屆總統的這種穩定的尊重態度，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成熟程度，反映了美國資產階級的豐富的統治經驗，這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穩定顯然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如果說我們可以從資本主義學點什么的話，這一點倒是應該學習的。他們懂得歷屆總統的形象關系到自己的制度形象，關系到自己的統治基礎，關系到資本主義的歷史。他們并不是一開始就明白這一點，而是在實踐中學會的。如今被美國人稱為“國父”的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1796年9月19日發表告別詞后，新政府立即把他年初任命的陸軍部長逼下臺。費城的《曙光報》在華盛頓告退的次日宣稱：“這一天應成為合眾國的紀念日，因為，原是我國一切災難根源的那個人，今天已降到了與他的同胞們平等的地位。”后來的副總統杰斐遜斥責華盛頓是“被英國這個娼妓剪光了頭發”的人。整個上層對他的冷淡使他很難接受。華盛頓在退下來幾個月后寫道：“這未免太過分了”（莫里斯：《美利堅合眾國的成長》第408頁）。第二任總統亞當斯在競選中竟然被譴責為“專制暴君和不列顛君主國奴顏婢膝的崇拜者”。（同上書第424頁）隨著資本主義美國的成熟，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反共浪潮中，美國對自己歷史上的統治者的保護達到高峰。那個連任四屆美國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于1945年4月去世后，美國迫不及待地通過了禁止總統連任兩屆以上的第22條憲法修正案。盡管美國史學家說這是“國會對富蘭克林·羅斯福進行身后報復”，但對羅斯福并沒有進行任何官方或民間的譴責（同上書，第806頁）。這說明美國統治階級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經相當高了。如今美國對待自己的開國元勛華盛頓和其后的歷屆總統，都采取了阿法納西耶夫講的那種尊重態度。社會主義制度是20世紀出現的新型的社會制度。它雖然經過幾十年的實踐，但畢竟處于是幼年階段，在整體上還沒有取得相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優勢。這不單是由于生產力在相對落后的基礎上起步、不能表現出優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實力，還明顯地表現在政治方面的不成熟。這種政治上的不成熟，不單表現在制度的不完善和趨向的動蕩不定，總出現“錯把他鄉當故鄉”的人物，而且集中表現在不能正確對待自己的開國元勛或自己的前任，表現出政策的中斷性和更換性，而不是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在蘇聯，只有斯大林能正確地對待前任，使列寧的思想、聲譽和形象在自己執政的年代未受到任何傷害。這是難能可貴，值得后人崇敬的。但是，斯大林的這一善舉卻得到赫魯曉夫的惡報。斯大林逝世不久，就遭到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編造的聳人聽聞的誹謗，并被焚尸遷葬，還把他的正確理論和主張打成“斯大林模式”從而加以否定。眾所周知，這在當時引發了世界性的反共浪潮，使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受到一次大傷害。從此，蘇聯領導人形成了惡性的繼承，這一屆否定上一屆，直到戈爾巴喬夫這個叛徒上臺，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最后葬送，總算為這種否定開國元勛的做法作了一個明白的注腳。阿法納西耶夫的感受太深刻、太寶貴了，可惜出現在蘇聯亡國之后，太遲了。如今，敵人們堆到斯大林墳上的垃圾已經被歷史之風刮走，人民日益看清了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一個光明磊落的斯大林，但歷史已難以回轉。從某種意義上說，對斯大林的誹謗，是以社會主義制度垮臺、人民的無邊苦難為代價的。這是歷史的報復。在我國，主席逝世時，億萬人民悲痛欲絕，反映了在絕大多數人民心中的地位。任何敵對勢力不敢有桀犬吠堯之舉。但是，隨著糾正同志晚年錯誤的過程展開，隱藏在地下的敵對勢力開始活躍。他們小心地提出了全盤否定同志的口號，巧妙地散布著以卑鄙而陰暗的心理編造出來的“小道消息”，企圖敗壞的聲譽和形象，涂黑時代的歷史。這使中國的前途一時間布滿陰云。那時，正如同志所言，“這是同志逝世以后我們黨遇到的一個全局性的、緊迫的、至關重要的問題”。令人欣慰的是，鄧小平在1979年提出包括堅持思想在內的“四項基本原則”，并主持制定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維護了思想的地位。小平同志指出：“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給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在前一段時間里，對同志有些問題的言論講得太重了，應該改過來。這樣比較合乎實際，對我們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形象也比較有利。”“我們不但要把的像永遠掛在天安門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征，要把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而且還要堅持思想。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8頁、第301—302頁、第308頁、第347頁）現在看來，中國人民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歷了一場如何對待自己的開國元勛的嚴峻考驗。在這場考驗中，從整體上說，中國共產黨人是合格的，社會主義中國走出了趨向成熟的一步。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經受了蘇聯、東歐劇變的考驗而屹立于世界的東方，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歷史對中國人民維護地位的回報。任何事物都是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發生在蘇聯、東歐國家的災難性后果和叛賣社會主義的人物，使中國的共產黨人警醒。人民總是在教訓中學得更深刻，更成熟。屬于人民、屬于全世界，幾個跳梁小丑豈能把他否定？正確評價領袖，尊重他的思想，維護他的聲譽，愛護他的形象，這才是走向勝利的前提，這才是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走向成熟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