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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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行動計劃范文第1篇
認真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全國第二次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工作會議和全省、全市農村工作會議精神，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要求，進一步樹立發展新理念，加快推進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完善提質、農民安居、環境整治、宜居示范”四大工程建設，持續改善農村生產生活生態條件，加快建設美麗宜居鄉村。
（一）完善提質工程。堅持把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重點放在農村，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提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持續改善農村生產生活生態條件。
1、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
——農村公路提質工程。實施縣鄉公路改造、撤并建制村通硬化路、農村公路窄路基路面拓寬改造47.8公里,實施農村公路安全生命防護工程，重點對急彎陡坡、臨水臨崖等路段進行安全隱患治理。（牽頭單位：縣交通運輸局）
——啟動實施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推動現有較大規模集中聯片供水工程和管網延伸，新改建一批集中聯片供水工程，加強老化失修村級管網的改造，進一步提升農村飲水工程的供水保證率。（牽頭單位：縣水利局）
——推動農村電網改造。實施5項農村電網改造工程，進一步改善電網結構，提升供電保障能力。（牽頭單位：縣供電支公司）
——加大天然氣、煤層氣等清潔能源的開發利用，推進燃氣管網進村入戶。（牽頭單位：縣發改局)
——林業生態工程。完成新造林合格面積3.353萬畝，林木綠化率再增加1個以上百分點；加快村莊綠化，在6個村開展村莊道路綠化、環村綠化、街巷綠化、庭院綠化和公共綠地建設。（牽頭單位：縣林業局）
2、提高農村公共服務水平
——加快農村學校標準化建設，實施農村義務教育薄弱學校改造計劃，建設學校校舍，購置基本教學及生活設施設備，不斷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把農村學校師生生活環境改善納入改善農村人居環境目標責任制考核，推動農村學校“六有”建設（有運動場所、有水沖廁所、有洗浴條件、有公共綠地、有飲水設施、有照明路燈）。新建農村幼兒園4所。（牽頭單位：縣教育局）
——全面推進醫療聯合體建設。完成3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全科醫生轉崗培訓任務。選出2人作為2016年基層適宜人才培養對象，并采取多種形式培訓培養。組織12名二級以上醫療衛生機構主治以上醫生對口支援4所鄉（鎮）衛生院。改善12所鄉（鎮）衛生院中醫診療環境，購置設備，開展中醫適宜技術培訓。（牽頭單位：縣衛計局）
——實施“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提升工程”。統籌城鄉文化資源均衡配置，實現全縣12個鄉（鎮）綜合文化站免費開放，328個村級文化活動場所正常運轉，340個鄉村文化場所免費開放。完成農村廣播電視衛星戶戶通740戶。（牽頭單位：縣文化局、縣廣播電視臺）
——加強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規范管理，全面建立臨時救助制度。健全農村空巢、高齡、留守老年人關愛服務體系。建設農村社區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10個。（牽頭單位：縣民政局）
（二）農民安居工程。扎實推進采煤沉陷治理搬遷、地質災害治理搬遷、農村危房改造和易地扶貧搬遷工作，再解決1546戶困難群眾的安居問題。
1、農村地質災害治理。加強突發地質災害的應急處置和工程治理，推進重點地質災害隱患點的應急工程治理。（牽頭單位：縣國土資源局）
2、農村困難群眾危房改造。對1450戶農村困難家庭實施危房改造。（牽頭單位：縣住建局）
3、易地扶貧搬遷。按照精準扶貧要求，以貧困群眾穩定脫貧為目標，采取
行政村就近集中、建設移民新村、依托小城鎮、中心村、鄉村旅游區插花安置、貨幣補助安置等多種搬遷安置模式，對完成建檔立卡、有移民搬遷意愿的96戶300貧困人口實施易地扶貧搬遷。（牽頭單位:縣扶貧辦）（三）環境整治工程。不斷深化改革，推進金融創新，引進專業化企業，采取政府主導、農民主體、市場化運作的方式，集中力量解決農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改廁等問題，進一步提高農民群眾的宜居和健康水平。
1、農村垃圾治理。按照“人員隊伍、清掃保潔、垃圾收集處理、村容整飾、長效管理機制”五個全覆蓋的總要求，進一步強化資金、人員、設施設備保障，繼續推進清掃保潔、“四堆”清理、村容整飾。在此基礎上，重點抓好深入推進鄉村清潔工程，按照國家關于農村垃圾治理“五個有”的要求，完成全縣的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專項規劃編制，新建垃圾轉運站2座，建設衛生填埋場1個，創建省級考核達標村108個，為廣大農村居民創造更為舒適的生產生活環境。（牽頭單位：縣園林局）
2、農村生活污水治理。以萬人以上鎮區、千人以上建制村、農民安居工程集中安置地和美麗宜居示范村為重點，運用市場化的方式，推動農村生活污水治理，探索不同類型區域的污水處理模式和路徑。建設6個村的生活污水防治工程。（牽頭單位：縣環保局）
3、加快推進農村改廁。完成1000戶農村改廁項目建設任務。（牽頭單位：縣愛衛辦）
4、加強畜禽糞污治理和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支持畜禽養殖場開展畜禽糞污無害化處理，加強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牽頭單位：縣畜牧中心）
（四）宜居示范工程。繼續做好美麗宜居示范村三級聯創活動，打造和命名一批“家園美、田園美、生態美、生活美，宜居、宜業”的美麗宜居示范村，引領“十三五”期間改善農村人居環境方向。
1、扎實推進“三級聯創”活動。新啟動1個省級美麗宜居示范村創建工作，加快2個市級美麗宜居示范村創建，開展10個縣級美麗宜居示范村創建工作。同時在部分省、市兩級美麗宜居示范創建村啟動農村公共浴室試點建設工作，探索農村公共浴室建設及長效運行管理機制。（牽頭單位：縣農委）
2、重視“人的新農村”建設。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將美麗宜居示范村“三級聯創”與文明村鎮創建相結合。結合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加強農民教育培訓，將精神文明建設內容納入培訓，不斷提高農民的文明素養。加強鄉風文明知識普及宣傳，引導農民移風易俗，革除陳規陋習，倡導健康、文明、衛生的生活方式。（牽頭單位：縣委宣傳部、縣農委）
3、加強傳統古村落保護。重點完成1處國家級傳統村落保護工作。（牽頭單位：縣住建局）
4、推進鄉村旅游扶貧開發工作。繼續支持鄉村旅游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在10個村實施旅游扶貧整村推進項目，完成20家星級農家樂評定。（牽頭單位：縣旅游局、縣扶貧辦）
（一）4月底，縣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工作領導組要制定2016年行動計劃，并報送市農村人居辦備案。
（二）5月—11月為實施階段，全縣啟動工程調度制度，實行工程進度月報送、月會商。縣農村人居辦每月督查一次，了解工作進展情況，通報各鄉（鎮）村實施進展情況。
（三）12月份，對全縣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工作年度任務完成情況進行檢查驗收，打分排隊，綜合考核，全縣通報。
（一）加強組織協調。各級各部門要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高度，把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工作作為重大的民生工程、發展工程緊緊抓在手上，切實落實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工作的主體責任，充分發揮領導組及辦公室的綜合協調作用。有關部門要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縱橫聯動、密切配合，重點抓好各項工程的統籌協調和組織指導。
（二）形成工作合力。要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堅持民主決策，充分保障農民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管理權和監督權。要進一步發揮村黨支部和村委會的戰斗堡壘作用，用好“一事一議”辦法，充分調動農民群眾建設美麗家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要進一步推動改革創新，拓寬社會參與途徑，引導社會力量進入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領域。要進一步加大宣傳培訓力度，選樹美麗鄉村創建典型，開展好現場學習觀摩活動，全力營造全社會關心、支持改善農村人居環境的濃厚氛圍。
環境行動計劃范文第2篇
人類的社會屬性是在人類生理進化中不斷形成的，文化的產生是人類在生理進化中的巨大突破。可以說，生物學進化賦予了人類生命，文化演進人類賦予以靈魂。正是由于人類具有文化演進的能力，人類從動物中脫穎而出，并比其他動物更快的進步。生物進化與文化演進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互相吸引，互相影響。長久以來，文化演進一直幫助著人類群體去適應復雜多變的環境，幫助著人類遺傳進化的完成。[1]在漫長的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眾創造了千姿百態的民俗。對于不同社會的人類種群在生產、生活習俗方面表現出的種種差異，早期的人類學研究主要將其歸結于文化與社會方面的原因。這一理論局限導致早期的民俗學研究幾乎放棄了生態性也是人的根本屬性的觀點，忽視了人類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及人類與自然以及其他物種之間的聯系，使“人類中心”的觀點無限膨脹。然而，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和考察這些傳承的民俗背后的背景與環境，不難發現，最初的人類是憑借著生態直覺和生態經驗來構建自己的民俗的。生態環境既是具體的民俗文化發生的本原，又是其發展的依托，更是其具體的加工對象。
從生態科學的角度來看，“生態空間區位”與“生態自然周期”是人類民俗創建的生態性本源。“生態空間區位”是指人類群體棲息地所處的自然與地理位置。在人類創造出的各種文化因素中，生產方式或生活習俗的地域差異是其中最為明顯的，而“生態自然周期”是指人類社會對自然周期變化的直接感應。“生態空間區位”限制著山村民俗的生成與發展，同時又為山村民俗的衍化提供物質條件和基礎——“生態自然周期”在一定程度上規定著民俗的性質與樣式，并支配著山村民俗的精神衍化。[2]以江浙某典型山村為例，人口分布最為密集的地區在山腰而非平原，原因是其地理位置處于中亞熱帶北緣，平原上過濕過熱，排水不暢，農民需要投入巨大的力量改造環境來發展農業。相反，山腰位置氣溫適中，排水通暢，又高出大量蚊蟲的分布上限，因此成為山村族群的主要居住地區。此外，當地的水資源因素與土壤結構因素也影響著當地人口分布與生活情況，正是江南穩定而豐富的水資源與偏酸性的紅壤造就了江浙山村特有的農業經濟。此外，由于農業生產和歲時更迭、氣候變化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作為以種植業為基本農業的江浙山村，當地村民很早就開始對天象、物侯、歲時、節令予以了特別的關注，形成了歲時節令的概念，并對其因地制宜地進行了符合地域生態實際的處理。尤其是在當地的稻作產區，何時耕田，何時浸種，何時插秧，何時耕耘，何時追肥和灌水，何時收獲等等，都根據節令進行了詳細的安排并流傳至今。由此可見，民俗并非完全是人類有目的、理智的創造，它的生物性基礎是人類生存的本能，并通過人類的經驗加以發展，最終達到符合人類自身利益的需求從而得以代代相傳。人類群體對于所處的生態環境的切身體會以及對生態環境的磨合適應，即是民俗生成的生態本源。
江浙山村經濟民俗的生態特點
民俗文化紛繁復雜，但并不雜亂無章，馬克思曾經說過，“物質決定意識。”在眾多的民俗系統中，人們首先從所處的自然環境出發，創造出與生存和發展相適應的經濟民俗，并在此基礎之上逐漸形成了與之配套的社會民俗、信仰民俗等等。所以，經濟民俗可視為是所有民俗基礎的基礎。經濟民俗是指圍繞著物質生產而形成的風俗習慣，它由當地居民占主要地位的生計方式所決定。換言之，如果對一個地區的經濟民俗進行生態學審視，就能發現不同人類集群之間的民俗差異完全都是出于對不同生態環境的適應，某個地域的經濟民俗必然帶著當地自然環境的生態烙印。江浙山村的經濟民俗是以精耕農業為主的農耕經濟民俗，不同于刀耕火種的斯威頓耕作，精耕農業的突出特征是在耕作中引入了犁和動力耕作、水利灌溉與人工施肥。[3]但是精耕與其他經濟民俗一樣，仍然離不開生態環境的基礎。精耕農業的生態核心是土地，是通過對單位土地增加能量投入，來提高種植作物單位面積產量的耕作方式。它的基本特點是憑借人類的能動性去有意識的改變生態環境，最大程度地提升土地福利。人類所改變的不僅僅是地表的生態系統，就連地下儲存的各種資源例如地下水資源等都被大幅度的利用起來。而這樣的改造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巨大的：人們制造大量的單一作物的田地；人們毀山開林；人們改變河道用以興修水利；人們為了適應作物需要施肥改變土質等等。表面上看，人們似乎通過科學技術征服了這片土地，但事實上，人們越改變他們周圍的生態環境，就越需要付出更多的能量與物質去維護這種短暫效益。一旦人們稍有疏忽，脆弱的生態平衡被打破，這些被改造過的土地上就會出現不可恢復的生態危機。
生態環境對江浙山村社會民俗的制約與影響
廣義的社會民俗范疇是寬泛的，所有帶有社會特征的民俗都可以視為社會民俗。但民俗學所稱的社會民俗是一個狹義的定義，指一定的社會集群在家族、家庭等社會組織單位中，與他人交往形成的風俗習慣，具體內容包括家族體制、姓氏宗族、人生禮儀等等。表面上看，社會民俗與生態系統的關系不大，不像生產、消費等經濟民俗所帶有的生態印記那么顯而易見。但如果從歷史唯物的角度來看，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并鑒別出此中內涵的生態特點，尤其是生態系統對社會民俗千絲萬縷的制約與影響。當人類從原始社會進入農耕社會之后，開始聚居，地域共同體成為社會組織的主要形式，而在地域共同體中，血緣關系、信仰習俗以及其他的社會聯系，是人們相互聚居的直接原因。[4]當然，村落的形成不僅僅有著復雜的社會因素與文化因素，同時還與生態環境因素有著緊密的聯系。影響村落發展與布局的生態因素主要包括地理位置、氣候、地形、水文、土壤等，如江浙山區村落多分布于山地與平原的過渡地帶，適于農耕，同時又靠近水源，形成了鱗次櫛比的村落布局。同時，在村落的取名上，對于生態環境的依賴也可見一斑，相當多的山區村落直接以附近的地理環境命名，例如楊溪村、東天目村、上溪村，等等。
如果通過種群因素對江浙一帶山區村落的構成進行劃分，則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由單一家族發展而形成的村落，或者有主要家族存在，附帶聯接其他親族組成的村落，此種村落為江浙山區村落的最主要組成形式；二是以雜性移民形成的聚居村落。雜居村落中的居民多沒有親屬關系，但是具有強烈的地域認同意識，可將其視為變相的“家族村落”。而這種深厚的領土意識和地域群體觀念是建立在深厚的地域生態基礎之上的，人們在密集的區域內勞作棲息，守望相助，高頻率小空間的社會接觸，讓同宗或者非同宗的人們產生了親密的情感和互相的認同，促成了村落之間的各種民俗的形成。而這些民俗又同時受制于當地的生態環境，并影響著當地的生態環境。以江浙某山區村落為例，其村落民俗中包含大量生態因素以及影響生態的內容：一是對本村內的自然資源與環境的監護與管理。村落約定俗成地對村落境內的山、水、田、礦等等享有所有權，并規定村內所有村民有享受這些自然資源的權利和保護這些自然資源的義務；二是對村落內部成員的生產與生活進行組織與協調。尤其是一些影響當地生態環境的經濟行為，例如開荒、抗旱、圍墾、開礦、采伐等等，由于這些活動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與物力來改變周邊的生態環境，所以需要通過村內規定來約束村民的組織與互助，合理分配義務與利益，保障集體行為的順利進行；三是管理村落的社會秩序。主要內容包括純粹的社區內管制與涉及生態環境的社區外管制。后者多為保護村落的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強調村落發展與村落居民之間的和諧穩定，這些社會民俗帶有明顯的生態意識，體現著當地居民樸素的和諧理念。
生態文明對山村民俗的價值重構
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已經到了迫切需要改變的邊緣，現代人所追求的享樂主義、實用主義、唯我主義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是造成當前生態災難的根本性原因。在當下豐富的物質生活的背后，潛伏的是人類自我毀滅的暗礁。許多卓有遠見的人已經意識到，人類已經站在命運的轉折點上。著名環境學者福特曾經說過，“如果我們要拯救地球，圍繞個人貪婪的經濟學和以此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必須要讓位于更廣泛的價值觀和一套立足于與地球上的生命協調一致的全新社會安排。”[5]他認為，人類自身如果不對自身貪婪與自利的本質進行深刻反省，無法對未來做出正確的取舍，就不能制定出真正符合人類自身利益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也就永遠無法走出當下的生態困境。
事實上，不僅人與人之間應當建立一種平等的倫理關系，人與自然之間也應該建立一種合理的倫理關系。可惜的是，人類在自身的行為習俗上卻越來越與這種理念背道而馳。就當代農業耕種的習俗來說，農業活動改變了動植物的自然分布，加速了土壤的侵蝕和森林、草原、河流的破壞，帶來了環境污染、資源耗竭、人口過多等諸多惡果，這些都是人類習俗與生態環境交互影響的結果。眾所周知，生態系統的整體性是其最根本的特質屬性，它主要表現為：生態系統的各種組成單元能互相聯系和互相作用，使生態系統成為一個和諧的有機整體；生態系統層級結構的等級性、有機性和互動性共同組成了整個生態系統的時空有序性和空間整體性。整個生態系統是一個循環的系統，人類只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人類的生存與生態系統息息相關。[6]只有以符合人類可持續發展利益的生態觀來改造整個社會習俗，才能最終構建一個和諧的生態社會——一個真正建立在生態原則之上，可以調節人與自然關系的自由社會。
環境行動計劃范文第3篇
我國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對交通問題一直保持高度的關注。由于傳統上我國城市的空間結構一般都呈現單中心、高密度混合的結構，同時城市交通建設的長期滯后，過低的城市道路建設水平和高等級城市道路的缺乏，使人們確信必須進行大規模和高強度的城市道路建設以疏解城市密度，擴展城市空間。但這首先方便了小汽車的使用，城市交通擁擠問題依然呈越來越嚴重趨勢。城市交通對我國的城市建設、環境質量、生活品質的影響是規劃人員所始料不及的，特別是快速機動化也將不可避免地遇到能源問題的制約和對當地環境及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因此，從職住平衡、多中心城市建設和密度控制三個方面來論述城市空間結構與城市交通的復雜關系，將有助于破解城市交通引發的嚴重環境問題。
一、快速機動化時代的交通擁擠和環境問題
（一）供需矛盾挑戰城市交通
世界大城市，特別是快速發展的大城市都面臨著城市交通帶來的巨大挑戰。快速機動化發展也已經超出了許多城市所能提供的道路和公共交通基礎設施的能力。城市經濟的快速增長導致更多的人員和物流快速流動，而多樣化的交通需求和對交通出行的質量及時間的要求，及對城市空間和機動性管理的缺失，都會導致私人機動交通工具的需求的增加。
（二）快速出行加劇私車依賴
快速機動化所帶來的交通問題又因現有的城市布局和機理而加劇，因為我國很多大城市是在非機動化交通方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些城市形成了用地的高密度和狹窄而復雜的道路形式。這種城市布局本身給人們方便地交往創造了物質基礎，形成了特殊的歷史文脈，但這種布局很難適應快速的小汽車交通模式。[1]而在一些城市的新區建設過程中過度強調功能分區，導致城市公共交通系統發展的滯后，而長距離的出行進一步促使人們對小汽車的依賴。
（三）過度出行引發城市污染
小汽車的過度使用不可避免地導致這些城市中的空氣污染、噪音增加、交通擁擠、城市無序蔓延以及城市歷史空間的割裂和肢解等問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挑戰。[2]據環保總局統計，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機動車排放的一氧化碳和氮氧化物已占城市排放總量的80%，我國機動車排放污染在城市大氣污染中所占平均比例已達到79%。許多大城區大氣環境中的一氧化碳和氮氧化物常年超過國家標準，我國城市大氣污染正在由原來的煤煙型污染逐漸向煤煙和汽車尾氣復合型污染轉化，經濟的發展讓我們與宜居城市的目標越來越遠。
（四）治理環境必須源頭控制
今天人們的出行之所以越來越愿意選擇小汽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規劃和交通建設的許多方面都是從圍繞或方便小汽車使用的角度出發的。城市交通與城市環境問題的關系如圖1所示，表明經濟發展、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會對城市交通系統提出更高的要求，小汽車的過度發展必將會影響到城市環境和能源消耗，影響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而且，機動車尾氣已逐漸成為我國大、中城市的第一污染源，一些大城市機動車排放的污染物對多項大氣污染指標的貢獻率已達到60%或以上，嚴重危害人體健康。交通污染治理已成為城市大氣環境治理的主要內容之一。因此，如何調整城市空間結構，以便從源頭上控制人們對小汽車的依賴是城市規劃所關心的一個重點。
二、快速機動化時代的三大關系和瓶頸破解
（一）關系之一：職住平衡/分離
1.職住不平衡現象基本態勢
疏解與擴散是許多大城市所面臨的一種發展態勢。城市的疏解是應對城市問題，創造具有競爭力的城市環境的客觀要求；城市發展從向心積聚到向外的擴散是城市為了利用聚集效應而克服其不經濟性的一種城市空間布局的自我調整的過程，也是大城市發展過程中客觀存在的一個階段。[3]
隨著城市人口的增長，如何疏解功能高度復合的城市中心地區的負荷，擴展城市發展空間以容納城市的增長，已經成為我國城市規劃界的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問題是在我國城市空間結構調整的過程中，過度強調城市地區大規模功能單一的大型居住區的建設模式，雖然可以改善人們居住條件和容納城市增長的要求；但是因為缺乏城市居民在可接受的交通出行時間內找到合適的就業崗位，就會造成嚴重的職住不平衡現象。
2.職住不平衡引發低效交通
關于職住平衡與城市交通之間的關系，國際上已有許多研究。按照一般的城市經濟學理論，在個人住處和企業場地可以按照經濟規律擇址的情況下，在城市大規模的擴張過程中，人們為接近就業崗位而遷居，或者企業為接近勞動力市場而搬遷，從而可以減少人們的長距離出行和對小汽車的依賴性。但如果存在就業地和居住地嚴重不平衡的現象，就會導致高速公路的嚴重擁擠（Cervero，1989）。[4]
衛星城和西方蔓延式的城市發展模式中，最顯著的問題之一是各區之間對小汽車交通這種低效能的交通方式的依賴。由于居住地與就業地的分離，新區與老區之間、新區與新區之間的小汽車交通出行量較大，從而產生交通瓶頸，導致鐘擺式的交通分布狀況。
3.職住不平衡導致潮汐交通
在北京的邊緣集團的區內就業比例僅為47%，到中心城區就業的比例為33%，主要由于邊緣集團的土地性質配置不夠合理，邊緣集團的“睡城”特征較為明顯，具有較多的居住用地，而很少的就業崗位，導致居住在邊緣集團的居民不得不到中心城區及周邊就業中心就業，產生明顯的潮汐交通的問題。
盡管一些研究認為北京已經存在嚴重的職住分離的現象，但最近的一份研究表明，北京市居民通勤對公共交通的選擇比例（62.3%）與東京（大都市區48%，城市中心區70%）大致相當，略高于香港（大都市區50.28%，城市中心區49.37%），遠高于波士頓（大都市區14%，城市中心區32%）和洛杉磯（大都市區7%，城市中心區10%），[5]所以提高道路交通管理水平也有很大的潛力。
4.職住不平衡導致政府失靈
美國明尼蘇達的研究表明，職住平衡對出行的速度和交通擁擠幾乎沒有影響（Levine，1998）。[6]Peng的研究表明，[7]工作與居住的平衡系數并不能決定小汽車的使用，他也同時指出在一些就業崗位與居住地極端不平衡的狀況下，增加居住或增加就業崗位才會改變長距離出行的狀況。嚴重的職住分離是規劃失效的表現，而政府的積極干預可以起到積極的作用。[8]
隨著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專業技術人員人口規模的大幅度增加，這部分人的出行距離將會大大增加。如果缺少合適的交通政策，這些人的小汽車出行不論在交通方式中還是在出行距離上都會大大增加，從而加重城市交通擁擠的問題。這是由于高收入階層可以比較好地利用城市交通改善的各種有利條件，實現出行距離的增加和出行時間的減少，當然這也主要與他們普遍使用小汽車有關。但是當交通擁擠在城市各處普遍存在時，他們所受到的影響也會很大。如果這時缺少高品質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統，大規模城市干道的建設將難以避免，而這種建設又會導致更嚴重的交通擁擠，城市交通將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當中。
許多研究報告也指出，如何來度量職住平衡還值得探討。由于數據來源的困難，有些研究甚至用一個區的行政范圍作為一個基本地理單元來研究，由于一個區的面積不小，其研究結論的參考意義值得探究。另外，我們很難保證在同一個地理單元居住的人是都在同一個地理單元內工作，因為這也會違背基本的經濟規律，忽視了勞動力市場的不可分割性的特點。當然我們也需要平衡勞動力市場的規模遞增性和為了擴大勞動力市場空間范圍所帶來的外部負效應。例如在具有較高小汽車擁有水平的斯德哥爾摩，采取圍繞城市軌道交通發展走廊的動態職住平衡的模式，這大大減少了人們對小汽車的依賴，同時又可以保證城市的發展活力。
（二）關系之二：單中心/多中心城市
疏解城市的另一項規劃措施就是建立多中心的城市空間結構。圍繞各級城市中心的居住區建設可以實現就業、居住和生活服務的一定平衡。國際上關于這項規劃策略效果的爭論也有很長的時間。
1.空間組織形式影響交通出行類型
從城市活動和活動中心來看，城市有單中心和多中心的多種類型。將城市根據“中心”的數量來劃分，主要著眼于城市就業、購物等人員聚集的地域在中心區或者中心區以外布置，以及居住人口集中在中心城或者與的城鎮之間有相當規模的通勤。有學者將城市空間組織分成單中心、多中心（田園城市）、多中心（隨機移動模式、北美）、單中心-多中心混合等多種模式。[9]界定空間模式，除了土地總量/密度、人口密度輪廓之外，還要看每天到達中心區通勤的情況。假如35%以上的出行是到達或者離開中心區CBD，那么就被認為是單中心城市（這里指的是城市里面跟CBD的關系，即中心城是不是存在副中心的問題）。不同的城鎮空間組織形式會導致多種類型的出行。
（1）單中心發展策略的利弊
一般認為，單中心城市形態的交通產生量比多中心城市形態多，因為在單中心模式中，就業機會高度集中，一方面導致早晚城市交通高峰期，另一方面又使城市交通（另一個方向）的使用率在高峰期不高。與單中心相比，多中心的就業機會相對分散，次中心的存在吸引分散了一部分交通量，所以會減少區域間機動車的出行量。如果城市規模大到一定的程度，多中心結構是必然的選擇。但也有研究認為，多中心城市會降低就業崗位的密度，對城市交通聯系缺少系統安排的多中心體系的建設只會加重城市的交通問題，而單中心的結構更有利于城市公交系統的設置。[10]
（2）多中心發展策略的利弊
二戰以后，以倫敦、巴黎為代表的大城市經濟和人口急劇增長，單中心高度聚集的城市形態難以容納新的發展。為有效疏解中心城區人口與產業，它們均采取了在城市地區建設新城及多中心發展策略。以巴黎為例，上世紀60年代，專家預測人口將由820萬人增長到2000年的1600萬人。為應對這一趨勢，當局規劃確定了9個人口規模在50萬至100萬的新城，并通過道路、軌道交通與城市中心聯系起來。同時，通過財政和規劃引導措施推動就業崗位增長，希望以此抑制中心城區功能的過度聚集。但現實是，到上世紀80年代，盡管巴黎城市中心的功能聚集有所降低，城市副中心之間、郊區之間和郊區至城市中心的交通出行卻大幅度增長，人們出行的距離反倒增加了，特別是郊區之間的交通出行量有所增加。由此可見，多中心城市的建設能夠縮短圍繞城市次級中心內部交通出行的距離，但城市次中心與原有中心的交通聯系依舊存在，各次級城市中心間又會產生新的聯系，潛藏著引發更大范圍內交通擁擠的因素。
所以多中心并不一定能減少交通量（車公里數）。相反，如規劃不好，多中心將大大地增加城市交通，如上海浦東的開發建設不但沒有減少交通量，反而刺激了黃浦江越江交通需求的增長。1995～2009年，中心城區越江日均出行量從110萬人次增長到200萬人次，增長了81.8%。浦東開發開放被認為是一次改變單中心城市結構、建設多中心城市的有益探索，可盡管浦東已經建有大量的辦公樓宇和住宅，經濟發展勢頭良好，但仍未有效緩解過江交通的困難。上世紀80年代，上海還規劃確定了徐家匯、五角場、浦東花木和真如四個城市副中心，試圖通過中心的建設疏解中心城區的擁擠狀況。由于軌道交通的帶動作用，徐家匯較早地形成了城市副中心的功能，其他一些規劃中的副中心地區則依舊處在功能完善之中。在另外一些軌道交通可達性較好的地區，如中山公園地區卻已呈現出頗具活力的副中心發展態勢。
2.空間規劃策略配合交通改善的導向
建設多中心的城市是應對城市人口和經濟活動增長的措施之一，但能否長期有效緩解城市交通的擁擠還要取決于更加精細的規劃和政策。我們必須研究人們居住、就業、日常生活和交通出行的行為，從城市空間結構和交通耦合關系、管制和激勵政策、財政和費率政策等多方面入手，在應對人口增長、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減少小汽車的使用，控制交通擁擠蔓延和反彈。如果僅僅依靠空間規劃策略，其作用是有限的。
進入新時期，由于多種速度軌道交通的發展和快速交通體系的完善，城市網絡節點重要性遠遠大于地區幾何中心的重要性。我們的城市正在變為多極網絡嵌套的結構，有必要拋棄機械、模式化的多中心城市建設觀念。孤立衛星城的模式很難保證公共交通的服務水平，為此需要從動態交通聯系的觀點出發建設郊區新城，沿區域公共交通走廊采取珠串式的多中心發展模式，從而形成較大流量的客運走廊。這將有利于人們長距離出行采取公共交通的方式。
（三）關系之三：密度/開發強度
希望通過降低密度、疏解城市功能，降低城市中心地區負荷來減少城市交通擁擠，這是很長時間來已經成為我國城市規劃和交通建設的一個基本指導原則。這種邏輯的基本假設基于下面兩個方面：其一，在未來一定要保證較高比例的小汽車出行；其二，小汽車的出行都能在一定的區域自我平衡。這種邏輯能否成立，我們可以借鑒一些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分析。
1.不同密度地區交通方式結構明顯不同
研究表明，為了實現城市的聚集效應與外部負效應的平衡，不同密度地區交通方式結構明顯不同。也就是說，密度對私家車和公交車有較顯著的影響，高密度開發地區居民通常采用公共交通和非機動車方式，而低密度開發地區則以私家車交通方式為主。國外學者分別從居住密度和就業密度對交通方式選擇的影響展開研究，并總結出一系列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的結論。
在居住密度與交通方式選擇的研究方面，Pushkarev和Zupan發現，[11]當密度增加時，公交方式出行將顯著提高；Cevero采用1985年全美住戶調查數據1985AHS（American Housing Survey）研究表明，[12]密度比土地利用混合程度更明顯地影響通勤的小汽車和公交各自的占有率，提高密度，結合土地混合使用，能降低機動車擁有率和減少出行距離；Schimek結合多倫多與波士頓案例進行比較研究，[13]發現由于有更高的居住密度，結合在CBD和近郊區更集中的就業，加上社會經濟的不同，多倫多居民有更多樣化的交通方式選擇。
2.就業密度也影響工作出行方式的選擇
Cevero認為郊區就業中心的密度影響工作出行方式選擇，Schimek指明就業密度越高公交比例越高。從宏觀上比較，目前世界上幾大洲之間的人口密度存在很大的差距，若以高、中、低劃分，分別為高強度的亞洲、中強度的歐洲和低強度的美洲與澳洲等。分別選擇位于這三種密度層次的三個代表城市作日常通勤交通出行方式的對比，由表1可見，隨著密度的增加，公共交通的比例提高，而私家車方式降低。如莫里斯采用公共交通方式僅為4.2%，遠遠低于高強度典型的新加坡，后者為52.3%；而在私家車方面則相反，莫里斯為81.2%，而新加坡僅為23.7%，中等密度開發的倫敦此兩項指標則均位于中間。另外，出行方式與城市結構以及道路交通供給有密切的聯系。蔓延式的城市以高速路為主組織交通，通勤距離較長，不適合步行、自行車或摩托車交通的出行，因此，此類出行方式的比重極低，而集約化的高密度地區則相反。
值得一提的是中等密度的倫敦與高密度的新加坡相比，前者采用步行或自行車的比例反而高，這除了與空間結構組織有關外，也與綠色交通——步行或自行車交通方式受到政府的重視有關。新加坡的城市建設在一開始就忽視了城市步行和自行車系統的建設，所以2012年7月在新加坡舉辦的城市峰會上，當地交通管理部門負責人就發出呼吁，希望新加坡的自行車系統建設不要落后于世界潮流。
3.開發強度是改善城市交通的重要因素
在上海，根據我們對金橋地區的調查發現，在高收入階層的居民中，其通勤交通方式與其所居住小區的開發強度有明顯的相關性：小區容積率越高，居民使用個體交通通勤的比例越低，使用公共交通的比例越高。這進一步驗證了密度對于交通方式選擇的影響，說明保持較高的開發強度是改善城市交通的一個重要因素。
城市密度越大，城市用地組織的有機性往往越大，使居民出行的距離相對較短。一般來說，高密度地區使出行距離相對較短，且大多采用步行或自行車等非機動車交通方式，使人均機動車里程隨著人口強度的增加而下降。可見，高密度地區機動車交通出行方式比例必然較低。這主要是由于開發強度高，各種城市功能在有限的地域范圍內集成，人們的工作研究、文化娛樂、教育學習、探親訪友、購物社交等活動在有限的空間內組織，縮短了交通出行的距離、限制了機動車出行方式的選擇。在對出行分布的影響方面，高密度城市交通出行分布更容易在較小的范圍內就地均衡。相比而言，高密度城市由于多種功能的用地在空間上相對集中，縮短了通勤距離，使交通更好地在較小范圍內均衡。
三、結論
在我國目前城市空間結構調整時期，必須首先從城市規劃布局中加以考慮，大力提倡綠色交通系統，實現城市空間布局與綠色交通體系的耦合。職住平衡、多中心城市空間結構的建立必須考慮到對綠色交通體系的培育和在某種情況下綠色交通體系的先導作用。充分研究城市居民的社會經濟特征及城市運轉機能的要求，將城市布局、形態與功能和機能有機結合，實現城市低耗高效和公正的發展目標。
交通的暢通，使人們在城市中能夠及時到達上班、上學或業務活動的目的地，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在規劃布局和設計中如何考慮不同交通出行方式的優先次序。為此筆者提出中國綠色城市交通5D模式，[14]也就是POD﹥BOD﹥TOD﹥XOD﹥COD。在這里，第一是POD，以步行為導向的交通設計和規劃。第二是BOD，就是城市空間和步行環境的設計要大于以自行車為導向的設計和規劃。第三是TOD，今天很多城市都認識到TOD的重要性，即進行軌道交通的建設和BRT的建設。第四是XOD，就是以形象工程為導向的規劃設計，我們的規劃建設很多時候都是考慮形象，但更重要的是要考慮與POD、BOD和TOD的關系。第五才是COD，也就是以方便小汽車的使用為導向的交通設計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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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行動計劃范文第4篇
縣財政局
全縣優化經濟發展環境行風評議活動動員大會召開后，我局按照縣委、縣政府的總體要求，根據縣優化辦的部署，扎實開展優化經濟發展環境行風評議活動，認真查擺問題，采取措施，轉變干部職工工作作風，取得了階段性成效，現將活動開展情況匯報如下：
一、廣泛宣傳，深入發動。我局對開展優化經濟發展環境行風評議活動十分重視，x月xx日就成立了以局長xxx同志為組長、黨組書記xxx、紀檢組長xxx為副組長的優化經濟發展環境行風評議領導小組，并制定了實施方案。x月xx日，召開了全局干部職工參加的優化經濟發展環境行風評議動員大會，會上局長xxx同志作了《牢固樹立宗旨意識，為縣域經濟發展提供優良服務》的主題報告，把開展優化經濟發展環境風評議活動和財政局的實際相結合，從開展活動的意義、內容、要求，講到工作紀律、工作作風，很細，也很具體。并提出了工作中要重點解決的問題：一是組織紀律松散的問題。極少數的干部職工在上班時間打開電腦看股市、玩游戲的現象；二是服務態度問題。極個別的同志在來信來訪接待上不熱情，解答不認真；三是工作責任心問題。個別同志工作責任心不強，對工作采取拖，實在拖不過就糊；四是辦事效率問題。個別股室對局里布置的工作不按要求及時完成，辦事效率不高。還存在深入基層、了解民情方面做得不夠。針對存在的這些問題，提出了完善制度，加強督查的有力措施，在該局干部職工中引起了強烈反響，進一步提高了干部職工對優化經濟發展環境行風評議活動重大意義的認識，樹立了人人都是優化經濟發展環境相關人的責任感，整個評議活動開展得實實在在。
二、規范行為，依法行政。按照x發[xxxx]x號文件的要求，對財政監督檢查，實行嚴格管理，制定了相關規定，對財政監督檢查統一歸口監督股管理，統一材料審核、下達有關文書，法規股負責合法性審核，辦公室統一編發文號。實行財政監督檢查處理處罰告知制度，嚴格審理、審批程序，建立了責任追究制度。并明文規定嚴禁在一年內對同一單位實施同一問題兩次檢查。xxxx年x月至今年x月，縣財政局對xx個單位實施了財政監督檢查，檢查對象均為行政事業單位，查出違紀違法金額xxx萬元，依法處理處罰xx個單位，收繳應當上交財政的收入和罰款xx萬元。沒有發生重復檢查，所有檢查均按照有關法律及財政法規依法進行；沒有發生一起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案件，行政執法工作xxxx年度被評為全市財政系統先進單位。我局現保留的審批、審核、備案項目，全部經縣政府審核，主動取消了xx個項目其中涉及企業的xx項，取消的項目數量屬縣直單位之首，取消后，且沒有再執行，各企業單位反映良好。我局會管所的會計資格考試等收費事項，均按物價部門核定的標準收取，沒有發現超標收費，沒有發生涉及企業的亂收費。沒有發現亂收費、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的情況。
環境行動計劃范文第5篇
【摘要】 目的：探討天麻鉤藤飲對肝陽上亢型高血壓患者抗氧化活性以及頸動脈硬化的影響。方法：選擇肝陽上亢型高血壓患者60例，隨機分為天麻鉤藤飲組(中藥組)和非洛地平組(對照組)各30例，治療6個月，分別檢測治療前后患者血壓、血清SOD、MDA以及頸動脈內中膜厚度(IMT)的變化。結果：治療后，2組血壓均明顯下降，組間比較差異無顯著性(P>0.05)，天麻鉤藤飲組和非洛地平組的SOD活性在治療前分別為(85.6±11.2)U/mL和(86.3±12，5)U/mL，在治療后為(98.1±12.8)U/mL和(95.1±13.2)U/mL，治療后比較差異有顯著性(P
【關鍵詞】 天麻鉤藤飲;高血壓;抗氧化劑;頸動脈疾病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ianmagouteng decoction on antioxygen and carotid artery atherosclerosis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hyperactivity of liver.Methods：Sixty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hyperactivity of liver were randomly pided into tianmagouteng decoction group receiving tianmagouteng decoction treatment and felodipine group subject to felodipine.Before and 6 month after treatment，serum catalase(CAT)malonaldehyde(MDA)activity and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IMT)were measured. Results：After 6 months of treatment，the blood pressure was declined in two group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P>0.05).The serum CAT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ianmagouteng decoction group compared with that of felodipine group(P
【KEY WORDS】 Tianmagouteng Decoction，Hypertension，Antioxidants，Carotid Artery Diseases
國內外研究表明，內皮功能障礙以及氧化應激在動脈硬化形成發展過程中起重要作用，臨床研究表明天麻鉤藤飲能改善血管內皮功能[1，2]，本研究旨在進一步探討天麻鉤藤飲對肝陽上亢型高血壓患者抗氧化活性以及頸動脈硬化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60例患者均為湘雅醫院200206—200402月住院或門診患者，符合1999年WHO修訂的高血壓診斷分級標準[3]和中醫肝陽上亢型眩暈辨證標準[4]，排除其他心腦血管疾患、肝腎功能不全、高血壓3級或極高危患者，隨機分為2組，天麻鉤藤飲組(中藥組)30例，男21例，女9例;年齡35～65歲，平均(48.11±7.04)歲;高血壓病史7個月～21年，平均8.28年，其中高血壓1級13例，2級17例。非洛地平組(對照組)30例，男20例，女10例;年齡36～64歲，平均(48.07±6.49)歲;高血壓病史6個月～20年，平均7.15年，其中高血壓1級14例，2級16例。2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顯著性(P>0.05)。
1.2 方法
1.2.1 治療方法 中藥組采用天麻鉤藤飲治療，方劑為天麻9g、鉤藤12g、石決明18g、梔子9g、黃芩9g、川牛膝12g、杜仲9g、益母草9g、寄生9g及夜交藤9g，其中石決明先煎，鉤藤后下，1劑/d，分早晚2次口服。對照組口服非洛地平5mg，1次/d。2組均連續服藥6個月，治療前均停用其它藥物2周。
1.2.2 SOD、MDA檢測方法 治療前后分別于清晨空腹采集靜脈血2mL，分離留血清置-70℃冰箱保存以備同批測定。SOD的測定采用黃嘌呤氧化酶法測定，MDA的測定采用硫代巴比妥法酸(TBA)比色法，試劑由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生產，按試劑盒說明進行操作。根據標準管、標準曲線計算SOD、MDA。
1.2.3 IMT檢測方法 所用儀器為HP5500型彩色多譜勒超聲診斷儀，使用探頭頻率為4～10MHz。患者取仰臥位，頸后墊枕，頭略后仰，暴露頸部，頭略偏向檢查對側，分別縱向探查雙側頸總動脈長軸切面，調整儀器增益和深度，以清晰顯示前后壁內膜線形回聲。在頸總動脈分叉部、分叉部近心端約1cm及3cm處分別測量舒張末期后壁腔—內膜界面至中—外膜界面的距離(即IMT)，取其平均值，測量時避開斑塊。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10.0軟件進行統計，數據以(x±s)表示，計量資料以t檢驗。
2 結果
2.1 血壓變化 中藥組和對照組治療前血壓分別為：SBP(160±14)mmHg、(160±15)mmHg;DBP(96±7)mmHg、(94±9)mmHg;治療后分別為：SBP(135±13)mmHg、(134±14)mmHg;DBP(82±6)mmHg、(81±7)mmHg。兩組治療后均明顯下降(P0.05)，提示天麻鉤藤飲與非洛地平降壓效果相近。
2.2 血漿SOD、MDA變化比較 中藥組和對照組患者治療前SOD分別為(85.6±11.2)u/L、(86.3±12.5)u/L，治療后分別為：(98.1±13.2)u/L、(90.1±12.8)u/L，活性均有升高，中藥組較對照組升高更明顯(P
2.3 IMT變化比較 兩組治療后IMT均較治療前減低(P
3 討論
研究表明，血管內皮功能障礙引起細胞分泌ET與NO的失衡在高血壓的發生、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高血壓病人普遍存在血管內皮功能障礙[5]。
臨床研究動物研究證實，氧化應激導致血管內皮細胞功能失調，膜穩定性和通透性平衡失調、內皮細胞內分泌和旁分泌功能受損、粘附分子表達增加，繼而血管舒縮功能和抗血栓形成功能受損及血管重構等反應[6]，成為動脈粥樣硬化的始動因子[7];同時氧化應激促進血管平滑肌細胞(VSMC)的遷移與增殖，氧化修飾LDL形成OXLDL，進一步引起內皮細胞的損傷和功能障礙，促進局部炎癥因子釋放，增強局部血管壁的炎癥反應，促進動脈粥樣硬化的發展[8]。在AS發生發展過程中[9]，氧化應激可以誘導血管細胞黏附分子I(VCAM1)基因表達增強，VCAM1是單核細胞和淋巴細胞特異性的黏附分子，能增加單核細胞進入動脈粥樣硬化損傷處，促進動脈粥樣硬化損傷的發展。氧化應激還誘導化學因子如巨噬細胞炎性蛋白1(MCP1)的表達。MCP1能夠誘導T細胞的化學趨化性，導致T細胞和巨噬細胞在動脈粥樣硬化損傷處聚集，促進動脈樣硬化的發展。可見血管內皮功能障礙與氧化應激相互聯系，互為因果，在高血壓發生發展以及動脈硬化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前期研究提示，天麻鉤藤飲具有明顯降壓療效，并且能夠改善高血壓患者的血管內皮功能。本研究提示，天麻鉤藤飲可以通過升高SOD和降低MDA改善高血壓患者的氧化應激狀態，可能是其改善血管內皮功能的作用機制之一。同時觀察到天麻鉤藤飲能減輕高血壓病患者頸動脈硬化程度，提示天麻鉤藤飲具有靶器官保護作用。其改善動脈硬化的作用可能因其改善高血壓患者的氧化應激狀態以及改善患者的血管內皮功能障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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