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扶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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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扶貧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關鍵詞】金融 精準扶貧 難點 對策

1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在收獲發展成果的同時，也凸顯出一些矛盾和短板，其中，貧困人口生活困難的問題較為突出。針對這一問題，我國提出要對貧困人口實施精準扶貧，并從多渠道、多途徑研究采取扶貧措施，金融精準扶貧就是其中之一。了解把握精準扶貧的必要性和推進金融精準扶貧工作的難點，是開展金融精準扶貧的基礎前提，針對難點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是確保扶貧工作有效進行的重要保證。因而，本文從實施精準扶貧的必要性出發，探討金融精準扶貧過程中遇到的難點，并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希望對推動貧困人口脫貧、促進國家經濟社會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有所幫助。

2精準扶貧的重要性

了解精準扶貧的重要性是開展金融精準扶貧工作的前提，也是有效促進貧困人口脫貧、縮短貧富差距的認知基礎，以下是本文總結的精準扶貧的重要性，希望對于廣大參與這項工作的機構和人員正確認識精準扶貧有所幫助：

2.1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

精準扶貧是實現貧困人口脫離貧困、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的有效舉措。實施精準扶貧，有利于提高貧困人群社會價值創造能力，體現人生價值和社會尊重，提升貧困人群的社會消費水平，使其享受到相應的社會福利和保障，享受和其他人群一致的社會待遇，共享改革開放帶來的發展成果，從而促進社會公平的實現。

2.2有利于促進經濟的有效發展

根據木桶理論，一個人的發展取決于其短板而不是長板。同理，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取決并受制于貧困人口的生存狀況而不是富裕人群。只有貧困人口得到有效的發展（至少脫離貧困），國家的經濟才能步入更有效率、更科學有序的發展軌道。精準扶貧正是補齊發展短板的有效措施，通過精準扶貧，能夠有效改善貧困人群的生存狀況和生活水平，促使逐漸縮小貧富差距，進而促進國家經濟發展更加平穩和扎實有效。

2.3有利于維持社會穩定

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背景下，貧困人口因幾乎占有不到社會的的資源稟賦而逐漸成為社會的“邊緣”甚至是“弱勢”群體，在被“擠壓”的生存狀態下，極易形成怨天尤人甚至仇視社會的心態，一定條件下還可能激化，這種狀態長期積累對社會的安全穩定十分不利。而精準扶貧在經濟和民生保障上促進社會公平的同時，在對貧困者心理的疏導上，也將逐步建立其對社會的認同感和幫助實現自我價值，對維持社會穩定起到了積極的正面作用。

3金融精準扶貧的難點

實施金融精準扶貧面臨兩方面難點，一在于“貧”，二在于“準”。首先是如何判定“貧（貧困人群）”，即符合怎樣的條件和標準才算貧困；其次要解決“準（精準）”，即如何通過建立完備的制度和機制，對各種類型的貧困人群做到精準施策，確保脫貧。“貧”是工作的標的，“準”是過程中的要求。認清這兩個問題是金融精準扶貧工作有效開展前提和基礎。圍繞“貧”和“準”，本文認為有以下難點：

3.1金融精準扶貧的對象易出現偏差

實施金融精準扶貧，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哪一部分人群（符合什么條件和標準的人群）屬于金融扶貧對象，需要對其進行扶貧脫困。確定扶貧對象是開展金融精準扶貧工作的前提，對象不確定，金融精準扶貧工作就無從談起。目前，我國對于金融精準扶貧對象的選取在條件、標準等方面還沒有明確規定，僅從家庭年收入多少進行考量的判定方法和標準，對于金融精準扶貧工作并不完全科學和適用。貧困人口并不一定都適于金融扶貧。比如，因病致貧、因殘致貧、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戶，致貧因素如無法徹底解決，只能通過政策兜底來解決。另外，缺乏知識、資金、技術等資源要素的貧困戶，即使有強烈脫貧意愿，但因為既沒有前期信用積累，也沒有產業、固定資產抵押，往往也不是基層金融機構青睞的對象。特別是一些金融機構仍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僅考慮到收益和風險因素，不給基層金融機構和信貸人員松綁，信貸資金投放給較為富裕的農戶或者企業的現象就不能避免。這些都導致扶貧目標的偏差。

3.2金融精準扶貧的體系不健全

在廣大貧困農村，金融體系不健全的問題比較突出。隨著前些年撤鄉并鎮等區劃調整和國有銀行業績考核等多重因素，一些國有銀行撤并了縣級支行，農信社撤并了一些鄉級網點，導致信貸服務主體缺位。農業發展銀行作為專門的農業政策性金融機構，卻不涉足農村一般資金供應，致使它的功能尚未充分發揮。保險機構的業務范圍也僅僅是政策保險，擴大保險業務范圍的顧慮多、動力小。擔保機構投入到精準扶貧中的還不多，為數不多的投身其中的擔保機構在和銀行、保險公司合作過程中往往條件苛刻。

3.3金融精準扶貧的配套措施不足

扶貧工作不僅僅是給貧困人口投放貸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配套措施，使貧困人群能夠自食其力，改善生產生活的條件，真正擺脫貧困，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然而，我國的金融精準扶貧往往多注重資金的“貸”與“收”，現有涉及扶貧的金融產品單一，其他配套措施以及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工作也做得不夠，特別是廣大銀行、保險、擔保等金融機構針對產業扶貧、易地搬遷扶貧、生態扶貧、教育扶貧等方面的金融產品創新缺乏積極性和主動性。

3.4金融精準扶貧的綜合條件欠佳

我國幅員遼闊，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地形復雜的山區丘陵和邊遠地區，那里還缺少金融機構營業網點和信息化聯通手段，加上貧困人口信用意識薄弱，且農村征信體系和金融法制尚不健全，都給金融精準扶貧工作的開展帶來較大的困難和挑戰。甚至是在一些偏遠的貧困地區，有些農戶把扶貧貸款資金看成是國家給予的補貼資金，而且認為不需要歸還。

4實現金融精準扶貧的有效對策

在了解金融精準扶貧工作重要性的基礎上，針對我國金融精準扶貧工作中的難點，本文提出了以下幾點解決措施，希望對于金融精準扶貧工作的開展有所啟示和幫助：

4.1科學確定金融精準扶貧的對象

明確扶貧對象是開展金融精準扶貧工作的首要任務。在明確扶貧的對象時，要針對不同地區的貧困人群的基本狀況，在生產資料占有、家庭收入、勞動能力、認知水平、從業技能等多方面，分別制定標準和條件，結合金融精準扶貧的特征要素進行綜合評判，采用科學的方法進行甄別。在人群區分上，把因病致貧、因殘致貧、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戶，充分納入政策兜底范圍；把缺乏知識、資金、技術等資源要素的貧困戶，進一步明確產業扶貧、易地搬遷扶貧、教育扶貧的基礎上，進而納入金融精準扶貧的范圍。在手段上，可以借助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在明確金融扶貧對象時，將基本情況輸入計算機，通過云端服務器形成大數據，再利用智能識別功能，依據設定標準、條件，準確鎖定區域乃至全國范圍符合條件的貧困人群，通過實現工作的數據化、手段的信息化來完成扶貧對象的選定工作，大大減少人工成本和工作量，為進而確定相應的扶貧方法、推進金融精準扶貧后續工作的實施奠定基礎。

4.2建立健全金融精準扶貧的體系

農村金融機構的蓬勃發展，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是實現金融精準扶貧的基礎。我國各貧困地區要根據本地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來形成具有特色的金融體系，打破傳統的壟斷格局，形成以農信社、國有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為主體，村鎮銀行、保險機構、擔保公司、小額扶貧貸款公司及其他金融組織為補充的金融體系。

國有商業銀行、農信社等銀行機構要著重增加并下沉貧困地區的營業網點和ATM，使信貸服務主體到位不缺位。農業發展銀行作為專門的農業政策性金融機構，要在傳統的對糧棉油收購的金融服務業務的基礎上，按照供給側改革的思路，在對農業基礎設施、農業技術推廣、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等方面進行業務拓展，充分發揮它政策性銀行的優勢。村鎮銀行的發展要按照“低門檻、嚴監管”的原則來進行，將其作為增加直接服務基層的金融機構的重要補充。同時，還要鼓勵更多的保險公司、擔保機構、小額扶貧貸款公司投入到金融精準扶貧大潮中去。

4.3創新發展金融精準扶貧的措施

要想推進金融精準扶貧的產品創新，既要依靠各級政府部門的大力推動，也需要金融單位出臺政策給基層機構和人員松綁。

目前我國各地已經把扶貧攻堅作為一項最重要的指標納入對貧困地區黨委、政府的考核。各地政府也陸續出臺了金融精準扶貧的政策，主要包括：引導銀行業機構加強貧困地區基層網點建設，著力打通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政府主動增強財政和金融政策的對接，例如，財政出資建立的風險補償基金或擔保基金，整合保險、銀行等機構的金融產品，探索建立“政銀企互保”等多種合作形式，既解決貧困人口脫貧動力問題，又為金融機構降低風險，推動各金融機構跨機構、多領域推出創新的金融產品。

金融機構也要在政策上向金融精準扶貧傾斜。國開行和農發行要發揮提供中長期信貸資金的優勢，加大對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移民搬遷、生態保護、教育扶貧等領域的資金投放；商業銀行特別是涉農銀行業機構要建立專項工作機制，通過市場機制引導加大扶貧信貸投入，扶持生產和就業。金融機構的內部考核也有側重，比如提高基層機構和信貸員不良貸款容忍度等。

4.4創造完善金融精準扶貧的綜合條件

我國貧困人口信用意識薄弱，農村征信體系和農村金融法制尚不健全的問題急需解決，確保金融扶貧工作在合法合規和有序健康的軌道運行。

增強貧困人口的信用意識，建立農村征信體系。進行觀念教育，培養誠信意識，樹立“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理念。綜合多方面信息，以鄉村為單位開展信用評級活動，分別對農民個體、農村、鄉鎮進行信用評級，并建立誠信檔案，在貸款方面向“信用戶”、“信用村”、“信用鎮”傾斜。健全農村金融法律法規。用法律手段來維護借貸雙方權利。將農村金融機構的業務納入法律規定的范圍，同時也將借款者拖欠貸款等不良行為的懲治措施逐步寫入法律，逐步采取強制措施。同時，金融精準扶貧監管機制要與獎懲機制有機結合起來，對方法新、實施效果好的金融扶貧項目，及時給與鼓勵和獎勵，為金融精準扶貧工作的持續健康開展創造有利條件。

5結束語

金融精準扶貧是幫助貧困人群脫貧脫困而采取的有效對策之一，開展金融精準扶貧工作，對減少貧困、保障和實現社會公平，促進全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以及維護社會的穩定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深遠意義。因此，要高度重視起金融精準扶貧工作，努力創新金融精準扶貧的方式方法，充分發揮金融扶貧在整個扶貧事業發展中的帶動作用和“造血”功能，為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目標、推進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

參考文獻：

[1]么曉穎，王劍.金融精準扶貧：理論內涵、現實難點與有關建議[J].農銀學刊，2016.

經濟扶貧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二）缺乏與甘肅院校的深層次合作一個地區的發展，離不開人才的培養。甘肅作為新、青、寧的緩沖地界，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必言喻。甘肅的教育扶貧不能簡單的把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經驗照搬，必須面對自身的真實情況。甘肅由于經濟發展緩慢，無法像沿海省份一樣投入大量的資金進行人才引進，甘肅教育就必須扎根本地，大力發展高職教育和專科教育，使培養的人才能夠留在甘肅、服務甘肅。在教育扶貧資金的使用上，要傾向于省內的教育資源，讓學生感受到在家鄉受教育的便捷性、實用性。甘肅地方院校目前也通過招收大量扶貧地區的學生來支持本省精準扶貧的開展，這就起到了一個好的示范作用。專科的教育與本科不同，要具有實踐性、應用性，要讓學生在畢業之后能夠迅速的進入社會賺錢養家。學校在大膽的進行教育改革，各地區也要積極的聯系院校，根據出本地區的發展需求，商討下一步高職、專科院校的教改方向，培養一批能夠服務甘肅本地的緊缺性人才。

（三）不能正確認識人才流失現象“村里的年輕人大多都出去打工了，只有我們這群老家伙還在種地”，這是高堯村面臨的實際情況。同樣的，大學畢業之后能夠留在甘肅的外地學生很少，甚至一些甘肅學生畢業之后也會去離甘肅較近的西安發展。留不住人是甘肅面臨的非常重要的實際問題，近幾年蘭州大學多位知名教授被東部地區挖走就引起了重大的社會影響，“孔雀東南飛”現象的背后展示出來的是甘肅經濟水平的落后，人材不愿留在甘肅。甘肅本地人材的流失確實是在經濟發展中所必須面臨的問題，各地政府當然希望用本地的扶貧資金培養的學生將來能夠回到家鄉、回報家鄉。但是也必須清楚學生們在甘肅之外工作同樣也是回報社會的表現，他們擁有了更好地就業機會，也意味著能夠更好更快的幫助家里脫貧致富。三、完善教育扶貧審計的新思路（一）針對教育特點，實行定期審計教育扶貧不等同于其它扶貧項目，見效慢，不易察，所以審計也必須作出與之對應的變化。專科學校一般要學3年，本科院校要學4 年，那么審計周期就應圍繞學生的學習期限，對學生整個學習期間進行全方位評價。在每一學期、每一學年結束時，審計人員要及時聯系高校，了解接受教育扶貧學生們的在校情況。審計人員絕不能心血來潮，上面有任務了就查，上面沒有任務就對學生不管不問。對待教育扶貧要根據高校學習的特點，制定定期審查制度，最好在學期末或者學年結束時，進行統一的排查。了解學生在校的花銷情況、學習情況等，對于使用奢侈品、品行不端或其他不符合教育扶貧標準的學生堅決予以停止補助，并且追究相關資格審查人員的責任。（二）深入高校，調查學生在校表現在學生學習過程中，審計人員應主動與甘肅各高校聯系，調查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教育扶貧不但看量，更要重質。要把貧困地區的孩子培養成緊缺型專業人材，就必須實時了解學生們的在校表現。對于某些學生長期逃課、掛科的，必須停止援助，并且給予必要的處罰措施。在省外高校上學的學生，由于地域管轄等原因，無法像省內上學的學生一樣給予更多的關心，但是也要積極的與省外學校溝通，拿到學生每學期的成績單，據此作為學生在教育扶貧期間的表現。學生有想繼續考研考博深造的，扶貧人員要及時的了解學生們的動態，給予必要的幫助，不能讓這部分優秀的學生因為家庭經濟原因失去了繼續深造的機會。審計人員也要統計好這部分繼續深造的學生的數量，在最后扶貧的綜合評價中賦予更高的分數權重。（三）進行跟蹤審計，制定評價體系教育扶貧不能做表面文章，即不能只看學生們的入學率，更要重視學生們的工作情況。學生能從高校順利畢業，拿到畢業證與學位證才是教育扶貧的第一步。學生畢業之后不愿回到甘肅發展也應予以理解，只要學生們能夠把自己所學知識用于工作當中就是對教育扶貧成果的最大肯定。學生畢業工作并不意味著教育扶貧工作的結束，審計人員要對學生進行后續考察，了解學生回饋社會的情況。審計部門還要針對教育扶貧的特點，制定一套扶貧效果評價體系。評價體系一是反映地方政府對教育扶貧的投入程度，二是要反映接受教育扶貧的學生在畢業后的工作情況。評價體系要從短期、長期兩個方面制定，短期評價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指標：地方政府投入的資金、所占精準扶貧資金的比例、受教育扶貧的學生人數、專科本科的比例等指標；長期評價可以包含以下幾個指標：學生專升本率和考研率、所工作單位的統計、創新創業的人數等指標。

（四）確保統計數據的真實性，警惕出現“麥克納馬拉”現象“相對來說，我們目前的審計方法對不符合扶貧標準但是違規享受的現象更有效，但是很難發現符合扶貧標準但是沒有享受政策的這部分人群。”這是蘭州市審計局的郝爽同志對于目前扶貧審計工作的感慨。目前審計工作所依據的“原始數據”是由民政部門統計出來的，審計部門更多的是審計財政部門扶貧資金的發放情況。可以說審計環節中，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步驟就是鄉村、街道這些基層部門統計出來的數據，一旦這些統計數據弄虛作假，后面的一系列審計工作就完全失去了意義。所以審計部門一定要與民政部門做好溝通工作，甚至可以在數據統計時就派駐審計人員進行監督。

經濟扶貧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鎮村距縣城約38km,全村幅員面積38km2,平均海撥2700m,全村共有8個村民小組，有農戶517戶，農業人口2370人，其中：建卡貧困戶132戶，533人。全村低保對象222人，五保對象4人，優撫對象2人，特困兒童5人，孤兒3人。耕地面積32000畝，林地面積36750畝，經果面積10000畝，主要糧食作物有玉米、洋芋、蕎麥等，主要經濟作物有花椒、核桃、蘋果等，主要產業為種植業和養殖業，主要居民為彝族。

二、致貧原因分析

1.貧困面廣，致貧原因多，經濟來源單一

全村貧困數比重大，貧困戶數占全村戶數的25.5%，貧困人口占全村人口的22.4%。貧困戶經濟來源單一，主要經濟來源為務工、務農，而務工缺乏技術，務農缺乏資金和技術，種地主要靠天吃飯，發展后勁嚴重不足。

由于交通條件差，造成經濟發展緩慢。公路路況差，政府和群眾無力養護公路，大量生產生活資料難進入，農產品難運出。加上自然環境惡劣，氣候條件差，農業生產仍實行廣種薄收，靠天吃飯，致使多數群眾生產難發展，貧困狀況難以擺脫。又因思想消極保守，主觀脫貧意識差，沒有危機感，思維觀念仍停留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時期，懶思考、怕困難、怕擔風險，等、靠、要思想嚴重，加上信息渠道狹隘，接受新知識、新技術的能力差、機會少，致使農業生產力水平得不到大的提高，農產品科技含量不高，農業生產效益一直在低水平徘徊，沒有發展動力，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

2.土地貧瘠，農作物單一

全村共有耕地32000畝，農作物主要為馬鈴薯、燕麥、小麥等傳統經濟作物，物產不豐，經濟效益低。

3.自然條件差，水資源缺乏，抵御災害能力差

一方面，受地勢等自然因數影響，該村水資源嚴重缺乏，基礎設施落后，全村還沒有統一自來水，大部分村民靠自挖井水生活。農業灌溉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難，嚴重制約了農業發展。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及缺乏保障的水利設施，該村抵御自然災害能力較差，易受干旱、冰雹等自然災害的侵襲，農戶經常性遭受嚴重的經濟損失。

三、幫扶措施

一是發展養殖產業。依靠村土地面積寬的有利條件，大發展養殖業，主要以羊、牛為主。

二是發展種植業。綜合地質環境等因素考慮，村應大力發展花椒、核桃等經濟林木，以此為支撐產業，擺脫貧困。

三是解決農業灌溉用水。積極協調縣上農業部門，為村爭取一部分水窖，用于農業灌溉。

四、工作要求

1、村“兩委”和駐村工作組要以高度的責任感，充分認識做好精準扶貧結對幫扶工作的重要性、復雜性和艱巨性，將此項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負責本村精確扶貧結對幫扶工作的組織協調和落實，確保精準扶貧結對幫扶工作不走樣。

經濟扶貧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關鍵詞：扶貧模式 市場化運作程度 扶貧資金使用效率

引言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已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農村問題一直是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的難點問題。扶貧開發30年來，我國在扶貧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全國的農村貧困人口由1978年的2.5億人減少了到2010年的2688萬人，并且貧困發生率也由30.7%降低到了2.8%。

但是，隨著我國農村扶貧成果的呈現，農村扶貧開發也出現了問題：趙曦等人（2009）認為我國現有的扶貧模式管理存在著諸多問題，包括剩余貧困人口減貧速度減緩、脫貧成本增加、扶貧成效降低。張新偉（1990）認為扶貧資金投入的增加，扶貧效率反而有所放緩，既有扶貧政策低效率制度原因，也有貧困地區環境惡劣、自然資源短缺、人口素質低等客觀原因，同時也包括了交易效率低下，分工不足，資本短缺，市場化意識不健全等經濟原因。真正解決貧困問題的根本方法是市場化的反貧困道路。徐志明（2008）認為提高投資效率的關鍵是在反貧困中引入市場機制，包括在貧困地區培育貧困地區市場主體，培育市場經濟發生與成長的條件，轉變政府在反貧困過程中的職能，建立扶貧資金的多元投入機制，資源配置的市場競爭機制，多方參與扶貧開發和監督評價機制。上述研究的不足是僅僅從扶貧資金管理、扶貧資金使用效率，扶貧制度上來分析中國扶貧存在的問題，并從理論上提出相應建議，忽略了扶貧模式市場化運作機制和扶貧模式資金使用效率的關系。

為了更好地促進我國農村扶貧的發展，本文從貴州扶貧實踐出發，采用未確知-AHP綜合評價方法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對貴州主要模式的參入主體、市場化機制以及扶貧模式資金投入的情況進行分析，以期探索出貴州扶貧模式市場化運作程度和扶貧模式資金使用之間的相關性，從而更好為貴州，甚至為我國的扶貧工作改革提供一定的對策建議。

扶貧模式市場化運行程度的測度

（一）扶貧模式市場化運行程度未確知-AHP綜合評價方法

該方法的基本思想：根據張新偉（1990）提出的建立以農村市場化為重點的市場化機制是用市場化解決貧苦問題的關鍵，以及龔曉寬（2005）從扶貧主體、扶貧運作方式、以及扶貧對象來分析怎么運用市場化規律推進扶貧開發，借鑒了陳宗勝從農戶投入產出角度，來分析我國農村經濟市場化指標評價方法，和王鳳彬等（2005）對企業內部市場化程度測度指標設計的基本思想，將體現扶貧模式市場化程度的影響因數按性質不同，劃分為若干類，并按市場經濟理論提取出相關的因素。

本文邀請了10位對扶貧工作有專業研究人員，其中包括4位專家學者、3位省級扶貧辦人員、3位扶貧農戶對指標進行評價，得到如表1所示的結果。

（二）指標權重的賦值方法

在多層次多指標的評價模型中，指標分類權重、指標重要性權重是模型的最關鍵性的一步。本文采用了專家賦值法，將指標的等分率作為指標的權重。筆者邀請了4位對貴州扶貧現實情況較為了解的學者、4位從事扶貧工作的政府人員以及2位扶貧農戶，對表2中的二級指標進行評分，評分按百分比來記錄。本文以產業化扶貧模式為例來說明多層次未確知綜合評價的計算過程。

1.二級指標測度。根據分級標準2構造單指標測度函數如下：

根據單指標測度函數，對照表1各指標的評估值，則可以求出單指標測度：

計算各二級指標的分類權重：

計算各二級指標的測度向量：

2.一級指標的測度。

計算一級指標的分類權重：

ω1=（0.24 0.17 0.16 0.19 0.24）

計算一級指標的測度向量：

μ1=（0.14 0.74 0.12 0）

用同樣的方法可以得到信貸扶貧的一級指標測度向量：

μ2=（0.1 0.69 0.21 0）

3.識別與排序。取置信度λ=0.7，由綜合評價法得到評價等級：發展資金扶貧模式和信貸扶貧模式市場化運作程度都處于良。根據排序，發展資金扶貧模式市場化運作程度高于信貸扶貧模式。

4.用同樣的方法，以工代賑的一級指標的測度向量為μ3=（0 0.32 0.66 0.02）。可以計算出以工代賑扶貧模式市場化作用程度位于中這個區域。

5.對這三個扶貧模式的市場化運作進行排序，得到的結果是：發展資金扶貧模式市場化運作程度最高，其次，是信貸扶貧模式，最后，是以工代賑扶貧模式。

扶貧模式資金運作效率定量分析—主成分分析

為了進一步定量分析扶貧模式資金的效率，本文選取貴州省歷年的扶貧資金投入實際情況來進行實證分析，從扶貧資金對貴州農村人均收入為被解釋變量，來分析扶貧模式資金的使用實際效率情況。

首先，本文從扶貧資金的投入主體的不同，將貴州扶貧資金主要分為財政扶貧、信貸扶貧、社會幫扶，以及利用外資四個方面。具體數據如表3所示。

為了方便接下來的分析，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利用SPSS18.0，對該數據進行降維。

表4給出了各成分方差貢獻率和累計貢獻率，只有前2個的特征值根大于，且財政扶貧資金的方差占所有主成分方差的60.315%，信貸扶貧資金的方差占所有主成分方差的30.479%，這兩個成分的方差的貢獻率達到了90.25%，因此選擇前2個變量，即財政扶貧資金、信貸扶貧資金已足以描述貴州省扶貧資金的使用水平。

結合上述分析方法，按扶貧方法和手段的不同，從貴州省財政扶貧資金、信貸扶貧資金中提出以下3個主要的資金投入扶貧模式：發展資金扶貧模式、以工代賑扶貧模式、信貸扶貧模式。具體數據如表5所示；貴州省歷年農村居民歷年人均純收入如表6所示。

本文采用貴州省農民的人均收入為被解釋變量，以發展資金對數、以工代賑資金對數、信貸資金對數為解釋變量。

模型：Y 為貴州省農民的人均收入；Ser01為發展資金；Ser02為以工代賑資金；Ser03為信貸資金。

進行多元回歸的結果如表7所示。

根據表7的結果可以寫出回歸方程：

Y=-222265+1586.169ln（SER01）+739.842ln（SER02）-80.2654ln（SER03）

R2=0.98，R2=0.97，F=120.845 D.W=1.37

由表7中數據可知，R2=0.97，說明模型對樣本的擬合很好；對整個模型進行F檢驗，針對H0∶β1=β2=β3=0，給定顯著水平α=0.05，查表的臨界值Fa（k-1，n-k）=F0.05（3，7）=4.35，由于，F=120.845≥F0.05（3，7），則應拒絕原假設H0∶β1=β2=β3=0，說明整個回歸方程顯著。又由于ln（SER03）的T值的絕對值為1.39

結論與對策建議

從對貴州省扶貧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來看，發展資金扶貧模式、信貸扶貧模式、以工代賑扶貧模式這三種扶貧模式的市場化程度都相對較好，且對于貧困地區農戶持續脫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并不是市場化程度高的扶貧方式資金使用效率就是高的。如上分析，信貸扶貧模式的市場程度低于產業化扶貧模式，從資金投入使用效率效果來看，也比發展資金扶貧效果要差。但是，以工代賑扶貧模式市場化程度比信貸扶貧的市場化程度低，然而扶貧資金的實際效果卻遠遠優于信貸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

因此，雖然扶貧模式的市場化程度對于扶貧資金的投入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單從扶貧模式的市場化程度高低來作為衡量扶貧資金投入多少。隨著貴州扶貧工作的進一步深入，不僅僅需要扶貧資金的大量投入，也需要從貧困地區的具體情況，扶貧資金的投入角度等多方面考慮。

（一）突出扶貧重點并因地制宜實施扶貧模式的資金投入

加大對貧困市縣的實地研究，尋找出該地最真實的貧困需求，區別對待，強化扶貧瞄準機制，因為統一的扶貧模式的資金投入忽視了地區和地區的差異性。有研究表明，以貴州省關嶺縣為例，當地落后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制約當地扶貧工作的重要因素。加大以工代賑投入資金的力度和擴大以工代賑扶貧資金的范圍，應該是現階段扶貧資金投入的主要方向。并且，從貴州省的數據可以看出，以工代賑資金近幾年沒有多大的變動，且占所有扶貧資金的比例也比較低，但對于貴州省農民的收入提升作用卻很明顯。

（二）完善扶貧模式市場化構建并增強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

從扶貧模式市場化運行程度的測度定性分析來看，扶貧主體、扶貧資金的市場化以及扶貧模式的經濟性都有待加強。貴州省扶貧主體參與多元化程度欠缺，政府資金提供力度占了全部扶貧資金的90%，忽視了中小企業和社會力量在扶貧中的作用。由于扶貧地區的基礎設施落后等歷史原因，扶貧模式的經濟外溢性得不到體現，形成不了持續的扶貧效果。扶貧對象的意愿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在進一步推進扶貧方式市場化的建立，扶貧主體市場化競爭的培育，貧困地區市場化機制的扶持，是貴州省走出貧困大省的不二選擇。

（三）扶貧資金的投入和當地的產業發展項目相聯系

近年來，貴州省政府一直在加大扶貧資金的投入，完善扶貧模式中的種種不足。強化扶貧資金的監管力度，實行專項專款，加大市場化運作程度高的扶貧模式的扶持力度，使扶貧能夠持續有效地進行下去，增強扶貧主體的盈利能力和扶貧對象自我造血能力。真正能提升扶貧地區造血能力的，就需要和具體的扶貧項目聯系起來。從研究分析中可以發現，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和具體當地產業經濟發展關系很大，貴州省扶貧資金更多的是要加大對農村產業鏈的發展投入。綜上可知，信貸扶貧資金占了貴州省扶貧資金的40%，但對貴州省農村脫貧的作用卻不是很明顯。從貴州省石阡縣的信貸扶貧效果來看，只有把信貸扶貧和當地產業發展聯系起來，才能更好地使得貧困地區走出貧困，因此，只有將扶貧資金和項目相結合，提高扶貧主客體的市場化意思，更好地提高信貸扶貧資金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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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經濟扶貧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Abstract: What is the point in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poverty is the answer about the question “what’s the poverty?”. According as theanswer, we design the antipoverty policies including the design on the Poverty- Line, identifying poverty population andreduction them. So,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poverty is the precondition and foundation when we design the antipoverty policies which one’s designing and acting also is the final target of the research on poverty. Many national economists and foreigner have studying deeply on the reasons of poverty appearing and the antipoverty policies. They have made some representational conclusions and theories.

關鍵詞: 貧困;反貧困理論;反貧困政策

Key words: poverty;theory of antipoverty;policy of antipoverty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28-0256-02

1反貧困的基本理論研究

反貧困理論構建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簡稱主流經濟學。以保羅?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中提出的“收入可能性曲線”和阿瑟?奧肯在《平等與效率一重大的抉擇》中提出的“漏斗理論”為代表;二是福利經濟學。以霍布森、阿瑟?庇古和阿爾馬蒂亞?森為標桿性人物;三是發展經濟學。以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的反貧困思想為代表。20世紀60年代以來,福利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在貧困理論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更為搶眼。

1.1 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反貧困理論綜述美國經濟學家拉格納?納克斯(Ragnar Narkse)在《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中提出了著名的“惡性循環貧困”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存在著長期的貧困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中存在著若干個互相聯系、互相作用的“惡性循環系列”。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惡性循環是“貧困的惡性循環”:在供給方面,發展中國家較低的收入水平,意味著低儲蓄率,由此造成資本形成不足,進而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低生產能力導致低產出,低產出則造成低收入;在需求方面,發展中國家的低收入意味著購買力低下,從而造成投資不足。美國經濟學家納爾遜以納克斯的“貧困的惡性循環”理論為基礎提出了 “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納爾遜認為,只要人均收入低于人均收入的理論值,國民收入的增長就被更快的人口增長所抵消,使人均收入回到維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保持不變;當人均收入大于這一理論值,國民收入超過人口增長時,人均收入相應增加,直到國民收入下降到與人口增長相等的水平。在這一點上,人口增長和國民收入達到新的均衡,因此在一個最低人均收入水平增長到與人口增長率相等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間,存在一個“低水平均衡陷阱”。在這個陷阱中,任何超過最低水平人均國民收入的增長都將由人口增長所抵消。如果其他條件不變,這種均衡也是穩定的。發展中國家必須進行大規模的資本投資,使投資和產出的增長超過人口增長,才能沖出“低水平均衡陷阱”。

1.2 發展經濟學與福利經濟學的反貧困理論研究綜述發展經濟學學派的代表人物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于1957年提出了“循環積累因果關系”理論。與其他學者不同的是,繆爾達爾從經濟、政治、制度、文化、習俗等廣泛的層面上研究發展中國家貧困的原因,指出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并不是純粹的經濟現象。繆爾達爾認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動態的系統,其中,技術進步、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因素互相聯系,互相影響,互為因果,呈現出一種“循環積累”的變化態勢,形成“累積性的循環”。典型的循環是,在發展中國家,由于收入水平低,導致人們的生活水平低,而生活水平低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營養不良、醫療衛生狀況惡化,健康水平下降;另一個后果就是教育水平低下,從而使人口質量下降,勞動力素質不高,那么勞動生產率就難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低下又最終導致低收入,從而開始了新一輪的貧困循環。所以,繆爾達爾的結論是,資本形成不足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是導致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最重要因素。

1999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指出,貧困的實質是能力的缺乏,人們擁有了這種能力就擁有了發展和致富的機會,可能就不會貧困,沒有這種可行能力或這種能力被剝奪就會失去發展和致富的機會,就會貧困。所以,阿馬蒂亞?森認為“貧困不僅僅是收入低下,而是基本可行能力的剝奪。”也就是說,貧困并不僅僅指比社會上其他人窮,而是指沒有爭取物質富裕最基本的機會,因為貧困人群缺乏一定的最低限度的能力,包括免受困苦(饑餓、營養不良、可避免的疾病、過早死亡)的基本能力,以及識字算數、享受政府參與的能力(阿瑪蒂亞?森,2002)。

1.3 小結與啟示后凱恩斯學派的學者十分強調經濟增長對于解決貧困問題的重要性,因為資本不足所導致的收入水平低下是貧困形成的根本原因,資本稀缺是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解決資本來源問題成了解決貧困問題的根本途徑。同時,納爾遜強調在沒有外力的推動下,“貧困的惡性循環”和“低水平均衡陷阱”將是一種無法打破的均衡現象,依靠貧困地區自身的發展是不能夠得到解決的。這些理論研究的政策意義就在于,反貧困資源的提供者只能來自于貧困地區之外,如政府、NGO組織,通過這些部門對貧困地區的大規模投資,才能保證投資率水平高于“臨界最小努力值”,最終實現脫貧目標。與后凱恩斯學派將貧困等同于低收入的觀點相比,發展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對貧困內涵的理解更為廣泛,在強調資本形成、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的同時,更注重分析收入分配不公和能力缺乏對貧困的根本性影響。繆爾達爾和阿瑪蒂亞?森都主張通過權力關系、土地關系以及教育體制等方面的改革,使社會收入趨于平等,使貧困人口的個人基本能力得以提高,以促使資本形成,提高產出水平。迪帕?納拉揚(Deepa Narayan)等人則認為,要使貧困者真正脫離貧困,一個成功的策略應該包括以下要素:從窮人的現實出發、投資于窮人的組織能力、變革社會規范、支持那些能夠帶領窮人們發展的領導者。

2反貧困政策的研究

對反貧困策略的研究,主要遵循以下三個步驟:首先是界定反貧困的概念,從而確定反貧政策實施的最終目標;其次是選擇反貧困路徑,即反貧政策實施的切入點;最后是反貧困政策的效果評價。當一定的政策被用來扶貧后,人們自然會關心這些扶貧政策的有效性,并以此為參照,對扶貧政策的后續設計進行修正。

從世界范圍看,反貧困的概念主要有三種表達形式:一是減少貧困(Poverty Reduction) ,從貧困人口的數量角度界定了反貧困的行為過程;二是減緩貧困(Poverty Alleviation),從貧困人口的貧困深度反映反貧困的行為過程;三是消除貧困(Poverty Eradication) ,反映了反貧困的目的性。由于中國農村反貧困策略實質上是采取了瞄準貧困人口(19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瞄準貧困地區)的發展援助的方式,因此中國農村“反貧困”的政策含義完整表述是:幫助農村貧困人口(貧困地區)通過發展擺脫貧困(李實,2007)。在反貧困的路徑選擇上,國際上主體模式主要有三種類型:①資源配送模式:它屬于典型的傳統西方或大多數歐共體國家的福利觀念。②懲罰“機能障礙(dys-funcional)”模式:著重考查貧困人口生活方式與社會規范,強調消除“機能障礙”來徹底解決貧困問題。③介入“機遇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模式:將貧困與“機遇結構”缺乏聯系在一起,從對貧困人口研究轉向對導致貧困狀態的社會及經濟結構進行研究,它屬于發展經濟學的反貧困觀念(王俊文,2007)。

由于國情不同,各國選擇的反貧困策略都有所不同,但追求反貧資源使用效益最大化,總體貧困規模最小化的策略目標是一致的。反貧資源分配模式主要有三種:①完全瞄準(Perfect Targeting)模式。該模式的信息成本高昂,因為需要確定誰最有資格獲得扶貧資源,扶貧資源提供者與接受者之間完全信息不對稱;②不瞄準(No Targeting)模式。該模式直接將扶貧資源分配到貧困家庭,信息成本降低,但是會造成扶貧資源的流失和低效;③部分瞄準(partial targeting)模式。這一模式介于上述兩種模式之間,即把反貧資源交給具有某種社會經濟特征的子群,如村、鎮等基層組織,讓他們分配(Martin Ravallion,1991)。

3中國農村反貧困政策研究

對于中國是否存在相對完整的農村反貧困政策體系,理論界一直存在較大分歧。以朱玲、吳國寶、何金定等學者為代表的一方認為,雖然中國政府在改善貧困人口經濟收入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但制度建設明顯滯后,反貧困政策體系嚴重缺位。中國目前采取的反貧困政策大多帶有明顯的應急特征。因此,營造反貧困制度良性運行的發展環境,進行制度創新,將臨時性反貧困措施導入制度性反貧軌道是21世紀中國反貧困的最重要課題(吳國寶,2000)。亦冬則認為“只有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各種制度環境,依靠制度再造貧困地區的激勵機制、競爭機制、創新機制和發展機制,才能打破貧困地區存在的貧困惡性循環和低水平均衡,使貧困地區擺脫困境”(亦冬,1994)。以李小云、段慶林、朱鳳岐、岳希明、李實等學者為代表的另一方則認為,中國一直以來就存在農村反貧困政策體系,只不過這一體系存在缺陷,需要進一步完善。學者們認為,隨著中國農村貧困特征已經發生的變化,1980年代確定的“開發式扶貧模式”等反貧困制度需要改革(李小云,2002)。進入90年代后,農村除集中分布的區域性貧困外,還出現了貧困地區以外的階層性貧困,反貧困政策效率明顯偏低, “開發式扶貧”制度效果已經開始弱化(段慶林,2001年)。目前,中國貧困現象的主要特征是由于地理、資源、社會及人文等條件為主要影響因素的區域結構性貧困。區域結構性反貧困戰略進一步假設通過區域基礎設施的改善,以當地資源為基礎的鄉鎮企業發展,可以逐步緩解區域性的貧困現象。但該戰略下的制度安排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異化”現象,許多人稱之為“制度缺陷”。實際上,小額信貸的成功實踐、參與式社區管理的試驗等成功經驗已經開始為新的制度創新開辟了路徑(蔣凱峰,2009)。因此,當前應著手反貧困制度的市場化創新調整,利用市場機制改善貧困地區與貧困農戶的落后地位,我國農村反貧困工作的發展方向應當是逐步趨向于制度化、社會化和市場化(段慶林,2001)。

盡管對目前中國農村是否存在完整的反貧困政策體系存在分歧,但各方學者都在中國反貧困政策體系的構建或完善方向上達成了一些共識,明確了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反貧困戰略是靠市場經濟來消解貧困,靠制度變革消解貧困(李含琳,1994)。一套完整的反貧困制度設計應該包括以下六個方面的內容:①貧困人口獲取資金和勞務機會的渠道;②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設施建設的資金籌集與管理制度;③包括貧困人口在內的所有公民享有基本教育和醫療服務的制度;④組建運作良好的扶貧開發機構和扶貧企業;⑤建立高效的貧困監測體系;⑥實現反貧困工作的法制化管理,盡快出臺“國家反貧困法”(張新偉,1998;朱鳳岐等,1996)。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