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減排研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碳減排研究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碳減排研究范文第1篇
關鍵詞：制造業；減排潛力；最優減排路徑
為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我國政府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碳減排目標和措施。2009年1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2014年11月，中國政府在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宣布，計劃于2030年左右達到碳排放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為將低碳發展的理念落到實處，深圳市在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對相關目標要求做了部署。《深圳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十二五”期間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1%。2015年9月，深圳市政府在《中美氣候領導宣言》中宣布，力爭于2022年達到碳排放峰值。
制造業既是深圳的工業支柱，也是深圳碳排放的重要來源。2013年，深圳規模以上工業產值為2.31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制造業產值占比為94.4%。深圳市2013年社會總能耗為6 206萬噸標準煤，單位GDP能耗為0.428噸標準煤/萬元（2010年可比價）。其中，制造業能耗約占總能耗的三分之一，故研究深圳市制造業節能減排潛力及成本對深圳市實現碳排放峰值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對于節能減排技術的減排潛力的研究則多集中于發電行業、水泥行業、鋼鐵行業等子行業，在研究制造業減排潛力時多以結構減排為主。本文將以深圳市制造業為研究對象，分析制造業節能減排技術的減排潛力和投資成本，并探索深圳市制造業節能減排路徑。
一、 深圳市制造業碳排放現狀與節能減排技術
1. 深圳市制造業碳排放現狀。根據《省級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指南（試行）》（發改辦氣候〔2011〕1041號）以及《深圳市統計年鑒2011》計算，2010年深圳市制造業碳排放總量為3 102.8萬tCO2。其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以下簡稱“通信電子行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以下簡稱“電氣機械業”）和塑料制品業的碳排放占比較大，三者合計超過制造業排放總量的50%（見表1）。各行業的間接排放（因使用電力而引起的碳排放）占制造業總排放的76%以上，化石能源直接排放占比較少。由于上述三個行業約占制造業2010年增加值總量的70%，因此本研究對通信電子行業、電氣機械業、塑料制品業進行了專門的調研，以便摸清主要行業的用能和碳排放設施。
本研究對深圳市500家制造業企業進行了調研，掌握了這些企業2010年主要耗能設施、用能結構、節能減排工作以及近期的減排計劃等信息。調研樣本企業的碳排放量分別占通信電子行業、電氣機械業和塑料制品業排放量的9.5%、9.6%和17.0%。由于調研結果表明，電力間接碳排放約占這三個行業碳排放量的90%，各行業的主要耗電設施中生產設施占60%以上，照明設施和溫控設施也占一定的比例，故對這三類設施的節能改造是深圳市制造業企業碳減排工作的重點。生產設施因為子行業工藝流程的不同，生產設施差異較大，且各企業采用的設備型號也不盡相同，對于這類特殊設施的減排主要以企業自主更換設備和生產線為主，本研究只對部分通用生產設施（如注塑機、各類機床等）的技術改造進行研究。
2. 深圳市制造業主要節能減排技術。由于傳統高耗能行業（如鋼鐵行業、建材行業和化工行業等）占深圳碳排放總量的比重較小，而通信電子行業、電氣機械業、塑料制品業等行業的排放占一半以上，故本文主要篩選出這三個行業的節能減排技術57項。這57項技術主要來源于兩個渠道。一是《國家重點節能低碳推廣目錄》、《國家重點行業清潔生產技術導向目錄》、《工業領域節能減排電子信息應用技術導向目錄》及《國家重點推廣的電機節能先進技術目錄》等國家部委的減排技術目錄。
二、 深圳市制造業碳減排路徑研究
1. 研究方法。在進行區域行業節能減排潛力分析時，會面臨幾十種或更多節能減排技術的選擇。本文利用搜集的技術數據和企業信息，計算技術的最大減排潛力和投資額，在此基礎上采用最優化的方法對節能減排技術進行優化求解，探究深圳市制造業節能減排的最優路徑。
（1）節能減排技術的減排潛力和投資額的計算方法。在某一特定年份，假設某項技術在其對應的設施基礎上達到最大推廣程度時，較基準情景（即技術推廣水平維持2010年水平的情景）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節能減排技術的減排潛力計算公式如式1所示。
式1中，ei為第i 項技術在全部待改造設施上的最大減排量，eei為第i 項技術對應的待改造設施的碳排放量，ai 為采用第 項技術時的減排率或節能率，常用百分數表示，表示采用某技術進行改造時較基準情景能夠獲得的節能或減排比例。設施的碳排放量的計算如式2所示，fuelij為第i 項技術對應的待改造設施消耗的第j 種能源量，yj為第j 種能源的碳排放因子。依據2020年和2030年的制造業的發展情況分別計算2020年和2030年各項技術的最大減排潛力。
對應的投資額以各項技術典型項目規模的投資額為基礎，擴大到目標年的設備規模即得目標年份深圳市制造業各項技術的投資額ci。
（2）最優化節能減排路徑模型的建立。根據技術對應設施的不同將所有技術分為溫控技術、照明技術、通用機械技術、控制管理技術、注塑機技術、數控機床技術、燃燒加熱技術、鍋爐技術、運輸技術、專用技術等10類技術，研究將以這十類技術為研究對象，假定各類技術推廣率一致，構建最優化線性規劃模型。研究將各類技術在未來生產過程中進行改造的推廣率作為決策變量，以達到一定的減排潛力為主要約束條件，并以約束條件下能夠達到的最小投資額為目標函數進行建模，以此得到各類技術選擇的最優化辦法，見式3。
式中，Ek代表第k類技術的最大減排潛力值，Ck代表第k類技術的達到最大減排時對應的投資額，Xk代表第k類技術的推廣率。
2. 數據來源與參數設定。本研究采用企業調研和資料收集的方法搜集研究所需數據。深圳市節能減排技術投資額、維護成本、減排率或節能率、節能收益、產值收益、節省原料收益、技術設備的使用年限等信息主要來自《國家重點節能低碳推廣目錄》等資料信息，各項技術當年推廣程度、對應待改造設備的能耗和碳排放量數據則來源于深圳市制造業的調研數據。
文中所用能源碳排放因子根據公式：碳排放因子=平均低位發熱量×單位熱值含碳量×碳氧化率×106×44/12進行計算，平均低位發熱量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10》，單位熱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分別來源于《省級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指南》表1.5和表1.7。電力排放因子依據深圳2010年耗電情況實算，取0.627 5tCO2/MWh。
《深圳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十二五”期間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1%的目標。本研究假設“十三五”時期深圳市制造業單位增加值碳排放下降目標仍為21%，并假設在2021年～2025年和2026年～2030年間制造業增加值碳排放量下降目標均為20%，此情景下，2020年深圳市制造業單位增加值碳排放量較2010年下降37.6%，2030年深圳市制造業單位增加值碳排放量較2010年下降60.1%。結合對深圳市經濟和能源的預測，可以得出目標情景下深圳市制造業2020年和2030年的碳排放量分別為3 415萬噸CO2和3 289萬噸CO2。
3. 數據結果分析。
（1）節能減排技術2020年和2030年最大減排潛力及投資額。經計算，2020年深圳市制造業57項節能減排技術的最大減排潛力2 267.3萬噸CO2，其對應投資額為459.7億元；2030年深圳市制造業57項節能減排技術的最大減排潛力共計2 891.3萬噸CO2，其對應投資額為582.6億元。依據各項技術對應的設施將各項技術進行劃分，各類技術的最大減排潛力和投資額如表2所示。
控制管理類技術的減排潛力最大，占總減排潛力的30%；注塑機技術、溫控技術和通用機械技術的2030年最大減排潛力其次，分半占總減排潛力的17%、16%和16%；燃燒加熱技術的減排潛力、專用技術、照明設施、鍋爐技術、數控機床技術和運輸技術的減排潛力占比相對較小。
（2）深圳市制造業最優減排路徑。利用Matlab軟件進行最優化求解，解得各類節能減排技術在減排量目標約束下，達到投資成本最小的最優解，分別解得2020年和2030年各類節能減排技術的最優推廣率如圖3所示。2020年將注塑機技術、鍋爐技術、燃燒加熱技術、專用技術、數控機床技術、照明技術等六項技術推廣至100%，并將控制管理技術推廣到12.6%時，即可達到2020年深圳市制造業碳減排目標，且此時投資成本最小。此時，上述節能減排技術2020年的碳減排量為941.3萬噸CO2，對應投資額為145.7億元。2030年需將注塑機技術、鍋爐技術、燃燒加熱技術、專用技術、數控機床技術、照明技術和控制管理技術等七項技術推廣至100%，并將通用機械技術推廣到52.5%時，即可達到2030年深圳市制造業碳減排目標，且此時投資成本最小。此時，上述節能減排技術2020年的碳減排量為2 207.1萬噸CO2，對應投資額為400.5億元。
三、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從深圳市制造業企業入手，選取了能夠落實到具體企業的重點節能減排技術為企業碳減排提供參考，從技術的角度分析深圳市制造業的碳減排潛力。研究給出的節能減排技術在未來的發展中將有巨大的碳減排潛力，累計得出所選57項節能減排技術2030年最大減排潛力將達2 891.3萬噸二氧化碳。從制造業節能減排技術的單位減排成本來看，許多節能減排技術不但能減少企業碳排放量，同時還能給企業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
深圳市制造業企業可結合企業自身設備特點篩選節能減排技術手段，并結合技術所需成本和單位減排成本等因素考慮節能減排技術的確定，以實現企業自身的碳減排。由深圳市制造業碳減排優化路徑來看，制造業企業可優先選擇注塑機技術、鍋爐技術、燃燒加熱技術、專用技術、數控機床技術、照明技術等，此類技術一般減排量相對大，投資成本相對較低，適合企業在資金不充裕的情況下使用較少的資金進行碳減排。此外，企業在采用既有節能減排技術進行改造的同時，還可以自發探索新的節能減排技術，并予以推廣。
在企業自愿減排的同時，政府也應當采取相關政策手段，促進各生產單位積極自主的減排。深圳市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已于2013年6月18日啟動，對深圳市部分制造業企業和大型公共建筑碳排放進行約束，這即是政府的一項重大舉措。政府在推廣節能減排技術手段中也可以通過企業座談交流或者政策發文的形式，促進企業學習相關節能減排技術手段，強化節能減排意識。同時，政府還可以采取一定的激勵政策，對于深圳市制造業優化路徑中需要優先推廣的節能減排技術，政府應予以宣傳和激勵，并對于企業自愿減排取得良好效果的給與獎勵；對于某些成本投入較大的技術手段，如控制管理技術，這類技術一般需要的前期投資較大，在企業中不容易較快推廣，政府需要給與一定的補貼，促進企業順利的完成節能減排技術改造。
參考文獻：
[1] 深圳市統計局.深圳統計年鑒2014[M].北京：中國統計年鑒，2015.
[2] 張穎，王燦，王克，等.基于LEAP的中國電力行業CO2排放情景分析[J].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7，47（3）：365-368.
[3] 王克，王燦，呂學都等.基于LEAP 的中國鋼鐵行業CO2減排潛力分析[J].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7，46（12）：1982-1986.
[4] 林玲，張艾莉，王虹.北京制造業結構節能減排潛力分析[J].數據，2013，（12）： 92-95.
[5] 趙陽.山東省制造業節能減排潛力及實現路徑[D].濟南：山東財經大學學位論文，2013.
[6] 葉斌.基于資源優化配置的我國電力行業碳減排成本研究[D].哈爾濱：哈爾濱工業大學學位論文，2013.
重點項目：深圳市環境科研項目（項目號：4403012012000227）。
碳減排研究范文第2篇
本文討論了“后京都”時代綠色氣候基金（GCF）如何在發展中國家間分配的問題，提出一種基于碳減排貢獻原則的分配方案，在此方案下一國的減排貢獻越大其所能獲得的資金也將越多。研究采用環境版全球貿易分析模型（GTAP-E）定量分析了GCF分配方案對各國的經濟環境影響。結果發現，基于減排貢獻的分配原則，所有發展中國家均能獲得一定額度的減排基金和適應基金，并且在政策實施初期100億美元和1 000億美元的GCF能夠促使發展中國家分別減排14.7 億tCO2和31.8億tCO2。GCF分配方案對各國居民福利的影響依賴于綠色基金融資額度，只有當GCF達到一定融資水平時，才會出現所有發展中國家居民福利均改善的情況。總的看來，基于減排貢獻原則的GCF分配方案，不僅能為發展中國家募集一定的適應基金，也能取得較為明顯的減排效果，是對“后京都”時代全球氣候變化適應和溫室氣體減排的一種兼顧。
關鍵詞氣候變化；全球綠色氣候基金；減排貢獻原則；環境版全球貿易分析模型（GTAP-E）
中圖分類號X196； F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04（2014）01-0028-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1.005
為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同時幫助發展中國家增強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在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上，各國原則同意，由發達國家出資建立全球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 GCF），并在發展中國家間進行分配。這筆資金主要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融資扶持，以支持發展中國家用于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方案、項目、政策及其他活動[1]。GCF的提議在2010年坎昆氣候峰會上被最終確認，并迅速成為2011年南非德班氣候峰會的一個核心議題。按照《哥本哈根協議》和《坎昆協議》的要求，發達國家要在2010-2012年間提供300億美元的快速啟動資金，在2013-2020年間每年提供1 000億美元的長期資金，用于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2]。但時至今日，第一筆300億美元快速啟動資金的承諾期已過，全球綠色氣候基金進展卻并不順利。在2012年的多哈氣候峰會上，許多發展中國家反映其并未獲得發達國家的資金支持，而不少發達國家則表示已履行了快速啟動資金的融資承諾，雙方各執一詞[3]。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關于氣候基金的爭論，凸顯了資金管理上的不透明和雙方信息的不對稱問題，這與氣候基金缺乏一個系統有效的方案設計有關。本文將研究的焦點聚集在GCF在發展中國家間的使用層面，文章提出了一種基于碳減排貢獻原則的分配方案，在此方案下一國所能享受的基金份額等于其減排份額。
1文獻回顧
發達國家設立GCF的目的主要包含兩點：一方面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增強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體現了氣候基金的適應（Aadaptation），這筆資金大都以援助形式出現，無需發展中國家采取量化減排措施；另一方面是激勵發展中國家實施量化減排，以保證全球溫控目標的實現，這部分資金是一種有償援助，體現了氣候基金的減排功能（Mitigation）。綠色氣候基金臨時秘書處（Interim Secretariat）指出，未來基金方案設計需要在適應和減緩之間尋求最優的資金分配，以最大化綠色氣候基金的使用效果。
當前關于GCF的研究才剛剛開始，相關研究主要是從定性和定量兩個角度展開。部分學者從定性的角度對GCF進行了探討，如Van Kerkhoff 等[4]指出可以借用CDM的運作方式，在各國建立國家執行主體（National Implementing Entities，NIEs），專門負責本地區綠色氣候基金的使用和監督情況。Donner等[5]指出為了實現長期快速的籌資任務，GCF融資來源應該多樣化。Grubb[6]提出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高耗能行業的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可以作為發達國家綠色氣候基金的一個重要的融資來源，并指出這種處理方式合乎倫理且具有潛在的政治經濟吸引力。
也有學者從定量角度對綠色氣候基金進行了研究。如Carraro 和Massetti[7]采用WITCH模型探討了“后京都”時代溫室氣體減排問題，指出綠色氣候基金如果主要用來減排，500億美元GCF能夠促使非附件I國家減排21-33 億tCO2。Silverstein[8] 提出發達國家可以協商在國內實施統一碳價格，所得收益用來為GCF提供融資服務，各發達國家的出資份額取決于歷史排放責任和當前的人均GDP水平，而GCF的分配則依賴于不同發展中國家的適應性需求和減排潛力等。Springmann[9]采用一個全球能源經濟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對使用碳關稅收入促進發展中國家清潔發展的融資政策進行定量評估，研究發現附件I國家可以通過碳關稅政策募集35-245億美元的清潔發展基金，能夠促使非附件I國家減排5%-15%。
總的看來，綠色氣候基金的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較好的解決，涉及到誰來出資、怎樣分配、使用以及如何運作等一系列關鍵性難題[10]。
2基于減排貢獻原則GCF分配方案設計原理
基于減排貢獻原則GCF分配方案的設計思想是，根據各發展中國家的減排貢獻確定其所應獲得的GCF資助金額，即每個發展中國家所能獲得的GCF份額等于其碳減排份額。該方案可以鼓勵發展中國家自主采取減排措施，同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發達國家籌資的積極性，因為減排所帶來的氣候收益全球共享。
假設N個發展中國家（或區域），同時申請綠色基金的資助。第i個國家邊際減排成本函數為Ci（Ai），其中Ai為其減排量。邊際減排成本函數是度量一國減排難易程度的指標，其值越大表明該國減排所需付出的經濟成本越高。由邊際減排成本遞增特點可知，C′i（Ai）>0和C″i（Ai）>0 。對邊際成本函數積分可得i國減排量為Ai時的總減排成本∫Ai0Ci（x）dx。另設全球綠色基金總額為W，則在減排貢獻原則下，國家i能夠得到的GCF為Ai∑kAkW。在收益最大化約束下，每個國家均選擇其減排水平Ai，使得目標函數πi最大：
在W外生給定的情景下，聯立公式（2）可得各國的實際減排量。我們將各國在完成減排承諾的約束下所能獲得的資金收益定義為適應基金，用πi表示。適應基金主要用于在發展中國家開展與氣候變化適應相關的項目，包括減少毀林排放、興建集雨工程、沼氣池、溫室大棚以及推廣使用適應性作物品種術等[11-12]。公式（2）左邊為邊際減排收益，即發展中國家i 每額外多減排一單位所得到GCF，具有單調遞減的特點；公式（2）右邊為邊際減排成本，即國家i 每多減排一單位所需付出的經濟成本，具有單調遞增的特點。
3基于減排貢獻原則的GCF分配效果
3.1邊際減排成本曲線估算
3.1.1GTAPE模型
為定量研究減排貢獻分配原則下GCF分配效果，需要估算各國的邊際減排成本函數，這里借用環境版全球貿易分析模型（GTAPE）[13-14]。與傳統GTAP模型相比，GTAPE模型將能源作為一種要素投入品納入到生產結構中，并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刻畫了不同能源間的替代機制。此外，GTAPE模型引入了能源政策變量（碳稅變量）和碳排放權交易機制，使得該模型也是探討氣候政策與相關議題的重要分析工具。目前，許多研究采用GTAPE模型對溫室氣體減排政策進行定量評估[15-18]。
本文在全球貿易分析計劃最新版數據庫（GTAP 8.0）基礎上進行分析。GTAP 8.0版數據庫由全世界129個地區2007年的投入產出表生成，該數據庫不僅對國際間雙邊貿易進行了詳細的刻畫，也包含了各個國家各個經濟主體使用化石能源所導致的碳排放信息。為了便于分析，研究將所有發達國家視為一個整體，并作為GCF的出資方，這種設置避免了GCF在發達國家間分攤問題的討論。此外，將發展中國家劃分成7個區域，分別為中國、印度、巴西、南非、俄羅斯、印尼和其它發展中國家，這種劃分有利于比較不同新興經濟體所能獲得GCF的大小。關于行業劃分，參考Springmann[17]的處理方式，將原數據庫的57個行業部門歸并為22個行業部門，其中能源部門包括煤炭、原油、燃氣、成品油和電力；高耗能部門主要包含化工行業、非金屬礦物業、鋼鐵行業和非金屬制品業。
3.1.2邊際減排成本曲線的估算
在邊際減排成本函數的模擬中，我們將碳稅變量設為外生變量，碳排放變量設為內生變量，每次模擬在給定碳稅水平的外生沖擊下，GTAPE模型會內生求解相應碳減排幅度。對于對邊際減排成本函數的刻畫層面，參考Springmann[9]的處理方式，采用二次函數形式：
3.2分配效果
利用估算的邊際減排成本函數曲線，可以探討減排貢獻原則下的氣候基金分配效果，主要討論100億美元和1 000億美元兩種氣候基金水平，這也是當前兩種被廣為討論的融資水平[8-9，19]。
3.2.1GCF為100億美元情景
如果GCF為每年100億美元，在減排貢獻分配原則下，發展中國家可以實現減排量1 471 MtCO2（百萬tCO2，下同），占該地區2007年總排放量的11%。其中，中國減排768 MtCO2，占其基期排放水平的15%，是地區總減排量的52%，在所有地區中份額最高；印度減排262 MtCO2，是地區總減排量的18%，排在第二；其它發展中國家減排214 MtCO2，在總的減排量中占比15%；巴西、南非和俄羅斯雖然也采取一定的減排量，但由于它們減排潛力相對較小，所獲GCF資金份額較小，見表2。
基于減排貢獻的分配原則，發展中國家不僅能夠實現一定的減排量，也能獲得不同額度的適應基金。由表2可知，中國完成15%的減排承諾，需要付出4.43億美元的減排成本，但是適應基金為47.74億美元；印度完成20%的量化目標，需要付出3.01億美元的減排成本，其適應基金約為14.81億美元；其它發展中國家實現5%的減排目標，減排成本約為5.77億美元，但是可以獲得8.79億美元的適應基金；巴西、南非和俄羅斯等也獲得不同額度的適應基金。在減排貢獻分配原則下，發展中國家所能獲得的適應基金均高于減排成本，這一結果與Springmann[9]研究較為類似。總的來看，由于減排潛力的不同，不同發展中國家所能獲得的GCF資金份額不盡相同。
3.2.2GCF為1 000億美元情景
表3是基金額度為1 000億美元時的分配效果。1 000億美元的GCF能夠促使發展中國家減排3 179 MtCO2。其中，中國減排1 461 MtCO2，占比46%，在所有國家中份額最高，但是低于100億美元情景下的52%；其它發展中國家減排644 MtCO2，占比20%，高于100億美金的15%；印度減排491 MtCO2，占比15%，略低于100億美金時的18%，排在第三；其它發展中國家的減排份額相對較小，與100億美金情景差別不大。由表2和表3的對比可知，相比GCF的10倍增幅，各區域所能獲得的GCF份額變化不大。總的看來，當GCF為100億美元時，約18.38%的資金將被用于減排，而當GCF增至1 000億美元，減排成本在整個基金總額中占比增至23.86%。這意
味著，隨著GCF融資水平的提高，將會有更多比例的資金被投入到激勵發展中國家減排的行動中。
與100億美元類似， 1 000億美元情景下，各發展中國家也能獲得一定額度的適應基金。其中，中國減排28%需要付出68.72億美元的減排成本，適應基金為391.06億美元；其它發展中國家為了實現14%的量化目標，需要付出68.52億美元的減排成本，其適應基金約為134.10億美元；印度的減排比例為38%，其總的減排成本約為36.97億美元，可以獲得的適應基金為117.97億美元。總之，在減排貢獻的分配原則下，GCF不僅能夠取得較為明顯的減排效果，各發展中國家也能獲得不同額度的適應基金，這種分配思想是對GCF設立初衷氣候變化減排和適應的一種兼顧。
4GCF分配方案影響評估
采用GTAPE定量評估減排貢獻原則下的GCF分配方案對世界各國經濟、居民福利及碳排放的影響。設100億美元、500億美元、1 000億美元、2 000億美元和5 000億美元等五種情景。為了便于分析，未在模型中引入其它的環境政策，即未考慮發達國家在國內采取的減排措施，否則，相關評價結果將是混合政策的影響，這樣得出的政策模擬結果有偏離。
4.1對區域居民福利的影響
表4展示了GCF分配方案對各國居民福利的影響，與Springmann[9]的處理方式相同，這里的居民福利的變化表征為希克斯等價變差相對于區域總收入的變化百分比。居民福利刻畫中并不考慮減排所帶來的氣候收益，因為這不僅難以準確量化，也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總的來看，世界總的居民福利會因減排行動有所下降，這也是人類為應對氣候變化必須付出的代價。當GCF由100億美元增至5 000億美元，居民福利降幅由0.01%增至0.25%。對于發達國家而言，隨著融資力度的增強，發達國家居民福利下降明顯，例如當GCF由1 000億美元增至5 000億美元時，其居民福利降幅由0.15%增至1.15%。值得注意的是在100億美元情景下，發達國家居民福利會略微增加0.02%。實際上，發達國家居民福利變化主要受兩個因素影響：首先，發展中國家減排措施會增加本國企業的生產成本，削弱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優勢，這對發達國家行業產出具有正向拉動作用，發達國家居民福利會有所增加；其次，由于需要支付綠色氣候基金，發達國家收入有所減少，拉低了本國消費，從而影響了發達國家的居民福利。不同的GCF水平，這兩個因素的影響程度不同。研究結果表明，當GCF額度較低時，第一個因素起主導作用，此時發達國家居民福利會有微小的上升，而當GCF額度較高時，因融資問題導致的收入減少對居民福利影響更大。
對于發展中國家，隨著GCF資助額度的增加，減排力度逐漸增強，實際GDP降幅趨于增大，例如當GCF由100億美元增至5 000億美元時，中國實際GDP降幅由0.17%增加到1.30%。與對居民福利影響類似，發展中國家實際GDP主要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減排措施的采取削弱了發展中國家的行業競爭力，降低了產出水平；GCF的獲得增加了國民收入，帶了消費的增加，由此刺激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根據模擬結果，前者占據主導作用，此時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實際GDP均是下降的。
4.3對區域碳排放的影響
GCF減排效果見表6。隨著融資力度的增強，碳減排幅度越來越大，當GCF由100億美元增至5 000億美元時，世界碳排放降幅由5.14%增至19.06%。世界碳排放下降主要是由發展中國家貢獻的。例如當GCF融資水平為100億美元時，發展中國家碳排放會下降10.87%，而當GCF融資水平為5 000億美元時這一比例大幅飆升至40.78%。在減排貢獻的分配原則下，雖然中國減排量最大，但是其減排比例（相對基準排放）不是最高。由于基準排放水平較低，南非的減排比例在所有國家中最大。與其它研究對比，本文的研究結果并不是很高。Carraro和Massetti[7] 研究發現2020年500億美元的GCF能夠促使非附件I國家減排21-33億tCO2，而本文的研究顯示500億美元能夠促使發展中國家減排25億tCO2，位于上述區間。
由于沒有考慮發達國家的減排措施，單純的GCF分配方式會使得發達國家排放有所增加。當GCF由100億美元增至5 000億美元時，發達國家排放增幅將由0.84%增至3.57%，由此導致的碳泄漏將從7.40%增至8.40%。而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發達國家可能需要承擔一定的減排任務，世界的碳泄漏將會變小。
4.4等量減排情景下發達國家宏觀經濟損失
上述分析表明在減排貢獻分配原則下，GCF能夠取得較為明顯的減排效果。由圖1所示，如果GCF基于減排貢獻原則進行分配，100億美元的GCF能夠激勵發展中國家減排1 471 MtCO2，發達國家若想取得同等額度的減排量，則其實際GDP損失約為547億美元。類似的，5 000億美元GCF情景下發展中國家可以實現5 519 MtCO2，在等量減排約束下，發達國家實際GDP損失為6 361億美元。總的看來，在等量減排約束下，發達國家GDP損失均高于GCF融資額度。這表明，若從減排的成 本和收益視角，發展中國家為發達國家提供GCF也是符合自身利益的。
圖1等量減排情景下發達國家GDP損失與GCF對比
Fig.1Comparison of GCF finance and GDP losswith the same abatement
5結論和討論
GCF是近年來全球氣候變化領域出現的新課題。本文針對GCF如何在發展中國家間進行分配，提出了一種基于減排貢獻原則的分配方案，定量評估了這種方案的分配效果以及對世界各國環境經濟的影響。本文發現，基于減排貢獻的分配原則，GCF可以有效激勵發展中國家采取減排措施，并且能為發展中國家募集一定的適應基金。GCF對世界各國居民福利的影響不盡相同，只有當GCF融資額度達到一定水平時，才會出現所有發展中國家居民福利均改善的情況。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GCF也是符合自身利益的。總的看來，減排貢獻原則的GCF分配方案，不僅能為發展中國家募集一定的適應基金，也能取得較為明顯的減排效果，該方案能為“后京都”時代GCF機制設計提供有益參考。
本文根據減排貢獻的大小確定各發展中國家所能獲得的GCF額度，該方案對減排潛力較大的新興經濟體有利（例如中國和印度）。但是，考慮到新興經濟體已經成為全球碳排放的主要貢獻者，其當前減排措施也能降低氣候變化的風險和損失，這對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尤其是受氣候變化影響較大的小島國是有利的，也符合這些地區的長期利益。此外，GCF分配方案能夠取得較為明顯的減排效果，如果由發達國家自行采取減排措施實現同等減排量，發達國家需要付出更高的經濟成本，這一實證發現有助于提高發達國家籌資的積極性。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需要討論，即GCF融資額度是否要與發達國家減排目標掛鉤的問題。在“后京都”時代的國際氣候峰會談判中，部分發達國家可能愿意多減排以換取對GCF注資責任的減小，或者相反。在此背景下，發達國家一方面設定自身減排目標，另一方面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融資支持，這兩者之間可能存在一種平衡，關于這個問題的研究當前還很少。
本文關于GCF減排效果的討論具有以下局限。首先，只考慮了減排的直接成本，即用于企業減少排放的直接投入，而沒有考慮其他間接投入，例如政府和社會的投入。其次，研究僅體現了GCF分配方案的初始效果，以后隨著邊際減排成本的遞增，發展中國家減排越來越難，基于減排貢獻原則的GCF減排效果會逐漸降低。再次，本文沒有考慮交易費用，GCF的談判、協商、簽約和監督管理均需要支付成本，這會削弱GCF有效共給量。最后，為了兼顧減排潛力較小國家（如小島國家）的適應性需求，GCF可能會有一部分專門的費用支出，這也會減少GCF在減排資金方面的供給。另外，研究框架是靜態的，沒有考慮減排貢獻分配原則的動態效果；沒有考慮減排貢獻原則背后的違約風險。這些都是需要繼續研究的問題。
致謝：感謝德國Oldenburg大學Marco Springmann在本文撰寫過程中給予的幫助；感謝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學研究所CEEP討論小組寶貴的修改意見和建議。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on Its Fifteenth Session， Held in Copenhagen from 7 to 29 December 2009， Addendum， Part Two： Action Taken by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at its Fifteenth Session， FCCC/CP/2009/11/Add.1[R]. Germany： UNFCCC Secretariat， 2010.
[2]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Kyoto Protocol on Its Sixth Session， Held in Cancun from 29 November to 19 December 2010， Addendum， Part Two： Action Taken by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Kyoto Protocol at Its Sixth Session， FCCC/KP/CMP/2010/12/Add.1[R].Germany： UNFCCC Secretariat， 2011.
[3]Leahy S. The Big Fight in Doha Is over Climate Finance [N/OL]. Italy： Inter Press Service， 2012-12-03[2013-06-26]. http：///2012/12/thebigfightindohaisoverclimatefinance/.
[4]Van K L， Ahmad I H， Pittock J， et al. Designing the Green Climate Fund： How to Spend $100 Billion Sensibly [J].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1， 53 （3）：18-31.
[5]Donner D S， Kandlikar M， Zerriffi H. Preparing to Manage Climate Change Financing [J]. Science， 2011， 334：908-909.
[6]Grubb M.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from Border Carbon Cost Leveling [J]. Climate Policy， 2011， 11（3）：1050-1057.
[7]Carraro C， Massetti E. Beyond Copenhagen： A Realistic Climate Policy in a Fragmented World [J]. Climate Change， 2012， 110：523-542.
[8]Silverstein D N. A Globally Harmonized Carbon Price Framework for Financing the Green Climate Fund [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working paper， 2013.
[9]Springmann M. Carbon Tariffs for Financing Clean Development [J]. Climate Policy， 2013， 13（1）：20-42.
[10]Bird N， Brown J， Schalatek L. Design Challenges for the Green Climate Fund [R]. Climate Finance Policy Brief 4，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ODI）， London， 2011.
[11]Moser S C. Adaptation， Mitigation， and Their Disharmonious Discontents： An Essay [J]. Climatic Change， 2011， 111：165-175.
[12]劉燕華， 錢鳳魁， 王文濤，等. 應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技術框架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23（5）：1-6. [Liu Yanhua， Qian Fengkui， Wang Wentao， et al. Research of Adaptive Technology Framework of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J]. 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3，23（5）： 1-6.]
[13]Burniaux J M， Truong T P. GTAPEan Energyenvironmental Version of the GTAP Model [R]. GTAP Technical Papers， No. 16， 2002.
[14]Beckman J， Hertel T W， Tyne W. Validating Energyoriented CGE Models [J]. Energy Economics， 2011， 33（5）：799-806.
[15]Bhringer C， Rosendahl K E. Strategic Partitioning of Emission Allowances under the EU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J].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2009， 31：182-197.
[16]Lanzi E， Chateau J， Dellink R. Alternative Approaches for Leveling Carbon Prices in a World with Fragmented Carbon Markets [J]. Energy Economics， 2012， 34：S240-S250.
[17]Springmann M. A Look Inwards： Carbon Tariffs Versus Internal Improvements in Emissionstrading Systems [J]. Energy Economics， 2012， 34： S228-S239.
碳減排研究范文第3篇
1.指標的選擇地區經濟的發展狀況可以由經濟的多個方面來衡量，此外，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別，可以從GDP來考慮，還有地區占經濟主導地位的產業及地區貿易狀況等，同時根據表1所示，我們也可以看出不同年份不同地區間碳排放量也是有差別的。那么地區經濟的發展與碳排放量之間是一個怎樣的相關關系，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各因素是不是與碳排放之間是一種相關的關系，是否經濟的發展必然要以過多的碳排放為代價，這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總的來說，全國碳排放量是逐年遞增的，圖1展示了中國碳排放總量的變化趨勢。由圖1可以看到，近15年來中國的碳排放有了顯著的增加，并且在2001年以后碳排放有一個激增期，2001年的排放量為32億萬噸，至2010年，我國的碳排放總量增長到71.7億萬噸，而同時每一個省份的碳排放量也是有差別的。第一，各地區碳排放量都有所差別，并且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從表1中可以看出，在排碳量較高的包括河北、山西、遼寧、黑龍江、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河北、湖北、湖南、廣東、四川這些省份中山東的碳排放量最高。總的看來，這幾個省份有一些是工業為其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還有一些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好的地區，對外貿易較多。從表1中可以看出這幾個主要的碳排放量較多的省份碳排放的增長情況。貿易也是各地經濟發展中較為重要的部分，對外貿易的狀況可以由各地區進出口總值來衡量。從圖3中可以看出廣東省的對外貿易量是最高的。2.模型構建考慮到碳排放量的影響因素與以下幾個因素相關，借鑒柯布道格拉斯函數雙對數處理方法構建方程為：LnGQit=ci+β1LnGGDPit+β2LnSTRUit+β3LnPRICEit+β4LnTfwit+εit其中，i表示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除外），t為樣本時間跨度即年份。Ci為截距項，GQit為i地區t年的碳排放量，GGDPit表示i地區t年的地區生產總值，STRUit表示i地區t年的產業結構狀況，PRICEit表示i地區t年能源價格，Tfwit表示i地區t年的對外貿易總量，εit為隨機擾動項。3.模型變量的處理對于GQit計算依據Gi(m)=Ei(m)Etotal(m)Gtotal(m)，Gtotal(m)表示全國t期全國排碳量，Etotal(m)用于表示全國能源消費總量（按萬噸標準煤計算），Ei(m)表示i地區能源消費總量。各省經濟發展狀況GGDPit選用各省歷年地區的GDP指數（按不變價格計算）；STRUit用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產值之比，同樣也按不變價格計算；PRICEit能源價格采用“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來表示，同樣也轉化成以1995年為基期的時間序列，Tfwit為各地區進出口總值，同樣也按不變價格計算。4.模型數據的來源研究數據取自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除外）1995-2010年的數據，所有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2011》、《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11》、CCER經濟金融數據庫、《中國市場統計年鑒》、各省統計年鑒。
地區碳排放量與經濟發展的實證分析
1.對面板數據的單位根進行檢驗在EVIEWS中對這五個變量進行單位根的平穩性檢驗，依次采用LLC、IPS、ADF、PP等單位根檢驗方法，進行了水平檢驗和一階差分檢驗，檢驗結果見表2。2.面板數據協整檢驗由于Johansen檢驗是基于最大特征值的比的統計量λ-max來判別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多變量Johansen極大似然法可以精確地檢驗出協整向量的數目r，再根據無約束的VAR模型的殘差分析來確定VAR模型的最優滯后期。在對pool序列進行協整檢驗，運用Fisher(CombinedJohansen)這種方法進行檢驗，選擇沒有外生趨勢的選項，如表3中有4項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結果一致的，說明存在協整關系。在原假設為無協整關系的情況下，采用Pedroni(Engle-Grangerbased)方法進行協整分析。所得結果如表4所示，碳排放量、GDP、產業結構、能源價格與對外貿易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統計量通過協整檢驗。3.采用PeriodSUR加權檢驗并進行GLS回歸估計由于面板數據中時期的個數少于截面成員的個數，在做模型估計時，選用PeriodSUR類似似乎不相關回歸，對時期異方差和同期相關進行修正，所得結果如表5所示。從表6可以看出采用這一方法是能夠較好的估計出模型，對各解釋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關系作出描述。從表6中可以看出，采用PeriodSUR權重處理，R2統計量為0.982702大于未進行權重處理時的值，此外，未進行權重處理時，D.W.統計量為0.869007經過計算再與臨界值比較，存在較為嚴重的自相關。同時加權的GLS估計的殘差平方和也明顯下降，因此可以看出該模型能夠較好的估計這幾個解釋變量與因變量的關系。綜上分析可以看出，產業結構(LNSTRU)、對外貿易狀況(LNTFW)、經濟增長狀況(LNGGDP)對碳排放量都具有重要的影響，且表現為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分別為0.593、0.406、0.316。能源價格(LNPRICE)則與碳排放負相關。所以根據研究，政府機構通過對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還有對外貿易政策的調整可以達到對地區碳排放量的影響。
結論和建議
碳減排研究范文第4篇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支撐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碳金融機制研究”（編號：10CJY076）；國家科技支撐計劃課題“我國綠色低碳發展的關鍵支撐政策與技術研究”（編號：2012BAC20B08）；財政部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贈款項目“我國應對氣候變化融資：戰略、機制和政策體系研究”（編號：2012064）；中央財經大學科研創新團隊支持計劃及中國財政發展協同創新中心支持。
摘要 空間靈活性決定了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流動性水平和定價機制效率，但目前我國采取的是“先試點后推廣”的自下而上的碳交易市場構建模式，這會導致市場的碎片化問題。如何將多個并行運轉的區域碳交易市場進行連接，構建全國性市場，是中央計劃者必須要提前考量的問題。市場連接的目標是建立統一的價格信號，這需要設計一系列宏觀調控工具，在避免系統失靈的同時促進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本文從碳交易市場的定價機制出發，研究了懲罰水平與排放權短缺的概率預期對價格信號的決定性因素，同時討論了最新的價格管理機制――價格上下限，安全閥機制，動態分配等，并以此為基礎提出了一種漸進式宏觀調控策略。該策略通過運用一系列宏觀調控工具（懲罰水平以及動態分配、安全閥機制、產業政策、邊界措施等），避免系統性失靈，同時不斷評估各個系統的運行參數，尋找最優的市場連接機會，促進子系統之間的融合，逐步形成統一的價格信號，為中國碳交易市場的頂層設計開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關鍵詞 碳交易市場；連接；價格信號；宏觀調控
中圖分類號 F0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3）11-0007-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1.002
氣候變化本質上是經濟發展所導致的環境外部性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方法是將溫室氣體排放產生的外部成本內部化，而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簡稱“碳交易市場”）是最基本的經濟手段，并成為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主流方式之一。碳交易市場的目標是建立有效價格信號，尋找到成本效率最好的減排區域。有效的價格信號取決于兩個因素：空間靈活性和時間靈活性。空間靈活性的本質是建立一個全球化的市場，即不同國家和地區交易系統之間的連接，形成一體化的全球碳市場，提高市場流動性水平。Vrolijk和Grubb的研究證明柏林條約如果引入空間和時間靈活性的話，可以有效降低排放[1]。時間靈活性的本質是保證市場交易周期的連續性，避免由于減排目標階段性調整導致市場預期發生變化。市場流動性水平和預期的穩定性決定了碳價格的有效性。本文主要研究碳市場的空間靈活性問題，即如何通過構建全國性市場，擴大市場的流動性水平。
在實際應用中有許多因素會限制碳交易市場的空間靈活性。例如政治制度的局限使得不同行政管理體系下的碳交易市場難以相互連接；減排目標和減排成本的極大差異所帶來的碳泄漏風險，使得市場連接后出現成本轉移的問題；不同的交易規則設置也是阻礙碳市場連接的關鍵障礙。由于碳市場當前的主要目標是為區域減排服務，因此具有很強的地域性和多樣性，流動性也受到很大限制。然而，從長期來看，隨著各個碳交易市場金融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合約與規則的標準化，以及全球氣候立法的完善，可能會逐步向統一的方向發展。
1 文獻綜述
不同于歐盟自上而下的跨成員國排放交易系統，目前中國碳交易市場的發展采取“先試點后推廣”的自下而上的發展思路。在配額交易機制方面，中國政府從2011年開始推動區域碳交易市場的試點工作。目前已在多個省市成立碳交易所，推動區域碳交易制度的建設。其中上海、廣東走在最前列，已經頒布了部分交易規則，但仍有大量的細則有待研究和討論。在項目減排量機制方面，國家發展改革委于2012年6月印發了《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管理暫行辦法》（簡稱《暫行辦法》），制定了核證自愿減排量（China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簡稱CCER）的管理規則，并允許CCER進入國內配額交易市場中。
盡管中國建立碳交易市場的啟動時間較晚，但如果有效借鑒國外的經驗，可以獲得后發優勢。多個區域碳交易市場（或系統）并行運行有諸多的優點，例如能夠適應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體現差異化的減排目標和成本，提高碳交易市場的運行效率。但七個省市各自獨立開展區域碳交易市場的設計，必然會出現規則不統一的問題，導致未來的相互連接和擴展（即所謂“推廣”）出現極大困難。
雖然一個全球統一的碳市場在短期內很難出現，但是各個市場之間通過配額和減排量互認可以實現一定程度的連接。兩個系統的互聯可以創造新的市場機會，促進資源的流動，降低總體減排成本，實現雙贏的目標。排放權交易系統連接方面已經有一些零散的研究。Stavins認為共有三種連接方式[2]：國家排放交易系統與地方區域交易系統的連接，世界不同排放交易系統之間的連接以及廣義上排放交易系統與其他國家氣候政策的連接。Stavins指出將區域交易系統連接為國家交易系統可以避免重復計算，規則沖突等問題。Stavins提出了“事件連接”的方法，即當其他國家設定更加嚴格的氣候政策時，美國的排放交易系統統一加強排放總量控制，這使得美國的交易系統與其他國家的氣候政策產生了連接。此外，其他國家的高排放產品進口美國時，企業也需要購買一定數量的配額，從而避免碳泄漏，促進發展中國家采取減排行動[3]。Jaffe和Stavins認為將美國排放交易系統與歐盟排放交易系統連接，可以大大降低全球減排的成本，但是由于短期之內如何確定連接水平非常困難，因此可行的方案是與CDM機制連接，從而顯著降低美國的減排成本[4]。Jaffe和Stavins等將連接方式分為直接連接和間接連接：直接連接包括總量控制系統與碳抵消機制的連接以及總量控制系統之間的連接；間接連接包括多個總量控制系統通過共同的碳抵消機制連接以及多個總量控制系統之間的間接連接[5]。他們指出系統連接的優點除了降低成本之外，還可以擴大市場規模，提高市場流動性，有助于“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實施，也可以降低碳泄漏的發生。同時，Jaffe和Stavins等也指出盡管可以降低總體成本，連接也會對競爭力產生很大影響，導致國家之間產生新的資本流動，并降低各國對本國交易系統的控制能力[5]。連接的程度和規模都會影響到政府對本國系統的控制力。在短期之內，各系統將以自下而上的間接連接為主，而從長期來看，各國交易系統可能會主動尋求連接的機會，以促進國際協議的形成。
但這些工作僅僅局限于兩個交易系統的靜態連接，并沒有從中央計劃者的角度研究在多個區域碳交易市場（或系統）同時運行的情況下，采用何種調控工具和路徑，建立一個全國性市場。本文認為全國性碳交易市場的構建應該是一個多系統動態連接的過程，不應破壞已有的碳價格體系，也不應被動等待各個系統的自發連接，而是應該采取“以點看面”，“自上而下”的思路，以價格機制為核心，研究在現有的中國碳市場發展格局之下，即多個區域碳交易市場（或系統）并行運行的環境下，如何進行制度和路徑安排，促進各個試點市場的協調發展，逐步推動全國統一碳市場的形成。因此，本文將從碳交易市場的定價機制出發，提出一種漸進的宏觀調控策略，促進市場的連接和統一價格信號的形成。
2 碳交易市場的定價機制
2.1 基本定價原理
2.1.1 定價模型
Cronshaw，Kruse以及Rubin等人的研究工作已經證明在允許儲蓄和借入規則的排放權交易市場上，存在減排成本最低的均衡最優解，而排放權的價格等于市場上最廉價的污染控制方案的邊際成本[6-7]。Seifert對CO2排放權價格從環境經濟學的角度進行量化分析，基于最優減排決策建立了單一人模型[8]。人在購買排放權和采取減排行動之間做出決策，其決策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未來排放的預期。Carmona等在假定生產成本，出售排放權和商品收入符合隨機過程的情況下，證明排放權價格等于貼現的懲罰水平乘以排放權短缺的概率預期[9]。Chesney和Taschini假設企業排放符合幾何布朗運動，進一步刻畫了累積排放過程，并采用線性方法對累積排放函數進行了近似處理[10]。Chesney和Taschini建立了允許借入和儲蓄的雙公司多周期不對稱信息價格動態模型，并將其推廣到多公司的情形，證明排放權的價格路徑依賴于未來排放權短缺的概率，懲罰水平以及貼現率[10]。
假定在一個完全競爭的碳排放交易市場中，企業符合理性經濟人假設，即以利潤最大化作為決策依據，下面基于單個代表性企業，建立碳排放權現貨定價模型。
假設（Ω，F，P）為一個概率空間，F=（F0）為F0=σ（Q0）的測度，企業的排放符合布朗運動：
其中，Qt為企業在時間t的排放量；Q0為企業的初始排放量；μ為企業排放自然增長率；σ為隨機因素。
假設X0為企業初始購買（X0>0）或者出售（X0
假設初始狀態排放權的價格為S0，則企業的利潤最大化目標可以轉化為成本最小化問題：
此最小化問題的一階條件為：
為了求得該問題的解析解，假設T為無限小量t，可得：
由此可見，排放權價格取決于懲罰水平以及對排放權短缺的概率預期。下面分別對這兩個驅動力進行討論。
2.1.2 懲罰水平
懲罰水平已被廣泛地使用，作為排放實體無法交付相應排放權的處罰，也成為碳排放權定價機制的基本要素。該價格對市場價格具有參考作用，也是碳價格的最高上限，應當處于一個合理的范圍之內，要對企業產生成本上的壓力，但又不能過高以致失去意義，如歐盟碳交易市場第三期的懲罰水平為100歐元/tCO2eq。
作為一個外生參數，懲罰水平通常在系統運行前規定。由于懲罰水平是市場設計者傳遞的第一個價格信號，在價格機制中起到重要的基準作用，因此可以作為中央計劃者宏觀調控的第一個參數。中央計劃者應當盡早制定統一的懲罰水平，形成全國市場相同的價格基準。
目前中國碳交易市場上并沒有明確的懲罰水平，只有深圳市規定懲罰水平為市場價格的3倍。但是由于跟排放權價格進行了掛鉤，這一懲罰水平所傳遞出來的價格信號非常模糊和脆弱。正常情況下，市場價格的波動僅僅由排放權稀缺的概率決定，但在式（4）中，懲罰水平P不再是常量，而是排放權價格S0的函數，即懲罰水平也成為引起價格波動的決定因素，這會形成一個自反饋環，導致市場價格波動失控。
2.1.3 排放權短缺的概率
對排放權短缺的概率預期決定了市場價格的波動規律。根據式（5），這一預期由兩個因素決定：排放自然增長率μ，以及影響排放的隨機因子σ。μ由經濟增速，能源結構等因素決定，而σ則代表了外部擾動，如需求波動、天氣變化以及排放數據本身的不確定性。當預期排放自然增長率μ增加時，排放權價格S0將上升，當隨機因子σ增加時，排放權價格S0也將上升。
排放自然增長率μ和隨機因子σ兩個參數可以用來刻畫交易市場的外部特性。這兩個參數相近的交易市場價格驅動力相似，更容易進行連接。中央計劃者應當不斷評估每個交易系統的排放自然增長率以及隨機因子，尋找最優的市場連接機會。
2.2 價格管理機制
如前所述，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上，碳排放權價格取決于懲罰水平以及對排放權短缺概率的預期。但由于碳市場是人為設計的市場，總是存在許多無法預知的設計缺陷、漏洞或不足，例如供給過度，初始分配不合理等。因此，實際碳交易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要復雜的多，價格管理作為一種價格調控機制已被引入碳交易市場設計之中。當前價格管理的主流方式包括價格上下限，安全閥機制，動態分配等。
價格上下限則是一種非常直接的價格管理手段，即直接規定碳價格允許的最高價格和最低價格。例如中國政府規定出售的CER價格不得低于8歐元/tCER。價格上下限的優點是能夠非常嚴格地控制碳價格過高或者過低，缺點是破壞了市場正常的定價機制，當供給過度或過少時，市場價格可能會長期停留在上限或下限，使得碳市場失去定價功能。從本質上講，懲罰水平可以看作價格上限的極端情形，即觸發的概率不同，一般而言懲罰水平觸發的概率接近于零，而價格上限觸發的概率要高得多。
安全閥機制目前主要應用于美國的區域交易市場內，本質上是通過調整項目減排量的使用額度來間接調整供給，緩解價格波動過大的情況。例如，RGGI設定了兩個安全閥值。第一個安全閥值用于應對初始分配不合理致使配額價格過高的問題，即在每個履約期的前14個月內，若市場價格的滾動平均值連續12個月高于安全閥值，則延長履約期長度。這個規則將使市場有足夠的時間來吸收初始分配帶來的價格過高風險，重新調整到均衡區間。第二個安全閥值也是為了解決供求關系過度失衡帶來的市場風險。如果連續兩次出現了第一個安全閥值機制生效的情況，則說明配額的供給嚴重不足，此時將允許項目減排量的來源從美國本土擴展到北美以及其他國家，并將其使用比例上限提高到5%，在某些極端嚴重的情況下甚至可達到20%。
動態分配是一種更為復雜的價格管理機制，與安全閥有些類似，所不同的是動態分配是當價格出現異常時，政府修正配額供給曲線，調整供求結構，從而直接影響市場價格。政府修正配額供給曲線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直接新增或者回收配額，第二種是不改變配額總量，修改供給曲線的斜率，例如將近期的配額推后發放，或者將未來發放的配額提前發放，前者稱為后裝載機制（Backloaded），后者稱為前裝載機制（Frontloading）。無論前裝載機制還是后裝載機制，都是為了平緩供給曲線，盡可能與經濟周期平衡，但并沒有改變供給總量（即供給曲線包圍的面積）。這種措施“是在極特殊情況下解決嚴重不平衡的情況”，皆在改變中短期內的市場供求結構，而對供求關系的長期預期并沒有變。
3 全國市場的構建與宏觀調控
3.1 市場構建的基本原理
排放權的價值有兩種：環境價值和經濟價值。環境價值體現了溫室氣體排放對于環境的單位外部性影響，采用tCO2當量作為計量單位；經濟價值反映排放權的邊際減排成本。理論上只有當兩個不同交易市場的排放權環境價值和經濟價值均相等時，才能夠認為具有了同樣的價值，具備了市場連接的基礎。但由于邊際減排成本和供求關系的設計有很大的差異化，每t排放權的經濟價值在不同交易市場內是不同的。
由于套利交易的存在，相互連接的兩個交易市場的碳價格會逐漸趨于一致。圖1中歐洲交易市場與美國交易市場連接之后，歐洲可以通過購買美國的排放權降低減排成本，美國企業則可從中獲利，同時系統的流動性得到極大提高，最終價格趨向一致。市場連接所帶來的收益規模取決于經濟剩余的多少。但是對于減排成本在不同區域的轉移預期會阻礙兩個交易市場之間的連接，而中央計劃者主導的強制性連接又很可能帶來結構性破壞，導致市場
機制失靈。因此，全國性碳交易市場的構建需要尋找一種溫和的方式，通過中央計劃者適當的調控來激勵市場之間的自發連接。
假設碳交易市場A的排放權價格為SA，碳交易市場B的排放權價格為SB=2SA。如果從環境公平性出發，A和B市場的排放權是等同的，但從經濟公平性出發，B市場每t排放權價值是A市場的兩倍。
一種簡單的連接方式是將A市場排放權按照2∶1的比例進行折算，與B市場合并。但這種折算方式會對市場產生很大沖擊，大量低價排放權的引入會導致B市場價格下跌。該種方式比較適合市場規模差異懸殊的合并，沖擊可以忽略；而對于兩個市場規模相近或者多個市場同時合并的情形，可能會導致市場發生結構性變化，破壞價格體系。本文重點討論一種溫和的漸進式宏觀調控策略，使得中央計劃者逐步建立全國性碳交易市場。
以中央計劃者為出發點的全國碳交易市場構建的核心目標是促進價格信號的融合。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達到兩個要求：第一，在盡可能減少外部沖擊和結構性破壞的情況下，循序漸進地推動全國統一碳市場的形成；第二，開發宏觀調控工具，建立“系統的系統”，以應對單一碳交易系統的失靈問題。
從系統學的角度來看，全國碳交易市場是一個包含著多個子系統的控制體系，這一體系的目標是在各個子系統正常運行的情況下，通過一個反饋環實現多系統協同運行，并逐步調整系統結構，向單一的系統平穩轉換。通常情況下，各個子系統應當有效且獨立地運行，無需政府的干預。但由于各個子系統處于同一個經濟體內，并非物理上獨立，可能會出現普遍性的系統失靈，或扭曲本國產業的公平競爭環境。因此，全國碳交易市場的構建需要加強子系統之間的信息交流，提升協同性，解決機制失靈的共性問題。全國碳交易市場的頂層設計見圖2。
由中央計劃者建立各個子系統的信息交換機制，并進行協調管理。由于碳交易市場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帶有產權屬性的虛擬商品，需要在國家層面進行界定、記錄和管理，其本質上是一種產權系統。產權系統的設計在技術層面體現為國家登記薄。國家登記薄與各個交易系統登記薄相互通訊，記錄和管理每個賬戶中排放權和排放數據的情況，避免重復計算等問題。這些數據用來反映碳交易市場作為一種排放控制工具的使用效率和性能，在結合經濟數據進行系統性評估之后，通過宏觀調控工具來對交易市場活動進行合理調整，確保碳交易市場總體目標的實現，同時尋找最優的連接機會，促進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
3.2 漸進式宏觀調控策略
實際的碳市場價格由兩個層面的因素決定：首先，懲罰水平和對排放權短缺概率的預期是價格信號的基本驅動變量；其次，日益復雜的價格管理機制也會對市場價格的波動產生直接的影響。因此市場連接需要綜合考慮這兩方面的因素。
價格管理機制本質上是一種市場調控手段，因此全國碳交易市場的構建實際上是一種以建立統一價格信號為目標的宏觀調控過程，即通過運用一系列宏觀調控工具，避免系統性失靈，同時不斷評估各個系統的運行參數，尋找最優的市場連接機會，促進子系統之間的融合，逐步形成統一的價格信號。典型的宏觀調控工具包括懲罰水平以及動態分配、安全閥機制等。圖3給出了中央計劃者的漸進式宏觀調控流程圖。
該調控策略的特點是綜合考慮了對價格失靈的調控以及市場連接的雙重目標。具體實施策略如下：
（1）中央計劃者首先設定全國統一的懲罰水平，作為價格信號的基準；
（2）不斷估算各個子系統的排放自然增長率μ以及影響排放的隨機因子σ，尋找這兩個參數相近的系統，評估最優的連接機會。
（3）如果出現了連接機會，則對價格波動區域和價格管理機制進行分析，并作出是否連接的決策，制定連接方案；否則進入步驟（4）。
（4）如果各子系統市場價格普遍出現了異常，則啟動安全閥機制或動態分配機制，以解決系統性失靈問題。
（5）對各交易市場的外部影響進行評估，如碳泄漏，競爭力，公平性等，修訂產業政策，或使用其他輔助調控工具。
價格管理機制的連接較為復雜，那么中央計劃者就必須從一開始協調各個交易市場的價格管理機制。價格上下限是較難處理的規則，因為上下限的存在約束了市場機制的定價功能。如果A市場的價格上下限區間為[PAL，PAH]與B市場的價格上下限區間[PBL，PBH]接近，那么這兩個市場相互連接時，只需取其并集作為新市場的價格上下限區間，這相當于放松了價格上下限的約束。因為流動性的擴大提高了市場自身的運行效率，放松價格管制有助于價格機制發揮作用。如果兩個價格上下限區間距離較遠，則說明兩個市場處于不同的均衡區域，不適合進行連接。
安全閥機制通過調整項目減排量的使用比例來微調供給曲線。大多數碳交易市場均允許使用一定數量的項目減排量，中國政府也允許CCER進入國內配額交易市場內，這提供了一個新的宏觀調控工具。各個交易市場可以自行設計安全閥機制，確定項目減排量的使用比例和觸發條件，這不會成為市場連接的障礙。但中央計劃者應當保留運用安全閥機制調控整個市場供求的最高權限。如果由于經濟周期等外部因素導致交易市場出現了普遍的價格失靈問題，中央計劃者可以統一提高或降低CCER的使用上限。
動態分配與安全閥機制的功能相似，不同之處是調節排放配額的供給和需求。在經濟出現大幅度波動時，可能會出現價格失靈的現象，供求關系偏離均衡區域，而安全閥機制也失效。此時，可以考慮向各個交易系統回收或者增發少量配額，以改善供求關系。但國家儲備不同于交易市場自身的儲備，只有在交易市場儲備已經無法有效解決供求失靈的情況下，才能啟用國家儲備。安全閥機制和動態分配機制使得中央計劃者能夠對交易市場進行宏觀調控，這相當于在各個交易市場之間形成了間接連接，將有助于全國性市場的構建。
3.3 其它要素設計
3.3.1 評估系統
評估系統的主要目標是評價碳交易市場的真實減排貢獻以及與宏觀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由于碳交易市場自身并不能剔除外部因素的影響，因此排放量的上升或下降的原因需要進一步識別；此外，碳交易市場僅能覆蓋部分行業和部分區域，碳市場價格信號的作用空間是有限的，可能會對宏觀經濟產生復雜的影響，因此也需要進行評估。評估系統的設計如圖4示。排放指標（包括單位GDP排放，單位工業增加值排放，總排放等）是最重要的評估指標，但這些指標并不能體現出真實的減排貢獻，需要剔除經濟周期波動，以及天氣等外部因素對排放的影響，計算碳交易市場實際產生的減排量。然后在此基礎上需要進行行業評估。對行業的評估側重于碳泄漏和競爭力。碳泄漏主要通過分析投資在交易系統內外之間的流動情況進行判斷。由于碳市場只是覆蓋了部分行業和部分區域，因此可能會出現投資從碳市場向外部轉移的問題，從而產生碳泄漏。競爭力評估包括兩個層面，一是與國外產業之間的競爭力評估，以及產業內競爭力評估。實際上，競爭力與碳泄漏是緊密相關的，因此可以將這兩者綜合起來進行評價，例如通過分析進出口量、消費和投資與排放之間的計量關系，來綜合評定一個產業的增長是否與碳價格產生了顯著的相關性。通過進一步比較該產業在不同碳交易市場內的表現，可以識別不同的市場規則是否對該產業產生等同的影響，如果影響不均等，則說明碳交易市場可能扭曲了產業內的公平競爭，應當采取必要的糾正措施。
3.3.2 輔助調控工具
輔助宏觀調控工具包括產業政策、邊界措施等，其功能是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
產業政策用來解決與公平競爭相關的問題，即保持本國產業內競爭的公平性，避免地方保護主義。由于碳交易市場只納入了排放量達到一定規模的企業，而中小企業并不受到碳交易市場的直接約束，為了保持產業內競爭的公平性，需要對中小企業施加等同的約束政策。典型的產業政策有節能減排約束性指標，即對中小企業施加節能減排的強制性指標，使其承受與大企業相同的減排壓力。由于不同省市可能出現競爭保護的問題，因此需要在國家層面進行統一調控，避免地方保護主義。
邊界措施用來保護本國的產業競爭力。在本國采取碳交易約束政策后，為了避免碳泄漏，損害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需要引入邊界措施。常規的邊界措施包括征收碳稅，購買國際儲備配額等，其根本目的是讓國外產業支付等同的碳成本，以形成公平競爭。
在多個碳交易市場并行運轉的環境下，中央計劃者調控的目標是維護產業競爭的公平性，并解決普遍性的機制失靈問題。但宏觀調控工具的使用必須盡可能減少對各交易市場本身的干預。
4 結 論
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構建實質上是將多個交易市場進行連接，建立統一的價格信號。在完全競爭的碳市場上，價格信號取決于懲罰水平和對排放權短缺的概率預期。懲罰水平是市場設計者傳遞的第一個價格信號，在價格機制中起到重要的基準作用；對排放權短缺的概率預期決定了市場價格的波動規律，取決于排放自然增長率以及影響排放的隨機因子。因此，市場的連接應當首先從這些因素入手，尋找潛在的最優連接機會。
由于碳市場是人為設計的市場，總是存在許多無法預知的設計缺陷，因此價格上下限，安全閥機制，動態分配等價格管理手段作為一種價格調控機制已被引入碳交易市場設計之中。復雜的價格管理機制會對市場價格波動產生直接的影響，這增加了市場連接的困難。本文基于碳排放權定價機制，提出了一種漸進式宏觀調控策略，為中央計劃者提供了一種以構建全國碳交易市場為核心目標的宏觀調控策略。這為中國碳交易市場的頂層設計開辟了新的思路。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Grubb M， Vrolijk C， et al. The Kyoto Protocol： A Guide and Assessment[M].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1999.
[2]Stavins R.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with A Comprehensive US Capandtrade System[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8， 24（2）： 298-321.
[3]Morris， Michael G ， Edwin D H. Trade Is the Key to Climate Change[J]. The Energy Daily， 2007， 2（20）：35.
[4]Stavins， Robert N， Judson J. Linking Tradable Permit Systems fo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pportunities， Im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R]. Geneva： Report for 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Association， 2007.
[5]Judson J， Robert S. Linkage of Tradable Permit Systems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Architecture[R].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Series， 2008.
[6]Cronshaw M B， Kruse J B. Regulated Firms in Pollution Permit Markets with Banking[J]. 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 1996， 9（2）：179-189.
[7]Rubin J D. A Model of Intertemporal Emission Trading， Banking， and Borrowing[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6， 31（44）： 269-286.
[8]Seifert J， UhrigHomburg M， Wagner M. Dynamic Behavior of CO2 Spot Pric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8，56（2）：180-194.
[9]Chesney M， Taschini L. The Endogenous Price Dynamics of Emission Allowances and An Application to CO2 Option Pricing[J]. Applied Mathematical Finance， 2012， 19（5）：447-475.
[10]Carmona R， Fehr M， Hinz J， et al. Market Design for Emission Trading Schemes[J]. SIAM Review， 2009， 52（3）： 403-452.
[11]Alan M. MERGE：A Model for Evaluating Regional and Global Effects of GHG Reduction Policies[J]. Energy Policy，1995，23（1）：17-34.
[12]Besembinder H，Coughenour J F，Seguin P J，et al.Mean Reversion in Equilibrium Asset Prices：Evidence from the Futures Term Structure[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5，50（1）：361-375.
[13]Benz E， Truck S. Modeling the Price Dynamics of CO2 Emission Allowances[J]. Energy Economics，2008，31（1）：4-15.
碳減排研究范文第5篇
【關鍵詞】 低碳經濟； 建筑節能； PCDM； 碳排放權； 會計； 資產類別； 逐級遞階
一、中國建筑節能PCDM項目的實施背景與趨勢
（一）中國建筑節能PCDM項目的實施背景
近幾年來，中國注冊成功的CDM清潔發展機制項目迅速增加，已成為CERs全球碳市場最大供應國。2011年4月2日，中國合作伙伴——德國商會北京代表處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建筑業節能研討會，明確提出將在新建建筑中建立碳排放權機制，該機制越早建立，社會和企業越早獲益。碳排放權交易可以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排放量小的企業可以出售排放權，排放量大的企業需要購買排放權，這樣就避免政府直接補貼碳排放企業。住建部指出，清潔發展機制CDM是世界建筑節能發展的經驗，在中國建立建筑節能CDM涉及法律和其他方面的因素，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事實上，建筑節能CDM通常還有投資回收期長、初始投資額大、交易成本難測定、風險大等特點，這也給建筑企業帶來了會計核算難題。
（二）中國建筑節能PCDM項目的發展趨勢
目前，建筑節能可以通過PCDM中國規劃方案下的CDM（Programmatic CDM）項目參與到低碳經濟中。規劃方案下的CDM（Programmatic CDM /PCDM）是指為執行相關政策或者為達到某一目標，而采取的一系列減排措施作為一項規劃方案，并整體注冊成為一個CDM項目，在這一規劃方案下項目活動產生的減排量經過核證后可簽發相應的核證減排量（Certification Emission Reduction，CER）。PCDM項目具有自身顯著特點。首先，具有物理邊界不受限的特點，項目可以跨越一個地區甚至國家的疆域。這就克服了CDM項目對建筑節能的實施約束，使得分散的、個體減碳能力小而集體減碳能力可觀的建筑節能領域有導入PCDM的可能，同時有望解決建筑節能綜合改造的技術與資金問題。建筑節能PCDM碳排放權既然即將可以交易，那么具體應確認為何種資產？應在何時確認？建筑企業獲得或出售碳排放權時，如何記錄？取得的收入應何時入賬？這些都是保證低碳建筑碳排放權機制順利實施的條件，但首要問題是資產類別的確認。本文結合我國建筑企業國際碳交易活動基本進程，分析了我國建筑節能PCDM的資產性質與我國建筑企業碳排放權的會計計量方法。
二、建筑企業碳排放權交易（PCDM）的會計——資產類別確認
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潛力巨大的建筑節能碳排放市場中，PCDM模式促進了我國建筑節能碳市場、碳金融與國際的進一步接軌。根據碳排放權的描述，建筑企業碳排放是指在建筑產品形成與商品化過程中，政府通過無償分配、定價出售或公開拍賣的方式將碳排放權分配給各建筑企業后，各類建筑企業便取得對排放權的控制權；建筑企業通過碳排放保證其建設生產或房地產經營從而獲利，同時，出售剩余的碳排放權直接為建筑企業帶來現金流入。因此，建筑企業碳排放權完全符合我國資產的定義和特征，碳排放權屬于資產。
目前，應將建筑企業碳排放權確認為何種資產類別尚無定論，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建筑企業碳排放權屬于一種特殊的經濟資源，將其納入建筑企業的金融資產；第二種觀點認為建筑企業碳排放權符合存貨的定義，應將其作為存貨進行確認；第三種觀點認為建筑企業碳排放權具備無形資產的特征，應當確認為企業無形資產。根據有關統計數據顯示，企業將碳排放配額資產列為存貨、其他流動資產和無形資產的比例分別為15%、20%和65%；對于外購的排放配額，這一比例分別為11%、31%和58%（蘇偉、潘家華，2008）。本文認為，就現階段而言，將建筑企業碳排放權納入無形資產更有利于建筑節能PCDM的順利發展。但這種形式的碳排放權會計核算形式應隨著中國碳市場成熟度以及中國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碳交易的角色轉變而轉變。
三、建筑節能PCDM發展的逐階遞級模式
（一）中國發展建筑節能PCDM項目的特殊性
按照一般觀點，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企業作為CDM項目的賣方，應將碳排放權確認為無形資產；歐美等發達國家企業作為CDM項目的買方，若購買碳排放權出于生產經營需要，則應確認為無形資產。雖然目前中國CDM項目產生的溫室氣體減排量總量增長迅速，約占全球的近一半，但尚未形成一個高效規范的碳交易市場。國際市場上碳排放交易價格一般在每噸17歐元左右，而國內的交易價格在8—10歐元，不及歐洲一級市場價格的一半。碳交易權的計價與貨幣的綁定機制使發達國家擁有強大的定價能力。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只有成功申請CDM項目并核證減排方法以及減排量后，才可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碳交易，同時相應的碳排放權才由該企業擁有或控制。綜合以上情況，針對建筑行業的特性，本文認為建筑企業發展PCDM項目的碳排放權會計確認應分三步走：首先，將碳排放權確認為無形資產進行計量；其次，作為交易性金融資產進行計量；最后，應作為存貨進行計量。下面結合我國建筑企業國際碳交易活動基本流程，分析我國建筑節能CDM的資產性質與我國建筑企業碳排放權的交易模式。
（二）中國發展建筑節能PCDM項目的階段性
1.第一階段，將碳排放權確認為無形資產。2004年12月IFRIC的“IFRIC 3”中明確規定：碳排放權符合資產的定義，因為它是“沒有實物形態的長期資產”，因此屬于無形資產。雖然在2005年6月由于不能“真實而公允”地反映企業的經濟實質、計量基礎與報告不符等問題，暫時撤消了IFRIC 3，但仍支持無形資產的說法，繼續修訂《無形資產》準則來貼切反映碳排放權的本質。這是建筑節能PCDM的初期資產形式。
2.第二階段，隨著建筑節能在中國甚至世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建筑企業開始迅速發展PCDM項目。中國政府實施的減排量的強制性指標分配制度，以及中國碳金融、碳市場的發展與完善，都促使碳排放權在特定的交易所進行交易，并逐漸形成符合市場規律的碳排放權交易定價系統，始終以公允價值計量。這個階段的建筑節能碳排放權應作為金融資產確認。
3.第三階段，應將建筑企業PCDM項目碳排放權作為存貨。這是因為，首先，歐盟推出的機制是一個過渡性的機制。按計劃，到了2012年后，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必須用歐元來進行碳排放交易。目前中國確實從PCDM中獲得很大的資金支持，但從長遠考慮，要防止把排放潛力消耗過度，將來中國必然要承擔排放義務，會因自身排放指標不足而高價去買。因此，在碳排放量的統籌規劃下，將會把建筑企業節能碳減排量作為一種存貨計入會計——資產類別。其次，隨著碳交易市場的逐漸成熟與完善，碳排放權作為財富將成共識，有關的經濟利益隨之在建筑企業間流動；到那時，全球碳排放權價格趨于穩定，作為存貨，它的成本已能夠可靠地計量。
（三）中國發展建筑節能PCDM項目應注意的其他問題
目前，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借環保問題，讓發展中國家為溫室氣體排放和金融危機買單。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大會，針對碳排放問題，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與以歐美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展開了初期碳排放量交易。我國碳排放量要想不陷入被動局面，應主動完善碳排放權會計準則，這樣可以保證中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秩序的穩定，此外，還要從理論上對碳排放權交易的市場行為進行系統分析和研究，完善碳排放權交易的法律、法規，確保相應法律強制性并加大管理力度，同時避免碳排放政策與其他交叉環境政策的沖突，使我國碳排放權交易能夠在完善的市場環境下進行有序交易，進而為我國在國際碳排放權的交易談判，提供制度基礎。
四、建筑節能PCDM作為交易性金融資產案例分析
筆者認為，雖然建筑企業碳減排分為以上三個不同發展階段，但就目前中國的碳交易狀況而言，交易性金融資產是最值得關注的。目前，我國既有建筑節能改造每年可節約75萬噸標煤，減排200萬噸CO2，今后25—30年每年新建建筑面積約20億m2，巨大的潛力影響著我國國際碳交易的長遠戰略。建筑節能碳排放權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既稀缺又有價值，也有增值收益的可能，屬于金融衍生產品，且符合企業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的目的。在目前這一特殊階段，宜將其確認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在現行“交易性金融資產”科目下增加“排放權”明細項目，反映企業取得的碳排放權的價值，并跟蹤其價值變化，具體實施如下例所示：
例：E建筑公司以PCDM項目形式在1月1日以每噸30元購入建筑節能碳排放量3 000噸，交易費用500元。當年12月1日，該建筑節能碳排放權價格上漲為31.95元。該公司計劃將其賣出。當年12月10日，E建筑公司成功出售碳排放權，每噸價格為32.05元，支付交易費用500元。
E建筑公司會計財務處理如下：
1.1月1日購入時：
借：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碳排放權（成本）90 500
貸：銀行存款 90 500
2.12月1日分錄：3 000*31.95-90 500=5 350
借：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碳排放權（公允價值變動）
5 350
貸：資本公積——其他資本公積 5 350
如果價格下降，其差額作與此相反的記錄。
3.12月10日出售時注銷：
分錄如下：
借：銀行存款 95 350
資本公積——其他資本公積 5 350
貸：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碳排放權（成本）
90 50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碳排放權（公允價值變動）
5 350
投資收益 4 850
五、結語
低碳經濟的發展對我國建筑企業實施PCDM的會計核算體系提出了新的挑戰，建筑企業會計核算體系的研究、引進、消化和再創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目前建筑節能碳排放核算準則的缺失會導致不同的建筑企業對碳排放的會計核算方法的不同，最終影響到該批信息的可比性，而且我國建筑企業碳排放權的會計確認、計量核算存在特殊性，僅依靠借鑒國外已有模式和實務上的探索是遠遠不夠的。因此，當前的重要任務是發展建筑企業碳排放權會計、完善碳排放權會計準則、提高碳排放權信息披露質量、提升建筑企業會計人員素質、測度建筑節能PCDM碳排放的風險與不確定性以及解決碳會計事項難以量化等信息披露及管理的難題。同時，建筑企業應當加強認識、加大對建筑領域會計人員教育培訓力度，并提供學習國際碳計量方法學新知識、碳金融發展新趨勢的機會，以改善建筑業會計教育模式，推動我國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 蘇偉，潘家華.規劃方案下的清潔發展機制[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8.
[2] 申金榮，趙亦江.我國CDM項目企業的碳排放權會計核算[J].財會月刊，2011（8）：90-91.
[3] 王謀，潘家華，陳洪波，等.規劃方案下CDM（PCDM）實施問題及前景[J].經濟地理，2010，30（2）：204-207.
[4] 肖序，鄭玲.低碳經濟下企業碳會計體系構建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21（8）：55-60.
[5] 安燁，鐘廷勇.PCDM與我國居住建筑節能關系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09（6）：101-105.
[6] 李晨晨.不同于市場成熱度下碳排放的會計確認與計量[J].財會月刊，2010（36）：6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