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倫理學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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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倫理學的核心問題范文第1篇

1“大醫精誠”的思想內涵及傳統醫學思想教育的困境

1．1“大醫精誠”的思想內涵

醫學名著《千金方•大醫精誠》中系統的闡述了為“醫大者”應具備的素質要求和職業操守。《大醫精誠》在要求醫者具有精湛醫術的同時特別強調“醫乃仁術”的觀點和要求。儒、釋、道諸家道德觀在《大醫精誠》中均有體現:儒家———“醫乃仁術”、佛家———“大慈大悲”、道家———“無欲無求”，為行醫者樹立了可謂“厚德過于千金，遺法傳于百代”的美德風范。“大醫精誠”對醫生群體的道德建設具有極大地促進作用，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它對醫生的要求過高甚至太過苛刻。尤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客觀環境下，醫生作為職業人，也有形形恰如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中闡述的各類現實需求。一味地強調為醫者必須“大慈大悲”“無欲無求”，并且會給社會大眾造成一種“凡是醫生就必須看好患者的病，且必須‘無欲無求’，不計付出和回報”的不良氛圍。醫學科學新技術的應用和保健服務不斷更新升級面臨種種全新的、現實倫理問題需要應答，而在全球化境遇中的社會文化多元化、價值觀念多元化以及道德觀多元化讓我國傳統的醫學倫理在醫學生思想道德教育層面陷入困局。

1．2傳統醫學倫理學“譯介－嫁接”方式在本土醫學生思想教育教學中困境的探源

中國的醫學倫理最先引介于西醫，是一種“譯介－嫁接”的舶來品。這種“翻譯－引介－消化－推廣”的方式，存在一系列問題。一方面是“水土不服”:西方崇尚“自由”“實現個人價值”，醫學倫理學也充斥著職業人觀念，互利互惠;而我國傳統醫學道德觀———“大醫精誠”要求行醫者“無欲無求”“大慈大悲”“精誠仁樸”，兩種觀念有一定的沖突，在實踐過程中讓醫生無所適從。另一方面，“翻譯－引介－推廣”需要一個漫長的周期，造成觀念滯后于社會現實。在傳統的醫學倫理學教學的教材范式層面，現行諸版的醫學倫理學教材:“概念欠規范，內容不準確”“內容較為雷同，目的性不強”“重知識，缺能力培養”。目前大致有三類范式的教材:其一，羅國杰教授將理論與中國社會的道德實踐相結合之范式;其二，在美德倫理框架下，強調個人思想道德修養的范式，該種范式以廖申白教授相關作品為代表;其三，王海明教授將美德倫理學、元倫理學以及規范倫理學在個人和社會視角下相結合的范式。當前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習慣采用“4+1”，即四門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和一門形式與政策課，以教師講述為主，多為大班教學，缺乏師生互動和社會實踐。學校“重專業技能，輕思想教育”的培養方式，更讓醫學生思想道德教育成為薄弱環節。早在1983年，一些醫學倫理學家就呼吁將醫學倫理學引入大學課堂，幫助醫學生確認并澄清生物、醫療過程中的相關道德問題。盡管一些高校也相繼開設醫學倫理學相關課程，但其教學成效欠佳。

2“大醫精誠”協同生命倫理學融入醫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意義

2．1協同教育是融入醫學生思想道德教育有效途徑

生命倫理學本質上是一種文化。中西方文化及其各自的傳統倫理各有差異。中國傳統文化中極為重視“舍生取義”“重集體協調、輕個人理想”，形成了極端重視自我反省、自我完善、自我克制的內在修養提高。而西方文化重視自由、平等以及效率，追求個體的自我意識以及個性自由。西方社會在宗教的長期影響下，強調社會成員享有在一定約束下的最大個體自由。相應的醫學倫理學是一種對醫生這一職業群體的約束，醫生享有在約束下的最大自由。但是全球化進程打破了文化上的各自封閉和相互獨立，文化大融合是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提倡尊重、寬容、合作以及相互消融，是當代生命倫理學發展的理想追求。

2．2有利于重構醫患和諧的良好局面

醫患矛盾突出已成為我國當前醫療衛生領域不爭的事實。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醫療機構發生醫療糾紛約為7萬件左右，每一起事件都會令眼下緊張的醫患關系雪上加霜。醫患矛盾突出在溶蝕醫(護)患之間本來脆弱的信任關系的同時，也招致社會輿情對醫生職業群體的污名，并摧毀著醫生“白衣天使”的光輝形象。醫生職業群體形象的塌陷除了個別媒體不良渲染和推波助瀾外，與醫生的道德素質滑坡有著極大的聯系，最直接的原因則是醫學生思想道德素質教育的失敗。“大醫精誠”協同生命倫理學融入醫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為學校開展醫學生思想道德教育探索出便捷、可行的教學范式，為醫學生提供出正確合理的價值選擇，為政府和社會營造出和諧的醫療環境。當然，這也需要政府、醫院、醫生、患者等諸多利益主體相互協調，尋求達成各方互惠互益的共識條件。

2．3協同教育是對中華文明的薪火傳承

中醫是中華民族的瑰寶。“大醫精誠”醫學人文精神的至高要求，是對歷代醫家醫術醫德的高度概括，是中國傳統醫學知識體系與人文知識體系內在的統一性的具體體現。“大醫精誠”既要求醫生要有精湛的醫術，又要求行醫者有高尚的醫德。良好的醫德、精湛的醫術是醫務工作者的必備條件，中國傳統醫學的行醫準則，也是對醫師思想品德和職業技能要求的經典概括。大醫精誠精神的重塑和重視，極大地傳承和發揚著中國傳統醫學文化，是中華文明薪火傳承的可貴寫照。在“協同創新”被提出的當今社會，提升文化軟實力不僅是要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而且必須兼容并蓄，博采眾長，批判吸收先進文化。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搭建資源平臺，實現知識共享，進行多方位的交流、多樣化的協作，促成文化的躍升。在吸收西方醫學生思想道德教育和教學經驗的同時，利用中國傳統醫學知識體系與人文知識體系內在的統一性，將中醫文化精髓之“大醫精誠”精神融入生命倫理學，是做好我國本土醫學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明智之舉。

3協同中西醫人文精神并融入醫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實現路徑

3．1合理引導新聞媒體和社會輿論以營造良好的氛圍

信息時代，新聞媒體和社會輿論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新聞媒體和社會輿論在影響公眾價值判斷、觸發社會焦點事件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可充分發揮新聞媒體和社會輿論的作用，積極引導、合理動員、正確營造良好的環境和氛圍，以利于中西醫文化協同發展，并充分融入醫學生思想道德教育之中。例如，一些醫學倫理學科研組織或機構，利用網絡平臺，普及“大醫精誠”和生命倫理學知識，關注醫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現狀，針砭時弊，提出促成“大醫精誠”與生命倫理學協同創新，共同作用于醫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建設。

3．2重視生命倫理學科研的協同創新

當前我國的醫學生思想道德教育成效不佳，學校重視不夠。在國家“政策之窗”尚未打開———問題源流(ProblemStream)尚未形成、政策溪流(PolicyStream)尚未面世、政治源流(PoliticalStream)尚未萌發的狀況下，僅僅呼吁政府為“大醫精誠”協同生命倫理融入醫學生思想道德教育是不夠的。從事醫學倫理學研究的學者和專家應該致力于本土化的生命倫理學探索，并促成相關衛生管理部門對醫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高度重視。例如，相關的生命(醫學)倫理學組織可以召開主題研討會，通過廣泛參與、多方討論、集思廣益，促成中國醫學文化與西方醫學文化協同發展，為醫學生思想道德教育提供參考樣本。又如，相關科研平臺可以公開招標，聘請一些專家學者深入研究目前處于研究薄弱環節但亟待改善的醫學生思想教育相關問題。

3．3利用MOOC、“翻轉課堂”等革新醫學生思想道德教育方式

醫學倫理學的核心問題范文第2篇

【關鍵詞】醫學生人文醫學執業技能培養模式

醫學生人文醫學執業能力是在醫學教育實踐臨床過程中醫學與人文精神的結合和孕育。人文醫學執業技能已經成為新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的醫學模式要求醫學生克服只見病不見人，忽視人的心理、社會環境等制約因素的影響，從而達到生理、心理和社會的完善與和諧。這一執業技能的掌握不只與醫學生――未來的醫務工作者個人發展相關，更與我國醫學教育的實踐發展、患者的治療效果和醫院的發展密切相關。

加強醫學生人文醫學執業技能培養的課程模塊建設

人文醫學的概念有很多種詞義理解，筆者比較贊同賀達仁教授的觀點。他將醫學分成四個部分：基礎醫學、技術醫學、應用醫學與人文醫學。他認為人文是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文醫學是考察醫學與社會學的相互關系，提高醫學活動主體的素質和社會功能的學科群。①醫學生醫學人文執業技能培養需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由于技能培養的實踐性特征，醫學人文執業課程在醫學人文學科群的基礎上又必須增加與執業相關的技能，因此在醫學生醫學理論教育和臨床實踐教育階段的核心問題都必須始終圍繞如何提高醫學生的人文醫學執業技能而展開。

“實用技能類”課程一般在臨床實習階段展開，但缺乏相應的課程體系。大多都是在臨床教育階段開設一些講座，進行一些專題培訓。筆者所在學院院主要結合中國醫師人文醫學執業技能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提出的人文醫學執業技能培養內容進行專題培訓和講授，主要有以下六大模塊：醫師概論；醫師法律與法規；職業素養；醫學道德；醫護人員溝通能力的重要性；如何有效進行體勢語言的交流。按照人文醫學執業技能的概念特征和《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醫學專業技能、職業價值、行為態度、倫理道德是對醫學生的最基本的要求。人文醫學實用技能類課程必須始終圍繞這些基本要求展開。因此該教學模塊必須強調實用性。要將“基礎理論類”課程模塊所學內容諸如醫學倫理學、醫學心理學、醫學法學、醫學哲學、醫學社會學通過該模塊進行實踐。要以專題講座的形式、在學生臨床見習、實習過程中向學生講授醫務人員的職業道德、職業態度、法律素質、醫患溝通的重要性，使醫學生認識到敬業精神和醫學倫理行為是醫療實踐的核心內容，醫務人員的基本道德規范和法律責任是醫學職業的基本要素，如醫患溝通能力是醫學生臨床實踐階段重要的人文醫學執業能力之一。其他很多技能都要圍繞醫患溝通的培養展開。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福岡宣言》指出，所有醫生必須學會交流和處理人際關系的技能。缺少共鳴（同情）應該看作與技術不夠一樣，是無能力的表現。我國《執業醫師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醫師應當如實向患者或者其家屬介紹病情，但應注意避免對患者產生不利后果”。《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十一條要求：“在醫療活動中，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應當將患者的病情、醫療措施、醫療風險等如實告知患者，及時解答其咨詢；但是，應當避免對患者產生不利后果”。所以在臨床實踐階段必須以醫患溝通為主線在倫理道德和法律的范圍內加強醫學生的人文醫學執業技能培養。

加強醫學生人文醫學執業技能課程教育的序慣性和實踐性

醫學生人文醫學執業技能教育應滲透在整個教育階段。以筆者所在學院為例，第一學期開設“中醫發展史”課程，使學生了解掌握中醫學的起源、形成、發展過程和發展規律，了解社會結構和經濟文化、科學狀況、意識形態與醫學發展的關系，了解影響醫學發展的主要因素。限定選修課中開設中國傳統文化概論、中醫哲學基礎、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自然辯證法等課程。如中醫哲學課程使學生了解中醫學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了解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文化特色，理清中國哲學與中醫學的體用關系；從而為系統學習中醫學打好基礎并有助于體認華夏思維方式，為繼承發揚中醫學的精髓，為將來從事中醫藥學臨床、科研做好前提的理論準備。在整個醫學人文教育課程培養中要結合專業基礎課著力培養學生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百折不撓的工作作風、相互協作的團隊精神和勇于開拓的創新意識，強化“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強化學生實施人文教育的意識、能力以及法律法規意識。

醫學人文課程僅在醫學教育的前期開展，同時學習的是醫學基礎課程。而當進入專業課和臨床實習期后，并沒有專門的醫學人文教育課程。這和國內的大部分醫學院校醫學人文教育情況相符。筆者所在學院院在實習前一學期只開設《衛生法學》課程。而人文醫學執業技能包括多個方面，有認知的、也有情感、態度等方面的。如果說專業學習有賴于專業實踐，那么人文精神的塑造、綜合素質的提高則有賴于積極的生活和行為養成。醫學人文執業教育應貫穿醫學教育的始終，但在不同時期、不同學習階段又有所不同。因此我們所提出的醫學人文執業課程模式始終必須強調理論和實踐教育的結合，必須結合醫學生在不同時期的心理特點。筆者曾做過問卷調查“當你作為一名醫生，類似SARS的傳染病再次來臨，你會怎么辦？”大一學生選擇“救死扶傷是醫生的天職，毫不猶豫、義無反顧沖上去”占80%，而大三學生大多選擇“這種事百年不遇我不一定能碰上”，臨床實習學生選擇“輪著上則上，輪不上則不上，領導讓上則上領導不讓上則不上”占60%。這說明醫學生在每個階段對醫學的職業認同感是不同的，因此在不同階段的醫學人文執業技能教育必須要有所區別。廣州醫學院就將醫學人文教育的整體滲透分四個階段進行：準備階段――基礎課教學使大一學生在教師講授和部分臨床見習過程中早期接觸臨床，接觸病人，早期進入醫生角色，樹立終生為病人服務思想；滲透階段――專業基礎課程以提高學生專業素質，增強人文醫學執業能力為導向；強化階段――臨床課程教學內容充分體現“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新模式的要求，實踐教學強化“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強化學生實施人文醫學執業能力的意識；反思階段――臨床后期開設“醫療實踐法律處理”、“醫患溝通能力實踐”等醫學人文課程，使學生運用相關理論反思臨床問題，從而獲得感悟與提高。

國外醫學院校五年期間醫學人文課程始終貫徹醫學教育的始終，哈佛大學醫學院醫患課程貫穿醫學教育四年時間。而在臨床實踐階段的醫學人文素質教育則注重與醫技、職業道德相互融合，重視倫理學、法學教育，強調醫患關系，關注與社會有關的醫學人文素質的養成并開設醫學人文應用類課程。人文醫學的本質屬性是人文性，核心精神是人文精神。醫學實踐教育必須以人文精神的培養為核心。近年已有很多國內醫學院校包括我院已經借鑒國外人文醫學執業技能培養的方法開始提出以人文精神為核心的“理論課程教育―臨床實踐教育―社區醫療實踐――終身培訓教育”的模式。

加強醫學生人文醫學執業技能臨床實踐教育的多途徑性

臨床實踐是培養醫學生人文醫學執業技能的重要階段，是醫學生從教學走向臨床的第一步。這一階段對醫學生的人文醫學執業技能教育大多落在了各教學實習醫院身上，醫學教育的實踐性特征要求醫院必須加強醫德醫風建設。醫院和帶教醫生是醫學生走向臨床實踐教育的第一任教師，他們的一言一行對醫學生影響都特別大。在教給學生專業技能的同時，要通過自身示范作用教會學生如何與病人溝通，使他們在潛移默化中學會關心病人、尊重病人、愛護病人，養成嚴謹的工作作風、樂觀的生活態度，樹立高尚的醫德。在實踐中提高醫患溝通能力、倫理決策能力，為以后的和諧行醫、依法行醫打下良好的基礎。

同時，加強醫學生的人文醫學執業技能的臨床實踐教育可以從多個途徑開展。2008 年教育部、衛生部《本科醫學教育標準―臨床醫學專業（試行）》指出：“醫學院校必須依據醫療衛生服務的需要、醫學科學的進步和醫學模式的轉變，制訂符合本校實際的課程計劃。”目前，人們對醫療的需要已轉向康復、心理治療、健康教育、老年性疾病等醫療服務上。大多醫學畢業生將成為社區醫療服務人員，社區醫療服務滿足了人們對醫學發展的需求。人文醫學教育要結合基層衛生保健體系的需要，以社區為導向，確保人文知識的學習運用與醫學、衛生保健的需要相結合。在整個醫學教育過程中尤其在臨床實踐階段可有計劃、有目的地組織學生深入社會、深入社區，通過一系列的社會實踐，使學生能夠在耳聞目睹中親身感受和體驗醫學人文精神，提高服務社區的醫學執業工作能力，培養人文醫學執業技能，在實踐中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生存、學會共處。從某種意義上講，來自社會實踐的人文醫學執業技能教育，與校園中單向傳輸的教育效果相比較，前者更富深刻性、持久性和豐富性。（作者單位：河南中醫學院思想政治理論教研部；本文系2008年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師資助計劃項目――醫學生人文醫學執業技能培養模式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教高〔2008〕498號）

醫學倫理學的核心問題范文第3篇

摘要：現今社會對科學技術的索取已經達到一個瘋狂的程度，小到食品大到航天工程，無不體現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緊密聯系.但是否科學技術都能促進社會全面協調發展呢？本文前半部分給出了答案，并在后半部分分析提出了可行的解決方案。希望通過這篇文章能夠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重新審視我們的思維和行動。

關鍵詞：科學技術 社會發展 瘋牛病 原則 制度化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瘋牛病事件的爆發、轉基因作物大面積的播種和轉基因食品的大量上市以及基因組研究和基因治療、干細胞研究和克隆技術等生物技術的飛速發展，社會與科學出現十分緊張的關系。瘋牛病（BSE）事件的案例表明，被作為決策基礎的科學證據的確實性是不令人信任的。自1985年瘋牛病被發現以來，英國政府及其科學顧問一再宣稱BSE不會傳播給人，而科學界遲遲不能給出有關瘋牛病傳染的精確答案。直到1996年，英國政府才根據越來越多的證據承認人吃了受感染的牛也會患上同樣的癥狀。轉基因作物和食品則帶來了不確定的風險性和倫理難題。不加標注地把轉基因食品與天然食品混在一起上市的做法，激起了消費者的強烈抗議。而克隆技術、干細胞研究更是帶來了嚴重的道德、倫理和的根本性問題。以上種種都表明，科學技術作為人類的創造物和人自身生存的一部分，已與人處于非常難堪的矛盾關系中。如何規范和控制科學技術的發明與應用，協調人與科技的矛盾，已經成為可持續發展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下面就幾點談下如何實現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的協調。

一、信息公開和預防原則

風險有一定的主觀性和視具體情況而定。風險評估和管理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充分認識和理解不確定性。英國政府對瘋牛病（BSE）問題處理的一個教訓就是隱瞞信息。當瘋牛病傳染給人的事實通過英國醫學雜志引起公眾注意時，政府有關部門還是否認。結果，這大大喪失了政府和科學界的信譽。英國上議院科學技術特別委員會1999-2000年度科學技術第三報告《科學與社會》中指出，瘋牛病給人的教訓是“如果1996年前政府對瘋牛病的立場更夠準確地反映背后的科學的不確定性，那么公眾和權威就能更好地為科學輿論的轉向做準備了。而正是科學輿論的轉向促使那次聲名狼籍的政策的轉變”。

瘋牛病的危機促使英國政府的立場發生變化，1997年3月英國科技辦公室發表題為《政策制定中的科學咨詢》的指導性文件，中心議題是保持科學咨詢的公開性，提出：“對于敏感議題的政策決定，政府部門應該公開支持這些決策的所有科學證據和分析，并說明是如何把這些分析納入到政策形成過程中的。”

預防原則為防止對健康和環境的威脅提供了有效的的保證，并會帶來更有理性和明智的解決方案。預防原則貫徹到底就是讓可能會受影響的公共參與到決策過程中。

二、公眾參與

公眾參與科學技術決策并不是新鮮事，早在20世紀60、70年代就開始，但最初只限定于特殊的領域（例如核電站），但是現在具有普遍性和新的含義，被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納，并發展出一系列新的方法，例如，社區為基礎的研究（Community-based research， CBR）；共識會議（Consensus Conference）；情景研討班（Scenario workshops）等。

公共參與的實踐表明，歐洲公民獲得科學技術知識單單靠信息從專家傳播給公眾是不夠，必須形成真正的對話，形成公共參與。改進科學與社會的關系并不在于提高公眾更好地理解科學，不能只是簡單地談教育。科學家必須學習聽取公眾意見，特別是與公民直接相關的地方和區域的議題（例如，環境、可持續發展、健康等），公共的意見是十分重要的。

三、建立科學與決策相互支持的機制

科學發展帶來一系列新的議題，涉及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對現有治理機制提出挑戰，呼喚建立新的價值觀念，建立傳統決策機制和公共機構、私有機構和公眾協作的治理機制，使科學發展與決策相互支持。盡管每一個國家體制、經濟狀況、社會發展水平以及文化價值觀不同，但是，各國的實踐表明，科學與治理機制的共同價值觀包括：更大的公開性和透明性；承認（識別）風險和不確定性；決策的社會-技術復雜性；承認倫理學和公共價值；超越“利益相關者”等。建立包括吸引公眾參與等新因素在內的治理機制并不是代替已有決策，而是幫助決策。

四、制度化的咨詢

合法化和制度化的科學咨詢體系是科學決策的必要保證。現代科學發展帶來的新的議題以及環境和公共健康領域決策中暴露的一些問題，對現有的咨詢體系提出了改進和發展的要求，不僅要保證科學證據的充分、有效，使咨詢的組織方式適應發展的新特點，而且要保證咨詢體現出責任感和贏得信任。其中，有兩個重要的變化：（1）對政府履行征求咨詢的責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的決策應該主動尋求科學咨詢，應該在科學相關領域設立類似地位和能力的科學顧問和科學咨詢機構并積極征詢咨詢。（2）咨詢人員不僅限于科學專家，咨詢程序也多樣、靈活的組織方式。例如，用胚胎干細胞進行研究這一嶄新的政策議題，由于這個議題涉及的不僅僅是研究所帶來的潛在的醫學上的收益，還有一系列道德和倫理上的難題，因此，咨詢就不能僅僅限于科學專家。例如，美國由國家生物倫理顧問委員會負責，英國和意大利還特別建立了專門的咨詢組。

最后，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決議在規定新時期精神文明建設的總要求時強調，要大力發展教育科學文化，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這里所說的“科學”，決非僅指作為一種物質手段或一門技藝的科學物質形式，而是突出地強調了以科學精神為重要內容的一種現代意識。關于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的種種分析表明，科學發展本身并無止境，對科學的各種擔憂和疑慮都可歸結為一個共同的呼吁：“請善待科學”。

參考文獻：

[1]劉曉玉，童繼平；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之探討[J]；安徽農業科學；2005年02期.

醫學倫理學的核心問題范文第4篇

當代道德教育可以說是世界性的重大論題。西方教育家在19世紀初提出了“生活教育”之名，陶行知作為我國偉大的人民教育家、德育思想家和教育改革實踐家，在20世紀20年代以后，賦予了生活教育新的內容，形成了生活德育理論體系，并倡導開展生活教育運動，主張道德教育的根本不在書，而在生活。生活德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的靈魂，也是學校教育的靈魂。生活德育論旨在培養“完滿的人格”和“真人”，這也是生活德育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1]。結合醫學生的道德教育與生活德育論中的諸多內在相關性，梳理了醫學生道德教育中學習和實踐生活教育論的幾點啟示。

一、醫學道德教育的根基在生活

1.醫學的特點決定的。醫學作為人學，是人類探索生命的理性活動，以人類的生命和健康為起點，是一種愛人之學和人道之學，同時，它與倫理學同源[2]。對于生活，經典作家這樣理解：生活是屬人的，生活是人的生活，人是生活的主體。我們的世界不可能脫離人的日常生活而超乎其外，人則是實實在在地生活在其中。醫學的特點和生活的本質的共通性，決定了醫學道德教育要植根于生活。

2.醫學生成長的需要。從醫學生成長為醫學人才需要一個漫長的積累過程，醫學生的道德教育要充分體現“德”，就必須植根于現實生活。在長期醫學實踐過程中，人人是患者，人人皆醫生，這是醫學的哲學關系。在醫學生的成長中，教育者要使得他們的認知基礎、情感反應和行為習慣都趨向真、善、美。成長中的道德追求是教育者的目標，更是醫學生的學習過程。教育家陶行知曾說過：醫生要“醫學操術精”“宅心仁”“持行廉”，這些都要回歸生活。

3.醫學教育實踐的目的。醫學教育是終身教育，它橫跨教育和衛生。醫學生人文素質的培養，醫學生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塑造，與醫學生的生活是緊密相連的，我們培養醫學生的道德判斷能力，人文精神下的人文能力，最終目的都是使醫學生在成長為醫生的路上擁有一種人文自覺和文化自覺。最終實現解除病人痛苦的醫學目的。

二、醫學生道德教育要重視醫學生的主體意識

1.主體性德育是重要的教育觀。任何教育教學都是由教師和學生共同組成的一項系統工程。傳統教育教學中以教師為側重，忽略了學生主體地位，學生處于被動和不得不服從的教育境地，將會對教育產生制約和阻礙。對醫學生的道德教育，要以學生為本，重視他們的反應和需求，聚集他們的能量。重視醫學生的主體意識在于改變一味灌輸的教育方式，更加關注醫學生成長過程中的思想實際和情感需求，在教育主導的基礎上，讓不同學習階段的醫學生充分體現自身的特征和氣質。不斷關注他們的價值取向，利益訴求，有針對性地循序漸進地引導他們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只有重視醫學生作為一個人的內在道德需求，醫學人文行為的規范才能落地生根，才會培養出有知識、有人文情懷的醫學生群體。重視醫學生主體性意識，在醫學生中實現醫學宗旨：關愛病人和解除病人痛苦的過程中，才能呈現出求善、求美，主動關注患者的情感和關注人性、體現生命價值和彰顯人之為人的切身感受。醫學生道德教育的核心問題在于主體性德育觀，在于認識和尊重醫學生主體意識。

2.主體性德育是重要的方法論。重視醫學生主體意識在于重視調動和挖掘醫學生主觀能動性。通過教育教學模式的改變，諸如啟發式、互動式地激發醫學生自覺地參與到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誠信、友善、法治等的思想認識和價值判斷問題的討論和思考中。當醫學生的自我能動效應不斷凸顯，師生的情感交流更多、更廣、更自然，那么德育的認知認同的教育才能得到提升。醫學生道德教育的重要目標是醫學生人文素質的培養，知識的傳遞是容易做到的，不容易做到的是傳遞的知識能抵達學生的內心，觸動其心靈。朱小曼教授認為，教育過程不僅僅是知識的、認知的，感受到什么、體驗到什么才是更重要的[3]。教和學的過程中，認知和體驗是相互整合、相互支持的教育，這個完整的教育必須通過教育生活化來實現。對于醫學規范價值、醫學倫理基礎，只有調動并挖掘出醫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他們在接收后才會細心體會和認真琢磨，才會避免看到“我說你聽”的獨角戲。在醫學生道德教育實踐過程中，就業思想為導向的教育模式、注重專業、外語學習的氛圍、缺少關懷患者心理、社會因素的生物醫學診療過程，被分解的科學整體、人文服務理念淡薄、人文教化作用缺乏等等，都體現著德育指導的缺位。

3.主體性德育重在實踐。主體性德育實踐，是生活教育的要求。對醫學生而言，一方面，自由環境是實現“主體德育”的前提條件。對醫學生的道德教育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在參與醫學生的日常學習、生活、見習、實習的實踐活動中，善于發現醫學生的道德力量。日常生活的言行是檢驗教育的戰場，更是培養道德的陣地。另一方面，開放教育是實現“主體德育”的基本保證。醫學生的道德教育如果僅僅局限在課堂、講壇、座談等理論的追求和評價上，坐而論道地進行，而沒有延伸到復雜多變、多樣而平凡的日常活動中，那么日常言行的觀察、道德行為、人文素質的評價和矯正就會缺位。與人溝通、待人處世、參與集體活動、臨床實驗、見習和實習階段、志愿服務、就業等多個過程，都是醫學生道德教育的陣地。醫學生在攝取人文知識的同時，還要在實踐中磨煉和檢驗人文知識的吸收，這是一個需要不斷經過反思和調適的過程。因此醫學生道德教育應該向社會衍生，將各種社會場所都擴展為德育的場所和范圍。醫學生要在自由的環境、開放的空間中，一方面獲取醫學人文的觀念，另一方面獲得醫學道德實踐的方式。

三、醫學生道德教育要挖掘生活化德育的模式

1.創設生活情境，追求德育生活化。醫學生道德教育培養生活化，要從創設生活情境開始。可以從醫學生的全部生活出發，尋找其中可能包含醫學道德教育的因素和方面，注重引導創造和設置情境，開展生活德育，指導醫學生把人文素質的培養回歸到生活的世界，引導醫學生“真用”“用心用”“習慣用”。

老子在《道德經》中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代表正面和積極的機制取向，其判斷行為正當與否的作用。道德意識一旦形成，就可以起到指導和制約道德活動的作用。醫生享有道德權利和義務，道德的關鍵是啟發內心的善良和同情，“德高醫粹”是醫者的根本追求和職業精神的精髓。《醫學生誓言》有明確的職業道德規范：“我決心竭盡全力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維護醫術的圣潔和榮譽。”[4]要在創設的生活情境中注重表達醫學生道德理想，使得醫學生的道德教育一方面有醫德的支撐和約束，另一方面要有高尚的道德精神，來引導醫學生對公正平等對待患者、誠實慎言守密、信任尊重愛護等醫學道德內涵進行詮釋。

醫學倫理學的核心問題范文第5篇

關鍵詞：心理學應用；技術基礎；技術思想；技術手段

心理學研究包括了基礎部分和應用部分。心理學的應用是通過技術的方式來進行的，這就涉及到心理學應用的技術基礎、技術思想和技術手段。對于心理學的應用研究來說，強化心理學的技術考察是非常重要的學術目標，在心理學的方法論的探討中，就包含了關于心理學應用技術的考察[1]。這涉及到心理學研究有關技術理念的生態學的方法論[2]，也涉及到心理學研究劃分的類別與優先的順序[3]。心理學的應用研究有特定的理論、方案和領域的問題[4]，心理學的技術研究有需要關注的核心問題[5]，心理學的技術應用有獨特的途徑和方式[6]，例如心理學研究中的體證和體驗的方法[7]。

一、心理學應用的技術基礎

科學是科學共同體采取經驗理性的方法而獲得的有關自然界和社會的規律性和系統化的知識體系。技術也是一種特殊的知識體系，一種由特殊的社會共同體組織進行的特殊的社會活動。不過技術這種知識體系指的是設計、制造、調整、運作和監控各種人工事物與人工過程的知識、方法與技能的體系。

科學的目的與技術的目的不相同。科學的目的與價值在于探求真理，弄清自然界或現實世界的事實與規律，求得人類知識的增長；技術的目的與價值則在于通過設計與制造各種技術工具或人工事物，以達到控制自然、改造世界、增長社會財富、提高社會福利、增加人類福祉的目的。

科學的對象與技術的對象不相同。科學的對象是自然界，是客觀的、獨立于人類之外的自然系統，包括物理系統、化學系統、生物系統和社會系統。科學就是要研究它們的結構、性能與規律，理解和解釋各種自然現象。技術的對象則是人工的自然系統，即被人類加工過的、為人類的目的而制造出來的人工物理系統、人工化學系統、人工生物系統和社會組織系統等。

科學的語匯與技術的語匯不相同。科學與技術在處理問題和回答問題時所使用的語匯有很大的區別。在科學中只出現事實判斷，從來不出現價值判斷和規范判斷，只出現因果解釋、概率解釋和規律解釋，不出現目的論解釋及其相關的功能解釋。因而，科學只使用陳述邏輯，技術回答問題就不僅要使用事實判斷，而且要進行價值判斷和規范判斷，不僅要用因果解釋、概率解釋和規律解釋，而且要用目的論解釋和相關的功能解釋。

科學的規范與技術的規范不相同。科學與技術有不同的社會規范。科學共同體的基本規范有普遍主義、知識公有、去除私利和懷疑主義等四項基本原則，技術的發明在一定時期內卻是私有的，屬于個人或專利人。科學無專利，保密是不道德的，而技術有專利，有知識產權，泄漏技術秘密、侵犯他人專利、侵害知識產權等，都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違法的。

有研究指出，技術哲學問題涉及下列六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技術的定義和技術的本體論地位；二是技術認識的程序論；三是技術知識結構論；四是常規技術與技術革命；五是技術與文化；六是技術價值論與技術倫理學[8]。

學術界一直存在著技術“中性論”與技術“價值論”之爭，技術到底是價值中立的還是負載價值的，這是一直都沒有厘清的問題。之所以有這樣的爭論，主要源于對技術本質的不同理解。換句話說，技術中性論者與技術價值論者眼中的技術可能是根本不同的，兩者之間存在著“知識分裂”，這一點可能是造成技術中性論者與技術價值論者不能達成共識的根本原因。

在技術中性論者看來，技術即工具、手段。技術中性論者并不否認技術的應用和技術的應用后果是有善惡之分的，是存在價值判斷的，但技術本身作為技術工具、手段卻是價值中立的。中立的技術工具只有效率高低之分，而不應從善惡等價值尺度出發去衡量，即應該把技術本身同技術應用區別開。

技術價值論主要表現為社會建構論和技術決定論兩種觀點。從社會建構論者對技術本質的理解出發，自然會得出技術是負載價值的結論。現代技術自主地控制著社會和人，決定著社會發展和人類命運。技術成為一種強大的力量，左右著人類的命運，技術的發展和進步無須依賴人類的力量和社會的因素，技術有著自身獨立的意志與目的，負載著獨立于人的客觀價值。

技術價值論主張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的統一。從過程論的觀點來看，顯示技術最初表現形態的技術發明不是單純的手段，而是合目的的手段，手段承載了人的目的，因此也就承載了人的價值。體現在技術手段中的人的價值也是潛在的，是沒有成為現實的價值，因此技術發明不僅體現了內在的客觀價值，同時也體現了外在的社會價值。從技術發明到生產技術是技術形態的又一次轉化，技術發明轉化為生產技術的過程，是技術的社會價值實現的過程，即技術原理與技術發明中所承載的潛在價值轉化為現實的過程[9]。

二、心理學應用的技術思想

關于現代科學心理學的不同研究類別和研究類別的不同順序，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設想和設計，這決定了心理學研究的定位和發展。當然，在科學心理學的研究中，原有的關于研究順序的理解和認識曾經給心理學帶來了影響和促進，但也給心理學帶來了不利和阻礙。所以，重要的是了解原有的研究順序，并且給出應有的研究順序。

在心理學的演變中，心理學的理論研究、方法研究和技術研究的順序曾經有過不同的變化。首先是理論、方法、技術的順序。在這個順序中，理論占有首要的位置或支配的地位。理論的范式、框架、假設、主張、觀點等，成為了心理學研究的核心部分。其次是方法、理論、技術的順序。在這個順序中，方法處于首要的位置。方法的性質、構成、設計、運用、評判等，成為了心理學研究的支配的部分。在這樣兩個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研究順序中，技術都處在末位。顯然，技術被認為具有附屬的性質，具有從屬的地位。這在心理學的當展中，是應該受到顛覆的。

心理學研究應有的順序是技術、理論和方法，這是技術優先的思考。心理學研究的技術優先，重視的是心理學研究中的價值定位、需求拉動、問題中心、效益為本。價值定位是指心理學研究者及其研究都應該有非常明確的價值取向。原有的實證主義心理學的研究，主張價值中立，或者價值無涉，研究者必須在研究中持有客觀的立場。但是，技術中心則必然要有價值取向。需求拉動是指心理學的研究是人們現實生活的需要所拉動的，越是發達的社會，越是高質量的生活，就越是重視人的心理生活及其質量。滿足人的心理需求，是心理學研究的根本目的。問題中心是指，心理學的研究必須要以確定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為核心。效益為本則是指心理學的研究必須要考慮怎樣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收益。在技術、理論、方法的順序中，技術是由理論所支撐的，理論是由方法所支撐的。因此，所謂的技術優先并不是脫離了理論和方法的單純的技術研究。

那么，心理學研究者關于心理學研究對象的理解，或者說心理學研究者關于心理學研究對象的定位，就應該有一個重要的根本轉變，即從以心理現象為研究對象，轉向以心理生活為研究對象。心理現象是已成的存在，心理生活則是生成的存在。心理現象的研究是研究對象與研究者的絕對分離，研究者通過自己的感官觀察得到的就是心理現象。心理生活的研究則是研究對象與研究者的相對統一，研究者就是生活者，生活者通過自己的心靈自覺來把握、體驗和創造內心生活[10]。對于心理生活來說，最為重要的是生活規劃、規劃實施和實施評估。人的心理生活是創造性生成的過程，是人建構出來的結果，是人自主創造出來的。

其實，人的心理不是自然生成的，不是遺傳決定的，也不是固定不變的；人的心理是后天形成的，是創造出來的，也是生成變化的。把人的心理看做是已成的存在與看做是生成的存在有著根本的區別，心理學研究應該著重于生成的存在。或者說，人的心理意識不僅僅是已成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生成的存在，心理學的研究不應該僅僅著重于已經存在的心理意識，而更應該著重于創造生成的心理意識。在心理科學的推動下生成和創造出來的心理生活，才是合理的和優質的心理生活。

三、心理學應用的技術手段

有研究者認為，應該確立現代心理技術學的研究門類，即應用現代心理學原理及心理測驗、測量、統計等技術手段，研究實際社會生活中個體和群體的心理問題。就個體來說，這是人員心理素質測評技術。人員心理素質測評是對人的心理屬性的量化研究，就是運用心理測量、測驗的方法對各類人員進行心理過程與特質的測量和評價。就群體來說，這是社會心理測查技術。社會心理測查是對群體的心理傾向性進行測量與調查。心理傾向主要包括社會需要心理、對人與事的態度、群體人際關系等。就個體和群體的心理失常來說，這是心理咨詢與治療技術。心理咨詢通過心理商談，使咨詢對象的認知、情感、態度等有所變化，從而能適應環境并保持身心健康。心理治療則運用心理學理論和技術，矯治心理和行為障礙、精神（心理）疾病。就經濟是個體和群體的社會活動中心來說，這是經濟心理技術[11]。

有研究者闡述了心理技術學的構成，認為心理技術學應該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它應該包括如下三個子系統：實驗心理技術系統、心理測量技術系統和心理訓練技術系統。實驗心理技術系統的實驗手段包括儀器、設備、器械、實驗裝置和相應的實驗設計與數據統計方法，現代實驗心理學除運用自身不斷創造的先進儀器外，還廣泛使用相關學科的先進儀器進行研究。心理測量技術體系包括智力測量體系、人格測量體系、非智力因素測量體系、能力傾向測量體系和神經心理測量體系等。心理訓練技術系統又分為三個子系統：心理硬技術體系、心理軟技術體系、心理技術經濟體系。心理硬技術體系運用現代各種物質性技術手段，如物理、工程、生化、醫學、生理、計算機等領域的物質手段，綜合利用，構建心理學服務體系，提高服務的物質化水平。心理軟技術體系是將心理科學知識轉化為應用的技能與技巧，不能是經驗的東西，而是要建構成套的完整技術體系。心理技術經濟體系是要進行心理技術的開發，培育心理技術的市場，增強心理學自身的應用功能，增進心理學自身的發展動力。同時，心理技術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又會提高心理指導和訓練的技術水平[11]。

人的心理不是已成的存在，而是生成的存在。所謂已成的存在是指，人的心理就如同自然天成的產物，是現成如此的存在，是客觀不變的對象。所謂生成的存在是指，人的心理不過是后天建構的結果，是朝向未來的存在，是共同合成的結果，是不斷變化的過程。那么，如果從生成的方面來看，人的心理生活與人的心理現象有著根本的不同，心理生活是人自主建構的，心理現象則是自然天成的。所以，心理現象是已成的。生成心理生活的根本方式就是人的心理體驗，心理體驗不是現成接受的結果，而是心理創造的建構。

實證與體證是相互對應的，實驗與體驗是相互對應的。這就是說，現代科學心理學中的實證的方法是與本土傳統心理學中的體證的方法相對應的，現代科學心理學中的實驗的方法是與本土傳統心理學中的體驗的方法相對應的。科學心理學誕生之后，實證的方法和實驗的方法就成為了確立和保證心理學科學性的最為基本的準則[13]。這成為考察西方心理學研究進展的一個重要方面[14]。實證和實驗方法的運用也成為對文化心理進行研究和考察的核心。這體現在關于文化與自我的研究之中[15]，體現在文化心理學研究中的質化研究方法的運用中[16]，也體現在文化心理學研究的核心原則、基本理念和理論假設之中[17]。那么，除此之外的另類方法或內省方法則被列入非科學的范圍之中。受到連帶影響，傳統心理學體驗和體證的方法也就沒有了存在的根基。因此，發展中國心理學的重要任務是對心理學的研究方法進行擴展。

中國本土的文化傳統倡導天人合一、心道一體，即強調不要在人之外或心之外去尋求所謂客觀的存在。道就在人本身之中，就在人本心之中。那么，人就不應該到身外或心外去求取道，而應該返身內求。所以說，人是通過心靈自覺或意識自覺的方式，直接體驗到并直接構筑了自身的心理。中國本土文化中的心理學傳統所確立的是內省的方式，這種內省方式的一些基本原則成為了理解體證或體驗方法最為重要的內容。這就是內圣與外王，修性與修命，漸修與頓悟，覺知與自覺，生成與構筑。

但是，體驗的方法則有所不同。所謂的體驗就是人的有意識心理把握心理對象的一種活動。這不僅僅是關于對象的認知，不僅僅是關于對象的理解，也包含關于對象的感受，包含關于對象的意向。體驗的歷程也是人的心理的自覺活動、自覺創造和自主生成，人通過心理體驗把握心理自身時，可以是一種不去分離感知者與感知對象，不去分離認識者與認識對象的活動。在這樣的心理活動中，人是感受者，也是體驗者。

體證或體驗的方法體現了如下特征。首先，體驗是一體性的。體驗就是人的自覺活動或心靈的自覺活動，因此，體驗并沒有分離研究主體與研究客體。體驗不同于早期西方心理學的內省。內省嚴格說來，僅僅是對內在心理的覺知活動。這是獨立的心理主體對分離開的心理客體的所謂客觀的把握，是把對外部世界的觀察活動轉換成對心理世界的觀察活動。因此，體驗實際上就是心理的自覺活動，通過心理體驗所把握的就是心理自身的活動。其次，體驗是真實的。實證的科學心理學一直強調研究的客觀性，強調把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當作客觀的對象，甚至不惜把人的心理物化。體驗實際上強調的不是客觀，而是真實，真實性在于反對以客觀性來物化人的心理行為。當然，體驗應該是客觀性與真實性的統一，客觀性是對虛構性和虛擬性的排斥，而真實性則是對還原性和物化性的排斥。體驗通過超越個體的方式來達到普遍性。再次，體驗是生成性的。實證心理學把人的心理看做是已成的存在，或看做是已經如此的存在，心理學的研究就是描述、揭示和解說已成的心理存在。實際上，人的心理也是生成的存在，是在創造和創新中變化的存在。那么，體驗就不僅是對已成的心理進行的把握，而且也是促進創造性生成的活動過程，正是通過體驗，人能夠創生自己的心理生活。最后，體驗是整體性的。人的心理直接以個體化的方式存在，個體的心理是相對獨立和完整的。但是，在心理學的研究中，這種個體化或個體性就變成了一種基本的原則，即個體主義的原則。這在很長的時間內支配著心理學的研究，包括對群體心理和社會心理的研究。實際上，人的心理的存在內含著整體的存在。在中國本土的心性心理學看來，道就內含或隱含在個體的心中，這就是心道一體的學說，是心性的學說。那么，體驗或體證就是體道，就是證道，就是弘道。這是心理生成、心理創造、心理建構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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