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社會保障實施制度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農民社會保障實施制度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農民社會保障實施制度范文第1篇
西部地區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模式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為主，以失業保障、住房安置為輔。這種全方位的綜合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基于現行的城鎮職工社會保險，政府負主體責任，用地者負重點責任，失地農民自身負輔助責任。這樣的保障模式存在諸多弊端，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征收土地的賠償費用偏低。失地農民獲得的補償方式一般主要有貨幣補償、實物補償(一般是住房補償)、部分就業安置。例如，貴州省銅仁市碧江地區對失地農民采取一次性貨幣補償辦法，分為耕地、宅地、青苗、農作物、就業補償。具體到單個家庭，平均土地征收補償費為50000～80000元左右，且這筆補償費大部分被用來修建住房，而該地區購買住房的平均標準為1400元/平方米，因此失地農民最后實際得到的現金只有勞動力安置補償費。根據相關政策規定，對失去土地的勞動力補償18000元，18歲以下的補償6000元，50歲以上女性、60歲以上男性補償16000元，主要用于各項生活開支。①當前的征地補償費中扣除失地農民自身及子女的教育費、醫藥費外，剩下的補償費只夠維持很短時間的生計，他們的生活保障問題尤為嚴重。
(二)土地補償金不能及時發放。在征地之初，失地農民往往只能依靠土地補償金來安排各項生產、生活，所以土地補償金的及時發放成為失地農民的唯一經濟來源。通常，失地農民要3個月甚至更久的時間才能領到一部分補償費用。在失地農民被迫轉為城鎮居民的同時，他們所能獲得的社會保障項目較少，收入上無法達到城鎮職工相當水平，致使生活根本得不到保障。土地補償金的延遲發放，使得失地農民生活狀況更加惡化。從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情況來看，被征收土地的農民一般只享有養老和醫療保險，很少抑或根本沒有失業和工傷保險，其子女的教育保障更是一片空白。這些在社會保障范圍內得不到解決的問題，也正是失地農民最為需要、最關心的問題。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就意味著失去工作和一切收入來源，他們理應得到政府提供的相應保障。而此時，如果政府延遲發放土地征收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不僅損害了失地農民的切身利益，也不利于政府自身的管理和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
(三)沒有考慮生活消費支出的過快增長。在征地后收入水平總體上升的同時，失地農民的生活消費支出也急速增加。在對貴州銅仁碧江地區的實踐調查中，失地農民家庭平均總收入從2008年16000元增長到2012年的28000元，增長率達到75%，而他們的平均生活消費支出則由2008年的9500元增長到了2012年的23560元，增長率達到148%。調查數據顯示，該地區失地農民的生活消費支出在2009年至2011年間增長率最快，原因在于搬入新住所后需要支出電費、飲食費、水費、小區物業費，同時土地征收后使得以往自己生產的食品消費像蔬菜、糧油等，現在都需要花錢從市場購買。這些因素的作用使得失地農民的生活消費支出增長速度遠遠超前于家庭年收入的增長速度，而當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尚未考慮進去。
(四)失地農民的就業途徑十分單一。對于西部不發達地區的失地農民來說，由于他們本身的知識、技能受經濟社會發展緩慢的局限，他們的就業機會相當稀少。在這些失地農民中，有三類群體的就業最為困難。第一類是完全依靠土地生活農民。他們一旦失去土地就意味著失去唯一的工作機會，他們除了種地又沒有其他的工作技能，幾乎找不到合適的崗位。第二類是離城區較遠的山村失地農民。他們不僅由于遠離城市無法適應城市的生產生活環境，而且大都數農民還帶有傳統的就業觀念和淡薄的就業意識，他們的就業機會和選擇余地也很少。第三類是年齡較大的失地農民。他們在失去土地后能夠找到的一般都是那些技能低、工作量大、收入低且不穩定的工作，如搬運工、清潔工等。總體來看，由于失地農民的主要技能和工作方式是勞動耕種，失去土地后他們的技能無法移到城市工作中去，加上其他一些年齡、體力、技能、文化等因素的限制，他們的再就業非常困難且收入很低又不穩定。
二、西部地區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土地征收的補償標準不合理。目前，我國土地征收補償標準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及實施細則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土地管理條例》規定。一是土地補償費標準為該耕地年產值的6至10倍;二是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4至6倍，但最高不得超過15倍;三是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用標準為當季的實際產值、按有關規定或雙方約定的數額。①由此可見，這種土地征收補償標準未能體現出本地區當前的市場價格和遠期的升值潛力，更是沒有考慮城鄉收入差距。在實際征收過程中，土地征用單位通常沒有結合當地情況，而是簡單套用國家的上述標準進行土地征收補償，這樣的產值補償標準就更加不合理。再者，以前三年的平均產值作為補償標準也有失偏頗，因為征地前的農產品價格往往遠遠低于征地后，這樣確定的土地征用補償標準遠低于它們今后本身的產出價值。
(二)土地征收補償程序存在不足。當前土地征收補償程序的不足使得農民不能及時領到補償款或者被扣留部分補償款，嚴重損害了失地農民切身權益。我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對補償標準有爭議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協調;協調不成的，由批準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決。征地補償、安置爭議不影響征用土地方案的實施。”①可以看出土地征收程序帶有強制性，征收主體有權制定和執行補償和安置辦法的所有項目。另一方面，在土地征收程序上也存在不足，建設單位申請立項—選址論證—委托設計—憑項目批文—設計書委托征地，然后是土地部門統一征收機構受理，再與征地的鄉鎮、村協商土地補償、勞力安置等有關事宜，最后簽訂征地協議書，建設單位依此協議書辦理土地報批手續的必須文件。從以上的征地程序可以看出，從立項征地到征地行為實施，最受影響和最有利益關系的農民卻并沒有參與這一過程。所以，農民在土地征收過程中根本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訴求自身的利益，更加不可能參與確定土地征收的補償標準。盡管法律規定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在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后公告并聽取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意見，但實際征地補償費用標準通常由征地主管部門確定。即使進行征地聽證，其參與對象也只有政府部門、鄉鎮及村集體(主要是村干部)，參加的失地農民很少或是沒有。
(三)政府財政保障資金投入力度不足。社會保障制度運行的關鍵是其資金的充足與否，對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情況更是如此。由于我國西部地區長期以來農村和農業發展十分緩慢，農民收入水平十分低下，他們在失去土地以后的社會保障所需資金只能依靠土地征收補償費用。通常，土地補償費用不能及時發放，加上迅速增加的龐大生活開支，最終可用于社會保障的資金微乎其微，所以只能依靠政府來投入。另一方面，從失地農民問題的緊迫性和危害性來看，政府提供財政資金為失地農民提供社會保障不僅解決了他們的生活問題，還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最后，從權利與義務對等的角度來分析，失地農民讓出了其賴以生存的土地使用權利，政府也有義務對為他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資金。
(四)失地農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在西部地區，失地農民的文化程度遠遠低于經濟發達地區。有半數以上的失地農民文化程度在小學及以下，初中以上文憑的只有極少數，大學文憑的更是沒有。文憑的高低決定了這些失地農民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響了他們擁有的專業技能和接受新工作的能力程度。西部地區失地農民普遍文化程度低，他們失去土地以后幾乎沒有任何專業技能可以在城市實現就業，也沒有能力接受培訓找到新工作。這樣一來，他們的生活保障在短期可以拮據地依靠土地征收補償費用，而長期的生產、生活更是毫無保障。
三、完善西部地區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議
(一)制定合理的土地征收補償標準。制定合理的土地征收補償標準，需要修改和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及實施細則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土地管理條例》，重新規定土地征收補償標準。征收土地單位不能簡單套用法律規定的標準，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把市場因素和土地遠期價值考慮進來，綜合確定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同時要考慮本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這樣確定的土地征收補償標準比之前的以前三年平均產值為補償標準要合理得多，能體現征收土地的實際價值，有利于解決失地農民的生活保障問題。
(二)優化現有的土地征收補償程序。要不斷優化土地征收補償程序，保證失地農民及時、足額領到補償款，切實保護他們的切身權益。首先要從法律上淡化強制色彩，充分尊重失地農民本身的意愿，從立項征地到征地行為實施要努力讓最受影響和最有利益關系的農民參與這一過程。其次，要讓失地農民在土地征收過程中自由表達意見和訴求自身利益，參與確定土地征收的補償標準。在實際征收過程匯總，要依據《土地管理法》規定要求地方人民政府在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后公告并聽取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意見，逐步取消征地主管部門確定征地補償費用標準的行為。在進行征地聽證的程序時，要逐步擴大失地農民的參與比例。
(三)加大政府財政資金投入力度。前文所述，我國西部地區長期以來農村和農業發展十分緩慢，農民收入水平十分低下，他們在失去土地以后的社會保障所需資金只能依靠土地征收補償費用。土地補償費用不能及時發放，加上必要的生活開支迅速增加，最終可用于社會保障的資金微乎其微，所以只能依靠政府來投入。此外，加大政府財政對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的投入，不僅可以解決失地農民的生活問題，還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有利于政府自身的建設和對社會的治理。
農民社會保障實施制度范文第2篇
【關鍵詞】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城鄉一體化
土地是農民勞動和生活的重要場所和生存基礎，來自土地的收入是農民最基本、最可靠的收入來源，土地也是國家賦予農民社會保障的載體，是家庭保障最基本的經濟基礎。城鄉一體化發展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戰略舉措，在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過程中，許多農村集體土地特別是城郊農民的土地大量被征用，眾多農民正從傳統的農村社區轉移到城市社區。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到2020年我國城市化率將達到或超過50%。這就意味著在未來十余年中，我國將有總數近2億的農民將轉變為市民。同時，按照《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的規劃，從2000～2030年的30年間，我國城市建設占用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即有5450萬畝耕地由農民集體所有變為國家所有，這意味著將有更多的農民失去賴以生存和養老的土地，同時也將喪失其遭遇各類風險時的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完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緩解因征地而產生的各種矛盾，成為城鄉一體化發展過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
一、我國失地農民的現實狀況
據國土資源部公布的數據，1996～2008年，我國耕地面積共減少1.25億畝，據估計，目前我國完全或部分失去土地的農民可能高達6000萬人，未來10年還將至少形成4000萬失地農民。在全國 6000萬失地農民中至少有超過2000萬是“種地無田，上班無崗，社保無份”的三無農民。
（一）補償標準低，補償不到位
目前，我國各地大多采取一次性貨幣補償的安置方式。補償的依據是1988年制定的《土地管理法》，該法規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用為該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產值的6至10倍，安置費為4至6倍。各地的補償標準由于征地用途、耕地年均產值、計算倍數等不一樣會有較大差異。據統計部門的調查，沿海省市失地農民的失地補償一般略高于西部省市，但即使按最高補償30倍來算，一畝地平均產值1000元，其補償也只有3萬元，而近年來，物價一直上漲，比起往日種地的穩定收入，低額且有限的補償費根本無法保證失地農民長期的生活。
（二）就業安置難，失業農民多
由于各方面原因，絕大多數農民受教育程度較低，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普遍都不高，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較弱。一旦他們失去熟悉的長期賴以生存的土地，需要自己去另謀生活，無論在自身心理、生理還是在技術、技能和客觀外部環境上都難以適應。尤其是一些年齡偏大、文化水平較低、沒有專業技能的人更難以找到新的就業方式，失地農民的就業狀況實在堪憂。
（三）安置方法單一，忽視了失地農民長遠利益保障
目前國家對農民土地征用基本上采取單一的貨幣安置方式，大多數只考慮了短期最低現金補償，暫時解決了眼前利益，而把大多數失地農民排除在城鎮保障之外，使農民既失去了擁有土地所能帶來的社會保障權利，且同時又無法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待遇。即使一部分已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地方，社會保障覆蓋面小，保障程度低，也很難使農民生產、生活得到長期保障。
二、建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意義
城市化的推進必然要占用大量耕地，必然會產生失地農民。在全面正式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尚難以建立的情況下，土地實際擔負著農民基本的生活保障功能，具有無可替代的地位。因此，加快建立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意義重大。
（一）有助于維護失地農民切身利益
農民失去土地，農業勞動力轉向非農業是歷史的進步和必然，因此，必須高度重視和正確處理好城市化與農民利益之間的關系。農民是城市化的參與者、建設者，也理應成為城市化的受益者，而不能以犧牲農業和農民利益來降低工業化、城市化的開發成本，更不能作為提高工業化、城市化水平的前提。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并不熱衷于“農轉非”政策，其原因在于農民對這一政策有后顧之憂，擔心既失去土地，又無權分享城市化的成果，終將被城市化拋棄，所以建立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有助于維護失地農民的切身利益。
（二）有利于城鄉銜接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構建
我國長期以來存在城鄉二元分割狀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同樣具有這種特性。社會保障城鄉一體化是歷史的必然趨勢，把失地農民納入道社會保障制度中來，只有失地農民的未來生活得到了全面、有效的保障，我們才有可能實現城市社會保障與農村接軌，最終建立起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制度。
（三）有利于加快農民向城鎮居民的轉變
加快城市化是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實現我國長期發展目標的內在需求。積極推進城市化發展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長期困擾社會發展的“三農’問題，實現農村城市化、農民市民化、農業現代化。我國城市化滯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建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能夠使他們更好的融入城鎮生活與生產環境，減少因生活缺乏保障而給城市擴張帶來的壓力，使城市化水平得到較快提高。
三、當前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
現有的為失地農民提供的有關社會保障政策，主要是提供一定的養老保險，只能稱之為“生活保障”制度，教育、醫療和失業等其他保障方式鮮有涉及或有涉及執行效果不明顯，與以社會性、平等性、福利性和互為本質特性的“社會保障”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可見，對失地農民來說，健全有效地社會保障體系還遠沒有建立起來。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使農民在失去土地后無法通過社會保障制度緩解因失去土地而遭受的損失。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處在弱勢地位. 生活生產的風險也將日益增加，社會保障制度仍然還沒有發揮“減震器 ”和“安命網”的基礎作用。
（二）救助機制缺失
失地土地后的農民必然成為社會的弱勢群體，他們的經濟能力和文化水平有限，當其權利受到侵犯時，是無法尋求公力救濟的，加之目前我國還沒有針對農民而建立的專項法律救援機制。由于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體制改革的不到位，導致公平性缺失、低水平保障等問題不可避免。總體上來看，全國農民參加社會保險的水平不高，同時區域性差距日益拉大東部地區要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同時農村社會保險制度和國家的相關政策執行乏力，盡管國家政策有具體規定，但實際執行中確實存在不到位的現象。國家對農村社會保障投入的資金嚴重不足，使得城鄉之間存在非常大的差距，造成全社會公共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失地農民即使進城，也始終無法擺脫自己是“農民”的身份，從而造成了事實上的城鄉不平等。
（三）配套保障制度不健全
由于“二元經濟結構”的長期存在，我國的相關社會保障法律從立法開始，就主要是針對城市的，而針對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法律規定幾乎是空白。隨著新醫改、新社保的頒布，盡管各地政府相應出臺了一些關于農民社會保障的制度，但是這些法規效率層次低、制度設計漏洞大，對于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權益基本上沒有太大的保護作用。我國長期將農民和市民按照兩種不同的模式和水平安排就業，農村勞動力被人為的排斥在城市之外，進城的失地農民當然也不例外。按照經濟學分析，政府在生產公共品方面遠比私人生產公共品更富有效率，特別是在制度這個公共品方面。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的形成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制度設計的完善與否。作為社會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在政府的全力推動和積極支持下，社會保障制度才能更好的形成和發展。由于政府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設計的嚴重的缺位，致使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居民游離于制度之外，其中的失地農民更是無法得到相應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
（四）征用耕地機制不夠健全，失地農民養老資金籌集困難
目前征用農村土地，地方各級政府直接授權委托國土資源管理部門，在完成年度征地計劃和任務時，其他相關部門基本上不參與，難以形成聯動機制和工作合力。雖然根據《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村土地的所有權屬于農村集體。但現實中農民土地的產權關系無法得到法律的保證，土地流轉市場不夠健全。如何按照有償、依法、自愿的原則，按規范的程序實施土地轉流，充分調用市場力量，同時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專門立法，適當延長土地承包期，完善農地使用權的權能機構，切實保障失地農民的合法權益，這些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解決。大部分失地農民養老觀念滯后，除將土地補償安置費主要用于日常生活補貼外，很難用于支付養老費用。
四、建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對策
（一）建立失地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作為邊緣性群體和弱勢群體，失地農民享受最低的生活保障，是每一個公民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喪失土地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喪失了其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更應該讓失地農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將其納入完整的全社會保障體系：一是要采用通行的“最低生活消費實算法”，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來確定失地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二是對于失地農民，只要符合條件就應享受最低保障待遇，最大程度保障失地農民的切身利益。
（二）健全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的法律法規體系建設
應加快對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立法，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明確農業保險的法律地位、經營方式、機構設置、農民參與形式、監督管理機構等，通過法律手段調整參與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各方的利益關系，引導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的健康發展。國家在法制宣傳上，要適當向農民傾斜，大力宣傳關系到農民利益的相關法律法規。中國農村教育發展對農村經濟的綜合貢獻率明顯偏低，由于目前中國的農村產業結構有待優化升級，因此要進一步突破制度瓶頸，充足的、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同時推進健全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無疑是農村經濟增長一個強有力的基本支撐。
（三）進一步完善政府職能，加強農村社會保障投入
建立全方位立體化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資金投入體系，根據農村實際發展，綜合研究有關農村經濟發展的環境、外匯、投資、外貿等政策，密切關注農村經濟的結構性調整，不斷縮小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的發展差距，從根本上改善對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工作資金的供給。
（四）幫助失地農民實現再就業
由于長期在農村環境下中生活，社會組織能力差、文化程度低，使得失地農民的合法權益缺乏組織的保護，自然使其成為與用人單位抗爭的劣勢群體，加之自身受教育機會少，不具備專業技能，只能從事體力勞動，使得其工資水平被壓的很低，導致日常生活非常困苦。因此，應為失地農民提供受教育、培訓和再就業的機會，全面推行市場化就業，幫助失地農民樹立全新的就業觀念。
建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既可以使農民獲得基本的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又可以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順利地進行。對統籌城鄉發展、緩解征地矛盾、維護農民利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陳印軍等.中國耕地資源及其糧食生產能力分析[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2（6）.
[2] 宋茂華.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初探[J].生產力研究， 2011（9）.
[3] 李紅.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與完善[J].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0（4）.
[4] 鄧佩如等.我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及對策分析[J].農村經濟與科技，2011（6）.
[5] 孟繁麗.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社會保障模式研究[J].經濟研究導刊，2011（4）.
[6] 范宏斌.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探析[J].農業經濟，2012（5）.
農民社會保障實施制度范文第3篇
關鍵詞：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構想
失地農民是由于城市化、工業化的開展而形成的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有2000萬失地農民，照現在的經濟發展速度，未來幾年失地和部分失地農民的數目將會超過7800萬人。如果不妥善解決好失地農民問題，長期下去必定會對我國的經濟發展造成影響。目前，失地農民大多處在沿海經濟較發達的省份，但隨著經濟的發展，這一問題將會成為全國性的問題。因此，有必要現在就妥善處理該問題，避免積重難返。要妥善處理好失地農民問題，建立與其自身特點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必不可少。
一、失地又失權，失地農民渴望社會保障
二元經濟結構是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必然結果，我國也不例外。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也會隨之加速。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主要表現在城市規模的擴張，但伴隨這一擴張也導致城市周邊地區的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發展和保障的土地。土地無疑是失地農民對城市化的巨大貢獻，但是目前失地農民的補償安置制度和地方政府在解決失地農民問題上的無作為，必然使得失地農民的權益被侵蝕[1].
城市周邊地區的農民不愿意失去土地。我國城鄉二元的經濟體制，導致城鄉居民的社會福利存在天壤之別。長期以來，農民渴望進入城市，享受城市居民的各項社會保障。但是，作為城鄉交界處的農民卻不愿意失去土地，原因在于：首先，在城鄉交界處交通方便，村民們進可以進入城市打工，退可以留守土地，具有多重選擇；其次，很多城市周邊地區的農民發展副業，種植蔬菜、花卉等提供給城市，收入豐厚；再次，周邊的村民還可以利用有利的位置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如農家樂等休閑娛樂產業。這使得城市周邊地區的農民生活逐漸富裕了起來。農民“失地”意味著“失權”[1].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一旦失去土地，而政府又不能為他們提供強有力的社會保障，因而失地農民的處境必定十分困難。一方面，失去土地使得農民的生存權受到挑戰。土地是農民惟一的生產資料，失去土地，農民的生活必定受到影響。目前的征地補償水平比較低，一般難以維持農民先前的生活水平，而且這些補償費用也只夠維持其3～5年的生活；另一方面，失去土地使農民的發展權受到侵害。農民原本具有一定的產業，征地以后不但無法繼續以前的生產與生活，甚至連工作都無法解決，因而更談不上什么發展權了。因此有必要針對失地農民的具體情況建立與其自身特點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
二、建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緊迫性
（一）土地的減少和喪失使部分農民失去最后的保障
由于土地被征用，農民擁有的土地數目越來越少，農民從土地獲得的收益的相對量和絕對量都相應減少，從而無法滿足其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加上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使得部分農民永久性失去土地，從而徹底失去土地的保障。從表1可以看出耕地面積指數與生產總值之樹之間呈線性關系（以上海市為例）[2].
表1土地對農民的多重效用值（以上海市為例）
均值方差
基本生活保障效用0.34250.01040
就業機會效用0.12360.01737
直接經濟收益效用0.2140.01739
子女繼承效用0.045770.00721
征地后可以得到的補償效用0.26610.02267
避免重新獲得時支付大筆費用的效用0.011650.002194
（二）農村老齡化問題緊迫，迫切需要建立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村地區的醫療衛生事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農村地區的人口結構有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在東部沿海經濟發達的省份，有些農村地區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2000年11月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上海市鄉村的老齡化水平已經達到了13.73%，浙江達到了10.51%，山東達到了9.15%，北京達到了8.35%（《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分析》，2004）。土地的減少，土地的保障功能降低，加上家庭規模的小型化和子女外出務工，使得家庭的養老功能在不斷地削弱。鑒于這種情況，有必要以為失地農民建立社會保障為契機，對建立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進行整體規劃。
（三）為失地農民建立社會保障，是實現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的突破口
由于歷史的原因，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的農民幾乎沒有享受到國家提供的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障。但是這并不是說國家沒有義務為農民提供社會保障制度，只是目前要建立覆蓋所有公民的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既不現實也不可能。但城市的發展要征用農民的土地，這就為這部分農民社會保障提供了大好機會。今年的“兩會”期間提出，要讓農民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當下理性的選擇是切實解決因城市發展而產生的失地農民的利益問題，讓他們也能從土地的增值和城市的發展中獲得群體性的利益[3].沒有在城市正式就業的失地農民實際上是處于農民和城市居民之間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為城市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國家為其建立適當水平的社會保障，義不容辭。目前為全體農民提供社會保障不太可能，但是為失地農民首先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是完全可行的。與此同時，以此為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突破口，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
（四）失地農民就業面臨很多的困難
在許多地方，征地難，難就難在“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模式。說到底，在這個改造過程中，切身利益受到侵害的總是失去土地的農民。在尚未取得城市居民的社會保障時，這些農民貢獻出自己的土地，成為都市里新的一員，自己卻面臨著諸多困惑：失去土地后，既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也難以享受城市工人可以享受的失業保險；征地補償根本不足以支付養老、醫療所需要的費用。這些失去土地的農民失去了其原來生活方式的物質基礎，卻并沒有真正擁有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
村民們知識水平較低，幾乎沒有掌握現代化的技術。就當前的就業形勢———大批下崗工人處于待業中，很多手持大學文憑的大學生都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更何況村民們又沒有什么技能，也不愿意做那些苦、臟、累的活，因而，要解決好城中村改造問題，就必須首先解決好村民們的就業問題。
三、建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原則
（一）與我國國情相適應，建立低水平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原則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有了飛速的發展，生產力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但是要建立水平較高的社會保障，仍然有困難，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失地農民的數量會越來越多。目前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不久的將來必定會蔓延到中部乃至全國。因而國家為如此眾多的失地農民建立的社會保障，只能是維持基本生活的低水平保障；其次，我國社會保障的財政狀況不容樂觀，僅城市養老保險一項就已經出現嚴重的收不抵支，加上隱性債務，國家財政負擔極重。與此同時，由于社會保障本身具有剛性，保障水平只可提高不能降低，因此建立之初的水平不可太高。
（二）保障失地農民基本生活的原則
社會保障的首要原則和目的就是保障失地農民的生存條件[4].失地農民失去其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生活上必定會受到影響，因此為他們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就是為了保障他們的生活。對社會保障水平的設計，不能太高，因為我國的國情不允許，但是一定要能夠維持基本的生活，如果連基本生活都無法維持，那也就失去了社會保障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建立維持基本生活的社會保障制度，也是保護失地農民生存權的需要。
（三）公平和效率兼顧的原則
公平和效率問題是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不可回避的問題，建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也是一樣。所謂公平就是要為每個符合條件的失地農民建立社會保障，而效率則是既要保證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又不會影響他們工作的積極性。這就要求建立水平適當的社會保障制度，如果水平太低，則無法維持基本生活，而水平太高又會使其沉迷于社會保障網絡之內，不求進取。
四、建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議
（一）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的保障對象及辦法
建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必須堅持低水平、廣覆蓋的原則。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失地農民將會逐步成為城市居民，雖說現在戶籍制度已經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意義，但還是應當為失地農民轉變戶籍性質，由農村戶口轉為非農村戶口。在建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的具體措施中，必須注意與城市社會保障體制的對接，因為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必定會建立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制度，因此在建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時要有長遠的眼光。
失地農民雖然生活在城市周邊，但是多數農民并沒有享受任何社會保障。享受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是所有符合條件的農民。在征地時未達到勞動年齡階段（16周歲以下）的人員、已經享受城鎮各項社會保障制度的人員，不包括在享受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范圍內。勞動年齡內的人員和勞動年齡以上的人員，根據年齡狀況實行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對征地時已經達到退休年齡的農民，直接納入養老保障體系，定期領取養老保險金直至終老。對于征地時處于勞動年齡段的人員，主導政策是促進其就業，就業以后按城鎮職工的社會保障辦法執行。勞動年齡段內的人員再就業前發放不超過兩年的生活補助；兩年后仍未找到工作并符合城市低保條件的納入城市低保；就業后失業的，將其納入失業保險渠道。
（二）建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及其監管
建立與失地農民情況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資金來源問題是核心問題。要解決好失地農民問題，關鍵在于妥善解決失地農民的生活問題，解決城中村村民的后顧之憂的關鍵在于籌集到相應的社會保障經費。我國人口眾多，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也處于起步階段，國家的負擔很重，完全靠國家出資解決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既不可能也不現實。為城中村的村民建立基本的社會保障，基金來源要體現社會保障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原則，由政府、集體、個人三方共同承擔。其中，政府出資部分不低于保障資金總額的30%，從土地出讓金中列支；集體補助部分不低于保障資金總額的40%，從土地補償費中列支；個人承擔部分從征地安置補助費中抵交。集體和個人繳納的費用進入個人賬戶專戶，個人賬戶的記賬利率按一年期銀行同期存款利率確定政府的補助金并進入社會統籌基金，實行個人專戶與社會統籌相結合的制度。[5]
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基金是用來維持失地農民基本生活的，各部門應將資金及時、足額地劃撥到當地財政部門的基金專戶中。資金的使用和支付由當地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負責，實行收支兩條線和財政專戶管理，單獨建賬，專款專用，不得轉接、挪用、或截留、擠占。
（三）建立適當水平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除了要為失地農民建立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障制度，還要為失地農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從理論上講，國家有責任為每個公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受國家財力的限制，我國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還只能覆蓋一部分居民。失地農民作為城市化發展當中產生的一個特殊群體，國家有責任將其納入最低生活保障體系。失地農民雖然獲得了征地補償費用，但是現在的補償費用相對于市場價位是十分低廉的。因而，各地應當將失地農民納入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圍，只要失地農民有需要就應當為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不得以失地農民獲得了征地補償，而將他們排斥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外。
（四）強化地方政府的就業引導功能是建立失地農民政府主導型社會保障的關鍵
就業保障是解決失地農民后顧之憂最有效的辦法。失地農民大多知識技能缺乏，就業困難大，再加上他們雖然長期從事農業勞動，但在城市周邊收入豐厚，他們不愿意找尋工作。為此，政府應當進行實行積極的就業促進政策，凡是勞動年齡內的人員均可進入勞動力市場，享受免費的就業培訓、職業咨詢、就業指導等服務。征地后會有一部分自留用地，村委會可以利用這部分土地進行出租，或建立自己的產業為村民提供就業機會。總之，政府應當進行大力宣傳與引導，從而使村民樹立正確的勞動觀和擇業觀。
參考文獻
[1]涂文明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社會保障模式的選擇和構建[J]理論導刊，2004，（12）
[2]王克強農村土地基本生活保障向社會保障過渡存在的困難———兼論農民對土地決策基礎從生存倫理向經濟理性的轉移[J]社會科學戰線，2005，（2）
[3]陳信勇，藍鄧駿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的制度構建[J]中國軟科學，2004，（3）
[4]張靖，張鳳榮，張軍連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初探[J]觀察與思考，2005，（2）
[5]李一平失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浙江的證據[J]改革，2005，（5）
[6]葉裕民中國城市化之路[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7]中國城市調查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
農民社會保障實施制度范文第4篇
關鍵詞：征地；社會保障；法律制度
一、被征地農民的生存狀態
在我國，由于各地的經濟發展狀況存在明顯差異，征地情況也有所不同。被征地農民的生存狀態可從收入狀況、支出狀況、養老保障、醫療保障、就業、風險防范等方面進行考察。以上海為例，被征地農民的生存狀態在發生改變。
(一)收入支出方面的變化。征地前上海市村民的收入主要是工資收入。盡管村民還承包村集體的土地，但其勞動力已基本轉移至工業(鄉鎮企業)，只是在余暇時和非勞動力(老年人等)繼續在土地上勞動。依靠土地的農村副業收入占收入的相當大比例，真正的純土地收入較少。2002年前后，土地收入已不復存在，依靠土地的副業收入也明顯下降，工資收入的比率由于鄉鎮企業普遍效益不好或倒閉上升量不大，農民出相房屋獲得的租金成為被征地農民收入的重要部分。有的地方實行土地征用后補償的股金制度，其收入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征地前后收入絕對量上升的農戶比率并不高。在生活支出方面，村民家庭日常支出要普遍高于征地前，這不僅因為村民由于失去承包地和自留地，食品上的支出明顯增加，而且伴隨著生活水平的城市化，水、電、煤、電話費及外出交通費、孩子的教育費用都普遍呈上升趨勢。
(二)養老保障方面的變化。以往人們一般依靠屬于自己的一份自留地和家庭的支持來安度晚年。上海農民從1996年開始參加農村社會養老，通過每年繳納一定的養老保險費，領取每人每月110元的養老金。土地征用后，村民依然保持農村社會養老。至2002年年底，村集體撤制，實行養老、吸勞政策，達到養老年齡的原村民開始享受上海市統一規定的征地養老人員的養老金待遇，每人每月386元。農村大多數家庭仍保持傳統家庭的模式，老人更多地通過子女來維持其老年的生活，家庭養老仍是最主要的養老方式。
(三)醫療保障方面的變化。征地后農民參加了統籌的農村合作醫療，這種方式對于患大病，需要動手術的人來說，負擔很重。至2002年底，實行養老、吸勞政策后，征地養老人員的養老金每月有固定的醫療費20元，一次性買斷的征地勞動力的醫療保障與城鎮居民的醫療保險接軌尚存在操作問題。
總體來說，2003年實施上海小城鎮保險及相關就業制度以來，農村被征地農民的生活狀態和保障狀況都發生明顯變化。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對本市600戶農村居民家庭抽樣調查表明：2007年上半年，農村居民收入保持較快增長勢頭，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417元，比上年同期增長9.6％。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資性收入4915元，比上年同期增長9.3％，增幅同比提高3.1個百分點。其中，從企業得到工資性收入3395元，增長7.7％；從非企業組織中得到的收入1031元，增長11.8％；人均勞務收入489元，增長15.6％。農村居民人均家庭經營純收入442元，比去年同期減少57元，下降11.4％。其中，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純收入268元，下降23.4％；經營第二、三產業純收入174元，增長16.8％。農村居民家庭人均財產性收入450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9.4％，拉動可支配收入增長1.3個百分點。其中，房屋租金收入255元，增長14.9％；轉讓承包土地經營權收入93元，增長17.7％；受耕地保護和土地征用宏觀調控，土地征用補償收入下降33.3％。主要得益于“農保”、“鎮保”和農村托底養老等社會保障政策的進一步完善以及養老金發放標準的提高，直接使農村居民家庭人均轉移性收入達610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6.8％，拉動可支配收入增長2.2個百分點。其中農村居民人均養老金收入從上年同期的325元提高到518元，增長59.4％。
二、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不足
(一)保障制度總體設計的出發點較低。城市化進程必然伴隨土地使用權和所有權的大量轉移，大規模的經濟開發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要求原有城區向郊區乃至農村地區大范圍地擴張。由于我國相關土地法的規定，土地征用成為確保城市建設的基礎性資源。與其他國家土地征用損失補償制度一般都以財產權保障為內容不同，我國針對農民集體土地征用的損失補償以保證被征地農民的原有生活水平為原則，補償的項目一般分為土地補償、青苗補償、附著物補償以及安置補助四類。這樣的目標設定，決定了在此基礎上設計的保障制度的局限性。在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總體設計中，普遍存在將“確保被征地農民生活水平”作為目標的觀念，而未將“提升被征地農民生活水平”作為目標設定，這就在理念上影響了制度設計的總體水平。由于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總體設計理念不高，限制了農民保護水平的提升。
(二)制度銜接有待提升，特別是操作層面工作有待加強。關于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銜接，特別是其配套的安置補償、就業等制度，由于歷史原因，銜接及操作不當，將導致被征地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以上海為例，上海市政府在此方面做出較大努力，在上海市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實施過程中，強調落實社會保障與土地處置、戶籍轉性整體聯動的原則，凡是土地被征用或需將農業戶籍轉非農戶籍的，都應首先落實離開土地的農業人員的社會保障，再辦理土地處置、戶籍轉性手續。從而杜絕了土地已征用，而保障不能到位的弊端。但同時也存在“舊帳”，如，“小城鎮保險”實施前，適用的是《上海市住宅建設征用集體所有土地農業人口安置辦法》，其原則是“誰用地，誰負責安置”，看似公平的原則，在實施中由于多種原因，存在“地已經用了，而保障并未落實”的情況，但由于其發生在以前，情況比較復雜，失地農民的利益如何保障，在實踐中存在無人過問的狀況。從制度銜接方面改善，更要從操作層面落實，才能確保農民的利益。
(三)征地過程中錢款管理監督有待加強。在以往的征地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征地補償款的監督存在疏漏，有個別工作人員利用工作之便貪污、挪用或者截留征地補償款的問題，農民意見很大，在個別地方也引發過群體上訪事件。由于征地工作的復雜性和操作過程的環節較多，涉及到款項的部門、人員較多，工作中又存在必須的管理費用(如征地包干管理費等)，加強監督管理，成為必然。
(四)制度實施中的政務公開不足，相關制度的宣傳教育不夠。征地是與農民切身利益聯系密切的活動，雖然從立法上看征地的目的、用途、程序等都是公開的，但結合農民的文化狀況、信息掌握程度、傳統意識等因素，有必要在征地工作乃至征地后的農民社保過程中，進一步推進政務公開，具體到村務公開，加強群眾監督。
三、完善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對策
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面對土地資源非常有限的國情，積極引導優化土地資源配置，保障農民利益，提升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總體水平，完善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意義重大。
(一)為整體提升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水平進行制度設計創新。在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征用中，存在財產權補償不足的狀況，土地征用補償的僅是國家所承認的集體及其成員所享有土地的那部分權益，而并非排他性的所有權權益。我國土地征用補償安置制度的內容是建立在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差別之上的。一方面，一部分被征地人員戶口非農化后，并未直接享受到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另一方面，大量被征地人員仍保持農民的身份，盡管他們當中的幸運者獲得了工作安置上的保證，但其享受的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社會保障仍停留在農村的集體互助互濟的條件下。在構建小康社會的今天，從平衡社會成員利益、維護公平角度看，“提升農民生活水平”理應成為征地農民社會保障的目標。社會保障程度與社會財富積累狀況息息相關，隨著我國經濟整體實力的提升，也具備了提升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水平的能力。
(二)加強制度銜接，確保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完整實施。不僅在制度設立中注重前后銜接，而且在制度實施中也要關注銜接操作，才能避免導致制度運用中的真空，使相關主體利益受到保護。對以往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更多地需要政府提升救濟觀念，加大財政投入，下決心解決歷史問題，實施優惠政策，惠利于民，才能使已經失去土地的農民得到早就應該得到的補償。任何社會的發展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應該說就目前的觀念而言，幾乎所有的主流觀念都不得不承認，在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中國農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歷史遺留的問題只能由政府出面“買單”，以此來保障農民的利益。因此，要提升政府救濟觀念，保障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完整實施。
農民社會保障實施制度范文第5篇
關鍵詞:失地農民;社會保障;農村
項目成果:保定市社科規劃課題“新形勢下保定市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研究”研究成果(課題號:200901002)
中圖分類號:F323.89文獻標識碼:A
保定新市區M鄉位于保定市西北郊,距市中心4公里,境內交通便利,M鄉現轄13個行政村,總人口17,000人,總面積20平方公里,耕地面積10,794畝,人均耕地面積0.64畝。全鄉年社會總產值約12億元,人均收入5,100元。2010年保定市新市區計劃征地15,000畝,一期征地面積達到5,000畝,為保定高新區建區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征地,地處城鎮化建設關鍵位置的M鄉作為征地的重點。截至2010年8月,M鄉已經有6個村的土地被征用。在土地征用中,新市區堅持對征地全過程公開、公正、透明,規范操作,統籌兼顧各方利益;對于土地補償價格嚴格執行國家統一區片地價標準,即每畝80,866元。針對地面附著物的賠償:(1)按照國家現行標準,地上青苗、樹木等附著物平均按每畝1.6萬元進行賠付。具體賠付標準,由鄉政府指導村委會制定;(2)集體所有的農田水利設施及其他地上附著物,參照實際評估價值和有關賠付標準賠付。經大致推算,失地農民得到的賠付款大約為人均6萬元左右。
一、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現狀
1、失地農民缺乏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失地農民在我國城鄉二元制結構下是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擁有農民身份卻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沒有土地卻又被排斥在城鎮居民社會保障之外,沒有土地就缺乏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雖然每個家庭在土地被征用后都得到一大筆土地補償款,但這筆數額固定的補償款需承擔他們今后的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子女教育、就業、住房等方面的支出,而這些支出的數額是不固定的,且還存在隱患。以保定市新市區M鄉一個五口之家為例,五口人得到征地補償款約為30萬元,老人的養老問題、子女的教育問題都是家庭的敏感問題,假定老人養老費用為每人5萬元,子女完成9年義務教育后還要繼續深造,高中3年費用大約2萬元,大學4年費用最低也得4萬元,這兩項支出就占去補償款的一半還多,余款還要支付五口之家衣食住行的日常支出。因此,有限的征地補償款遠遠不足以補償農民永久的損失。農民既不能靠有限的補償款來維持今后最基本的生活,更不能分享由農用地轉為非農用地的巨額增值,嚴重影響農民自身的既得利益。
2、政府對失地農民保障資金投入不足。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面臨的最為棘手的問題就是資金問題。在我國,農村社會保障起步較晚,政府對于社會保障資金的投入仍然偏重于城市,對農村社保資金投入水平較低。農村社會保障實際上仍然停留在救濟層面上,農村養老保險、最低生活保障、農村合作醫療等制度還處于起步試點階段,有待進一步完善。以M鄉為例,政府制定了失地農民養老補助金實施辦法,被征地農民女年滿55周歲、男年滿60周歲的在征地協議簽訂后的次月開始每月發放200元補助金,標準由區財政給予補助,并隨保定市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提高而做相應幅度的提高。但這點補助金相對于不斷攀升的物價來說實在是微不足道的。資金供給不足與需求不斷增長的雙重壓力制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同時也制約了對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逐步推進。由于多數農村地區經濟落后,地方財力非常有限,因此地方政府在安排資金時往往選擇那些獲利高、見效快的投資項目上。政府只注重于短期效益卻忽略了長遠發展,這也直接導致針對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的投入力度較低,重視程度不夠。
3、五保供養制度不健全。保定在2010年推行“院戶掛鉤”供養模式,由縣、鄉、村出資聘用護理人員,對不愿加入集中供養的農村五保戶進行護理。但各縣、各鄉、各村自身財力有限,因此截至目前為止,只有25%的農村五保戶簽訂了“院戶掛鉤”供養協議。對于M鄉失地農村五保戶來說,納入農村低保每月也只能得到150元的救助,這遠遠滿足不了他們日常生活支出的需要。而因為失地得到的補償款畢竟非常有限,失去土地就沒有了生活來源,今后的生活還需靠補償款艱難維持。因此,失地農民尤其是五保戶的供養問題尤為突出。
4、缺乏就業培訓與就業指導。由于廣大農村地區教育基礎薄弱,農村中具有高中學歷的寥寥無幾。即便是擁有高中學歷在校期間他們接受的也是以“應試”教育為主;更談不上接受良好的職業培訓了;回到農村后根本不能將所學知識直接運用到生產實踐中去。教育的薄弱直接導致絕大多數失地農民的文化素質偏低,缺乏基本就業技能。一旦失去土地,就只能謀求一些對技能要求不高而報酬又極低的勞動密集型崗位,甚至一些自身條件相對較差的失地農民的安置工作至今未能到位。這嚴重影響了我國農民向非農業轉移,也難以在城鎮實現穩定就業。M鄉在土地出讓金收入中按0.5%的比例提取失地農民就業培訓基金,區政府規定對有再就業意愿的失地農民,無償提供多種方式的再就業、創業培訓,還會為培訓合格者推薦工作。但對于龐大的失地農民隊伍來說,這點少的可憐的培訓基金根本滿足不了培訓的需要。更何況由于培訓基金少,需培訓的人員多;由于供需矛盾的存在導致M鄉至今也無法合理有效的使用這筆基金,失地農民就業培訓基金成為區政府的一筆閑置資金。
5、社會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由于我國“二元制”的社會特征,從而導致有關農村社會保障的立法遠遠滯后于城市社會保障的立法工作。目前,我國還沒有一部完整的“農村社會保障法”,僅有一部《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其余僅僅停留在政策層面上,至今未上升到法律層面。對于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的立法更是空白。法律制度的欠缺給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帶來一系列問題。如,失地農民土地補償缺乏穩定性與規范性、保障資金來源不穩定、保障標準不一致、保障管理工作隨意性和盲目性等。保定市新市區M鄉征地補償標準就出現了前后各期不一致的情況,引起了部分農民制度不公心理;而區政府工作人員針對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工作無法可依,無章可循;只是解釋區政府的征地政策,甚至部分基層工作人員對于農村社會保障的相關政策不甚了解。有關部門應根據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完善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抓緊制定社會救助法規和規章,進一步完善并規范相關規章、政策、制度的執行情況并及時監督。
二、完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對策
1、加大保障資金投入力度,加快征地改革步伐。失地農民社會保障覆蓋面低,保障力度不夠的直接原因是保障資金投入不足。因此,政府應加大農村社會保障資金投入力度,調整財政支出資金結構,建立穩定、規范的財政支持體系。將失地農民社會保障資金納入財政預算,嚴格制定土地征用程序,區分不同用途土地的征收方式,建立公平的土地補償機制。2010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進一步嚴格征地拆遷管理工作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的緊急通知》。通知要求尚未按照有關規定公布新的征地補償標準的省區市,必須于2010年6月底前公布實施。已公布實施,但標準偏低的地區,必須盡快調整提高。新標準的實施使征地補償標準測算方式更加合理,改變了以往按被征耕地具體地塊的年產值測算征地補償標準的方式。這次補償標準普遍提高,提高幅度平均在20%～30%。另外,體現了同地同價的原則,強調在同一區域或區片范圍內,征地補償應執行同一標準。
2、建立失地農民就業培訓機制。解決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的關鍵所在,就是要不斷提高農民自身的綜合素質,更新觀念,改變該群體在就業中的劣勢地位。這就要求當地政府首先要高度重視并不斷加大資金投入,將提高農民素質列入日常工作計劃,把提高農民素質作為新農村建設的大事來對待,切實搞好就業培訓以提高其勞動技能,帶動他們自主創業。政府可利用失地農民就業培訓基金,也可拓寬資金來源積極吸收當地的民間資金,在居住較集中的村建立圖書館、文化站等文化設施,組織農民舉辦有益的文化活動,允許有條件的個人招聘人才舉辦各種形式的培訓班,給農民更多方便的選擇機會;其次,在就業政策上給予大力支持,在資金上政府可制定優惠政策發放小額貸款,鼓勵農民自主創業,拓寬當地農民的就業門路。此外,對于當前失地農民來說,提高素質的主要途徑就是參加培訓。各級政府要積極與當地企業直接接軌,對口培訓,對口輸出。不僅要進行職業技能培訓,還要提供安全生產培訓、文明規范及法律法規培訓等。對參加培訓的人員要進行技能考核,考核合格者還要頒發相應的職業資格證書,鼓勵受培訓的農民參加全國通用的技術等級證書及上崗證的考試,增強農民自信心,擴大培訓機構的影響力,讓更多的失地農民踴躍地加入到培訓隊伍中來。同時,各級政府還要承擔起責任,積極組織各種類型的企業舉行人才招聘會,鼓勵優秀人才外出務工。
3、建立多層次的農村社會保障法律體系。社會保障的發展和完善需要法律、法規的支持,因此各地應盡快組織相關部門制定《農村社會保障法》,其中還應對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做出全面界定,使農村社會保障的主要內容法律規定具體化,以增加可操作性。盡管各地在農村保障工作執行上有相應政策,但都未形成完整的法律法規體系,這嚴重制約了農村社會保障工作的發展,同時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更是無從談起。各地應根據農村實際情況,抓緊地方立法,針對各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方面存在的不平衡性,各地可在農村社會保障基本法未出臺前,制定臨時的、更加細致的、可操作的地方性法規來規范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工作;在基本法出臺后可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逐步由地方性法規過渡到基本法。在制定地方法的同時,還要健全各種法律法規,加大勞動保障檢查范圍與力度,切實保障失地農民的利益。
(作者單位:河北農業大學商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李冬梅,鐘永勝.論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J].財政研究,2010.5.
[2]劉玉.進一步完善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思考[J].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20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