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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核算在煤礦企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它不僅能夠幫助煤礦企業有效節約資金,提高利用率,而且通過成本核算反映出來的信息能夠幫助煤礦企業領導層做出科學的決策,是推動煤礦企業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使得煤礦企業不斷提高對成本核算的關注,逐漸提高了對成本核算的重視。由此可見,成本核算在煤礦企業中的重要性。以下對其重要性進行具體分析:首先,煤礦企業與其它類型煤礦企業有著明顯的區別,這里所說的其它類型煤礦企業是指以通過生產經營獲得利潤的煤礦企業,這類煤礦企業中,大部分煤礦企業都具備生產的條件,因此,成本核算在煤礦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煤礦企業在對利潤進行分配的時候,成本核算的作用更加突出。其次,隨著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變化,煤礦企業要面臨著不斷改革,規模越來越大,業務種類越來越多,企事業面臨著改革的過程中的諸多問題。無論是規模的擴大,還是業務種類的增加,都不開有效的成本核算體系予以支持。除此之外,有效的成本核算有助于煤礦企業強化內部管理,不斷提高煤礦企業的管理能力,使社會資源實現合理配置。從人力資源的角度來看,針對煤礦企業的實際人力資源情況,制定以此配套的成本核算制度,對工作人員隊伍進行精簡,為煤礦企業節省了人力方面的投入資金,而且通過成本核算,能夠減輕工作人員的工作壓力,使各項工作更加科學,合理化,工作效率也得到大幅提高。從社會資源的角度來看,煤礦企業信息資源存在著嚴重的不對稱,經常發生社會資源配置不合理的問題,導致一些寶貴的社會資源被浪費,造成了社會資源不足。如果煤礦企業采取成本核算,就能夠準確找到影響信息資源不對稱的具體原因,加強管理力度,對社會資源進行合理分配,避免出現社會資源浪費現象。第三,煤礦企業的業務并非全部都是以營利為目的,其中,有些業務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但是不盈利并不代表著無償服務,而屬于有償服務,有償服務說明在服務過程中資金產生流動,主要體現在支出及收入兩個方面。因此,為了避免煤礦企業出現增加財政負擔的情況,需采取成本核算。
二、煤礦企業成本核算的特點
近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諸多成就,為了實現“節約型政府機關”的建設,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和規定予以支持。因此,煤礦企業作為行政煤礦企業,更需要進行改革。近幾年,煤礦企業在經費投入機制上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作為群眾辦事的單位,更應該將每一筆資金的去向和核算方法向群眾公開。但是就目前來看,煤礦企業受到會計體制的影響,加之成本本身存在著非透明及非精確性等特點,因此,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對煤礦企業的成本進行核算。對煤礦企業的成本核算機制進行研究,已是迫在眉睫。煤礦企業的成本核算包括在生產以及提供服務等環節中,所產生的有形和無形的勞動價值的總和核算。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特點:首先,不完全性。在對煤礦企業進行成本核算時,有些項目即使有費用產生,但是并沒有對該項目進行明確的劃分,除此之外,并不是所有項目都有費用產生,因此,煤礦企業成本核算具有不完全性。其次,成本核算方法不夠嚴格。煤礦企業有條件進行成本核算,但是由于各種成本費用之間并沒有明確的規定,因此,在成本核算方法上不夠嚴格。但是,在進行項目成本劃分的時候,采用的仍是權責發生制。第三,單一性。這里所說的單一性指的是煤礦企業資金來源渠道較為單一,主要是政府補助,因此,與其它煤礦企業相比,并沒有資金壓力,所以,煤礦企業忽視資金運用的情況比較嚴重。
三、煤礦企業成本核算的創新對策
成本核算是促進煤礦企業健康發展的重要手段,因此,煤礦企業要樹立正確的成本核算觀念,將成本核算與實際相結合,在不斷摸索的過程中總結經驗,最終形成適合本煤礦企業的成本核算方法。1.建立健全成本核算機制。任何煤礦企業都離不開制度的支撐,任何活動都是在制度上建立起來的,尤其對于煤礦企業來說,制度的建立要更加嚴格和規范,對制度的制定,要理論聯系實際,保證成本核算機制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并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保證成本核算機制得以真正落實,在今后的實際工作中,不斷總結,逐漸完善成本核算機制。健全的成本核算機制,能夠最大程度避免由特權等因素給成本核算帶來的影響,保證了成本核算結果的公正性和準確性。這就要求煤礦企業首先需要建立起完善的定額管理制度,對引起超額的因素進行全面分析,在此基礎上,逐漸將此制度加以完善。其次,建立完善的財產物質登記盤存制度,無論是在前期記錄還是在后期處理上,都要保證其真實性。第三,建立完善的計劃價格制度,定期對煤礦企業相關業務分攤成本差額。2.規范成本核算方法。首先,認真審核每一筆成本費用,對此項費用的必要性進行劃分。如果此項費用為必要開支,那么就要明確該成本的項目;其次,在進行成本核算時,要嚴格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進行,同時對對預提和分攤操作按照相關的標準進行準確區分;第三,將成本費用進行歸集和分配,將提供的服務和生產成本費用進行準確計算。
四、結語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環境以及人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煤礦企業要明確自身的職責,加強對各個環節的管理工作,特別是與煤礦企業發展息息相關的成本核算,要將單位的實際情況與社會發展相結合,不斷探討成本核算的創新方法,在不斷的完善過程中,形成適合自身情況的成本核算方法,促進煤礦企業更好更快發展。
作者:婁婷婷 單位:平頂山天安煤業股份有限公司二礦
參考文獻:
關鍵詞:綠色會計;會計核算;監督理念;發展;健全
在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作為現代會計人所提供的會計信息正“一日不如一日”地在某些方面失去其相關性,那就更不用說作為會計信息最高質量要求的“決策有用性”了。其表現最突出,矛盾最尖銳的當屬在傳統或現行會計制度影響下,企業披露的會計信息對環境資源耗用程度反映的模糊,從而造成了發展與環境,經濟與生態的惡性循環,導致企業發展經濟的“欲速不達”,在進行經濟事項時或在完成經濟事項的后期,仍要為抑制這種循環的繼續惡化而操勞。在這種惡劣情況下,西方蘊育而生了“綠色會計”,這是一門強調現代會計人在企業進行經濟活動時,正確、及時、合理地對企業耗用環境資源的程度進行核算的科學。
1綠色會計:也是一種財務信息系統
傳統會計產生于工業時代,它強調對企業硬資產進行核算,而事實上,企業還存在或多或少的軟資產(Softas-set)。環境資源是經濟學意義上的稀缺資源,而它的稀缺性,使企業必須付出一定代價才能獲得對它的使用權,所以環境資源也是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物品,會計對它的價值理應進行核算。而在長期的傳統會計體制下,由于會計信息對經濟行為的影響,從而導致如zeff在《“經濟后果”學說的興起》一文中斷言:會計信息將影響企業、政府、工會、投資者和債權人的決策行為,影響的決策行為將反過來又會損害其他相關方面的利益。綠色會計作為一門核算Softasset的會計學科,正是運用了會計這一獨特方法,以會計人的責任心,試圖啟動一個好的“會計信息預警系統”,盡力“挽救”因此而“掙扎求存”的企業。所以我認為;綠色會計是一種核算企業社會資源成本的手段,它根據會計要求對企業擁有的環境(自然)資源進行適當的貨幣計量和重要性判斷,并采用適當的會計方法記錄企業因經濟活動而對環境資源的消耗情況,是提供因不同程度的耗用(包括破壞性耗用)而需以資產形式追加補償的財務信息,是一種財務信息系統。綠色會計所核算的社會資源成本,我以為可介定為產品成本的一部分,即。產品成本是產品經濟成本和社會資源成本的總和。只不過,在社會資源成本的確認程序及方法上。是劃分為收益性的,或是資本性的,還是有得研究的,這里不作細究。但不管如何劃分,都是在權責發生制基礎上得以確認的。所以,例如企業在進行自然資源開發,支出的自然資源原始成本就應被附加定義上社會資源成本(慣例為:礦山的取得成本、勘探成本、開發成本的總和,稱為自然資源原始成本)。從企業進行經濟活動應付責任的角度上看,做這樣的定義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2加強綠色會計核算、監督理念的必要性
把環境問題與會計理論結合起來研究,即是現代環境危機所迫,也是會計信息與決策者之間關系狹隘而造成的溝通失誤所迫。從中引出的問題,已不單純是會計問題,更多意義上的是一種社會問題。綠色會計強調企業對環境資源保護的責任,使企業站在社會的角度上,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承擔起保護環境資源、合理開發和配置資源的責任,發揮會計核算、監督的職能。如果忽視綠色會計,甚至不認識綠色會計,就會使企業在出示財務報告時,無形中拒絕履行支付社會資源成本的義務,從而缺漏了對“環境資源負債(Softliabilities)”的報告。從這個意義上講,綠色會計是報告軟負債的會計學。這種負債是因企業對環境資源不同程度的耗用而需以轉移或運用資產或放棄經濟利益的形式的追加補償,但過去的會計期間,會計并未計提或不能可靠計提,而企業必須現在承擔起這種債務,它或是被現時清償,或是在未來“加倍加息”清償,最終導致企業經濟資本的流出。但由于軟負債清償金額龐大,清償期遞延于較長的會計期間內,所以,擁有這種負債的企業當然不希望對它進行清償,但企業為發展經濟并獲取或持續獲取經濟利益,是需要同時搞好環境保護的,因為,經濟發展和環境建設不協調的陰影已使我們食了“苦果”,要解決環境問題,唯一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以強大的經濟實力,對環境資源的保護進行現時或補償性的“巨額”投資。
《2000年中國環境戰略研究》中提到的環境治理投資方案,分高、中、低標準對治理目標進行定位:
①高標準——環境保護總目標是環境污染基本得到解決;
②中標準——總目標是環境質量有明顯好轉;
③低標準——總目標是竭力使環境污染維持現狀。
三個標準中。資金投資分別占國民生產總值(GDP):2.4%,1.6%,1.0%。若分別達到預定總目標,那么,由于污染的削減,改善了環境質量,從中減少了經濟損失,盈得環境效益,每年分別為1459億元,1056.5億元,814.1億元。在西方國家,常用“費用一效益”分析法評估公共項目社會經濟效果好壞,近年來,由于環境問題窘迫,所以也被作為評價一個國家環境資金投入的一般性項目。環境問題的“費用—效益”分析,是用效益—費用比值法衡量社會經濟效果的,但以此同時,自然資源的損毀、生態環境的破壞,環境的惡化,是逐日加劇的,年“環境污染”的直接經濟損失已達近千億元,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75%,間接經濟損失就更難估計了。“投入—產出”的失衡,迫使我國1999~2000年,環保投資將提高到占同期國民生產總值的1~1.5%,約為2200~3000億元,力求環境壓力有所緩解。這驚人的數字,耐人尋味。97年若按“標準”進行環保資金的投入,則分別投入1794.53億元、1196.35億元、747.72億元,如此投入你我的經濟可否能承受,不投入502.4億元,我們又如何言對后人。會計人責無旁貸,應以自己的新理念,盡自己一份責任。綠色會計為現行會計增加了三個因素。環境—未來—公平。由此可見,三者的“聯姻”,正是一種責任——確保把等量的“資本”傳給下一代。歷史和社會賦于“綠色”就是和諧、平等、共同進步,而綠色會計人正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觀點、新理念疾呼地球人為子孫后代多著想,在認識并探求消耗“綠色”的同時,保護它的純潔。我們尚無法完全確定環境資源作為一種Softasset貨幣計價的多少,但必須承認這個Softasset的消耗,若是肆無忌憚的,只會加速它的枯竭,最終危及的只能是我們。新晨
一、綠色會計:也是一種財務信息系統。
傳統會計產生于工業時代,它強調對企業硬資產進行核算,而事實上,企業還存在或多或少的軟資產 (Soft asset)。環境資源是經濟學意義上的稀缺資源,而它的稀缺性,使企業必須付出一定代價才能獲得對它的使用權,所以環境資源也是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物品,會計對它的價值理應進行核算。而在長期的傳統會計體制下,由于會計信息對經濟行為的影響,從而導致如zeff在《“經濟后果”學說的興起》一文中斷言:會計信息將影響企業、政府、工會、投資者和債權人的決策行為,影響的決策行為將反過來又會損害其他相關方面的利益。 綠色會計作為一門核算 Soft asset的會計學科,正是運用了會計這一獨特方法,以會計人的責任心,試圖啟動一個好的“會計信息預警系統”,盡力“挽救”因此而“掙扎求存”的企業。所以我認為:綠色會計是一種核算企業社會資源成本②的手段,它根據會計要求對企業擁有的環境(自然)資源進行適當的貨幣計量和重要性判斷,并采用適當的會計方法記錄企業因經濟活動而對環境資源的消耗情況,是提供因不同程度的耗用(包括破壞性耗用)而需以資產形式追加補償的財務信息,是一種財務信息系統。綠色會計所核算的社會資源成本,我以為可介定為產品成本的一部分,即,產品成本是產品經濟成本和社會資源成本的總和。只不過,在社會資源成本的確認程序及方法上,是劃分為收益性的,或是資本性的,還是有得研究的,這里不作細究。但不管如何劃分,都是在權責發生制基礎上得以確認的。所以,例如企業在進行自然資源開發,支出的自然資源原始成本就應被附加定義上社會資源成本(慣例為:礦山的取得成本、勘探成本、開發成本的總和,稱為自然資源原始成本)。從企業進行經濟活動應付責任的角度上看,做這樣的定義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二、加強綠色會計核算、監督理念的必要性。
把環境問題與會計理論結合起來研究,即是現代環境危機所迫,也是會計信息與決策者之間關系狹隘而造成的溝通失誤所迫。從中引出的問題,已不單純是會計問題,更多意義上的是一種社會問題。綠色會計強調企業對環境資源保護的責任,使企業站在社會的角度上,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承擔起保護環境資源、合理開發和配置資源的責任,發揮會計核算、監督的職能。如果忽視綠色會計,甚至不認識綠色會計,就會使企業在出示財務報告時,無形中拒絕履行支付社會資源成本的義務,從而缺漏了對“環境資源負債( Soft liabilities)”的報告。從這個意義上講,綠色會計是報告軟負債的會計學。這種負債是因企業對環境資源不同程度的耗用而需以轉移或運用資產或放棄經濟利益的形式的追加補償,但過去的會計期間,會計并未計提或不能可靠計提,而企業必須現在承擔起這種債務,它或是被現時清償,或是在未來“加倍加息”清償,最終導致企業經濟資本的流出。但由于軟負債清償金額龐大,清償期遞延于較長的會計期間內,所以,擁有這種負債的企業當然不希望對它進行清償,但企業為發展經濟并獲取或持續獲取經濟利益,是需要同時搞好環境保護的,因為,“前車之鑒”不敢忘。 經濟發展和環境建設不協調的陰影已使我們食了“苦果”,要解決環境問題,唯一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以強大的經濟實力,對環境資源的保護進行現時或補償性的“巨額”投資。《2000年中國環境戰略研究》中提到的環境治理投資方案③,分高、中、低標準對治理目標進行定位:⒈高標準──環境保護總目標是環境污染基本得到解決;⒉中標準──總目標是環境質量有明顯好轉;⒊低標準──總目標是竭力使環境污染維持現狀。三個標準中,資金投資分別占國民生產總值(GDP):2.4%,1.6%,1.0%。若分別達到預定總目標,那么,由于污染的削減,改善了環境質量,從中減少了經濟損失,盈得環境效益,每年分別為1459億元,1056. 5億元, 814.1億元。 在西方國家,常用“費用-效益”分析法評估公共項目社會經濟效果好壞,近年來,由于環境問題窘迫,所以也被作為評價一個國家環境資金投入的一般性項目。環境問題的“費用-效益”分析,是用效益-費用比值法衡量社會經濟效果的,即,經濟效果(E)=效益(B)/費用(C),而評價經濟效果的最基本,直至最佳的標準是:E=B/C≥1Max.由于我國財力不足,環境治理資金投入自然貧乏,據統計④:1973-1980年僅投入5.04億元:“六五”期間169.6億元,占同期GDP的0.56%; “七五”期間477.4億元,占同期GDP的0.71%:“八五”占0.8%,僅97年環保投入502.4億元,占GDP的0.67%(97年GDP為74772億元),這還不及“低標準”。而按“低標準”換算成環境效益B=545.4億元,經濟效果E=B/C=1.086,恰好達到最基本的要求。但以此同時,自然資源的損毀、 生態環境的破壞,環境的惡化,是逐日加劇的,年“環境污染”的直接經濟損失已達近千億元,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75%,間接經濟損失就更難估計了。“投入-產出”的失衡,迫使我國1999 —2000年, 環保投資將提高到占同期國民生產總值的1—1.5%,約為2200 —3000億元,力求環境壓力有所緩解。 這驚人的數字,耐人尋味,97年若按“標準”進行環保資金的投入,則分別投入1794.53億元、1196.35億元、747.72億元,如此投入你我的經濟可否能承受,不投入502.4億元,我們又如何言對后人。會計人責無旁貸,應以自己的新理念,盡自己一份責任。綠色會計為現行會計增加了三個因素:環境─未來─公平。由此可見,三者的“聯姻”,正是一種責任 — 確保把等量的“資本”傳給下一代。歷史和社會賦于“綠色”就是和諧、平等、共同進步,而綠色會計人正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觀點、新理念疾呼地球人為子孫后代多著想,在認識并探求消耗“綠色”的同時,保護它的純潔。我們尚無法完全確定環境資源作為一種 Soft asset貨幣計價的多少,但必須承認這個 Soft asset 的消耗,若是肆無忌憚的,只會加速它的枯竭,最終危及的只能是我們。
三、重視發展綠色會計,健全會計核算系統。
發展綠色會計,就要支持、鼓勵企業自覺、主動地披露自身的環境信息,這是綠色會計能否正確地、迅速地發展的關鍵。聯合國國際會計和報告標準政府間專家工作小組第15次工作會議(1998年2月11日~13日)指出:披露環境成本(社會資源成本)和環境負債(軟負債)對于清晰反映或進一步解釋報表項目是很重要的。……在判斷重要性時,不僅要考慮金額,而且要考慮項目性質。……(環境)信息將幫助信息使用者判斷企業未來現金流動性、時間及未來財務資源的承諾。 而現行國民經濟的核算體系,注重經濟產值的增長速度,忽略資源基礎和環境條件,重在求產值,使得產值上升是以資源的大量消耗為代價取得的,這樣便出現了經濟發展中的資源空心化現象⑤: 一方面是國民生產總值的虛幻增加,另一方面是自然資源的持久減少、生態的破壞和環境的惡化,即經濟增長的同時伴隨著日益嚴重的資源基礎不斷削弱、生態破壞、環境污染。換言之,總產值的增加部分還抵不上原有資源的消耗部分。 追其原因是自然資源產權模糊,資源無價論的錯誤影響等;追其責任是會計人對其監督核算的忽略或不可靠。所以,建立、健全符合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會計核算系統,發展為保護綠色資源的綠色會計,使現代會計人樹立起綠色會計的新理念,讓現代會計人承擔起監督、核算資源消耗情況的新責任,這是“挽救”我們自己的有效舉措,也是最終“完勝”綠色資源的最有效辦法。
后 序
我寫這篇文章,謹此強調一種責任,一種現代企業人、現代會計人以自己對環境資源保護的意識承擔起來的責任。我稱這種責任是企業人、會計人,尤其是企業人理應承擔的,而這種意識是他們應有的新理念,是因為,我們畏怕哪一天人類面臨的各種各樣的危機(尤其是經濟危機)因環境問題而引發,那時候,什么理念都不起作用了!
主要參考文獻
① 引文為:1924年美國會計師協會年會演講中,Henry Rand Hatfield教授的評價。 摘 自 湯云為 錢逢勝 1997年8月版 P100
關鍵詞:私營企業 社會資本 關系網絡 制度
近年來,非國有經濟快速發展,特別是私營企業的迅速崛起,是中國體制改革以來社會結構最重大的變化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中規定,私營企業是指企業資產屬于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營利性的經濟組織。之所以要規定雇工8人以上,是為了與個體工商戶在雇工數量上相區別,本文的討論也不包括個體工商戶。
與私營企業的興起相伴隨的是一個全新的私營企業主階層的興起,之所以要強調私營企業主,不僅是因為在私營企業的股權結構中,業主個人占了絕大部分,還因為私營企業主個人對企業的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討論私營企業主就是討論私營企業。
1.理論前提
資本,在科爾曼(Coleman 1992)看來,分為三類:一是由遺傳天賦形成的人力資本;二是由物質性先天條件,如土地、貨幣等構成的物質資本;三是自然人所處的社會環境所構成的社會資本。所謂社會資本,就是個人擁有的,表現為社會結構資源的資本財產。它們由構成社會結構的要素組成,主要存在于人際關系和結構之中,并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它在形式上表現為社會關系網絡,但這是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網絡,具有個人性、親密性和排他性的特點,不同于一般的社會關系,資源、信息、社會支持等可以借助這個網絡運動。
“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是建立在“社會網”(Social Network)研究的基礎之上的。社會網(又稱社會網絡)是一個結構概念,它可以定義為一個由某些個體(個人、組織等)間的社會關系構成的相對穩定的系統,而整個社會則是一個由相互交錯或平行的網絡構成的大系統。社會網研究的重點之一就是考察個體的行為是如何受到各種外在社會關系的影響的,正是在這個領域的研究中,美國學者格拉諾沃特(Granovetter )和林南(Lin Nan )提出并發展了個人的社會網絡與其擁有的社會資源的關系的理論。所謂社會資源,就是那些嵌入個人社會網絡中的資源,這種資源不為個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過個人的直接的或間接的社會關系而獲取,擁有此種資源可以使個人更好地滿足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林南認為,決定個體所擁有社會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有下列三個因素:一是個體社會網絡的異質性,二是網絡成員的社會地位,三是個體與網絡成員的關系強度。具體說來,就是一個人的社會網絡的異質性越大,網絡成員的地位越高,個體與成員的關系越弱,則其擁有的社會資源就越豐富(1982)。林南的這個“社會資源”概念與我們下面將看到的其他學者的“社會資本”概念已無太大的差異,在后來的研究中,林南有時也將“社會資源”稱為“社會資本”。
對于處在迅速變革過程中的中國來說,資源的分配方式是由以前的計劃向市場轉變,在轉變的過程中,國家行政權利將逐漸淡出,而市場的經濟力量將逐漸增強。但是,經常出現的是原有的國家行政權力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效力,市場關系又沒有完整地建立起來,此時,非正式的社會關系網絡就成為建立和維護信任關系、進行交換和尋求支持的基本形式。另外,中國漸進式的改革還將持續很長時期,這就使得非正式的社會關系網絡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在1997年的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到,私營企業在領取執照進入市場時,有3%會得到網絡成員的幫助,在集資和向金融機構貸款時,有13%需要動用網絡,在日常采購、銷售、獲取信息和技術等方面,65%會得到網絡成員關照。越是日常的活動,越能體現關系網絡的重要性。
2.數據分析
對于私營企業社會資本總量的測量,主要通過測量私營企業主的主要社會關系網絡來進行,限于資料,本文首先選取了私營企業主的關系最密切的親戚和朋友的職業作為直接指標來測量。因為在私營企業成立之初,由于收到體制的制約,為了企業的生存,私營企業主必須要尋找足夠的資本,利用這些資本實現企業與體制的結合。
綜合上面三個表格,我們可以看到,三次調查中,私營企業主的親戚和朋友中,機關干部、企業干部、個體戶、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始終非常高(這四者的比例大于70%),考慮到相當部分私營企業主是農民出身,所以農民的高比例屬正常。這樣我們可以知道,在私營企業主主要的社會關系中,有70%以上直接能夠增加企業的社會資本。私營企業一直以來都在正式體制的邊緣,私營企業主長期以來的社會地位也得不到正式制度的認同,所以,利用自己社會關系網絡中的干部朋友,更方便跟正式制度的接觸,可以獲得更多的機會和資源。個體戶和技術人員,對企業是重要的支持,技術人員提供企業發展必須的技術,而個體戶則可以提供企業發展所急需的資金(私營企業主要的資金來源除了業主自己的投入以外,親友借款遠遠大于銀行貸款)。所以我們從三次調查的數據中可以肯定,私營企業的社會資本總量是非常大的,企業主的關系網絡質量是很高的。另外,社會地位高、在關系網絡中作用大的親友,特別是“機關干部”和“企業干部”,屬于“來往最頻繁的朋友”的比例均高于“關系最密切的親戚”,因為親戚是先天的,而朋友則是后天努力的結果,這也表明,私營企業主在主動尋求和擴展個人社會資本、保持社會關系網絡的“高質量”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3.討論
為什么企業的社會資本在經濟活動中如此重要?對此有結構和文化的兩種解釋。結構的解釋認為,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上都有失靈或效率太低之處。以信息為例,在計劃經濟下,由于層級太多或非經濟因素的干擾,有可能使信息流通渠道阻塞或被歪曲。在市場經濟下,信息成為商品,競爭者為了蒙騙對手往往散播假信息,使信息獲取存在著風險。所以,企業如果擁有社會資本,即可以通過企業的社會聯系,從相熟的、信任程度較高的部門或企業那里以較低代價獲得真實信息。中國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在信息提供方面,舊體制的功能逐漸減弱,但新制度的功能尚未完善。在這一時期,企業的社會資本對信息的獲取、甄別、選擇、使用尤其顯得重要,而這正是企業要進行社會資本投資的制度基礎。
文化的解釋認為,中國人處事的方式會因血緣上的疏親、交往上的生熟而明顯有別,人情、面子、緣分、回報等行為規范在維系社會秩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企業作為經濟行動者,將受這些文化規范的約束。企業對社會資本的投資和積累,是為了依從這些文化規范而產生的。緣分可以成為建立社會聯系的契機。人情、面子和回報的規范可以促使有長久交往或緊密聯系的組織之間提供互助,可以使施惠者相信受惠者早晚會給予回報而不擔心只有付出。有趣的是,雖然大多數人都認可這些規范的存在及其約束力,但也有不少人認為這其實是社會化的結果,人們早已將這些規范內化而不得不被動地接受。還有人則進一步認為,中國人一方面受這些規范的約束,另一方面也會將這些規范作為達到目標的手段。
結構的解釋和文化的解釋是從不同角度看問題的。社會過程和所依賴的條件既是結構的又是文化的,更多的時候,這兩種力量是如何相互影響而最終產生社會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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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社會資本’理論述評” 趙延東 載《國外社會科學》1998年03期
[10]“經濟體制、社會網絡與職業流動”邊燕杰/張文宏 載《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02期
物流包裝的合理化設計,真正目的都是為了促進物流的發展。物流要求方面在庫存、運輸、倉儲、訂購分揀、內部服務水平中都會對物流包裝界定一定的標準,強調了物流包裝在保持自己良好產品性能的同時,也要滿足物流的要求,滿足倉儲要求、運輸要求等,在裝卸搬運的過程中,需要物流包裝的合理化組合,只有這樣,才能體現物流包裝在物流活動中的合理性,提高物流的效率,完善物流體制。
2環境要求指標
國家政策的要求,要使物流能夠可持續發展,物流包裝也應呈現綠色化,即滿足環境保護要求。物流包裝環保價值的重要體現是建立在保護環境層面上的,響應國家的環保政策,物流包裝在環境要求中需要在回收再用、綠色化、節約能源等方面滿足條件,推動綠色物流的發展,在保證物流包裝基本功能的前提下,節約自然資源,保護環境,實現其可持續發展[5]。物流包裝的回收再利用,可以減少浪費,幫助企業在物流活動中節約包裝成本。
3市場要求指標
市場要求層面主要看重的是服務水平和消費者的滿意度,在物流包裝的評價中這點是不可忽視的。這也是物流包裝是否滿足市場要求的重要體現。在企業方面,從銷售和收入層面可以很好的彰顯出物流包裝的市場化水平,企業也很看重這一指標,畢竟這也是關乎企業聲譽和顧客滿意度的重要參考。對物流包裝來說,是否擁有市場,是關乎其存亡的一項重要標準,也是環境要求和成本要求的一個依據。
4成本要求指標
在物流行業中,包裝成本是企業最為關心的問題,只有適當控制成本的大小,找出包裝成本的側重點,可以有效地減少成本支出,這也能很好地反映物流包裝的興衰優劣。
5物流包裝合理性評價指標體系的架構
基于物流包裝的指標體系的基礎上,結合物流包裝在物流體系中的作用,本文從五個維度來搭建物流包裝的合理性評價指標。從各方面詳細指標的解說來完成評價指標體系的總體架構,如表1。物流包裝合理性評價指標體系架構的建立,其實是在考慮到物流包裝的設計基礎上的,綜合了物流包裝在網購環境下的各種因素,從總體的評價體系架構中能反映和評價出物流包裝各方面的基準,通過構建的體系分析其合理性,對于國內物流經濟的發展是有很大的促進作用的,并且在互聯網時代,網上交易已經成為了一個經濟發展模式,需要有巨大的物流配送渠道來支持,這時候物流包裝起到了很好的介質作用,包裝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有利于完善物流體制,使物流保持可持續發展[6]。問卷調查大致分為五大問題,也就是五個一級指標的重要性排序,以及五個一級指標中的子指標重要性排序,通過問卷調查來找出重點評價指標的權值。市場調研可通過專家咨詢等辦法得到許多有效的指標數據[7]。綜上所述可知,物流包裝的合理性評價指標是一個多層次、多指標的層次結構模型體系,各指標因素在各自層次都存在著相關關系,但都是相互獨立的。根據指標體系的設計原則,篩選出詳細的各層次指標,具體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如圖2。
6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