闡述考古文獻對楚辭研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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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涉及作品層面與作家層面。通過考古文獻研究，不僅可使楚國王族與屈原生平，《楚辭》內涵逐見清晰，更有利于“楚文化”研究的推動與發展。在這層面研究具有突出成就的當屬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與青年《楚辭》學者吳廣平先生。饒宗頤先生以“文化還原”為古典文化的闡釋方法，將于楚地發掘出的文物文獻與相關楚文化加以參照，成就極為突出。饒宗頤先生曾說：“我們還得把考古遺存同傳世文獻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和研究。”

早在民國時期，王國維先生于《古史新證》中提出著名的“二重證據法”。他說：“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5]

考古文獻與《楚辭》校讀舉例

《楚辭》研究過程中常有些問題莫衷一是，如屈原生平及放逐年代，然而隨著考古文獻的陸續發現，《楚辭》研究有了新的進展。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中發現了唐革的《唐革賦》及《離騷》、《涉江》的殘句。據墓主人之子夏侯灶推出，劉安作為一個10歲的孩子并不具備作《楚辭》的能力，以此認為屈原傳說論完全不可信。此外在大量的楚墓出土的竹簡記述中可知司命、云君等文辭是《楚辭》篇章及卜筮至等相關文化行為的確鑿依據。而在江蘇盱眙發現的樂器和禮器也為《楚辭》中提及的物名，樂曲、禮儀等描述提供了可見的實物證據。而在這其中，《九歌》中“湘夫人”、“湘君”與舜、娥皇、女英的關系也逐漸明朗。

依照太史公《史記.五帝本紀》記載舜崩于蒼梧之野，而葬于九嶷山，并未提及湘水，而在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古地圖卻提供給后人了可靠依據。地圖中有蒼梧地區，在九嶷山南面有九條柱狀物，其建筑物旁邊注有“帝舜”。歷史學家譚其驤先生認為：“其中的建筑物就是舜廟，而九條柱狀物當是舜廟的九塊石碑。”[6]由此可知舜并非葬于水域，不該有湘水之神一說。不僅如此，自江陵與包山地區發掘出的楚墓中也可看出“二天子”一次多次出現。現代學者將認為這便是《山海經》中提到的“帝之二女”，也就是楚辭中的“湘君”與“湘夫人”，即“二天子”為湘水神，是堯的兩個女兒。在此值得注意，三墓所出土的竹簡中還有“大水”之稱，而祭祀的順序常以“大水”為先，“二天子”在后。這便使人很容易聯想到“湘君”。

現如今考古發現雖多，但是真正與《楚辭》、屈原直接相關的材料依然有限，因此我們年輕人需踏實學習，積極參與考古學、楚文化領域的理論研討，圍繞《楚辭》而形成的出土文獻與楚地文化互佐互證，進而解決古史學、考古學、楚文化研究中的困難。

作者：郭志鵬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