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勞動力轉移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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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勞動力轉移對我國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轉移勞動力獲得的較高收入,提高了農村勞動力的平均收入水平,直接推動了農民收入的增長;二是農業勞動力的轉移,降低了農業勞動力總量的增長速度,甚至直接減少了農業勞動力的總量,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間接地推動了農民收入的增長。
(一)農業勞動力轉移在農民收入增長中的重要地位
農民收入按收入來源的性質分,可分成生產性收入和非生產性純收入。生產性收入進一步又可劃分成第一產業收入和二、三產業收入(通常所說的非農業收入),第一產業收入是指農民在第一產業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獲得的收入;非農業收入是指農民在二、三產業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所獲得的收入,是農業轉移勞動力所獲收入的直接體現。
1•非農業收入已占農民收入的四成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之初,由于我國經濟長期實行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發展戰略,農村勞動力被牢牢地束縛在農業生產之上,因此,農民收入的來源結構幾乎是單一的第一產業收入。197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僅有133•6元,其中:生產性純收入122•9元,占農民純收入的92%。第一產業純收入為113•5元,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達到93%,非農業純收入僅有9•4元,所占比重僅為7%。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后,農業勞動力開始不斷向非農產業轉移,以獲取單位勞動報酬相對較高的非農業收入,使農民收入的來源渠道日漸豐富,農民收入的來源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199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784元,其中,非農業純收入202•2元,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達到了25•8%。非農業純收入占農民純收入的比重第一次超過1/4,開始在農民的收入構成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開始,農民收入來源結構的變化開始加速,農民從農業中獲得的純收入穩中有降,從非農業獲得的收入逐年大幅度增加,占純收入的比重也逐年上升。1997年,非農業純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超過了1/3,達到34•4%。1999年,這一比重進一步提高到了40•7%,非農業純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超過了四成,成為農民收入來源構成中的重要一級。但是,非農業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地位,不同區域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1999年,非農業純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東部地區為50%,中部地區為27•6%,西部地區為32•9%,中西部地區分別比東部地區低22•4和17•1個百分點;非農業純收入占生產性純收入的比重,東部地區為53•1%,中部地區為34•4%,西部地區為35•1%。這說明,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間農民收入的來源結構存在巨大差異,東部地區非農業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地位已經超過農業,而中西部地區將近2/3收入的來源依然靠第一產業。
2•非農業收入對農民收入增長的直接貢獻達到42•5%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迅速增長,由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1999年的2210元,平均每年增加100•2元,以年均14•3%的速度增長。農民的非農業純收入由1978年的9•4元提高到1999年的898•6元,平均每年增加42•6元,以年均24•3%的速度增長,比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快10個百分點。非農業純收入增長對農民收入增長的直接貢獻率達到42•5%,1978年的直接貢獻率僅有16•8%,而1999年達到了199•5%,非農業純收入已成為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的主要動力。
3•大幅度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
農業勞動力轉移,減少了農村新增勞動力在農業就業的數量,甚至絕對減少了在農業就業的勞動力數量,從而促進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1999年,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生產的糧食已達到1545公斤,肉類145公斤,而在1978年,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生產糧食的數量僅為1071公斤,肉類的數量為30公斤。人均生產糧食的數量提高了近45%,人均生產肉類的數量是1978年的4•8倍。
(二)農業勞動力轉移減緩是近年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重要原因
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增長幅度持續走低,1997年實際增長4•6%、1998年4•3%、1999年3•8%;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也出現了持續下降的趨勢,1997年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為1•1%,1998年下降為0•6%,1999年進一步下降為0•4%。由于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放慢,對農民收入的增長產生了兩方面的不利影響:
1•非農業收入增幅下降
進入90年代,在三年“治理整頓”結束以后,農民的非農業收入快速增長,1992—1996年間,平均以年均31•4%的速度增長,年均增加92•4元。而從1997年以來,農民非農業收入的增長幅度大幅回落,1996年增長28•5%,1997年降到15•9%,降低了12•6個百分點,1999年進一步降到12%,1997—1999年間,非農業收入平均每年增加92•6元,基本維持上一階段的水平。
2•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出現停滯
1996年,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生產的糧食為1564公斤,比90年代初期提高了16•8%,人均生產肉類148公斤,比90年代初期提高了97%,提高了近一倍。1999年,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生產的糧食為1545公斤,比1996年還略有下降,生產的肉類為145公斤,也比1996年有所下降。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加上近年農產品價格持續走低的影響,使得農民從農業中獲得的收入增長緩慢,甚至出現下降的情況,對農民收入的增長形成了極大制約。因此,筆者認為,由于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放慢,造成已成為農民收入重要組成部分的非農業收入增長速度放慢,制約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是近年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重要原因。
二、農業勞動力轉移進入新階段
農業勞動力轉移有其自身的規律,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業就業勞動力的數量和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表現出階段性的變化:
第一階段:農業就業勞動力總量和占全社會就業勞動力的份額都增加。一般出現在經濟發展初期,此時非農產業發展水平非常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小于由于農村人口增加而增加的農村勞動力規模。
第二階段:農業就業勞動力所占份額下降,但總量仍然增加。一般發生在經濟發展初期的末段和經濟發展中期的開始階段,此時工業化進程已開始起步,農村勞動力轉移步伐加快,轉移規模擴大,從而導致農業就業勞動力的份額下降。但是,由于農村人口基數仍然較大,人口自然增長所生成的勞動力依然多于轉移出去的勞動力,與第一階段不同的是農業就業勞動力總量增加的速度大大放緩。
第三階段:農業就業勞動力所占份額和總量都減少。一般在經濟發展中期的中段開始出現,與工業化的大規模推進相對應,農業勞動力以較大的規模和速度轉移,從而引發了農業就業勞動力所占份額和總量的同時減少。農業就業勞動力總量由絕對增加變為絕對減少的點稱為“轉向點”。“轉向點”出現在第三階段的工業化大規模推進的時候,“轉向點”出現以前,隨著工業化的大規模推進,農業勞動力快速向非農產業轉移,當“轉向點”出現以后,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曲線顯現為倒“U”形,即起初的速度微緩,繼而加快,達到最大速度后又開始減緩。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我國農業勞動力以不可逆轉之勢大規模轉移。1978—1999年,累計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業勞動力1•18億人,平均每年轉移562萬人,轉移勞動力的總量由0•22億人增加到1•4億人,平均每年增長9•3%,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化率由7•1%提高到29•8%,提高了22•7個百分點。在這期間,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經歷了1984—1988年、1992—1996年的兩個“高潮期”和1989—1991年、1997年至今的兩個“低潮期”。1984—1988年間,累計轉移農業勞動力5566萬人,平均每年轉移1113萬人,轉移勞動力的總量平均每年增長23•11%,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率由8•8%迅速提高到21•5%,提高了12•7個百分點。1992—1996年間,累計轉移農業勞動力4122萬,平均每年824萬,轉移勞動力的總量平均每年增長7•9%,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率由20•7%又迅速提高到28•8%,提高了8•1個百分點。兩個轉移“高潮”的十年間,累計轉移農業勞動力近9700萬,1978年以來80%以上的農業勞動力是在這十年實現的。
1989—1991年的第一個“低潮期”,累計轉移農業勞動力296萬人,平均每年增加99萬人,轉移勞動力總量平均每年僅增長1•1%,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率出現了下降的局面,由21•5%下降到20•7%,下降0•8個百分點。1997年以來的第二個“低潮期”,累計轉移農業勞動力957萬人,平均每年319萬人,轉移勞動力的總量平均每年增長2•4%,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率由28•8%提高到29•8%,僅提高1個百分點。從我國農業就業勞動力的數量看,1992年,農業就業勞動力4•38億人,比1991年同期減少0•07億人,農業就業勞動力總量出現絕對減少,“轉向點”出現,然后連續多年下降,1997年以后,就業總量開始徘徊。從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看,1992年開始加快,1993年達到最高峰,然后連續幾年保持較高的轉移速度,但總體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轉移速度由1993年的最高峰2•8%,逐步下降到1996年的0•7%,1997年開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出現微緩態勢,1997年1•1%、1998年為0•6%、1999年降到了0•4%。
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第一個“低潮期”的出現,是在農業勞動力迅速轉移的階段,轉移速度放慢主要是由于國民經濟結構矛盾加劇,社會供求總量失衡,總供給不足,國家采取緊縮政策,壓縮基建規模,控制鄉鎮企業貸款,關、停、并、轉了一批經濟效益差、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鄉鎮企業,農村非農產業發展進入低潮,從而導致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放慢。因此,可以說,第一個“低潮期”的出現,是農業勞動力快速轉移過程中一個相對偶然的現象。農業勞動力轉移第二個“低潮期”的出現,是在農業就業勞動力總量出現“轉向點”以后。
1996年以來,我國經濟體制基本完成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運行的總體特征已從過去的總供給小于總需求,轉變為了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農業生產上了新臺階,農產品供給實現了供需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的新局面,大部分工業產品出現過剩,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出現徘徊,導致了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放慢。因此,可以認為,第二個“低潮期”的出現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是農業勞動力轉移規律性的體現,說明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已進入由速度微緩再到高速轉移的新階段。這意味著,在今后一段時期內,由于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的減緩,將對農民收入增長形成制約,使農民收入進入緩慢增長的階段。因此,在今后一段時期內要實現農民收入的持續穩定增長,加速“新階段”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將是關鍵。
三、加速“新階段”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機遇與挑戰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我國農業勞動力得以實現大規模轉移,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農村實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改革賦予了農民獨立商品生產者的地位,農民有了自由支配自己勞動時間的權利,使農民為了獲得最大化的收入調整優化自己的勞動配置成為可能,為農業勞動力轉移打下了基礎;二是農業生產的發展。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解決了長期困擾農民的吃飯問題,也產生了大量剩余勞動力,使農業勞動力轉移成為可能;三是農村非農產業的迅速崛起。農村非農產業迅速崛起,創造了大量的非農就業機會,對農業勞動力的轉移產生了強大的拉力,使農業勞動力轉移得以實現。但是,與此同時,由于政策和體制等方面的原因,在我國農業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的進程中也存在著許多矛盾,如何解決好這些矛盾,將是加速“新階段”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挑戰與機遇。
(一)存在大量可轉移農業勞動力農業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大幅度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使我國農產品供求狀況有了很大改善,農產品的供應基本實現供需平衡,豐年有余。這不僅意味著長期困擾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吃飯問題得到有效的解決,為農業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打下了堅實基礎,還意味著將有更多的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可以轉移。在我國現有的4•7億農村勞動力中,已實現轉移的勞動力1•4億,仍在農業中就業的勞動力達到3•3億,據測算,至少還有1億以上農業勞動力可以轉移。
(二)勞動力要素市場發展滯后我國過去長期將城鄉經濟分割發展,人為地分割了勞動力要素市場,國家對就業的計劃與管理只考慮了城市問題,對勞動力要素市場的組織與管理也只存在于城市,而對農村勞動力流動進行的嚴格限制,使農村勞動力要素市場發展長期處于了停滯狀態。而改革開放以來,在農業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過程中,農村勞動力要素市場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在已經實現轉移的農業勞動力中,90%以上是靠自發轉移實現的,親友介紹、家庭成員帶領、本村外出人員的示范、自行外出等外出方式各顯其能。這種自發轉移的模式所帶來的“民工潮”問題、城市治安問題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這無疑是加大了勞動力轉移的成本。同時,由于農村勞動力盲目進入城市,給城市帶來的嚴重社會治安問題,使城市重新筑起了農村勞動力進入的“門檻”,加大了轉移勞動力進入城市的難度,減少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機會。因此,建立有效的、全國統一的勞動要素市場,是“新階段”加快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的另一個機遇。
(三)“新階段”農村非農產業發展面臨新的挑戰進入“新階段”,我國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已完成基本原始積累過程,再上新臺階將面臨許多新的矛盾。第一,城鄉工業發展“同構”的矛盾。農村非農產業主要是鄉鎮工業企業,鄉鎮工業企業在行業結構、產品結構上與城市工業基本一致。在近年我國工業產品供需基本實現平衡的情況下,這種“同構”給國民經濟發展帶來了嚴重的結構性矛盾,也制約了農村工業的進一步發展;第二,技術落后的矛盾。農村非農產業是在我國工業品嚴重短缺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短缺經濟造就技術發展,使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升級,面臨的技術進步矛盾突出;第三,東西部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的矛盾問題,中西部地區非農產業發展由于起步較晚,發展大大落后于東部地區,這種不平衡增加了社會發展的成本,不僅制約了東部地區農村非農產業的進一步發展,而且還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形成了制約;第四,鄉鎮企業分散布局的矛盾。在鄉鎮企業快速推進的時期,“五個輪子一起轉”造成了這種分散布局的局面,由于布局分散造成生產成本的增加,削弱了鄉鎮企業在“新階段”的競爭力,也不利于農村非農產業的產業結構升級。這些矛盾的存在,使現階段農村非農產業發展相對不景氣,限制了農村非農產業吸納更多轉移勞動力的能力。農村非農產業發展面臨新的挑戰,因此,解決“新階段”農村非農產業發展所面臨的矛盾,推動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再上新臺階,將會進一步提高農村非農產業吸納轉移勞動力就業的能力,給農業勞動力轉移創造更大的空間。
(四)城市化進程滯后于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離土不離鄉”,這一轉移模式直接導致了農村城市化進程的滯后。農村實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的份額下降了20個百分點,而城市人口的比重只上升了不到12個百分點,兩者間相差8個百分點,這充分反映了我國城市化進程滯后的狀況。這種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模式造成的,在我國轉移的勞動力中,接近50%的是在本鄉(鎮)內就業,2/3左右在本縣內就業。農村城市化進程滯后,造成農村第三產業沒能隨農村工業化的迅速推進而發展,使農村非農產業的產業結構升級緩慢,延緩了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步伐,同時,也使轉移勞動力面臨第二次轉移的局面,即農村勞動力和人口由農村向城市轉移,這將極大地增加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本。如果能夠使農村城市化進程與農業勞動力轉移同步,將會可以減少農村人口7500萬人,按現有農村人口中勞動力的比例計算,可以多轉移農業勞動力3800萬人。
(五)中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很大空間目前,全國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率平均為29•8%,其中東部地區為37•9%、中部地區為25•8%、西部地區為22•5%。中、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的水平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分別低4個和7•3個百分點,分別低于東部地區12•1和15•4個百分點。分省來看,“東部十省”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化水平分別為:北京57•0%、天津51•9%、河北38•2%、遼寧31•5%、上海64•9%、江蘇44•5%、浙江48•6%、福建35•8%、山東31•6%、廣東42•5%,“西部開發十二省”分別為:內蒙15•4%、廣西22•9%、重慶28•9%、四川28•0%、貴州17•4%、云南13•4%、西藏9•0%、陜西23•9%、甘肅25•0%、青海16•9%、寧夏20•5%、新疆10•4%。東部非農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比西部最低的西藏高出55•9個百分點,“西部開發十二省”中只有重慶、四川的非農化水平比較接近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他省(區)差距巨大。如果將中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非農水平提高到目前全國的平均水平,中部地區可以再增加轉移勞動力600萬人,西部地區可再增加轉移勞動力900萬人。因此,促進中西部地區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提高中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非農化水平,將加速“新階段”農業勞動力的轉移。
四、以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為核心加速農業勞動力轉移
(一)完善勞動要素市場,使農業勞動力實現有序轉移
首先,在思想上要充分認識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必要性。從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看,僅有農村產業結構的轉換,而沒有人口結構的轉換,是不能實現農村現代化的,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我國的現代化。不僅如此,人口結構和產業結構的不協調所產生的特殊矛盾,還會成為我國現代化道路上的障礙。因此,要高度重視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并清醒地認識和估計到解決這一問題的難度。其次,不能把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實現農村勞動力充分就業看作只是農民的事、農村的事,要把它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計劃當中,把城市和農村勞動力就業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對我國勞動力資源進行統一的開發利用和管理,建立一個全國統一的勞動要素市場,由經濟發展的規律來調度勞動力在市場中的合理流動。
(二)積極推動農村非農產業發展
第一,可以考慮農副產品加工業及部分城市工業的配套企業適當向農村擴散,城市工業向資金、技術密集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這一方面可以解決城鄉工業發展“同構”的問題,另一方面還可以使農副產品加工升值,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益,解決長期困擾農業的增產不增收問題。第二,要加快東部地區農村工業的產業結構升級。推動東部地區利用已經形成的資金優勢、人才優勢,發展高技術產業,將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從而在全國形成中西部農村、東部農村與城市工業產業結構“梯度遞進”的合理布局。第三,推動鄉鎮企業的技術進步。隨著鄉鎮企業原始積累的基本完成,鄉鎮企業面臨著發展升級,技術改造的重要性日益明顯,然而,技術改造不等于就是一味追求資本密集型技術,而放棄勞動密集型技術。如果不重視勞動密集型技術,就等于放棄了鄉鎮企業在農村的勞動力資源的優勢,也背離了鄉鎮企業吸納更多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歷史使命。第四,開創西部地區農村非農產業發展的新局面。利用西部地區自然礦產資源豐富、勞動力價格便宜、市場潛力大等優勢,結合國家“西部開發”戰略,發展與“西部開發”戰略要求相適應的農村非農產業。
(三)積極發展小城鎮,推動農村城市化發展
農村勞動力轉移引起農村人口城市化,這是一種歷史的進步,期望把大多數人口留在農村是不現實的。協調目前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城市化發展不同步的矛盾,在城市發展方針上,應繼續采取“嚴格控制大城市發展,適度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方針。要推動小城鎮的發展,首先,應把小城鎮發展作為一項戰略目標來抓;其次,要促進小城鎮經濟和行政管理職能的轉變,加強其協調小城鎮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能力,使其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再次,要改革小城鎮的財政管理體制,建立有利于增長小城鎮財政活力的新型分配體制。另外,在小城鎮產業布局、戶籍管理、土地使用、社會保障等方面也要制定相應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