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性腐敗整頓與刑法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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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隱性腐敗”之解讀“隱性腐敗”是“顯性腐敗”的對應稱呼。

傳統的賄賂方式是赤裸裸的權錢交易，這種方式由于直接明了、操作簡便、容易發現，因而被稱為“顯性腐敗”。而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日益規范，并在反腐工作的高壓態勢及迫于法律的威懾之下，貪官們正從赤裸裸的權錢交易這種“顯性腐敗”的傳統賄賂方式，逐漸向隱蔽性較強的各種新型賄賂方式轉變，諸如性賄賂、信息賄賂、業績賄賂、感情賄賂、幫助賄賂、期權賄賂等多種形式的非物質化賄賂大量涌現。擇其一介紹，所謂期權賄賂，是指官員利用在位時的職務便利，為他人（行賄人）大肆謀取利益，并約定退休后由行賄人兌現承諾的賄賂數目的一種方式。與傳統的物質賄賂相比，性賄賂、信息賄賂、期權賄賂等非物質賄賂由于具有較強的隱蔽性（不容易被發現）和不易查辦性，所以把這些腐敗方式統稱為“隱性腐敗”。

其特點除具有隱蔽性外，還具有以下一些特點：一是“隱性腐敗”具有手段的靈活性和多樣性。其手法變化莫測，種類名目繁多，諸如入干股、假賭、假借款、假合作投資、低買高賣、提供內幕信息、無償提供車輛使用等方式應有盡有；二是“隱性腐敗”具有溫和性。它帶著所謂的“感情色彩”，包著人情的外衣，打著禮尚往來的幌子，一旦被這種溫情腐蝕，則往往涉案更深；三是“隱性腐敗”具有操作上的延遲性和多層次性。它并不直接進入“主題”，而是采取層層纏繞、環環緊扣、步步緊逼之方法，一旦上鉤便礙于面子而難以脫身。“隱性腐敗”以上特點，不僅決定了對其界定、預防、查處要比“顯性腐敗”更困難，而且其破壞性和社會危害性甚至要比“顯性腐敗”更大。

二、“隱性腐敗”的治理與問題之提出中國反腐工作已進入“深水區”。

鑒于“隱性腐敗”的泛濫和其極大的危害性，對其規制和治理迫在眉睫。中央和有關部門已經陸續出臺了若干規定，不僅對新形勢下產生的各種“隱性腐敗”進行了界定，同時對加強領導干部和國家工作人員的管理提出了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定。如，鑒于1997年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試行）》已不能適應新時期黨的建設特別是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決定予以修訂并及時地于2010年1月18日印發了《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以下簡稱《準則》），《準則》在禁止“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謀取不正當利益”等8個方面對黨員領導干部提出了52個“不準”，詳細規范了黨員領導干部的廉潔從政行為；2010年5月，中辦、國辦先后頒布《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和《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規定領導干部和國家工作人員應當定期報告本人（包括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收入、房產、投資以及婚姻變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的從業等情況，等等。

相信中央和有關部門還會針對“隱性腐敗”的新情況繼續出臺若干規定，也相信這些規定對規范黨員領導干部的廉潔從政行為，進一步提高管黨治黨水平和深入推進反腐倡廉建設將會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治理“隱性腐敗”根本要靠法制。諸如《準則》等規定是規范黨員領導干部及國家工作人員的黨內“法規”，也就是說，當黨員領導干部或其他國家工作人員違反上述規定的，只能按黨內紀律處分，而不能上升為刑法等法律接受懲治。由于刑法是整個法律體系的最后保障法，對于懲治“隱性腐敗”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有關規范“隱性腐敗”的規定與我國現行刑法懲治賄賂腐敗犯罪的規定產生脫節（即刑法在懲治“隱性腐敗”方面存在不足），這對于懲治“隱性腐敗”極為不利。筆者認為，對于“隱性腐敗”的治理，我國刑法應當及時跟進，把中央和有關部門制定的有關旨在治理“隱性腐敗”的實質精神或相應內容轉化為刑法規定，完善懲治賄賂犯罪的立法，以嚴密懲治“隱性腐敗”的法網，這應當是當務之急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