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的甘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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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尤其是十六國時期，中原地區長期戰亂，割據政權迭相更替，經濟凋敝，文化教育衰廢。但是，甘肅境內的隴右、河西地區卻相對安定，中原官吏、學士紛紛前來避難，于是“中原章句之儒業，自此之后逐漸向西北轉移”（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再加上各個割據政權重視培養統治人才，遂使甘肅地區的官私教育頗具特色，并出現了一大批對發展封建教育有所建樹的人物，使隴右、河西地區文化教育繁榮興盛，人才迭出。東漢末年，三國鼎立局面形成后，曹魏統治者鑒于世局動蕩、經濟凋敝、教育衰廢、生徒流失的狀況，從培養人才、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出發，下令興學，“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益于天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同時，在選士制度上，實行九品中正制，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教育和選士制度。

魏明帝時，涼州刺史徐邈、敦煌太守倉慈都在其所任，倡導教育，立學明訓，推行教化，促進了當地教育的興盛和商貿的繁榮。到了西晉時，學校教育有了重大變化，中央官學除太學外，又設國子學，這是為貴胄子弟而設的“高等學校”，也是我國于太學之外另設國子學的開始。地方學校的設置，教育的推行，使魏晉時期隴人學有成者，代不乏人。敦煌周生烈，著有《論語義說》《周生子》，被征為魏國的博士。天水人姜維自幼樂學不倦，及長繼承諸葛亮遺志，獨撐蜀漢危局達數十年，名垂青史。北地泥陽人傅玄博學善文，著《傅子》140篇，提出了按所需官吏培養人才的教育主張。安定朝那人皇甫謐在醫學、史學、文學等方面造詣頗深，不僅著有《黃帝針灸甲乙經》《帝王世紀》《高士傳》等傳世，還辦學授徒，培養出了張軌、摯虞等一批名臣。五涼時期，河西和隴右地區的各族統治者為了鞏固統治，大都注意引用漢族地主，提倡漢族文化，立學校，置博士，以教育貴族官僚子弟，遂使官學發展，私學昌盛，學者云集，人才濟濟。前涼的奠基者安定烏氏人張軌，好學明經，被譽為九品中正中的“二品之精”，他出任涼州刺史時，就設立學館，征召學子，選拔賢才，延師明訓，為其后世尊儒倡學樹立了典范。隴西狄道人西涼武昭王李暠，自幼好學，既精通經史，能詩善賦，又熟誦兵法，兼備武略。

他割據河西后，在敦煌建興辦官學，“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并專設學官，拜儒林名宿劉昞等人為祭酒，掌管文教和注記。西涼官學的建立，為貴族子弟提供了優先受教育的機會，對培養人才和促進文化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不僅漢人建立的前涼、西涼政權重視教育，崇尚禮教，少數民族割據政權也很重視興儒倡學，起用士人。后涼主氐人呂光深受漢文化熏陶，能詩善文，尊重士人，曾將敦煌學者宋繇“舉秀才，除郎中”。

南涼王鮮卑人禿發利鹿孤為振興圖強，重文倡儒，推行教化，并采納臣僚“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教胄子”的進言，興辦中央官學，聘田玄沖、趙誕為博士祭酒，以教鮮卑貴族子弟。北涼主盧水胡人沮渠蒙遜重視文教，史載其博涉群史，通曉天文，欽慕華風，傾身儒雅，曾專門興建游林堂，與群臣在此談論經傳；他還拜劉昞為秘書郎，筑陸沉觀使其聚徒講學，并月致羊酒。由此可見，北涼政權重視教育之程度。五涼政權在興辦官學的同時，還倡辦私學。

漢末以來，由于戰亂頻仍，官府學校日漸淪廢，隴右、河西地區的相對安定使中原儒業逐漸西移，一些避亂的學者來此傳學授業，而本地的名儒碩士也紛紛開館延學，以至到五涼時期隴右、河西地區私人講學之風盛行，出現了擁有學生數百乃至上千人的私學。如敦煌人宋纖“隱居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者三千余人。”敦煌人郭瑀“隱居臨松山，鑿石窟而居，作《春秋墨說》……弟子著錄千余人。”隴西安陽人王嘉，隱居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均見《晉書》）北朝時期，隨著佛學、玄學的傳播和興盛，儒學獨尊的地位已不復存在，但北魏統治者拓跋氏為了加速封建化進程，仍全面推行漢化措施，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崇儒政策，興辦學校，培養儒士，逐步建立起包括太學、國子學、四門小學、皇宗學以及算學、律學在內的中央官學體制。在地方還普遍建立了郡國學校制度，學校教育出現了短暫繁榮的局面。

總體而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甘肅，雖然玄學風行，佛學興盛，儒學獨尊的地位受到沖擊，但各割據政權為了鞏固統治，都十分注重提倡漢族文化，遂使官學發展，私學昌盛，學者云集，人才濟濟。尤其是河西地區，在文化教育上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成為北方文化教育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