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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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審判論文范文第1篇

由于刑事法律尚有不完善之處，刑事審判中被告人的權利得不到保障的現象仍然存在。如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得不到保障，那就意味著憲法和法律成為虛設，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就成為一句空口號。同時，對被告人的人文關懷也體現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如果刑事審判缺乏起碼的人文關懷，就難以充分體現現代司法文明和司法為民的精神。

筆者認為，刑事審判體現人文精神的對策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樹立現代司法理念，在刑事司法中注入人文精神

現行刑事訴訟法與傳統刑事訴訟法的重要區別，就是刑事審判模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從糾問式變成控辯式，被告人從“人犯”變為“當事人”，由此要求現代法官樹立起全新的刑事司法理念：第一，法官在角色意識中要把自己當成被告人人格和權利的保護者，牢固樹立“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的觀念，把維護被告人人格和權利作為體現人文精神的重要環節，并把保護被告人的人格和權利放在和打擊犯罪同等重要的地位。第二，法官要始終保持一顆憐憫和同情心。培根曾告誡司法官員“應當在法律的范圍內以公平為念而勿忘慈悲；應當以嚴厲的眼光對事，而以悲憫的眼光對人。”中國古代司法官員在辦理刑事案件中也有“雖得其情，哀矜而勿喜”的體會。在如何對待犯罪人的問題上，東西方文化竟如出一轍，這是人類基于對人性弱點的深切體察和對人生悲劇的深切同情的自然反應。執法人員即使面對十惡不赦的罪犯，對其人格和權利仍需予以尊重。第三，法官應當保持中立。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設計使控辯審形成一個等腰三角形關系，三者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如果法官不能保持中立，而是和公訴機關站到一起，形成事實上的統一戰線，那么就會實際上破壞現行的刑事訴訟結構，當然也就不可能保護好被告人的合法的權利以及對被告人的人格尊嚴的尊重。第四，要高度重視刑事司法程序，堅決摒棄重實體，輕程序的舊觀念，把嚴格遵守刑事審判程序作為保護被告人人格和權利的基本環節和途徑。

二、以認真執行刑事訴訟法為重點，努力解決刑事審判中欠缺人文精神問題

第一，要保障滿足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知情權，并幫助其實現這一權利。首先庭審中，被告人權利的實現不僅僅依賴于人民法院依法辦案，還依賴于被告人自己對權利的行使。在告知其訴訟權利時作耐心細致的解釋就顯得非常的必要。另外，刑事案件由公訴機關起訴到法院后，法院必須在開庭10日前向被告送達起訴書，并按同樣的時間要求向其辯護人送達起訴書及主要證據材料復印件，這對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作好庭審辯論的準備非常重要。再者，要在庭審過程中保證辯方的知情權，即法官審判時應注意詢問并要求證據持有方出示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第二，要堅決抵制和排除非法獲取的證據。作為刑事審判人員，只要被告人在庭上提出存在刑訊逼供的事實，不論真假，都應對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審查，不能輕易讓非法取得的證據作為定案的有罪證據而使用。在目前立法沒有作出統一規定的情況下，可單獨或聯合檢察、公安機關共同制定一些例外規則，對非法證據予以排除。第三，要保障辯護權的充分行使。辯護權的充分行使是保障被告人權利的關鍵。這里有兩點需注意：其一是審判實踐中控辯雙方在辯論中的對抗性往往顯得不夠。提倡對抗性，就要注意給予控方和辯方以平等的陳述和發表意見的機會，對被告人的辯解要注意傾聽并不得隨意打斷。絕不能將被告人的依法辯解與認罪態度不好畫等號，否則被告人因害怕被認為認罪態度不好就不敢貿然大膽辯論，其結果是導致法庭辯論走過場，更談何被告人的人格和權利保障。其二是認罪態度影響被告人的處罰問題，筆者認為也值得斟酌。在目前非法證據仍然存在的情況下，如果一概將被告人不認罪作為加重量刑的情節就難免有些欠妥。如果被告人的審前供述是在刑訊逼供下取得的，被告人不認罪即加重其處罰，則無異于雪上加霜，被告人的權利和人格遭受的就是雙重侵犯。因此，在刑事審判中應盡量避免將被告人的認罪態度作為量刑考慮的依據，以保障辯方辯護權的充分行使。第四，提高訴訟效率，防止案件超審限和超期羈押，從根本上杜絕案件超審限和超期羈押現象。第五，加強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司法實踐中一般將老、幼、病、殘和經濟困難的人稱作弱勢群體，對他們的權利應格外引起關注：其一是在審判方式上，對未成年人及涉及個人隱私的案件要堅決采用不公開審理的方式；其二是擴大法律援助的范圍。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以任意辯護為主體，只對三種特定的人實行強制性辯護制度，而對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聘請辯護人的被告人，規定法院可以為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進行辯護。這樣一來，庭審時往往出現經濟困難的被告人無辯護律師的情況，尤其在被告人為多人的情況下會出現少數被告人無律師為其辯護的尷尬局面，容易造成被告人權利保護的不平等。因此，有必要在原法律規定的基礎上，將經濟確有困難的被告人納入法律援助范圍，對其實行強制性辯護措施。

刑事審判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刑事審判；證據調查；現狀；問題；建議

一、刑事審判中證據調查的基本理論

不同法系之間相互借鑒與融合的過程體現了現代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趨勢。經修改后，我國 1996 年的刑事訴訟法適當借鑒了英美法系當事人主義的對抗制精神，對于庭審階段的證據調查相比過去有了較大調整。因此正確理解當今證據調查的基本理論有其必要性。

（一）刑事審判中證據調查的概念

刑事審判的證據調查是指在刑事訴訟的法庭審理過程中，證據調查主體通過對證據的審查與運用，用以證明案件事實的活動。就一般意義而言，刑事審判中的證據調查在時間上，自訴訟雙方當事人到庭情況由審判長或法官查實，宣布開庭正式進行法庭調查或證據調查時開始，當法庭做出事實認定，進行法庭辯論或陪審團裁決時終止；在空間上，開展于法庭即為法院辦理案件的正式場所。這一階段的證據調查是對案件事實的最終確認，這一最終確認具有兩重意義，一為通過審判活動監督偵查人員、檢察人員是否根據職權進行訴訟活動，二為在依法懲治犯罪的同時保障庭審當事人的公民合法權利。

（二）刑事審判中證據調查的價值

法理學家佩雷爾曼認為，法律基本上是關于各種價值的討論，其他都是技術問題。解決法律的技術問題首先要從理解法律的價值開始，同時，法律的價值觀也反映出庭審證據調查的發展歷程。庭審證據調查的精心設計與法律價值的探究不可分割，筆者認為證據調查具有的主要價值包括：第一，界定案件真實性的依據。刑事審判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發現案件真實。作為法律概念的真實并非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絕對真實，只是最大可能地無限接近客觀真實[1]。審判過程中出示的證據來自于案件當事人與司法機關雙方，當事人因與案件結果有利害關系，傾向于對法庭提供利己證據甚而偽造證據，而司法機關在調查過程中也并不能夠確保證據具有完全的真實性，因此雙方所提供證據都必須經由查證核實才可作為界定案件的事實依據。可見，刑事審判的證據調查是界定案件真實性的依據。第二，保證審判程序公平正義。控辯雙方出示的證據包括雙方的證人證言等都要求當庭展示并接受質詢，即雙方擁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參與證據調查。此外，證據及質詢的公開使庭審透明度增加，更增強了庭審的公正性，促進審判程序的公平正義。

二、我國刑事審判中證據調查的現狀概況與問題分析

1996年經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對我國原有的庭審程序進行了較大改革，其最主要改革之一在于對證據調查的方式進行了調整，使庭審方式出現了一些當事人主義的特征。盡管如此，我國庭審方式仍未擺脫傳統的職權主義枷鎖，庭審證據調查中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被告辯護律師存在取證障礙，控辯雙方難以實現平等對抗。理論上，控辯雙方實力趨于均等才能實現在庭審中平等對抗的要求。但在刑事訴訟中，被告通常較原告居于弱勢，需要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特別是對于犯罪嫌疑人的法定委托人來說，需要在掌握和占有大量證據的基礎之上，才可能做出對犯罪嫌疑人有利的法庭辯護，而這對于維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來說是十分重要的[2]。但在被告人有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情況下，我國法律對律師的刑事辯護權的行使也有諸多限制。刑事案件中的辯護律師只有經檢察院或法院的許可，并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才能向他們收集與案件有關的證據材料，這就意味著辯護律師享有有限的調查取證權，與公訴機關的調查取證權力無法平等對應[3]。

其次，證人出庭率低，以交叉詢問為基礎的證據調查難以實現。相對于固定的物證，人證具有不穩定性，易受外界影響，可能由于種種因素說出虛假的證詞。保證證人出庭作證，受法庭公正嚴肅以及法律的嚴肅性影響，更能確保證人證詞的真實可信。當前我國關于證人出庭作證的刑事訴訟法，只是原則上規定了證人的作證義務，并未對拒絕作證的證人規定相應的應對措施，這表示證人無需承擔拒絕作證的法律后果。此外，證人保護制度在我國極不健全，刑事訴訟法僅規定司法機關應保障證人及其親屬的安全，沒有做出任何具體的對人身財產權利的保障措施的規定，這也是證人不愿出庭作證原因之一。在沒有證人出庭的情況下，對控辯雙方的證據調查權利造成影響，同時使得交叉詢問的調查方式形同虛設，訴訟公正性及證據調查的完整性受到嚴重影響。

最后，庭審的證據調查程序職權主義色彩過重，缺乏對法官權利的制約。經改革后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借鑒了當事人主義的部分技術設置，但把對實體真實的執著追求保留了下來，職權主義因素仍舊有著重要作用。當前刑事訴訟法同時注重加強當事雙方舉證責任和法官審判職能的履行，在庭審中保持審判人員的主導地位，審判人員被賦予較多案件調查權和詢問權。法官擁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立法和司法解釋對刑罰運用的技術性、約束性規定并未到位，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對法定量刑幅度內的不公正量刑難以提起抗訴[4]。此外，對法官權利約束不足導致法庭中容易出現法官不尊重律師權利的現象，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職權主義的弊端。

三、對我國刑事審判中證據調查的建議探討

（一）完善律師辯護制度，保障律師的調查取證權

律師辯護是被告方充分行使辯護權的基礎，并且可以均衡庭審中控辯雙方實力。辯護律師的調查取證權的保障，對庭審的公平性十分重要。筆者建議，首先應當保證律師的會見權。律師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會見，獲取證據，并告知權利，這一程序對于律師掌握案情并保障被告權利非常重要。我國的法律實踐中律師的會見權受限頗多，導致律師進行調查取證有較大困難。僅從規定上難以保證律師行使其權利，應從立法上做出律師會見權的明確規定，且設置對應的申訴異議的程序。其次，建立強制調查制度，取消律師在取證調查中所受不合理限制。當前我國辯護律師取證困難，控訴方偵查權大大高于辯護方，控辯實力失衡。即使辯護律師可以向被害證人取證，被害證人也可以拒絕接受，律師調查權受到很大阻礙。為了審判的公平正義，提升辯護方實力，應當賦予在偵查階段的律師相應的調查取證權，便于其搜集證據，并且針對被調查人普遍不予配合之情況，在立法上消除對律師取證的過多不合理限制，落實辯護律師的取證調查權。

（二）完善人證出庭制度，實現交叉詢問模式運作

因立法缺陷及淡薄的司法觀念，我國法律實踐中普遍存在證人難以在案件中發揮其作用的現象，直接影響了證據調查活動的順利進行。因此，建議在立法上完善證人作證制度，對證人出庭實行強制出庭及給予證人經濟方面補償等制度。并且對于出庭作證拒不接受的行為，規定給予適當制裁或處罰，同時也要適當保留特殊證人拒絕作證的特權。此外，相應的必須完善證人的保護制度，這對于提高證人出庭率有重要作用。

（三）調整證據調查的模式，加強當事雙方的主導權

當前我國在庭審的證據調查中存在著較濃厚的職權主義色彩，不利于庭審過程中證據調查制度中各方面的均衡發展，對此應調整檔期證據調查的模式，加強控辯雙方的主導權，確立以當事人的推進為主，法官調查為輔的證據調查模式。其包括均衡控辯雙方對于庭審前的證據調查權，真正將證據調查的主導權賦予庭內控辯方，法官保持主持指揮地位，但不賦予其過多實體裁量權利，以控辯雙方對于證據調查過程所發生的爭議來進行裁決。此外，明確法官輔助查證職責，在保證法官可以查明事實情況的審判職責的前提下，嚴格限制法官對證據調查的過度影響。

參考文獻：

[1]舒輝.論刑事庭審證據調查[D].廣東商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1：8.

[2]曾風.略論我國刑事審判證據制度的問題及對策[J].法制與社會，2011（28）：52.

刑事審判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刑事再審程序作為特殊的救濟程序，它與普通的救濟程序相對，兩者的區別在于，前者以生效裁判為對象，而后者以未生效裁判為對象。目前我國刑事再審制度中存在一些局限性，充滿著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只要啟動再審程序，就會與既判力發生直接沖突，而如果再審的結果加重了原判刑罰，則又會與禁止雙重危險原則相沖突。這些客觀存在的矛盾都是無法回避的。既然刑事再審制度不可廢止，那我們就應該直面這些矛盾，并對其做一番艱難的協調，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各種利益的平衡。

1 刑事再審程序概述

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審判監督程序”對刑事再審程序作了專門規定，再審程序也稱審判監督程序，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對于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在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依法提出并進行重新審理的程序。旨在糾正國家實施法律過程中的非正義和不合理現象，維護法院和審判制度在當事人及社會公眾中的威信和尊嚴。我國對再審程序的理論研究比較薄弱，許多重大理論問題亟待澄清，加之現行刑事再審程序的設計缺陷較多，并帶有濃厚的職權主義色彩，與現代社會對法治國家的要求不符，甚至嚴重背離，需要從多方面對再審程序進行改造。

2 刑事再審程序的制度弊端

2.1 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

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05條規定，法院擁有對刑事再審程序毋庸置疑的啟動權，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各級法院院長對于本院已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如果發現確有錯誤，經提交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可以啟動再審程序;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對于全國各級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或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可以提審，也可以指令下級法院再審;三是上級人民法院發現下級法院的生效裁判確有錯誤，可以直接提審或指令下級法院再審。可以說，法院有權主動發現生效裁判中的錯誤，并自行提起再審程序，是中國再審制度的最大特點。法院決定再審權的設置，顯然與司法應當中立以及司法應當被動的現代司法獨立理念大相違背。

2.2 再審管轄存在的結構性缺陷

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再審案件管轄的規定，既可以由原審法院管轄，即同級再審，也可以由原審法院的上一級法院管轄，即提級再審。從這一規定可以看出，其一，再審案件級別管轄不明。按照訴訟法規定，再審案件當然包括申訴復查案件，不僅原審法院可以管轄受理，而且上級法院以及最高法院皆可管轄受理，這便使得同一生效裁判極有可能被多級人民法院同時復查甚至再審，這種現象司法實踐中屢見不鮮。其二，再審抗訴管轄不明。檢察院對同級法院生效裁判若要抗訴，必須通過其上一級檢察院提出。其三，再審案件立審界限難以界定。

2.3 檢察院抗訴權不受限制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接受抗訴的人民法院應當組成合議庭重新審理。可見，對于檢察機關就某一生效裁判所提出的抗訴，人民法院必須予以接受，并就此啟動再審程序。“這顯然表明，檢察機關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再審申請者，而擁有與法院同樣的提起再審的權力”。正是由于我國法律賦予檢察機關在再審中的權力，使得其抗訴權膨脹，與事人的申訴權相比，沒有約束力，以致失衡。

2.4 再審時限及次數缺乏規范

我國刑事訴訟法、有關司法解釋和最高法院關于再審立案的若干意見規定:刑事案件的當事人不服生效判決、規定的，得在刑罰執行完畢后2年內提出。但是，對法院決定再審權以及檢察院再審抗訴權的行使，是否要受2年發起時限的限制，或者是否受其他時間的限制，則未作明文規定。司法實踐中，法院決定再審以及檢察院抗訴再審皆不受發起時間的限制，至少不受2年發起時間的限制，顯然是法律規定不完善的表現。

3 對完善我國刑事再審程序的建議

3.1 關于再審程序提起主體的改革

第一，取消法院自行決定再審權

關于法院依職權發動再審，我個人是持否定態度的。因為法院主動啟動再審程序違背了控審分離和法院中立的原則。若將提起再審權賦予人民法院，就必然在再審程序中使人民法院一身具有控訴權和審判權兩種相沖突的訴訟職能，“形成了法院包攬訴訟，既分割了檢察機關的抗訴權，又取代了當事人的再審申請權，造成自告自審的控審齊抓的錯位局面。”因此，我認為應當通過立法加以規定，法院再審應以檢察機關的抗訴和當事人的再審申請為前提。上級法院的提審也應明確規定是在有上述再審請求程序情況下的某些具體案件，如案情疑難、復雜、重大，絕不能是上級法院不經請求程序直接到下級法院去提案再審。

第二，檢察機關抗訴權之限定

首先，超過追訴時效的不得再進行刑事追訴，自然也就不應再抗訴;其次，發現新的事實和證據可以證明被告人有罪或罪重，不得提起抗訴。從人道主義和控制國家司法權濫用的角度講，不應該對被告人進行無窮盡的追訴和審判，以適當保護被告人的權利;再次，關于抗訴的時間和次數，以被告人執行刑罰完畢后兩年內為限，且只允許抗訴一次，以平衡作為控辯雙方的檢察機關與原審被告人在申請再審方面所處的嚴重不平等的地位。同時，也可以防止當事人在超過申訴期限后，向檢察院申訴以求提起抗訴，規避其自身失去申訴機會的漏洞。

第三，確立當事人再審訴權

取消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和嚴格限制檢察機關啟動再審的條件，所以啟動再審程序的“重任”就賦予了訴訟當事人，也就是說，當事人應成為再審程序的最直接的啟動主體。只要當事人依法提出再審的申請，對其申請的內容審查也就成為應由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嚴格訴訟活動，就自然而然進入訴訟程序，受理或駁回都依法律規定的程序，不會無人問津束之高閣了，這才構成對當事人作為訴訟主體的完整權利保護。

3.2 再審案件的管轄規則

取消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程序后，有權引發再審的主體只有兩類:一是當事人依再審訴權可以啟動再審程序;二是檢察院依法定抗訴權啟動再審程序。應明確規定再審案件的管轄權，還應當注意區分申請再審與抗訴再審的不同管轄規則。

3.3 再審事由確立的原則

再審理由的確立，應以關注被告人人權保障為基本出發點。對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則從實體上必須予以嚴格規定，僅限于程序方面存在瑕疵。因此，要做到:第一，避免再審程序的隨意性。第二，平衡被告人與追訴人之間的力量。第三，合理懷疑有罪證據的真實性。

參考文獻

[1]沈德詠主編:《最新再審司法解釋適用與再審改革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刑事審判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我國刑事訴訟法對被害人隱私權保護除在審判階段有明確規定外,對刑事訴訟的其他階段被害人隱私權保護只是通過司法解釋和工作制度方式予以規定,并且均停留在規定原則而沒有規定保護的內容和救濟程序,因此被害人“第二次被害人化”問題依然沒有合理解決。建議在刑事訴訟法中確立保護隱私權的總則性條款,在偵查、起訴和審判階段設立分則條款,通過立法規范司法與媒體的關系,并保障被害人隱私權遭受侵害時能獲得有效的法律救濟。

    加強隱私權保護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表現,標志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也是建構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刑事訴訟本著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目的,理應關注被害人隱私權保護。

    一、刑事訴訟中被害人隱私權受保護的正當性

    刑事訴訟中加強對被害人隱私權的保護,其主要意義是防止被害人的“第二次被害人化”的問題,避免和減少不當司法行為對被害人的身體和精神的再次侵害。同時,強調對被害人隱私權的保護,有利于提高被害人參與打擊和懲罰犯罪的積極性。

    (一)保護被害人隱私權的直接目的是避免被害人第二次受害

    德國學者施奈德在著作《國際范圍內的被害人》中提到:“被害人不僅僅通過犯罪本身而遭受精神、社會、經濟和肉體的損害,而且還通過對于犯罪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反應而受到損害。”可以理解為“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是第一次被害,犯罪之后由于社會的歧視、忽視以及在刑事司法過程中因為不當刑事司法行為所遭受的侵害是第二次被害。”這種被害主要是指由于不當的刑事司法行為給被害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傷害。對于涉及隱私的案件,特別是在、家庭暴力犯罪等案件中,證明一般都是圍繞被告人與被害人誰說的更有可信度來進行的,在接受被告人辯護律師的反詢問時,她會被迫回答被告律師的反復質問,甚至涉及已往的交往經歷和過去的生活經歷等個人隱私信息。這樣的話,被害人很容易遭受第二次傷害。“因為他們一般存在強烈的害羞心理,十分害怕事情宣揚出去,遭到社會的誤解、不理解,因而受到嘲笑。在人格上蒙受羞辱。”甚至產生報復社會的心理,由被害人轉變為加害人,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因此,在刑事訴訟的各階段都應注意被害人的隱私權保護,避免被害人第二次受害。

    (二)保護被害人隱私權體現了國家刑事訴訟制度設計的人道關懷

    犯罪被害人在刑事領域中的地位經歷了從主人到仆人的變化,其轉變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和司法背景。一方面刑事訴訟制度層面上被害人地位的過度弱化,另一方面,實踐層面上,具體案件中的實際被害人更是處在十分不利的境地,國家為了社會利益難以顧及被害人的處境,在很多時候出于偵查犯罪的需要也存在不惜犧牲被害人的隱私權和其他權利的現象,從而使其在犯罪侵害之后很容易再次遭受打擊犯罪過程中的二次侵害。因此,出于人道關懷,也應當在一定程度上尊重被害人的隱私。對于犯罪行為直接侵害被害人隱私權的,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但對與訴訟過程中司法機關侵害其隱私權的,存在救濟手段上的限制和困難。

    (三)保護被害人隱私權是刑事訴訟國際準則的要求

    現代刑事訴訟制度,是一種既重視有效懲罰犯罪,又重視保障訴訟民主,維護公民權利的法律制度。在訴訟民主和保障人權的價值中,必須既重視被追訴人的權利保護,又重視被害人的權利保護,特別是對被害人隱私權的保護。基于此目的,聯合國于1985年通過了《為罪行和濫用權力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以聯合國文書的形式集中規定了保障罪行受害者的基本原則,且在該宣言第六條第四款集中規定了對被害人隱私權保護的基本原則,即采取各種措施,盡可能減少受害者的不便,必要時保護其隱私,并確保他們及其家屬和為他們作證的證人的安全而不受威嚇和報復。這反映了刑事訴訟的要求和維護社會秩序的需要,其關于保障被害人權益的基本原則,為各成員國提供了保障被害人權益的一般標準,促進了被害人權益保障活動的開展。在該宣言之后,德國于1986年制定了《關于改善被害人刑事程序中的地位的第一法律(被害人保護法)》,其中該法第68條a第1項、第247條第2句以及該國《法院組織法》第171條b均規定了被害人隱私權保護的內容。

    二、我國刑事訴訟法對被害人隱私保護的現狀及分析

    我國《刑事訴訟法》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對于被害人隱私的保護,主要體現在涉及個人隱私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不予公開審理,案件被害人是否出庭要根據其本人意見確定,被害人報案、控告時如果不愿公開自己的姓名和報案、控告的行為,偵查、檢察、審判機關應當為其保守秘密。同時,我國法律允許被害人委托訴訟人代為參加訴訟,被害人可以不出庭參加審判,既能夠由訴訟人表達被害人的意愿,又可以避免被害人在審判過程中情感上再次受到傷害。這都為保障被害人隱私權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是由于我國刑事訴訟法在程序設計上前瞻性不夠,對刑事訴訟各階段被害人主張隱私權保護的內容和救濟程序并沒有明文,因此被害人隱私權受到侵害難以得到有效法律救濟。

    (一)偵查、起訴階段欠缺對被害人隱私權保護的程序性條款

    偵查的目的是發現和收集證據,查明犯罪事實和查獲犯罪人,并將案件移送公訴機關審查起訴,而公訴機關為達到勝訴的目的,除要求偵查部門按照出庭公訴的目的和需要收集有關證據外,其自身也享有偵查機關同樣的權力。很遺憾的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并沒有規定這兩階段被害人隱私權保護的程序性條款,導致偵查人員、公訴人侵犯被害人隱私權的現象時有發生。

    1、欠缺對被害人詢問的范圍、次數、時間、地點等內容。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規定,詢問被害人適用詢問證人的各條規定。但被害人和證人都無法享有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權利,即有權拒絕回答與案件無關的問題。這就意味著被害人的隱私權無法得到法律的保護,被害人必須回答偵查人員、公訴人、審判人員的任何問題,甚至是與案件完全無關的隱私問題。在司法實踐中,特別是性犯罪案件中,偵查人員詢問被害人時,對被害人被害經過的每個細微的情節都有詳細的問話和記載,有些甚至與指控犯罪關聯性不大,這種詢問容易使被害人再次感到屈辱,造成精神上的創傷加深。此外,對被害人詢問的次數、時間、地點,法律均沒有作出規定。

    2、欠缺強制人身檢查的條件及判斷標準的主觀性。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五條和公安部《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的第一百九十八條的相關規定,均沒有對強制人身檢查應具備的要件和應遵循的程序作出規范。另外,對于人身檢查沒有禁止性規定,這就可能導致檢查人使用損害人體健康和人格尊嚴的方式進行人身檢查。此外,刑事訴訟法對被害人人身檢查適用主觀標準,也易侵犯被害人隱私權。 此外,在證據保全、扣押、搜查等方面涉及被害人隱私的信息時,如何處置,現行法律也沒有明文。

    (二)審判階段對涉及個人隱私案件的判斷標準模糊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規定,涉及個人隱私的案件不公開審理,但各地法院對于那些屬于涉及個人隱私的案件,判斷標準不一,一般僅指性犯罪案件不公開審理,而對于其他案件即使涉及個人隱私也是公開審理,比如因配偶偷情引發的綁架犯罪案件是否進行公開審理,司法實踐中也不作為涉及個人隱私案件處理,同樣對外公開。即使不公開審理,審判人員對其認為與案件有關的被害人隱私問題可以對被害人進行詢問,被害人必須如實回答。至于如何判斷其關聯性,均由審判人員自由掌握。比如對被害人以往性生活史、性習慣是否提問等,審判人員均有權詢問。

    (三)司法機關主動親近媒體侵害被害人隱私難以獲得救濟

    法制新聞是新近發生的、重要的、有價值的,有關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和各行各業、社會生活各方面與“法”有關的新聞報道。其價值不容質疑,不僅有助于公眾實現接近司法系統和對國家權力進行監督的權利,防止司法專橫和司法腐敗,提升公眾對司法的信任度。

    究其新聞來源,大多來自司法機關主動報料,部分來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親屬及被害人的報料。司法機關為迎合新聞媒體報道,往往會樂于將案件的詳細資料提供給媒體,既達到法制宣傳教育的目的,又提高了自身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而新聞媒體為激發公眾的關注,時常將犯罪事實進行夸大和渲染,往往將加害人、被害人的身份、住址、肖像、個人生活習慣、身體特征、疾病史等等資料公布于世。有些媒體甚至不顧被害人及其家人的感受而窮追不舍采訪,甚至于采取偷拍、偷聽等手段。這些做法都將極大地侵害被害人的隱私權,破壞被害人及其家庭的生活安寧,從而使被害人再次遭受打擊(所謂的第二次被害人化)。同時,由于是司法機關配合媒體進行法制宣傳,有時還是司法工作人員現身說法,新聞媒體好像當然獲得了正當性。即使侵害了他人(這時,加害人、被害人及其親屬也可能成為被害人)隱私,也難以訴諸救濟。

    (四)救濟措施的缺失

    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五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應當保障報案人、控告人、舉報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報案人、控告人、舉報人如果不愿公開自己的姓名和報案、控告、舉報的行為,應當為他保守秘密。”但是對于偵查、起訴階段和審判階段國家工作人員侵犯被害人隱私,應通過怎樣的途徑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舉證責任如何分配,賠償如何計算,刑事訴訟法并沒有明文。

刑事審判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立功；程序分離；證據裁判；審判效率

從“立功受獎”、“將功折罪”、“戴罪立功”等耳熟能詳的詞匯可以看出，立功制度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近現代以來，立功制度作為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的一項刑事政策，被吸納入刑法，成為一項重要的刑罰裁量制度。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立功制度在運行過程中也給審判程序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一、現行的立功認定程序

（一）立功證據審查要求的規定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七條規定：“人民法院審查的立功證據材料，一般應包括被告人檢舉揭發材料及證明其來源的材料、司法機關的調查核實材料、被檢舉揭發人的供述等。被檢舉揭發案件已立案、偵破，被檢舉揭發人被采取強制措施、公訴或者審判的，還應審查相關的法律文書。”據此，人民法院在庭審中對立功進行程序性審查和認定時，不僅要審查提交機關提供的有關立功書面證明，還要要求他們提供相關證據，并經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僅提供書面證明而無其他證據予以證明的，法庭對立功不予認定。可見，全面審查立功證據是法院認定立功的前提。

（二）立功認定時間的規定

《刑法》第六十八條規定：“犯罪分子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的，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從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據此，實踐中，法院對立功的認定一般在裁量刑罰，即在判決的同時作出認定。同時，《意見》第六條規定：“偵查機關出具材料，表明在三個月內還不能查證并抓獲被檢舉揭發的人，或者不能查實的，人民法院審理案件可不再等待查證結果。”即若符合上述條件，立功也可以在審判結束之后查證屬實之時進行認定。此為認定立功的例外情形。

二、立功認定與審判程序的分離的必要性

從實踐中立功制度實施情況來看，由于偵查機關在立功證據材料的收集及移交上存在許多不規范的地方。從保障司法公正高效的角度上看，將集中在審判階段進行立功認定司法現狀予以調整，是十分必要的。

（一）難以符合證據裁判的要求

實踐中，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中對立功提供的證據材料大多比較簡單，對線索來源、被檢舉揭發案件偵查情況等往往都不做詳細說明。在提供立功證據材料的時候經常以偵查線索保密等為由，拒絕提供具體的材料，而僅出具一份情況說明。法院僅能就提交的證據進行質證，對立功的具體情況則難以查明。無法全面審查立功證據，就不能對被告人立功的動機、被檢舉揭發犯罪行為進行核實，審判人員也就無法進行建立起內心確信，無法準確量刑。這樣的證據審查與《意見》的要求相去甚遠，也不符合證據裁判的原則。

（二）等待查證屬實導致審判效率低下

基于偵查行為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對立功的查證屬實需要的時間往往難以估計。而我國絕大部分刑事案件的正常審限是二十天或者一個半月，少數普通程序是三個月，這與偵查所需要的時間相比較短。偵查機關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偵查未果，出具三個月內不能查實的證明時，通常已經沒有審限了。效率使公正更具有價值，遲來的正義為非正義，等待查證結果容易造成審判的拖延，而這種拖延并不是必需的。在立功制度的認定中，必須堅持效率價值，不能因為立功認定而使刑事審判陷入無限期拖延和等待的境地。

三、立功認定與審判程序分離的可行性

（一）功利主義本質決定了立功認定與審判程序的分離不會減損其制度價值

立功制度的本質是功利主義，這在目前學界已成共識。英國十八世紀功利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邊沁將功利主義定義為，“根據每一種行為本身所能增加或者減少與其利益相關的當事人的幸福這一趨向，來決定贊成還是反對這種行為。”從刑法的規定看，立功制度并不要求具有立功行為的犯罪分子必須悔罪，也沒有對適用立功的犯罪分子的歸案形式和犯罪類別作出限制性規定。正如陳興良教授認為刑事政策始終是與刑罰的功利性追求聯系在一起的，因而具有明顯的目的性。我國立功制度著眼于打擊犯罪、節約司法資源、保障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而放棄對犯罪分子的部分刑罰追究，正是功利性的體現。

（二）立功作為量刑情節中的案外情節決定了將立功認定的分離不會影響審判程序的正常進行

所謂案外情節，張明楷教授認為：“以情節與犯罪行為在時間上的關系為標準，可以將量刑情節分為案中情節與案外情節。前者是指犯罪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情節，如犯罪手段、犯罪動機等；后者是在犯罪行為之前或者之后出現的情節，如犯罪人的一貫表現、犯罪后的態度。”立功顯然屬于量刑情節中的典型案外情節。同時，除了協助抓捕同案犯的情形外，立功均與原犯罪沒有直接聯系，抓捕同案犯的立功在審查認定上比較簡單，在此不予討論。立功作為與犯罪行為沒有直接聯系的案外情節，將立功認定的分離不會影響到刑事案件的正常審判，刑事案件的先行審判也不會妨礙立功的公正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