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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歷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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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歷法論文

      天文歷法論文范文第1篇

      農田水利工程是通過興修水利設施,服務于農業生產發展的水利工程,主要包括灌溉、排水、除澇,以及防治鹽、漬災害等。通過水利專業技術,從而改變不利因素,為農業生產創造有利條件,建設旱澇保收、高產穩定、不受降雨因素影響的基本農田。

      2全市農田水利工程建設的新特點

      農業經濟、農業生產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新時期,訥河市農田水利工程的發展呈現出新的特點。

      2.1相關部門重視度越來越高。國家越來越重視各地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與發展,各地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也日益重視農田水利工程在整個農業生產過程中所發揮的無法取代的、重要的作用。各地相關部門把農田水利工程建設作為新農村建設工作中的一項重要任務來抓。不斷加強領導,落實責任,按照國家相關規定與政策,給各縣、鄉、鎮給予了政策與資金上的有力支持,使得各地農田水利工程建設的步伐不斷加快,為當地的農業生產、農作物的豐收奠定了夯實的基礎。

      2.2各方面資金投入力度不斷加大。近年來,各級相關部門不斷加大對農田水利工程的資金投入力度,廣納社會各界資金,鼓勵一些企業家參與建設,并給予政策上的支持。秉承誰主建、誰主管、誰負責、誰受益的原則,極大地調動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參與意識與積極性,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資金不足的問題,同時,還有效促進了各地農田水利工程的良好發展。

      2.3因地制宜,發揮特色。在省市相關部門、專家的指導下,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具體特點,進行了科學規劃,合理布局,突出重點,建設了既適合本地農業生產特點,又可以解決旱季水源,更解決了廣大農村人口及家畜的安全飲水問題,極大地提高了人們的飲水質量與生活質量,解決了農田灌溉問題,順乎民意,滿足了人民群眾的呼聲,提高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

      2.4宣傳力度不斷加大。市委、水利部門及媒體不斷加大宣傳力度,使人們充分認識到農田水利工程在農業生產、農村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極大地促進了人民群眾的參與意識,不斷提高了人們建設家鄉、人人有責的參與熱情。在相關部門的組織下,群眾投工投勞,水利工作人員積極發揮專業技術與帶頭作用,有力地推動了全市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發展。

      3農田水利工程的作用

      訥河市是黑龍江省糧食主產區,影響全市農業生產的主要氣象災害是干旱、水災、冷凍、冰雹。無論發生哪種氣象災害,都會嚴重影響當地的農業生產,尤其是當干旱、水災發生時,干旱會造成土壤缺少水分、空氣干燥,影響農作物正常生長,導致嚴重減產,甚至絕產;另一方面,當干旱發生時,還會威脅家畜正常飲水,影響養殖業的發展;同時,干旱災害發生時,也會嚴重影響生態環境。當水災、洪澇災害發生時,不僅會嚴重影響農作物的產量與質量,更會極大的威脅著人民群眾生命、財產的安全,給廣大農民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利用農田水利工程、可以有效地解決因干旱、水澇造成的危害,避免了因災害發生所造成的巨大損失,確保全市農業生產、農業經濟的發展。近年來,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全市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得到了快速發展,全市農田水利建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灌區配套工程設施逐步完善,不僅有效解決了農村人口飲水安全問題,也有效解決了上述一系列的問題。提高了各鄉鎮抵御自然災害及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進一步夯實了農業生產的基礎設施建設,滿足了廣大農民的迫切需求,保障了糧食及其他農作物的產量安全,鞏固了糧食主產區的地位,穩固了農民增收的愿望,促進了農業經濟的良好發展。

      4發展農田水利工程的意義

      4.1近年來,隨著人類的過度開發、開采,只重視經濟效益從而忽略了社會效益、生態效益,使自然生態環境遭受到嚴重的威脅和破壞。全球氣溫不斷變暖,降雨極為不均衡,各地頻發干旱、洪澇等災害,嚴重影響各地農業生產、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進一步發展農田水利工程建設,對促進農業生產、農業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4.2水不僅是人類,更是地球上一切生物生存所不可缺少的資源,也是其他物質所無法取代的寶貴資源。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人們還缺乏對水的正確認識,出現了許多令人嘆息的水資源浪費現象,國內,乃至世界有些國家和地區,均有因嚴重缺水導致農作物絕產、威脅人們生存事件的發生。水是有限的,但人類可以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利用農田水利工程加以循環利用。人類通過加強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不僅可以滿足農作物的正常生長需求,還可以有效解決淡水資源缺乏的問題,提高淡水資源的利用率,更可以保護自然界的生態平衡,使人類社會與自然界和諧共處、平衡發展。

      天文歷法論文范文第2篇

      漢代儒家普遍對天文歷法感興趣,并有所研究,這不僅有其方面的原因,也與儒家講“天人合一”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漢代儒家中,對天文學頗有研究的,至少有揚雄、桓譚、劉歆、賈逵等。

      西漢時期,天文學上有所謂渾、蓋之爭。關于宇宙的結構,中國古代早就有天圓地方之說。西漢初,有《周髀算經》提出所謂“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的蓋天說;另有一種蓋天說則認為“天員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形南高而北下,……天之居如倚蓋”,也就是說,天有所傾斜地蓋著地平面;并且認為,“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與此同時,渾天說也已出現,這就是后來張衡在《渾天儀注》中所說的“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于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4]然而,在西漢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是蓋天說。

      天文學上的渾、蓋之爭引起了當時儒家的注意。兩漢之際,桓譚與揚雄就渾、蓋曾多次交鋒。桓譚(約公元前23~公元56年),字君山,沛國相(今安徽淮北市)人。他“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5];著作有《新論》。桓譚對天文學也頗有研究。他曾經在主管刻漏時,發現刻漏的度數隨著環境的燥、濕、寒、溫的變化而不同,因而在昏、明、晝、夜的各個時候,刻漏的度數是不同的。所以,他在白天還參照了晷影,在晚上還參照了星宿,從而得到了正確的時間。[6]此外,在宇宙結構問題上,他反對蓋天說,主張渾天說。

      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他博學多才,在語言學、文學和方面較為突出。曾摹仿《周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

      揚雄重視對自然的研究,他曾經說:“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7]]揚雄認為,儒家學者應當“通天地”,就是要研究自然,并進一步“通人”。顯然,在他看來,儒家也包容科學,而不是排斥科技,不是輕視科技。

      揚雄對天文學很有興趣。在宇宙結構問題上,他起初相信蓋天說,后來因多次受到主張渾天說的桓譚的責難而發生了改變,接受了渾天說,[8]而且,還提出“難蓋天八事”:[9]

      其一云,“日之東行,循黃道。晝夜中規,牽牛距北極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

      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

      其三曰,“日入而星見,日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

      其四曰,“以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弧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

      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星當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

      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謂至高矣。縱人目可奪,水與影不可奪也。今從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

      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

      其八曰,“視蓋橑與車輻間,近杠轂即密,益遠益疏。今北極為天杠轂,二十八宿為天橑輻,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交密,何也?”

      在漢代天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桓譚對于蓋天說的責難以及揚雄的“難蓋天八事”,實際上促進了渾天說的發展,對于后來渾天說取代蓋天說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漢初的歷法基本上是沿用秦以來的顓頊歷。顓頊歷是一種古四分歷,以365 1/4日為回歸年長度,29 499/950日為朔望月長度,十九年七閏。漢武帝時,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受命議造漢歷;最后,在18種改歷方案中選定了鄧平所造的八十一分律歷,稱太初歷。太初歷以365 385/1539日為回歸年長度,29 43/81日為朔望月長度。西漢末年,劉歆修訂太初歷而更名為三統歷。

      劉歆(?~公元23年),字子駿;后改名秀,字穎叔。沛(今江蘇沛縣)人。他集六藝群書,撰為《七略》,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西漢末年,他建議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于學官,移書責備太常博士,遭今文經學家的反對。王莽執政時,劉歆任國師,后因謀誅王莽,事泄而自殺。

      《三統歷》的主要是運用“三統”解釋歷法。[[10]]劉歆說:“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周易》乾之初九,音律黃鐘律長九寸,為天統;坤之初六,林鐘律長六寸,為地統;八卦,太簇律長八寸,為人統。劉歆的《三統歷》采用太初歷的日法八十一,并說:“太極中央元氣,故為黃鐘,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為日法。”

      至于一個朔望月的日數,劉歆根據《周易·系辭上傳》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后掛”,說:“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余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為數,以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有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是為月法之實。”用算式表達:

      {[(1+2+3+4)×5-1]×2×3×4+19+1}×2=2,392

      2,392÷81=29 43/81 日

      這就一個朔望月的日數。按照十九年七閏,所以,

      (19×12+7)×29 43/81÷19=562120/1539=365 385/1539日

      這就是一回歸年的日數。

      劉歆又根據《周易·系辭上傳》所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說:“并終數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日法乘閏法,是為統歲”,即:

      (9+10)×81=1,539年=562,120日

      “三統,是為元歲”,即:

      1,539×3=4,617年

      由于干支記日法60日為一周期,一統的日數562,120除以60,余數為40,所以,若以甲子日為元,一統后為甲辰,二統后為甲申,三統后才又到甲子,因而三統為一元。劉歆說:“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在這一基礎上,劉歆根據《周易·系辭上傳》所謂“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說:“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于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以陽九九之,為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八之,為八千六百四十,……又八之,為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為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用算式表達:

      {[(3×3)×(2×4)×(9+6)]×8×8}×2=138,240

      接著,“以乘章歲,為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為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與太極上元”。用算式表達:

      138,240×19×3×3=23,639,040年

      “太極上元”實際上是5,120元的大周期。

      《三統歷》在運用“三統”解釋歷法時,還涉及歷法,有節氣、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數和運算推步,還有基本恒星的距度。與以往的歷法相比,《三統歷》包含了不少新的內容。它提出了所謂“朔不得中,是為閏月”的設置閏月的方法,即以沒有中氣(二十四節氣中,從冬至起,奇數的為中氣,如大寒、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節氣)的月份為閏月。《三統歷》還提出以135個朔望月為交食周期,其間有23次月食,并且給出了月食發生的月份的推算方法。此外,《三統歷》所測的五星行度和會合周期的精度都較前有明顯提高。《三統歷》在中國古代歷法的發展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認為是“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學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歷的雛形”。[11]

      三統歷施行一百多年后,“歷稍后天”[12]。東漢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三統歷“失天益遠”,于是,章帝“召治歷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并下詔改行四分歷。在修訂東漢四分歷的過程中,任左中郎將的賈逵與治歷者進行了多次的討論。因此,東漢四分歷實際上是賈逵會同編訢、李梵等人集體討論修訂的。

      天文歷法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西亞蒙古人,元朝,文化交流

      一、13-14世紀西亞蒙古人與元朝文化交流的背景

      (一)政治上的相對統一

      13世紀是一個風云變幻的歷史時期。崛起于漠北高原的蒙古人通過一系列的軍事征服活動在亞歐大陸上建立起一個龐大的蒙古帝國。除了日本、東南亞、南印度和西歐以外,幾乎整個亞洲和大部分歐洲都囊括在蒙古帝國的版圖之內。蒙古人的征服活動徹底打破了農耕世界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的閉塞狀態,從而便利了西亞與元朝的交通往來。

      (二)元朝與西亞蒙古人的友好關系

      伊兒汗國是旭烈兀于蒙古第三次西征過程中在西亞建立的蒙古人政權,是蒙古帝國四大汗國之一。在四大汗國中,伊兒汗國與中國元朝的關系尤為親密友好。在政治上,諸伊兒汗忠實地履行“宗藩關系”,把忽必烈視為蒙古帝國傳統的大汗,因而元朝歷代皇帝也積極支持伊兒汗在西亞的政治統治。[1]雙方友好的關系大大地促進了中國與西亞文化的交流。

      (三)便利的對外交通

      中外交通的暢通也為雙方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忽必烈在位時期,大力發展交通,造船修港,建立起完善的驛站,元大都(今北京)成為當時世界上的一個繁華的城市和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元帝國時代,“一千多年來時斷時續的東西海陸交通,這時更暢通無阻。陸路北穿南俄,南貫伊朗,海道則以波斯灣上的忽魯謨斯為樞紐。從中國直到西歐,東西方商使往來不絕。”[2]

      (四)雙方人員的往來

      隨著蒙古軍隊西征,有大批漢人進入中亞、西亞以至歐洲各地。而隨著蒙古軍的東歸,又有大批的西亞人、中亞人、俄羅斯和欽察人等東來,他們中有的是被俘的工匠、奴隸,有的是投附的王公、貴族,被分置于蒙、汗各地。東西方文化也隨之傳布于東西各地。

      二、13-14世紀西亞蒙古人與元朝文化交流的表現

      (一)天文歷法

      13-14世紀西亞與中國在天文歷法方面的交流尤為突出。旭烈兀西征時從中國帶去許多精通天文算學的學者,每次出戰,都要依靠占星學者求卜。伊兒汗國建立后,中國的歷算學者繼續被派往西亞,和波斯、阿拉伯的天文學家一起工作。1259年伊兒汗為籌建天文臺特征集東西方學者,中國天文歷算學者即在此列。《史集》載忽必烈派到波斯馬拉蓋的天文學家有傅穆齋(秘書監工作的傅巖卿)。納速剌丁?突斯向他請教過中國天文學上的推步之術。[1]

      忽必烈也曾征集回回天文學家來華。忽必烈召扎馬剌丁入華,請他編制萬年歷,他還在上都建觀象臺,制造了七種天文觀測儀器。這些儀器正是仿照馬拉蓋天文臺的儀器而制。

      元朝郭守敬奉命編制《授時歷》時,就參考了回回歷。回回歷的特點是五星緯度計算周密,郭守敬的《五星細行考》當是吸收了回回歷的這一特點而作。郭守敬在恒星觀測方面開始編制星表,便是受撒馬爾罕和馬拉蓋天文臺的啟發。另外,郭守敬設計的13種天文儀器,總數和馬拉蓋天文臺的儀器相等,有些儀器的功用也相仿,從時間的先后來看,郭守敬可能是從馬拉蓋天文臺的儀器中受到啟發。

      (二)醫藥

      13-14世紀阿拉伯波斯醫學傳入中國,大大豐富了中國傳統的醫藥文化。元代中亞、西亞移民和宿衛既多,為此,元世祖忽必烈增設了專為這些人服務的醫藥機構。另外,在中國穆斯林聚居地,也設有民辦的回回醫院。愛薛就曾創辦了阿拉伯式的醫院—京師醫藥院。京師醫藥院很可能是按照著名的努爾丁(1262-1274)在大馬士革創辦的努爾醫院所興建的一所穆斯林醫院。[2]回回醫藥在元代廣為流傳,許多來華經商的阿拉伯人便以賣藥為業。一些回回老醫常在江南各地街頭賣藥行醫,尤以金絲膏藥治療跌打損傷為最妙。

      主要參考文獻,唐代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在元代被譯成波斯文。

      (三)軍事技術

      13-14世紀蒙古人出于作戰的需要,從西亞引入了一種威力很大的作戰武器——拋石機。這種拋石機能射800磅的巨石,“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1]元朝在征伐南宋的戰爭中,多次使用這種“巨石炮”,因為它是回回人制造和使用的,又稱“回回炮”。另一方面,中國的一些先進的軍事技術隨著蒙古人的西征也傳入了西亞。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蒙古兵力西達中亞,再由中亞而及波斯,由波斯而及黑衣大食。烏滸河(即阿姆河)之戰,蒙古兵使用“毒火罐”、火箭、火炮、火銃等火器,[2]這些武器才得以為外族人所熟知。

      天文歷法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天文學 宇宙演化 宇宙結構 天有九重

      日本著名學者山田慶兒在所著的《朱子的自然學》中對朱熹在天文學上的成就予以全面的論述和評價,并且稱朱熹是“一位被遺忘的自然學家”[i]。筆者試著借題發揮,進而認為朱熹是“一位被遺忘的天文學家”。作為宋代大理學家的朱熹研究過天文學,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他是否可稱為天文學家,迄今尚無定論。他研究天文學的歷程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他的天文學研究在中國古代天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尚待進一步理清。筆者通過對《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中朱熹的有關天文學方面的言論進行整理和研究,大致理出了一些頭緒。

      一.

      天文學研究的歷程

      朱熹對天文現象的思考很早就已開始。據朱熹門人黃義剛“癸丑(1193年,朱熹63歲)以后所聞”和林蘷孫“丁巳(1197年,朱熹67歲)以后所聞”,朱熹曾回憶說:“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么物事?’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個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后也須有什么物事。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ii]可見,朱熹從小就關心天文,直到晚年仍對此難以忘懷,并孜孜以求。

      然而,朱熹在其早期的學術生涯中,并沒有進行天文學的研究。朱熹早年除讀儒家經典外,“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iii]。紹興三十年(1160年,朱熹30歲),朱熹正式拜二程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開始潛心于儒學,并接受李侗以“默坐澄心”于“分殊”上體認“理一”的思想。

      據《朱文公文集》以及當今學者陳來先生所著《朱子書信編年考證》[iv],朱熹最早論及天文學當在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41歲)的《答林擇之》,其中寫道:“竹尺一枚,煩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測其日中之景,細度其長短。”[v]

      測量日影的長度是古代重要的天文觀測活動之一。最簡單的方法是在地上直立一根長八尺的表竿,通過測量日影的長短來確定節氣;其中日影最短時為夏至,最長時為冬至,又都稱為“日至”。與此同時,這種方法還用于確定“地中”。《周禮·地官》載:“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意思是,在夏至日中午測得日影為一尺五寸的地方,此地便是“地中”。而且,從“地中”向北,每一千里則影長增一寸;向南,每一千里則影長減一寸。這就是《周髀算經》所謂“周髀長八尺,勾之損益寸千里”。這一說法到南朝以后受到懷疑;唐朝的一行和南宮說通過不同地區日影的測量,進一步予以糾正。朱熹要其弟子林擇之協助測量日影,顯然是要比較不同地區日影的長短,其科學精神可見一斑。

      在同年的《答蔡季通》中。朱熹寫道:“歷法恐亦只可略說大概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vi]

      蔡季通,即蔡元定(1135—1198年);建陽(今屬福建)人,學者稱西山先生;精于天文、地理、呂律、象數,著作有《律呂新書》、《大衍詳說》等;為朱熹“四大弟子(蔡元定、黃干、劉爚、陳淳)”之首。蔡元定的年齡僅比朱熹小5歲,并在天文學等科學上有所造詣,很受朱熹的器重。從以上所引《答蔡季通》可知,當時朱熹正與蔡元定討論天文歷法,并且認為,研究歷法必須用科學儀器進行實際的天文觀測。

      淳熙元年(1174年,朱熹44歲),朱熹在《答呂子約》中寫道:“日月之說,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食時亦非光散,但為物掩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為體,但其光氣常新耳。”[vii]顯然,朱熹在此前已研讀過北宋著名科學家沈括的《夢溪筆談》,并對沈括的有關天文學的觀點進行分析。胡道靜先生認為,在整個宋代,朱熹是最最重視沈括著作的科學價值的唯一的學者,是宋代學者中最熟悉《夢溪筆談》內容并能對其科學觀點有所闡發的人。[viii]

      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56歲),朱熹在《答蔡季通》中寫道:“《星經》紫垣固所當先,太微、天市乃在二十八宿之中,若列于前,不知如何指其所在?恐當云在紫垣之旁某星至某星之外,起某宿幾度,盡某宿幾度。又記其帝坐處須云在某宿幾度,距紫垣幾度,赤道幾度,距垣四面各幾度,與垣外某星相直,及記其昏見,及昏旦夜半當中之星。其垣四面之星,亦須注與垣外某星相直,乃可易曉。……《星經》可付三哥畢其事否?甚愿早見之也。近校得《步天歌》頗不錯,其說雖淺而詞甚俚,然亦初學之階梯也。”[ix]可見,當時朱熹正與蔡元定一起研究重要的天文學經典著作《星經》和以詩歌形式寫成的通俗天文學著作《步天歌》,并就如何確定天空中恒星的位置問題進行討論,其中涉及三垣二十八宿星象體系。

      同年,朱熹在《答蔡伯靜》中寫道:“天經之說,今日所論乃中其病,然亦未盡。彼論之失,正坐以天形為可低昂反復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間隨人所望固有少不同處,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政使人能入于彈圓之下以望之,南極雖高,而北極之在北方,只有更高于南極,決不至反入地下而移過南方也。但入彈圓下者自不看見耳。蓋圖雖古所創,然終不似天體,孰若一大圓象,鉆穴為星,而虛其當隱之規,以為甕口,乃設短軸于北極之外,以綴而運之,又設短軸于南極之北,以承甕口,遂自甕口設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于梯末架空北入,以為地平,使可仰窺而不失渾體耶?”[x]在這里,朱熹設想了一種可進入其中觀看天象的龐大的渾天儀。

      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57歲),朱熹在《答廖子晦》中寫道:“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或在卯,或在酉之類是也。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于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xi]在這里,朱熹對月亮盈虧變化的原因作了探討。

      淳熙十六年(1189年,朱熹59歲),朱熹在《答蔡季通》中寫道:“極星出地之度,趙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臺,卻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說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卻是天地之中也耶?”[xii]在這里,朱熹試圖通過比較各地北極星的高度及其與地中岳臺的關系,以證明大地的運動。

      朱熹在一生中最后的十年里,在天文學研究上下了較多的功夫,并取得了重要的科學成就。南宋黎靖德所編《朱子語類》卷一“理氣上·太極天地上”和卷二“理氣下·天地下”編入大量朱熹有關天文學的言論,其中大都是這一時期朱熹門人所記錄的。例如:《朱子語類》卷二朱熹門人陳淳“庚戌(1190年,朱熹60歲)、己未(1199年,朱熹69歲)所聞”:“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遲速。天行較急,一日一夜繞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進過一度。日行稍遲,一日一夜繞地恰一周,而於天為退一度。至一年,方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又遲,一日一夜繞地不能匝,而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曾缺,如圓毬,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xiii]

      《朱子語類》的其它卷中也有此類記錄。例如:《朱子語類》卷二十三黃義剛“癸丑(1193年,朱熹63歲)以后所聞”:安卿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它近那辰后,雖動而不覺。……今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里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是北辰頭邊,而極星依舊動。又一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又曰:“天轉,也非東而西,也非循環磨轉,卻是側轉。”義剛言:“樓上渾儀可見。”曰:“是。”……又曰:“南極在地下中處,南北極相對。天雖轉,極卻在中不動。”[xiv]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熹所著《北辰辨》(大約寫成于1196年,朱熹66歲)以及卷六十五朱熹所注《尚書》之《堯典》、《舜典》(大約寫成于1198年,朱熹68歲)都包含有豐富的天文學觀點。《北辰辨》是朱熹專門討論天球北極星座的論文;在所注的《堯典》中,朱熹討論了當時天文學的歲差、置閏法等概念;在所注《舜典》中討論了早期的渾天說、渾天儀的結構,并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渾天儀結構。

      這一時期朱熹所編《楚辭集注》(成書于1195年,朱熹65歲)之《天問》中也有一些注釋反映了他在天文學方面的研究和造詣。

      二.

      天文學的成就

      就朱熹研究天文學的方法而言,其最根本的研究方法是[xv]:

      其一,細心觀察各種天文現象。朱熹是重視親身觀察、善于觀察的人。他經常運用儀器觀察天文現象;并運用觀察所得驗證、反駁或提出各種見解。

      其二,用“氣”、“陰陽”等抽象概念解釋天文現象。朱熹所采用的這一方法與中國古代科學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

      其三,運用推類獲取新知。朱熹經常運用“以類而推”的方法,用已知的東西、直觀的東西,對天文現象進行類推解釋。

      其四,闡發前人的天文學研究成果。朱熹研讀過包括沈括《夢溪筆談》在內的大量科學論著,對前人的天文學觀點均予以評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從現代科學的角度看,朱熹的天文學研究方法,固然有其不足之處,這主要是由于古代科學所處的階段而導致的。在古代科學的范疇中,朱熹的天文學研究方法應當屬于合理。更為重要的是,朱熹運用這些方法在天文學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朱熹在天文學方面的科學成就主要反映在他最后十年里有關的言論中。概括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提出了以“氣”為起點的宇宙演化學說。朱熹曾經說:“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個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里面無處出,便結成個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xvi]這里描繪了一幅宇宙演化途徑的圖景。

      在朱熹看來,宇宙的初始是由陰陽之氣構成的氣團。陰陽之氣的氣團作旋轉運動;由于內部相互磨擦發生分化;其中“清剛者為天,重濁者為地”[xvii],重濁之氣聚合為“渣滓”,為地,清剛之氣則在地的周圍形成天和日月星辰。朱熹還明確說:“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腳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時凝了。初間極軟,后來方凝得硬。……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輕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xviii]他根據直觀的經驗推斷認為,大地是在水的作用下通過沉積而形成的,日月星辰是由火而形成的。

      將宇宙的初始看作是運動的氣,這一思想與近代天文學關于太陽系起源的星云說有某些相似之處。1755年,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了太陽系起源的星云說;1796年,法國天文學家拉普拉斯也獨立地提出星云說。星云說認為,太陽系內的所有天體都是由同一團原始星云形成的。然而,在他們500多年之前,朱熹就提出了類似之說;盡管尚缺乏科學依據和定量的推算,但其通過思辯而獲得的結果則是超前的。

      對此,英國科學史家梅森在其《自然科學史》一書中予以記述:“宋朝最出名的新儒家是朱熹。他認為,在太初,宇宙只是在運動中的一團渾沌的物質。這種運動是漩渦的運動,而由于這種運動,重濁物質與清剛物質就分離開來,重濁者趨向宇宙大旋渦的中心而成為地,清剛者則居于上而成為天。……”[xix]

      第二,提出了地以“氣”懸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結構學說。朱熹贊同早期的渾天說,但作了重大的修改和發展。早期的渾天說認為:“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于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xx]但是,當天半繞地下時,日月星辰如何從水中通過?這是困擾古代天文學家的一大難題。朱熹不贊同地載水而浮的說法,他說:“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搉在中間,隤然不動。”[xxi]這就是說,地以“氣”懸空在宇宙之中。

      至于地如何以“氣”懸空在宇宙中央,朱熹說:“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搉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渣滓在中間。”[xxii]又說:“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于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xxiii]朱熹認為,宇宙中“氣”的旋轉使得地能夠懸空于宇宙中央。朱熹的解釋克服了以往天文學家關于宇宙結構學說的弱點,把傳統的渾天說發展到了一個新水平。[xxiv]

      關于地之外的天,朱熹說:“天之形,……亦無形質。……天體,而實非有體也。”[xxv]“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xxvi]又說:“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xxvii]這顯然是吸取了傳統宣夜說所謂“天了無質,……日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無止,皆須氣也”[xxviii]的思想。

      第三,提出了天有九重和天體運行軌道的思想。朱熹認為,屈原《天問》的“圜則九重”就是指“九天”,指天有九重。事實上,在朱熹之前,關于“九天”的說法可見《呂氏春秋·有始覽》: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顥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后來的《淮南子·天文訓》等也有類似的說法;直到北宋末年洪興祖撰《楚辭補注》,其中《天文章句》對“九天”的解釋是:東方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顯然,這些解釋都不包括天有九重的思想。

      朱熹則明確地提出天有九重的觀點,并且還說“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于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涯矣”[xxix];同時,朱熹贊同張載所謂“日月五星順天左旋”的說法。他進一步解釋說:“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于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xxx]《朱子語類》卷二朱熹的門人在闡釋所謂“天左旋,日月亦左旋”時說:“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朱熹贊同此說。[xxxi]

      對此,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說:“這位哲學家曾談到‘大輪’和‘小輪’,也就是日、月的小‘軌道’以及行星和恒星的大‘軌道’。特別有趣的是,他已經認識到,‘逆行’不過是由于天體相對速度不同而產生的一種視現象。”[xxxii]因此李約瑟認為,不能匆忙假定中國天文學家從未理解行星的運動軌道。

      在天文學研究中,朱熹除了提出以上新見外,還對沈括有關天文學的觀點做過詳細的闡述。例如:沈括曾說:“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才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涂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xxxiii]朱熹贊同此說,并接著說:“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xxxiv]他還說:“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xxxv]

      三.

      對后世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大致包括宇宙結構理論和歷法兩大主要部分,尤以歷法最為突出。宇宙結構理論自漢代形成蓋天說、渾天說和宣夜說之后,也經歷了不斷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占主導地位的渾天說不斷吸取各家學說之長而逐步得到完善。

      朱熹的天文學研究側重于對宇宙結構理論的研究。他通過自己的天文觀測和科學研究,以渾天說為主干,吸取了蓋天說和宣夜說的某些觀點,提出了較以往更加完善的宇宙結構理論,把古代的渾天說推到一個新的階段,這應當是朱熹對于古代天文學發展的一大貢獻。

      但是,由于朱熹的天文學研究只是專注于宇宙的結構,對于當時在天文觀測和歷法方面的研究進展關注不夠,在這些方面的研究稍顯不足。因此,他的宇宙結構理論在某些具體的細節方面,尤其是定量方面,尚有一些不足之處,有些見解和解釋是欠妥當的。

      然而,他畢竟對宇宙結構等天文學問題作了純科學意義上的研究,代表了宋代以至后來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古代天文學在宇宙結構理論研究方面的水平。而且,朱熹的宇宙結構理論在后來直至清代一直受到了不少學者的重視和引述。

      朱熹之后宋末的重要學者王應麟(1223—1296年,字伯厚,號深寧居士)撰《六經天文編》六卷,記述了儒家經典中大量有關天文學方面的重要論述,《四庫全書·六經天文編》“提要”說:“是編裒六經之言天文者,以易、書、詩所載為上卷,周禮、禮記、春秋所載為下卷。”該著作也記述了朱熹的許多有關天文學方面的論述。

      元代之后科舉考試以“四書五經”為官定教科書。其中《尚書》以蔡沈的《書集傳》為主。蔡沈(1167—1230年,字仲默,號九峰)曾隨其父蔡元定從學于朱熹。他的《書集傳》是承朱熹之命而作,其中包含了朱熹所注《尚書》之《堯典》、《舜典》等內容,涉及不少有關天文學方面的論述。另有元代學者史伯璿(生卒不詳)著《管窺外篇》;《四庫全書·管窺外篇》“提要”說:該書中“于天文、歷學、地理、田制言之頗詳,多能有所闡發。”在論及天文學時,該書對朱熹的言論多有引述,并認為“天以極健至勁之氣運乎外,而束水與地于其中”。這與朱熹的宇宙結構理論是一致的。

      明初的胡廣等纂修《性理大全》,其中輯錄了大量朱熹有關天文學的論述。明末清初的天文學家游藝(生卒不詳,字子六,號岱峰)融中西天文學于一體,撰天文學著作《天經或問》,后被收入《四庫全書》,并流傳于日本。該書在回答地球何以“能浮空而不墜”時說:“天虛晝夜運旋于外,地實確然不動于中……天裹著地,運旋之氣升降不息,四面緊塞不容展側,地不得不凝于中以自守也。”這里吸取了朱熹關于氣的旋轉支撐地球懸于空中的宇宙結構理論;在解釋地震的原因時,該書又明確運用了朱熹的這一觀點,說:“地本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束于元氣旋轉之中,故兀然浮空而不墜為極重亙中心以鎮定也。”在論及日月五星的運行方向和速度時,該書說道:“日月之行,宋儒言之甚詳”,并且還直接引述朱熹關于五星運行方向和速度的觀點予以說明。

      清代著名學者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晉卿,號榕村)曾奉命主編《朱子大全》,其中“卷四十九理氣一”有“總論、太極、天地、陰陽、時令”,“卷五十理氣二”有“天文、天度、地理、雷電、風雨雪雹霜露”,收錄了朱熹有關天文學的不少論述。李光地所著的《歷象本要》引述了朱熹所謂“地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天包乎地”以及“天有九重”等,用以說明朱熹的天文學思想中包含了西方天文學有關宇宙結構的知識[xxxvi]。他在所撰的《理氣》篇說:“朱子言天,天不宜以恒星為體,當立有定之度數記之。天乃動物,仍當于天外立一太虛不動之天以測之,此說即今西歷之宗動天也。其言九層之天。近人者最和暖故能生人物。遠得一層,運轉得較緊似一層。至第九層則緊不可言。與今西歷所云九層一一吻合。”[xxxvii]他的《御定星歷考原》六卷,也引述了朱熹有關宇宙結構的言論,并且認為,朱熹所說的“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就是指“天渾圓地亦渾圓”,而與西方天文學的宇宙結構理論相一致。

      李光地與被譽為清初“歷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1633—1721年,字定九,號勿庵)[xxxviii]交往甚密,并且對當時的西方科學都持“西學中源”說。梅文鼎在所著《歷學疑問》中多處引用朱熹有關宇宙結構的言論。該書認為,朱熹已經具有西方天文學所謂“動天之外有靜天”、“天有重數”和“以輪載日月”的觀點,并且說:“朱子以輪載日月之喻,兼可施諸黃、赤,與西說之言層次者實相通貫。”[xxxix]

      除此之外,清代還有黃鼎(生卒不詳)的《天文大成管窺輯要》八十卷,其中也包括朱熹有關天文學的不少論述。

      朱熹是古代的大哲學家,代表了中國古代哲學發展的一座高峰。也許正是這個原因,他在天文學上所取得的成就一直沒有能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但是,這并不能否認他在天文學上確實做出過卓越的貢獻,他的宇宙結構理論對后世產生過重大的影響,他是歷史上重要的天文學家。的確,作為宋學集大成者的朱熹是“一位被遺忘的天文學家”,一位不該被遺忘的天文學家。

      轉貼于 注釋:

      1.〔日〕山田慶児:《朱子の自然學》,東京 : 巖波書店, 1978。

      2.〔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第九十四。

      3.《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四。

      4.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答林擇之》,《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卷四十三。

      6.《答蔡季通》,《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續集卷二。

      7.《答呂子約》,《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

      8.胡道靜:《朱子對沈括科學學說的鉆研與發展》,《朱熹與中國文化》,學林出版社1989年版。

      9.《答蔡季通》,《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

      10.《答蔡伯靜》,《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續集卷三。

      11.《答廖子晦》,《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

      12.《答蔡季通》,《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續集卷二。

      13.26.27.30.31.35.《朱子語類》,卷第二。

      14.《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三。

      15.樂愛國、高令印《朱熹格物致知論的科學精神及其歷史作用》,《廈門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

      16.17.18.21.22.《朱子語類》,卷第一。

      19.〔英〕梅森:《自然科學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頁。

      20.28.《晉書·天文志上》。

      23.25.29.朱熹:《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頁。

      24.杜石然等:《中國科學技術史稿》(下),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頁。

      32.〔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天學》,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547頁。

      33.〔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七《象數一》。

      34.朱熹:《楚辭集注》,第53頁。

      36.樂愛國:《李光地的中西科技觀述評》,《李光地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37.〔清〕李光地:《榕村語錄》卷二十六《理氣》。

      天文歷法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題目名稱:水族數學文化初探

      一、選題背景及研究意義(選題背景應對該選題的國內外研究現狀進行綜述,研究意義應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進行闡述。要求字數在800字左右)

      水族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民族,總人口40萬左右,主要居住于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三都水族自治縣和荔波、都勻、獨山,以及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凱里、黎平、榕江、從江等縣市,少數散居于廣西壯族自治區西部,云南富源、彝良等縣也略有分布。在我國少數民族中,水族是為數不多既有自己的民族語言,又有自己的文字、歷法的民族。水書中關于數學概念的記載較少,與沒有文字的民族數學文化差不多;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水族有其瑰麗多彩的民族文化與民族風情,有獨具特色的水族民歌與民間習俗,也有美麗動人的故事傳說等。水族先民在長期的生產與生活實踐中,用自己的勤勞努力和智慧創造出不少屬于水族特有的文化,承載著水族文化的水書、水族端節、水族馬尾繡在2006年入選了首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在水族生活中有許多與數學有關的記數、運算法則、幾何概念上和在生活用品及生產工具中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表現出來,當中蘊含著豐富的數學知識,其主要表現在水族人們的建筑、服飾、繪畫、竹編、石雕、銀飾、天文歷法、節日活動等方面;使之成為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現象,這些特征體現了本民族的數學文化在人們的生活生產中逐步形成并得以發展。

      當前我國對少數民族數學文化的研究已有20多年的歷史,研究者從不同的民族的生產實踐出發挖掘出各個不同民族的數學文化,得出了不少的成果。例如在維吾爾族、藏族、蒙古族、侗族、苗族等的數學研究都有一定的成就,為少數民族地區的數學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教本案例。依據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精神,貴州省先后了《貴州省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條例》、《省教育廳、省民宗委關于我省各級各類學校開展民族民間文化教育的實施意見》等文件,明確了各有關單位要重視民族文化教育工作,要求有關學校要開展民族文化進校園活動。但是在實際工作中,這兩個文件并未在貴州省水族地區得到普遍貫徹落實,水族文化進校園、進課堂等措施在水族地區沒有被完全實施。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是認識不到位,二是沒有相應的研究成果作為理論基礎對實際操作進行指導;在上世紀80年代,貴州師范大學在呂傳漢教授與張洪林教授的帶領下對三都水族的跨文化教育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得出了不少成果,但在水族數學文化的研究,目前還是一個空白,故對這方面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對水族數學文化的研究,不僅有助于繼承與發揚本民族優良傳統文化,對水族歷史和完善水族的文化理論資料體系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有助于中國傳統數學文化的開發,也有助于改進地方性少數民族數學教學,為少數民族數學教育提供很好的教學資源,讓人們感受到民族數學的魅力,使我們的數學教育變得更加豐富多彩。

      二、主要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及擬解決的關鍵問題

      (一)研究內容

      主要通過對貴州省三都水族自治縣境內的水族人民在日常生產與生活實踐中所反映出與數學有關的活動進行實地考察和研究,走訪民間的老人學者,拍攝一些圖片與收集有關資料,挖掘其內在的數學知識,以此來開發水族自己的數學文化。發現在水族的建筑、服飾、石雕、竹編、銀飾、天文歷法等方面,以及日常生活中在記數、運算法則、幾何概念上,都蘊含大量的代數與幾何知識,以此來發掘水族人民的數學文化精髓,為水族的數學文化教育提供幫助,為開發少數民族地方性課程提供資源,也為繼承與發揚水族文化提供幫助等。

      (二)研究方法

      通過田野調查,了解水族生活中涉及到的數學計算、幾何圖形以及建筑上所用到的數學知識。根據本人是水族出生,從小就受到水族文化的影響,利用自身條件對數感、空間觀念、思維方式等方面的理解,類比凱里學院羅永超、肖紹菊、張和平等對侗苗族數學文化的研究手法進行研究。

      (三)解決問題的關鍵

      在水族生活文化現象中,如何用數學的眼光看待水族生活中的數學文化;如何把形象的物體轉化為抽象的數學知識。

      三、完成畢業論文所必需具備的工作條件及解決的辦法

      (一)工作條件

      1.專業的代數學知識和比較牢固的數學基礎,有做科學研究的素養和能力,以及認真的工作態度。

      2.對水族地區、民族的傳統文化特征的了解,會用于交流的水族民族語言。

      3.便利的網絡和圖書資源,和豐富的下載平臺。

      (二)解決辦法

      1.走進水族民間,進行實地考察、收集資料。

      2.學校的環境提供了便利的網絡圖書資源和豐富的下載平臺。

      3.本人是出生于貴州省三都縣境內的水族山村里,是土生土長的水族后代,能用于交際的水族民族語言及對自己民族傳統文化的了解。

      四、工作的主要計劃、進度與時間安排

      第一階段20xx.07—20xx.9實地調查,收集資料并形成初稿。

      第二階段20xx.09—20xx.10對初稿仔細查閱和反復修改。

      第三階段20xx.11—20xx.12對論文進行后期完善。

      第四階段20xx.01—20xx.4形成論文并進行答辯。

      五、論文寫作提綱(要求至少到二級標題)

         0.引言

      1水族文化中的數學元素

      1.1基數、序數及其運算

      1.2度量運算

      1.3數字習俗

      2水族干欄式建筑的數學文化

      3水族服飾中的數學文化

      3.1服飾中的幾何知識

      3.2代數在服飾中的體現

      4水族其他生活用品中的數學知識

      5結束語

      6參考文獻

      六、參考文獻目錄(參考文獻量不少于15部/篇,近五年的文獻量不少于8部/篇)

      [1]張文材,凌鴻春,陳信傳,段應全.水族數學史研究[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1995(2).

      [2]岑燕斌,李子國.水族數學史初探(續)[J].黔南師專學報(哲社版),1994(1).

      [3]韋程劍.貴州三都水族干欄式建筑民居及建筑文化的思考[J].貴州民族學院學報,2009(4).

      [4]楊先模.水族民間工藝美術試析[J].貴州民族研究(季刊),1998(3).

      [5]胡萍.水族服飾中的吉祥文化[J].貴州師范學院學報,2002(5).

      [6]劉世彬.水族背帶的文化內涵[J].貴州民族學院學報,2005(1).

      [7]潘淘潔.水族刺繡中蘊含的古文信息[J].貴州民族學院學報,2012(1).

      [8]羅永超,張和平,肖邵菊,肖鈴.苗侗數學文化與數學情境教學[M].民族出版社,2012,5.

      [9]肖邵菊.苗族服飾的數學因素挖掘及其數學美[J].貴州民族研究,2008(6).

      [10]羅永超.鼓樓人類文明“童年時代”數學文化結晶[J].數學通報,2007,46(11).

      [11]肖紹菊.少數民族數學教育研究概述[J].凱里學院學報.2010,28(3).

      [12]黃勝.水族文化傳承的學校教育策略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09(1).

      [13]代世螢,張振江.雙星水族的建房習俗初探[J].民俗研究,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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