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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廣兵 劉偉京 李小路 徐明 單位:江蘇省環境科學研究院
工業生產的水資源消耗和污水排放對生態環境造成較大壓力,工業經濟仍未擺脫“高污染、高消耗”的發展模式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金屬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和紡織業等傳統的高污染、高消耗行業產值分別排在第4,5,6,7位,4個行業工業產值占一級保護區工業總產值的25.0%。一級保護區內產值最高的前100個企業中,37%屬于高污染、高消耗行業。一級保護區內有紡織企業637家,占企業總數的6.5%,但紡織行業COD排放量居各行業之首,占排放總量的37.21%。無錫市區、宜興市和吳江市主要工業污染源均為紡織業,紡織業COD排放量分別占各地工業排放總量的29.5%,54.7%和83.1%。一級保護區工業經濟還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高污染、高消耗的發展模式。(3)外來人口多,人口密度大一級保護區人口為207.7萬人,陸域范圍平均人口密度約為1600人/km2,是江蘇省平均人口密度(748人/km2,2008年)的2.14倍。一級保護區內有6個工業園區,產業定位包含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區域人口的聚集,外來人口占一級保護區人口總數的33.6%。其中吳江市外來人口比重最大,達到45.1%,其次是無錫市區,外來人口占39.0%,2地區外來人口所占比重均在一級保護區平均水平以上,一級保護區人口及外來人口分布見圖1。外來人口的大量聚集雖然推動了經濟快速發展,但給環境造成了一定的壓力。污染物排放強度大根據統計,太湖一級保護區COD排放量為17816t/a、氨氮排放量為1781t/a、總磷排放量為346t/a、總氮排放量為3424t/a。一級保護區面積占整個太湖流域的3.7%,COD、氨氮、總氮、總磷排放量分別占流域總量的3.1%,2.8%,3.5%,6.0%。一級保護區工業用水66.58萬t/km2(江蘇省為3.44萬t/km2),工業廢水排放量3.13萬t/km2(江蘇省為2.53萬t/km2),生活污水排放量6.62萬t/km2(江蘇省為2.71萬t/km2)。可見,一級保護區污染物排放水平接近太湖流域整體水平,總磷排放強度甚至超過了整個流域;用水及排水強度已超過全省平均水平,污染物的高強度排放和水資源的高消耗對太湖生態環境產生直接影響。
嚴格控制建設用地規模嚴格控制居民點工礦用地規模,一級保護區內凡新建工業企業(項目)必須進入通過環境影響評價的開發區,改、擴建項目必須符合國家和省地方政策法規且在經過有權部門的嚴格審批后方可施行。一級保護區內的開發區數量及規模維持現狀水平,近5年不再批準新建和擴區的開發區。新建居民點必須在城鎮總體規劃區內,近5年一級保護區內城鎮規劃區維持現狀水平,不再批準新建和擴區的城鎮總體規劃[5]。調整工業結構(1)清理整頓重污染企業一級保護區范圍內嚴禁新建、改(擴)建包括紡織染整、化工、電鍍、造紙、鋼鐵和食品(啤酒、味精)等重污染行業的項目。對區域內164家六大重污染行業企業實施提標改造,按照清潔生產二級標準重新核發排污許可證,達不到排污許可證要求的一律依法關閉。區域內尚沒有接管的重污染企業必須接管。按照《關于切實做好企業搬遷過程中環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環辦(2004)47號)要求,對產生危險廢物的搬遷單位必須按照要求制定土壤功能修復實施方案。(2)提高產業集約化水平,鼓勵發展第三產業發揮高新技術產業集聚能力,積極發展電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術產業,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采取關停、轉移、轉型和轉化等方式,通過政府引導、市場運作、依法推進的工作機制,堅決限制和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危險、低效益的企業、生產工藝和產品,提高整個區域產業資源的集約化程度[6-7]。大力發展“低消耗、低排放、高科技、高產出”產業,加快形成節約、環保、高效的產業體系。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加快產業結構向“三、二、一”的轉變,加快形成區域內服務內容豐富、服務對象配套、服務功能協調的現代服務業體系。制定行業規劃和完善市場機制,促進以生活服務為主體的傳統第三產業改造、提升、轉型,大力發展以現代物流、金融服務、生態旅游、科技服務、信息服務、咨詢服務、國際服務外包等為重點的生產業,逐步形成一級保護區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的發展新格局,創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新模式。優化城鄉布局,調整人口結構(1)限制勞動密集型產業,控制外來人口增長限制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對處于低端的高消耗、高污染勞動密集型企業進行科技改造,提高技術含量,淘汰舊產品,培訓提高工人技能,盡可能地減少用工人員。(2)限制一級保護區內城鎮規模優化太湖一級保護區城鄉布局,發展緊湊型都市圈,科學合理地限制城鎮用地規模,不得擴大城市規劃區范圍,城市規劃區以外不得新建住宅小區,嚴格控制建設用地面積。
通過對太湖一級保護區進行調研,得到了以下的結論。(1)一級保護區土地開發強度為17.2%,已超過蘇中蘇北地區,并直逼蘇州市開發平均水平,高強度的土地開發必將帶來高強度的污染物排放。今后一段時間內必須限制城鎮發展規模,并嚴格控制居民點工礦用地規模。(2)一級保護區產業積聚度高,企業密度是江蘇省企業密度的4.2倍,且未擺脫高污染、高消耗的發展模式。必須加快工業結構調整,清理整頓重污染企業,提高產業集約化水平,鼓勵發展第三產業。(3)一級保護區人口密度大,是江蘇省平均人口密度的2.14倍;外來人口多,占總人口的比例達33.6%,加劇了一級保護區的環境壓力。必須限制勞動密集型產業,并控制外來人口增長。
[關鍵詞]周秦時期 生態倫理文化 生態治理 生態文明
周秦時期又稱為先秦時期,在學者們的描述中,它大致可包括有文字考證記載的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為中國倫理文化奠定了基本的學術品格和價值態度。盡管那個時代人們的生態倫理觀念已難以尋覓,但是這一時期所留下的傳世文獻中依然映襯出當時人們對待生態的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在能夠反映這一時期人們道德生活的文獻資料以及后來學者對這些文獻所做的各類注解,特別是已經出土并考釋了的甲骨卜辭、青銅器銘文、各類帛書、竹書所記述的周秦時期的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中,我們就會發現這些寶貴遺產為我們考證當時的生態倫理文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文化資料。
一、周秦時期的生態治理思想和政令法律
周秦時期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和歷史條件以及當時頻繁發生的各種自然災害使當時統治者在生態治理上形成了特有的治理文化和方式。
(一)“因”的生態治理思維方式
周秦時期就有大禹治水的典故,典籍記載中反映了大禹治水充分發揮了水流就下的性質,充分利用了地勢的便利,形成了“因”的智慧,這種智慧是中華民族的根源性智慧。“因”的普遍性表現在:其一,它廣泛應用于各個方面,因物、因民、因禮、因地等;其二,它是一種思維方式,跨越各個學派,是各家共同的主張。基于“因”的普遍思維方式,周秦時期在生態倫理文化方面提出了以下觀點。
“因天”“因天地之道”。“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必因天地之道”(《管子》)。“天地之道”,就是天地萬物運行的總體過程和規律,《禮記》中有“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老子也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要求人遵循自然規律。
“因時”。“因時”就是順應時令的變化,是切人自然、與自然相適應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是一種“因天道”的形式。“春采生,秋采菔,夏處陰,冬處陽”(《管子》),這些都是“因時”的觀念。基于對天道運行和對動植物作用的認識,周秦時期的人們逐漸形成了“以時禁發”的時禁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有“斧斤以時人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內容,《荀子?王制》也有“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的記載,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發了“取之有度”的思想。
(二)生態保護的政令和法律
周秦時期“因”的生態治理思維方式和“以時禁發”的時禁思想,促進了當時統治者的生態保護制度的建立。無論是當時的周朝還是其后的春秋戰國,各國君主在具體的國家治理過程中,都有明確的政令法規強調要按照“天地之道”實施相應的制度性措施。在周代專門設有保護鳥獸、山林、湖澤及產物的官員,如“野虞”“山虞”“澤虞”“水虞”“林衡”“川衡”等。《禮記?月令》中明確指出“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谷不滋;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對每個月進行的保護樹木和動物的活動都做了十分詳盡的規定,并說明了違反禁令可能招致的后果。與此相近或相同的內容還出現在《呂氏春秋》《管子》《逸周書》中。根據目前我國的考古發現,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十八種》是目前已知的最早關于環境保護的法律,其中的《田律》里面列有非常詳細的保護林木的條文,這部分內容是在繼承《禮記》《逸周書》《呂氏春秋》的基礎上,根據當時的自然狀況和政治環境進一步完善的法律條文。
二、周秦時期生態倫理文化的內容和特點
周秦時期的生態環境狀況和社會政治、文化精英們生態治理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生態保護的政令和法律形成了周秦時期生態倫理文化的內容和特征。
(一)“生生”的價值取向
周秦時期生態倫理思想淵源于《周易》和《道德經》,作為中國儒家和道家兩部最早的經典,生態倫理文化的價值取向分別被表述為“生生”和“自然”,《易傳》提出“天地之大德日生”,這句話中的“天地”具有現代意義上的“自然”含義,而德是“天地”的性質,它反映了人類存在的原初狀態或本真狀態。《易傳》又說“生生之謂易”,這里的“生生”則呈現出我們現在所講的“生態”,它是宇宙過程的真實意義和深層本質,也是儒家所說的“天地之道”“天地之心”。這種“生生”的價值取向在道家那里則表述為“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世界萬事萬物的發展演變都要遵循自然規律,不能被人任意支配。
(二)“天地萬物為一體”的道德共同體
道德共同體是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在表述希臘城邦道德生活時所使用的一個概念,在他那里道德共同體是講人與希臘城邦之間的關系。而在周秦時期經典作家的表述中,這種道德共同體的范圍就已包括天地萬物在內,在《尚書》《周禮》《禮記》《逸周書》《呂氏春秋》等經典文獻中,都提倡對動植物乃至山川大河負有直接的道德義務,如“德及禽獸”“澤及草木”“禽獸草木廣裕”“恩及于土”“恩及于金石”“恩至于水”“化及鳥獸”“順物性命”等。從儒家“仁”的概念的演進來看,孔子說仁者“愛人”,孟子提出了親親、仁民、愛物的思想。鄭玄在解釋仁時說,“仁,愛人以及物”(《周禮注疏》)。這些思想使天地萬物在統一的德性范圍內給予了詮釋。
(三)“天人合一”的信仰體系和道德境界
周秦文化中存在著一種連續的文化氣質,并演變為中國倫理文化的基本品格和價值態度,其中最重要的和顯著的特點就是“天人合一”的信仰體系和道德境界,這種境界成為周秦時期生態倫理文化的核心思想和最高命題。《中庸》日:“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與天地參”就是經過長期的道德修養所要達到的境界,就是實現人的本性和天地萬物的有機統一,是一個幫助天地生生不息、化育萬物的過程。因此,“與天地參”不僅是道德實踐的過程,而且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信仰體系,最終達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馮友蘭先生所說的“天地境界”。
(四)“應時而生”的道德行為準則
“時”是周秦生態倫理文化中一個運用十分廣泛的概念,它可以表示時間的劃分,如年、季節、月份、天、每天的十二時辰等,也可以表示某個時刻的情景、場合、機會、機遇等,其生態倫理意義在于它對天地萬物自然規律的劃分是以萬物自身運行的節律為基礎的,并在此基礎上,對每個階段人應采取的活動做出了符合生態原則的規定,從而成為生態倫理文化中的道德準則。在周秦生態倫理文化中,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時”的規范要求是和天地人這個道德共同體所體現的“天人合一”的德性要求以及“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道德境界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正是在這樣的共同體中,“時”成為有德性的人應該做什么的價值指向,如在《易傳》中,節卦彖辭說,“天地節而四時成”。“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這就是說,大人的德性合于天地,光明同乎日月,行為一致于四時的順序,后于天時行動,仍能夠符合于它。《中庸》中記載孔子“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就是遵循世界,因地制宜,按照自然之“道”進行活動。也正因為此,“時”所產生的規范準則才會在《禮記?月令》中系統地呈現,并根據天地萬物的規律,對每一個月份都做出了關于保護樹木、保護禽獸的規定,形成了一種以“時”為規范的道德行為體系。
周秦生態倫理文化呈現出開創性、制度性和自覺性的基本特點,使周秦時期的生態保護思想一開始就有了對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深遠思考的價值取向和生態保護思想,它為周秦時期的生態保護與治理的政令法律提供了理論基礎。這一點引起現代生態學和環境倫理學的高度關注。現代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創始人施韋澤和羅爾斯在他們的著作中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這些都不僅反映了周秦生態倫理文化思想成熟早,而且也開創了中國古代生態倫理文化的先河。周秦之后的社會賢達們都把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對自然之道的順應、對天道和人道的一致作為倫理道德的自覺要求。
三、周秦時期生態倫理文化的影響及當代價值
周秦時期的倫理文化既是我國古代倫理文化形成的開端,又是我國倫理思想體系形成中國特色的基點。中國古代生態倫理文化發端于夏商周,系統闡發在春秋戰國,此后無論是兩漢時期的天人感應論,還是宋明清時的宋明理學中的“天地萬物為一體”的思想,都是在周秦時期生態倫理文化的自然取向、價值取向、道德取向下豐富和發展的,從而形成了中國古代生態倫理文化的思想體系和文化特點。周秦時期先哲們所思考、創造的生態倫理文化的思想、生活痕跡一直深深地影響著后世的生活態度、人際關系、價值取向和道德行為。當人類進入21世紀,當代工業社會帶來的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人類生存困境,使生態問題逐漸成為全球化進程中人們日益關注的熱點問題,工業文明所面l臨的困境使周秦時期生態倫理文化的現代價值日益彰顯,它突出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周秦生態倫理文化為后世的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一種學術傳承
現代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古代沒有生態文明的思想,其實這是對中國古代生態倫理文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在西方關于生態問題的學術傳統中由于主客二分,他們往往把人與自然看成是兩個截然分立的實體,因而是用環境倫理來整合人與自然關系的話語體系。而今天中國政府所倡導的生態文明的理念是在繼承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國情所提出的一種國家治理理念,這種治理理念需要一種學術傳統的支撐,而周秦生態倫理文化是這種學術傳統的奠基者。中國傳統生態倫理文化中的“天人一體”道德境界和“萬物一體”的生態理念以及“應時而生”的道德原則,為中國傳統生態倫理文化創建了一種生態倫理的學術體系,它把“天、地、人”作為整個學術體系中的相互聯系共存的支撐點,使“天地萬物為一體”,自然不是人的一個現成的、完成了的外在的他者,而是相互聯系、發展和共存著的我者,“天地”“生生不息”,人性“日生日成”。《周易》六十四卦最后一卦是“未濟”大有深意,它說明自然和人都是在形成中生成的,二者相聯系的本質是人因其有意識和能動性,而在對自然的深入理解和主動順應中幫助自然發展,從而實現人自身的發展與完善。這種幫助自然與發展自身的統一,《中庸》說為“與天地參”,張載說“為天地立命”,王夫之說為“延天佑人”,都是有著深刻意味的。周秦生態倫理文化中“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生態思想和生存智慧,促使中華文明在此后的發展中形成了崇尚自然的文化傳統,至今仍閃爍著啟示生態文明發展的思想光芒。
(二)周秦生態倫理文化為解決全球生態危機提供了一種生存智慧
生態倫理文化是一種解決生態危機的生存智慧,它來自于人類的宇宙經驗。人類全球生態危機的一個重要的思想誤區是對世界的認識,當人類把世界看作人之外之物,把天地萬物看作一種上帝的恩賜和人類特有的享受之物,那么人與世界的關系就處于一種對立之中。周秦生態倫理文化的智慧之處就在于它把人與世界的關系用“天人合一”的命題給予統一,把人生的意義與世界的意義、與地球萬物的生存意義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將世界視作一個生生不息的創生萬物的過程,天地萬物乃至人類社會的等級秩序都是在這一運化過程中產生形成的。“究天人之際”在周秦倫理文化中是中國哲學所貫之始終的主題,并且始終圍繞人生境界、人生意義進行探討。周秦時期的圣賢們保持敬畏自然的心態,始終遵循自然規律來約束自己的行為。除了老子提倡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外,荀子也提出“天行有常”,自然的發展有其自身的運行規律,要“制天命而用之”,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合理利用之。因此,遵循自然的客觀規律、順應自然萬物的發展演變成為周秦時期生態倫理文化所提出的生存之道和解決生存危機的倫理智慧。史懷哲認為,“中國倫理思想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大重要功績……對人與人之間的行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賦予了愛還要涉及生靈及萬物的內涵。這種先進性和巨大的成果還來源于中國倫理采取的正確的對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觀”,近代西方學者所要努力達到的“符合理性的理論世界觀”,“孔子及其后來者早在兩千年前就已經實現了”。
(三)周秦生態倫理文化提供了“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普適文化價值取向
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中西方探究自然社會發展規律的一個共同的主題,然而各自在學術觀點上卻形成了明顯的分野。西方學術傳統中主客二分導致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對立的,人是凌駕于自然之上的,而中國學術傳統則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統一的,難究孰高孰低。而人類所面臨的共同的生態倫理問題則要求中西方之間學術互補,尋求一種普適的文化價值取向。從周秦生態倫理文化引生發展出的中國傳統生態倫理文化,則為這種對話和整合提供了一種普適的文化價值取向,這就是“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生態理想。周秦生態倫理文化從人的地位和價值來“究天人之際”,使得天地人之間形成了統一的生態價值取向。人的價值是周秦生態倫理思想的重要方面,它體現在繼天地之德、贊天地之化育,實現“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人離開了與天地共仁的價值取向也就實現了人安身立命的生存價值。周秦生態倫理思想還體現在對人與自然物之間不同價值的認識上,一方面肯定人比自然物如草木、禽獸有更高的價值,另一方面認為這種更高的價值在于人的德性價值。儒家將人視作與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肯定人具有“財(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易傳?彖傳》),“范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易傳?系辭上》)的能力與價值,實質上是肯定人對自然運化的引導和調整作用。周秦生態倫理文化并沒有像西方近現代文化一樣,將人凌駕于自然之上,而是肯定人與天地各有自身的作用、職分,人與天地同屬于一個系統整體,強調人與天地的協同運化,將人的作用定位于輔助天地、成就萬物方面,不僅注意建立、維護社會秩序,而且注重維持自然界的和諧秩序,保護自然界萬物生命的繁榮。
(四)周秦生態倫理文化提供了處理生態關系的合理維度
在周秦生態倫理文化中,孔子首先提出仁者“愛人”,確立了仁的基本內涵。孟子提出親親、仁民、愛物,周秦生態倫理文化的這種核心思想到了漢代鄭玄那里又把仁愛的對象擴展到外物,“仁,愛人以及物”(《周禮注疏》)。宋明時期,理學家把仁從四德之一上升為“全德之名”,把《易傳》的“生生之德”“生意”作為“天地生物之心”,又作為人心之仁的內涵,使人心之德性與外部世界生生的本體統一起來,深化了“天人合一”的內涵,仁的對象由人擴展到外部世界,“恩至禽獸”“澤及草木”“恩及于土”“國主山川”等方面,由人與自然具體化為人與動物、植物、土壤、山川等命題。在周秦倫理文化中儒家所提供的思想智慧最豐富。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雍也》),對自然萬物的喜愛和觀察可以給人提供思想道德的啟示,因此,自然有道德教育的作用。除此之外,孟子基于他的性善論和四端說,認為人生來就有惻隱之心,“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梁惠王上》)。人在看到動物遭受痛苦的時候,不僅會生出不忍的同情心-而且還應該自覺履行人對動物所負有的道德義務.在狩獵的時候,“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不能趕盡殺絕。這些命題提供了處理人與生態關系的維度。與西方當代生態哲學相比,是非常獨特的,表明了中國生態倫理文化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
(五)周秦生態倫理文化提供了超越與整合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學認識思路
西方環境倫理學起步較早,但他們在初期都是在人類中心主義所提倡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框架下來探討生態環境問題的,人類中心主義曾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成為環境倫理學的主流話語。但是,隨著全球性生態環境危機的日益加劇、人與自然矛盾的日益凸顯,越來越多的環境倫理學家開始對人類中心主義產生懷疑,提出了與人類中心主義不同的非人類中心主義。非人類中心主義基于對人類中心主義能否給環境保護實踐提供充足的道德保障和理論支撐的質疑,展開了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并在此基礎上不斷豐富發展并形成了動物權利論、生物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等學說。
由于西方環境倫理學的主要思想觀點都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礎上,面對全球性的生態危機他們在哲學認識上都存在著巨大的缺陷,即他們都沒有“把自然看作與文化是互補的,而給予它應有的尊重”。而周秦優秀傳統生態倫理文化則為西方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重疊共識提供了一條超越與整合的新的認識思路。這個思路就是在“天人合一”的整體思維下的生態中心主義,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周易?說卦傳》指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周秦生態倫理文化的視野中,天、地、人三道是同一個道的不同表現形式,在這個道德共同體內,人除了對他人,對宇宙自然萬物都負有直接的道德義務。
(六)周秦生態倫理文化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新的治理理念和制度參考
1技術與成效
1.1創新種植模式促進農業增效
云和縣屬浙南山區,山多地小,造成本區域具有明顯的垂直性氣候差異,山區氣候特征明顯,形成了光、熱、水、氣不同的生態環境特點,為創新種植模式提供了生態環境條件。按照創新模式、產業循環發展的要求,推廣輪作、間作、套作等農作技術和農牧結合、糧經結合等農作模式,研究示范推廣了稻-魚﹙鴨﹚、耳﹙菌﹚-稻、稻田養鴨、稻田養螺(甲魚)、稻藥輪作、果藥套種等多種農作制度,年均推廣耳-稻輪作面積150hm2,稻田養魚230hm2,取得顯著的經濟、社會、生態效益。其中耳-稻輪作栽培模式、浙貝-水稻模式分別獲麗水市十佳和十佳優秀農作制度新模式。
1.2推廣測土配方施肥和農藥減量控害增效技術
根據減少農業投入品減輕農業污染的要求,實行農藥化肥減量增效和清潔化生產,積極推廣測土配方施肥和農藥減量控害增效技術,規范農業生產和使用農業投入品。云和縣年均實施測土配方施肥技術5340hm2,占全縣農作物播種面積7314hm2的73%。推廣農藥減量控害增效技術和水稻統防統治面積1600hm2,通過推廣應用生物、低毒、低殘留農藥,2013年化學農藥單位面積使用量較常規減少20%左右,病蟲危害損失率下降5%以下。據調查,水稻統防統治實施區全年平均用藥防治3次,667m2農藥用藥量(有效成分)為258g,常規區全年平均防治5次,農藥用藥量為319g;水稻統防區平均節約工資84.1元;統防統治區平均667m2水稻產量497kg,比常規區增產9%;水稻統防統治實施區比常規區667m2節本增效124.5元。
1.3提高農產品質量積極“三品一標”認證
按照質量安全、環境生態的要求,實行農產品安全、綠色生產。以提升品牌公信力為主題,圍繞強化質量安全監管,加強“三品”(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農產品)企業生產管理、產品認證和證后監管開展工作,實行“三品一標”(一標指農產品地理標志)認證。2013年,云和縣通過無公害生產基地認證(整體認證)1160hm2,通過“三品”認證的農產品5個,其中無公害農產品4個、有機食品1個。開展“三上墻、兩規范”,即安全責任制度、內檢員責任制度、質量安全承諾書要上墻,生產記錄、農資管理要規范。
1.4做好畜禽糞便處理促進畜禽清潔養殖
為進一步加強畜禽養殖污染整治,加快推進“五水共治”,不斷優化生態環境,根據云和縣委《關于全面實施“河長制”進一步加強水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的實施意見》要求,編制了《云和縣生態畜牧業發展規劃》,調整了云和縣畜禽養殖禁養區和限養區,出臺《云和縣畜禽養殖污染整治工作方案》,按照畜禽養殖“減量化、規模化、生態化、無害化”的原則,對全縣范圍內的所有畜禽養殖場進行整治。通過建設沼氣池或格柵式厭氧沉淀池,利用農田、園地、林地等就地和異地消納畜禽排泄物等措施,使沼液和污水進入氧化塘,畜禽養殖場達到了雨污分流、干糞收集、固液分離等生產工藝標準。逐步實現養殖場排泄物達標排放。
1.5推進農村沼氣建設和沼液(渣)綜合利用
近年來,云和縣積極推廣農村沼氣建設,把農村沼氣項目與“千萬工程”、村莊整治工程、農村污水治理等緊密結合,實現了項目資金效益最大化,以“一池三改”(沼氣池建設與改造圈舍、改造廁所、改造廚房同步設計、同步施工)的模式推進農村沼氣建設。到2013年底,全縣共建沼氣2543戶,服務網點31個。年處理養殖污水15.3萬t,年產沼氣100萬m3,年提供沼渣沼液肥2.5萬t。通過引導和扶持養殖戶走向養殖-沼氣-種植為主要模式的生態農業循環經濟發展道路,沼渣沼液綜合利用率達到80%以上,為保護農村生態環境,節能減排,清潔生產,增加農民收入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顯著成效。
1.6實施生態循環農業項目促進生態農業發展
為進一歩促進生態農業發展,推動農業生產規模化、產業標準化和經濟生態化。農業部門積極爭取生態循環農業項目,2012-2013年向浙江省農業、財政廳爭取生態循環農業項目11項,爭取項目資金280萬元,2014年儲備生態循環項目5項。通過項目實施,提高了云和縣畜禽排泄物、作物秸稈、食用菌廢菌棒等農業廢棄物綜合利用率,規模畜禽養殖場排泄物綜合利用0.7萬t,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2.56萬t。
2工作措施
2.1加強組織領導
云和縣農業部門成立農業水環境污染治理領導小組,農業局領導任組長,各科室負責人為成員,加強對縣農業面源污染整治工作的領導。以農業生態能源辦公室為主,成立農業治水辦公室,農作站、質監、畜牧等相關專業的技術骨干為成員,負責規劃、指導全縣農業治水各項工作。
2.2制定方案整治農業水污染
根據浙江省農業系統水環境治理工作視頻會議精神及云和縣水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實施方案,結合云和農業發展實際,制定云和縣農業水環境治理實施方案,明確今后一段時期農業治水目標、任務及措施,有計劃地開展農業水環境治理。
2.3政策激勵積極推進農業水環境治理
2007年以來,云和縣出臺的云和縣糧食生產意見,明確對水稻開展統防統治給予600元·hm-2補貼,對全年統防統治33.3hm2以上的合作組織財政再給予150元·hm-2的獎勵,有力地推進了統防統治工作和農藥減量控害技術的應用。云和縣政府出臺了《云和縣農業產業水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實施方案》《關于全面實施“河長制”進一步加強水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的實施意見》《云和縣畜禽養殖污染整治工作》等政策措施,有力地推進了水環境保護和治理,通過畜禽養殖污染整治,使畜禽養殖逐步達到水污分流、干糞收集、固液分離等工藝標準。
2.4加大宣傳力度,發揮基地的示范帶動作用
認真總結和宣傳發展生態循環農業的好做法、經驗和好模式,以生態循環項目建設為契機,充分發揮生態循環示范項目輻射帶動作用,以點帶面推動生態循環農業的健康發展。
3問題與討論
[關鍵詞]價值觀 穩態 精神穩態 干預 大學生 心理健康
[作者簡介]胡維平(1966- ),女,湖北荊州人,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廣告系,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廣告理論與實踐、價值觀與消費行為。(上海 200434)
[課題項目]本文系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項目“基于價值觀的上海大學生精神穩態系統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項目編號:B09022)
[中圖分類號]G4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2)33-0087-02
健康的心理是合格人才必不可少的要素。在價值觀多元化、復雜化和社會競爭激烈化的背景下,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日益突出,已經成為大學培養合格人才過程中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作為培養現代化人才的主要機構,大學教育者和管理部門理應洞察當代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主要根源,實事求是地制定和實施促進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基本政策和策略。
一、穩態與健康
“穩態”(homeostasis)又稱為“內環境穩定”“自穩態”“內穩態”,起初是生理學和醫學中的一個概念。伯爾納在研究有機體的體液的生理特性和病理改變的過程中發現,由體內循環的體液組成的內環境具有維持自身穩定的機制。后來他又進一步指出,“內環境的穩定是自由和獨立生活的首要條件”,“所有的生命機制,盡管多種多樣,只有一個目標,就是保持內環境中生活條件的穩定”。坎農于1926年正式提出用“穩態”一詞來表達內環境及其穩定的維持,并于1932年再次以辯證判斷的形式揭示了穩態概念的含義:“穩態概念指的是一種狀態,一種可變的但又是相對恒定的狀態。”
控制論創始人維納與羅森勃魯思等通過合作研究發現,負反饋機制是穩態得以保持的基本要素,“一切有目的的行為都可以看做需要負反饋的行為”,從而深化了人們對穩態的認識。他們指出,一個系統之所以有受到干擾后迅速排除偏差并恢復恒定的能力,關鍵在于以下三個條件:一是必須有一種裝置來測量受干擾的變量和維持有機體生存所必需的恒值(控制目標)之間的差別;二是目標差的信息本身和這種信息的準確傳遞;三是負反饋調節機制的作用下效應器做出反應,使整體達到調節的目的。因此,生理學意義上的穩態是指生命機體通過負反饋調節機制來應對外界環境的變化以維持內環境的穩定的一種狀態。
健康的核心問題在于穩態的保持狀態。生理上的內穩態的維持是身體健康的標志,即當個體在生理上保持平衡狀態時,身體才是健康的。中醫把人體健康看成是人體陰陽最優協調的綜合表現,這種協調就是非平衡穩態。這里的“非平衡”是“動態”的意思。穩態并不是一種停滯和固定不變的狀態,而是一種易變的但又相對穩定的狀態,即在運動中求得穩態。例如,無論饑餓或大量攝取糖時,人體通過各種激素分泌水平的適應性變化,對于劇烈變化的血糖發揮撥亂反正的作用,成為穩態,血糖濃度調整在每百毫升血液80~120毫克。如果血糖變化過于劇烈,超出適量調整的能力范圍,人體就會出現疾病。人體疾病的治療和康復過程,本質上是穩態的恢復或重建過程。
人的精神、心理是一種能通過自動調整機制維持自身大部分穩定狀態的動態開放系統。當外界環境發生變化從而對人的心理狀態進行干擾時,人的精神穩態系統會通過自身的負反饋機制對自身的認知和情緒等進行調節,以使精神系統維持在相對穩定的范圍。心理調節通過自身的負反饋機制來實現,由于精神穩態系統具有開放性,因而個體的心理調節過程可以在他人的干預和引導下進行。
心理健康是一種以較高的主客觀認知水準、樂觀而穩定的情緒為核心的健全心理狀態或人格。一個心理健康的人具備良好的心理自我調適能力,在各種行為反應中呈現出積極而適度的表現。個體的心理自我調適是在認知調節和情緒調節的相互作用下實現的。認知過程通常是其他心理活動的基礎,它更直接地影響著人的動機和行為。就心理健康而言,認知涉及對自我、社會、人生、他人及周圍環境的正確認知程度。具體來說,要以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為基礎,對自我要有自知之明,充分了解自身的性格、氣質、長處和缺點,從而形成對社會、人生、他人及周圍環境的正確認知。情緒在心理健康中也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情緒狀態不僅會影響人的生理變化,而且還直接支配著人們對事物和他人的評價態度,尤其是日常事務的相關態度。認知和情緒兩者之間的關系也是互為制約互為影響的。很多時候,人們對外界事物給予的刺激,首先要通過認知做出相應的評價后才會產生情緒,而其具體態度往往又受著價值觀念的支配及影響。情緒同樣也會影響人的認知。當情緒處于正常良好的狀態時,人的思路會開闊,思維會敏捷,解決問題會迅速;反之,心境不佳時,人的思路會受阻,行為反應會遲鈍。當心理健康出現問題時,可以通過采取認知調節和情緒調節策略,幫助恢復或重建心理穩態。認知調節和情緒調節相互滲透、相互影響,二者共同維護個體精神系統的穩態。
二、價值觀在精神穩態系統中的作用
作為一種信念體系和個體深層次的心理建構,價值觀是一種外顯或內隱的有關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比態度更抽象、更一般,具有評價性、選擇性、規范性,是人們用來區分好壞的標準并指導行為的心理傾向系統。心理學家認為,價值觀在個體的心理傾向體系中居于核心和統帥的地位,它在需要的基礎上形成,并由此指導個體的行為。價值觀包含價值認知、價值情感和價值意志三種心理成分。在以上三種價值觀的心理成分中,價值認知居于核心地位,它構成價值觀的基本輪廓和實質內容,決定著價值觀的方向和性質,是價值情感和價值意志的基礎。另一方面,價值情感和價值意志反作用于價值認知,對價值認知起著制約和調節作用。
價值認知對精神穩態和心理健康具有并決定性的影響。在個體的精神穩態系統中,當價值觀的變化處在一定的范圍內時,個體的心理健康不會出現問題。但是,當價值觀的變化超過一定的限度,精神穩態就會受到某種程度的破壞,心理問題就會產生。價值觀對精神穩態和心理健康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價值認知產生的。
首先,價值觀認知思維模式出現偏差就會影響到心理健康。心理困難和障礙的根源往往來自于異常或歪曲的思維方式,這可以分為以下三種情況:第一種是價值絕對化的思維模式,即個體以自己的愿望作為出發點在對事物進行價值評價時加上絕對化的條件。當事物未能滿足個體事先設定的絕對化條件時,個體就會對事物的價值產生否定的傾向。如果價值評價的對象是自我,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個體就會出現過多的自我否定,從而導致自卑心理或引起自慚形穢的情緒體驗。第二種是價值過分概括化的思維模式,即個體局限于從某一特定角度看待事物,以偏概全。個體用此種模式來對社會進行價值評價時,就會只看到社會的陰暗面,進而產生憎恨社會、萬念俱灰等消極心理。如果以這種模式進行自我價值評價,個體就會產生自我否定、自責自罪、自卑自棄等心理以及焦慮、抑郁等情緒。第三種是價值矛盾評價的思維模式,即個體對自己和他人的評價標準是相互矛盾的:在評價自己時采用寬松的標準和功利性的尺度,在評價他人和社會時則采用嚴格的標準和道德尺度。評價標準的矛盾必然帶來認知上的矛盾,因而具有此種思維模式的個體會由認知矛盾而產生心理上的困惑和沖突,不僅易引發焦慮的情緒,有時也會導致雙重人格。
其次,價值觀的認知內容出現偏差也會對心理健康產生影響。個體以自己的價值觀來評判自我、他人和外界事物,解釋和處理自我與他人、自我與社會的關系,但如果其價值觀本身在內容上是錯誤的,就會產生錯誤的判斷和行為,導致適應不良,帶來心理困擾。第一,由于在成敗與苦樂等問題上持有錯誤的價值觀念,一旦遇到挫折,容易產生沮喪、焦慮、抑郁、自卑等情緒。第二,在該與不該等價值判斷上過于刻板、絕對化,缺乏必要的彈性,不僅對其行為形成了桎梏,而且當事情發展的結果與其愿望相悖時,個體就會對自己感到失望、沮喪,懷疑自己的能力,自信心嚴重受挫。如果個體用這些信念來要求他人,往往會產生對他人的不滿,進而導致人際關系的緊張,給個人增加心理負擔。第三,在危險與安全的維度上,對環境的危險性和自己應付危險環境的能力做出過高或過低的估計。對環境危險性的估計,如果過高,就會產生焦慮,并使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受到限制;如果過低,則容易發生意外。對自己應付危險環境的能力的估計,過高或過低,其后果皆對個體的情緒和實際安危產生不利的影響,其后果與對環境危險性的估計偏差正好相反。
三、價值觀問題是當代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主要根源
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與其價值觀沖突或偏差有著密切的相關性,在大多數情況下,價值觀問題是當代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主要根源。大學校園是多元價值觀最活躍的傳播領域,在多元價值觀并存且相互沖突的復雜環境中,大學生缺乏足夠的鑒別能力,難以依據已有的認知經驗合理而準確地選擇和認同某一種價值觀念作為人生指導,因而陷入無以參照、無以歸附的迷茫狀態,容易導致心理失調,出現一定程度的病態心理,嚴重的甚至形成心理疾病,出現以心理劇烈矛盾和沖突為特征的雙重人格或多重人格。呂可認為,在價值觀多元化的環境中,中國當代大學生在價值標準的取舍過程中呈現出不成熟性與可塑性、矛盾性與困惑性等心理特征。這些特征決定了大學生因價值觀問題而導致心理健康問題的現實可能性。曾屹丹以及王紅時、范曉玲等指出,價值取向模糊、價值評價偏差、價值認同失衡和價值觀念錯位是導致大學生心理健康出現問題的主要原因。彭曉玲等通過調查分析發現,大學生價值觀與其心理健康存在正相關。當代大學生價值觀呈現出主體化、世俗化、多元化和復雜化的共同特點,但不同心理健康程度的學生存在差異。丁立平在研究中發現,我國大學生大部分的心理問題是由思想問題造成的,思想問題的本質就是價值觀問題,因而價值觀是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中不能回避的重要問題,必須對大學生的思想問題進行價值觀的干預,而不能簡單地歸為心理問題。總之,當代許多大學生的精神穩態系統相對比較脆弱,同時又具有可塑性,而大學生在價值標準取舍過程中的特點使其在多元化價值觀環境中容易產生價值觀沖突或偏差,從而產生心理健康問題。
四、用科學的價值觀干預促進大學生精神穩態系統的重建
為促進大學生精神穩態系統的重建,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有必要對大學生進行科學的價值觀干預。人是環境的產物。個體的精神穩態系統是一個動態開放系統,環境的變化可以影響人的精神穩態系統。就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環境來講,我們要努力構建具有廣泛感召力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用以引領和整合多樣化的價值觀和社會思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包括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全過程,為引領社會思潮、形成社會思想共識創造更加有利的社會環境。既要尊重各種價值觀應有的社會地位,包容其對社會無害的局限性和缺陷,又要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主導地位及其對其他價值觀的規范和引導作用。
在大學教育中對大學生進行科學的價值觀干預,不是一時一事一處的行動,而應當是系統的、全方位的和可持續的。
首先,要努力開展觀念與制度創新,為價值觀干預創造文化氛圍。我國大學管理者應當把塑造大學生的健康靈魂當做大學教育的首要任務,將厚德載物、百年樹人的價值取向植根于大學校園文化的DNA中,在辦學理念、人才培養目標、學校治理制度、教學計劃、績效考評、校園文化建設規劃等方面,強化和體現核心價值體系的統帥和引領作用。通過觀念和制度創新,為構建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心靈導航器的大學生精神穩態系統奠定堅實的基礎。
其次,要進行組織創新,培養和造就一支強有力的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隊伍。這支隊伍應當由大學生心理健康輔導老師以及大學里的教師、管理人員和學生中的志愿者組成,并由學校相關主要領導親自負責指導和總體協調。他們作為教育者,應當率先垂范,在努力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統一起來的基礎上,根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要求踐行自己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為解決大學生的價值觀問題和心理健康問題奉獻自己的激情、精力和智慧。
再次,要創新工作模式,提高價值觀干預的效率和有效性。努力探索新穎、實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要在生動化、實踐化、多樣化、易被接受等方面下工夫。例如,采用雙向互動教育模式,增強老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對話、交流與討論,提高學生參與的廣度和深度,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采用情景教育模式,使學生在體驗與典范的激勵中感同身受,提高被教育者對正確價值觀的接受程度等。
最后,要開展控制創新,形成良性循環。通過建立科學有效的評價指標體系、測評方法與反饋機制,使大學生價值觀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得到科學的效果評估,以便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在不斷改進和完善中提高教育的水平和質量。
總之,科學的價值觀干預是一項系統工程,是對大學生開展價值觀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核心,是幫助大學生重建精神穩態系統、促其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的基礎性工程,理應得到大學教育者和管理部門的高度重視、切實實施和持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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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生態文明建設;倫理;制度;科技
中圖分類號:X3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4)24-0263-02
1 現代科技的發展呼喚生態文明建設的倫理與制度創新
1.1 現代科技與生態文明的互動發展 科學技術是人類認識和改造主客觀世界的實踐成果,也是人類利用自然發展生產,推動經濟和社會進步的強大手段之一。現代科技革命浪潮的威力和功能日益提高,對生產力的巨大促進和人們生活的深刻影響震撼著每一個人。科學技術向人類提供了可以全面深刻地認識自然的潛力和手段,借助于科學技術尤其是理論科學技術不斷地把對自然界認識向縱深延伸。發生在20世紀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涉及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物質、能源、信息等幾乎所有重大領域,推動了人類向未知領域的全面開拓以及科技創新的全方位展開,為人類科學認識自然和人類自身以及實現生態和諧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手段。
另一方面,生態文明建設促進了科技創新的發展,是科技發展的精神內核。生態文明建設的提出,為科學技術注入了生態靈魂。因此,我們在發展現代科學技術的同時,要正確地引導科學技術的價值取向,以此提高人類生態意識,這也是建設生態文明社會的關鍵。
1.2 現代科技的發展與應用同生態文明的沖突 伴隨著全球化現代化進程的推進,現代技術得到了勃興與發展。“科學方法與機械技術相結合,將創造出一種‘新工具’,一種新的研究體系,它使知識和物質力量結合在一起。”[1]在這樣的進程中,以自然作為其生存根基的人類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我構建的技術困境之中。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控制與利用,已從某些動植物種群,某些區域生態系統,擴展到一切自然過程,甚至逾越地球進入太空。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技術活動中,人類大規模地消耗著煤、石油等不可再生資源的同時也嚴重地污染了自然環境。人類有史以來從未像今天這樣,被迫面對如此嚴重的強大的自然災害。這些災害所造成的后果常常是無法挽回的。
1.3 現代科技的發展呼喚生態文明建設在倫理和制度上的創新 的生態觀把實現“人類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確立為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社會三者關系的最高價值目標。建設生態文明,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離不開科學技術手段的支持和法律制度的保障,更離不開文化意識的支撐。科學發展觀從以人為本出發,提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集中體現了生態文明的基本內容和發展原則,代表著人類對天人關系認識的新境界、新高度。實現生態文明建設的良好有序發展,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以實現人、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為根本宗旨;而決不以環境換發展,以子孫后代的延續換短暫的輝煌。其中,科學技術是基礎,法律是硬約束,生態倫理是軟約束,三者有機結合,互為補充、互相制約,并最終落實到科學實踐當中,這才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長久之道。
2 生態文明建設在倫理和制度上的創新思路
2.1 科技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理論創新的設計
2.1.1 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科技理念 科技的創新和應用要和自然、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有效結合起來。人類所需要的是“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
人類應意識到,科技只是人類與自然相處過程中的一種“美妙”的工具,它并不是萬能的。雖然科學技術是一種具有生產力功能的非同尋常的社會力量,科技的發展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提了供強大的動力,但科技的濫用卻加劇了人與自然的對立。在經濟全球一體化和科技迅猛發展的當今社會,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給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產生巨大推動的同時,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也越來越嚴重。因此,人類應當充分發揮科技正能量,最大限度減少其負作用,從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2.1.2 構建以生態意識為導向的生態倫理觀念 加強綠色科技知識與生態倫理教育,對于提高全民族的生態意識有重要意義。隨著生態保護運動的蓬勃發展,人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不斷深化。為了解決生態環境惡化的問題,就需要加強生態道德能力培養,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以破壞環境為代價換來的發展,不是長久的是災難性的。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對我們今天建設生態文明、實現人與自然的重歸和諧具有啟發意義。“仁民愛物”、“與天地相參”的思想是當代“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淵源,以生態意識為導向的生態倫理觀教育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資源。
2.1.3 提倡以循環經濟為核心的節約理念 建設生態文明首要條件是保護資源,但這并不意味著停止發展;而是要合理開發利用資源、注重節約,發展循環經濟。首先,要提高企業科技生產觀,啟發綠色生產。發展綠色生產技術,支持循環經濟。大力加強科技研究開發,為環保和資源問題尋找對策,要解決人類社會生態文明和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一巨大系統工程的許許多多難題,需要自然、社會、以及各門新興學科開發研究。其次,要加大宣傳力度,引導正確的消費觀。提倡和推行無害環境的生態技術,倡導綠色消費、節約消費。現在國際間越來越提倡高科技術的“綠化”,這是現代科技發展的時代方向,它包括“清潔”能源,如太陽能、氫能、風能、海洋能、地熱能、生物能等等的研究開發,使用“清潔”能源的機械設備、交通運輸工具的研究開發,節省天然稀有資源的人工合成材料的研究開發。最后,加大對循環經濟的政策支持,保障社會資源的節約。生態文明需要文化、教育、政治、經濟、法律、道德等各方面社會力量的協同配合,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其有力保證。
2.2 構建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規范
2.2.1 加快生態文明建設立法工作 首先,我國環境保護方面的立法框架已基本上建立起來,已制定了9部環境保護法律、10多部與環境相關的資源保護法律、30多項法規、466項環境標準。[2]我國實行了“預防為主”、“誰污染誰治理”、“強化環境管理”三大政策,加大了環境保護力度,但現行的法律法規并沒有把生態文明的內在要求――可持續發展升華為法律精神。隨著形勢的發展,很多新情況找不到相應的法律來規范,因此,要建設生態文明社會,必須要建立一個具有操作性的適應新形勢下環保需要的法律體系,使生態文明建設“有法可依”。[3]其次,調整國民經濟的評價指標,倡導“綠色GDP”,將“綠色”寫入法律。國家應真正把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平衡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建立使保護生態環境植根于產業活動當中的持久性制度,實行資源環境核算制度并將其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鼓勵科研機構參與科技研發,培養新時代的科研人員,對傳統技術進行革新,開發綠色產品、綜合利用自然資源;通過排污收費等強制行政手段迫使企業加強“綠色營銷”;投資環保企業,實行產業傾斜政策等等,這些措施的實行是“綠色GDP”的重要保障。
2.2.2 加強政府的環境執法 要切實加大執法檢查的力度,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堅決打擊各種違法犯罪行為,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法制化軌道。[4]為了建設一個良好的生態文明社會秩序,必須提高人們的法律監督水平。一方面,充分發揮各級環境檢查機構的作用,加大執法力度,特別是加強對資源開發和生態環境破壞問題的執法檢查。另一方面,大力打擊破壞生態資源、污染環境的行為。對因污染企業而導致的人身財產損害的賠償制度也要加以規范完善,切實保障人民的合法權益;同時,要震懾污染嚴重的企業,不能給企業一種只要賠償就可以繼續污染的錯覺。
2.2.3 凈化生態文明建設的司法環境 環境司法是在環境行政執法監督之外的一個具有強制性和權威性的手段。環境法律法規要以有限的數量去完成無限的規范性事業,因此,就需要依法對不落實生態文明政策、對建設生態文明不履行職責甚至弄虛作假者和因決策失誤、監督不力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人員追究其法律責任。[5]
此外,還要重視將生態文明建設貫徹到地方行政中。要求各地方政府結合本地實際情況、發揮本地優勢,制訂科學的環境治理和科學發展規劃。同時抓緊建立并認真落實各級政府和企業節能減排的責任制和問責制;將社會發展和能源節約環境保護情況、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情況等納入地方政府績效考核系統,完善相關制度和技術手段,開展績效考評并實施目標責任管理,并建立地區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績效評價體系。[6]
3 結語
現代科技與生態文明建設的互動與沖突,呼喚生態文明建設在倫理和制度上的創新。加強生態文明理念建設和完善環保制度建設將有助于解決好生態建設中的各種科學技術問題及體制問題,有助于協調好個體與社會整體的關系,從而使生態文明建設真正取得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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