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生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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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生態論文范文第1篇
關于網絡民族主義的內涵的界定，學者們可謂是見仁見智。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統一的關于網絡民族主義的精準定義。筆者查閱了絕大多數學者關于網絡民族主義的內涵的高見，更傾向于認同學者谷士剛博士對網絡民族主義的內涵的理解。他指出，“所謂網絡民族主義是網絡空間中的民族主義思潮和民族主義行為的總稱，它是民族主義在網絡條件下的新發展，它以網絡作為平臺、途徑、工具和手段進行相關的表達、傳播和行動”。這種界定強調網絡民族主義產生的技術載體支撐，即網絡是網絡民族主義產生和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具有其正確性，但是對于影響網絡民族主義產生和發展的其他因素并沒有涉及，不能準確地表達出網絡民族主義產生的本質內涵。因而，通過借鑒以上定義中的正確性部分，同時運用社會生態學的觀點，我們認為網絡民族主義不是一種僅僅因網絡而產生的孤立的社會政治現象，它同時也是經濟、政治、文化等多種社會生態因子相互影響的結果，是網民基于民族感情和愛國精神而在網絡上表達和傳播民族主義情緒、言論、思想的一種社會思潮，同時在某些情況下進行民族主義的實踐運動以達到預期目的的一種社會政治現象。網絡民族主義這一現象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一）突發性和應激性并重
網絡民族主義的發生往往是毫無征兆的，呈現出突發性的特點。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普及，傳統的傳播媒體無論在傳播速度上還是在傳播內容上較之網絡信息傳播方式都難以望其項背，二者不可同日而語。在某一地方發生的民族主義事件，消息一旦被傳到網絡上就會鋪天蓋地地傳播開來，形成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網絡民族主義事件的傳播呈現出突發性的特點就不言而喻了。與此同時，網絡民族主義的這種突發性又導致了政府相關部門在處理網絡民族主義事件時的應激性特點。尤其是影響較大的一些國際國內的重大事件，由于其容易轉化成網絡民族主義事件，引發網民的諸多反應，因而，一旦發生這類事件，為避免事態朝著不良方向發展，政府部門就必須時刻保持高度的靈敏性和反應性，注意疏導網民的不良情緒，從而引導網絡民族主義事件朝著良性健康的軌道發展。
（二）理性與非理性相結合
從語言表達上看，網絡民族主義的相關言論表達呈現出理性與非理性相結合的特點。有些網絡民族主義言論的表達，尤其是那些邏輯嚴謹、文筆流暢、觀點深刻、篇幅較長的上乘之作，很可能是出自學界的學者或帶有官方背景的研究者之手，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被各大網站、論壇、博客甚至平面媒體頻繁轉載，這類文章較多表達了作者對國家利益和民族前景的擔憂，體現了作者關于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深刻理性反思，“彰顯著理性的光輝”。另一方面，有些網絡民族主義言論的表達表現出很強烈的情緒化特征，許多網民大量使用暴力性語言，失之于極端和偏激，存在極端化傾向。這類言論表達者往往缺乏理性思考，其話語表達沒有經過系統化理論化的構建，一時沖動只顧自己不良情緒的宣泄，而不考慮其言論所引起的嚴重后果。這足以證明，我國網絡民族主義還處于初級的不成熟的發展階段。
（三）大眾化與體制外并行
從參與者的身份視角和人數多寡來看，網絡民族主義具有大眾化和體制外的特點。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我國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社會大眾尤其是原來不掌握話語權的草根階層和社會弱勢群體能夠借助英特網在公共場合來表達他們自己對社會上發生的某些事件的見解，以及發表對政府如何處理這些事件的觀點進而對政府施壓，并且逐步把網絡視為他們表達觀點的意見渠道和唯一認同的政治社會。另一方面，由于網絡社會的虛擬性和開放性的特點，大多數網民往往傾向于以虛擬符號出現，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他們所依托的網絡空間具有不可察覺的時空位置和形態，其網上交往活動不具有實體性和可觸摸性”。即便如此，網絡民意的表達依然會對政府部門的決策過程和整個國內輿論造成深刻的影響。這又使得網絡民族主義呈現出體制外的特征。
（四）強烈的愛國主義意識
從網絡民族主義者的言行來看，我國的網絡民族主義襯托出網民強烈的愛國主義意識。通過對大多數網民的言行進行分析得知，不管他們的言行是否客觀、理性，他們的初衷都是基于樸素而又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以及對本民族的熱愛，出于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干涉我國內政、損害我國利益的憤慨，出于維護我國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意愿，“其指向也多是損害中國國家利益和污蔑中國國家形象的言行，表達著對國家發展前景和生存發展空間的憂慮。”此外，由于網絡本身所具有的虛擬性特點，部分網絡民族主義者可能只在網絡上發表其愛國言論，而不參與現實的行動，當然也不排除某些網民的極端偏激的不負責任的非理性觀點，因此，不能將網絡民族主義完全等同于網絡愛國主義，雖然在很多情況下二者是可以劃等號的。但是，即使是一些網民的比較極端的情緒化的由于一時感情沖動而發出的言論，在其背后深藏著的仍然是對國家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毋庸置疑，愛國主義也是網絡民族主義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網絡民族主義產生的社會生態環境分析
以社會生態學的視角來考察和分析網絡民族主義，我們認為網絡民族主義的產生不是一種孤立的行為，它是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元社會生態環境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產物。
（一）網絡民族主義產生的經濟生態環境分析
在社會生態環境中，經濟生態因素是影響網絡民族主義產生的一個決定性因子，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網絡民族主義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網絡民族主義的興起除了與本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密不可分之外，還與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所造成的全球化與本國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沖突息息相關。我國的網絡民族主義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產生的。眾所周知，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經過三十余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大大提高，中國經濟發展所取得的驕人成就舉世矚目，更為重要的是，廣大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精神層面的需求也隨之得到改善和提升。此外，不容忽視的是，由于我國融入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使得我國在與世界交往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系列的碰撞和利益沖突。這一切因素都推動了我國網絡民族主義的興起和發展。首先，隨著經濟全球化向縱深持續發展，全球化與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沖突難以避免，加之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和國際影響力的顯著提升，必然要求在一些涉及到我國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國際問題中掌握更多的話語權，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的大量涉外言論中，無一不體現著這種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初衷，“而其論證的前提無不是國家綜合國力的增強”。其次，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我國經濟的長期繁榮和輝煌成就促使我國民眾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日漸復蘇，民族自豪感日益增強。伴隨著這種民族意識的覺醒，中國民眾的國家利益意識也隨之覺醒，在與國際社會的一些利益沖突中，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呼聲日益高漲，形成了一種強大的不可忽視的網絡輿論力量。再次，隨著人們經濟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更多的中國民眾開始接觸到網絡，使用網絡的人群日益增多，更多的網民出于愛國意識開始加入到網絡大軍中發表他們對一些問題的觀點和意見，甚至被呼吁加入到網絡行動中。中國網絡民族主義就是在這種經濟生態環境下產生并不斷發展壯大起來的。
（二）網絡民族主義產生的政治生態環境分析
網絡民族主義現象的產生與我國的政治生態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一切對政治思想和政治行為產生影響的因素，我們都可以將其視作政治生態環境的范疇。把網絡民族主義現象放到生態環境中去考察，最終目的是為了使其能夠在社會生態環境中獲得良性發展。整體來看，影響網絡民族主義現象產生的政治生態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總體上講，我國政治民主化進程不斷加快，廣大民眾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大為增強。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較之以往有了較大進步，政治民主化進程不斷加快，政治文明程度大大提高。相應地，隨著我國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社會政治風氣大為好轉，社會民主、包容程度不斷加強，我國廣大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不斷高漲，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不斷增強。我國網絡民族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就很好地印證了這一點，它也是我國政治文明不斷進步的一個重要體現。民主的政治制度為廣大民眾積極參與網絡活動營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他們網絡參政議政的意識不斷提高，網絡政治參與的素質不斷加強，這都對網絡民族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助推作用。
2.在涉內方面，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的關鍵節點，處于改革的攻堅期和深水區，社會矛盾頻發，問題層出不窮，一定程度上使人們對政府和社會都產生了不滿情緒。
這是網絡民族主義產生和發展的一個重要誘因。處于轉型加劇期的當代中國，正處在爬坡過坎、攻堅闖關的關鍵時刻，社會矛盾和問題叢生，諸如住房問題、教育公平問題、腐敗問題、就業問題、弱勢群體利益維護問題等事關廣大人民切身利益的社會問題，其中任何一個問題都足以引發網絡上的輿論大戰，激發人們的網絡政治參與熱情。其中不乏一些網民的極端言論，他們對政府怨聲載道，對社會充滿了仇恨心理，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黨的執政形象，也不利于我國社會的和諧構建，更會誤導我國網絡民族主義的理性健康發展。因此，為消除人們對政府和社會的不滿情緒，引導網絡民族主義朝著健康的軌道發展，黨和政府就要認真努力解決好這些事關民生和自身發展的社會問題。
3.在涉外方面，當有損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重大國際政治問題出現時，我國民眾的愛國主義民族精神就會被激發出來。
這也是當前我國網絡民族主義產生和不斷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的精神秉性、精神紐帶和精神家園，是一個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民族精神反映在思想學說上就是民族主義，民族精神是內核，民族主義是外在表現形式。民族主義是對本民族的認同、歸宿、忠誠的強烈思想意識和實踐活動，是思想、學說、運動的統一。”毋庸置疑，中國民族主義就是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民族利益的認同和捍衛。解讀近年來愈演愈烈的網絡民族主義，不難發現，針對一些國際爭端事件的發生，無論是中日間、中美間，還是中韓間發生的一系列摩擦事件等，我國網民所發起的旨在維護我國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的網絡抗議運動，無不體現了中華民族強烈的愛國精神和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凡是涉及到損害中華民族利益的一些國際爭端和摩擦事件，我國的網絡民族主義就會顯現出其無比強大的威力和對外震懾作用。
（三）網絡民族主義產生的文化生態環境分析
文化作為國家和社會發展的一種軟實力，在當今這個時代，對一國社會的發展起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文化對社會的影響無處不在，滲透于社會的各個要素之中。當前我國風起云涌的網絡民族主義，與我國社會特定的文化發展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具體來講，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審視與反思推動了網絡民族主義的產生和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是指中國歷史上以個體農業經濟為基礎、以宗法家庭為背景、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核心的社會文化體系。”我國的部分先進知識分子曾一度認為就是這種傳統文化阻礙了我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是國家落后和民族屈辱的最深刻和最根本的原因”，主張摒棄傳統文化、實行全盤西化。由此導致了一部分人對我國的傳統民族文化持虛無態度，甚至形成了民族虛無主義和。這兩種對待我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是極為不正常的，也是有害的，因而，從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中國知識界對這兩種社會思潮進行了批判，開始重新審視和反思中國的傳統文化，“注重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民族復興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家園，力圖找到民族復興與民族文化復興的結合點”。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強大的民族主義潮流于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形成，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普及，網絡民族主義開始形成并不斷發展壯大。
2.當前我國文化的繁榮發展也是網絡民族主義勃興的一個重要推手。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因此，十七大報告明文規定要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黨的十報告強調，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當前中國社會，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民間，都非常重視文化的繁榮發展問題。我國網絡民族主義的勃興就是我國文化繁榮發展的一種體現。隨著全球化的持續深入發展，文化全球化已然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鋒的過程當中，由于不同文化的碰撞，形成了多元、多樣、多變的社會思潮，網絡民族主義思潮就是其中的一種。文化的繁榮發展助推了網絡民族主義的興起和高漲。而如何有效利用網絡民族主義思潮為我國的文化、經濟和政治服務，則是我們要認真思索的問題。
3.廣大網民自身民主素質提高，網絡政治參與的熱情高漲。
這也是我國網絡民族主義產生和不斷發展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隨著我國公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斷提高，人們的知識文化水平較之過去有了很大的提升，自身民主素質得到顯著提高，政治參與的熱情與日俱增。更為重要的是，由于現在互聯網的廣泛普及，人們很容易就能接觸到網絡，加之現在手機的普遍流行，大多數民眾基本上都是人手一機，與手機形影不離，他們即使不使用計算機，也可以使用手機上網，這就更增加了人們接觸網絡的機會，為他們的網絡政治參與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無疑這會進一步推動網絡民族主義的不斷發展。無論是哪個領域的問題，不管是經濟的、政治的，還是文化的、社會的，不論是內政還是外交，只要是人們感興趣的問題，他們都可以利用自媒體在網絡上各抒己見，自由發言、討論，甚至有時會將網絡上的言論化為現實當中的實際行動，凸顯網絡民族主義的巨大威力。但是我們要注意引導網絡民族主義朝著理性健康的軌道發展，不能任其自由發展，否則后果將不堪設想。
三、分析網絡民族主義現象社會生態的重大意義
社會生態論文范文第2篇
1.人與自然應和諧統一
生態社會主義在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上，不但吸收了生態中心主義理論中的合理因素，即對環境、自然的尊重和保護。同時，在考慮人和自然的關系問題時，又沒有像生態中心主義那樣完全拋棄“人的尺度”，而是主張以“人類尺度”分析人與自然的關系，要把“人放在物之上”，把人類利益和自然利益統一起來。生態社會主義認為人和自然都是生物性存在，具有共同的自然本質和社會本質，社會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是社會化的自然，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相互作用才構分成了人類社會的歷史，在人與自然的交往過程中需要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的關系。
2.資本主義制度
是生態危機的根源馬克思曾說，“資本來到這個世間，每個毛孔里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必須廢除資本主義制度，消滅私有制，才能建立一個公平、綠色的社會，才能有助于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追求更多的剩余價值，這就決定了它過度擴大生產規模，為此就需要不斷地掠奪自然資源，從而造成了資源的枯竭與環境的。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資本主義惡化生產方式本身就決定了其環境、生態問題不可能真正解決。更嚴重的是，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轉移這種負擔和壓力，或者把這種生產方式帶到其他國家，或者直接就把其他國家變成原料產地和垃圾填埋場，由此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生態社會主義者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這種行徑形象的稱之為“生態殖民主義”，深刻透視了資本主義與自然環境惡化的內在本質聯系。
3.綠色社會是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
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個綠色社會。這個社會將克服人與自然的對立，物質與社會的自由能夠充分實現，社會能得以全面發展。他們強調，生態高于一切，人類的一切都應順應自然和自然法則。建設未來生態社會主義要符合“生態原則”，按照社會“生態重建”標準進行變革，利潤最大化的經濟標準要服從于社會生態標準。只有致力于生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實行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生態發展的統一，才是人類獲得解放的唯一出路。社會主義的生態現代化將克服資本主義社會追求利潤最大化與生態的矛盾，繼續堅持經濟效率，但要盡可能使經濟的理性服從于社會生態的合理性，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杜絕經濟總體的浪費、勞動的異化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在保證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同時實現生態合理性的目標。
4.強調民主和平，反對暴力霸權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就是一部戰爭史，僅就近代歷史而言，兩次世界大戰已經無論從自然環境上，還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上，都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災難，這種災難不僅是心靈上的，更重要的是對整個自然界的一種漠視。生態社會主義者極力反對戰爭，在全世界范圍內不斷掀起各種反戰運動，主張通過和平對話的方式解決各類國際爭端，同時，生態社會主義懷著一種普世情懷，對第三世界、不發達國際與社會給予極大的關注，主張消除貧困與不平等，用全球生態平衡的觀點來處理國際矛盾。此外，基層民主政治思想也是生態社會主義所倡導的，他們反對精英政治，各種政府的決策必須充分表達民意，不能將政治決策集中在少數政治精英手中。他們認為未來社會應該是個“基層民主充分發展的社會，認為基層民主的充分發展源于生產者以聯合的形式實現對社會生產資料的重新占有，只有基層民主才是符合社會和生態環境要求的合理的行政體制。”
二、生態社會主義思潮對構建和諧社會的啟示
生態社會主義作為在西方興起的一種對社會思潮，突出的表現了西方國家民眾意識的初步覺醒，生態社會主義的一些主張及在社會實踐層面上的成果對于當前我國構建和諧社會具有一定的指導及實踐意義。明確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社會和諧是一個從相對走向絕對的運動過程。生態社會主義將生態哲學作為其政治哲學的基礎，以人的解放、自然的解放為目標，確立了一種新的社會會解放發展觀，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社會主義理論問題，為我國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重要啟示。
1.正確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
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是其他方面和諧發展的保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一大要義就是人與自然的和諧。自然環境是人類發展生產的物質基礎，人與自然和諧了，生態系統保持在良性循環水平，生產的發展才能獲得永續的空間。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由于經濟的迅猛發展是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模式上，因此造成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失衡已經相當嚴重，嚴重制約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的持續和諧發展。嚴酷的現實告訴我們：人對自然界濫用和破壞到什么程度，自然界對人的懲罰和報復就會達到什么程度。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如不能正確對待和處理我國社會發展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不能維持生態系統的穩定和平衡，和諧社會將無從談起。為此，我們必須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使我國社會真正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和諧發展道路。
2.大力發展公平正義及基層民主
促進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當前，我國貧富差距大，城鄉發展不平衡，人民享有的權利沒有得到很好的保障，這些都阻礙了和諧社會的發展。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和諧社會，應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維護和實現社會正義是和諧社會的基本特質，更是貫穿于和諧社會各個層面的核心價值理念。公平正義的貫徹和實現，有利于社會整體全面和諧的實現，也是在經濟、法律、道德等層面維護不同利益階層的利益，協調不同利益階層之間的關系，從而使人們和諧共存、共同發展的保障。其次，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發展基層民主，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題中應有之意。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心在基層。為此，必須大力發展基層民主，以此培養公民的民主生活習慣，增強公民政治參與意識和能力，使基層人民群眾在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能夠更好地發揮，促進黨和人民群眾以及、中央和地方、各階層之間、各民族之間等方執政黨和參政黨面關系的和諧，實現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
3.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社會生態論文范文第3篇
生產作為實現消費的手段，其決策具有重要的工具性意義。當前，小農農業生產決策社會化的主要表現有三個方面：一是在選擇何種生產結構方面，社會化小農更注重對農產品生產風險、農產品市場供求信息、農產品物流水平、農產品生產成本等過往信息經驗的分析，而不是根據自己的種植經驗簡單安排生產結構；二是社會化小農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更多的貨幣，滿足社會化生活需要，這也意味著社會化小農生產決策的基本前提是貨幣最大化，也即如何在短時間、低成本條件下獲取最大化的貨幣量，儲蓄剩余貨幣而非投資或全部消費是社會化小農一種常態化的理財行為；三是社會化小農具有較強獨立做決策的特征，這表現為單一農民便能實現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運輸與銷售，并且這種多面手的發生率高達80％以上，顯著異于大中型農戶以及傳統小農農戶成員之間的分工協作。
二、生態農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困境
生態農業是把農業生產、農村經濟發展和保護環境為一體的新型綜合農業體系［13－14］，與可持續農業基本目標一致，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然選擇。生態農業發展的關鍵不僅取決于農業技術革新、充足的物質資本投入，更在于推動農業現代化發展的農民主體的質量。社會化小農作為一種常態，仍然是我國農業基本生產單位，也是構成生態農業發展系統的細胞單元。社會化小農的生產作業方式不僅會直接影響到城鄉居民生活質量與食品安全，對我國生態農業發展也將產生深遠影響。對社會化小農的實地調研發現，當前我國生態農業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困境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農業資源可持續利用技術薄弱
農業資源可持續利用技術主要是指投入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各類物質資源的循環與再利用，主要包括土地資源、水資源等農業資源可持續利用技術［15］。農業資源可持續利用技術是生態農業發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支撐生態農業持續發展的技術基礎。調查顯示，社會化小農農業生產過程中對土地資源和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意識較為薄弱，且掌握的農業可持續利用技術也較為落后。土地作為人類一切經濟社會活動的基礎，是人類生存發展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是生態農業發展的基礎，其基本內容涵蓋穩定或增加土地的有效耕種面積、提高土地生產質量等方面。約八成的社會化小農認為土地可持續利用技術與傳統小農傳承的土地循環利用相同，約六成的社會化小農認為現代農業科技可以取代土地可持續利用。顯然，社會化小農在思想上淡化了對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重要性的認識，并且由于過于迷信現代農業科技，滋生出了更令人擔心的念頭：即現代農業科技不僅能顯著提升土地資源的產出率，還能大幅削減土地資源的維護成本。實際上，社會化小農對農業資源可持續利用技術的理解的偏差，并不完全是因為該技術的供給不足造成的，與社會化小農自身的活力不夠、能力不強有直接關系。調查統計顯示，社會化小農平均年齡46歲，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6．5年，平均從事農業生產年限為29年，人均耕地1．8畝。更進一步的調研發現，由于社會化小農拋棄了傳統小農的循環耕種技術，先進的農業資源可持續利用技術也因缺乏有效激勵而不曾導入其中，以至于大部分社會化小農耕種的土地自然肥力下降，且有效耕種面積也在逐年縮減。社會化小農坦言，過去種植一年的蔬菜所需要的肥力要明顯小于來年的肥力，并且種植面積也因為肥力下降、水土流失、土壤板結等而逐漸縮減。值得一提的是，仍有一小部分較為年長的社會化小農不僅沿襲了傳統小農農業資源再利用技術，還創新了可持續利用技術，大幅改善了農地生態環境，也提升了土地的產出水平。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農業生態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特性，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的缺位，這也是農戶有效耕種面積逐年縮減的重要原因。
（二）農業粗放式生產仍占主流
農業粗放式生產的本質是農業生產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和低產出，主要表現為農藥、化肥、水資源等的不合理施用，是一種投入產出率較低且不可持續的農業生產模式，與生態農業發展理念格格不入。但在兩型社會建設背景下，粗放式農業生產不僅沒有被集約型生產所替代，反而成為社會化小農農業生產的主流模式。對社會化小農進行深度訪談后發現，大部分社會化小農偏好于粗放式生產的原因為：一是社會化小農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高于非農就業。如前所述，社會化小農生產過程、生產決策高度社會化，這也使得其在選擇從事農業還是非農就業過程中充滿了博弈。成本與收益的動態關聯關系構成社會化小農選擇就業結構的基本準則。對于地處城鎮邊緣的社會化小農而言，農業區位優勢較為明顯、非農就業優勢較弱，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與非農就業之間往往是難于抉擇的，但是由于農民生活態度的轉變以及農業生產的艱苦與危險，也倒逼社會化小農盡可能選擇少投入工時于農業生產；對于地處偏遠的社會化小農而言，農產品區位劣勢較為明顯，農業生產機會成本顯著高于非農就業，大部分社會化小農選擇離鄉不離土非農就業，留守農村的社會化小農的農業勞動參與率顯著下降，人均實際耕地大幅提升，他們不得不選擇粗放式農業生產模式。二是基于社會化小農專業化分工后“規模”生產的需要。社會化小農家庭內部的分工較傳統小農有顯著的不同，最突出的特色在于，農戶內部的每一個農業勞動力都能成為獨立的農業生產者。調查顯示，約有五成的社會化小農農業生產由一人完成，其中約有六成的是由女方獨立完成農業生產，男方則多從事勞動工資高的非農就業或者農產品物流等職業。在這種家庭專業化分工背景下，一戶擁有的土地實際由一人承包耕作，農村人地矛盾的痼疾基本得到了根治，農地“規模化”也給社會化小農農業生產經營提出了更高要求。拿蔬菜除草、防蟲、澆灌來講，單一社會化小農要管理三畝以上的土地，他們必須選用更為高效的除草劑、殺蟲劑，采用更為徹底的澆灌，而不是精耕細作。三是現代農業技術為“農業新式粗放式”生產提供了便利。現代農業技術的興起，不僅為農業現代化提供了技術支撐，也為社會化小農選擇更為靈活的生產方式提供了可能。過去蔬菜種植無休止、繁雜的除草工作，而今只需要一袋高劑量除草劑就解決；過去面臨旱季時的人工澆灌，而今只需要一臺小功率水泵就近或就地取地下水，一頓田間式的灌溉即可；過去蟲災泛濫引致大量人工投入治蟲，而今從菜苗到蔬菜下架都有價格較低的高倍農藥，蔬菜幾乎見不到一個蟲洞。從種子選擇到菜苗孕育，再到蔬菜采摘，整個農業生產都融合了現代農業科技，一些社會化小農甚至自詡已達到農業現代化。但是，社會化小農對農藥的使用量、化肥的施用量、水資源利用等的科學合理性并沒有理性的認識，常常憑借主觀感覺，以農產品市場需求為導向，以投入產出的經濟效益最大化為目標。顯然，這種粗放式生產與生態農業發展要求相去甚遠。這也是農業已經演變為立體交叉污染最為嚴重的產業的主要原因。
（三）農產品安全生產與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協調
性差生態農業就是要在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基礎上，生產出品質較高、品種多樣、產量較大的農產品。農產品安全生產是生態農業的基本要義之一，與農業生態環境保護有著內在一致性。農產品安全生產要求農業生產與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同步進行，二者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共同作用于生態農業的發展。然而，社會化小農對農業生產安全與農業生態環境保護的關注遠遠不及他們對整個農業生產的投入產出經濟效益。一言蔽之，社會化小農農業生產的強逐利性是造成農產品品質較低、品種單一等農業不可持續性問題的罪魁禍首，究其緣由有三：第一，農業生產在社會化小農家庭中的經濟地位被削弱。長期以來，農業經營一直充當農戶生計中堅的角色，是家庭經濟的重要來源。社會化小農時期，非農就業機會的可得性增強，農業經營的工資性收入常常難以覆蓋其教育、醫療、娛樂等投資與消費需求，農業經營的核心經濟地位逐漸被較高工資水平的非農就業所替代，成為化解剩余勞動力、彌補農戶家庭生活消費不足、維系養老等的副業。實際上，退守農業的社會化小農多因年齡過大、技能較低、健康狀況不佳等緣由被非農產業所隔離。農業經營的弱經濟地位以及農民之間財富攀比的升級，使得社會化小農更關注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淡化了甚至無暇顧及對農產品安全與農業生態環境保護的關注。第二，農業安全生產意識淡薄，且農產品市場質量監管制度缺失。農業安全生產是農產品品質的保障，事關人們飲食健康與生命安全。然而，一些社會化小農為了一己私利，全然不顧道德良知，將存在食品安全隱患的農產品直接投放市場。訪談得知這樣的事例，有小農獲知某農產品市場價格較高，但該農產品種植還未成熟，便買催化劑強行將未熟的農產品催熟并投向市場；還有小農為了搶農產品市場價格，認為只要吃不死人就算安全，將噴過殺蟲農藥的農產品未按規定間隔期便采摘直接投放市場。由于農產品市場質量監管制度極度缺失，特別是針對那些“對手交易”游蕩在城鎮大街小巷的農產品商販缺乏必要的監管，消費者自身也因難于甄別農產品的品質而誤買問題農產品。盡管這些做法并未產生顯性惡劣的影響，但是這種慢慢侵蝕社會化小農社會良知、損害廣大消費者身心健康的行為，已然給生態農業發展敲響了警鐘。第三，粗放式農業生產給農田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社會化小農化肥、農藥等高投入，不僅造成了農藥殘留超標、土壤板結、土地自然肥力下降等惡果，對農產品品質及多樣性、農田生態系統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特別是那些兼業家禽養殖與農業生產的社會化小農，既沒有科學處理家禽糞便，也沒有有效掌握養殖與種植之間的循環利用技術，造成嚴重的水體污染，使得原本脆弱不堪的農田生態自然環境更加難以為繼。
三、我國生態農業發展的出路
生態農業發展離不開農業科技進步、惠農支農政策，更離不開社會化小農強力推進。社會化小農推動生態農業發展的出路在于：
（一）加強生態農業科技革新
科技創新被譽為推動生產方式轉變的引擎，改變著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農業科技創新是實現農業生產與農業生態環境保護相統一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動生態農業全面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盡管官方權威公布顯示，我國農業科技貢獻率已達到50％［16］，但是，對于社會化小農而言，除了種子的改良值得稱道外，其他農業科技成果并不為奇。生態農業發展不僅要滿足社會化小農基本的經濟利益訴求，更應注重生態農業科技的革新，這包括生態農業發展觀念革新、生態農業種植養殖技術革新以及農田生態系統保護革新三個方面，具體而言：生態農業發展觀念革新。首先，要幫助社會化小農建立正確的農業資源觀，即要有資源的循環利用與不可再生資源保護的意識。農業資源包括土地資源、水資源、生物資源等，農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是生態農業發展的基本物質保障。對可以循環利用的農業資源要注重其循環利用節點間的銜接，使其發揮更大地的功效；對不可再生的農業資源要適可而止、有序采用，注重對其實施保護。其次，要摒棄舍本逐末的農業生產觀。農業生產既有顯著的經濟效益，也有明顯的生態效益與社會效益。對于整個農業生態環境而言，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是附加于生態效益與社會效益之上的額外收益。若社會化小農只一味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勢必會形成一種殺雞取卵的急功近利之風，也是得不償失的生產行為。最后，建立科學的生態農業生產作業模式。高投入的農業生產模式固然可以節省人工，但是卻不利于農產品品質的提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倡導集約型農業生產，借助現代農業科技成果，加強農業生產各個環節的耦合，改善農業生產內外部環境，提升農業生產率與綜合產出效益。生態農業種植養殖技術革新。根據社會化小農人力資本分布特點，結合農產品市場狀況，針對農田生態環境承載能力，由農業科研院所牽頭，加大對生態農業種植養殖實用技術的攻關，為社會化小農提供一批可得性強、可操性好、經濟與生態效益兼顧的技術方案。針對處于城鎮邊緣以及城中村的社會化小農而言，生態農業種植養殖技術的供給更要關注瞬息萬變的農產品市場和潛在的農產品需求信號，發揮農業區位優勢，有效利用城鎮化、信息化、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互動帶來的發展機遇，可以為社會化小農提供層次分明、品種多樣的農業種養殖技術，以及農產品物流技術、農產品儲藏技術、農產品加工技術等實用性技術；針對處于較為偏遠于城鎮的社會化小農而言，更應立足當地農田生態環境實際，發揮生態農業規模生產之優勢，準確定位其生態農業社會分工，合理布局生態農業產業，為社會化小農提供戰略性強、易學好用的生態農業發展技術，如生態旅游業相關技術、生態農業種養殖技術，著重幫助其打造特色品牌，延伸生態農業產業價值鏈。農田生態系統保護革新。當前，我國生態農業執行的農田生態系統保護措施主要有：基本農田保護制度、退耕還林制度、保護性耕作技術體系、水土保護技術、沙漠化土地綜合治理制度、土壤污染修復制度等，基本覆蓋了農業生態環境保護范疇，但是各個制度之間的耦合性和執行力較差，難以發揮制度支撐生態農業發展的導向與保障作用。革新農田生態系統保護制度體系，就是要在農田生態保護的基礎上，加大農田的利用規劃，借助生態農業科技放大農田生態環境正外部效應，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其中最為關鍵是聯接社會化小農農業能手與農業科技人員，引導社會化小農優化農業種養結構，合理布局農產品生產規模。
（二）進一步挖掘制度“改革紅利”
進一步挖掘制度“改革紅利”是深化農村社會體制改革的內在必然要求，也是扎實推進生態農業發展、改善社會化小農生產生活環境的重要手段。要針對社會化小農的特點，從農業生產過程、農業生態環境補償、農產品銷售等環節進行制度創新。農業生產過程制度創新包括產前、產中和產后三個環節。就產前而言，建立生態農業發展常態化普及宣傳制度，強化社會化小農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提升其走生態農業發展道路的自信心與自覺性。需要指出的是，建立生態農業資金扶持與獎勵制度也是產前制度安排的重要內容，各地農業主管部門以及政府相關部門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設立此制度。就產中而言，建立農業高級技師、農業實用人才與農技人才等生態農業專家指導幫扶制度，讓社會化小農從“干中學”中提升農業生產實用技能，實時解決社會化小農生態農業的技術難題，提升農業勞動生產率。就產后而言，建立農產品市場分析與預測制度，為社會化小農總結與交流生態農業經驗提供終端平臺，并為生產規劃提供必要依據，同時建立農田種養殖新技術制度，供社會化小農制定新一輪生產規劃參考。完善農業生態環境補償制度。良好的農業生態環境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具有污染性的農業生態環境則具有顯著的負外部性，二者都將引起農業生產帕累托效率發生偏離。農業生態環境補償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消除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之間的差異，實現帕累托最優。堅持公平與可持續原則，以“誰受益、誰補償、社會收益政府補償”為基準［17］，盡快建立一套相對完善的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法律法規體系，對社會化小農、農業生態環境保護者以及其他主體實施資金、實物、技術、政策性以及項目補償，有效保證生物的多樣性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對于那些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肆意破壞農業生態環境、無視農業生產公德的社會化小農，應制定相應的懲罰措施，作為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典型，形成相互監督、控制的生態農業文化氛圍。建立農產品質量認證制度和價格調控制度，有利于調動社會化小農推進生態農業積極性。農產品安全與多樣性業已成為人們對生態農業發展提出的基本要求，也為社會化小農農業收入的實現提供了契機。農產品銷售是社會化小農農業收入的重要的通道。建立靈活多樣的農產品質量認證制度，不僅有助于社會化小農提升農產品銷售績效，也是契合社會化小農農產品銷售特點的內在要求。針對社會化小農對手交易、批量銷售與攤位銷售并存的局面，可以嘗試建立與“綠色食品”、“低碳食品”、“無公害食品”認證制度相協調的屬地農產品質量認證制度，也即根據社會化小農屬地設立一種地方性、范圍性的農產品質量內部監督與認證制度，這對于社會化小農農產品品牌的構建亦有顯著的促進意義。在農產品價格調控制度方面，以保證地區生物多樣性、打造屬地農產品品牌以及尊重社會化小農勞動價值為原則，對農產品市場實施差別化的價格規制制度，以此帶動社會化小農自覺發展生態農業。此外，還亟需探索一套由政府支持、社會化小農自組織發起的生態農業服務體系。社會化小農特別是具備相當規模的農業能手，如果缺少或者不依賴自組織的生態農業服務體系的支撐，僅靠政府輸血式的扶持，既會扭曲生態農業基本經營制度，抑制社會化小農創新創業積極性，社會化小農生態農業經營也很難得到可持續的發展。
（三）加快改造社會化小農
社會化小農作為發展生態農業的主體，其人力資本水平決定了生態農業發展的成敗。建國以來，我國農民憑借節約和勤勞的工作創造了農業生產奇跡，但是僅憑這一點不足以克服農業的落后性，也難以實現生態農業的快速發展。為了生產豐富的、高品質的農產品，必須采用激勵的方法加快社會化小農改造進程，使得這種改造成為社會化小農人力資本水平提升的途徑。根據楊曉鋒提出的人力資本結構三維分析框架［18］，結合我國新型農業現代化發展的要求與生態農業發展的基本理念，社會化小農改造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在體力資本提升方面，以體魄健康為主要改造目標。首先，由村委會發起，社會化小農先進典型引領，以樹立良好的生活飲食習慣為主要目標，以茶話會、歌舞會、綜藝節目、生活廣播等為主要形式，推行健康新生活運動，為社會化小農提供可得性強、可信度高的喜聞樂見的養生“長壽秘方”。其次，完善縣—鄉鎮—村三級醫療服務體系，建立惠及面更廣、更深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障體系，同時加強家庭常見疾病防治知識的普及，切實做到體檢防病、及時治病、高效醫病，對那些困難社會化小農給予更強的物質資助和人文關懷。最后，以社會化小農生產安全與防護為前提，建立科學的生態農業作業行為示范體系，對一些體力耗損大的農業工作，應建議由機械或精壯男性完成；對一些高危農業作業，應征詢專業農技人員、農業能手的意見，采取必要的防護措施；對一些反生活作息規律的農業工作，應采取交替輪換的方式，并給予及時修復方案。凡此種種，均可形成必要的行為規范。在智能資本提升方面，以增強專門技能與綜合知識為主要改造目標。首先，建立生態農業種植養殖技能咨詢與培訓中心，不定期組織和動員社會化小農了解、學習和掌握一批生態農業專門技能和專業知識，并由中心提供專門的幫扶服務，強化對相關技能與知識的理解與運用。其次，定期生態農業創新創業項目，通過政府、企業與科研院所等政策、資金、科技等要素的引入，鼓勵社會化小農投身于創新創業大潮中，促進社會化小農從農業多面手向創新創業能手轉變，更好地踐行生態農業觀。再者，建立以農村留守精英為主體的“師徒化”人力資本培養模式，保證各類“絕活”、“絕學”永續傳承［19］，也可降低社會化小農人力資本的開發成本。最后，借高等教育改革契機，針對社會化小農人力資本分布特點，積極探索高等職業技術學院、社會化小農與生態農業協調發展的辦學路子，放開一批具有農業特色、人文色彩濃郁的高等職業院校，為社會化小農提供上大學接觸了解知識、終身學習的機會和平臺。在道德資本提升方面，以培育文化涵養高、品性信譽好、價值取向端正的新型居民為主要改造目標。超越國家法律的天然的道德準則體系與公共價值機制的存在是法治國家得以順利運轉的前提與關鍵，道德市場良性運轉離不開社會主體的道德資本投資。社會化小農脫胎于傳統小農，烙有傳統小農文化背景下的道德準則，如各掃門前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等偽道德。因此，用崇高的經濟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作為改造社會化小農道德的載體，以正規教育與社會教化提升社會化小農的思想道德與科學文化素養，并且，建立不唯經濟效率上、不唯道德上，以個人、家庭、企業和其他組織為主體的層級道德考評體系與道德懲戒制度［20］，促進社會化小農道德資本投資機制的良性運作。
四、結束語
社會生態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生態文明建設；可持續設計；社會責任0引言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環境和生態問題也日益凸顯出來，為了改善現有的環境質量，為子孫后代創造綠色健康的發展之路，2012年11月，黨的十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做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決策。在此背景下，設計機構和設計師必須要牢固樹立起可持續發展的意識，更要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創作時要本著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不斷進行方式方法的創新，把可持續理念落到實處。
1可持續設計重要性
設計在人類的持續性發展中扮演者雙刃劍的角色，在促進社會文化進步的同時，也有可能使人類文明走向絕路。作為設計師，在人類的持續性發展中更是起著不可磨滅的作用。設計師要把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貫穿在設計產品的始終。設計師是產品生命的賦予者，因為他們所負責的問題不僅涉及環境與生態問題，更涉及整個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以設計產品材質的選用為例，產品的既定年限、能利用途徑，以及產品后期的循環利用等要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2設計師社會責任的缺失
隨著設計發展的大眾化，多元化格局在設計的發展過程中表現得越來越明顯。“設計的公共性”受到了設計師們廣泛的關注。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隨著物質條件的富余以及權錢利益的誘惑不斷增多，設計師們應有的責任感趨于淡薄，隨之而來的價值取向問題也日益嚴重起來，主要表現在：在文化方面，對西方設計理念不能批判性吸收，對藝術主體性的重視不夠。設計師們在設計中摒棄中國元素，從藝術標準到審美視角，對西方設計理念完全照搬。在生態方面，設計目的過于功利化，缺乏可持續性考慮。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消費文化在潛移默化中發生了轉型，當代設計在發展過程中難免會受到世俗利益的沖擊和影響，從而表現出日益嚴重的功利化現象。一些設計師不顧職業道德，只看重眼前利益，卻忽視了生態環境的長遠未來。忽視了產品設計、生產和服務各個環節的可持續設計考慮。
3可持續設計的路徑
如果我們視可持續發展為一個過程，那么可持續設計業應該是以過程為導向的設計。[1]在設計過程中，策劃、選材、制作、運輸、使用和回收各個環節的考慮都是必要的。（1）確定產品最佳使用壽命。設計的創作過程是表現的過程，是設計意念的展現過程，是為人類貢獻的過程。[2]因此在設計產品的使用壽命時，設計師要把產品的實際用途和對環境的影響結合起來，并做出全面評估，最終確定出產品的最佳使用壽命。一方面，對材料和能源的耗費越少，產品的使用壽命越長，環境受到的影響也就越小。另一方面，現階段科學技術的發展十分迅速，這對產品的使用功能和環保性能有著積極作用，因此，使用壽命長的產品其技術就必然落后，而且產品外觀也缺乏美觀性。這就要求設計師能夠把握好各方面的關系，確定出科學合理的產品使用壽命。（2）選擇健康環保材料。在設計時，設計師不僅要考慮到產品的功能需求、審美需求以及技術要求，還要保證產品的環保性能，因此，在選擇材料時要綜合考慮環保與性能兼得。目前來說，市場常見的材料有可更新材料、危險材料、可降解材料三種。設計師在設計時要充分了解不同材料的物理、化學性質，以及功能特點等。在選擇環保材料時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首先，擴大材料的選擇范圍，實現材料的多樣性。其次，減少材料的耗用，盡量避免過量使用。再次，在滿足設計要求的基礎上，重點選擇可回收利用材料。（3）降低產品能耗。設計師不僅要考慮到產品生產過程中的能耗，還要注意使用過程中的能耗。以家用電器為例，在設計時就要把減少水電消耗放在首要考慮的位置。因此，在設計過程中，設計師要通過材料創新和技術創新，把產品的能耗降到最低。（4）實現產品的回收利用。設計師在設計過程中應時刻意識到自己的任何決定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到環境和生態問題。[3]因此產品使用結束后的有效處理也是設計師需要考慮的內容之一，產品在到達使用壽命或者用戶結束使用時，都要采用環保的方式進行處理，其目的就是對材料進行再制造、再使用以及循環利用。因此，設計師的使命就是設計出在終止使用以后更容易環保處理的產品。在具體設計中，應該全面考慮到產品對環境和生態的影響，從材料選擇到產品設計的每個環節都要嚴格控制，做出科學合理的評估，一般來說主要從五個方面對產品設計進行考慮：分別是減少消耗、可替代、可循環利用、可再使用、易于維修。一個好的設計不但要可慮到產品使用期間不為環境帶來傷害，還要考慮到當它的生命結束后是否能夠歸回大自然，甚至回饋大自然。
4生態文明建設中設計的社會責任
設計師的社會責任，無法用明確的文字、法則來規范約束，盡管如此，人們還是會遵循最起碼的道德底線，因而在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中，設計師的社會責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作品在設計中要注意生態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把握。中國當代設計師在進行創作時要把我國的民族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在糅合當代概念的同時，實現對民族生態文化的傳承。這不僅體現了設計的地域性，也承載了我國的社會價值觀、道德觀、審美觀等文化要素。（2）制定明確的價值標準判斷體系。我國的設計價值判斷標準與西方之間有著明顯的差異，這主要是由民族文化、生活習俗、等方面決定的。歸根結底雙方的設計生態環境不盡相同，只有制定出明確的價值判斷體系，才能使設計出的作品具有典型的地域性和民族性。（3）加大設計專業人才培養力度，儲備后續資源。設計的社會責任主要通過其產品展現出來，因此對設計人員的培養就顯得十分重要，這不僅是對設計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更是為未來的設計發展儲備人才力量。人才的培養過程中，不僅包括專業技能的培訓，還包括設計師社會責任的承擔等方面。（4）營造良好的設計氛圍。作為重要的信息傳播途徑，輿論的力量是巨大的，設計的發展也要充分利用這一點，在公眾之間開展關于設計作品的討論和評判，能夠加深民眾對設計的認識和關注，加強公眾對設計師的監督，提升設計師的社會責任感。（5）設計要貼近民生，切合實際。社會責任感歸根結底還是民生問題，因此提升設計師的社會責任感，最重要的就是從實際出發，以民生需求為設計點，鼓勵設計師們走進民眾生活，把自己的社會責任與公眾的生活需求聯系起來。
5結論
我們的健康乃至人類的生存都在受到環境和生態危機的威脅，因此，建立生態文明的社會不僅是改善目前環境狀況的要求，更是為子孫后代創造可持續發展道路的要求。作為設計師，其社會責任就是在滿足社會需求的前提下，設計出環保、可循環利用的產品。一位優秀的設計師必須要將這一社會責任作為自己的從業道德，并以此作為設計活動的基本準則。參考文獻：
[1] 張志為.當下可持續設計的反思[J].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3（2）：112.
社會生態論文范文第5篇
作者簡介：甘暉，博士后，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環境經濟學、可持續發展基本理論等。
（1.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2.北京大學中國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要 首先，在總結系列具有廣泛影響的中西學者對中西文明特征的看法的基礎上，論證了在東西方文明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存在分化的現象。又考慮到“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特質并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之貢獻”，進而將人與自然的關系分解為人與天的關系以及人與物的關系。人與天的關系是以整體性的視角對待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知識和觀念的總和。人與物的關系是指以分析性的思路處理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知識與觀念的總和。其次，論證了四種關系是基本關系。環境社會系統中的基本關系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一是必要的；二是基本關系之間可以是相關的，但不能是完全相關的；三是在所研究的系統中，所有的基本關系必須是完備的；四是基本關系應該是所描述的系統的各個一級子系統之間的一級關系。主要通過窮舉法，發現從三種生產理論或者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層面上看，其中存在九種一級關系，但是有些關系與環境社會系統的研究內容相去甚遠，有的具有完全共線性的性質，把這些關系排除在外，剩下四種基本關系，即：人與自身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天的關系、人與物的關系。
關鍵詞 環境社會系統；四種基本關系；生態文明；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
中圖分類號 X192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6-0118-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20
拙文“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關系：環境社會系統中的四種關系論” ［1］發表后，有讀者提出一些疑問，尤其集中在以下兩方面。第一，為什么把人與自然的關系分解成人與天以及人與物的關系？第二，為什么說四種關系是環境社會系統的基本關系，而不是五種、六種或其它？
現撰文回答以上兩個疑問。
1 人與自然關系的分化
先回答第一個疑問。因為這個疑問關乎東西文化的基本方向，為提高說服力，論述是在引用、歸納著名學者觀點的基礎上進行的。
1.1 問題的提出
回顧歷史，有三個問題常讓我們困惑。
第一，從宏觀層面看，將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驅動因素分為人與人的關系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2］是否有進一步細化的可能和必要？從現象看，當今世界，西方的思想占據了主要地位。近幾百年來，西方世界對自然的認識與利用能力似乎把其它文明遠遠地甩在后面；但是，目前尚無法解決西方的增長模式帶來的資源環境等困境。而在之前，中國是一個農業文明國家，并且這種文明延續了幾千年。為什么她可以延續幾千年？在歷史的表象背后是否有深層次的原因，比如，東西方文明的差異？
第二，如果東西方文化確實存在差異，那么是否可以從東方文化中，尤其是從中國古代幾千年的文明史中，找出一些積極因素為世界的生態文明做貢獻？如果可以，該是什么因素？
第三，如果找到了這樣的因素或思想，那么它應該和現有的支撐西方文明的思想之間形成怎么樣的結構？
1.2 一些西方學者對中西文明特征的評論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西方文明，自文藝復興以來，大幅度地釋放了物資生產力，豐富了人類的物質生活。可是在西方的增長模式下，經濟子系統的持續擴張也導致了環境與資源困境。
西方的有識之士深刻地意識到西方文明的困境。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如此評論西方價值理性工具化的結果：“身外之物只應是‘披在他們肩上的一件隨時可以甩掉的斗篷。（巴克斯特語）’然而命運卻注定這斗篷將變成一只鐵的牢籠。自從禁欲主義著手重新塑造塵世并樹立起它在塵世的理想起，物質產品對人類的生存就開始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這力量不斷增長，且不屈不撓。今天，宗教禁欲主義的精神雖然已經逃出這鐵籠（有誰知道這是不是最終的結局？），但是大獲全勝的資本主義，依賴于機器的基礎，已不再需要這種精神的支持了。……因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無道理地，這樣來評說這個文化的發展的最后階段：‘專家沒有靈魂，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3］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從文化比較形態學的角度，通過西方文化內在邏輯的分析，預言西方文化將走向沒落［4］。
“雖然世界的統一，最終在西方的框架中完成。但是，目前在世界上的西方的優勢肯定不會繼續持續下去了。在一個統一的世界中，十八種非西方文明――四個還存在，十四個已消失――肯定將重新加強其影響。……西方的成分將逐漸地降到適度的地位，這就是有待于由其內在價值與其他那些文化比較所能保存下來的全部東西――現存的與已消失的――正是由于西方社會的擴張，才使那些文化相互聯系起來……我們就必須做出必不可少的想象和意志的努力，來打破我們自己國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們短暫的歷史所造成的束縛，我們必須使自己習慣于采用作為歷史的整體觀。”［5］
在去世前的最后一部手稿《人類與大地母親》中，湯因比還這樣充滿憂慮與希望地寫道：“如果中國人真正從中國的歷史錯誤中吸取教訓，如果他們成功地從這種錯誤的循環中解脫出來，那他們就完成了一項偉業，這不僅對于他們自己的國家，而且對處于深淺莫測的人類歷史長河關鍵階段的全人類來說，都是一項偉業。”［6］可惜在這部手稿中，湯因比并沒有明確地指出古代的中國文化能給未來世界帶來什么。他對中國的期望是源于比較了眾多文明形態之后的的直覺，還是源于深邃思考后得出的、但尚未系統地表達出來的結論，就不得而知了。
李約瑟［7］在論述萊布尼茲和中國古代科學的時候，發出這樣的感慨：“仍然存在著巨大的歷史矛盾，即，雖然中國文明本身不能產生現代自然科學，但離開了中國文明的特殊哲學，自然科學就是不完善的。”他還說：“歐洲科學是在一個數學的、機械的世界以及笛卡爾和牛頓的世界圖像的旗幟下前進的。這種進程在此之前已充分發展了，但它所信奉的自然觀不能永久地滿足科學的需要；需要把物理學看作研究比較小有機體的科學，而把生物學看作研究較大有機體的科學，這個時代一定會到來。如果發生了這種事的話，科學所采取的思維模式將是非常古老的，非常明智的，而絕不是典型的歐洲式思維。”
費爾南?布羅代爾也一直關注中國厚重的文明。他的夫人這樣寫道：“我堅信，倘若F?布羅代爾先生依然在世，他會以極大的好奇注視今天的中國對待現代資本主義的方式，也就是說，如果布羅代爾持論正確，中國會以獨特的她自己的方式改造資本主義。”［8］
近代著名的歐洲裔日本通小泉八云［9］也說：“或者我們的文明，傳遍了全地球，不過使許多民族，格外愿意研究我們的破壞技術和實業競爭，不來幫助我們，反來抗拒我們罷了……因為我們所創造的社會機能，正和故事中的惡鬼一般，在我們不能維持他的時候，便恐嚇著要吞滅我們。我們這樣的文明，真是一件奇怪的創造品……為了它的道德基礎，它不能始終作一種社會組織維持下去，這樣的斷定，乃是東方智慧的教訓……我也相信，將來的事情是偏于遠東的―并不偏于遠西。至少我相信這樣，如果以中國而論。”
到此為止，雖然不能說對第一個問題給出了完美的答案，但是我們把目光轉向東方、轉向中國不算是個夜郎自大、毫無根據的選擇。那么，中國能給我們帶來什么呢？
1.3 一些中國學者對中西文明特征的評論
對人與自然關系上述兩個角度在文化上的不同側重造成了文明巨大的分野。在文明史上，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各有側重。“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有何區別呢？我認為最根本的區別是思維模式、思維方式的不同。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一分為二；而東方文化注重綜合。合二為一。”［10］按我們的理解，東方文化側重于天人關系的體味與闡發；西方文化側重于人與物關系的揭示和實踐。
著名的中國文化研究者錢穆（錢賓四）先生多次提到了中國“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性。在他去世之前不久，更是專門撰文指出其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現將其論文核心觀點摘錄如下：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 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我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體衰, 思維遲鈍，無力對此大體悟再作闡發，惟待俊來者之繼起努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以過去世界文化之興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則不易再興，而中國文化則屢仆屢起，故能綿延數千年不斷。這可說，因于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自古以來即能注意到不違背天，不違背自然，且又能與天命自然融合一體。”［11］
湯一介［12］高度評價了錢穆的研究成果：“錢先生這篇文章……實為我們提供研究和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之路徑。”
季羨林［13］也認同錢穆的觀點，并在錢穆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述他對“天人合一”的看法：“據我個人的觀察和思考，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點簡直可以說是根本對立的。西方的指導思想是征服自然；東方的指導思想，由于其基礎是綜合的模式，主張與自然萬物渾然一體。西方向大自然窮追猛打，暴烈索取。在一段時間以內，看來似乎是成功的；大自然被勉強滿足了他們的生活的物質需求，他們的日子越過越紅火。……東方人對大自然的態度是同自然交了朋友，了解自然，認識自然；在這個基礎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這個命題，就是這種態度在哲學上的凝練的表達。東方文化曾在人類歷史上占過上風，起過導向作用，這就是我說的‘三十年河東’。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時移勢遷，滄海桑田。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世界形勢的發展就是如此，不承認是不行的……從全世界范圍來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態平衡遭到破壞……這些災害如果不能克制，則用不到一百年，人類勢將無法生存下去……現在全世界的明智之士都已同感問題之嚴重。但是卻不定有很多人把這些弊害同西方文化掛上鉤。然而，照我的看法，這些東西非同西方文化掛上鉤不行。”
張岱年認為天人關系問題“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個根本問題，也是文化方向的基本問題。在中國古代哲學中，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有三種學說……最重要的是《周易大傳》的‘輔相天地’的學說。《象傳》說：‘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謂裁成、輔相，亦即加以調整輔助。《系辭上傳》說：‘范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范圍亦即裁成之意，曲成亦即輔相之意。《文言》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兇吉。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此所謂先天，即引導自然；此所謂后天，即隨順自然。在自然變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導，在自然變化即成之后注意適應。做到天不違人，人亦不違天，即天人互相協調。這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道路……這種天、人協調的思想在中國文化史上居于主導地位。［14］”
由此可見，李約瑟同意中國哲學具有有機的特質并認為其具有潛在的價值。錢穆、季羨林、張岱年、湯一介則指出或認可“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特質。此外，季還明確指出這種特質導致了東西方文化的不同走向，并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有沒有挽救的辦法呢？當然有的。依我看，辦法就是以東方文化的綜合思維模式濟西方的分析思維之窮……在西方文化已經達到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把人類文化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13］”
1.4 小結
綜上所述，從人類文化史角度來看，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存在分化的現象是合理的，我們分別稱之為人與天的關系與人與物的關系。人與天的關系是以整體性的視角對待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知識和觀念的總和；其哲學基礎的典型代表是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觀。需要說明的是，“天”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有多種含義，在本文中使用“自然”這一含義；至于其它的含義是否同時成立，本文不做探討。人與物的關系是指以分析性的思路處理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知識與觀念的總和；其哲學基礎的典型代表是機械唯物論。這兩種關系是理想型。
如果“天人合一”確實如錢賓四先生所說的，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之貢獻”，那么，從建構主義的角度來說，這樣的劃分也有利于這個觀念的傳播。再從環境資源問題的產生的根源和可能的解決途徑的角度來看，這種劃分也是必要的。
回答了兩個問題，還有一個問題：如果中國的天人合一觀對世界文明的未來可以有所貢獻，那么，在環境社會系統里，要把天人合一觀放在什么的結構中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如前文［1］所述，即基本思路是根據人與自然的關系存在分化的現象，將其分解為人與天的關系和人與物的關系；加上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身的關系，共四種關系，統一在三種生產理論的框架內。
2 為什么說四種關系是基本關系
這部分回答第二個疑問。
2.1 三種生產理論的（簡化）物質流模型
三種生產理論可以用圖1中的簡化模型表示［15］。其中涉及人力，而人力包括物質性的一面和非物質性的一面。早期的研究側重于環境社會系統中物質流動過程的描述，沒有詳細敘述人的意識或者說能動作用是如何影響物質流動的。此外，為了凸顯廢棄物回收利用產業的重要性，圖1把物資生產和人的生產兩個子系統中產生的廢棄物單獨列出。
為了著重說明三種生產理論中三個子系統之間的物質流動，可以將圖1進一步簡化。第一，將“廢棄物”框去除，把物質生產和人的生產兩個子系統中產生的廢棄物直接和環境生產子系統相連。第二，只考察人力作用的物質性一面，暫時不考察人力作用的非物質性一面。第三，如前文［1］所述，本文的環境包括宇宙在內，因此，圖1最下端代表自然力的箭頭就不必要了。這樣得到圖2。
毋庸置疑，當今世界，三種生產的物質流動出了問題。其原因何在？在環境社會系統中，是人影響了物質流動。人是如何影響其物質流動呢？下面我們側重考察人力的意識的一面，意即人的能動的一面對環境社會中物質流動
的影響。這里的意識是廣義的意識，包括心理學上所說的潛意識和前意識在內。
2.2 三種生產理論框架中的四種關系
把四種關系與三種生產理論聯系起來，可以得到圖3。于此過程中，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還原論的方法。就人與人的關系來說，由于人的生產消費物資生產提供的生活資料和環境生產提供的生活資源，因此，可以抽象化地認為物資生產和環境生產提供的物質是先集中到人的生產這個子系統，然后再在該子系統內完成分配的。我們知道，分配是人與人關系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此外，人的生產中還包括人力資源的生產，而人力資源的生產過程也離不開一定的人與人的關系。所以，作者把人與人的關系主要定位在人的生產這個部分是合理的。應該看到，人與人的關系與人與自身、人與天、人與物的關系之間存在交互作用，但是不把它暫時地與其它關系分開來，恐怕就無法繼續深入地分析。所以分析的方法是必要的。
各種關系之間的交互作用將另文詳細討論。
類似地，就人與物的關系來說，我們抽象地把環境資源以及人力資源集中在物資生產子系統中，在人的生產和物資生產這兩個子系統之間人與自然的關系主要體現為人與物的關系。但是它是否包含有其它關系呢？應該還是有的，比如說水稻種植過程雖然包含著對“不違農時”等天人關系的理解，但其主要體現了人對自然物的利用能力，因此應該把這個過程放在物資生產子系統中。此外，在現代以西方的物質文明為主導的世界秩序中，人對自然的利用能力越來越強，物資生產量越來越大，把物資生產子系統和環境生產子系統分開考慮也是合理的。因此，人的生產和物資生產兩個子系統之間主要體現的還是人與物的關系。
人類對待環境生產的態度和人類整體性地看待自然的態度是密切相關的，因此人與天的關系主要體現為人的生產子系統與環境生產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雖然在實際生產中，處理、消納污染物的過程可能和物資生產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但是三種生產理論把消納污染物和產生資源的過程抽象化地集中在環境生產這個子系統內。另外，在這個子系統里，自然力發揮的作用應該大于人力的作用。“生物圈Ⅱ號”的失敗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自然環境系統的重要性。又如，Costanza［16］認為，保守地估計，生態系統服務的年產出是160 000-540 000億美元；而當時全世界的年生產總值為180 000億美元。
2.3 從物質和精神（能動作用）的角度看四種關系
四種關系中，人與自身的關系是指人的動機。動機指向的對象有兩大類，一類是物質的，一類是意識的、或精神的。這兩類對象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對于音樂家來說，演奏好樂曲、譜寫出好的樂曲的行為背后有著他們的精神追求，但是這種精神追求一方面可能給其帶來經濟收益，另一方面也可能影響其他人的經濟行為。把動機指向的對象分成物質的和精神的兩類是一種便于論述的、分析性的、還原性的思路。在真實的世界中，兩者常常是密不可分的。
除了人與自身的關系以外，其他的三種關系也都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物質對四種關系的影響與制約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在處理這四種關系的時候，人的意識對物質世界的能動作用及其反作用。據此，可以將圖3中的四種關系分解，如圖4所示。如果圖4中表示的是人的動機對象偏于精神的一面，且表現了人對人與人的關系的認識及其能動作用，人對人與物的關系的認識及其能動作用，人對人與天的關系的認識及其能動作用，那么這個圖就是一定動機取向下的能動作用圖；如果圖4中表示的是人的動機對象偏于物質的一面，且表現了人對人與人的關系的認識及其物質流，人對人與物的關系的認識及其物質流，人對人與天的關系的認識及其物質流，那么這個圖就是一定動機取向下的物質流圖。
把圖4中各邊中偏于精神的一面和偏于物質的一面組合在一起，我們就可以得到圖3。
圖3和圖2相比較，多了兩條表示人與人的關系以及人與自身的關系的弧線；少了一條連接物質生產子系統和環境生產子系統的邊。需要人與人的關系以及人與自身的關系的弧線的原因前面已經說明了。少了一條連接物質生產和環境生產的邊是由于在一定的社會條件和物資生產水平下，物資生產子系統需要向環境生產子系統索取的資源量和排放的廢物量是確定的。類似地，在一定的社會條件和人與天的關系下，環境生產子系統所能提供的生產資源的量和環境容量也是確定的。因此，我們認為，盡管從物質流層面上看，物資生產和環境生產兩個子系統之間的物質流關系是重要的，但是考慮到人的各種能動作用以后，這條邊就不宜作為基本關系之一來處理。或者說，由于我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是人，如果人能處理好人與天的關系以及人與物的關系，相應地，就把天與物的關系處理好了。所以把天與物的關系包含進來是一種冗余，類似于計量經濟學中的“完全共線性”。計量經濟學認為，在用若干解釋變量解釋被解釋變量的時候，允許解釋變量之間存在部分共線性，但是要避免解釋變量之間完全共線性的現象。
2.4 四種關系是環境社會系統的基本關系
在四種關系以外，是否還有其它的關系可以作為環境社會系統的基本關系呢？答案是否定的。
所謂的基本關系，依作者的理解，必須有幾個條件。第一，它是必要的。也就說，在解釋環境社會系統中意識與物質的相互作用時是不可或缺的。前面我們已經論證了四種關系的必要性。第二，基本關系之間可以是相關的，但不能是完全相關的。由于完全相關的關系之中必定有一個可以從其它關系中推出，所以應該將這樣的關系排除在基本關系之外。如前所述，物資生產和環境生產兩個子系統之間的物質流就屬于此類可以排除在基本關系之外的關系。第三，在所研究的系統中，所有的基本關系必須是完備的。第四，基本關系應該是所描述的系統的各個一級子系統之間的一級關系。
馬世駿等［17］在1984年明確提出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概念。Herman Daly（轉引自Sylvie Faucheux, 1995）也在1987年提出可持續發展包括并且根植在三個分離的領域：經濟、社會、生態［ 18］。葉文虎等［15］于1997年提出的三種生產理論，源于認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是一個整體，并將其命名為“環境社會系統”。在這里，經濟是人類社會這個子系統的組成部分，生態是自然環境子系統中各要素之間的內在聯系。從物質流角度看，環境社會系統中客觀地存在著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三種生產活動。
由于三種生產理論描述的是環境社會系統（即世界系統）的物質流運動，從宏觀層面上看，其描述對象是完備的，意即可以包羅世界系統中的“萬象”。
單從三種生產的物質流圖來看，其中存在三對物質流的關系。如果把人的意識和三條邊對應，就有了三種關系，即人與物的關系、人與天的關系、物與天的關系。再加上人與自身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一共有五種關系。再從字面來看，還可以有：物與物的關系、物與自身的關系，天與天的關系，天與自身的關系。所以，從文字角度看，在這個系統中一共可以找到九種關系，但是我們為什么說四種關系是環境社會系統的基本關系呢？
首先，前面已經論述了為什么基本關系中沒有天與物的關系。
另外，如前所述，天是整體性看待自然情況下的自然，它包含有兩層意思。一層是整體性的自然；另一層是用整體性方式看待自然中的存在時，該存在即是天的一部分。我們先來看前一層意思，即天是整體性的自然，這時，天與天的關系，天與自身關系應該只屬于文字上成立，而實際上不一定成立的關系。如果一定要“鉆牛角尖”的話，那么這兩個問題可以轉換成：我們的宇宙之外還有宇宙嗎？如果有的話，宇宙和宇宙之間是什么關系？我們的宇宙為什么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這些問題都屬于哲學的本體論范疇。其中，天與天的關系不在本文討論的環境社會系統所及的空間和時間尺度內；而天與自身的關系則未在環境社會系統中表現出現實的重要性，所以未體現出需要將其列為基本關系的必要性。因此，本文不把這兩種關系列入環境社會系統的基本關系之列。
再來看為什么沒有物與物的關系。物是分析性看待自然時的自然，它同樣有兩層意思。一層是指自然中一個個獨立的個體，另一層是用分析性的方式看待自然時自然中的存在。不管怎樣，它們都是自然中的個體。如果這兩種物都與人發生直接的、或有顯著影響的間接的聯系，那么我們可以把這種物與物的關系歸并到人與物的關系中。如果這兩種物不與人發生聯系，或者發生無顯著影響的間接的聯系，那么我們可以將這樣的物與物的關系歸于人與天的關系中。類似地，也可以這樣處理以整體性方式看待自然中的存在是自然的一部分時，存在與存在之間的關系。
最后，還有一個物與自身的關系。對于非生物來說，物與自身的關系同樣是一個只在文字上成立的關系，故無法列入基本關系之中。而對于非人類的生物來說，如果生物學家感興趣的話，該關系應該是生物學的研究內容，而不應當作為環境社會系統的主要研究內容。
3 小 結
綜上所述，我們主要通過窮舉法，發現從三種生產理論的視角看，其中存在九種一級關系，但是有些關系與環境社會系統的研究內容相去甚遠，有的具有完全共線性的性質，把這些關系排除在外，剩下四種關系，即：人與自身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天的關系、人與物的關系。
這四種關系都是必要的、非完全相關的，而且足以表示環境社會系統中的人與自然、人與人相互作用的結構，符合前及的基本關系的幾點要求，因此我們把它們稱為環境社會系統的基本關系。這四個一級關系之間還存在交互作用，這在后面會進一步討論。由于二級和二級以上的關系可以看成是一級關系的衍生關系，因此二級關系也不列入基本關系中（所謂n級關系是指相互作用的若干個子系統都是，或者其中最（較）低層次的子系統是，環境社會系統中的n級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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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Discussion on Four Basic Relationships in Environmental-social
System/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AN Hui1，2 YE Wen-hu2
（1. School of Economics/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China；
2. Center of 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