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激勵計劃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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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激勵計劃的實施范文第1篇
關鍵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 控制權 股權激勵
一、研究意義
股權激勵是上市公司為了促進經營業績、激勵管理者的一種手段，也可以有效解決管理層與所有者之間的問題。但是關于公司控制權對股權激勵計劃的影響卻有著不同的觀點。以往的實證研究指出在大股東的控制權實現過程中，與管理層的股權激勵計劃施行有著兩種作用關系：監督和沖突。那么股權激勵產生的效果為什么不同？在企業中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多少更有利于企業的發展？基于此，本文選取了G乳業公司的股權激勵作為樣本，分析公司控制權變化對于股權激勵計劃有何作用關系，以求回答以上問題。
二、案例介紹與分析
（一）兩次股權激勵計劃概況以及公司控制權的變化
2002年G公司上市之后，公司的大股東就在同年頒布了股權激勵方案，借此來建立起公司的管理者與公司長期利益的關系，并且使用了股權激勵的方式。2010年G公司再次實施了股權激勵方案。兩次方案的內容如表所示。
由上一年報數據可知，從2002年到2010年，G乳業集團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增加了15.388%。加上公司整體管理團隊及市場舉措、目標消費人群并未發生大的變動，所以大股東持股比例份額的增加直接使得公司的控制權更加集中。
（二）兩次股權激勵計劃實施效果對比分析
G集團在2002年年報中的激勵方案，遵循了有關制度的同時，加上對管理層的獎勵力度也非常適合，所以得到了有效實施。在2003年，全年主營業務收入為59.81億元，相對于上年同期上漲19%，凈利潤達到2.82億元，與上年相比上漲25%。同時，根據G公司的2011年報及Wind數據庫，總體業績指標反映：營業收入從2010年的117.89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137.75億元；凈資產收益率從7.76%增加到9.7%。比較兩次的激勵效果可以看到，第二次股權激勵后公司的業績、價值、整體情況等都有了較大的提高，且第二次授予的員工更多、領域也更寬，表現了公司各管理層對公司前景的積極樂觀心態。相比第一次股權激勵來說，效果更為顯著。第一次股權激勵偏向于福利型，而第二次的激勵屬于激勵型。在第二次過程中，股東大會的決議和不斷地監督起到了引導性的重要作用。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第一，在國有控股上市企業中，大股東的股權份額越大，即控制權越集中，所有者對管理層施行股權激勵方案的監督作用越顯著，激勵的Y果也就越好。所以在股權激勵計劃施行過程中，為了有效發揮其原本的作用，應該制定合理的政策或者獨立的監管機構，來監督激勵計劃的施行。第二，由兩次股權激勵的方案設計及實施效果對比可以看出，如果想要更好地激勵大股東、中小股東和管理層，就需要在股權激勵方案的實施制訂上惠及更多的人，使得大家都能齊心協力去提升公司價值和經營效益。第三，在大股東的控制權較低時，制訂的股權激勵計劃考核期較短，各種考核指標較低，對于管理層的激勵作用不足；在大股東的控制權提高時，制訂的股權激勵計劃較貼合實際，考核期限和業績指標也都合理有效，所有者對管理者的監督作用凸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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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激勵計劃的實施范文第2篇
[關鍵詞]檔案管理；信息化；優勢；安全風險；評估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18.132
[中圖分類號]G27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5）18-0-01
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信息化建設成為檔案管理發展的必然趨勢，對現代檔案管理工作的開展及檔案資源的應用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檔案管理信息化是實現檔案管理規范化、現代化的一大重要途徑，同時也是檔案資源實現共享，得到廣泛應用的必然要求。
1 檔案管理信息化的必要性
在當今檔案管理信息量急速增加、種類繁多、信息載體多樣的情況下，傳統的檔案管理模式已與社會信息化發展相脫節。這必然要求檔案管理信息化，在滿足時展需要的同時更好地促進檔案管理事業的發展，充分實現檔案的功能和價值。檔案管理信息化發展是檔案發展的必然要求，當今社會已具備了檔案管理信息化發展完善的條件，使其發展成為可能。第一，具備軟硬件基礎。硬件基礎主要體現在各單位的檔案管理部門已具備打印機、復印件以及掃描儀等高新技術設備，另外，對計算機的配置也滿足了檔案管理部門的工作需求。第二，規范的管理機制。其標準體現在整理、統計、服務及技術等多個方面。第三，人們的信息化意識逐漸增強。隨著計算機網絡技術在生產生活中的廣泛應用，人們的信息化意識逐漸增強，同時人們對信息化相關設備技術的操作能力也已滿足日常生產生活的需要。這為檔案管理信息化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思想環境，并在一定程度證實了檔案管理信息化建設的迫切需求。
2 檔案管理信息化的優勢
2.1 利于存儲
在檔案管理信息化中，檔案管理不再占用巨大空間，且提高了管理效率，檔案只需儲存在計算機中。同時，也解決了紙質檔案在存儲期間的自然損害問題，提高了檔案資料存儲的長期性。經過高新技術進行“原文掃描“后，利于實現“原文”再現。
2.2 便于查詢
在傳統的檔案管理模式中，查詢資料需檔案管理人員自大量的紙質信息中，通過肉眼查找。檔案管理信息化徹底改變了這一費時、費力的查詢方式，通過檔案信息管理系統即可實現檔案資料的即時、準確查詢。這大大提高了檔案資料的使用質量、精度和效率。
2.3 實現信息共享
檔案管理信息化通過信息網絡可促進組織、單位內部的信息共享，使檔案資源的使用更加快捷，及時滿足組織、單位內部對檔案信息的需求。專用的信息技術，可實現檔案資料的異地遠程管理和使用，最大程度地發揮了檔案的作用。
2.4 實現檔案的分級管理
在檔案管理信息化中，可通過相應的網絡權限設置，規定使用者的調閱權限，實現檔案資料的分級管理，這有利于資料保密。同時，系統查詢記錄可自動記錄調閱情況，以更好地落實責任追究制。
2.5 提高工作效率
傳統的檔案管理工作中，檔案的收集、整理、保管以及利用等都需要通過手工勞動實現，這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資源。而檔案管理信息化改變了傳統的工作方式，檔案資料經微機處理后，實現了按“件”整理歸檔，其整理、保管及利用等環節均可在電腦上操作。同時，工作人員的工作由以前的集中工作轉變為分散工作。另外，系統中按“件”整理的資料，使得文件的插入變得簡單，便于文件完善。可見，檔案管理信息化在降低工作人員勞動強度的同時也提高了工作人員的工作效率。
3 檔案管理信息化安全風險評估
3.1 檔案管理信息化安全風險評估的必要性
檔案管理信息化的優勢逐漸體現出來，且其特點鮮明，與社會發展相協調，是現代化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信息化的管理方法，能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方便，與此同時，信息的安全問題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在對檔案進行信息化管理的過程中，應確保信息的安全性，保證信息傳輸路徑的安全，并確保數據的完整性。
3.2 檔案管理信息化安全風險評估中的存在的問題
目前檔案管理信息化安全風險評估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對信息安全評估不夠重視。各組織、單位的管理層對檔案管理信息化安全評估的重視程度不能與檔案管理信息化安全評估的重要性呈正比，遠遠達不到現階段信息安全的需要。第二，評估技術人員匱乏。各組織、單位內部，對檔案管理信息化安全評估的重視程度不夠，導致安全評估人員的專業知識及經驗嚴重不足，不能滿足其工作需求，甚至相關部門的檔案管理信息化安全評估形同虛設。第三，工作流程及技術標準有待完善。就目前檔案管理信息化安全評估的發展狀況而言，需要完善其工作流程及相關的技術標準。其工作流程和技術標準要根據具體環境及情況而制定，以實現流程和標準的科學性、合理性。特別是評估中的分析方法如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等，需要進一步完善。第四，評估工具有待更新。隨著信息化的不斷推進，其安全問題也日漸暴漏。原有的評估工具已不能滿足現階段解決相關安全問題的需要。因此，必須加大評估工具的開發和推廣力度，切實滿足檔案管理信息化安全評估的需求。
4 結 語
檔案管理信息化是檔案管理隨時展的必然趨勢，其與傳統的檔案管理方式相比有著明顯的優勢。同時，檔案管理信息化所具有的信息安全也需引起重視，要積極解決信息化安全評估中的相關問題，促進安全評估，從而在根本上促進檔案管理信息化的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股權激勵計劃的實施范文第3篇
作為現代性產物的社會學，從其誕生之時起，其理論研究的核心主題與根本使命就體現為以“現代社會”為范本進行“現代性方案”的建設和“現代化實踐”的推進。然而，隨著當代全球化浪潮的興起，人類社會正面臨著一場新的社會轉型，并由此深刻地影響到了一貫以反映社會現實變化為特征的社會學理論研究傳統上。社會學要理解全球化所帶來的歷史性變革，并對新的社會轉型做出理論上的說明，就必須重新反思傳統的社會學研究范式和理論形態，在整合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礎上實現理論傳統的重建與創新。
關鍵詞: 現代性 全球化 研究范式 社會學理論
一、現代性：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核心主題及其危機
筆者曾在《邏輯起點與核心主題：現代性議題與社會學理論的研究》一文中詳細地論述了社會學理論研究與現代性議題之間的關系，并通過對社會學理論演進歷史的系統梳理與考察，論證了作為現代性產物之一的社會學，其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就是現代性。不僅如此，從其誕生之時起，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命運就與現代性緊緊拴在一起了。無論是古典社會學階段，還是現代社會學或當代社會學研究階段，其理論建設和目標取向的主旨都是圍繞著現代性而展開的，其核心主題與根本使命實際上都體現在建設現代性和推進現代化這一大的主題范圍內。[i]
因此，圍繞著社會學理論研究的這一核心主題，從社會學誕生之時起，古典社會學理論中便產生了一連串的對現代性內涵不大一致的定義，最典型的如有馬克思（K.Marx）通過對資本主義的定義、涂爾干(E.Durkheim)通過有機團結的定義、韋伯(M.Weber)通過對合理化的定義來理解現代性的主要內涵，[ii]而且每一個定義又都是與說明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聯系在一起的，如生產方式(馬克思)、勞動分工(涂爾干)、理性化的多樣性(韋伯)，同時還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論類型與分析方法：社會關系(馬克思)、社會事實(涂爾干)、社會行動(韋伯)[iii]。上述三種對現代性富有代表性的不同界定中，恰恰代表了社會學理論研究的三大傳統，即批判主義、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的理論傳統。而且，從社會學理論自身的歷史發展來看，社會學理論的發展實際上一直是處于批判主義、實證主義、人文主義三種不同傳統的張力之中。[iv]一方面，它注重對研究現象作實證的、經驗主義的考察與分析，強調的是科學主義、實證主義的傳統，注重對研究結果的“真實性”和“可靠性”進行探究。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對研究對象進行“解釋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強調的是人文主義、闡釋主義的傳統，關注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和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v]而與此同時，它又意識到了任何研究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別和社會階層的影響，注意研究中的權力關系以及研究對知識建構和社會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同時又具有一種后現代式的社會批判意識，強調一種強烈的價值介入。[vi]毫無疑問，社會學理論研究取向上的這一長期存在的分裂與對立的緊張局面業已造成了社會學領域內在“實質性”理論建構、具體的研究程序乃至學術共同體從業人員中潛在的或明顯的分裂。尤其在當代，這一局面又與社會學知識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論題糾纏在一起，形成了更為錯綜復雜的情勢。[vii]
但是，回歸到整個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核心主題之上，我們可以發現，這三種不同傳統的社會學理論研究盡管在形式上存在著較大的差別，但在最為本質的價值取向上似乎并沒有很大的差異。如果我們以現代性的內涵為坐標，以現代化的實踐為尺度，整個社會學理論的知識體系(無論是古典社會學、現代社會學還是當代社會學)在理論建構與目標取向上始終沒有擺脫過建設“現代性”與推進“現代化”的歷史使命，其所遵循的實際上都是建立在“現代社會”基礎之上的一種以西方中心論、民族國家中心論和人類主體中心論為主要學術特征的“現代化研究范式”。而且，這種研究范式的核心內容與方法在社會學理論的古典時期就已經基本上得以確立了。比如，從古典社會學開始，社會學就已基本確立了“秩序”、“進步”和“理性”這一現代社會最為核心的價值主題，總是想為現代化實踐提供一個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理論模型，并從社會之外對現代社會與現代性的各種制度、關系進行描繪、解釋和說明（這一研究取向和傳統可以說直到現在都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古典社會學理論中的這種對現代性的論述以及基本理論的建構，雖然并不意味著現代社會與現代性的研究在社會學理論中已趨完善，但它至少確立了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核心主題，并為社會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方向。
盡管人類對自身活動所構成的社會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都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但把社會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加以系統考察和論述的卻是啟蒙運動以后的事。社會自人類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會思想也隨此而產生，但社會學作為一種全面、系統研究現代社會的知識系統則到19世紀后才得以產生的。[viii]古典社會學體系中研究領域的形成、研究主題的選擇以及適用方法論的發展都是以分析現代社會現象并賦予社會秩序，提供管理生活與理性控制社會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技術為其目標取向的。古典社會學理論正是靠這些廣泛的概念和預設，而在“現代性建設”和“現代化實踐”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擁有“合法性”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古典社會學理論所開創的理論傳統雖然在形式上曾被不同時期的社會學家吸收、借用或更新，但在本質上并沒有根本性的超越與創新。
現代性與古典社會學理論的結合所產生的社會學理論研究中的“現代化研究范式”，不僅意味著現代性與現代化將成為社會學理論研究的一個核心主題，而且也從總體上規范了社會學理論研究所要運用的理論、方法以及價值取向。大凡現代性與現代化所表現出來的特質(如民族國家中心論、西方中心論、人類主體中心論以及形形的二元對立等)也多半成了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品質和特色，同樣現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潛在危機也演變成了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潛在危機。[ix]尤其在新的社會轉型之下，伴隨著現代性與現代化危機的日益顯露和嚴重化，社會學理論研究面臨的困境與挑戰也越來越大。正如現代性的危機只能用超越現代性的方式來解決一樣，滯留于現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會學理論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現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來予以解決。
二、全球化：新的社會轉型及其對現代性的超越
在當代社會，最重要的社會變化莫過于全球化所帶來的新的社會轉型（筆者稱之為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第三次社會轉型[x]）。這次新的社會轉型與現代性之間具有天然的緊密關系。正如吉登斯(A.Giddens)所指出的，現代性正在內在地經歷著全球化的過程，這在現代制度的大多數基本特性方面，特別是在這些制度的脫域與反思方面表現的猶為明顯[xi]。從大約17世紀起，歐洲開始在思想意識、軍事力量、航海技術和經濟發展等方面超過了世界其他地區。歐洲社會的這種驚人轉型促使它把新的制度傳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發了我們稱之為“現代性”的一種新現象，這正是當今全球化時代的邏輯起點[xii]。現代性的這種全球化趨勢，本身就在其動力機制之中，時空的重組、抽離化機制和現代性的反思性都內在地具有擴張的趨勢。因此，我們應該根據時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環境，以及地方性活動的漫長變遷之間的發展關系，來把握現代性的全球化蔓延。[xiii]
毫無疑問，現代性的全球化過程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并讓我們看到一個越來越有“共性”的現代性的涌現，即西方現代性或啟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許多地方獲得體現。但是，現代性從其全球化的傾向來看，并不是一種特別的西化之物，因為無論是現代性的激進化還是社會生活的全球化都決不是一個已經完成了的過程。當然，如果把“現代性”僅僅看作是一種現代社會的狀態，那么“全球化”則更像一種“理想類型”的概念，它不是指一種人類社會的終極狀態，而是指一種不斷變化的整體化趨勢。在民族國家階段，“現代性”與廣義的“全球化”具有某種重合之處，即“現代性”的擴張過程實際上就是全球的現代化過程。但是，當“現代性”在某些國家得以成熟并獲得充分體現之后，也就是在某些民族國家完成現代化以后，其所面對的可能主要不再是一個“現代性”與“現代化”的問題，而更多的是一個已經被加深化了的現代性的“全球化”問題[xiv]。猶如現代性改變了傳統社會的社會現實一樣，全球化也正在改變現代社會的根本特征。時至今日，現代性的近期發展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整體化方面，而且解構了秩序、進步、理性這些啟蒙時代形成的經典信條，代之以機會、風險和更多的偶然性。因此，更準確地說，全球化進程現在并沒有擴大現代性，而是成了其轉變的加速器。而全球化本身“在許多方面不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將“重塑我們的生活方式”。[xv]因此，我們不能籠統地說“現代性”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或“全球化”是“現代性”的一部分。況且，“現代性”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是一個整體，那么對現代性制度做出多種反應就是可能的。事實也是如此，各種“超越”現代性的運動已經在全球體系中出現了。同時，現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也不僅僅體現在它的影響之上，而且也體現在知識的反思性上，這種反思性對現代性的動力機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趨勢不斷加強，新的社會轉型也在不斷加速，其中一個突出特征就是人類社會的結構正在變得日益跨國化和全球化，這使得一貫以宏觀研究而稱著的古典社會學理論傳統受到了極大的挑戰。正如費舍斯通（M. Featherstone）所指出的，全球化進程的發展使得古典社會學理論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現代化理論無力解釋新現象、新問題。古典社會學傳統由于把社會等同于有邊界的民族國家而無法全面理解全球化問題；現代化理論則由于長期使文化依附于結構性發展，并擱置了文化與能動者(agency)之間的關系也無法對全球化問題做出合理的解釋[xvi]。那些以民族國家為中心而形成的社會學(甚至包括政治學、經濟學)中的一系列概念體系、理論觀點再也難以解釋新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全球性現象了。社會學理論缺乏探討跨國實踐(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現實的語匯，人們繼續依賴與民族國家相應的傳統社會學術語、概念和經驗數據，使社會學理論在全球化研究范式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因此，要理解全球化對現代性的超越及其所帶來的歷史性變革，就必須對新的全球化時代和新的社會轉型做出理論上的說明，并通過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論框架來把握新時代的本質。[xvii]因為理論作為對社會現實的反思性、推論性建構，它應該具有在指出過去的潛勢并設想可供選擇的未來的基礎上，解讀社會現實的特性。其實，一種社會學理論能否提供引導去進行實證主義的社會學研究，不全然在于此理論能否提供一個程序和規則，使之符合實證主義的“可重復性”與“可驗證性”等原則，而也應該取決于此理論能否把抽象的理論轉化成較為具體的架構，給研究者提供指引，把他要研究的對象概念化。主流社會學理論(即實證主義社會學)的主要失誤就在于它從不同的理論基準出發去批評非實證主義社會學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視了深層理解在社會學理論研究中的意義。[xviii]
其實，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新的社會轉型展開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最終目標也并不是要試圖在當今龐大的全球化研究領域中創造出一種更宏觀的社會學理論，并建立起所謂的全球化社會學(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體系，而主要是從反思傳統社會學理論思維方式和研究范式出發，面對全球化所改變的社會學理論賴以立足的現實基礎，探討社會學理論該如何在理論和方法上應對這種變化，以建立起一種能夠足夠適應新的社會轉型需要的研究范式和理論形態。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會學理論層面上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是與當前發生在社會世界中的社會轉型聯系在一起的。社會轉型在促使社會學反思的同時，也提出了社會學重新定位的要求。如果說過去幾年來社會學知識的衰退是不夠確切的，那么，為了應對社會世界的這種變化，社會學家當然要建構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型來說明這一切。[xix]
三、全球化研究范式：社會學理論傳統的重構與創新
當代全球化趨勢的研究表明，我們應更加以積極的方式來檢討社會學理論傳統的工具及環境，以充分回應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全球化不僅迫使現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轉變，而且也同樣促使學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轉變，兩者都面臨同等的焦慮與壓力。其實，完整的社會學理論研究本身就應該包括地方、國家、區域和全球等不同層次，不應像傳統的社會學理論研究那樣只注重前面幾個層次而忽略了全球層次的研究。今天，隨著全球化浪潮的興起，與其它學科一樣，社會學理論需要迅速地擴展它的地理和智識（intellectual）邊界，即承認地方社區和民族社會的本質屬性正面臨著全球范圍內深刻變遷的巨大挑戰，而對這種挑戰直接反映的結果就是要在重建社會學理論傳統的基礎上創新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論形態，以適應新的社會轉型的需要。
那么，如何實現社會學理論傳統的創新呢？近20年來，各種對既存社會學理論傳統進行多元綜合的做法越來越多，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四種。一是重建。即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上，吸取其他理論的益處，重新構建原來的理論，使之更加完善。如亞歷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義和多向度社會學（multidimensional sociology）、費恩(C.Fine)的新符號互動論、庫克(S.Cook)的新交換理論等等。二是擴展。即擴展原有理論的傳統界限，向新的領域發展。如文化社會學出現了從闡釋學解釋向社會學調查轉變的動向，常人方法學也突破了僅僅分析日常生活的對話和互動的局限，將其領域擴大到分析社會制度、結構與個人的關系等主流社會學理論所關心的問題上。三是聯結。即尋求某種途徑將微觀與宏觀、主觀與客觀、結構與行動等不同層次、領域的現象聯結起來。如科爾曼(J.Coleman)的理性選擇理論就提出了以微觀層次為基礎建立起微觀與宏觀、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理論途徑，而亞歷山大則主張以宏觀層次為出發點來尋求微觀與宏觀的聯結。埃利亞斯(N.Elias)的“構型社會學”或“過程社會學”也是將微觀層次的個人行為與宏觀層次的國家聯結起來進行分析的典范。四是整合。即試圖以超越“重建”、“擴展”、“聯結”的辯證綜合方式，來創立一種新的社會學理論語言，以整合了的理論來認識或重新解釋曾被忽略、歪曲了的多維而完整的社會現實[xx]。如瑞澤爾(G.Ritzer)提出的社會學元理論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就是對社會學多重范式的整合，[xxi]還有諸如女性主義社會學、后現代社會學等各種批判的社會理論（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興起，其不僅整合了傳統社會學理論內部的各種思潮，而且還充分吸取了政治學、人類學、歷史研究、法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學科領域的知識，從而在整體上促使了批判理論從社會學理論視野轉向了社會理論領域。[xxii]
通過對社會學理論發展史的系統考察，我們可以發現，社會學理論傳統的發展趨向總體說來是其研究范式的變遷，或者說是其方法論體系的變遷，而這種變遷的動力則來自其研究范式的分化與整合。社會學作為一門對社會實踐和現實的結構關系與運行狀態的理性反思的科學，理所當然地是隨著社會現實的轉型而不斷變化的。由此，社會學研究者的理論視野、研究范式等等都應當隨之而不斷發展和調整，只有這樣，社會學才能體現出其本身的學術活力及與社會發展的適應性。在21世紀的社會學理論研究領域中，筆者認為，一個極為重要的現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為特征的新的社會學理論范式將逐步得到確立。這種新的社會學理論范式是社會學理論多重范式整合的結果，它表明了社會學理論正處于一個解構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構一種新的社會學理論范式的文化和知識境況中。正如當今社會的發展正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轉型期一樣，社會學理論的發展也正處于其歷史發展的轉型期中。在這個轉型期中，社會學理論面臨著挑戰和機遇并存的境況。社會學是否有更輝煌前景，社會學理論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們是否能夠不僅在理論視野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僅在戰略眼光上，而且在實際運作中能夠適應社會學本身的發展邏輯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步伐不斷加快的今天，這種適應全球化趨勢和新的社會轉型需要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將在社會學理論研究中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著對傳統的“現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與揚棄。以民族國家中心論、西方中心論和人類主體中心論為基本特征的現代化研究范式，不僅在理論上造成了各種主體與客體的對立與沖突，使傳統的社會學理論研究局限在一個個有限的民族國家之中，無法闡釋和說明在全球層次上出現的大量跨國事實，而且在實踐上也造成了人與自然及人類內部的沖突、斗爭、彼此消解的緊張狀態，使不同主體處于嚴重的對立之中，從而給社會學理論研究帶來了自身難以克服的危機。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現將超越現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機，突破現代化發展內涵的“單一性”和指導思想的“非人化”所導致的“發展悲劇”，確立以人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續的和諧發展觀，為社會學適應新的社會現實提供了理論與方法上的支撐。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現，所體現的是社會學理論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視野是一種多學科滲透和融合的學術視野。全球化時代的知識特征就是知識交叉、信息爆炸、傳播迅速，并構成了一個在學科上融合滲透、在時空上交叉蔓延的立體化、全球化知識語境，這就要求社會學理論研究者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不斷調整自己的學術視野，不斷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隨著全球性社會和知識社會的大力發展，人類生存環境的重大變化和人類對自我生存意識的深化，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視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會科學家開始認同社會學理論的重要性，社會學家也逐漸放棄對絕對理念的追尋，日益表現出對其它知識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顯示出一個融合各種學科優勢的知識時代即將出現。因此，社會學理論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閉在一個狹小的天地里，應該不斷地豐富自己的知識結構，拓深自己的思想維度，多一分知識的維度和多一點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社會學理論的研究，有利于社會學理論整體性思維方式和多元價值取向的形成與確立。
三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現，表明了以往社會學理論中的一些傳統的研究對象和命題日益走向式微，這就意味著整個社會學理論的研究需要進行時代性的轉型和變革。在過去，社會學理論所關注的是一些普遍主義的東西，企圖以絕對、普遍的宏大理論框架來指導自己的經驗研究。實際上，社會學理論研究中的普遍主義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極為有限的。當代社會學理論的發展越來越顯示，社會學理論應該從普遍主義的理念轉向人所生存于其間的社會現實和個體化的人類存在，應該將宏觀架構與微觀事件、客觀環境與主觀行動結合起來，更加關注社會現實本身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所以，社會學理論研究在當今的發展更向具體實在的社會現實開放，實踐性的社會現實始終是社會學理論發展的重要基點，多一點現實的關注，多一點實踐的眼光更能使社會學理論充滿發展的活力。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視本土化社會現實的研究。“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現給社會學理論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社會學理論中具有權威性的許多經典命題不再是經典命題，那種囊括宇宙、貫通歷史、解釋一切也決定一切的真理意識不再成為社會學理論的主要目標。社會學理論一方面應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識視界，另一方面也應當立足于本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動”的研究策略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口號，這正體現了社會學理論研究視野、研究對象和研究意識的轉變。“重視理論研究，加強應用研究和對策研究”的社會學理論研究策略也正在我們的社會學理論研究中興起和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給我們提供寬廣深厚的學術視野，而應用研究和對策研究，則使社會學理論的研究具有更明確的目標和更強烈的現實色彩，同時也使社會學理論的研究和發展更具有實踐的操作性、理論的開放性和學科的建設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種“后學”（如后工業、后現代、后殖民、后、后資本主義等）的出現彌補了傳統社會學理論研究范式的不足，也從一個方面大大豐富了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內涵。全球化中各種“后學”詞語的大量涌現已經成了社會學理論研究中的普遍現象，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學理論是一種終結，而更多的是一種開放性的重構，一種解構中的重構。當代社會學理論多元發展的事實預示著，社會學理論的地位不是越來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價值將日益顯著，關鍵在于我們是否把社會學理論看作是隨著社會經濟和人類生活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事業，社會學理論是否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和人類生活的需要。所以，我們必須把社會學看作是一種發展性和開放性的事業，多一點發展和開放的眼光是極為必要的。
由此看來，我們必須從全球化趨勢的客觀事實出發，把全球化看作是一個動態而多維的社會現實，并以此為基礎，來建構“全球化研究范式”。這其中包含了微觀與宏觀、主觀與客觀、個體與社會的統一，而這個統一的基礎就是古典社會學理論家馬克思所一再強調的“人的社會實踐活動”，因為正是通過社會實踐活動，個人與社會才得到體現，個人特征與社會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會實踐活動為中介，個人與社會、主觀與客觀、微觀與宏觀才得以聯結起來，雙方的互動才成為可能，才在社會活動系統的整體中統一起來。如果我們把“宏觀社會－微觀個體”、“客觀環境－主觀認知”作為兩對具有連續統(continuum)特征的坐標兩極的理想類型，并以瑞澤爾已劃分的三種社會學范式(即社會事實范式、社會定義范式和社會行為范式)作為社會學理論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我們可以發現，“全球化研究范式”不僅將具有整合這三種基本社會學研究范式的重要特點，而且，還能夠較好地概括和包容“社會批判范式”的內容，因為不同研究范式實際上只是社會現實完整結構中的不同側面而已。[xxiii]
總之，作為社會事實范式、社會定義范式、社會行為范式和社會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全球化研究范式”實際上能夠在縱向上整合從微觀個體到最宏觀的全球社會的所有層次的研究對象，在橫向上整合從主觀心理到客觀環境的所有領域的研究。而“微觀—宏觀”、“主觀—客觀”又是兩個不同維度上的動態連續體，它們能從縱橫兩個坐標維度囊括人類社會所有方面的所有行為，具有較強的融合性、開放性和動態性。因此，在具體的社會學理論研究過程中，我們應該同時去理解社會與個體，使微觀與宏觀研究互補、主觀與客觀解釋相互驗證，從而使社會學理論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學性和解釋力。無論社會學理論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會學理論的傳統研究對象和能夠運用的研究范式都將在“縱”、“橫”兩個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xxiv]全球化及其所帶來新的社會轉型并不是讓社會學理論走上終結的道路，而是給社會學理論傳統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更為寬廣的前景，社會學理論的古典傳統也將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和吸收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礎上，邁向一個更加開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時代。
注釋：
[i] 文軍：《邏輯起點與核心主題：現代性議題與社會學理論的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
[ii] 例如，馬克思試圖把現代性歸結為資本主義經濟，他意識到社會的進步得益于早期社會向資本主義的轉型。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卻又極力批判經濟制度及其各種畸形現象（如異化、剝削等）。涂爾干則企圖把現代性歸結為工業化，把現代性解釋為一種有機團結的強化和集體良知（the collective conscience）的弱化。而韋伯則把現代化歸結合理化、理性化的過程，把現代世界大多解釋為以其它類型的理性為代價的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的擴張，以及理性鐵籠（the iron cage of rationality）出現的結果。
[iii] Owen，D.(1997)Sociology after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p.12.
[iv] 文軍：《論社會學理論研究的三大傳統及其張力》，《南京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
[v] Giddens，A.(1993)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vi] Emmerij，L.(1997)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XXI Century，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pp1-2.
[vii] 譚明方：《社會學方法論新探》，北京：《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2期。
[viii]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瑞澤爾(G.Ritzer)曾把社會學出現的社會力量歸結為政治革命、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興起、社會主義的興起、城市化、宗教革命以及科學的成長六個方面。其實，這也只是現代性滋生的另一個說法而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都是啟蒙運動的產物。
[ix] 有關現代性與現代社會的危機分析，國內外學者都有大量的論述。比如，美國學者艾愷指出，現代性的最大困境在于現代社會組織的“理性化”最終導致了人類生活的非理性化，現代人類追求個人自由的終極狀態卻是非個人性，這種現代性的困境深植于人性的內在沖突中(參見：[美]艾愷著：《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頁)。筆者也認為，現代社會作為一個分裂矛盾的社會世界，它表現為現代性內部的分裂以及現代化與現代性之間的深刻斷裂和緊張，而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人性結構的內在沖突。限于篇幅，筆者在此不再對有關現代性與現代社會的危機一一進行論述。
[x] 有關這次社會轉型與人類社會發展歷程的詳細論述，請參閱：文軍、童星：《論三次社會轉型與人類社會發展》，《湖南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
[xi] 皮斯特(Jan-Nederveen Pieterse)認為，把全球化看作是現代化的必然結果這樣一種全球化觀念掩蓋了支配這一歷史過程的權力關系，即全球化/現代化的論述局限在西方的歷史當中，從而忽視了非西方社會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參見：Pieterse， Jan-Nederveen (1995)‘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Global Modernities， eds.by M. Featherstone et al.， London: Sage.
[xii] Cohen， R. and Kennedy， P.(2000)Global Sociology， Basingstoke: Macmillan，p.42.
[xiii] 必須指出的是，在有關全球化與現代性之間的關系論述上，不同學者之間也有相當不同的看法。比如，吉登斯把全球化就看作是西方現代性擴展的結果，認為全球化純粹是現代性的放大化；羅伯森（R.Robertson）則認為全球化是現代化的條件、更是不同路向的現代化的條件。而且，這兩種看法在經驗世界都可以得到部分的支持。
[xiv] 正如羅伯森和萊徹納(F.Lechner)所說：“現代性的許多主題——生活世界的分裂、結構的分異、認知和道德上的相對性、體驗范圍的擴大——在全球化進程中已被加深。”參見：Robertson，R. and Lechner，F.(1985)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ulture in World-system Theory’， I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Vol.2，p.108。
[xv] 安東尼·吉登斯著：《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們的生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頁。
[xvi] Featherstone，M.(1990)‘Global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in Featherstone，M.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xvii] 吉登斯(A.Giddens)、貝克(U.Beck)、鮑曼(Z.Bauman)等當代社會學家認為，這是當代社會學理論不可或缺的突出特征。因為從根本上講，社會學是一門暫時性的、反思性的學科，它必須不斷與社會現實保持適應性和靈活性，才能更好地發揮重要作用。
[xviii] 其實，社會學理論，尤其是實證主義社會學理論本身就是現代性與社會文化建構的產物，它從來就不具有將自身從文化中孤立出來而躍居其它社會學理論研究取向之上的特權。
[xix] Giddens， A.(1987)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reface.
[xx] 盛少波：《社會學統一理論的整體性分析方法》，《社會科學研究》，1993年第1期。
[xxi] Ritzer， G.(1996)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pp.621-650.
[xxii] 需要指出的是，社會學理論向跨學科的社會理論的擴展，不僅意味著調用社會學以外的各種理論與方法，同時也包含放棄作為主流社會學理論核心的實證主義的知識觀。因此，從社會學理論到社會理論的轉變不僅具有方法論的成分，而且也有政治的成分。對于批判的社會理論來說，“批判”意味著這樣的觀念：知識存在于歷史中，如果運用得當就可以改變歷史進程，因此，它致力于對社會作總體性的、結構性的理解。參見：Agger，B (1998)Critical soci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Westview Press.
股權激勵計劃的實施范文第4篇
【關鍵詞】 股權激勵； 股利政策； 現金股利
中圖分類號：F27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4）10-0094-06
一、引言
在公司治理中，股權激勵作為降低兩權分離造成的成本、提升公司業績的一種有效方式，一直受到推崇，而股利分配則直接反映了公司股東與公司高管之間、控股股東與非控股股東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因此，股權激勵和股利分配一直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點問題，并且在這兩個研究領域均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
然而，與國外不同的是，我國很少有文獻將這兩個問題放在同一框架下進行研究分析。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制度的推出較晚。2005年12月31日證監會頒布《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才標志著我國公司經理人股權激勵的正式啟動。此后，從該辦法2006年1月1日正式實施到2012年12月31日，繼《管理辦法》出臺后，作為監管層的證監會、國資委和財政部又先后出臺了三個備忘錄、國有控股企業股權激勵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等一系列文件，進一步對股權激勵進行規范。截至2012年12月31日，滬深兩市共有226家公司公告并實施了股權激勵方案。本文試圖運用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分析股權激勵方案的實施對現金股利分配政策的影響。
二、相關文獻綜述
在股權激勵對股利分配政策的影響研究上，國外學者取得了豐富的且較為一致的研究成果，即股權激勵會導致公司降低股利支付水平而提高股票回購的數量。之所以能夠得出這一一致結論，主要是由于國外實行的多是非保護型股權激勵政策，即行權價格一經確定，不會隨著股利分配而發生任何改變。與國外相比，國內在該領域的相關研究極少。肖淑芳等（2009）以2006年1月1日至2008年7月30日滬深兩市首次披露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分析了中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實施對股票股利和公積金轉增的影響，并得出經理人有目的的利用提高送轉股水平方式降低行權價格，通過市場的“價格幻覺”提高股權激勵收益的結論。肖淑芳等（2012）的進一步研究結果表明，股權激勵公司的送轉股水平和現金股利水平從公告計劃前一年起顯著高于非股權激勵公司；上市公司公告股權激勵計劃對送轉股和現金股利水平均有正向的影響。呂長江等（2012）通過對比分析2006—2009年期間推出股權激勵計劃公司和非股權激勵公司的數據，認為相比非股權激勵公司，推出股權激勵方案的公司更傾向于減少現金股利支付，這一結論與肖淑芳等的研究結論截然相反。
那么，經過七年的發展完善，在股權分置改革這一轉軌經濟制度背景下，在中國這一弱勢有效的資本市場條件下，在股票市場參與者的投機心理使得投資者大多并不關注股利政策而只關心股價波動的前提下，在我國上市公司“兩職兼任”現象比較嚴重的治理環境下，作為股權激勵對象的同時又參與股利分配決策的公司管理者，是否有可能采取使他們股權激勵收益最大化的股利政策？股利分配政策是否會造成沒有降低反而增加成本的結果？相比非股權激勵公司，推出股權激勵方案公司的股利政策又會有何不同？
本文旨在運用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總結，對上述問題進行回答，并對肖淑芳和呂長江所得出的截然相反的研究結論之一進行實證支撐，使得股權激勵對現金股利分配政策的影響這一問題得到更多的關注，同時對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更加系統的認識和改進。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委托理論認為，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管理者處于相對的信息優勢，而所有者則處于信息劣勢，管理者有可能利用信息優勢，獲取如在職消費、過度投資（即投資于NPV
股權激勵是一種通過讓管理者獲得公司股權形式而給予企業管理者一定的權利，使他們能夠以股東的身份參與企業決策、分享利潤、共擔風險，從而為公司的長期發展勤勉盡責，減少或消除短期行為的一種激勵方法。
最優契約理論認為，股權激勵將股東和管理者的利益聯系在一起，能夠有效緩解股東和管理者之間的問題，減少過度投資和在職消費，因此，現金股利也會相應的增加。
但是，股票期權假說認為，公司分配現金股利后，股價將會下跌，而期權的行權價格不變，管理者的股票期權價值將會在無形之中下降。同時，股票期權的行權意味著流通在外的股票數量增加，每股收益將被稀釋。若在股票期權行權之前進行股票回購，可減少流通在外的股票數量，為即將行權的期權儲備股份，防止每股收益被稀釋。因此，理性的管理者會傾向于用股票回購來代替現金股利，從而避免手中的股票期權價值下降。
中國證監會頒布的《管理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上市公司因標的股票除權、除息或其他原因需要調整行權價格或股票期權數量的，可以按照股票期權計劃規定的原則和方式進行調整。
四、實證研究
（一）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的是國內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對現金股利政策的影響。選擇2006年1月1日（《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行）》正式實施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股權激勵公司作為樣本數據。截至到2012年12月31日，我國共有226家公司公告并實施了股權激勵方案。為了使數據具有可比性、連續性，研究時剔除了下列數據：
（1）ST類公司；
（2）金融保險類公司；
（3）被停止上市的公司；
（4）部分數據不全的非平衡樣本公司。
經處理后，共得到194個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有效觀測樣本，各年開始實施股權激勵公司數量如表1所示。
股權激勵樣本數據及財務數據來自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會計與金融研究中心和深圳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聯合開發的《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庫》（CSMAR），使用的統計軟件為SPSS 18.0。
（二）變量選擇
國內很多學者對我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得出了公司規模、盈利能力、負債水平、現金流量等對股利政策有影響的結論。因此，本文在參考相關文獻的基礎上，選擇以下因素作為研究變量，變量的具體描述和定義見表2。
（三）描述性統計
表3提供了股權激勵公司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表4則提供了非股權激勵公司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對比分析2006—2012年股權激勵公司和非股權激勵公司的資產負債率、資產規模、現金流量、總資產報酬率等指標可以發現，相對于非股權激勵公司，實施股權激勵公司總體上資產負債率低、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充足、盈利能力強。正常情況下，這部分公司更有能力實施現金股利分配。而由表3和表4可知，股權激勵公司中有77.26%選擇發放現金股利，遠高于非股權激勵公司的56.55%。為了能夠進一步說明問題，對比了股權激勵公司和非股權激勵公司2006—2012年度每股現金股利的均值和中值，如表5所示。通過這一描述性統計的數據可以明顯看出，股權激勵公司的每股現金股利無論是均值還是中值均高于非股權激勵公司。這說明，股權激勵公司不僅有能力支付更多現金股利，而且事實上也確實增加了現金股利的支付水平。
根據上述分析可知，股權激勵公司較非股權激勵公司，更傾向于增加現金股利的支付。那么，對于股權激勵公司而言，在其股權激勵方案推出前后，現金股利的支付政策又是否會存在差別？對2006—2012年度期間推出股權激勵方案且仍處于實施階段的公司進行了更進一步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并將所有數據劃分實施前n年、實施當年和實施后n年（n=1，2）等五個不同的區間，其中實施當年為第t年，五個區間依次為第t-2年、第t-1年、第t年、第t+1年和第t+2年。通過比較可以發現，從第t-1年，即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前一年開始，每股現金股利的支付水平就開始大幅度上升，這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上市公司管理層在公告股權激勵計劃的前一年便開始了機會主義行為，為獲取非努力性股權激勵收益提前做好準備，具體數據見表6。
（四）模型設計
從股權激勵對現金股利的影響看，股權激勵的符號為正，說明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計劃對現金股利的支付水平有正向影響，假設1得到了驗證，即公告股權激勵計劃這一因素對上市公司發放現金股利有促進的作用。已經公告了股權激勵計劃的上市公司管理者，通過提高現金股利支付水平，在實現眼前利益的同時，大幅降低了行權價格，間接使手中的股票期權增值，從而無需經過努力便獲得了股權激勵收益。
資產負債率的回歸系數為負，即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越高，越不傾向于發放現金股利；企業規模和現金流量的回歸系數為正，這說明企業的規模越大、現金流越充足，越傾向于發放現金股利；資產報酬率與送現金股利的支付水平顯著正相關，企業的盈利能力越強，管理者越傾向于將盈余以現金的形式回報給股東。
表11和表12是模型2的回歸結果，由上述回歸可以看出，變量YEAR的系數顯著為正。由于激勵方案推出1年前YEAR取0，其他取1，因此可知，股權激勵方案實施1年前，管理層就開始通過提高現金股利的支付水平來為自身謀得利益。
五、結論
本文運用理論與實證分析，通過描述性檢驗和回歸檢驗，運用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實施股權激勵公司的相關數據，研究了我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計劃的實施對現金股利分配政策的影響，結論如下：
1.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計劃的實施對現金股利的支付水平有正向影響。基于我國股票期權是保護性期權、現金股利支付具有降低行權價格這一特點，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在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股東之前，采取了高現金股利支付政策，目的是為了盡可能降低行權價格，為將來獲得非努力性股權激勵收益做準備。
2.從公告股權激勵計劃的前一年起，股權激勵公司的現金股利支付水平開始明顯升高。雖然之后的現金股利支付水平有小幅波動，但相較之前仍有很大幅度的上升。
本文的結論表明，盡管股權激勵的初衷是使企業的管理者與所有者實現目標的統一，降低成本，但現實中，股權激勵計劃的實施卻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管理者利用股利分配政策為自己謀福利的手段。同時在另一方面說明，股權激勵是除公司股權結構、資產規模、盈利能力、償債能力等因素外又一個影響股利政策的因素，這也為股利政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六、建議
通過前文股權激勵對現金股利分配政策影響的實證分析，我們對這個原本能夠降低成本、提升公司業績、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激勵方式在我國的實際實施效果有了進一步了解。在此基礎上，在保持我國現有的股利保護性期權制度不變的前提下，筆者提出，企業可以通過實施穩定的現金股利分配政策來降低成本。
實施穩定的股利政策，意味著企業每年支付的稅前現金股利應保持不變或者在較小的范圍內進行波動，這在一定程度上對管理者隨意調整現金股利支付水平設置了障礙。當企業盈利能力沒有發生較大改善但現金股利支付水平有較大幅度的變動時，股東可以及時發現并采取行動來制止管理者的損公利己行為，使股權激勵的實施真正有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真正做到為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最終目標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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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激勵計劃的實施范文第5篇
國資委、財政部《關于印發<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的通知》（國資發分配[*6]8號）、《關于印發<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內）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的通知》（國資發分配[*6]175號）（以下簡稱《試行辦法》）印發后，境內、外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以下簡稱上市公司）積極探索試行股權激勵制度。由于上市公司外部市場環境和內部運行機制尚不健全，公司治理結構有待完善，股權激勵制度尚處于試點階段，為進一步規范實施股權激勵，現就有關問題提出如下意見。
一、嚴格股權激勵的實施條件，加快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上市公司國有控股股東必須切實履行出資人職責，并按照《試行辦法》的要求，建立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上市公司在達到外部董事（包括獨立董事）占董事會成員一半以上、薪酬委員會全部由外部董事組成的要求之后，還應優化董事會的結構，健全通過股東大會選舉和更換董事的制度，按專業化、職業化、市場化的原則確定董事會成員人選，減少國有控股股東的負責人、高管人員及其他人員擔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數量，增加由公司控股股東以外人員任職董事的數量，督促董事提高履職能力，恪守職業操守，使董事會真正成為各類股東利益的代表和重大決策的主體，董事會選聘、考核、激勵高管人員的職能必須到位。
二、完善股權激勵業績考核體系，科學設置業績指標和水平
（一）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應建立完善的業績考核體系和考核辦法。業績考核指標應包含反映股東回報和公司價值創造等綜合性指標，如凈資產收益率（ROE）、經濟增加值（EVA）、每股收益等；反映公司贏利能力及市場價值等成長性指標，如凈利潤增長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公司總市值增長率等；反映企業收益質量的指標，如主營業務利潤占利潤總額比重、現金營運指數等。相關業績考核指標的計算應符合現行會計準則等相關要求。
（二）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其授予和行使（指股票期權和股票增值權的行權或限制性股票的解鎖，下同）環節均應設置應達到的業績目標，業績目標的設定應具有前瞻性和挑戰性，并切實以業績考核指標完成情況作為股權激勵實施的條件。
1．上市公司授予激勵對象股權時的業績目標水平，應不低于公司近3年平均業績水平及同行業（或選取的同行業境內、外對標企業，行業參照證券監管部門的行業分類標準確定，下同）平均業績（或對標企業50分位值）水平。
2．上市公司激勵對象行使權利時的業績目標水平，應結合上市公司所處行業的周期性，在授予時業績水平的基礎上有所提高，并不得低于公司同行業平均業績（或對標企業75分位值）水平。凡低于同行業平均業績（或對標企業75分位值）水平以下的不得行使。
（三）完善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對象業績考核體系，切實將股權的授予、行使與激勵對象業績考核結果緊密掛鉤，并根據業績考核結果分檔確定不同的股權行使比例。
（四）對科技類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的業績指標，可以根據企業的特點及成長性，分別確定授予和行權的業績指標。
三、合理控制股權激勵收益水平，實行股權激勵收益與業績指標增長掛鉤浮動
按照上市公司股價與其經營業績相關聯、激勵對象股權激勵收益增長與公司經營業績增長相匹配的原則，實行股權激勵收益兌現與業績考核指標完成情況掛鉤的辦法。即在達到實施股權激勵業績考核目標要求的基礎上，以期初計劃核定的股權激勵預期收益為基礎，按照股權行使時間限制表，綜合上市公司業績和股票價格增長情況，對股權激勵收益增幅進行合理調控。具體方法如下：
1．對股權激勵收益在計劃期初核定收益水平以內且達到考核標準的，可按計劃予以行權。
2．對行權有效期內股票價格偏高，致使股票期權（或股票增值權）的實際行權收益超出計劃核定的預期收益水平的上市公司，根據業績考核指標完成情況和股票價格增長情況合理控制股權激勵實際收益水平。即在行權有效期內，激勵對象股權激勵收益占本期股票期權（或股票增值權）授予時薪酬總水平（含股權激勵收益，下同）的最高比重，境內上市公司及境外H股公司原則上不得超過40％，境外紅籌公司原則上不得超過50％。股權激勵實際收益超出上述比重的，尚未行權的股票期權（或股票增值權）不再行使。
3．上述條款應在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或股權授予協議上予以載明。隨著資本市場的逐步完善以及上市公司市場化程度和競爭性的不斷提高，將逐步取消股權激勵收益水平限制。
四、進一步強化股權激勵計劃的管理，科學規范實施股權激勵
（一）完善限制性股票激勵授予方式，以業績考核結果確定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水平
1．上市公司應以嚴格的業績考核作為實施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前提條件。上市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時的業績目標應不低于下列業績水平的高者：公司前3年平均業績水平；公司上一年度實際業績水平；公司同行業平均業績（或對標企業50分位值）水平。
2．完善限制性股票授予方式。上市公司可基于某一發展戰略和業績考核指標實現情況，以三年（或項目戰略期）為考核期限，若業績考核（或戰略目標）達到計劃設定的目標要求，上市公司即可按計劃授予激勵對象約定數量的限制性股票，其限制性股票激勵收益原則上為考核期內薪酬總水平的30％。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出售（或轉讓）的時間應不少于兩年，且應勻速出售（或轉讓）。
3．強化對限制性股票激勵對象的約束。限制性股票激勵的重點應限于對公司未來發展有直接影響的高級管理人員。限制性股票的來源及價格的確定應符合證券監管部門的相關規定，且股權激勵對象個人出資水平不得低于按證券監管規定確定的限制性股票價格的50％。股權激勵預期收益（不含個人出資部分的收益）的增長幅度不得高于業績指標的增長幅度（以業績目標為基礎）。
（二）規范股權激勵公允價值計算參數，合理確定股權激勵預期收益
對實行股票期權（或增值權）激勵方式的，上市公司應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等有關規定，結合國際通行做法，選取適當的期權定價模型進行合理估值。其相關參數的選擇或計算應科學合理。
對實行限制性股票激勵方式的，在核定股權激勵預期收益時，除考慮限制性股票贈與部分價值外，還應考慮贈與部分未來增值收益。即限制性股票預期收益為贈與股票價值與按照期權定價方式核定的贈與部分預期收益之和。
（三）嚴格股權激勵對象范圍，規范股權激勵對象離職、退休等行為的處理方法
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重點應是對公司經營業績和未來發展有直接影響的高管人員和核心技術骨干，不得隨意擴大范圍。境內、外上市公司監事不得成為股權激勵的對象。
股權激勵對象正常調動、退休、死亡、喪失民事行為能力時，授予的期權（或股權）當年已達到可行使（或解鎖）時間限制和業績考核條件的，可行使（或解鎖）的部分可在離職之日起的半年內行權（或解鎖），尚未達到可行使（或解鎖）時間限制和業績考核條件的不再行使。股權激勵對象辭職、被解雇時，尚未行權（或解鎖）的期權（或股權）不再行使。
（四）規范上市公司配股、送股、分紅后股權激勵授予數量的處理
上市公司因發行新股、轉增股本、合并、分立、回購等原因導致總股本發生變動或其他原因需要調整股權授予數量或行權價格的，應重新報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備案后由股東大會或授權董事會決定。對于其他原因調整股票期權（增值權）授予數量、行權價格或其他條款的，應由董事會審議后經股東大會批準；同時，上市公司應聘請律師就上述調整是否符合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公司章程以及股權激勵計劃規定出具專業意見。
（五）規范履行相應程序，建立社會監督和專家評審工作機制
建立上市公司國有控股股東與國有資產監管機構溝通協調機制。上市公司國有控股股東在上市公司董事會審議其股權激勵計劃之前，應與國有資產監管機構進行溝通協調，并應在上市公司股東大會審議公司股權激勵計劃之前，將上市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的股權激勵計劃及相應的管理考核辦法等材料報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審核，經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后實施。
建立社會監督和專家評審工作機制。上市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的股權激勵計劃草案除按證券監管部門的要求予以公告外，同時還應在國務院國資委網站上予以公告，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和評議。同時國務院國資委將組織有關專家對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方案進行評審。社會公眾的監督、評議意見與專家的評審意見，將作為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審核股權激勵計劃的重要依據。
建立中介服務機構專業監督機制。為上市公司擬訂股權激勵計劃的中介咨詢機構，應對股權激勵計劃的規范性、合規性、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續發展、以及對股東利益的影響發表專業意見。
（六）完善股權激勵報告、監督制度
國有控股股東應按照《試行辦法》及本通知的要求，完善股權激勵報告制度。國有控股股東向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報送上市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股權激勵計劃時，應同時抄送財政部。國有控股股東應當及時將股權激勵計劃的實施進展情況以及激勵對象年度行權（或解鎖）等情況報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備案；國有控股股東有監事會的，應同時報送公司控股企業監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