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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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的影響范文第1篇
關鍵詞：“少子化”；“老齡化”；消費；產出
中圖分類號：C9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149（2013）06-0019-11
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多樣，人民生活水平正處于逐步上升階段，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的市場容量，都十分巨大。加上我國現在正處于經濟轉型期，經濟結構升級調整加快，國內市場必將進一步增大。另外，擴大內需也是促進我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一項重要舉措。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發達經濟體復蘇緩慢，中國依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已不可持續。只有有效擴大內需，特別是國內的消費需求，才能在國際經濟格局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和主動權。我國政府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為此，在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通過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實施就業優先戰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和營造良好的消費環境，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改善居民消費預期，促進消費結構升級，進一步釋放城鄉居民消費潛力，逐步使我國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1]。”
消費（特別是家庭消費）是受很多復雜因素影響的，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人口年齡結構[2～3]當然，也有一些實證研究對生命周期假說持保留態度，如對英國的實證研究發現，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對消費變動的影響并不顯著（參見：Garruth， A.， A. Henley. Demographic Structure， Asset Holdings and the Explanation of Aggregate Consumers’ Expenditure [J].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1990， 17（2）.）。。我國從1980年實行嚴格計劃生育政策，至今已30多年。在此期間，中國人口快速增長的態勢得到基本遏制。近年來，一些學者依據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所計算的總和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4～5]。當前中國面臨的主要人口風險已經不再是迅猛的人口增長，而是較低生育率帶來的勞動力不足，以及可能由此導致的 “少子化”和 “老齡化”。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所造成的“少子化”和“老齡化”將對我國的家庭消費乃至長期經濟增長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成為學術界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理論回顧及文獻綜述
關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居民消費率的影響主要有兩種基本模型解釋：一個是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布倫伯格（Brumberg）于1954年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說模型，另一個是薩繆爾森（Samuelson）和內爾（Neher）提出的家庭儲蓄需求模型。莫迪利安尼認為，理性的消費者要根據一生的收入安排其消費與儲蓄，消費者一生的收入將與消費相等。他將人的一生分為年輕時期、中年時期和老年時期三個階段。在年輕時期，往往會把家庭收入的絕大部分用于消費，有時甚至舉債消費，導致消費大于收入。進入中年后，消費在收入中所占比例降低，收入大于消費。這是因為他一方面要償還青年階段的負債，另一方面還要把一部分收入儲蓄起來用于防老。退休以后，收入下降，消費又會超過收入。所以，在人口構成沒有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從長期來看邊際消費傾向是穩定的，消費支出與可支配收入和實際國民生產總值之間存在一種穩定的關系。但是，如果一個社會的人口構成比例發生變化，則邊際消費傾向也會變化，如果社會上年輕人和老年人的比例增大，則消費傾向會提高，如果中年人的比例增大，則消費傾向會降低[6]。
家庭儲蓄需求模型把后代數量作為影響消費的重要影響因素，認為孩子可以作為家庭儲蓄的替代品，子女越多，父母對未來的生活保障越有信心，家庭收入中用于養老等生活保障的儲蓄就越少，消費比例越高。子女數量少，父母就會傾向于增加儲蓄而減少消費[7～8]。另一種觀點認為，孩子數量和孩子質量之間是一種替代關系，家庭孩子數量增加時，在既定收入下，父母可用于每個孩子的人力資本投資會下降。但是，孩子質量作為替代物，不一定能夠完全抵消人口過渡時期孩子數量的減少，使得父母隨著人口過渡的發生而增加一生中的儲蓄[9]。
在實證研究方面，莫迪利安尼用撫養系數（或贍養比率）來研究人口年齡與社會總儲蓄率，發現兒童人口和老年人口與儲蓄率之間具有顯著的負相關性[10]。列夫（Leff）在莫迪利安尼的基礎上，采用更大的跨國橫截面數據作了一個經驗分析。他將 74 個國家分為兩組，一組是發達國家，一組是不發達國家。發現無論是所有這些國家還是兩個子組的回歸結果都得到了與莫迪利安尼同樣的結論[11]。古普塔（Gupta）根據年人均收入將不發達國家進一步劃分，發現只有處于較高收入組的不發達國家，兒童人口和老年人口才和儲蓄率顯著負相關[12]。亞當斯（Adams）認為高生育率導致的人口壓力使工作人口更努力工作、尋找更好的生產技術或方法、增加資本積累，從而使生產力或產出增加，進而儲蓄增加[13]。因此，高的人口撫養系數并不必然意味著低的總儲蓄率。
此后很多學者繼續對“老齡化”和“少子化”對消費的影響進行研究。赫德（Hurd）發現，老年人口的增加將使社會的儲蓄率降低，并且其消費結構中，將增加醫療服務的支出，而減少私人交通的花費[14]。福克斯（Fuchs）利用美國的相關資料，推算到2020年時美國老年人口花費于健康照顧的消費支出將占GDP的10%。若用1995年價格表示，到2020年時每人用于健康的消費將達到25萬美元。如此高的比例與金額，并非因為老年人口的健康狀況惡化。相反，老年人口的健康狀況甚至要更好，之所以產生如此高的健康消費，是由于健康營養的需求以及有越來越多的人在死亡之前長期處于生病狀態[15]。魯爾曼（Luhrmann）則討論至2040年，老年人口如何影響德國的消費需求結構。結果顯示與房屋有關的消費和休閑消費支出份額將顯著增加，而食品與服飾的消費支出份額將顯著下降[16]。有關“少子化”對消費結構的影響的文獻較少，葉（Yip）和張（ Zhang）發現出生率較低的國家相對于出生率較高的國家，有較高的消費表現[17]。但也有學者認為，“少子化”在短期內可能會增加家庭中成年人的消費，這是因為家庭不必為較多孩子帶來的不確定性而進行較多的儲蓄[18]。但是“少子化”在長期內將降低該家庭和全社會的消費[19]。
國內學者的研究也表明，我國人口結構和居民消費之間存在重要的聯系。袁志剛和宋錚通過數值模擬發現，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于最優儲蓄率的影響比較顯著，他們由此推斷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是造成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出現較大幅度下降的重要原因[20]。王德文等利用列夫模型[21]擬合中國的數據后發現，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具有顯著的負影響[22]。李文星、徐長生、艾春榮利用中國1989～2004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和動態面板GMM估計方法，考察了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兒童和老年撫養系數）變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發現中國兒童撫養系數對居民消費具有負向影響，即中國兒童撫養系數的下降反而提高了居民消費率，但這種影響并不大；中國老年撫養系數變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并不顯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并不是中國目前居民消費率過低的原因[23]。李春琦和張杰平利用1978～2007年中國宏觀年度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考察了人口結構變化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實證結論表明，農村居民消費習慣非常穩定，兒童撫養系數和老年撫養系數對居民消費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24]。李文星和徐長生利用1952～2004年中國宏觀經濟時間序列數據和協整回歸方法，實證分析了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對中國實際居民消費的影響。結果顯示，無論從長期還是短期來看，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與實際居民消費之間都存在顯著的正相關，人口自然增長率的短期波動也對實際居民消費具有顯著的影響。由于目前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已近谷底，未來其對中國實際居民消費的影響有限[25]。王宇鵬利用 2001～2008 年省份面板數據，對中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人口老齡化因素顯著影響中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條件下，老年人口撫養比越高，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越高；少兒人口撫養比對城鎮居民消費影響不顯著，可能是因為家庭未成年人撫養總支出對撫養數量彈性較小[26]。
可見，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學界對于“少子化”與“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均還未有定論，國內對于此領域的研究多采用時間序列或者省級面板數據，但是由于居民消費的復雜性，用宏觀數據無法具體反映出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消費的影響，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不同類型消費的影響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本文采用中國收入分配課題組2007年調查數據實證檢驗“少子化”及“老齡化”對我國居民消費的影響。同時，我們利用該調查1988～2007年數據及2007年投入產出表，預測了“少子化”及“老齡化”對我國各產業產出及GDP的影響。本文的創新之處在于：其一，本文利用微觀調查數據構建了“少子化”和“老齡化”的衡量方法；其二，研究了“少子化”和“老齡化”對不同類別消費的影響；其三，分別用OLS和分位數回歸進行研究，并分別預測了“少子化”和“老齡化”對總消費的影響；其四，結合投入產出表，預測了“少子化”“老齡化”對產業產出和GDP的影響。
三、計量模型與數據說明
為研究“少子化”和“老齡化”對我國城鎮家庭消費的影響，本文首先定義了“少子化”和“老齡化”的衡量指標。在參考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后，解釋變量中也包括其他影響家庭消費的指標，具體計量模型如公式（1）所示：Yi=c+β1YOUNGi+β2OLDi+β3INDi+β4AGEi+β5EDUi+β6INCOMEi*LOW
+β7INCOMEi*MIDDLE+β8INCOMEi*HIGH+ui（1）式（1）中，c為常數項，對于人口年齡結構（“少子化”與“老齡化”），本研究以戶內人口年齡結構比重來表示。即用戶內0～14歲兒童人口占戶總人口的比重（YOUNG）測量“少子化”，用戶內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OLD）來測量“老齡化”。除了人口年齡結構，還有其他影響家庭消費的因素，本文選擇的其他控制變量如下：戶主的年齡（AGE）；產業結構轉型（IND），用戶內人口從事服務業的比重來表示。本文按照家庭總收入將住戶分為三個階層，即低收入階層（年收入6萬元以下）、中收入階層（年收入6萬～18萬元）和高收入階層（年收入18萬以上）。設定虛擬變量LOW、HIGH分別表示該住戶位于低收入階層或者高收入階層。關于中等收入階層收入標準的界定，主要參考了2005年國家統計局城調隊的一份抽樣調查。它的測算依據世界銀行公布的全球中等收入階層的人均GDP起點（3470美元）和上限（8000美元），要將這兩個數據轉換為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指標，牽涉到三重換算：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間的換算，美元和人民幣之間的匯率換算，購買力評價標準換算。根據三重換算而來的收入參考標準，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萬元，上限是18萬元左右中等收入者的界定，常興華把人均年收入15000元左右定義為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標準下限，認為“如果基尼系數保持一個較為合理的區間，高收入者與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應在25倍左右”（參見：常興華，城鎮低收入階層收入問題研究[J].宏觀經濟研究，2010，（4）.）。南京市統計局則使用不低于3000元的月收入與不高于30%的恩格爾系數來共同確定中等收入者。。EDU表示該家庭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計量模型所用數據來自于李實教授主持的中國收入分配課題組2007年的調查數據，所用數據為城鎮數據，該調查在全國共調查了19個城市、787個社區，共5000戶家庭、40000個個人。樣本采用分層隨機抽樣方法獲取，分層是在省和城市的基礎上進行的。城鎮內部的家庭樣本是隨機的整群抽樣。我們使用的數據包括城鎮住戶數據和個人數據，為了計算兒童占戶總人口比重、老年人占戶總人口比重等變量，我們將住戶數據和個人數據進行了匹配。在具體使用過程中，剔除了缺失值，并用巴尼特（Barnett）和劉易斯（Lewis）的方法處理離群值[27]即所有離群值均以僅次于（大于或小于）非離群值替代。，最終獲得4107戶家庭數據，變量描述性統計見表1。從中可以看出，我國城鎮家庭2007年平均支出3675萬元，其中支出比例最大的是食品支出，每戶家庭平均支出1509萬元，其次是教育文化娛樂服務、衣著支出和居住支出，每戶家庭平均支出0436萬元、0374萬元和0365萬元。
四、計量結果分析
對于模型，普通最小二乘法的計量結果如表2所示。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YOUNG）和老年人占戶內人口比重（OLD）均對總消費無顯著影響。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對食品支出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老年人占戶內人口比重對食品支出無顯著影響。處于成長期的兒童對食品的需求一般來說相對較高，特別會增加家庭對零食的消費。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對衣著支出有顯著負向的影響。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增加，會增加該家庭的生活負擔，因此，會減少衣著消費的數量和質量。另外兒童對服飾的要求相對較低，這也會降低家庭的衣著支出。對于居住支出，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占戶內人口比重均對其無顯著影響。對于醫療保健，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占戶內人口比重對其均有顯著正向影響。兒童和老年人抵抗力差，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另外，兒童往往較為頑皮，這也會增加其受到運動傷害的可能性，進而增加家庭醫療保健消費支出。老年人由于年齡的關系，往往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等疾病，對這些疾病的治療也需要較多的家庭醫療保健消費支出[28]。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對交通和通信無顯著影響，老年人占戶內人口比重對交通和通信有顯著負向影響。這是由于老年人疾病多發，社交活動減少，往往減少出行和與人聯系，這會減少交通和通信消費。對于其他商品和服務，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占戶內人口比重均對其無顯著影響。
令人奇怪的是，對教育文化娛樂服務，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占戶內人口比重均對其有顯著負向影響，一般來說，兒童教育是我國家庭消費中所占比例較大的部分，僅次于食品支出，并且我國家庭對兒童的教育一直較為重視，似乎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的提升應該增加家庭教育支出。不過考慮到我們兒童的定義為0～14歲，而這個年齡段所受教育為義務教育，因而可能造成家庭教育支出相對較少。同時由于家中有兒童，因而父母等家中的成年人為了照顧兒童會減少外出娛樂的活動，相應減少了娛樂消費。另外對于消費結構不同的家庭，家庭人口結構對教育支出的影響可能是不同的，這在本文后面的研究中也會提到。而到了老年階段，由于其早已完成教育周期，因此，家庭教育支出同樣較少 當然，也有部分老年人進入老年大學，因而支出教育費用。，此外由于老年人社交活動的減少，家庭文化娛樂服務方面的支出也會下降。另一個比較難以解釋的是居住支出，兒童和老年人占戶內人口比重對其均無顯著影響。實際上無論是一線城市還是二三線城市，住房居住支出其實都已經占了城鎮居民日常開銷的大頭。而一般來說，為了更好地養育子女，兒童人口比重的提升會增加對房屋居住面積的需求，但是OLS的分析結果沒有發現這個現象。
其他變量對消費的影響如下：戶內人口從事服務業的比重越高，則總消費越高，其對居住支出、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娛樂服務、其他商品和服務均有顯著正向的影響。戶主年齡對食品支出、醫療保健有顯著正向的影響，對居住支出有顯著負向的影響。戶內成年人受教育年限對食品支出有顯著負向的影響，對衣著支出、交通和通信、其他商品和服務有顯著正向的影響。收入對各類消費的影響均顯著為正。中等收入人群除食品支出和居住支出外，邊際消費傾向要比其他人群高[29]。
根據家庭收入調查的大樣本特征，我們用JarqueBera統計量，檢驗樣本是否符合正態分布。根據檢驗結果顯示（見表3），所有的消費支出（包括總消費和8個分類消費支出）均不符合正態分布的假設。在此情況下，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方法，其估計結果是有偏的這可能也造成了之前我們對計量結果進行解釋的困難。。而分位數回歸在此情況下會有較好的估計效果[30]，另外分位數回歸對于數據中出現的異常點具有耐抗性并且估計出來的參數具有在大樣本理論下的漸進優良性。因此，本文采用分位數回歸，所選擇的分位點為015，03，05，07，085。分位數回歸結果如表4和表5所示。
根據表4所示，隨著分位點的從低到高，兒童占戶總人口比重對食品支出、醫療保健的正向影響逐步增加；對衣著支出、交通和通信的負向影響逐步增加；對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的影響在Q（05）和Q（07）處顯著為正；對居住支出的影響在Q（015）處顯著為正；對教育文化娛樂服務的影響比較復雜，在Q（015）、Q（03）和Q（05）時為正，在Q（07）、Q（085）時為負。
根據表5所示，在衣著消費水平較高的分位點，老年人占戶總人口比重對衣著支出的影響從Q（07）開始顯著為負，對居住支出的正向影響從Q（03）開始逐步增加，對醫療保健的正向影響逐步增加，對交通和通信的負向影響從Q（05）處逐步增加，對教育文化娛樂服務的負向影響也是從Q（05）處逐步增加。
我們從分位數回歸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兒童占戶總人口比重的增加對教育文化娛樂服務的影響在Q（015）、Q（03） 和Q（05）處為正，在Q（07）和Q（085）處為負。由于教育文化支出是較為缺乏彈性的，在教育文化娛樂支出較高的分位點，其教育支出的壓力較大，隨著孩子的增加，反而有傾向會降低在每一個孩子身上的花費。另外，娛樂消費是比較有彈性的，隨著孩子的增加，撫養費用的增加以及照顧孩子時間的增加會大幅降低娛樂的消費。
分位數回歸發現“少子化”對居住支出無顯著影響。這有可能與我們的統計方法有關，涉及居民消費支出中的居住支出有兩個口徑，一是住戶調查中使用的居民居住支出口徑：用來反映居民日常消費中用于居住的現金支出情況，主要包括水電燃料費、取暖費、租房房租、物業管理費以及裝修材料等支出費用，不包括購建房支出和自有住房的虛擬房租。二是國內生產總值支出法核算時的居民消費支出中的居住支出口徑，它除包含上述狹義口徑中的居住支出外，還包括自有住房分攤部分或叫虛擬房租。這兩個口徑的主要差異是自有住房消費的分攤或虛擬房租的計算。如果在調查時已經購房，那么其報告的消費支出可能會缺失這些部分的花費，這在我們對數據進行分析時可以發現，居住支出報告為0的有523人。另外城鎮家庭購房多采用個人貸款的方式，那么“首付”如何計入居住支出也成為一個難題。這就造成了本文對居住支出分析的困難。“老齡化”對居住支出的影響從Q（07）開始逐步增加還有可能是因為對子女贈與的原因。根據零點研究咨詢集團對北京、沈陽等七大城市老年人消費行為的調查，“老人為子女花錢更多”，比“子女為老人花錢更多”的家庭高出近一成。
五、“少子化”“老齡化”對產出的影響
本文利用中國家庭住戶收入調查1988～2007年四輪數據推算2007年之后“少子化”和“老齡化”的趨勢。我們分別計算了1988、1995、2002、2007年，兒童人口占戶總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占戶總人口比重，計算結果見表6。
根據表7，我們發現由于消費的減少而受到影響最大的是制造業，其次是公共服務業，再次是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業。根據OLS回歸，每年平均每戶家庭因為“少子化”和“老齡化”凈減少的消費將會使制造業的消費降低6741元，使公共服務業的消費降低2814元，使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業的消費降低2508元。根據Quantile回歸，每年平均每戶家庭因為“少子化”和“老齡化”凈減少的消費將會使制造業的消費降低2116元，使公共服務業的消費降低883元，使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業的消費降低788元。
根據表8，產出受影響最大的產業同樣是制造業，其次是建筑和房地產業，再次是公共服務業。根據OLS回歸，每年平均每戶家庭因為“少子化”和“老齡化”而減少的消費，將使制造業的產出降低111795元，使建筑和房地產業的產出降低19171元，使公共服務業的產出降低14902元。根據Quantile回歸，每年平均每戶家庭因為“少子化”和“老齡化”而減少的消費，將使制造業的產出降低35096元，使建筑和房地產業的產出降低6019元，使公共服務業的產出降低4678元。
最后，根據OLS回歸，每年平均每戶家庭因為“少子化”和“老齡化”而凈減少的消費，將使GDP降低202574元。根據Quantile回歸，每年平均每戶家庭因為“少子化”而減少的消費，將使GDP降低63594元。
對比OLS回歸和分位數回歸的結果，我們發現，“少子化”將降低家庭消費，而“老齡化”將增加家庭消費。“少子化”和“老齡化”對消費的凈影響為負，對產出的凈影響為負。根據泰勒和彭素玲等文獻可知，Quantile回歸能更準確地獲得“少子化”和“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32]，我們因此選擇Quantile回歸的結果作為本文的結論。
六、結論與對策
本研究利用了中國家庭住戶收入調查1988～2007年數據，分析“少子化”與“老齡化”對我國城鎮家庭消費的影響。研究發現，“少子化”降低了我國城鎮家庭的消費，“老齡化”則增加了我國城鎮家庭的消費，兩者的凈影響為負。受“少子化”影響較大的消費支出為食品支出、衣著支出、醫療保健支出和教育文化娛樂服務支出。受“老齡化”影響比較大的支出為醫療保健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娛樂服務支出和居住支出。此后，利用計量分析所獲得的預測模型，結合調查數據所獲得的戶均幼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以2007年為起始點進行之后15年的預測，每年每戶家庭將因為“少子化”和“老齡化”而少消費561元。
本文進一步利用投入產出表的產業關聯分析，估計最終需求變動的產業關聯效果。我們發現每年平均每戶家庭因為“少子化”和“老齡化”而減少的凈消費，將使制造業的產出降低35096元，使GDP降低63594元。為減輕“少子化”和“老齡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其一，調整我國的人口政策。中國人口的“老齡化”超前于現代化，“未富先老”是中國當前的階段性特征。中國人口在21世紀中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總人口規模問題轉向人口年齡結構問題。如果長期維持低于更替水平的總和生育率，那么由此而引發的“少子化”和“老齡化”將對我國的經濟產生持久的負面影響。現在是對中國人口政策進行一定程度調整的時候了。
其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有利于穩定居民支出預期，增強消費信心，促進居民當期和長期消費。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也對發展服務業、優化產業結構具有重要意義，與社會保障緊密相連的養老服務、健康服務、社區服務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領域，這些行業的發展將會帶動就業，有利于增加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注：發展服務業除了利于增加家庭中從事服務業人口的比重，也有利于培育中間收入階層。參見：Kaufman， P. Middle-Class Social Reproduction： The Activation and Negotiation of Structural Advantages [J]. Sociological Forum， 2005， 20（2）.）。同時，在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得到較好保障以后，也會推動消費結構升級。
其三，發揮老年人余熱。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使老年人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好，這為他們在生活上自立提供了身體基礎。老年人自立程度的提高，不僅減少了對子女的依賴，而且還可以為家庭和社會做許多事情，應鼓勵那些有一技之長，身體尚好的老年人再就業，挖掘這部分人的勞動力資源，把他們的“余熱”變為社會財富，促進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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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的影響范文第2篇
關鍵詞：青奧會；自我同一性；社會化進程；青少年；儀式；競技運動
中圖分類號：G81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90（2014）03-0010-04
自我同一性是心理學領域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是由美國心理學家埃里克森（Erik Hombuxger Erikson）提出來的。埃里克森認為“自我同一性是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時空中認識‘自己是誰’，‘自己還是原來的自己’，‘自己自身是同一實體的存在’等對自我同一性的主觀感覺和意識”。社會化就是角色承擔與學習的過程，也就是由生物的“人”成長為社會的“人”的過程。隨著社會的變遷，中國社會已經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軌，生存環境和文化環境的改變給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青少年帶來優越條件的同時，也給青少年的成長過程帶來了危機。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的行為越軌以及青少年體質下降等問題影響著青少年的健康成長。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和社會化促進是青少年成長過程的重要環節。青奧會是倡導以青年奧林匹克教育為主題的全球性體育活動，青奧會的舉辦對青少年的成長必然會帶來一定的影響，本文試圖從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和社會化促進的視角出發，闡述分析南京青奧會的舉辦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
1.自我同一性的建立與社會化的形成是青少年成長的關鍵
自我同一性是指個體證明身份，在自我的發展過程中對理想、價值觀和人生觀等一些重大問題的思考和選擇，正確確立自己的理想和價值觀念，對自己的未來發展做出自我思考。也可以理解為在成長的過程中把自己“眾多的人格”統一起來，進而形成較為穩定的人格系統。在青少年發展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要實現自我同一性的發展。12-20歲左右是形成自我同一性的關鍵年齡階段，處于這一階段的青年人開始將“我”進行整合和統一，這一過程就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過程。青年時期的自我同一性建立是一個不斷自我發展和整合的過程，青少年剛剛走出幼兒時期，沒有能力承擔所處的社會角色和各種義務，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的意識能力開始迅速提高。主客觀世界在他們的思維意識內逐步形成，隨即在幼兒時代孕育的原始自我開始逐步覺醒，意識中開始呈現自我認知，隨著自我認知的逐步提高，原本在幼兒時代統一的自我認識開始分化為主我與客我兩個部分，也就是被認知者的自我和認知者的自我。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可以為青年的成長歷程奠定基礎。關于同一性的自我感知早在幼年時期就已形成，但是個體在這一階段并不具有明確的自我認識，在青少年時期才會回答“我是誰”的問題，這一時期也最容易出現同一性和角色混亂的沖突。如果在青年時期無法確認自我或者自我同一性的確立過程出現失調的現象，就會出現“同一性的擴散”。表征為彌散、麻痹和人格處于一種自我矛盾的狀態，進而出現排斥價值觀、排斥生活、喪失自我的行為現象。
社會化是指“個體通過與社會進行互動，在個體與社會互動的過程中通過社會文化、社會標準的內化和角色知識的學習，逐漸形成獨特的人格和個性進而由生物的人轉變為社會的人以適應社會生活的過程”。上述這種社會化認識視角是一種廣義上的認識，狹義的社會化認識則是從社會學理論出發，認為社會化就是角色承擔與學習的過程。社會化研究以及青少年的社會化促進一直受到多學科的廣泛關注。社會是一個多元角色的集合體，從社會結構構成的角度來看，人在社會中都是以一定的角色出現的，人的社會化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社會角色的承擔過程。對于青年社會化的研究也從未停止，因為社會化過程將伴隨人的一生，青少年社會化是青少年健全的個性完善與形成、延續社會文化、維持社會結構的必經過程。
綜上所述，自我同一性與社會化是青少年發展進程中的必經環節，也是青少年形成人生觀、價值觀和健康人格的關鍵，因此在青少年的發展過程中建立自我同一性與促進社會化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奧會的儀式性與競技運動的教育價值
奧林匹克運動本身就具有較強的儀式性，特別是古代奧林匹克更是帶有神圣的“宗教儀式”色彩。格蘭姆斯在其所著作《儀式研究的起點》中按照儀式的實際用途將儀式分為儀式化（指具有儀式意味的動作或者姿態）、禮儀、典禮、巫術、禮拜、慶典六種類型。卡爾?迪姆在其所著的《世界體育史》一書認為“在原始社會人們從事的所有身體運動都是帶有祭祀儀式性質的”。美國人類學家斯圖爾特?庫林（Stewart Culin）在他的著作《民族志》中這樣寫道：“最早出現的體育形式――有組織的游戲活動的參與人實際上是成年人，而且這些有組織的游戲活動通常是作為宗教儀式的附加活動出現的，這些游戲性的活動也成為了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用來取悅神靈、驅邪求吉、治愈疾病和慶祝豐收的手段。”美國西南部的吉卡里拉阿伯切人（Jicarilla Apaches）用“體育”和太陽-月亮的符號體系來作為每年豐收儀式的一部分。巴西青比拉印第安人規定“所有從青春期一直到結婚這段時期內的男人必須至少參加一種接力比賽，接力賽的起點和終點兩邊分別代表著太陽和月亮，比賽有著復雜的儀式和程序，比賽結束后人們要進行宴會和歌舞活動”。這些原始的并且至今仍然保存的體育項目和儀式從另一個角度佐證了現代體育運動的早期具有明顯的宗教儀式色彩和儀式特征。正如西方學者所描述的“古代奧林匹克是一項神圣的運動，是在特殊的時間和特殊的地點舉行的活動，這種活動更像一個神圣的節日，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舉行目的是為了取悅神靈并表達對神靈的崇敬之情，更準確的來說是為了向以宙斯為代表的諸神致敬”。有學者運用西方的儀式結構理論從象征符號、儀式符號兩個方面對奧運會的儀式結構進行分析，認為“人類創造符號的目的在于復雜的事物通過簡單的形式進行展現，這也就是符號所具有的特征，能指和所指代表著符號和被象征物的關系”。從奧運會的固定儀式上來看其象征符號主要表現在火炬接力、開幕式、慶典表演、點燃火炬、運動員與裁判員的宣誓、象征著奧運會延續的授旗儀式以及閉幕式等儀式活動本身。古代奧運會中的勝利者所獲得的獎勵是橄欖桂冠，而現代奧運會人們則通過升國旗的儀式來獎勵運動員。這表明了古代奧運會到現代奧運會的演變歷程中實現了由個體精神到民族和國家精神的演變。從奧運會整體結構的角度來看，每四年舉辦一屆的奧運會從時間上展示了儀式的重復與循環過程。此外，吉祥物、獎牌、標語、會歌等更是構成了奧運會整體結構的象征。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在百余年的發展歷程中給古代奧林匹克的儀式特征又賦予了新的儀式性內涵。體育的儀式化使體育本身具有了重要的社會文化內涵，進而成為連接個體與群體關系的紐帶（Susarl Birrell，1981）。而涂爾干同樣認為“儀式過程的本身是為連接個體與道德共同體服務的”。現代奧利匹克運動舉辦過程中的火炬傳遞儀式、開幕式、入場儀式、以及國旗、國歌等，這些符號和儀式的出現對于形成奧林匹克精神認同和國家認同都有著重要的意義。現代體育賽事通過媒介將特定情境中的互動擴展到整個社會的公共領域。這種蘊含奧林匹克精神的儀式性活動升華為具有教化功能的現代文化符號。于是體育倡導的一些價值在“奧林匹克儀式”中向大眾進行傳遞。競技運動所具有的勇氣、正直、誠實以及友好、平等、自強不息的精神對社會民眾具有廣泛的教化功能。競技運動所蘊含的欣賞之美、參與之樂以及平等公平的競技精神對參與者和欣賞者都具有教化作用。奧林匹克所具有的儀式性以及蘊含的奧林匹克精神具有較強的教化作用，這些精神的傳遞不但能夠實現個體心靈和道德行為的規范和教化，還能夠形成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價值認同。
3.青奧會對青年自我同一性與社會化進程的促進
3.1青少年在參與過程中的角色扮演對建立自我同一性與社會化進程具有推動作用
青奧會全稱是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簡稱青奧會。青奧會是專門為青年人打造的集體育、教育、文化為一體的綜合性體育賽事。青奧會同奧運會一樣每四年舉辦一屆，2010年的首屆青奧會在新加坡舉辦，第二屆青奧會將于2014年8月16日在我國南京舉行。青奧會的設想是在青年群體中廣泛傳播“卓越、友誼、尊重”的奧林匹克理念。作為以青年人為主題的全球性體育盛會，青奧會能夠將全球的青年人有效地凝聚起來，共同分享體育的快樂，共同感受神圣的奧林匹克精神。這一過程必然對青少年的成長具有極大的推動作用，奧林匹克所具有的儀式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指導青少年如何去了解道德秩序。
然而，由于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環境的改變，中國的社會家庭中絕大多數都是獨生子女，物質的相對優越造就了無數個“小皇帝”的誕生，他們在家里備受父母的寵愛，心理彈性較低、受挫能力較差，以自我為中心成為部分青少年群體的基本思維慣式。這些青少年群體在成長的過程中自我同一性尚未有效建立，社會交往能力較差，缺乏公平競爭意識。青少年群體在發展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問題與社會文化背景和家庭環境密切相關。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變遷過程中原有的價值觀念經歷了解構的過程，新的價值觀念尚未建立。這一過程會導致社會失范現象的發生，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引起正處于自我同一性建立階段的青少年產生某種不確定感進而會導致越軌行為的發生。青奧會的參與與競技過程本身就構建了虛擬的社會場域，每一個參與到青奧會之中的青年人都扮演著不同的社會角色，承擔著不同的社會責任。無論是運動員、裁判員、志愿者還是觀眾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的角色定位，所有人都希望能夠實現預期的目標和理想，青年人也為他們所崇拜的競技“英雄”搖旗吶喊，所有人都在“規則”的約束下進行活動，在青奧會所營造的奧林匹克精神場域之內人們在“公平、公正”，“友愛、互助”的前提下展開競爭。這就如同現實社會的虛擬。體育競賽所營造出來的虛擬的競爭環境與現實社會中的環境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青少年在參與的過程中感受著社會競爭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有了道德、法律和政策的約束社會競爭才能夠有序進行，社會秩序才能規范。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人都要承擔不同的社會角色，青少年也不例外，合理定位自己的社會角色、能夠在不同的社會角色中轉換并且與社會中其他的角色定位和諧發展是青少年走向成熟的基本標志。在平等的前提下進行較量、尊重對手、嚴格遵守競技規則是參與競爭的前提條件，這一前提實際上展示了競爭的基本原則。在競技體育領域為了保障競技活動的有效運行人們必須要遵守競技規則的限制，在現實生活中競爭同樣是社會生存的基本屬性，不同的是在現實社會中法律、道德、政策是用來維持社會秩序正常運轉的“基本規則”。正如喬治?米德所說的“體育競賽或者游戲性的體育活動給青少年提供了擔任各種角色的機會，比如說在球類比賽或者是在捉迷藏游戲中會交替性地擔任進攻和防守的角色，這種角色化的體驗可以讓青少年在其中領悟到高度概括化了的他人社會角色分工，這對于形成人的自我同一性來說有著重要的意義”。作為全球性的體育盛會青奧會所提供的模擬社會場域為青少年提供了接觸社會的機會，使社會學習呈現游戲化，這對青少年社會化的促進具有重要作用。青奧會帶來的奧林匹克精神的傳播會給青少年帶來巨大的收獲，這無疑是參與青奧會的青少年一生中的寶貴財富，對于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和社會化進程的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少子化的影響范文第3篇
從2000年之后，中國在發展中國家逐漸進入老齡化社會。老齡社會是指總人口中65歲及以上的比重大于7%；這個比重大于14%，叫做嚴重老齡化；大于20%或者是25%，叫做超老齡化。2000年全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為7.0%，2010年又上升為8.87%，2000年為8872萬人，2010年增加至11883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3.0%，大大高于同期全國總人口（0.57%）。城鎮退休人員從2000年3170萬人增加到2011年的6826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7.2%，這標志著中國進入老年人口第一個高峰期。
到2020年，中國將進入老年人口第二個高峰期，這是受第二次生育高峰期的影響。根據聯合國人口數據庫（2012）預測，到2020年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2.42億人，占總人口比重達16.9%，到2030年分別增加至3.46億人和23.8%，到2050年中國將形成老齡人口高峰。
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不僅是世界上老齡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在2010年之前60歲及以上人口就超過了歐洲，在2010年之后65歲及以上人口超過歐洲，到2030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將占世界總數的24.6%。
未來中國人口最大的挑戰就是老年人口負擔。人口老齡化的迅速來臨使得老年撫養系數快速提升。2000年，中國平均9.1個勞動力供應一個老人，2020年平均5.9個勞動年齡人口供養一個老人，到2050年平均2.7個勞動年齡人口就要供養一個老年人。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明顯低于婦女生育更替水平，進入“少子化”。2011年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大陸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的現象比原先估計的更為嚴重。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總人口數相比，10年間共增加7390萬人，年均增長率0.57%，增速相當于1990年至200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的一半。隨著生育率慣性下降，今后人口增L率還會進一步下降，總人口規模也會明顯降低。
老齡化和少子化已經成為最重要的中國人口基本國情，我國勞動力年齡結構、人口撫養比例、代際關系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這將給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發展帶來深刻影響。
少子化的一個后果就是人口總數將出現下降，由于長期人口生育率低于2.0，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30年中國人口總數達到峰值――14.53億，占世界總人口比重的17.5%；隨后中國總人口數開始下降，到2050年中國人口下降至13.85億人。從少兒人口規模來看，1990年印度已經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少兒人口第一大國，雖然人口總數還低于中國，兩者的差距持續拉大，到2050年印度的少兒人口將接近中國的2倍。這表明，中國需要遏制過快的少子化，以保持人口適度規模，加強對人力資源的開發，從人口數量的競爭，轉向人口質量的競爭。
我們特別需要吸取日本的教訓。日本從1973年之后婦女總和生育率偏低，到2004年降至1.29。與此同時，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從7.6%上升至20.0%。少子化和老齡化已經成為日本發展最大的挑戰和最大負擔之一，也是日本經濟增長乏力和內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少子化的影響范文第4篇
1我國老齡化與少子化現象的形成與現狀
我國于20世紀70 年代末制定的人口政策經過 30 多年的嚴格實施，已取得顯著成效，中國當前面臨的主要人口問題不是人口總量的迅猛增長，而是低生育率導致的適齡勞動力不足，以及逐步顯現的“老齡化”與“少子化”等問題。我國人口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出現峰值，自從人口計劃生育政策在我國推行后，出現了出生人口不斷減少、總和生育率不斷下降的情況，少子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僅使我國人口數量不斷趨于減少，也加速了我國的老齡化進程。人口年齡結構將嚴重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導致人口比例的失衡和人口質量的整體下降。
2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對我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老齡化與少子化問題的形成給我國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和壓力，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首先，計劃生育政策的強制執行下所產生的少子化直接導致我國人口不斷減少。當未來進入嚴重的少子化社會后，人口均衡將難以恢復，人口衰退也將不可避免。其次，少子化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經濟增長后勁乏力，勢必成為抑制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最后，由于人口老齡化嚴重，養老保險負擔本已沉重。因此我國現有的政府推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在農村地區必將受到來自老年人養老問題的嚴重挑戰。
3廣東省某地區農村養老保險的現狀
在筆者進行調研的某村，通過走訪村部，查看相關村志和本村現有的人口資料等文獻，結合與村民、學校相關負責人的訪談，筆者了解到，某村現有住戶156戶，戶籍人口約有571人，其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約占到13%，而0～14歲的少年兒童共有113人，約占19%，因此，根據對某村的調查發現，該村老齡化與少子化現象均比較突出。通過走訪調查發現，該村中青年，無論男女，外出打工現象盛行，絕大部分中青年男女均會選擇外出務工，以賺錢養家。那么該村中的養老和育子責任如何保障？筆者針對廣東省某地區農村的老年人希望選擇的養老方式進行了調查（見下圖），其中希望依靠子女養老的老年人有 39%，打算依靠自身養老的老年人有 21%，打算依賴政府救濟養老的老年人口有 10%，打算依靠養老保險的政策措施養老的老年人有 27%，還有 3%的老年人甚至對自己將來依靠什么方式來養老還很迷茫。在我國當前的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情況下，大多數老年人都考慮過將來的養老情況，但是在農村老年人群體中將養老寄希望于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的比重不到28%，而希望通過其他途徑來實現養老的老年人有72%，這也反映出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發展還不完善，農村老年人也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有限，對我國養老保險的作用缺乏足夠的信心。各地雖然都將農村地區老年人養老保險作為保險公司社會保險制度市場擴大覆蓋面的主要對象，但在這個龐大的近兩億人的群體中，老年人參保率依然偏低，養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僅為15%，擁有養老保險的不會超過3000 萬人。
4存在問題的分析
41教育受限，老年人對于商業性社會保險的意識低
在農村地區，60歲以上的老年人群?w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問題，小學畢業甚至文盲等情況較多存在。這一代老齡群體對于社會養老保險認識度低，且傳統的養兒防老思想觀念深居其心。
42子女外出打工，過度滿足農村老人的物質需求
隨著子女進城務工，收入的持續增加提高了農民家庭生活水平，也因此，農村居民的生活條件得到不斷改善，農民生活得到較為可觀的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活資料得以不斷地豐富。
43經濟收入低的不舍心態
農村地區的老年人群體一輩子受苦受窮的經歷，使得他們對于所獲收入的錢財比較珍視，舍不得花費每一分錢，哪怕是他們自己生病，都延續著以往的小病熬、大病扛的心態，對于養老未知風險的預防的金錢花費，他們就更不能接受了。
44商業養老保險難以滿足農村老人的養老需求
由于中國保險業的快速恢復和發展是在城市，商業養老保險公司忽視了農村養老市場的保險需求，簡單地把在城市銷售的養老保險產品直接運用到農村市場，難以滿足農村居民的實際需要，而且保費相對較高，大多數農民無力承受。
5農村地區養老保險的對策分析
51加大對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的宣傳力度，增加農民參保意識
為了加強老年人群體對于商業養老保險的信任，我們必須加強對商業養老保險的宣傳力度，通過各種渠道，使農村地區老年人群體對商業養老保險有一個充分的了解和認識，為他們參加商業養老保險建立信心，之所以許多農村地區沒有購買商業養老保險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人們對商業養老保險的不了解。另外，針對更新農村老年人的傳統觀念而言，他們認為依靠子女養老才是最穩妥的養老方式。但在老齡化和少子化形勢嚴峻的今天，要加強農村老年人對于社會新形勢的認識，加強農村地區信息更新和傳播的速度，強化商業養老保險的概念，增加農村地區老年人對商業養老保險的意識，更新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深化老年人對商業養老保險的認識并鼓勵購買的消費行為。
少子化的影響范文第5篇
根據人口普查，1982年中國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為4927萬人，1990年增為6299萬人，2000年進一步增長到8827萬人。因疾病、傷殘、衰老而失去生活能力的老年人顯著增加，給國家、社會和家庭帶來沉重負擔，社會保障面臨嚴峻挑戰。
中國主要通過實施計劃生育政策而加快完成了人口轉變，老齡化問題具有明顯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比如，計劃生育導致的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規模擴大；經濟基礎的薄弱使得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導致“未富先老”；戶籍制度造成大量的“人”、“戶”分離和農村留守老人及空巢家庭，增大了農村養老困難。
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一些問題正日益深刻地影響到中國人口、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及挑戰，應作為國家頭等大事來抓。
中國目前主抓的國家戰略重點不能僅停留在“炒房”、“炒股”階段，而要未雨綢繆，力爭主動，盡快把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作為國家戰略，像抓計劃生育一樣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
少子化、老齡化“雙鬼”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提前“拍門”
人口老齡化與人口結構失衡及生育率下降是相互影響、互為因果、循環作用的。生育率的下降導致人口加速老齡化，人口加速老齡化又將反過來促進生育率的加速下降及人口增長減緩、甚至停滯。這樣，中國生育率加速下降導致的少子化及老齡化“雙鬼”提前“拍門”就不可避免。人口結構失衡，會削弱國家發展優勢，后果也將十分嚴重。
人口老齡化影響人口自身結構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導致勞動年齡人口的相對減少和需撫養老齡人口的相對增加。這兩大人口集團及其作用和需求的反向變化，造成了人口老齡化的基本難題，使每個勞動年齡人口除自己以外需要撫養的老齡人口迅速增加。撫養老人經濟負擔的不斷增加，是難以破解的人口老齡化的核心問題。
目前，已有不少企事業單位，離退休職工比在職職工還多，財務已陷于不堪重負境地。不少早年退休的職工，只能得到很少的退休金，一些城市居民甚至未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這些人都早已在通脹中“貧困”生活。特別在城鄉分割和二元社會體制下，與城市老人相比，農村老人更在“九地”之下，社會保障缺失，更無收入保證。由目前人口遷移造成的數千萬農村留守老人及空巢家庭的養老，也已成為中國養老及養老制度之“痛”。
與日本、歐美等“先富后老”的發達國家不同，中國是“未富先老”。長期實施的計劃生育控制政策，使少子化、老齡化“雙鬼”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提前“拍門”，而且帶來的問題特殊又復雜。這不僅給解決老齡化問題造成很大困難，而且也將增加中國經濟的負重，影響經濟發展的動力而拖中國經濟發展的后腿，甚至導致中國經濟增速延緩或停滯。
人口老齡化導致家庭結構失衡，動搖社會發展基礎
少子化與老齡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變動的兩種表現，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的變動將導致家庭結構的失衡，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少子化將導致家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和“核心化”，二是老齡化又帶來家庭結構的“老齡化”和“空巢化”。空巢家庭老人的養老，目前已成為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即使有勞動力人口(扶養人口)和被撫養老齡人口的家庭戶，由于家庭中的勞動力人口不僅要參與社會競爭、工作謀生養家，還要照料家中的老人。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在這樣的家庭結構模式下，撫養人口不僅自己難有閑暇，也往往顧此失彼，不堪工作、家庭負擔的雙重壓力，更難言一家人生活質量的改善和提高。
一些家庭在僅憑自己難以照料家中老人的情況下，就把老人送到養老院，把家庭照料關系轉變為社會照料關系。這種照料生活關系的變化，使被撫養老人與家人分離。而與家人交流的減少和親情的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孤獨和淡漠，成為不少老人心中難以治愈的痛。家庭關系的改變和不和諧，將直接動搖社會發展的基礎，影響和諧社會的建設。在家庭日益小型化和老齡人口特別是空巢老年家庭不斷增加的大背景下，傳統的居家養老模式已面臨很大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