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企業并購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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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企業并購理論研究范文第1篇

關鍵詞：并購；定價；估值；合理性；比較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識碼：A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4.014

1緒論

企業并購自上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逐漸成為市場經濟大環境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經濟行為。在我國，并購與重組受到了企業和政府熱情的關注和積極的實踐，希望并購成為實現擴張和擺脫困境的有效途徑。并購的產生和快速發展對整個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實力的增強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通過企業并購行為可以實現公司的擴張、調整所有權和控制權的轉移、進而達到規模經濟。

通觀我國和世界各國各地區的企業并購案例，發現我國和其他國家的企業并購在定價問題上存在著顯著差異。本論文擬通過對我國和世界各國各地區的企業并購定價案例進行研究。借鑒國外比較完善的定價方法，并對我國企業并購定價的缺陷提出合理建議。

2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綜述

2.1國內相關研究文獻綜述

而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我國的企業并購也逐漸向市場行為過渡，并購活動日趨頻繁，并購競爭也更加激烈。隨之，并購定價中的許多問題也就顯現出來了，對此許多學者都進行了各個方面的研究，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為以下幾種：

（1）胡麗、李松、王友群（2005）認為傳統的DCF方法不能對企業管理者在經營投資中的延遲、擴大、轉換、收縮以及放棄投資等這些靈活性進行定價，因而忽略了經營靈活性的價值。他們提出，企業總價值應當包括傳統的DCF方法計算出來的不考慮進一步投資時的傳統凈現值，以及考慮進一步投資的實物期權價值；而且這一實物期權價值可以利用期權定價的布萊克-舒爾斯（B-S）公式計算得出，這樣計算的結果才是完整的企業價值。

（2）呂卿楠和崔健在他們所寫的《實物期權理論在企業并鉤定價中的應用》提出，企業價值可以劃分為現實資產價值和期權價值兩部分。前者可以運用傳統的企業價值評估方法進行評估，后者則對企業擁有的期權進行識別和評估，兩者之和即為企業價值。通過引進期權理論對傳統方法進行改進，可以得出并購特征和企業經營靈活性的并購企業的出價范圍，為并購中時目標企業定價提供了一種思路和方法。

2.2國外相關研究文獻綜述

國外對并購的研究歷史遠長于我國，并購定價的方法體系比較完整，各種方法的適用條件與估值方法都比較成熟，對我國企業并購定價有重要借鑒意義。

收益現值法是西方國家定價的基本方法，維斯頓在他的著作中運用統計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公司并購對生產集中的影響，提出了公司價值的四種模型，分別對零增長、固定增長、超常增長緊隨零增長和超常增長緊隨固定增長進行了建模研究，被稱為維斯頓模型。

威廉姆?西蒙提出兼并的加成定價法，他研究了從1975到1991年之間上市目標公司收購中溢價和公告前股價上漲之間的關系，從而證明競標前公司股價上漲和公告之后股價的上漲通常沒有相互關系。他們之間幾乎沒有替代關系，漲幅是對投標商的附加費用。這一發現對于估計內線交易的成本有重要意義。它也增加了關于公共資金市場中信息在私人的收購談判中的作用。

2.3國內外相關研究存在的缺陷

盡管國內外關于并購定價的研究很多，但仍然存在一些缺陷，目前，國際通用的企業價值評估方法有收益法、市場法、成本法和期權法（較少采用）。這些評估方法看起來很合理但我們觀察到，絕大多數情況下實際交易價格都要高于按上述評估方法計算出來的價值，說明企業還有上述方法未計算在內的潛在價值。

由于潛在價值的存在，上述企業價值評估方法適用于非經營投資者，而不適用于經營投資者，這種缺陷首先會影響企業產權（尤其是國企產權）的合理定價和外部投資者的經營策略，進而會影響外資的功能，其在一定的政策環境下會導致惡意收購的大量發生，從而破壞良好的競爭秩序并危害當地的經濟。而在這方面，還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研究成果。

3中外企業并購定價的比較分析

3.1中國國內企業并購國內企業的定價分析

（1）我們選取1998年以來中國上市公司之間的并購作為樣本，對其交易單價和并購當天的股價進行成對樣本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表3。

從表中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交易單價和股價之間的差異性在減少，盡管差異性還是比較大。

3.2國外企業并購國外企業的定價分析

同樣，我們對所搜集到的國外上市公司并購的交易單價及其公司估價進行成對樣本檢驗，檢驗結果如表7～表9。

3.3中外企業并購定價的比較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我國企業并購定價與國外相比存在巨大差距，而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種：

（1）政府行政干預過多，政府行為取代企業行為。

從我國開始出現企業并購行為以來，政府就在里面充當重要的角色。從最初的國有企業劃撥，到后來的為了國家宏觀調控強行“拉郎配”，直到現在還存在政府為了自身利益而主導的并購案例。政府在主導并購時，并不會像國外企業一樣做充分的前期調查、價值評估，而僅僅依靠賬面價值等，這就造成了我國企業并購定價非常不合理。

（2）評估方法使用不當。

從下面的表格中我們可以發現，我國企業并購價值評估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大約占45%，而其他評估方法中，收益現值法出現了四次，占到了樣本數的20%，在我國并購交易中使用面還不多。賬面價值法和市場比較法使用較少。由于資料所限和樣本數較少，反映的結果不一定全面準確，但也能說明問題的基本情況。其實，縱觀我國二十余年來的評估實踐中，無論是并購活動中企業整體價值評估還是一般單項資產評估，重置成本法（包括單項資產加總和重置成本法）一直作為主要方法使用，其他方法僅作為輔助方法使用。

而重置成本法有其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它估測企業公平市場價值的角度和途徑應該說是間接的，雖然在理想狀態下，企業資產的重置費用與企業的市場價值是可以重合的。但一般情況下，企業資產的重置費用只是企業市場價值的一部分。

與我國不同的是，國外主要采用收益現值法，從形式上看，收益現值法似乎并不是一種估測企業公平市場價值的直接方法，但是收益現值法是從決定企業公平市場價值的基本要素―企業的預期收益的角度“將利求本”，企業今天的投資經營是建立在對未來的前景預測的基礎上的，因此，收益現值法符合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價值觀念，也是評估企業價值的一種直接方法。因此，國外并購定價方面比我國合理得多。

表10我國企業并購價值評估方法調查

估價辦法樣本數百分比重置成本法945%賬面價值法210%市場比較法15%收益現值法420%方法未知420%3.4對無形資產的評估重視不夠

在企業并購過程中，許多企業往往只注重有形資產的評估，而忽視無形資產的評估，特別是忽視賬外無形資產如商標權、專利權、進出口許可證或特種經營權等的評估。在我國企業并購發展初期，由于企業并購行為不規范，行政法規不完善，國有企業之間通常是按照賬面價值進行劃撥完成并購，無須進行資產評估或企業價值評估，對無形資產更視而不見，甚至產權已發生轉移，但企業免費使用的國家土地卻沒有按國家有關規定辦

4規范企業并購定價的政策建議

4.1避免行政干預，保證并購定價的客觀性

我國企業并購存在很多問題，政府行政干預過多，政府行為取代企業行為。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為達到一定政治、經濟目的，往往采取行政手段強行將一些嚴重虧損企業甚至是資不抵債的企業“搭配”給優勢企業，使原來的優勢企業背上沉重負擔，這既不利于企業的發展和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又不利于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產權轉讓市場的發展。

因此我們應該明確政府的責任，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推動上市公司制度的并購活動規范化進行，避免過多的行政干預，留給市場更多的空間才能形成合理的定價體系。除此之外政府更應該提高監管水平，簡化審批程序，提高審批效率，防止內部交易。

4.2重視企業價值，選擇正確的定價方法

我國企業并購定價過分倚重被并企業財務報表而忽視事前調查。財務報表對被并企業財務報表固有缺陷認識不夠：如它不能及時、充分、全面披露所有重大的信息，從而使得在并購定價時對一些重大事項未能予以考慮，影響了定價的準確性。我國企業并購定價主要依據凈資產，而以凈資產定價并不能準確地反映企業的市場價值。目前我國企業并購的評估方法選擇受到限制，影響到評估結果的科學性、合理性。

國外在并購方法的選擇上就相對科學的多，主要采用現金流貼現法、類比估值法以及衍生估值法，而每一種方法都有其使用條件。

4.3提高評估機構和人員水平

評估機構及人員的水平直接影響著并購定價的合理性，我國評估機構與國外相比存在著很大的距離。并且還存在評估機構或評估人員違規操作的現象。目標企業誘使評估機構或評估人員進行違規操作。企業并購的資產轉讓價格是在資產評估的前提下，經并購雙方協商確定的。目標企業為了實現其特定的經濟目的，利用信息不對稱的客觀優勢，有意隱瞞某些重要信息并極力夸大某些長處，并以支付高額評估費用等手段誘使評估機構或評估人員，通過各種違規、違法的手段弄虛作假而人為造成評估價值的虛增或虛減，這勢必有損于收購企業的利益，影響企業并購事業的發展。因此，提高評估機構及其人員的業務水平和職業道德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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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企業并購理論研究范文第2篇

關鍵詞:后國際金融危機;跨國并購;現狀;對策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6-0115-02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國際經濟競爭進一步加劇,跨國并購成為全球對外投資的主要方式。特別是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席卷全球,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還在蔓延,未來全球經濟增長將逐步放緩,受來自于外部和內部負面因素的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雖然我們在全球率先實現經濟總體回升向好,但后金融危機時期經濟形勢更加復雜,“牛市看股票,熊市看并購”,在經濟反復之際,中國企業如何冷靜分析,在捍衛自己利益的同時“走出去”在世界市場搏擊成為關注的焦點。

跨國并購指一國跨國性企業為了某種目的,通過一定的渠道和支付手段,將另一國企業的一定份額的股權直至整個資產收買下來,可以通過直接向目標企業投資,或通過目標國所在地的子公司進行并購。在我國通常把企業兼并和收購統稱為企業并購。

1 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發展歷程

中國企業跨國并購起步較晚。從1985年開始,我國的大型企業集團,以及珠江三角洲、東南沿海地區的一些實力較強的企業才開始探索跨國并購之路。從1995年以來,全球跨國并購浪潮風起云涌,到2000年進入。2002年,中國企業以并購方式對外投資的額度為2億美元,到了2005年已經達到65億美元,2006年依然有90.89億美元。2007年中國公司并購海外公司37起,較2006年的17起,增幅達117.6%,2007年總共發生了84起跨國并購事件,其中披露金額的63起事件,總額達186.69億美元,相比2006年增加105.4%。

2008年,對于中國并購市場絕對是不平凡的一年,外部經濟環境的惡化以及當前經濟結構中所暴露出的問題,使得經濟增長方式和產業結構的轉型更加迫切。出于維持經濟增長速度所需的資源供應、轉換經濟增長方式以及應對新形勢下產業競爭的需要,國內企業在諸多領域展開了跨國并購,其中資源、機械制造領域尤其引人矚目。據統計,2008年中國市場共發生了66起跨國并購事件,其中43起已披露價格的并購事件并購總額達129.58億美元,相比去年的186.69億美元的高位,下降了30.6%。

2009年,受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及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雙重因素影響,中國并購市場共完成294起并購交易,披露價格的235起并購交易總金額達到331.47億美元。其中,中國企業完成海外并購38起,同比增長26.7%,披露的交易總金額高達160.99億美元,同比增長90.1%。

2 我國企業跨國并購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對增強中國未來在全球資源品市場的定價權、有效利用我國外匯儲備、打響中國企業品牌、提高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及引進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認,中國企業并購還存在許多隱憂。

2.1 規模較小,成功率低

相比較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而言,中國跨國并購的規模比較小,尤其是1992年以前,跨國并購交易很少,且大多是中方企業被外方企業并購,中國企業很少主動出擊去海外并購。加入WTO以后,中國企業“走出去”進程明顯加快。根據商務部公布的數據,截至2009年年底,中國累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已超過2200億美元,對外承包工程累計完成營業額3407億美元,簽訂合同額5603億美元,在強勁復蘇帶動下“走出去”似乎已經有了“跑出去”的速度,但這樣的速度并沒有對企業有多大幫助。有數據顯示,中國2008年海外金融收購已交2000億學費。麥肯錫2009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過去20年里全球大型企業兼并案中取得預期效果的比例低于50%,而中國則有67%的海外收購不成功。

2.2 需要跨越許多常規和非常規障礙

一般而言,跨國并購企業遇到的障礙主要是法律環境不熟悉、嚴格的并購審查、協調和溝通困難、文化障礙等。作為中國企業,還需要克服一些非常規障礙,如企業的市場身份認同問題,在中國去海外進行直接投資和跨國并購規模較大的前40多家企業中,有大約33家企業是“國”字頭企業,這些企業僅從名稱上就給人以國企的印象,經常被當作具有政府背景的人,使之在具體的并購交易中面臨更嚴格的歧視性并購審查。此外,中國企業除經營之外還在一定程度上為迎合政策使跨國并購的效果并不理想,國有資產在跨國并購中出現縮水或流失的可能性加大。

2.3 戰略定位不清晰

衡量海外并購成功與否,不能僅僅看并購交易是否完成,關鍵是要考量完成交易之后是否能夠實現有效整合、實現贏利、提升價值,并購戰略目標的模糊必定會使企業失去發展方向,從以往并購失敗的案例來看,企業急于擴張的沖動、并購戰略目標的模糊等給并購的失敗埋下致命的種子。

2.4 缺乏細致的“體檢”

企業在“走出去”之前一定要做一番精細的“體檢”,檢驗企業自身是否擁有充足的資金和豐厚的實力,畢竟類似于中鋁公司的80億美元虧損并不是每個“走出去”的企業咬牙能扛下來的。除了擁有雄厚的資金外,人才的戰略儲備對跨國并購也至關重要。據麥肯錫公司關于國際化人才需求的調查顯示,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至少需要75000名中高級人才,而中國目前這樣的人才只有5000人。此外,文化差異的決定性作用也不容忽視,我們部分國內企業并沒有完全認識到“融合”的重要性,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完成了并購,整個團隊的經營和管理仍然面臨著多重困境。

2.5 對風險的規避有待進一步增強

從根本上說,眾多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失敗的原因在于信息不對稱,加之政治、社會、法律和文化等因素的巨大差異,我國企業的海外“走出去”戰略步履維艱。后金融危機時期經濟形勢更加復雜難辨,在這大背景下,被購并企業還未顯露的問題可能會隨著危機加深而顯現,從而形成巨大的陷阱。有分析人士指出,有些海外企業有可能利用這次機會將一些B類甚至C類的企業,以A類的價格出售給中國企業。這方面比較典型的案例有日本三菱UFJ集團收購美國摩根士丹利達20%的股份,以及日本最大券商野村證券贏得申請破產保護的美國雷曼兄弟公司亞洲地區業務,日本金融巨頭“抄底”華爾街,引起美國的一片嘩然,然而不久,三菱和野村證券的“抄底”行為都讓自己陷入了并購陷阱并不能自拔。

3 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意見建議

在后金融危機時期,為了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促進經濟社會的健康平穩發展,就需要在跨國并購過程中調整我們的戰略,將互利共贏的理念貫徹到具體的并購交易中,深入剖析全球并購格局,敏銳把握跨國并購新趨勢。

3.1 明確政府職責,建立相應的保障、評估機制

在推進跨國并購的過程中,不僅要考慮企業自身利益,還要考慮到政府應該擔負的國際責任和義務。建議政府建立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保障與績效評估機制。一是構建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綜合保障體系。美國、歐盟和日本等發達國家之所以成為跨國并購的主導力量,這與其保障機制的完善是分不開的。日本制定了詳細的跨國并購支持與激勵制度,并成立海外并購基金,為企業海外并購提供有效的支撐。建議政府制定相應的激勵和保障措施,成立并購基金和后備市場、理論研究機構為企業跨國并購作好準備,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二是構建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績效評估體系。考慮到當前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劇烈變化,利益關系復雜多樣,在具體的評估體系構建中,需要綜合考慮企業層面,社會層面,經濟、政治和外交層面,兼顧短期利潤和長遠利益。

3.2 充分做好自我評估,制定明確的并購計劃

缺乏對海外市場的深入研究,是中國企業向海外拓展的一個普遍缺陷。企業的國際化一定是內在驅動性、戰略驅動性,而不是外在驅動性、機會驅動性,這就需要有整體的戰略、國際化的戰略。在后金融危機時期,經濟沒有太多可預見性,但是只要我們自己做好準備,制定好國際化戰略或者國際化發展的行動計劃,當市場機會來臨的時候,就變成有備而來。所以,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問題,最重要的因素和最關鍵的原則是來自于企業自身對產業、公司、人才和能力的一種自我評估。此外,需要制定一個明確的海外收購計劃,包括戰略上的評估和業務上的整合,交易結構、支付手段、支付節奏和風險防范的設計,以及并購后的經營方針、整合策略等等。

3.3 注重文化融合,建立包容的企業文化

不同的文化背景、民族習俗、企業文化會造成的彼此間的矛盾與摩擦,會使一些長遠的發展計劃化為泡影,這些都對我國企業海外并購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因此,中國企業要學會如何建立起一種共同的文化,建立一種包容的企業文化,問題的焦點應該權衡長期保持這些差異的利弊得失,在文化整合和企業對一定自的需要方面找到平衡。

3.4 創新思路,打造國際化人才儲備溫床

人力資源是決定企業海外并購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實施購并必須要有國際化視野和全球運營經驗的國際化企業家人才,要積極開拓企業人力資源的管理思路,建立合理的人才培訓、考核、獎懲制度,在薪酬、職務升遷等方面勇于進行革新,在世界范圍內招聘人才。目前,許多國際化人才受危機影響,使現在成為吸納國際化人才的絕佳時機,企業要在鑒別和挑選的基礎上深入發掘企業所需人才,積極打造人才儲備溫床。

3.5 強壯自身,走高起點收購之路

在全球一體化時代,并購的確是一種成長方式,但不能過分地強調并購成長,一定要把并購和企業的自身有機成長結合起來,也就是說要在強壯自身的基礎上,才能走上高起點收購之路。目前,由于自身實力的欠缺,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目標多是那些已經在該產業內沒有任何競爭優勢的企業,也有在危機中深受沖擊,一時難以翻身的企業,總之真正的優良資產并不是很多,我們不能只看到購買價格,忽視購買的價值。

3.6 熟悉國外法律,有效規避風險

溫總理在本次政府工作報告里強調“走出去的企業要規避風險”,點中了要害,在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之中,如何防范諸如國家風險、技術風險、資產風險、勞工風險、稅收以及環保風險等各種海外并購風險,已成為進軍海外的企業應深思而慎行的新課題。目前,因不熟悉目標國法律讓我們積累的教訓舉不勝舉,世界上已經有60%的國家有反托拉斯法及管理機構,但是管理重點、標準及程序各不相同,經常使并購過程曠日持久,往往需要花費高額的法律和行政費用,增加了并購成本。因此,熟悉國際規則,懂得國際慣例,特別應該了解和研究投資經營所在國當地的法律制度和文化,是中國企業的必修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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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企業并購理論研究范文第3篇

關鍵詞:產融結合;企業;金融

中圖分類號:F830.4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29-0147-03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企業改革加速發展,企業規模不斷擴大,核心競爭能力逐步形成,開始向資本密集型行業集中,企業的經營模式發生了深刻的變革,產融結合成為企業發展和改革的關鍵舉措和重要途徑。伴隨其蓬勃發展,對產融結合的理論研究始終沒有停止。本文從七個方面將近年來關于產融結合的研究予以綜述。

1關于產融結合的概念

什么是產融結合?看似簡單的問題,卻引起了許多學者的深入研究。張慶亮、楊蓮娜(2005)將產融結合定義為:產融結合是指產業部門和金融部門通過股權關系相互滲透,實現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相互轉化、直接融合。產融結合是指工商企業與金融企業在資金供求、股權、人事等方面保持一種穩定、密切的聯系,達到相互融合,同生共長的目的。產融結合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結合的重要內容。李書華,李紅欣(2008)認為,產融結合是產業組織與金融組織之間資本相互結合的關系。將產融結合定義為產業部門和金融部門之間資本相互結合的關系,以及由此產生的人力資本結合,信息共享等的總和,是資本加速集中的有效方式。再比如,萬億、傅維、古曉慧(2008)指出,產融結合是指產業投入產出過程與金融業融通資金過程的結合。在實踐中,產融結合的方式主要是利用產融結合、構建資本營運平臺,在虛擬經濟中實現資本增值。

王少立(2008)認為,應該從廣義和狹義兩個層面來定義產融結合。廣義上,產融結合即金融與產業的結合,是指從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是通過全部金融過程實現的。狹義上,產融結合即產融一體化,是指工商企業和金融企業通過股民關系相互滲透,形成資本、資金、人事、信息等方面的穩定關系,實現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相互轉化和直接融合,最終形成產融型集團。

2關于產融結合的沿革和發展趨勢

在西方,早在19世紀初,隨著產業和金融業中壟斷組織的出現就開始了產融結合的進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工業和金融業績中壟斷程度的進一步提高,西方國家的產融結合也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時期,有一些研究詳細地梳理了國內外產融結合的發展歷程。王繼權(2004)在其博士論文中論述了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產融結合的發展歷程和中國產融結合的歷史與現實;并將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產融結合的發展歷程歸為產融結合萌芽階段、自由結合階段、限制結合階段和深化階段。

我國企業集團的產融結合起步較晚,李書華、李紅欣(2008)將其總結為企業集團的產融結合形成期、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整頓階段和90年代以來的恢復與繁榮階段。王繼權(2004)在論及中國產融結合的歷史時,重點分析了工商企業參股或創建商業銀行、企業集團創建財務公司、金融機構參股和控股工商企業以及試行主板銀行制等事件。

許多研究旨在證明產融結合將有利于我國企業的發展,并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例如,尚美玲(2006)提出產融結合將推動我國金融創新,即企業充分利用存量資產為企業帶來流量資產。孫晉、王薇丹(2005)提出從企業戰略上,將產業資本通過不同的路徑,有選擇地進入金融行業,既利用金融為企業集團的產業經營服務,又通過金融業務本身的經營為企業集團拓展業務和利潤空間,創造新的價值。劉軍(2007)提出產融結合有利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入;產融結合將提高我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產融結合能有效解決產業部門缺乏資金的問題。鄔敏(2008)提出產融結合這種模式是國內外眾多大型企業集團發展的軌跡之一,目前,世界500強企業中,有80%以上都成功地進行了產融結合的戰略行為。

3關于產融結合的條件

關于產融結合形成的條件,魏杰(1997)在論述產融結合的體制基礎時,就明確提出產融結合不僅僅是一個政策性問題,也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操作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體制問題。也就是說,產融結合需要有一定的體制基礎。國有企業目前的體制不符合產融結合的要求。而符合要求的最主要之點是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造與國有股上市流通。伍華林(2007)提出我國的企業,因為條件缺失而延緩了產融結合的發展,也影響了我國企業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對外競爭力。產融結合的前提條件包括法律政策條件、市場機制條件、資本結構條件和經營管理條件。程宏偉、劉麗、常勇(2008)指出,在產融結合外部市場體系發育既定的前提下,中國企業必須轉向企業內部管理能力的培養。盡管目前我國的外部市場體系發育非均衡,企業內部管理能力配比程度不高,但中國企業不應止步于產融之路,關鍵在于提升與擴展管理能力,發揮產融結合過程中的協同效應,為走產融結合之路作好準備。

4關于產融結合的模式

產融結合實現的是產融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相互轉化和直接融合,所以,許多學者都研究分析了產融結合模式。徐天信,沈曉波(2003)指出,從國際經驗來看,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融合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由銀行資本起家,然后由銀行資本控制工業資本,二者融合成長,形成金融寡頭;二是由工業資本起家,通過擴大再生產不斷積累資本,然后在經營工業資本為主的同時,把部分資本轉向金融行業,最后形成以銀行為核心控制一系列工商企業的壟斷財團。王繼權(2004)總結當代西方國家中最具典型意義和代表性的產融關系模式是美國的市場主導型模式、德國的全能銀行制模式、日本的主辦銀行制模式和韓國的政府主導型模式。傅艷(2004)認為,由于信用型結合方式受國家信貸政策和利率政策的影響較大,在利率尚未市場化的條件下,以銀行信貸為主的信用型產融結合方式仍是中國產融結合的主要的、較為穩定的方式。李有吉、金紅(2005)從產融結合的路徑和涉足的金融領域兩個方面分析了國外企業集團產融結合的模式。朱渝鋮(2008)提出,從產融結合過程看,產融結合主體包括產業部門與金融部門,產融結合客體是資本,信息技術等,可以把產融結合模式重新分為產權型產融結合模式與信息型產融結合模式。徐煥章、魏娟娟(2007)提出產融結合模式是一個因地制宜的問題。世界各國因經濟、社會以及歷史傳統的不同,其結合的方式各有特色,即使在同一國家中,因發展的階段不同,產融結合的方式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因此,在產融結合的問題上,沒有一種固定的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真理。針對我國企業,王松華、胡敬新(2007)指出,我國產融結合主要有幾種模式:大型企業投資商業銀行、企業集團涉足非銀行金融機構、金融機構投資工商企業等。萬億、傅維、古曉慧(2008)指出,我國國有大型企業工業資本居多,資本流動性緩慢,負債率偏高,回報率低的問題突出。因此,建議將工業資本投向商業,建立一個經濟共同體,即是將工業貨幣轉化為貨幣資本再由貨幣資本轉化為借貸資本最后轉化為金融資本。具體模式包括實業企業與金融企業雙向參股的模式、內設金融機構模式和設立離岸金融機構模式。

5關于產融結合的效應

產融結合的效應是許多學者研究的重點,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產融結合取得了不斷的發展和突破。然而,從整體上看,我國產融結合的市場機制還遠沒有形成,產融結合有效性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實踐中存在著大量的無效和負效問題。傅艷(2003)、王勇(2005)等對產融結合有效性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理論分析;李革森(2004)則從定義的角度對我國現存的公司多元化和產融結合技校進行了分析。許天信、沈曉波(2003)指出產融結合是降低交易費用的需要、產融結合是消除企業與銀行之間信息不對稱的要求、產融結合是資本盈利本性的要求、產融結合是資本多元化經營的要求,以及產融結合是密切企業與銀行關系的要求。王辰華(2004)認為,我國產融結合的正效應包括產融結合的資源配置效應、產融結合的規模效應、產融結合的公司治理效應、產融結合的銀企協同效應。張慶亮、孫景同(2007)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證明金融企業參股比例與上市公司經營績效的相關程度會隨著參股比例的上升而增強,而且當參股比例超過一定臨界值(10%)以后上市公司的收益水平會隨參股比例的提高而顯著上升。王曉慧(2008)指出,大型國企產融結合的正效應包括有利于增強國企及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產生協同效應,提高國有大型企業的資產回報率;有利于推進大型國企股份制改造及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

6關于產融結合的風險

王辰華(2004)認為,我國產融結合的負效應包括產融結合中的泡沫經濟效應、產融結合中的金融異化效應、產融結合中的資金放大效應和產融結合中的風險效應。陳燕玲(2005)指出產融結合風險主要形式包括投資組合風險、內部交易風險、財務杠桿風險、利益沖突風險和道德風險。而且產融結合風險更具有隱蔽性、系統性和破壞性。郎咸寧(2006)明確地指出,中國企業存在著太多的未知性,即企業在逐漸做大的過程中通過多元化產生的問題是層出不窮的。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結合會加速企業的敗亡。王曉惠(2008)指出,大型國企產融結合的負效應包括新的經營風險、加劇信息不對稱性,風險擴大和外溢效應。李書華、李紅欣(2008)指出產融結合帶來的主要風險有整合風險,具體包括三個方面:內部交易風險、風險的傳遞和監管真空。

7關于如何提高產融結合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