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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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義范文第1篇

【關鍵詞】李斯特經濟思想；來源；內容；影響

李斯特（List，F.1789-1846）是德國歷史上著名的經濟學家，保護貿易論倡導者，其經濟思想直接影響了德國的統一和崛起。其代表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對李斯特經濟思想的研究有非常現實的意義。從李斯特的經濟思想中的保護貿易的思想，可以對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如何處理開放和保護國內市場的關系起到很大的借鑒意義。

一、李斯特經濟思想的來源

李斯特經濟思想來源，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德國當時的經濟狀況

英國古典經濟學在李斯特生活的時代達到頂峰，在歐洲擁有眾多的信奉者。德國經濟學家將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當作是唯一的真理，深信自由貿易是使德國擺脫落后的農業國狀態的最優選擇。而當時的真實情況卻是：1815年歐洲恢復和平后，英國在歐洲大陸封鎖政策期間積壓的大量工業品開始向歐洲傾銷。德國實際上處于內部分割的狀態。由于缺乏堅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對內不能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對外無法實行統一的御外關稅。李斯特“從自己祖國的實際需要，特別是1815年后德意志工場手工業的艱難處境出發”，指出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在于教導人們“對某一特定國家來說，在特定的世界形勢下，如何通過農業，工業，商業的發展來獲得幸福和文明”。他指責斯密以及其后的經濟學家不強調經濟生活中國民有機體的重要性，始終只是以整個人類社會利益作為唯一的研究對象，完全沒有顧及各個國家的不同利益。他主張建立一種國民經濟學，即“民族的立場出發所理解的政治經濟學”。

（二）美國的貿易保護的理論和實踐

李斯特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借鑒了漢密爾頓的貿易保護觀點。美國經濟生活的實際加強了李斯特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想。李斯特流亡美國其間正值美國貿易保護政策日益升級之時，他不但親眼看到了美國新興工業在保護政策庇佑下的蓬勃發展，而且親身參與了關于美國是否應該實行保護關稅制度的筆戰。1827年，李斯特以致美國一個工業家聯合會主席的十二封公開信的形式發表了《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他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想，針鋒相對地反對亞當·斯密地自由貿易信條。

（三）重商主義理論

重商主義晚期正是歐洲工場手工業發展的時期，各國為了保護本國工商業，抵抗外國的競爭，普遍實行高額進口稅率以限制外國商品的進口，對工業原料則不加限制，甚至以優惠稅率鼓勵輸人。同時對那些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的商品的廠商發放獎金或者補助金，以鼓勵商品的擴大再生產和輸出。這些措施都體現在李斯特的貿易保護思想中了，但是根據實際情況作了補充和改進。

二、李斯特經濟思想的內容

（一）國民經濟學說

李斯特把經濟學劃分為“私人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而且又把后者分為“世界主義經濟學”（或者“萬民經濟學”）和“國民經濟學”（或者“政治經濟學”）。李斯特認為政治經濟學首先應該是一種“國民經濟學”，即教導某一國家，處于世界目前形勢以及它自己特有的國際關系下，怎樣來維持并改進它的經濟狀況，以及研究如何使某一國家在當前形勢下憑農工商業取得富強、文明和力量的科學。它的任務是正確了解各國當前的利益和特有環境，指導他們擺脫落后狀態。只有基于民族國家立場，根據本國的國情以及它所處的國際形勢，通過適當的保護制度，使國家成長為一個工業強國，才能為世界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創造條件。國民經濟學不脫離具體的國情抽象地談論和教條地堅持某個原則，如國際貿易的自由和限制，是隨著國家不同發展程度和時期而變化的。

（二）貿易保護學說

李斯特認為只有兩個國家在工業發展階段上大致處于相等的水平時，才能從自由貿易中雙贏。否則，自由貿易只對先進國家有利，落后國家必須采取保護關稅政策才能發展“幼稚”的民族工業。如果國家在新興工業創建初期不予以保護，脆弱的幼稚工業在強大的外國競爭壓力下必然夭折，本國的民族工業將無法建立起來。李斯特主張貿易保護，但并不是反對任何的自由貿易，他認為保護政策是受本國具體情況決定的歷史性政策，只是一種手段，目的是保護和促進本國工業的發展。

李斯特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在農業、工業、社會、政治和內政上已經有了充分的發展，而仍然以農產品與原料向國外交換工業品，那么它在這些方面發展程度越高，得到的利益將會越少。在比它先進的工業國對它的優勢競爭中，它受到的傷害也就越大。而這類國家已經具備了一切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必要條件和手段，可以把自己建成工業國家，從而在文化、物質、繁榮和政治力量各方面達到高度發展，只是由于還存在著一個比它們先進的工業國家的競爭力量，使它們在前進的道路上遇到了障礙。處于這樣情況下的國家應當采取保護政策，這樣有利于建立并發展本國工業，從而最終實現工業化。李斯特強調對工業的保護力度不應該一樣，應當特別注意的只是那些最重要的部門，即生產最重要生活必需品的部門和對國家獨立自主有著重大意義的部門。其它的部門可以適當讓其參與國際競爭，從而提高其競爭力。

（三）生產力學說

李斯特的生產力概念并非人們通常理解的作為個人或者社會生產力意義上的那種生產力，而是“國家生產力”，它是由一國的科一學技術、國民個人素養、社會狀況、政治狀況和制度、自然資源及現有的物質生產條件等因素綜合構成的。李斯特認為生產力比財富重要得多：“國家力量是一種動力，新的生產資源可以由此獲得開發，因為生產力是樹之本，可以由此產生財富的果實，因為結果子的樹比果實本身價值更大，力量比財富更加重要。”“國家財富并不在于交換價值的占有，而是在于生產力的占有，正同一個漁夫的財富不再與占有了多少條魚，而在于不斷地捕魚以滿足他的需要的那種能力和手段”。李斯特用十分簡潔的隱喻對比了交換價值與生產力，不僅用生產力代替了古典經濟學的作為財富的交換價值，而且使生產力概念上升到國民經濟學理論的核心地位。

三、李斯特經濟思想的影響

（一）為凱恩斯國家干預理論的奠定基礎

李斯特認為個人力量與國家力量之間存在著交互作用。正如國家離不開個人一樣，個人也離不開國家的力量。如果沒有諸如國家的獨立、安全、政治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的支持，就決不會有個人力量的充分發揮的外部環境，也不會有國家的工商業的繁榮。同時，由于存在著私人力量無法做到的事情，比如國防、治安以及其它公共品的提供，只有借助于國家的力量才能完成。所以國家的作用是決不能忽視的。李斯特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想實際上也肯定了國家干預的重要作用。雖然他的保護主義只是當時德國實現工業化的權宜之計，最終的目的是拋掉保護主義這根拐杖，實現自由貿易。但是，在市場的力量不足以促進經濟的良性發展時，或者說市場失靈時，他主張的還是國家干預。更何況，李斯特定義的生產力里還包括制度的因素，這更離不開國家的調控。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為凱恩斯國家干預理論的奠定了基礎。

（二）歷史分析方法使李斯特成為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

這種方法非常注重對歷史事實的分析，據此來考察和檢驗經濟學的前提，并且十分注意理論與歷史經驗，演繹與歸納，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學說史的結合。他考察了英國成長為工業化強國的歷程，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英國的強大與貿易保護的作用分不開。他還將經濟按商品經濟發展程度分為五個階段，并指出在相應階段應該采取的政策，這些政策都是歷史性策略。這些成為李斯特采用的歷史分析方法的鮮明例證。這與“李嘉圖惡習”直接相對，成為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

（三）給制度學派深刻的影響。

在經濟學說史上，他最先把國家制度和倫理道德等精神文化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來看待的，強調在其它各方面都相同的情況下，一個政治修明、道德品質良好的國家和一個缺少開明政治、道德精神的國家，其生產力水平是截然不同的。這無疑為制度學派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

（四）是發展經濟學的思想來源之一。

他是第一個站在弱勢民族的立場上展開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批判的經濟學家，并探討了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的問題，他為發展中國家指出了若干在當今仍然極具價值的途徑。比如主張關稅保護和發展生產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落后國家爭取工業進步，國家統一和獨立的利益，具有進步性，因而成為后來發展經濟學的來源之一。

（五）生產力概念擴大了古典經濟學的視野。

李斯特第一次真正把生產力概念引人經濟學，并且作為經濟學的核心范疇。他認為在長期內提高生產力比短期內的財富的增長重要得多，為了提高生產力而放棄短期的物質利益也是值得的。他用動態的生產力概念置換了靜態的財富，把動態分析引人到了成本—收益分析模型之中。他的生產力理論包含了私人與社會的成本—收益、短期與長期的收益的區分的思想，從而大大擴大了古典經濟學的視野。

李斯特的思想不僅影響力德國崛起，也影響了日本的崛起。深入研究李斯特的經濟思想，應該會對我國的崛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M].陳萬熙，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2]張樂.從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看李斯特的經濟思想[J].經濟研究導刊，2009（22）.

[3]余章寶.李斯特的經濟理論及其貢獻[J].廈門人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3）.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義范文第2篇

不過，說中國自1990年代以來是經濟學的時代，并不準確。在此之前，中國社會的主流思考方式就是經濟學的，雖然那是另外一種經濟學。在經濟學界內外，迄今仍能聽到兩個名詞：“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1990年代后盛行的是后者，并在學術界大體上替代了前者，但前者在學術圈之外仍擁有自己廣泛的世界。因此，中國早就處于經濟學時代，且保持著連續性。

哪種經濟學?

1950年代以來，中國建立了集中經濟體制，其最顯著的特征是：政府成為經濟性活動之直接控制與經營者。這體現于三個方面：第一，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制，通常是國有制，即政府占有資源，占有生產資料，開辦工廠，開辦商業、金融等企業。第二，這些企業也是國營的，也即政府直接經營這些工廠、企業，企業負責人由政府任命，其身份是國家干部，員工則是國家的雇員。第三，這些工廠、企業全部按照政府自上而下的全面計劃，組織生產、商業活動。

這樣的體制是按照當時的官方經濟學中的制度藍圖建立起來的。因此，那個時代就已經是一個經濟學的時代。每個人都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反復接受官方的政治經濟學教育――迄今依然如此。因此，當時思考問題的主流方式基本上是經濟學的。那個時代也自然形成了經濟學帝國主義：歷史學領域的“五朵金花”，幾乎全部與經濟有關；即便在文學評論領域，人們首先關注的是作者在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地位。

當然，那個時代是比較特別的。從一個側面看，那是一個政治的時代，但彼時的政治卻是使用經濟學的術語進行的。用當時流行的話說：政治的背后是經濟，上層建筑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構成經濟基礎的生產關系則是由生產力狀況決定的。官方經濟學正是以此為建立和維持國有、國營、計劃體制提供了理論依據。彼時的政府就是一個龐大的公司：政府像公司管理層一樣統一指揮人們進行生產、消費、積累等經濟性活動。

因為官方經濟學在公眾、在政府、在教育體系中有那么深厚的基礎，所以，1990年代以來出現的經濟學熱，也就不難理解。因為，人們早就已經熟悉了經濟學的術語，也熟悉了經濟學的思考方式。當然，此時流行的是西方經濟學，因而，影響公眾的經濟學的內容發生了巨大的轉折。

這個所謂的西方經濟學，基本上是19世紀后期形成、在20世紀積累了深厚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羅賓斯曾經給這個經濟學下過一個經典而簡短的定義：經濟學家研究如何有效率地配置稀缺手段。1950年代后盛行的官方經濟學是論證政府控制、管理經濟活動服務的信仰與知識體系，其理論框架中的經濟活動主體是國家，或更準確地說是政府。西方經濟學則實現了個人主義轉向，將個體視為經濟活動的主體，此個體透過理性選擇實現其收益之最大化。這樣的經濟學或可稱之為商人的經濟學。在這個經濟學理論體系里，只有相互競爭的個人，而沒有政府，這一點與官方的政治經濟學形成了強烈對比。也因此，兩種經濟學體系之間曾經發生過不少觀念、理論、政策建議上的沖突。

不過，在政府官員、公眾的心智中，這兩種經濟學是混雜在一起的。官員、一般民眾在學校學習的是官方經濟學。在校外，比如在大眾媒體上、在財經作者的著述中，接觸的則基本上是西方經濟學。如果說1990年代確實是經濟學的時代，那也是兩種經濟學體系的混合。只不過在不同的人那里，兩種體系的搭配比例不同而已。人們在不同的場合依據不同的需要而交錯運用不同的經濟學概念體系與思考方式，有時是無意識的，有時則是有意識的。

一個基本的搭配結構是這樣的：人們用西方經濟學的原理處理私人事務，在公共事務領域則運用官方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在1990年代流行的最大社會后果，也許是對“私利”的啟蒙：它對斯密的體系進行了割裂，以一種過分簡單化的邏輯論證了：私人利益并不可恥，增進私人利益反而是光榮的。經過經濟學的這一啟蒙，人們開始光明正大地普遍信奉收益最大化的信條。人其實總有自利之心，但在以前，人們對此還是遮遮掩掩的。通俗作家筆下的經濟學則說：自利就是美德。于是，實現自己收益最大化，就被人們普遍作為人生的道德指南。這一點，商人自不用說，普通民眾、官員亦然。

民眾可能會用官方經濟學的話語來批評自己不滿意的社會現象，比如，人們會依據官方經濟學來批評政府的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方案。官員們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更是本能地堅持官方經濟學的基本命題，比如，他們仍然堅持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廣泛、深入控制。今天人們看到的政府的公司化、商業化，不過是原有的政府直接控制資源、經營企業的體制的延續，而官方經濟學對此是可以提供論證的。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可理解當下中國民眾、尤其是各級政府官員的心智。毫無疑問，如果進行一番國際對比當會發現，當代中國人的心智之經濟學色彩可能是最濃厚的。這是因為，中國人自小就接受了系統的經濟學教育。這其中，官員的心智又是所有社會群體中最有經濟學色彩的。他們自如地在兩個經濟學體系之間轉換，讓不同的知識為我所用。而中國當代社會的諸多嚴重問題，也恰恰淵源于此。

回歸秩序的經濟學

上述兩種經濟學有一個共同的精神氣質：物質主義。兩者都強調對于物質利益的獲取、占有、支配，并享有其好處。只不過，官方經濟學里的主體是政府，強調政府對于資源、財產及其收益的占有，以增強國家的力量；西方經濟學里的主體是所有的個人，其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個人實現物質利益最大化的策略，至少中國人是如此理解的。前者以政府為商人，后者則以個人為商人。

這樣的觀念體系，當然會導致嚴重的社會、文化問題。人不是商人，或者說，正常的人不應當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計算機器。當經濟學成為一種盛行的迷信，當利益最大化成為社會普遍的道德信條，把人們聯結在一起的非經濟性因素，就會被人們當作商業性質的問題來處理。比如，很多經濟學通俗作家曾經用經濟學分析愛情、婚姻、友情、孝道等等。此時，社會秩序必然趨向松動、扭曲以至解體。

同樣，一個正常的政府也不能是商人。斯密在《國富論》中曾經說過：“論氣質之不相容，無過于商人與君主。”商人可以以最大化收益、最大化財富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按照斯密的說法，在恰當的制度框架下，商人的這種努力將有助于公共利益。然而，政府如果也以最大化即時的收益和最大化資源占有、財富積累為目標，則必然使整個經濟體系扭曲。或者是政府既為裁判員又

為運動員，而置非政府的商人以不利位置；或者是政府給予某些商人以特權，讓其他商人處于不利位置；或者是政府讓投資者、經營者作為一個整體處于特權地位，而令其他社會群體如勞工、消費者處于不利地位。簡而言之，一個按照經濟學的邏輯行動的政府，一個物質主義的政府，極有可能讓自己成為特殊利益群體，或者在社會不同群體之間制造權利的不平等。當代中國社會在經濟高速發展之后卻面臨種種問題，即是因為這種不平等。

當然，在現代工商社會，在政府必須承擔大量公共品供應、因而需要充沛稅源的社會，政府無法拋棄經濟學。但是，明智的政府會遠離形形的物質主義的經濟學、商人的經濟學，而堅守斯密所討論的“治國者之經濟學”。

斯密寫作《國富論》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把政府從商人變回政府。斯密集中批評之對象是重商主義體系，這個經濟學體系就是一種物質主義的經濟學體系，它指導君主為了積累國家財富而對工商業進行控制、管制。斯密提出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則是反物質主義的。他在第四卷《論政治經濟學之諸體系》卷首寫道：“被當作國務活動家或立法者之科學之一分支的政治經濟學，為兩個不同的目標而運思：第一，為人們提供豐厚的收入或必需品，或者更準確地說，讓他們能夠自己向自己提供那樣的收入或必需品；其次，向國家或共同體提供足夠公共服務之需的收入。政治經濟學為使人民和國家同時富裕而運思。”

也就是說，治國者也是需要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乃是治國者所應當掌握的一門學科。這門經濟學確實關注“國民財富之性質和源泉”，但斯密告訴治國者：創造財富是國民的事情，讓他們自己向自己提供收入或必需品。因而，斯密眼里政府的三大職能，不包括資源之直接占有與財富之直接創造，僅限于提供公共品，維持秩序。換言之，斯密所設想的作為治國者之科學的政治經濟學，與財富無關，而與秩序有關，與正義有關，它是一種秩序或正義的經濟學。它討論的主題是：政府如何維系社會創造財富的秩序，此秩序本身是國民基于分散的知識自發地合作、交換而形成的。

斯密的治國者之經濟學原理讓我們聯想到儒家的教誨。儒家關注財富問題，它提出政府要“富民、養民、教民”。但孔子又明確地說：“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樣的教誨曾遭到西方經濟學的中國信徒的廣泛譏諷。然而在當下，這一教誨的價值已然凸現出來。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義范文第3篇

關鍵詞：科學性；中國經濟學；經邦濟世

經濟學被譽為社會科學門類中的皇冠，其在研究方法的科學性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學，尤其接近于作為科學典范的牛頓物理學的研究范式。在20世紀初，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同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并沒有太大差異。但是，凱恩斯的《通論》和后續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以及阿羅、德布魯、薩繆爾森等人的綜合性工作開創了利用數學工具來進行經濟研究的新境界，主流經濟學在數理建模、計量經濟等迅速完善的工具的輔助下突飛猛進。經濟學成為社會科學研究中發展最快的一門學科，燦若明珠，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開設更使經濟學成為一門接近于自然科學的學科。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經濟學與西方在理論經濟學、實證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相差甚遠，經過30年來的學術交流、學術引進等活動逐漸逼近現代經濟學研究的前沿。

在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上，需要注意兩方面問題。一是關于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所應當具有的作用和地位的認識問題；二是中國的經濟學的發展和定位問題。

經濟學在萌芽之初的作用十分狹隘，在古希臘時期的根本意義主要集中于貴族和平民家庭的經營問題上，后來發展為城邦經濟的研究，直到國家成型才開始將政治作為基本出發點來研究“政治經濟”。真正的政治經濟學實際是從18世紀中期的法國重農學派興起才開始的。從“政治經濟學”的字面表述可以看出，經濟學的主要目標是為了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政治意義上的智慧和知識，而政府在進行決策的時候采取的策略更接近于藝術，而非科學。1932年，羅賓斯對經濟學的定義使得科學性在經濟學研究中的要求以數學表述的形式確定下來，數理建模逐漸成為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

關于學科的科學性曾經產生過許多經濟學哲學、方面的探討和爭論，經濟學是否應當向自然科學的科學標準靠攏的問題到今天依然沒有明確的答案。牛頓物理學作為研究程序和范式方面的科學典范作為一個極端，其他學科在科學性方面并沒有呈現出一致性，相反卻表現出對牛頓物理學的不同程度的偏離。如果牛頓物理學作為最“硬”（solid）的科學學科，那么其他學科認為具有一定程度的“軟”（soft）科學的性質，如生物學、經濟學，而人文與藝術作為另一個極端則表現出最“軟”的性質。這種學科體系是由于各學科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的不同造成的，生物學由于其研究的不可逆轉性和在種群范圍內的不可試驗性而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軟科學性，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個人以及由個人組成的各種規模、范圍的團體以至社會的經濟活動，更加上現實中經濟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政治活動的聯系又造成了巨大的不確定性，經濟學相對于生物學也表現出軟科學的性質。這些特點決定了經濟學研究不可能照搬牛頓物理學的機械論觀點，將個人作為社會機器中的齒輪來研究。如果強行采用純科學（pure science）的標準來要求經濟學研究，那么經濟學在精確性和現實性之間的天平將過度偏向前者以至于失掉了對現實經濟的解釋力。

我們對經濟學及其他學科的研究，根本目的是為了理解現實世界，發現世界運行的基本規律，進而擴展人類的活動范圍、增加有效率的活動手段，最終減少人類生活面臨的不確定性、提高生活質量。因此，無論哪個學科的知識創造和積累都必須立足于現實經驗，即使學科本身具有非常高的演繹性，在對人類生活的意義上也必須與現實經驗相合，否則在學科發展歷史上便不可能具有立足之地。

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必須滿足這個要求，即將經濟理論和各種實證的經濟研究與中國經濟、世界經濟的現實相結合。中國正處于轉軌時期，對這樣一個龐大且相對欠發達的經濟體而言，“經濟”二字所涵指的“經邦濟世”的意義正是合適的。

現階段，中國的經濟學研究主要集中于兩方面，一是傳統的客觀價值論的政治經濟學，二是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為主的主觀價值論經濟學，其中后者的迅速引進和人才的大規模培養、引進逐漸成為國內經濟學研究的主流。然而，比較主流經濟學研究在中西之間的差異可以看出，中國的主流經濟學研究相對單調，更多偏向于技術和文獻導向，而西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觀機制方面，以機制設計、評價和問題的發現、分析為主，技術和文獻的研究為輔。此外，西方經濟學界除了主流經濟學之外還有幾種重要的經濟學流派，如奧地利學派等注重思辨的政治經濟學派，演化經濟學派等注重學科融合的新經濟學流派等，這為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大量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

現階段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過程中出現許多問題，將中國經濟學發展方向從技術和文獻導向轉為問題導向是對中國經濟學界的必然要求。僅僅從技術應用和文獻總結方面進行的經濟學研究無法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現實提供支持和指導，只有從中國經濟現實經驗出發，考慮中國的特定經濟、政治制度環境來進行研究才能得出有意義的成果。

從經濟理論的一般性而言，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經濟學理論大部分建立在一般均衡框架內，以價格體系的均衡作為核心來分析資源的效率配置，并對相應福利水平進行測度。近年來動態分析方法的盛行雖然將時間和不確定性的因素加入進來，但并沒有對原有經濟學理論體系進行拓展，只能看作是在原有分析框架內進行的數理模型的創新。現在的主流經濟學理論核心依然是市場經濟的價格機制，這對在中國經濟研究中的應用造成了很大的限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價格的“雙軌制”改革，努力進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但從總體上來看，經濟活動中有許多關鍵價格依然處于管制之下，且缺乏明確、透明的價格管制規則。對基礎價格的擾亂導致整個價格體系的大范圍不確定性，是主流經濟理論應用上面臨的最大阻礙。因此，中國經濟問題必須在轉型經濟特定環境中進行研究，對微觀問題以及以微觀分析為基礎的宏觀問題分析必須要將特定的制度約束作為理論分析的假設條件。這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提出了挑戰，同時也是中國經濟學發展的一個契機。

西方主流經濟學雖然在二戰之后發展很快，在技術工具和分析方法上也進行了大范圍的創新，但從整體上來說仍不成熟。經濟學研究可以采用的方法是多元的，數理模型、計量實證等不過是其中的一種。國內對數據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能力相對于西方發達經濟體而言存在大量的不足，完全依靠精確性標準來進行研究不僅得不出建設性的結論，而且有可能得出與現實相悖的認識導致錯誤決策。現實中數據來源的準確性、可信性等存在問題，而現代經濟過程中政府、企業等經濟相關主體對數據又存在很大的需求。在此壓力下，國內經驗統計數據方面的建設必定會有所發展。換個角度來看，如何在數據不足或不可獲得的情況下進行經濟學研究又為中國經濟問題研究方法的創新提供了壓力和動力。國外文獻對中國經濟的研究上已經出現了許多嘗試性的方法創新，而國內在這方面的發展則相對落后。

21世紀初的10年，世界經濟增長極發生轉變，新興經濟體國家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全球經濟將進入“雙速增長”時期。相對于其他轉型經濟體而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績效尤為突出，這也使得中國經濟成為全世界經濟體中十分特別的研究對象。中央政府發起的改革開放以及地方政府自主進行的大規模經濟試驗是轉型過程中最突出的特點；中國廣闊的疆域、久遠的歷史和龐大的人口也使得中國不同地域的經濟活動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經濟體曾經表現出如此的復雜性，也從來沒有一個經濟體經歷過如此大范圍的有意識的經濟試驗。對于經濟學整個學科的發展而言，這也是少有的實驗機會。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義范文第4篇

以考克斯為代表的葛蘭西主義的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這一學派的理論是西方最有影響的國際關系理論之一。考克斯是這一學派的公認最著名代表。考克斯的《生產、權力和世界秩序》一書是具體應用這些方法和概念分析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世界秩序的最重要成果。

一、考克斯的理論淵源。

葛蘭西思想是考克斯思想的理論淵源。考克斯把葛蘭西的“實踐哲學”和政治思想應用到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分析之中，在批判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具有葛蘭西思想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并且用這一理論批判性地分析了全球不公正的政治經濟秩序，探討了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考克斯一般被公認為是廣義批判理論的先驅，其直接的思想基礎是葛蘭西的歷史唯物主義。這種歷史唯物主義與一些強調科學客觀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有所不同，在“實踐本體論”的基礎上，它更多地強調主觀能動性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在社會變革問題上，葛蘭西認為，物質力量和基礎的變化只能說明帶來社會變化的可能性，但是變革并不總是可預測的，需要人的主觀努力。建立在這一哲學體系上的葛蘭西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任何階級建立社會的領導權、霸權不只是物質上的優勢支配，還包括意識形態的認同。葛蘭西的革命道路是一種主觀革命的方向，在這一點上與馬克思的革命道路還是有區別的。

二、相關概念的解釋。

考克斯這本書以生產為研究的出發點，他認為，生產是普遍的人類活動，決定著人類所有其他的活動。生產不僅為生活的物質需求提供滿足，而且還創立制度和關系，它規范著人們的生活，管理著為維持權力和權威而進行的資源積累，物質產品的生產和歷史結構的產生加在一起，構成了社會的物質繁衍。

1.生產概念和組成因素。

生產為一切形式的存在創造了物質基礎。考克斯在此書中把廣義上的生產歸結為具體的概念，用以表現歷史上生產的各種組織形式，即生產的社會關系的各種類型。三個主要客觀因素影響了生產的社會關系：生產的社會背景（社會的權力結構）、生產的過程和生產報酬的分配。除此之外，還包括一個主觀因素：主觀間的思想（生產的道德和理性）。具體的制度則體現和維持著這種方式中主客觀之間的配合。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生產關系至少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類是反映社會本質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即社會經濟關系。這類經濟關系的實質和基礎就是所有制關系。另一類是在具體組織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中，即在日常經濟活動中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也可以稱為組織經濟關系。這類經濟關系反映在生產中就是各種生產要素具體的組織形式。

2、勞動。

要探討生產關系這一概念，離不開對勞動的分析和解讀。考克斯把勞動定義為旨在滿足人的需求和愿望的改變自然的行動。勞動所改造的自然既包括大自然也包括人的自然性。生產關系就是管理著勞動關系的社會關系。在不同的社會關系下，勞動的性質是不一樣的。勞動某種意義上是個人的勞動，但更多的是一種集體勞動。在不同的社會關系中每個人的勞動特點不同，勞動的社會特點決定了其身份特點，每個人都在生產關系下進行勞動。這種關系包括主導和從屬關系。

3、國家的概念。

雖然生產是本書研究的出發點，但發揮關鍵作用的是國家。國家為某些社會關系的方式創造了條件，使它們占主導地位，凌駕于其他方式之上。國家還有意無意地建立了積累過程中的主導——附屬關系。因此，國家決定了生產的整套復雜結構，然后，從中榨取足夠的資源，是他借以繼續行使權力。葛蘭西在借鑒和吸收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理論基礎之上提出了一個廣泛的國家的概念，他說：“國家=政治社會+公民社會，即強制力保障的霸權。”國家的性質就是由國內社會力量之間的權力關系決定的。

三、生產、國家與霸權國際秩序的構建。

在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中，人類活動是在一個有三種力量組合的歷史的框架中進行的，這個框架不是直接而機械地決定人類的行為，而是對行為形成壓力和限制；個人和集團在這正壓力下反抗或限制。當人類開始對這種既有的框架反抗，則證明新的框架形成的開始，即新的物質力量、思想和制度開始了新的組合。

1、 國家與霸權。

什么是霸權？在考克斯看來，霸權是權力、觀念和制度的三維一體。

霸權的世界秩序是由世界主導國家的社會關系向世界擴張的結果。只有一個國內實現了或正在實現社會霸權的國家才能建立世界霸權秩序。一個正在形成中的社會霸權在鞏固自己力量的同時，其擴張性的能量也向外部世界發展。

2、 霸權國家秩序建立的基礎。

引發世界秩序變化的根源是什么？ 考克斯認為，世界秩序結構的改變是一個復雜的進程，同時涉及四個方面的情況：主要國家相對力量的改變；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導致社會間生產能力的重新布局；社會內部各群體間相對力量的變化和新歷史集團的組成；積累的社會結構的形成，即新的生產社會關系的建立，以及新的資本積累機制的成立。

歷史集團是霸權的物質和意識基礎。霸權通過歷史集團中的物質條件、制度、共同的利益和意識來表現。霸權的衰落和替代表現為歷史集團的主客觀分裂以及霸權階級損害從屬階級的利益而導致的社會分裂。霸權是建立在國家的國際化的基礎之上的，國家的國際化并不只是制度力量使然，它與戰后的生產國際化以及生產國際化所動員的社會力量是緊密聯系的。戰后的生產國際化是通過直接投資發展起來的，直接投資最大的特點是資本對技術的控制。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義范文第5篇

關鍵詞范式社會科學范式范式結構

科學哲學歷史主義學派認為，科學知識進步增長的基本單元不是具體理論，而是“一般理論”或“偉大的理論”。為此庫恩在本世紀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學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學研究納方法論”理論，勞丹提出了“研究傳統”的概念。現代西方科學哲學主要研究對象是自然科學，但我認為，若獎“范式”的思想觀點擴展至社會科學領域，它對于社會科學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

科學進步和知識增長問題是現代科學哲學的重要主題。庫恩認為科學進步是常規時期和革命時期交替出現的過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學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語法中詞形的變化規則，可引伸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庫恩對范式有許多解釋。英國的瑪斯特曼認為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至少以二十一種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這二十一種含義可分析為三種主要意思：(1)形而上學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種信念、一種有效的形而上學的思辯、一個新的觀察方式、一個指引感覺本身的有條理的原則，是某種決定廣大實際領域的東西等等。(2)社會學范式：范式是一個普遍承認的科學成就，象一個公認的法律判決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書或經典著作，是一些供給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認為，科學總是以研究綱領的形式向前發展。研究綱領由三部分組成：(1)“硬核”。“硬核”是相對穩定的，是作為研究綱領未來發展基礎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設和基本原理；(2)保護帶。硬核外部是柔韌多變的保護帶，它是由各種輔助假設構成，遇到反常時可通過調整保護帶以保護硬核；(3)方法論規則。包括反面助發現法和正面助發現法。反面助發現法告訴我們應當避免哪些研究途徑，禁止將矛頭對準硬核。正面助發現法體現長期研究方針，提示、暗示如何改變、發展該研究綱領的“可反駁”的保護帶。正面助發現法還提出一個綱領，此綱領開列一系列模擬實在的越來越復雜的模型，科學家遵循這個模型進行研究。[2]勞丹在其《進步及其問題》一書中認為，每一門科學都有一部充滿研究傳統的歷史。“一個研究傳統就是這樣一組普遍的假定，這些假定是關于一個研究領域中的實體和過程的假定，是關于在這個領域中研究問題和建構理論的適當方法的假定。”[3]

不僅自然科學存在科學范式，在社會科學領域，范式也是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過程的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和構成因素。美國社會學家D.P約翰遜認為：“社會學理論象任何其他科學的理論一樣，它的巨大基礎是未說明的假定。……這些假定包含社會學家對他們的主題的基本意象、他們用以描述和分析這一主題的概念選擇、為調查而對具體問題的挑選以及在分析過程中所運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論家的基本價值前提。”[4]我們認為，所謂社會科學范式，是指隱含在社會科學基本理論體系和研究過程中，關于研究對象和研究活動的一組基本觀念。這組基本觀念包括：

[1].關于研究對象屬性和作用過程的本體論社會歷史觀觀念；

[2].關于如何認識和把握研究對象的認識論方法論觀念；

[3].由[1]和[2]所影響決定的作為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出發點的最基本的理論假設；以及

[4].研究領域和理論的興趣主題；

[5].（某些學科中的）基本政策綱領。

無論科學家是否承認或有沒有意識到，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哲學思想和方法論觀點對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響。雖然某些人宣稱拒斥形而上學，然而實際上哲學從前門被趕出去又從后門或窗口偷運進來。社會科學領域存在著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兩大基本研究范式，它們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兩者在關于社會歷史現象的基本性質以及認識論方法論觀點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傾向。科學主義以實證哲學、經驗主義為哲學基礎，把人的認識局限于人的經驗所及的領域。在認識論方法論上，受自然科學的強烈影響。他們認為社會歷史現象與自然現象一樣，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規律，社會科學的任務就是要運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即觀察法、實驗法和比較法等，從觀察到的經驗事實出發，描述社會現象的外部聯系，研究和發現社會歷史領域的普遍一般規律。人文主義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義、現象學、釋義學等哲學思潮為理論基礎，認為社會歷史現象是人的主體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價值世界。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是“一種個別的、……僅僅一度發生于一定時間內的事件。”與自然科學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斷”不同，社會科學的目標是“單稱的實然判斷”。因此，社會科學是運用“個別化方法”去研究對象。[5]狄爾泰把解釋學方法擴展為社會科學的一般方法，韋伯則提出了“移情式領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說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對立更多地表現為對自然與人的關系的不同認識，那么，與此相聯系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爭論則由主要反映在對人與社會關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論整體主義以新黑格爾主義為哲學基礎，以迪爾凱姆客觀社會學為代表。他們認為社會本身是一個整體結構和有機系統，它不能夠還原為個人或以個人為單位的現象或活動。社會規定制約著個人的活動。一個社會事實只有通過與其他社會事實的整體聯系才能得到解釋。因此，他們主張應該通過社會的整體來研究社會的理論，對社會進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對象不是個體或個體現象，而是社會的法則、傾向和運動等等。他們強調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具有客觀性，社會科學能發展客觀規律進行科學預言。方法論個體主義受到霍布斯等“社會契約論”社會歷史觀的影響，以新康德主義為代表的人文主義思潮是其哲學基礎，以韋伯的社會學理論為代表。他們認為社會個體的存在、活動必然先于、高于社會整體的存在和活動，這種個體及其屬性又往往歸屬為某種特定的永恒不變的人性，所以，現代個體主義往往表現為心理主義。他們認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單元是個人活動，而人的行為受動機支配，所以，應從主觀動機、人的人性等著手去解釋和分析社會歷史現象，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等只具有從屬意義，應從個人行為、個人心理動機出發去建構社會整體。兩次大戰以來，社會科學范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很主要的內容是研究方法論的變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為主發展為定性定量方法相結合，由以前的分析歸納為主轉變為走向系統綜合研究。總之，本體論社會歷史觀和認識論方法論觀念是社會科學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學研究的基本任務是從感性認識中抽象出反映對象的本質和規律性的理性認識。著名物理學家海森堡談到科學抽象時說：“抽象使我們能夠從一種觀點觀察一個對象或一組對象，而拋開對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會科學研究中，這種抽象過程的重要表現形式是對研究對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論假設，作為科學研究的出發點。符合科學條件和要求的假設條件，往往構成理論體系的基礎和核心。一般地說，各種理論之間的區別往往是基本理論假設的區別，而新舊理論的更替也首先表現為基本理論假設的變化。例如，在經濟學發展史上，亞當·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以經濟自行調節、自動均衡等人們擁有完全知識能進行理性預期這些最基本的理論假設為基礎的，而所謂經濟學的凱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摧毀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這些最基本的假設。對此西蒙說：“研究綱領的轉變已成為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在經濟學中，人們開始在更加廣泛的領域里利用更為現實的（和心理的）假設，即承認人類理性的限度以及這個限度對人類經濟行為的影響，以取代傳統經濟學中過于簡單化的假設。”[7]在社會學領域，G.里茨爾認為社會學有三種基本范式：社會事實范式、社會定義范式和社會行為范式。而這些范式的區別的基礎是基本的理論假設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論和沖突理論的基本理論假設是認為社會與有機體一樣，社會制度和過程都有它們的生命。而互動理論的基本假設不同，他們認為社會和社會現象是人們互動過程的產物。可見，最基本的理論假設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會科學的一個特點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說是存在著許多“不可完全通約的”范式。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區別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著眼點和理論興趣主題的不同。例如：在社會學理論中，社會現實包括個人層次、人際關系層次和社會結構層次等不同層面。不同的范式往往關注不同層面的社會現象。象征互動理論和交換理論主要關注人際關系層面的問題，而功能理論和沖突理論的興趣主要放在社會結構層面的問題。在經濟學領域，被一些西方學者稱為“邊際革命”的邊際效用學派與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的重大區別，是研究重點或興趣的轉變。他們一反傳統經濟學著重研究供給（生產）的傳統，轉而注重研究經濟現象的需求消費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經濟主體在經濟生活中的個人行為如個別的消費行為等。同樣，在凱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題的變化，從傳統經濟學視野中的個人、廠商的經濟行為以及個別市場、個別商品的經濟問題等微觀分析，轉變到全力考察整個國民經濟的總體分析上，開創了宏觀經濟學。在歷史學領域，中國近代史學發展史上，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新史學，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們突破封建傳統史學以帝王將相為中心和以政治史為基干的研究主題，把史學研究領域擴大到人類生活和各個方面，特別是重點研究與現實生活聯系更為密切的史學問題。英國著名史學家巴勒克拉夫在論述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世界史學研究范式的轉變時，把研究興趣的變化列為重要方面。[8]英國經濟學家W.哈奇森分析社會科學革命構成因素時認為：“興趣或研究重點的變化理所當然地也應該算做革命的一個構成部分。”[9]所以，范式應包含研究主題這一因素。

在一些應用性鮮明的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律學等學科中，理論研究往往與政策研究密切相關。理論研究為政策綱領提供理論支撐，而政策綱領的實踐效果則檢驗其依據的理論學說。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布勞格認為：“大多數經濟學說不僅是拉卡托斯意義上的科學研究綱領，而且也是政治行動綱領。”[10]例如凱恩斯經濟理論。他在理論上否定了傳統經濟學，在經濟政策上也堅決反對自古典學派以來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國家干預經濟才能確保資本主義的生存和發展，提出了赤字財政、通貨膨脹等具體經濟政策。政策綱領是應用性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會科學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綱領。由于社會科學范式包含政策綱領，這就給評價范式帶來特殊困難。社會科學理論會影響人的意識和行動，特別是轉化為政策綱領加以推行，其本身成為改變社會現象和運動進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凱恩斯理論為例。兩次大戰后，凱恩斯經濟理論和根據這一理論提出的政策綱領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經濟政策，在整個社會推行，從而大大地改變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況，使得經濟周期的頻率和幅度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出現了象滯脹這樣前所未有的現象。隨著這種政策的宣傳推行，公眾對國家政策由開始時的毫無預期逐漸轉變為理性預期，結果導致了凱恩斯理論和政策綱領的失敗，公眾和國家對經濟學的需求發生了變化。在這一過程中，凱恩斯理論本身雖不是唯一因素卻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正因為如此，在社會科學領域，有可能出現一個范式既是“進步”的科學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綱領，或者出現相反的情況，從而使得社會科學范式的評價更為復雜。

社會科學范式是上述五個方面按一定結構組成的有序整體。本體論觀念和方法論觀念是范式的核心，它們影響決定著其他因素，而理論假設、研究主題和政策綱領則體現著本體論和方法論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體論與方法論觀念對基本理論假設具有更直接明顯的影響和制約作用。例如，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義經驗論為哲學基礎，以伏爾泰、愛爾維修、邊沁等人的“社會契約論”、“功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為理論基礎。洛克從感覺論出發，認為經驗的標準是歡樂和痛苦。愛爾維修宣稱人的永恒不變的本性是趨樂避苦。在方法論上，他們受到方法論個體主義思想和實證主義思潮的影響，正是在這些觀念的指導下，斯密、李嘉圖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提出了作為他們經濟理論基礎的基本假設：無數自私自利的“經濟人”，在一雙無形的手的指揮下，從事著對整個社會有益的活動。斯密說：每個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的促進社會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論假設，對研究主題具有更直接明顯的影響和制約作用。基本理論假設規定了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的基本特征和邏輯起點，因而常常邏輯地包含著理論的主題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無數個“經濟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動構成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因此，他們的研究主題是個人、個別廠商的經濟行為。凱恩斯認為人們不能完全預期經濟現象，否定了供需自動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發，他自然要把研究視線投向國民經濟的總體宏觀問題。如前所述，社會學中功能理論、沖突理論與互動理論的基本理論假設不同，因而它們關注的問題也不同。互動理論從社會現象是人們互動的產物的基本假設出發，把理論視點集中在人與人的關系層次的問題。

政策綱領是以整個理論學說為基礎，因而范式中其他四個因素對它都有影響作用。由于政策綱領與理論的具體觀點內容聯系緊密，而基本理論假設和研究主題對理論的具體內容觀點有著直接的影響，因而，相對地說，基本假設和研究主題對政策綱領更具影響。以上分別對社會科學范式五個基本因素的相互關系作了分析。其實，在實際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中，范式的五個因素的相互聯系、互為影響是錯綜復雜的，每一因素還受到其他條件比如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科學家的氣質、個性等等的影響。因此，范式五個因素之間，不存在有什么樣的本體論就一定采用某種方法論，而這種方法論又一定提出某種理論假設這樣簡單的推衍關系。

社會科學范式與具體理論有著密切的關系。每種范式都與若干具體理論相聯系。范式體現在存在于這些具體理論中，這些具體理論則說明或部分構成范式，例如：科學主義范式，在社會學中包括孔德的實證社會學、迪爾凱姆的功能理論、沖突理論等，在歷史學包括結構主義史學理論、科學主義史學理論，在經濟學中包括亞當·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絕大多數流派等等。范式對具體理論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規范著具體理論的研究范圍，指明哪些理論和問題是恰當的，哪些觀點和問題是不恰當的等等；范式對建構具體理論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能為具體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對具體理論還具有辯護作用，從更高的層次說明具體理論的合理性，提供理論基礎。范式的轉換是社會科學理論演進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體理論也有區別。首先，兩者的內容結構和表現形式不同。具體理論是由一系列相互聯系并系統地加以陳述的命題所構成的系統，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釋某些社會歷史現象及其規律。在具體理論的各種載體（如理論論著）中，理論的具體內容被明確地詳細加以表述和論證。而范式是由一組基本觀念組成，它本身不是對具體社會歷史現象的陳述和解釋，在具體理論的載體中，這些觀念常常沒有被明確地加以陳述和討論，而是作為科學共同體“理所當然”的自明公理而隱含在具體理論中。其次，兩者的作用目標不同。具體理論對具體的社會歷史現象問題的描述和解釋，為人們認識、解決這些問題提供理論指導。因而，具體理論原則上是可以直接檢驗的。范式則不同，它不是對某些具體問題的解釋，也不預測未來的經驗現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對具體理論和研究工作的影響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經驗現象直接地檢驗范式。

綜上所述，社會科學范式是由本體論社會觀觀念、認識論方法論觀念、基本理論假設、研究主題和基本政策綱領等五個因素，按一定結構組成的整體，是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構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與知識的增長》，華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頁、第171—178頁。

[3]拉里·勞丹《進步及其問題》，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頁。

[4]D.P約翰遜《社會學理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頁。

[5]文德爾班《歷史與自然科學》，見洪謙主編《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上海商務印書館，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頁。

[6]轉引自科普寧《認識論導論》，求實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頁。

[7]轉引自W.哈奇森《經濟學的革命與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頁。

[8]參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頁。

[9]同[7]第3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