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信用工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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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信用工作案例范文第1篇

中小企業集群主要有兩類要素主體集聚：一類是專門化企業集聚，另一類是中介機構集聚，前者通過專業化協作分工形成了企業集群的核心產業和輔產業，后者通過為前者服務形成了企業集群的服務產業。企業集群的發展需要專業化的服務體系作為支撐，通過服務體系的作用，縮短反饋環，與核心產業和輔助產業一起，構建起企業集群的網絡結構體系。這種由鏈式結構向網狀結構的轉變，是企業集群獲得競爭優勢的關鍵。正是企業集群內成員企業之間形成的網絡結構、大規模定制的生產方式以及專業化服務體系，使它形成了集聚優勢，表現出很強的競爭優勢。

筆者通過對湖北典型企業集群的分析，試圖剖析的關鍵問題主要有三個：一是從產業鏈分解的角度看，企業集群的形成模式有哪些?進而了解影響企業集群產業鏈分解的關鍵因素是什么?二是討論基于產業鏈主導聯結模式的企業集群成員間關系以及這種關系之間的聯結機制，重點關注服務體系與集群企業的聯結；三是分析服務體系建設的方向和重點內容，以促進企業集群的形成以及服務際與集群企業的有效聯結。

從產業鏈上、中、下游分解的角度，企業集群的形式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基于產業鏈本地分解擴展，另一種是基于產業鏈異地分解合作擴展。

(一)基于產業鏈本地分解擴展的形式模式

基于產業鏈本地分解擴展而形成企業集群，這種集群的產業鏈上、中、下游主要集聚在當地，往往從產業鏈的―個環節開始，逐漸擴展而形成。產業鏈的當地化降低了企業的采購成本和供應成本，便利了上、中、下游企業之間的溝通互動，為企業之間的技術創新協作創造了條件。具體的形成模式又可以劃分為三種：

第一，上游產業引致型。這種企業集群往往依靠上游原材料優勢，通過向中、下游延伸產業鏈條擴大集群規模和收益，或者依靠已有的產業基礎，向下游拉長產業鏈條，擴大集群經營范圍。如湖北徐古鎮蘑菇企業集群，1999年該鎮大面積推廣種植蘑菇，采取“政府搭臺，農民唱戲，社會籌資，股份經營，干部帶頭，部門支持”的發展模式，開始了最初的創業，隨著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張，鮮菇產量的節節飚升，逐漸將著力點轉向深加工。2004年武漢長華食品貿易公司投資1.5億元，建成年產10萬噸的蘑菇罐頭、蘑菇原汁醬油、蘑菇醬菜深加工出口基地。目前，徐古的蘑菇生產已經形成以長華為龍頭，以康之源為配套的蘑菇加工板塊，產品暢銷國內外。再如應城市鹽業化工企業集群，該集群最初以鹽業化工為主，后來通過以原鹽的生產帶動下游兩堿、化肥、芒硝等產品的增長，以主業生產帶動下游相關輔助產品的生產(如鹽堿、化肥生產所需用編織袋的生產)，擴大了集群經營范圍，形成了以鹽業化工、精細化工等具有競爭優勢的特色企業集群。

第二，中游產業引致型。最初，―個地區的本地企業都生產中游產品，隨著產業需求的擴大，影響的提高，不斷吸引上游配套企業入駐，下游依附企業衍生。如湖北鄂州市金剛石刀具企業集群，該集群起步于1983年，由燕磯人張忠明從上海引進技術，投資3萬元，從創辦的第一家金剛石鋸片廠開始，逐漸裂變、擴大，2005年市場擁有量占國內市場份額60％以上的規模。在中游核心產業金剛石刀具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碳片生產、石材加工等上下游產業也逐漸發展起來，2005年，該集群中石材機械系列包括各種類型的鋸石機、切割機、磨光機等，年產值達到1億元。

第三，下游產業引致型。最初，本地企業以生產下游產品為主，隨著這些企業對中間產品和上游產品需求的增加，外部資源和新企業由于受到當地需求的吸引而進入該產業的上游環節，在擁有大量下游企業的地區投資建廠，為當地企業提供原材料、零部件以及其它中間產品，這樣，大量的上、中、下游企業逐漸形成縱向合作關系。

(二)基于產業鏈異地分解合作擴展的形成模式

基于產業鏈異地分解合作擴展而形成企業集群，這類集群往往是跨行政區域的，產業鏈的上、中、下游關鍵生產環節分布在兩個、三個或者更多的相鄰但不屬于同一行政區劃的地理邊界上。如廣東順德的樂從鎮和倫教鎮之間的縱向合作案例，樂從鎮家具企業成行成市，構成全國最大的家具市場，同時依靠家具設計的不斷推陳出新，吸引了全國各地采購商。對于樂從鎮而言，較快的家具設計需要有成套的家具生產模具和木工機械設備，而靠國外進口這些設備，價格高、周期長，也不能滿足當地企業的特殊需求。而毗鄰的倫教鎮開始專門開發和生產木工機械，其中60％的產品專門提供給樂從家具生產企業。這樣，樂從是一個專門從事家具生產的專業鎮，而倫教則是為樂從專門提供上游產品的專業鎮，兩個鎮依托產業鏈的上下游關系而形成更大范圍的企業集群。

(三)影響企業集群產業鏈分解的關鍵因素

從企業集群的形成模式可以看出，影響企業集群產業鏈分解的關鍵因素主要有三個：一是企業衍生。不論是哪種形成模式，產業鏈的裂變、分解、擴展，都離不開企業家的創業和大量企業的誕生。二是政策因素，在調研中我們發現，由于需求擴大、利潤吸引而引致的產業鏈分解擴展是比較普遍的，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由下至上的自發形成模式。但在湖北的典型專業鎮，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導作用不容忽視，地方政府往往通過制定一系列拉長產業鏈的規劃，通過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給予新創企業土地、稅收、家庭子女教育、人才培訓等政策支撐，同時在企業創辦以后，給予配套的扶持企業成長的措施，才使得產業鏈得以延伸。三是跨行政區域合作。當產業鏈分解在異地時，這一點尤為重要，沒有這種合作，生產要素和服務要素就無法自由充分流動，產業鏈就無法通過知識、信息、人才的流動實現分解擴展，跨區域的生產和服務協作就無法實現。

三、基于產業鏈的企業集群聯結模式及服務共享機制

(一)企業集群聯結模式及成員結構

以產業鏈為主導關聯模式的企業集群有兩種形態，一種是以單一產業鏈為主導關聯模式的企業集群，一種是以多個產業鏈交互在一起的企業集群。前者在意大利比較普遍，特別是在意大利南部，存在著眾多依托產業鏈而形成的特色經濟區域，在這些區域內，大量中小企業承擔著從設計、生產、制造、銷售到后勤服務的完整的產業鏈價值活動。如美國加利福尼亞葡萄酒業集群。后者主要是帶配套關聯企業的集群模式(Poter，1998)，比如紹興紡織業的化纖、織造、印染、服裝一條龍的產品關聯，圍繞該產業鏈還出現了紡機、染料助劑、紡織技術服務等輔行業。由這些緊密聯系協同互動的企業構成了龐大的紡織企業集群。

雖然兩類集群主導關聯模式不一樣，但兩類企業集群內部企業之間的關聯都主要表現為“供應商――用戶”關系。正如帕得卯和吉勃森所說的，集群是一些企業互動形成的，這種互動可能是通過充當價值鏈中的供應者或顧客來實現。在這種價值鏈聯結模式中，企業之間有較為明確的專業分工，并由此而分化出四類集群成

員：供應商、競爭者、用戶和公共部門(PadmoreGibson，1998；魏江，2004)。從產業鏈聯結的角度看，集群成員之間的關系則主要可以劃分為四種：供給與需求關系、合作與競爭關系、服務與被服務關系、規制與被規制關系，它們共同構成了企業集群成員間的關系圖譜(圖1和圖2)。

(二)服務共享機制

供應商、競爭者、用戶三個子群通過垂直網絡關系和水平網絡關系相聯結，可以共同分享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而公共部門子群，包括專業化服務結構和政府部門則主要通過知識流、物流、信息流、人力資源流結合規制安排與前三個子群相關聯，構成企業集群創新網絡的核心架構。

從服務聯結機制看，前三個子群(核心產業和輔助產業的主體)與后一個子群(專業化服務部門和政府服務部門)又通過兩種機制相聯結，一是直接服務聯結機制，包括中介結構為集群企業直接提供勞動力培訓、教育、技術和管理咨詢，以為企業提供商業為主。二是間接服務聯結機制，如地方政府建設公共服務機構(生產力促進中心、服務中心等)，以為企業建設基礎設施和提供公益為主。同時，地方政府提供的扶持性政策則為兩種聯結機制得以有效運行提供支持和保障。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從產業鏈分解的角度看，中小企業集群服務體系建設的關鍵在于：一是為企業創業成長提供完善服務，促進企業衍生；二是提供政策支持，為企業發展建設有利的政策環境；三是加強對內開放，建立跨行政區域的服務體系共享平臺和機制；四是培育中介機構，充分發揮中介機構作用；五是加強服務性基礎設施建設。其中，一、四兩個方面的作用在于使商業與集群企業通過知識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人力資源流聯結在產業鏈的各個環節，二、三、五三個方面的作用在于提供公益，并為服務體系的建立和有效運行提供有利的政策保障。通過五個方面的建設，建立起中小企業集群與服務體系的共生機制。而就建設方式而言，則主要包括強制性和誘導性兩種。經過調研，我們在湖北典型企業集群形成和發展的歷程中大都找到了相應的個案。

(一)為企業創業成長提供完善服務，促進企業衍生

1、融資輔導及信用服務。融資服務開展的渠道主要有兩個：一是建立政府、銀行、企業的三方聯盟，如2005年2月，黃陂區政府、交通銀行武漢分行、佳海房地產公司簽訂“三方合作協議”，由交通銀行武漢分行對佳海都市工業城授信10億元，向園區中小企業提供包括流動資金貸款、小額授信在內的全面金融服務，確立定期溝通、不斷創新金融服務的長效機制，全力支持佳海都市工業城內中小企業的發展壯大。通過這個由政府、銀行、企業組成的全新戰略聯盟，為中小企業解決融資難的問題。二是提供信用擔保，開展信用評級。通過建立信用擔保公司，鼓勵和支持集群內外的法人資本、民間資本和外商資本按照國家法律法規進行商業性信用擔保和企業之間的互助擔保，搭建銀企互信平臺，開展企業信用等級評定活動，能有效幫助解決企業流動資金不足問題。例如，為了解決企業融資難問題，黃石采取的具體做法包括：一是成立了市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有限責任公司，該公司的運作模式是按企業法人注冊，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獨立核算，采取市場化運作，企業化管理模式；二是成立了市中小企業信用評價中心，會同人民銀行、工商、稅務、質檢、公安等部門組成評審小組，對企業進行綜合評價，實行百分制考核辦法，將評價結果在有關媒體予以公布，并實行分級別和淘汰制；三是成立了市中小企業投資咨詢有限責任公司，為中小企業提供投資咨詢服務；四是成立了中小企業信用互助協會，為會員企業提供優質服務。

2、技術服務。包括組織中小企業開展項目對接服務、為中小企業建立共性技術服務平臺等，通過各種技術服務機構，如孵化器、生產力中心、科技園區等，為集群企業提供技術支持。技術服務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可以通過三種途徑，一是集群內部設立技術服務中心，主要是龍頭企業自己建立或幾個企業技術聯盟共同發起建立；二是吸引外部研究機構在集群內部設立技術服務中心；三是由企業和外部研究機構在集群外部設立技術服務中心。我們發現這三種途徑往往是相互結合的，比如仙桃市彭場鎮無紡布企業集群，在成立省級“無紡布生產力促進中心”的基礎上，依托新發公司，成立國家級無紡布產業服務平臺，引導企業與科研單位“聯姻”，加大產品開發力度，推進企業技術創新。與此同時，在省科技廳的指導和幫助下，集群中的部分骨干企業紛紛與中國紡織研究院、武漢紡織學院等科研院所合作，成功研究開發出了多層厚克度復合無紡布等10多個新產品。

3、勞動力培訓和教育服務。對于非中心城市的企業集群，開展人才培訓的方式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走出去”，如徐古鎮按照“人人會種菇，個個當行家”的要求，實施蘑菇技術能手“萬人培訓工程”，每年培訓技術骨干3000多人次，組織外出學習技術100多人次，造就了一支強大的技術隊伍，為蘑菇產業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保障和支持。第二種是“引進來”，主要是通過專門培訓機構或企業自己從中心城市聘請高校教師或科研技術人員進行培訓，如鄂州金剛石刀具企業(公司)在全國各地聘請了國家級的專家30多人，其中兩院院士1人，中國工程院院士1人，俄羅斯國家兩院院士1人，與多家國內知名院所、專業機構常年保持技術聯系，并通過金剛石生產力促進中心，培養金剛石專業技術人才。第三種就是“自主服務”，主要由集群機構(經營性專門培訓機構)組織當地技術能手、企業家為當地群眾授課講解，這種形式在農業企業集群中更為常見。

此外，考慮到吸引外地企業家的需要，還要顧及外地企業家的落戶、子女教育、父母贍養等細節問題，為企業家及家屬提供生活服務等。

(二)提供政策支持，為集群企業建設提供有利的政策環境

地方政府為集群企業提供的政策支持主要包括稅收減免政策、財政貼息政策、土地征用政策、資源(如水、電、煤)價格優惠政策、技術支持政策、融資政策、品牌扶持政策等。目的主要在于吸引企業入駐、降低企業成本、促進企業創新，為企業發展提供有利的軟環境。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又以稅收優惠減免政策比較普遍，是現階段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利器。如為了做大做強金剛石刀具企業集群，鄂州市區兩級政府出臺了18項優惠政策，鼓勵金剛石刀具企業向燕磯刀具城集中。為此，區委、區政府專門成立了以區長為指揮長的“鄂城區刀具城建設指揮部”，由區經貿局牽頭，抽調21個相關職能部門為成員單位。規定對入園企業在項目立項、用地審批、工商注冊、稅務登記、環境影響評價等方面實行全方位優惠。按照能減則減、能免則免的原則，不收或少收規費，降低企業建設成本。實行優惠的稅收政策，對投資達2000萬元的企業，從獲利年度起，前三年企業所得稅地方留成部分實行全額征收全額返還，后兩年全額征收減半返還。優惠的政策招來了一大批優質企業，2005年以

來共有18家規模以上企業進入了刀具城。

(三)加強對內開放，建立跨行政區域的集群服務體系共享平臺和機制

有研究表明，我國市場正在走向“非一體化”，國內省際貿易強度不斷減弱，國內市場被劃分為眾多子市場。這種行政性區域市場分割是各級地方政府以地方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采取地方保護主義的結果。這種作法違反了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為了促進統一市場的形成，對內開放就顯得尤為重要，這就需要按黨的十六大要求，“改革流通體制，健全市場規則，加強市場管理，清除市場障礙，打破地區封鎖、部門壟斷，盡快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進一步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

由于為中小企業提供的服務涉及面廣、專業性強，要做好相關工作，僅僅靠單打獨斗是遠遠不夠的，需要跨行政區域的合作。建立跨行政區域的服務體系共享平臺主要是針對具有共性的服務項目而言，比如，針對中小企業應用新技術成本較高，不利于新技術向中小企業擴散的問題，湖北省有關部門先后分別走訪了化工、建材、食品、紡織、制藥、生物制品在內的10多個不同行業的127家中小企業，針對這些企業普遍有對生產工藝過程進行優化、提高產品技術和追求企業經濟效益的需求，與某大學合作共建“智能可視化優化技術服務平臺”。通過這一中小企業共性技術服務平臺的建立，為中小企業解決帶有行業性和基礎性的共性技術。

此外，在各地(市)、縣成立各類服務機構的基礎上，還要形成信息及各種服務資源共享、取長補短、互通有無的工作機制，政府要扶持社會化服務機構的成長，為它們提供信息支持，特別是具有宏觀性、全局性的信息支持，還要善于選擇包括融資擔保、管理咨詢、法律咨詢、認證評估等在內的各個社會化服務機構作為合作伙伴，借助其專業素養提升為中小企業的服務水平，進而形成特色服務產品和長效合作機制，體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四)培育中介機構，充分發揮其在企業集群過程中的作用

中介機構主要有兩類，一是行業協會，二是提供專業化服務的機構。專業化服務機構在企業集群中廣泛存在，為中小企業提供信用擔保、籌資融資、技術支持、信息咨詢、市場開拓、人員培訓、經營管理、國際合作等各種服務。而行業協會同樣在集群企業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特別是，作為保護和增進協會會員企業利益的單位，行業協會的一個重要職責就是為會員企業提供各項服務。在湖北的典型企業集群中，行業協會大多由政府牽頭，企業自發成立的行業協會并不多見。政府在行業協會成立之初，主要起引導作用，協會成立后，政府逐漸放權，鼓勵協會自主解決會員企業面臨的各種問題。如武漢徐古鎮建立了“政府引導，協會搭橋，部門聯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協調服務體系。抓中介服務，增強自我發展能力。政府本著“引導不干預，指導不代替”的方針，幫助菇農建立了食用菌協會，為菇農牽線搭橋，提供服務，排憂解難。建立了“空中聯系，地面落實，電話一掛，服務到家，有求必應，高效優質”的便捷服務機制，變菇農“找政府”為“找菌協”。

對于中介機構的培育，首先，地方政府需適當提供財政撥款，為中介機構的啟動提供一定資金，并利用自身的資源、信息和組織優勢從區外引入相關產業的研究機構、培訓機構或其他專業性機構的專業人才以及設備，成立“政府主導型”的專業化服務機構(姚海琳，2004)。其次，當中小企業和中介機構的交易持續增多，中介機構實力持續增強時，地方政府就要實現退出，退出有兩個方面：一是組織退出，就是使中介機構完全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實體，而不是地方政府的某個職能部門；二是政策退出，包括最初的資金支持政策以及其它特殊的扶持性政策(補貼、價格等)，目的在于在財務上與中介機構脫鉤，從初始的資金墊付者的角色中擺脫出來，同時促進社會化服務機構的自發建立和成長，促進服務市場化。最終，通過退出，實現對中小企業的服務從“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