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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東方企業家》采訪時,遞四方云信息科技總經理李衍升表示,這筆錢會被用在南美和中東的建倉、國內新物流站點的建設以及軟件業務的發展上。這家跨境電子商務物流服務商的版圖,可見一斑。
電子商務近幾年的快速發展,也促進了跨境貿易增長,越來越多的外貿企業開始向跨境電商轉型,依靠不斷完善的電商與物流體系,超越原來的B2B,直接賣到海外消費者手中。遞四方,就是這樣一家為跨境貿易提供物流服務的企業。通過整合物流資源、在海外建倉,遞四方可以降低海外貿易的成本,讓跨境物流的產品和玩家都更加豐富。
“從外貿電商的物流需求來說,我們的物流產品是最全的,有三四十種,從最便宜的郵政小包產品到最貴的商業快遞產品都有。”李衍升表示,四大快遞(韻達、圓通、申通和中通)只做快遞,而郵政只做小包和EMS,所以他們的產品不能完全滿足外貿電商企業的全面需求。而對于遞四方,從義烏的小商品,到大型的燒烤爐、再大的氣墊船,他們都可以提供物流服務,改變了過去跨境電商更側重高價值產品的現狀。
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在海外擁有倉庫是一個關鍵因素。用李衍升的話說:“聰明的中國商家用了海外倉后,搖身一變就成了本地賣家。”成為本地賣家的優勢在于,最終客戶能得到更好的消費體驗,而成本相比跨區域的賣家要低很多。在海外建倉以后,各類貨品可以統一運輸到海外倉,把東西放在當地賣。原本一些并不適合外貿的產品,也可以加入到國際競爭中。
與境內物流相比,跨境物流面臨一些不同且更復雜的問題。比如說報關和清關、不同的產品在不同階段,需要轉換不同的運輸方式。因此跨境物流的服務提供商要承擔更多功能,比如幫助商家進行報關、處理稅收問題、考慮商品檢查情況。“我們有個客戶運一批摩托車發動機到美國去。美國海關規定發動機里不能有油,如果他不知道,事先放入了油,那么進關的時候就會有些麻煩。”李衍升表示。
物流是商業的動脈,觸及商業活動的核心流程。因此許多物流公司已經逐漸不再滿足于執行單純的遞送服務,而是希望以一個一體化解決方案供應商的形象,出現在客戶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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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梳理各省市區年初出爐的政府工作報告發現,東部省份如天津、福建、山東、廣東均未完成其進出口預期增長目標,中西部省份除甘肅、新疆外,基本都超額完成目標,湖南、廣西實際增速甚至達到預期目標的兩倍。
從全國范圍看,外貿正進入一個中低速增長期,除山東、甘肅、新疆外,各省市區對今年外貿增長的預期都遠遠低于往年。
“無論是沿海還是中西部,未來外貿發展的關鍵在于培育新的出口增長點。”商務部研究院外資研究部主任馬宇告訴記者。
各地政府工作報告顯示,融入“一帶一路”、發展跨境電商、推進貿易便利化和擴大服務業開放等措施成為培育外貿新增長點的方向。
“悲喜”兩重天
東部沿海省份雖在進出口總額上仍然獨占鰲頭,但增速普遍低迷,陷入“悲喜”兩重天境地,與中西部省份的高速增長態勢形成鮮明反差。
根據商務部數據,2014年東部地區實現進出口總額3.66萬億美元,增長1.6%,占全國進出口總額的85%,較2013年下降1.5個百分點。中西部地區進出口保持較快增長,其中,中部地區進出口3127億美元,西部地區進出口3344億美元,分別增長10%和20.5%,中西部地區合計對整體進出口增量貢獻60.3%,貢獻率首次超過東部。
從外貿進出口總額排名來看,2014年的格局與2013年并沒有太大改變。排在前10位的除了重慶(第十位)是西部省份外,其他省份均屬于東部地區。廣東仍繼續領跑全國,穩坐第一把交椅,比排名第二的江蘇高出近九成。上海被北京趕超,由第三位跌到第四位。
“這對上海不僅不是壞事,還是希望所在,說明上海正在追求高質量的發展。”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張鴻表示,上海進出口總額降低原因在于當地正在向服務業轉型,制造業這一貿易“大戶”則逐步向中西部轉移。據悉,2013年上海市服務業占生產總值的比重提升至62%,服務貿易進出口占全國30%左右。
從增速看,排在前10位的省區分別是寧夏、重慶、陜西、貴州、廣西、湖南、青海、內蒙古、湖北、云南,有8個省區均在西部,中部有湖南、湖北兩個省區,東部則沒有。寧夏、重慶、陜西、貴州四省區的增速均超過30%,遙遙領先于全國的平均水平。
東部11省市,基本與過去外貿高增長的“光輝歲月”告別,除北京、河北增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他省區均呈現低位運行態勢,廣東、遼寧兩地的外貿甚至還同比下降。
“中西部增速比較快,不是因為其競爭力提高,而是出口生產地從東部轉移過來了。”馬宇評述道,比如,富士康近年從沿海向內地省份如河南、四川等地轉移,對遷入地外貿貢獻就非常大。
制造業的轉移也讓中西部地區對外資的吸引力進一步增強。商務部數據顯示,2014年,東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金額979.2億美元,同比增長1.1%,占全國總額的81.9%;中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108.6億美元,同比增長7.5%;西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107.8億美元,同比增長1.6%。
東部地區由于現有貿易規模已經非常龐大,在轉型升級成功產生新動力之前,外貿難以獲得突破性發展。中低速增長將成為“新常態”。
馬宇強調,無論是沿海還是中西部,未來外貿發展的關鍵在于培育新的出口增長點,而不能寄望于產業轉移。
聚焦“一帶一路”
雖然目前國家層面的“一帶一路”規劃即將出臺,各省份都已提前布局,主動融入這一大戰略。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梳理各省、區市政府工作報告發現,除廣東、吉林、海南外,其余省市自治區均提及“一帶一路”。
北京、河南、遼寧等提出要主動融入“一帶一路”戰略,天津、湖南服務“一帶一路”,貴州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等等。這些省區市只是簡單提及,并未作進一步說明,但“積極”“主動”是其共同態度。
相較之下,“一帶一路”核心區域的16個省市對各自定位及發展重點更為明確,并對今年的推進工作和目標作出了具體安排。比如,重慶的定位是“一帶一路”的“戰略節點”,福建則要“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云南更為明確地要立足于“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對南亞東南亞的輻射”。
“一帶一路”旨在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因此,地方在布局時都注重與相鄰國家和區域的互聯互通,很多省區市的交通基建規劃已經成型并且細化。比如,四川從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全方位布局,以期“暢通東向出海通道”、“對接孟中印緬經濟走廊運輸通道和西南出海大通道建設”、“形成通往西北和中亞的便捷通道”、“提升連接歐亞大陸橋的運輸大通道”。
在產業轉移的方向和方式上,甘肅、陜西、青海、四川等省也都有了計劃和安排。比如,陜西提出,支持楊凌建立“一帶一路”農業技術援外培訓基地和在國外實施節水農業、良種繁育、生物工程項目,引導建材、食品、紡織、水泥、光伏企業到中亞國家釋放產能。
另外,不少省份還表示將開展對外商務合作和人文交流工作。如甘肅要推動中歐貨運班列常態化、青海要舉辦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圓桌會議、福建著力推進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項目并做好華僑特別是新生代華僑工作,等等。
雖然各省都對“一帶一路”表現出極大熱情,但是,“由于涉及外交、政治問題,‘一帶一路’不可能全面開張,國家必須打頭陣,與沿線國家磨合溝通,循序漸進、各個擊破,不要操之過急。”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所所長陳鳳英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跨境電商成“新寵”
近年來,雖然我國進出口增速放緩,但跨境電商發展迅猛,已經成為推動外貿增長的重要力量。商務部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進出口總值4.16萬億美元,同比增長7.6%,其中,跨境電商進出易額約5057億美元,同比增長31.3%,占中國貿易總額的12%。2014年上半年,跨境電商進出口增速也超過了30%。
在剛剛召開的全國進出口工作會議上,商務部副部長鐘山指出,2015年外貿重點工作之一就是要著力培育外貿新商業模式,支持和推動跨境電子商務等發展。
“跨境電商作為下一步的外貿增長點,確實有很大的發展前景。”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宋泓告訴記者。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對比各省近兩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發現,跨境電商的關注度驟升。去年,只有北京、天津、浙江、廣東等6省市提及“跨境電子商務”,而今年,東部所有省區(廣東、海南尚未)、中部的黑龍江、山西、安徽和西部的四川、新疆都提出要加快發展跨境電子商務。
另外,湖南表示“建設好跨境電商監管中心”,河南將“推動鄭州跨境電商服務試點成規模、提水平”,陜西則提出“支持西安申報跨境電子商務進口試點。”
據了解,為支持跨境電商這一新型業態發展,海關總署從2012年開始選擇條件成熟的城市開展試點,通過試點建立新型跨境貿易電子商務監管模式。截至2014年底,上海、重慶、杭州、寧波等16個城市已經獲批開展跨境電子商務,目前尚在排隊申報的城市還有很多。
“跨境電商的發展還需要很多保障條件,如國際物流和倉儲的配套、產品質量的保證、跨境支付的保障,等等。”宋泓表示,在國際范圍內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要配套起來還需要一個過程。
浙江近日公布《浙江省跨境電子商務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5?2017)》(下稱《計劃》),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要通過建設公共海外倉解決跨境電商面臨的國際物流和倉儲難題。《計劃》指出,“支持有實力的企業在美國、俄羅斯、英國、德國等跨境電子商務主要出口市場設立海外倉,搭建以海外倉為支點的目的國配送輻射網點。” 作為外貿穩增長的措施,貿易便利化被許多省市寫進了地方政府工作報告。
貿易便利化
作為外貿穩增長的措施,貿易便利化被許多省市寫進了地方政府工作報告。
馬宇認為,“制度層面的問題已經成為制約我國外貿水平提高的根本所在,而其中,貿易便利化更是關鍵節點。”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梳理各地政府工作報告發現,貿易便利化措施基本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通關便利化改革。如建立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制度(天津、遼寧、福建、廣西)、深化關檢合作“三個一”(遼寧、廣西、重慶)、推進電子口岸建設(遼寧、黑龍江、上海、福建、山東等。
二是通過退稅減輕企業負擔。如安徽提出要“落實出口退稅和啟運港退稅政策”、陜西表示將“用足用活出口退稅政策。”
馬宇認為,我國將退稅政策作為刺激外貿增長的手段,稅率時高時低,這并不合理。出口退稅零稅率不應只是權宜之計,而應該是鼓勵出口的常態化政策。
三是培育外貿綜合服務企業為提供融資、通關、退稅等服務,如河北、福建。
眾所周知,物流一直都是跨境電商最大的軟肋,近年整個跨境電商的發展無比迅猛,但物流方面s頻頻傳出爆倉、延誤、禁運的消息,且頻率越來越高。盡管物流行業始終在致力于開發各種新的渠道,但面對跨境電商日益增長的發貨數量和不斷提高的運輸要求時,卻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直擊痛點 海外倉“松綁”了對商品重量和規格的限制,遠超跨境物流的運送速度、絕佳的買家購買體驗、不斷增長的海外倉發貨比例,這些都讓人們似乎看到了一絲解決物流難題的希望。
在眾人迷茫之時,海外倉近來的強勢表現,給業界帶來了新的發展方向。何為“海外倉”?所謂的“海外倉”就是海外倉儲服務,即由跨境電商交易平臺、物流服務商獨立或共同為賣家在銷售目的地提供的貨品倉儲、分揀、包裝、派送的一站式管理服務。賣家將貨物存儲到當地倉庫,當買家有需求時,第一時間做出快速響應,及時進行貨物的分揀、包裝以及遞送。
海外倉“松綁”了對商品重量和規格的限制,遠超跨境物流的運送速度、絕佳的買家購買體驗、不斷增長的海外倉發貨比例,這些都讓人們似乎看到了一絲解決物流難題的希望。
驚與喜,海外倉的新奇體驗
俄羅斯時間2月26日下午,遠在莫斯科的娜斯佳收到了來自中國的郵包,里面是她計劃下個月送給女兒的生日禮物。讓她感到驚訝的是,這件商品是她前一日在阿里巴巴速賣通才下的訂單,沒想到第二天便收到了。派送的速度,甚至比她在國內的電商平臺購物還要快,這種體驗讓娜斯佳對中國跨境購物好感倍增。然而,她并不知道,這件商品之所以可以做到極速送達,是因為商家提早將貨備到了設在莫斯科的海外倉。
2月的莫斯科依然寒風凜冽,距離莫斯科謝列梅捷沃國際機場15分鐘車程的俄速通海外倉內卻是一片熱鬧景象。北京時間26日凌晨,俄速通-格林伍德海外倉陸續接到中國商家的訂單,接到訂單后工作人員迅速投入忙碌的工作中,訂單操作、下架、打包、裝運等工作流程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清晨,當大多數人還沉浸在睡夢中時,第一批貨已從海外倉發出。俄羅斯買家最快一天便可收到來自中國的商品,速度超乎他們的想象。
同一時段的中國深圳,一家毛絨玩具企業的老板王孟正在裝貨準備運往美國的海外倉。“自從用了海外倉,跨境業務有了不小的改善。”王孟表示,近兩年外貿訂單量下滑,企業把一部分精力轉移到跨境電商,并且贏得不少新訂單。
“訂單不少,但利潤不多。”王孟說,對于不少外貿企業來說,“B2C”模式的跨境電商業務有些“雞肋”,主要原因就在于居高不下的物流成本。王孟告訴記者,有一次,一位美國消費者在亞馬遜網上訂購了公司的一款玩具。該玩具在亞馬遜網上的包郵價是30美元,然而商品從中國發貨到美國消費者手里,各項運費合計高達120元。“這樣的一單交易,基本不掙錢。”
去年,王孟接觸并嘗試利用跨境電商平臺建立的海外倉開展跨境電商業務,嘗到了不小的甜頭。“從費用上來說,有了海外倉,一件毛絨玩具只需幾塊錢的海外倉費用,加上本地5美元左右的物流費用就可以送到消費者手中,物流總成本控制在60元以內,企業的利潤空間有了保障。從時效上來說,以前,一個玩具從中國發貨,到美國消費者收貨,至少需要15天時間,影響了購買體驗。如今利用海外倉,美國本土的消費者下單后,我們可以從美國的海外倉直接發貨,只需2天左右就能把商品送到。”
直擊痛點 順勢崛起
近幾年,傳統外貿增長乏力,跨境電商卻逆勢增長。如王孟一樣的一些傳統外貿企業家開始將目光瞄準跨境電商平臺,通過它們直接把商品銷售給國外消費者。
據悉,目前我國各類跨境平臺企業已超過5000家,通過平臺開展跨境電商的外貿企業逾20萬家。據《2016中國跨境電商市場研究報告》統計,2016年中國跨境電商進出口貿易規模達到6.3萬億元。而據商務部預測,2017年將增長至8萬億元規模水平,未來幾年跨境電商占中國進出口貿易比例會提高到20%,年增長率超過30%。
“建海外倉,能解決跨國寄件的時效、成本、清關、禁運等問題,而這些都是傳統跨境物流的痛點。”福建縱騰網絡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聰對記者表示,傳統出口模式需經過外國進口商、外國批發商、外國零售商三個環節才能將產品送到消費者手中。而海外倉建設可以讓出口企業將貨物批量發送至國外倉庫,減少了中間環節,實現本地銷售、本地配送。
此外,海外倉也是展示品牌、售后、咨詢的窗口。以售后為例。原本由于無法處理退貨,不回收而直接補寄商品造成的損失已成為跨境電商企業的固定成本。現在海外倉可回收退貨、提供簡單維修服務,也能保障第一時間補寄商品,在降低損失的同時還能提升服務質量。李聰告訴記者,“海外倉可以使成本至少降低30%―40%左右;更可觀的是,我們回收成本的時間也將提前15天左右。”
過去由于國際物流環境復雜,跨境電商一般以200克以下、不易破碎的商品為主打,而一旦海外倉成了標配,銷售體積較大、價值較高、易碎的商品也就不再是個問題。“包括陶瓷制品、戶外產品、鐵藝家具等特色產品,將更容易通過電商渠道走出國門。”李聰表示。
此外,據記者了解,“海外倉”同樣廣泛惠及國內“海淘”消費者人群。順豐海淘、豐趣海淘等跨境電商企業以其“海外倉”作為統一收貨地址收貨后,再將貨品集運回中國,不僅提高商品流轉效率,也降低了物流成本,讓國內消費者不出國門就能享受到海外的產品和服務。
正是由于海外倉的種種便利,在中國跨境電商快速發展、布局全球的同時,擁有“海外倉”日趨成為其重要的競爭“砝碼”。
自建倉,那些不為人知的“坑”
易倉科技調研發現,月銷50萬美元以上的大賣家中,55%的想自建倉或計劃自建倉;月銷百萬美元以上的賣家中,這一比例甚至達到69%。那么,建海外}是企業“標配”嗎?
“走過這么多年,我依然覺得建海外倉并非易事。對中小企業來說,投入是要邁過的第一道坎。”李聰對記者坦言。
據他介紹,目前企業海外倉主要集中在美、德、英、日、澳、俄等電子商務較為發達的國家。這些國家首先是人力成本普遍高昂,如在美國倉庫,工人的最低成本達每小時14至15美元。其次是倉庫租金高昂,美國的海外倉年租金是100-120美元/平方米左右,英國的海外倉年租金為80-100英鎊/平方米左右,德國的海外倉年租金為60-100美元/平方米左右,澳洲的海外倉年租金是130美元/平方米左右。不僅如此,租倉時業主需要提供企業信用證明,新設立公司無法提供,必須繳納巨額保證金給銀行做擔保。
另外,建設海外倉還需投入硬件設備、開發軟件系統等。“粗粗算來,在美國建一間規模3000平方米左右的海外倉,資金投入大概在上百萬美元。”李聰說。
除了成本考量外,企業設立海外倉還要面臨諸多“隱藏”的風險。
伴隨著海外倉熱,近兩年,在福建、廣東、浙江等地,開展海外倉業務的中小企業不在少數,但其中相當一部分最終因經營不善而停業。據一位業內人士分析,原因主要在于,“海外倉涉及的環節非常多,需要非常專業的運營體系和團隊,也需要有一定的海外資源” 。
“清關風險、產品質量問題、庫存壓力、產品競爭力、稅務合法性,都是潛在的挑戰。” 總部位于深圳 的第三方海外倉服務商――飛鳥國際創始人李哲戩認為,對于初涉海外市場的企業而言,海外倉的合法性、稅務、清關以及產品質量的各種解決方案非常重要。
采訪中,不少業內人士也表示,海外倉絕非他們成本預算和進入海外市場的必要因素,更多則是為了提高服務質量、開啟本土化運作的考量。李聰認為,跨境電商企業月銷售沒有達到200萬元-300萬元人民幣,絕不要考慮海外建倉,“這是門檻問題,即便與第三方機構合作亦是如此”。
有棵樹品牌公關總監張倩亦指出,銷售規模才是企業是否在某一市場自建海外倉的考慮基礎,一時的盈利還不足以支撐做出建倉的判斷。并且,通過消費市場的數據積累和分析,海外倉運營也需要企業逐步摸索出適合自己的模式。
政策力挺,是浪尖也是風口
“海外倉不應是單純的‘倉’,我認為應該‘去倉化’,提供本土化、多樣化的海外服務。把海外倉變成賣家在海外真正的觸角,讓賣家可以不出國門實現本地化。”易倉科技CEO陳磊表示,海外倉即將跨入2.0時代。相比于在海外倉1.0時代只具備代收和發運兩大傳統倉庫功能,在2.0時代,海外倉將演變成集中轉、退換貨、加工維修、分銷、金融等于一體的新型倉庫。
2015年6月,商務部《“互聯網+流通”行動計劃》,推動100個跨境電商企業建立“海外倉”,跨境電商企業可將貨物出口至國外倉庫, 實現產品的本地銷售及配送,節約物流成本。
2016年,國務院總理在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促進外貿創新發展,鼓勵商業模式創新,擴大跨境電子商務試點,支持企業建設一批出口產品‘海外倉’。” 跨境電商被提至外貿增長新引擎的高度,鼓勵企業出口的“海外倉”站上了政策風口,成為中國制造的海外支點。
2016年5月,國務院印發《關于促進外貿回穩向好的若干意見》,提出加大對外貿新業態的支持力度,支持企業建設產品“海外倉”和海外運營中心,海外倉建設再次得到政策鼓勵。
“支持企業建設‘海外倉’,既是推動跨境電子商務發展外貿商業模式的創新,也是實現外貿穩增長和優化升級的一項重要部署。”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指出。
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海外倉”這一塊“跳板”?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廈門海事法院院長夏先鵬提交的一份《關于促進“海外倉”模式創新發展的建議》的提案,亦引起了各界的關注。
【關鍵詞】轉口貿易;跨境融資;信貸風險
隨著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的不斷拓展以及外匯局加強對轉口貿易項下的外匯收支管理,人民幣轉口貿易業務快速增長。
轉口貿易人民幣跨境融資在為境內企業緩解流動資金壓力的同時,也容易成為異常資金跨境流動的新渠道,由于轉口貿易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其背后隱藏的風險不容忽視。
一、典型案例
某CQ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CQ公司)成立于2009年10月,是由香港A集團和國內B集團共同投資成立的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注冊資本4635萬美元(已全部到位)。為配合公司MES項目研發,CO公司通過某市多家商業銀行開出轉口貿易項下人民幣信用證,進口氫化棕櫚梗脂、棕桐油以及電解銅。對應出口合同交易方為香港和馬來西亞的數家公司等。近期,CQ公司已建成的一條年產5萬噸MES生產線在六次試車后,由于生產工藝不穩定未能量產,加上外部資金鏈斷裂,導致公司出現了嚴重的債務危機,各家銀行陸續到期的信用證無法按期收款。該事件發生后,相關債權銀行積極與CQ公司溝通,采取相應措施,以抵押物為切人點,力爭使企業籌集資金補足保證金,將陸續到期的敞口信用證變成低風險,確保權益最大化。
二、案例原因分析
根據政策規定,企業一旦確定使用轉口貿易方式開展業務,其結算方式有“先支后收”和“先收后支”兩種。“先支后收”對中轉商而言需先墊付資金;“先收后支”對最終進口商而言也需先墊付資金,若中轉商或最終進口商任何一方出現資金短缺,都將影響轉口貿易的順利實現,解決的途徑則是加入銀行信用,即通過先期開出銀行信用證,滿足中轉商不先行墊付資金的需求,同時根據最終進口商銀行開出的信用證,中轉商順利實現貨物所有權轉移至最終進口商,并以收入匯款來償付信用證,進而完成轉口貿易全流程。因此,無論“先支后收”還是“先收后支”,一旦加入銀行信用,轉口貿易兩種結算方式實際就成為一種先收款后付款的“先收后支”模式。 在對上述典型案例進行認真梳理和分析后,不難發現,銀企在共同策劃轉口貿易人民幣業務運作上,極有可能隱藏或掩蓋了很多致命的風險隱患,最終導致銀行被迫墊付人民幣開證資金。
1.買賣合同內容簡單,虛構真實貿易背景,開證與實際貨權轉移不對等
如某商業銀行一筆以轉口貿易人民幣背景開立的90天遠期進口信用證項下,信片j證申請人即借款人CQ公司,信用證受益人即供貨商香港M公司,最終進口商香港N公司。進口租船提單顯示發貨人為香港M公司,提單標示的貨物通知方為香港N公司。單據貨物所有權的轉移方向為:香港M公司一香港N公司一中國cQ公司一香港N公司。借款人CQ公司實際并未與生產國供貨商即香港M公司發生貨權交易關系,銀行對中國CQ公司的轉口貿易人民幣開證,實際上信用主體是香港N公司。該信用證的風險在于信用主體錯位,CQ公司極有可能以假合同虛構貿易背景,造成了合同開證與實際貨權轉移不對等,一旦香港N公司資金鏈斷裂,到期信用證銀行必須墊付。
可以看到,企業通過虛假的轉口貿易先從境外收取轉口貿易項下跨境人民幣收入,再通過其他方式(如遠期信用證、海外代付、協議付款、預收延付等)延長對外支付期限,最終達到境外融資的日的。雖然《關于明確跨境人民幣業務相關問題的通知》(銀發[2011]145號)明確規定:境內結算銀行在辦理轉口貿易項下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時應進行真實性審核。但實際操作中,由于轉口貿易“兩頭在外”、資金流與貨物流脫節,銀行在辦理轉口貿易資金收付時,難以準確獲取相對應的物流信息,僅能審核合同、發票等表面單據的合理性與真實性,而這些表面單據極易偽造,故轉口貿易交易是否具有真實的貿易背景難以查證,為少數企業通過轉口貿易項下跨境人民幣結算實現境外融資套利提供了便利渠道。
2.銀行審核信用證條款流于形式
對于真實貿易背景的信用證,對條款內容的描述是相當嚴謹和慎重的,這關系到貨款和產品質量。但在轉口貿易人民幣融資性開證中,一般只要求合同、發票、裝箱單等商業票據,不要求收益人提品檢驗證書、產地證、保險單等重要單據,有的連海運提單都沒有,只有簡單的貨物收據,商業銀行國際業務部經辦人員雖熟悉國際慣例、精通業務,但對客戶的基本情況、資信情況不甚了解,信用證條款審核只流于表面,而且轉口貿易運作方式的特殊性使經辦人員更加難以把握。
3.以新還舊滾動開證,企業存在信用風險
據分析,CQ公司極有可能利用在多家銀行滾動式開證來維持資金周轉,用新證融資歸還舊證,無形中制造轉口貿易正常運轉的假象,騙取多家銀行的信任。由于人民幣轉口貿易信用證不受額度限制,可以開立更多的遠期信用證,以此變相籌措資金,形成“遠證即融”。據了解,該市多家商業銀行為CQ公司開出了90至360天不等的人民幣遠期信用證,如果企業套現資金虧損或流動資金狀況不好或轉口貿易的上下游企業出現資金問題,都會導致該轉口商資金鏈有斷裂的可能,具有很大的信用風險。
4.相應的人民幣資金監管制度尚不健全
匯發『2011]11號文規定轉口貿易收入需納入待核查賬戶管理、相應外匯收入應在企業進行相應轉口貿易對外支付后方可結匯或劃轉,轉口貿易價差超過20%的,企業還須經當地外匯局核準后方可結匯或劃轉使用。貨物貿易外匯改革也將超期限、超金額的轉口貿易作為企業必須履行的義務性報告內容。但對于跨境人民幣結算管理而言,日前除了禁止交叉幣種結算外基本沒有限制,跨境人民幣結算相對寬松的政策,激發轄內轉口貿易項下人民幣結算量猛增,客觀上存在企業通過轉口貿易人民幣結算來逃避外匯監管,實現異常資金流人的可能。
同時,RCPMIS系統無法直接監測轉口貿易資金收付情況,需要配合國際收支申報系統,導出數據進行人工篩選,資金監管存在一定的困難,極有可能由于交易過程中收支不對等且交易背景的真實性把握難度較大,使轉口貿易成為違規資金流出人的通道。
綜上所述,從轉口貿易形式界定到實際業務操作,其產生信用風險不外乎內外部原因。外部原因在企業:主要是借款人經營計劃無法實施而無力償還到期債務、借款人有意占用銀行資金或套現融資或蓄意欺詐等;內部原因在銀行:主要是所掌握的借款人信息不全面或不真實,在利益驅動下,對無貿易背景的轉口信用證項下潛在的支付風險認識不足、對信用證融資及還款資金監控不力等。
三、對策建議
人民幣轉口貿易的快速發展有利于推動跨境人民幣業務,加快人民幣“走出去”步伐,企業作為一個利益主體,熱衷于做轉口貿易有其合理的需求。因此,為應對風險而采取的政策規范,應是合理的、適度的,并應根據不同的風險采取不同的對策措施。
1.企業防控風險策略
企業對自身經營風險有著天然的避害心理,因此要通過市場手段加以引導。如銀行可根據國際市場價格波動情況,適時提高或降低開證保證金比例,密切關注資金收付情況并及時給予提示,對一些創新組合產品組織企業進行業務培訓,提高企業認識風險和規避風險的能力。
2.銀行防控風險策略
建立嚴格的管理制度和完善的風險控制機制是商業銀行防范轉口貿易人民幣信用證風險的基本策略。
一是加強開證前的審單工作,主要對信用證條款的轉口貿易背景進行審核,特別對開證金額超出企業正常業務需求、交易價格、付款期限不盡合理的更要嚴格審查;二是對異常情況如企業短期內頻繁開出同種類型、金額較大的人民幣遠期信用證,要及時向人民銀行報告。
一、基于跨境電商的農產品貿易發展特點
(一)農產品跨境電商發展迅速
近年來,中國農產品跨境電子商務快速發展,eBay、亞馬遜、阿里巴巴、敦煌網、蘭亭集勢等跨境電商平臺相繼發力,農產品跨境交易量顯著增長。2013年起,進口農產品(跨境生鮮交易等)又成為新的跨境電商熱點,淘寶天貓、京東商城、我買網、1號店、“我要跨境購”相繼開通海外農產品貿易頻道,2014年上海自貿區也開通了“跨境通”、“報稅店.COM”兩個農產品跨境電商平臺,農產品入境交易量同比快速增長。據阿里巴巴平臺數據顯示,2013年農產品入境交易同比增長近61%,而 “1號店”2013年就已引進了全球近70個國家的2萬種商品,進口量非常大。另據美國食品工業協會預測,到2018年,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進口食品消費國,屆時中國內地進口食品市場規模將高達4800億元人民幣,這也勢必進一步促進中國農產品跨境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
(二)參與主體更多元化,信息溝通更順暢
互聯網+時代,跨境電商農產品貿易的參與者不僅有外貿企業、工廠,還有品牌商家、小微企業、個體商戶和直接消費者,參與主體日趨多元化。同時,各類農產品貿易信息在跨境電商平臺與全球企業和消費者及時公開與共享,不受地域與時間限制,通過平臺互動,國際賣家及時掌握不同地區消費者對農產品的多樣性需求,通過跨境電商網上預售等手段,還可有計劃地安排農產品生產與跨境交易,而國際買家通過平臺可以方便地接觸到更多國家和地區提供的多樣性、高品質農產品,選擇面更廣,選擇也更多了。同時,通過對相關農產品的質量、價格、服務等信息進行在線對比,農產品跨境交易的針對性和效率都提高了。2015年11月,國際性大型農產品垂直電商平臺“全求吃”上線運行,其致力于“互聯網+農業”的創新發展,圍繞農業全產業鏈,搭建國內外農產品食品流通大平臺,將實現農業全產業鏈數據互聯互通和優質特色農產品的均衡供應。
(三)農產品貿易呈現小批量、多批次的特點
跨境電商平臺的信息暢通、商品豐富且更新及時、交易便捷等優勢,促使小額批發或零售的跨境電商農產品交易激增。據阿里研究院統計,2013年,其電商平臺上農產品出、入境交易同比分別增長了81%和61%。而2014年,其零售平臺上經營農產品的賣家數量已達75萬個,與此對應,農產品電子商務交易規模也再創新高,2014年阿里平成農產品銷售額達483億元,較上年增長70%。正是由于跨境農產品貿易“小額、多頻”的特點,對于中小微企業來說,有利于其及時周轉資金,控制風險,適時調整營銷策略;而對于個人消費者來說,不僅可以滿足其個性化、多樣化需求,小額的農產品跨境交易風險較小,更樂于嘗。
(四)多元化新興國家市場進一步拓展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農產品貿易的產品信息與服務信息在全球市場廣泛擴散,再伴隨著亞馬遜、EBAY、PAYPAL在全球新興市場的開拓和快速發展,導致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跨境零售交易機會增多。與此同時,跨境電商企業及服務企業不斷向農產品跨境營銷、通關商檢、物流、支付等產業鏈其他環節延伸,有機整合信息流、商流、物流、資金流等多方資源,促進了農產品貿易的一體化服務。尤其是農產品跨境電子商務中流通環節的減少,使產業鏈和生態系統服務鏈條的完善,國內外買賣雙方更加便捷、及時地溝通與交易,使得農產品貿易進入市場的壁壘降低了,農產品的貿易市場更進一步多元化,促進了多邊貿易的發展和新興市場的開拓,包括東南亞、俄羅斯、巴西、印度、土耳其、南非新興國家市場不斷涌現,使得原有以歐美市場為主的農產品貿易格局開始松動,這也將有效降低單一市場的競爭壓力,不斷拓展市場空間。
二、跨境電商促進了農產品貿易的轉型升級
(一)促進農產品貿易方式轉型
與傳統農產品貿易方式對比而言,農產品跨境電商通過B2B,B2C,甚至C2C之間的直接交易,有效減少了交易環節,削弱了貿易中間商、商的作用,有效降低了中間成本,使消費者能收獲質優價廉的國際農產品,同時也加速了交易的時間,農產品貿易的效率得到了極大提升。例如,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以前品嘗新鮮的國外水果和海鮮產品是一件非常奢侈,也比較麻煩的事情。可是現在,隨著中國跨境電商的發展,農產品跨境交易日益頻繁,通過天貓“喵鮮生”、京東商城生鮮頻道等多個跨境電子商務平臺,消費者可以直接采購來自韓國、澳大利亞、泰國、美國、智利、丹麥等世界各國的農副產品。同時,借助亞馬遜、阿里巴巴、敦煌網、蘭亭集勢等跨境電商平臺,越來越多的中國農產品直銷海外市場。
(二)促進農產品貿易服務升級
農產品跨境電商涉及的信息流、商流、物流、資金流等更加頻繁、瑣碎,呈輻射狀,這就需要進一步整合供應鏈服務,加強專業外貿服務轉型升級,能為中小微企業提供包括營銷推廣、海外建倉、通關、物流配送、退稅、金融等一站式服務,才有利于提升農產品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和風險應對機制。例如,除了阿里巴巴、環球資源、中國制造等幾大外貿電商巨頭服務業務不斷轉型升級之外,一些大型外貿公司、企業也紛紛試水進行跨境貿易電子商務進出口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如由山東省最大的省級外貿公司整合改制而成的新華錦集團搭建的“錦貿通”綜合服務平臺,就建立起出口信用保險集約平臺、融資擔保平臺、海外追賬平臺等國際貿易服務12大子平臺系統,為中小微外貿企業提供了包括農產品跨境貿易在內的更加完善的的服務環節。
(三)促進農產品貿易渠道多元化
傳統農產品貿易主要基于大型農產品企業或外貿公司的大額“集裝箱”式交易模式,而農產品跨境電商以“小批量、多批次”交易模式為主,面向的群體更加多元化,不再局限于企業、進出口商之間,還面向批發商、連鎖店或個人消費者等。跨境電子商務使得農產品小額批發和零售貿易顯著發展,產品需求更加多樣化,貿易頻率顯著提升,進一步促進了農產品貿易模式的轉型升級,除B2B外,M2C、B2C、C2C、F2B2C、O2O等各種模式競相推出,基于此,跨境電商農產品貿易渠道更趨多元化,出現了不斷創新的電子商務運營平臺,如自營式電商平臺、跨境電商平臺、綜合服務商平臺、垂直電商平臺等。
(四)促進農產品貿易的品牌消費
傳統農產品貿易國際化營銷渠道相對較少,營銷推廣成本高、時間長,而隨著三網融合+物聯網的發展,企業可以利用跨境電商的各類數據(如:評價信息等),對更好地迎合消費群體的多樣性需求,從而實現精準營銷。目前,“三品一標”產品正成為農產品電商的主角,其規范有序發展有利于促進跨境電商農產品品牌建設,如“褚橙”“柳桃”和“潘蘋果”這些農產品通過打造品牌集中推廣,在電商領域已取得了突破。可見,通過電子商務平臺(移動端),企業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都可以直接獲取企業相關信息、農產品信息,這就為企業提升知名度、推廣農產品品牌提供了便利,更有利于實現農產品的國際化品牌營銷。如農業產品電商(廣州果無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憑借“一村一品一故事”的營銷策略,將“石湖一點紅紅薯”品牌特色原生態農產品在電商平臺進行推廣 ,取得了巨大成功。
三、基于跨境電商發展農產品貿易的制約因素
(一)出入境流程冗雜,(冷鏈)物流跟不上
農產品跨境電商,尤其是跨境生鮮電商,由于其產品特性、保質期等問題,對物流的要求相對較高,冷鏈配套、交貨的及時準確、供應鏈的銜接順暢,都直接關系到交易的成敗。然而,目前,國內冷鏈物流基礎設施薄弱,跨境冷鏈運輸技術落后,第三、第四方跨境物流配送服務滯后,都造成了跨境農產品的損耗率加大,再加上跨境貿易流程冗雜,進出口通關報檢手續多,生鮮等農產品運輸、儲存、損耗等成本增加,進而導致交易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由于跨境電商涉及不同國家間的政策差異,物流周期長,投遞時效不穩定,收貨時間波動等問題,都影響到跨境電商農產品的品質,也使得消費者的權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二)跨境電商農產品質量參差不齊,質量認證不健全
中國農產品跨境電商的產業鏈不健全,農產品基地建設滯后,農產品質量安全性不高,農殘指標,激素殘留等不安全因素不易控制,容易受到國際上農產品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阻礙。而且,跨境電商對農產品生產環節的規范管理欠缺,農產品協調機制不順暢,目前,國內農產品衛生標準國際化水平低,基于跨境電商的農產品質量標準體系、認證體系尚不健全,此外,跨境電商農產品檢驗檢測手段落后,質量監控體系仍不完善,且大部分跨境電商企業還未涉及農產品品牌化建設階段,這些行業性難題已成為制約農產品跨境電商發展的重要因素。
(三)信息安全、信用體系建設薄弱
農產品跨境電子商務是基于互聯網領域開展國際貿易的活動,由于其市場存在虛擬性和開放性,交易主體的信息存在較大的不對稱性,就使得貿易過程容易產生一些失信行為和欺詐行為,而跨境電子商務的國際性特點,勢必存在各國對于跨境電商管理體制、監管機制和法律法規等方面的不一致性和差異,從而導致跨境電商農產品交易的風險加大,虛假信息、銷售假冒偽劣產品、侵犯知識產品、售后服務缺失等問題頻現。同時,當前中國信用體系建設較薄弱,信用管理滯后,農產品跨境電商交易方面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對于跨境電商信用安全也缺乏相應的法律保證和監管機制,評價體系不完善、信用匱乏使得交易過程中消費者的交易隱私和交易主體的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從而影響農產品跨境電商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四)稅收征管、退稅問題
基于跨境電商的農產品貿易,訂單具有“小、頻、快”的特點,大部分農產品以國際小包、國際快遞直郵方式進行交易,沒有走正規的報關報檢流程,也無法納入海關監管統計,因而較難適用于傳統國際貿易的退稅、征稅規則,而目前,政府對于跨境電商小額貿易是否要征稅,如何征稅,采用何種方式征稅及退(免)稅問題,依然在探索當中,具體的退稅、征稅的細則還沒有出臺,這就導致當前跨境電商農產品貿易退稅、征稅處于兩難的境地,長遠來看不利于農產品貿易跨境電商的長遠發展。
(五)缺乏農產品跨境電商復合型人才
近年來,跨境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使得既懂農產品貿易又懂電子技術的復合型人才短缺。農產品跨境電商復合型人才是應掌握農產品行業情況、了解國外市場(產品偏好、消費習慣、交易方式等)、具備電商知識和技術、國際結算、國際貿易政策和管理能力等的創新型人才。而目前,中國跨境電商方面的專業培訓機構數量少,且體制不成熟,人才培養、輸出滯后,導致跨境電商行業人才供不應求。同時,面對跨境業務激增導致的人才缺口,市場和教育部門快速響應機制不夠靈活,人才供給乏力,導致許多涉足農產品跨境電商的企業開始想方設法地吸引優秀跨境電商人才,有的甚至挖同行墻角,對行業的發展帶來了不良影響,也阻礙了農產品跨境電商的進一步發展。
四、促進跨境電商農產品貿易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借助平臺和數據解決農產品跨境電商的信用問題
由于農產品跨境電子商務的國際性和網絡虛擬性等特點,交易環境復雜,監管難度大,網絡欺詐時有發生,嚴重影響農產品跨境電商的發展。因此,一方面,要通過建立信用公共服務平臺,健全信用信息披露制度,促進信用信息公開與共享,減少農產品跨境交易信息不對稱、交易不透明等現象。另一方面,應推進跨境電子商務交易主體的實名制認證和信用評級,通過大數據的積累解決信用問題包括對于平臺上農產品質量的投訴信息,不合格產品和不誠信買賣方及時予以網絡公示;對于惡意侵權,經營行為嚴重違規違法的跨境電商,應采取線上線下配合,并聯合政府部門對其進行司法處理。
(二)利用跨境農產品貿易電商平臺,倒逼農產品質量提升
當前,我國農產品質量標準化體系建設落后,給農產品跨境電商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政府部門和相關企業應積極配合,加快制定和完善適應農產品跨境電商發展的質量和檢驗檢疫標準,并通過跨境電商平臺的大數據及云計算追蹤農產品原產地和品質,以及通過評級和曝光等監控跨境電商農產品交易情況。這一方面有利于增強農產品跨境電商的風險抵御能力,突破技術性貿易壁壘,另一方面,通過倒逼機制,提升跨境電商農產品的質量,從而使國內外消費者通過互聯網享用到高品質放心的農產品,進而促進農產品貿易的健康發展。
(三)改善農產品跨境電商的物流服務水平
要加快跨境電商農產品貿易的發展,應加強農產品跨境物流的一體化建設,統籌安排國內外倉儲、配送、服務中心,提高物流信息化和標準化程度。通過高效的信息資源整合(快速發貨、海外倉儲、配送中心服務,海外退換貨服務),可以有效提升農產品跨境物流競爭力。同時,對農產品跨境物流配送服務模式進行創新和再造,探索跨境物流新模式,降低其費用,提前搶占農產品跨境電商物流服務的先機,建立和推廣“海外倉”模式與配送服務網絡。另外,提升海關對進出口農產品的監管能力,通過保稅物流港區建設、無紙化通關、卡口智能核放等模式創新,提高通關服務水平和效率,從而確保了農產品跨境物流的效率和質量。
(四)創新跨境電商農產品貿易的稅收征管與權益保護機制
隨著農產品跨境電商的快速發展,逐漸暴露出稅收征、管、退和結匯等一系列問題。因此,針對跨境電商貿易中交易、流通、支付等方面的特點,政府應積極探索、創新有別于傳統農產品貿易的稅收法規及海關政策,尤其是應便利農產品跨境電商企業網上辦理征、繳、退、補稅等手續, 以加快企業資金周轉效率;同時,通過減輕跨境電商農產品的稅負,扶持與跨境電商平臺相關聯的農產品實體店和外貿企業,為了解決退稅難得問題,可以允許跨境農產品在保稅中心集散,并按商品實際交易性質進行監管。通過深化海關、保稅倉庫聯網核查,加強海關與稅務部門的數據交換,實現對跨境電商農產品貿易的出口退稅聯網管理,提高退稅效率。另外,針對農產品跨境電商中涉及的知識產權、消費者權益保護問題,政府還應積極修訂和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予以規范和保障,并針對相關跨境電子商務平臺建立相應的監督機制,從而促進跨境電商農產品貿易規范、高效發展。
(五)重視農產品跨境電商的人才培養
近年來,跨境電商的快速發展,市場人才配備機制來不及調整,造成人才供給短缺,這需要政府、高校、農業企業多方的共同協作完善的跨境電商人才培養體系。一方面,高校需要加強對大學生跨境電商創業指導和技能培訓,從而實現與包括農業在內的產業跨境電商人才需求的無縫對接;另一方面,政府也應鼓勵人才培訓市場,積極開展農業跨境電商人才的培訓項目。在這方面杭州作為我國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率先進行了嘗試, 2015年7月,杭州成立首個跨境電商人才培養基地,直接面向社會,培訓既懂外貿又懂技術的跨境電商應用型人才,這有助于進一步破解制約跨境電商人才短缺的難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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