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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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第1篇

以文明史觀審視古代東西方文明，可以分別梳理古代東西方文明的基本內涵及其內在聯系。

一、梳理基本內涵

文明史觀認為，人類文明由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個部分組成。

1.古代物質文明。高中歷史必修課程中主要概述了古代中國長期居于世界先進水平的農耕文明的發展歷程及其成果，涉及一個專題，包含自然經濟、小農經濟兩個重要概念，以及農業、手工業、商業等領域。自然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經濟，生產目的不是為市場交換需要，只是為了滿足生產者本身或經濟單位需要的一種經濟形式。小農經濟強調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農業經濟，在鐵犁牛耕技術出現和普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確立之后產生。古代中國以農立國，精耕細作是我國傳統農業經濟的基本特征，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我國古代農業社會生產的基本模式。古代中國的手工業享譽世界，官營手工業的發達和私營手工業的發展是當時手工業的主要特征。農業的發展，促進了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

2.古代政治文明。這部分內容主要涉及兩個專題，包含貴族政治、官僚政治和民主政治三個重要概念。貴族政治就是奴隸制國家和封建制國家由世襲貴族的代表人物掌握政權的政治制度；官僚政治就是政府權力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政權以國家或者民族利益為理由，隨意掠奪普通公民自由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即奉行多數人統治的一種政治制度。

隨著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的建立，我國開始出現早期國家政治制度。王位世襲制、等級森嚴的分封制和血緣關系維系的宗法制是古代中國早期政治制度的主要特點。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爭霸，到秦朝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以皇權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制度建立起來。歷經漢魏、隋唐至宋元，皇帝與宰相之間的權勢此消彼長，中央與地方爭權斗爭接連不斷，最終皇權不斷強化，中央集權逐漸得到鞏固，明清時期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發展到頂峰。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制度和選官制度的演變，是政治制度發展過程中的三條重要線索。中央官制主要包括秦朝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明朝內閣制，清朝軍機處等；地方制度主要涉及秦朝的郡縣制、漢初郡國并行制、元朝行省制度；選官制度主要涉及漢朝察舉制、魏晉九品中正制、隋唐科舉制。

雅典的奴隸制民主政治、體系宏大而縝密的羅馬法，是被奉為西方文明之源的古希臘羅馬文明的代表。梭倫改革動搖了舊氏族貴族世襲特權，保障了公民的民利，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礎；克利斯提尼改革基本鏟除了舊氏族貴族的政治特權，公民參政權空前擴大，確立了雅典民主政治；伯利克里統治時期，雅典民主政治發展到頂峰。公元前5世紀中期，《十二銅表法》發表，標志著羅馬成文法的誕生；在羅馬帝國對外擴張過程中，公民法逐漸演變為普遍適用于羅馬統治范圍內一切自由民的法律，即“萬民法”；6世紀，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組織編纂羅馬法，匯成《民法大全》，羅馬法是歐洲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完備、影響廣泛的法律體系。

3.古代精神文明。這部分主要涉及三個專題。以儒學為主流的古代中國的思想文化源遠流長、蓄積深厚，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影響深遠，還極大地影響了東亞和東南亞思想文化的發展，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是世界文明史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以四大發明為代表的中國古明和發現，領先于同時期西方國家，對周邊國家乃至世界文明進程，都產生過巨大影響。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如詩詞、小說、書法、繪畫、戲曲等，異彩紛呈、絢麗多姿，具有多元一體、多民族融合、吸收外來文明成果、雅俗共賞等特征，從不同方面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風尚和時代風貌。

古代希臘的智者學派和蘇格拉底等人關于人的價值的闡述，把對神的關注轉向人間，試圖從實際出發探究宇宙萬物的本來面目，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蘊涵著西方人文主義的萌芽。

二、把握內在聯系

古代人類文明演進過程中，物質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礎；政治文明反作用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是一定經濟、政治環境的產物并在自身傳承中得以發展，又反作用于物質文明與政治文明。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演進，例如秦朝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是耒耜農業發展到鐵犁牛耕農業階段，適應小農經濟、精耕細作為特征的農耕文明的發展而形成的。此后，中央集權制度的不斷完善，成為了中國農耕文明發展的保證，成就了中國古代思想、科技、文學、藝術等燦爛的文明成果。明清時期，中央集權制度下君權的強化，是傳統農耕文明高度發達與外來文明因素摩擦的結果。

建立在傳統農業基礎上的中央集權制度，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以明清時期為例，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并且在封建專制層層重壓下緩慢地發展，舊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會因素產生，首先在思想界里反映出來。當時的思想界出現了一批反對傳統儒家思想和封建專制主義腐朽統治的思想家，他們批判繼承了傳統的儒學體系，使我國傳統文化重新煥發了生機。但是，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專制制度下統治者繼續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極力提倡程朱理學，清朝實行閉關鎖國，致使近代科技與工業文明沒有誕生在當時科技與經濟發達繁榮的中國。

古希臘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有利于發展海外貿易和工商業，是民主政治產生的經濟基礎；海外貿易、殖民活動及其他經濟、文化交往活動使古希臘形成寬松自由的社會環境，并較早地接受平等互利的觀念，是民主政治產生的社會條件；小國寡民、獨立自主的城邦制度是孕育古希臘民主政治的搖籃。奴隸制民主政治發展到頂峰，雅典成為希臘政治和文化中心，人們越來越多地參與政治生活，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于是，在智者學派代表人物、蘇格拉底、柏拉圖等思想家的思想中，蘊涵著西方人文主義的萌芽。

小農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第2篇

關鍵詞：農業文化；農產品品牌；對策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業大國，在幾千年的農業發展中孕育和造就了獨特的農業文化。農業文化以宗法家庭為背景、小農經濟為基礎，內涵豐富、貫穿古今，滲透于各個行業、領域和階層，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和核心。可以說，農業文化所蘊含的思想和價值觀對人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具有強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同樣也體現在農產品的品牌建設上。因此，在農產品競爭由產品競爭逐步轉化為品牌競爭的時代，如何克服農業文化對品牌建設的阻礙和制約就顯得至關重要。

一、農業文化的內涵

從狹義角度來看，農業文化指形成于農業生產方式基礎之上的觀念體系，涉及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思維方式、哲學理念、倫理道德、人生態度、國民性格等。其中，農業生產的技術形態（進行農業生產的手段和方法）和社會組織形式（在生產過程中生產者的分工與協作關系），構成農業生產方式的基本內容。在技術形態方面，人力和畜力的付出是農業生產不可或缺的動力來源，而簡單的手工工具則是必不可少的技術手段。在社會組織方面，血緣家庭既是社會的細胞，又是相對獨立的從事農業生產的主體。一方面農業生產的穩定性和持久性使得血緣家庭千年不衰，另一方面血緣家庭的延續又為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組織保證，二者之間相互加強，形成了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而農業文化則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進行的觀念建構（張磊，2006）。

二、農業文化對農產品品牌建設的制約

1、經驗性之思維方式的制約。

農業生產要有收獲，既取決于天時、地利等自然條件，又依賴于生產者自身的能力。勞動者在平時生產中所積累的直接和間接經驗是以后生產中不可多得的財富及憑借的基本依據。在經驗農業基礎上形成的經驗性思維方式，特點便是注重經驗的吸收、借鑒，輕視對事物深層的原因、本質的理性探析和概括。從目前來看，農產品品牌的發展相對落后于工業產品品牌，因而在農產品品牌打造過程中習慣采用工業產品品牌培育的相關經驗、成果并受其約束，缺乏根據農產品特點、各地資源稟賦、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以科學和理性的思維研究農產品品牌建設，從而適用性較差。

2、義利對立之倫理道德觀念的制約。

在重“農”抑“商”的中國農業社會里，重“義”輕“利”觀念作為正統觀念長時間得以延續。隨著中國社會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由于缺乏基于工業社會和商品經濟所形成的契約關系和商業道德意識，人們追求“利”時往往輕視“義”，突出表現為誠信的缺失。在建設農產品品牌的時候，最具代表性的行為有兩種：一是合同履約率低。對農產品而言，生產大多以農戶家庭為主體，而銷售則大都通過簽訂契約由中間商進行。農戶在農產品市場價格高于契約價格時往往不執行購銷約定，私自出售，而中間商在市場價格比契約價格低時則拒收拒購，或者壓級壓價等；二是以次充好，制假售假。據媒體報道，國內很多“進口水果”其實都是國產的，只是貼著“進口標簽”而已。

3、中庸取向之哲學觀念的制約。

農業生產的典型表現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帝王世紀•擊壤之歌》）。人們的活動領域比較有限，交往主要在宗族親屬中進行，重“和”與“仁”的相互關系造就了“中庸”觀念，其負面效應是對創新意識的摧殘，突出表現為技術創新不足。農產品競爭的核心是技術競爭，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農產品品質是建立品牌的內在要求。我國的農產品生產經營者由于缺乏冒險和創新的精神，往往強調模仿，致使農產品的科技含量非常低。

4、皇權意識之政治思想的制約。

在古代中國，皇權意識作為小農經濟的產物構成了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制度則成為封建社會政治的基本特征。直到現在，政府仍然高度集權，掌握著眾多的資源，并通過資源的調控和分配來影響社會中其他主體的價值選擇與判斷。品牌的實質是生產經營者向消費者傳遞某種產品信息的自發性的市場行為。但是在我國，農產品品牌培育并不完全是農產品生產經營者自發的市場行為，而是緣于政府的部署和推進。在自上而下政治運動式的品牌建設熱潮中，創建品牌農產品被各級政府當作政治任務來完成。近些年來農產品品牌數量的迅速增長并不是市場選擇而是政府行政權力干預的結果。

5、講求實用之人生態度的制約。

農業生產講求一分耕耘一分收獲，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則。這種狀況使人們的一切行為和思想活動以取得實際功效為目的，由此形成了過于“實用”的心理，注重短期而非長期效益。在農產品品牌的培育方面，很多農產品生產經營者認為農業品牌效益優勢不明顯，投入多且創建難度大，因此他們的理念和行為仍以產品經營而非品牌經營為核心，最看重的仍然是農產品是否能夠賣出去。

6、自我封閉之民族性格的制約。

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的生產方式，其典型表現是“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潛夫論•敘錄》）。當今農產品競爭，已經由單個產品的比拼轉變為與其相關的整條產業鏈甚至是整個產業體系的比拼。有時，產前、產后環節比產中環節即農業生產過程更重要。而我國的現狀是產前、產中、產后環節相互脫節，難以形成合力。同時，我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生產規模小、經營分散、農民合作組織化程度低，使農產品品牌存在一定的分散性和分割性，同一區域一品多牌現象比比皆是，各品牌之間各自為政，甚至惡性競爭，沒有抱團形成合力集中打響品牌。

三、推進農業文化創新，促進農產品品牌建設

1、形成科學思維習慣，合理借鑒工業產品品牌建設經驗。

在分析國內外工業產品品牌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各地獨特的自然資源、悠久的種植和養殖方式與加工工藝、悠久的人文歷史淵源，在充分利用農產品“自然”和“人文”差異化的前提下，找出農產品品牌建設的內在規律，通過與眾不同的品牌設計和宣傳推廣，塑造獨具特色的農產品品牌。

2、堅持義利合一觀念，以誠信促進農產品品牌發展。

堅持義利合一的觀念，一方面既要肯定謀利對品牌建設的激勵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求自覺地把利益的追求納入道德的軌道，做到誠信經營。為此，一要將誠信意識滲透到品牌建設的全過程；二要順應市場經濟潮流，從缺乏責任心和商業道德缺陷的傳統文化氛圍中掙脫出來，自覺地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三要加強與貿易伙伴的精誠合作，重合同，守信譽。

3、改變因循守舊觀念，以技術創新為農產品品牌建設提供內在支撐。

通過樹立激勵創新、鼓勵探索、包容個性、寬容失敗等觀念，推進技術創新，逐步提升品牌農產品的科技含量。趙興泉（2006）認為，采取的措施包括：積極推進以提高農產品質量為核心的技術改造和技術攻關；引進、培育良種，優化品種結構；積極推廣先進適用技術；提高農業企業家、農業科技人員、農民的整體素質等。

4、改變“權力本位”思想，明確農產品品牌培育中政府的角色。

農產品品牌建設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必須明確政府在其中的角色，避免越俎代庖，以行政權力代替市場機制。羅高峰（2010）根據呂鴻德（1996）政府倡導者角色的理念、賈愛萍（2004）政府規劃者角色的理念、McCarthyandNorries（1999）政府扶持者角色的理念、埃里克•喬基姆塞勒（2001）政府服務者角色的理念、王玉蓮（2008）政府管理者角色的理念，提出農產品品牌建設中政府要起到倡導者、規劃者、扶持者、服務者、管理者五大角色的作用，為農產品品牌培育提供完備的扶持系統。

5、改變過于追求實用觀念，注重農產品品牌建設的長期性。

品牌建設對農產品生產經營者來講，是一個長期且非常艱難的過程。農產品生產經營者要將品牌經營而不是產品經營作為核心理念，針對目標顧客確立品牌定位，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以提升品牌的滿意度和忠誠度。

6、培育合作觀念，共同打造農產品品牌。

一方面可以通過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形式，使農產品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對于區域內一品多牌的農產品，單一農產品生產經營者一定要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觀念，嚴格遵循統一的農產品技術標準和相關規范，確保質量統一，抱團宣傳和推廣，共同打造農產品品牌。

主要參考文獻：

［1］張磊.中國傳統文化轉型研究［D］.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06.

［2］趙興泉，朱勇軍等.浙江省實施農產品品牌戰略的調查與探討［J］.浙江農業科學，2006.2.

小農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第3篇

關鍵詞科學思想元氣陰陽五行

1科學思想的概說

一般來說，科學思想是在具體的科學認識活動中，產生、闡述和解釋科學假說和理論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礎。一方面，它制約著科學認識過程中的思維方式，影響著科學方法的形成及其發展方向，對科學理論的構成起到了指導作用，影響到社會對科學價值的評價。另一方面，一定歷史時期的科學思想作為社會思潮的一部分，也是歷史傳統與現實生活在科學活動中的反映。它要適應人類從自然事物、自然現象獲得認識和心理滿足的社會要求，也就是說，科學思想一般應和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思潮相容。科學思想應該滿足科學實踐對理論的要求，科學思想應能夠反映科學實踐所顯示出來的認識傾向。

科學思想從內容上分析包括：①對自然的普遍形式，萬物存在的方式，事物與現象變化之間聯系認識的一般觀念。科學思想反映了對自然整體圖景和規律的綜合認識，表現了對自然事物認識的客觀性和實證性，從而成為宇宙觀和方法論的基礎。②對認識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徑及用什么方式來表達和確證這種認識的一般看法。③社會對科學技術、社會價值的一般看法。從科學認識活動的角度看，就是對科學對象、科學任務、科學工具、科學方法、科學與社會環境關系的基本看法。這些構成了科學活動中的指導思想，為科學認識的思維過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學活動沿著一種規范式的方向發展。

2我國傳統科學思想的特點

科學思想是從探討宇宙的本原和秩序開始的。氣的觀念、陰陽觀念和五行觀念是中國自然哲學中最為基本的幾個內容，這些觀念是中國古代人民探索自然的成果，孕育了中國古代科學思想。

關于宇宙萬物存在和變化的原因，西周時期，人們在這方面的認識有兩個基本點，“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故先王以土與金、木、火、水雜，以成百物”。這種觀點是用具體的感性可認識的物質充當了萬物的本源，并提出了萬物構成的方式。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認識能力的提高，這種用具體物質形態來說明萬物的構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論和邏輯上的困難。到春秋戰國時代，關于萬物本原的探討更傾向于尋找一種超越感覺、經驗和具體物體的東西來解釋大千世界的起源、存在和變化。老子用道作為萬物的本原，勾畫了大千世界的起源和生成圖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淮南子·本經訓》用氣的學說進一步說明萬物構成和發生的物質原因，認為“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桴類。”漢代的董仲舒、王充都各自討論了有關氣的思想。“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夫人所以生者，陰陽也。”元氣論至此成為占主流的理論，它不僅討論了萬物之生，而且還探討了事物的變化，討論了無形之氣與有形之物的相互轉化以及有形之物的發生和演化。這種認為宇宙本原是氣的生成論，相對于西方占主導地位的構成論（主張變化是不變的要素之結合和分離）而言，更便于建立概念體系的功能模式，適合于由代數描述，而代數形式又易于發展類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國傳統科學的功能的、代數的、模型論的特征。而且“元氣”這一概念可以用來說明從自然現象、社會關系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不是一個純粹反映物質世界的總體性范疇。人們可以運用這不可明言的“元氣”，隨心所欲地用自然現象來依附、論喻倫理政治，或用人事來類比自然。這種傾向不可避免地導致用玄學的思辨來代替經驗的考察，使理論思維本身缺乏嚴密的邏輯性。

樸素的辯正思想。早在《周易》中就包含了人們觀察世界的辯正思維方式。朱熹曾說，《周易》有兩條基本原則，一是“流行”，二是“對待”。流行者，過程也；對待者，矛盾之對立統一也。整個宇宙，無非是一個過程，一對矛盾。在《周易》基礎上，經過歷代思想家和哲學家的批判發展，逐漸形成了一套嚴密的陰陽變易的邏輯理論體系。陰陽，本義是指日照的向背，“陰者見云不見日，陽者云開而見日。”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家們用這一概念來解釋自然界中相互對立、彼此消長的物質或其屬性和陰陽相互作用對于萬物產生、發展的作用。《管子·乘馬》說：“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日月之易，陰陽之化也。”《莊子·天道》說：“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陰陽論看到了事物內部對立統一的力量，并且以此說明整個世界的運動，但忽視了事物運動的因果聯系。

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環論。古人在農業生產活動中，觀測到四方和四季周而復始的現象，如《易傳》所概括的“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方位與時間的對應循環，以日的運行最為明顯。日從東方升起，轉到南方，又入西方。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盛衰更迭、治亂分合的往復交替，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強化了人們的循環觀念。鄒衍在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推演四季和自然現象的基礎上，還用五行的這種相生、相勝來演繹人類社會的王朝更替和歷史興衰，把歷史的發展說成是“五德轉移”的結果。總體來說，中國傳統思想用五行說來表明事物的變化和聯系，但這種變化和聯系是一種機械的、封閉的循環運行，帶有宿定論的色彩。它不能具體地描述各種運動、變化的規律，也不可能正確地揭示事物聯系、變化過程的物質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脫離具體條件、具體過程講變化、聯系和相互作用。元氣、陰陽論與五行理論的結合，在《月令中》，四時是陰陽的體現，四時與五行配合，也就是陰陽與五行的結合。陰陽之氣是基礎，是本原；五行則是德，是屬性，陰陽之氣化生大千世界的五種屬性。陰陽的對立統一，則是物質運動的最終動因。這種以氣為基礎的陰陽五行體系，把自然、社會和人結合為一體，形成了一個有機的體系，它是傳統科學思想中宇宙論的基礎，影響了科學思維的整個過程。

總之，元氣陰陽五行萬物成為理論詮釋的固有范式，這一范式在中國傳統科學思想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奠定了中國傳統科學發展的基本特征，自然沒能成為社會認識的獨立對象，關于自然的一些經驗知識是直接為政治、倫理哲學作詮釋，因而在認識方法上局限于籠統的描述和整體的概括，忽視了局部細節的說明，成了一個能說明一切的方程，而不能說明一個簡單的具體運動。所以，理論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過程的一般表象，忽視了事物內在結構的分析，理論思維的實證分析的趨向被抑制。而且，莊子在《大宗師》和《人世間》兩篇中所提出的守宗、心離、生忘三種悟道方式也長期影響著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排斥了感性經驗材料的可靠性和客觀性，造成傳統科學思想和大量的感性經驗事實相脫節或對立，容易通過玄思走向神秘主義。

3我國傳統科學思想成因的初步探析

事實上，科學思想的發展會受到兩方面的社會條件的影響。一方面是物質生產條件，這其中包括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社會在生產技術上是否需要科學？是否有可能向科學提出任務和要求；二是社會能否為科學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如實驗和觀察工具與資料？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影響是否有可能確立起科學發展所必需的思想自由的政治保證？

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的自給自足式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是封建中國經濟結構的基礎，重農抑商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奉行的基本國策。這種小農經濟是一種基礎薄弱的簡單再生產，以精耕細作的種植農業為基礎。由于沒有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只要有勞動力和小塊土地就能恢復和重建這種小農經濟。因此對技術成果的應用和生產工具的改進，其依賴程度不大。由于這種物質生產方式的生存、發展主要依賴于氣候、天象、物候周期性變化的；防旱、防澇的水利工程；和生產工具密切相關的手工業、冶煉業；農產品與手工業產品交換貿易所需的算術計算；人和畜力的疾病防治。“科學的發生和發展一開始早就被生產所決定”，因此，圍繞精耕細作種植農業的發展，天文歷法、農學、計算數學、中醫學四門實用科學構成了中國傳統科技體系的主體。

儒家文化將中國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引入了科舉入仕的道路而鄙視科技活動，將科技活動納入了“小人為之夸之”的方技之列，道家文化卻通過修身養性的方式將中國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的興趣沉溺于一種玄秘虛無的境界。讀書人做學問的目的就是“窮天理，明人倫，講圣言，通世故”。知識分子和精通技術的工匠相分離，研究生產技藝就缺乏文化知識方面的動力，自然科學理論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夠的知識力量，同時生產技藝得不到理論上的總結、提高和應用上的推廣和發展，所以歷史上很多杰出的技術發明就無聲無息地湮滅了。

中國傳統的思想體系在內容上以政治、倫理為主體，形成了社會對科技活動和科技成果的價值評判的習慣看法是“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這阻礙了科學思想的發展，使知識分子對于自然事物的研究缺乏趣味。而且，他們大都以皇帝或上天的意志和圣人之言來看待各種觀點、學問，也就是對自然萬物的理論知識和解釋缺乏實證判斷的理性。也就是說，社會缺乏一種組織機制、價值的吸引，鼓勵知識分子從事科技活動。

參考文獻

1刑兆良.中國傳統科學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小農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第4篇

關鍵詞：儒家倫理；市場經濟；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B82-05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11-0044-02

探討儒家倫理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能使我們正確認識傳統與現代化的關系。要探討這一問題首先要從倫理對市場經濟的功能說起。

一、倫理道德與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需要倫理道德，市場經濟已在中國正式確立下來，有人認為市場經濟只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是非道德經濟。這種認識顯然是將市場經濟的內涵片面化地理解。市場經濟不僅僅是一種工具可以隨意拿來使用，它背后有一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背景作支撐，需要一定的倫理精神和原則駕馭它。章建剛指出：“市場不僅是狹義上的一種交換技術,正像符號不能被簡單地追溯到動物之間的信息交換媒體;把市場僅僅視為資源配置方式是片面的,或說僅僅在某些經濟學的范疇內才是適用的。市場作為人類生活與交往的一項有效制度安排也必然蘊涵著特定的倫理原則,市場不僅是由交換行為構成的,它也是一套特定的公共制度。”而且，就市場經濟的現實而言,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環節中,已內在地涵定了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因此市場經濟和道德不僅不是互斥的,而且這種相融性必然要反映在經濟學的研究之中。

首先，倫理精神對個人的經濟活動具有激勵作用。人是文化動物，時時刻刻一舉一動都受到一定文化的影響和支配。個人的經濟活動也不例外，深受傳統倫理和時代精神的影響。具有不同特征的文化倫理對人們的經濟活動產生激勵或阻礙的影響。市場經濟是一種古老的經濟生活制度，并不是到現代才產生，但它的確是到現代才發揮出巨大能量，原因是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極大地刺激了個人的逐利活動。馬克斯?韋伯認為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是集生產、消費和分配于一體的體系，是一種融合了特定精神和物質條件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其基本特征就是理性化。正是這種特定的經濟倫理配合了市場經濟制度很大程度地激發了人的工具理性，對人們的經濟行為起到了極大地激勵作用。

其次，倫理道德對個人經濟活動的限制作用。在今日的市場領域內,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強買強賣等不道德的行為和現象仍很常見。這不僅嚴重阻礙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成熟和完善,也無疑引致了道德建設的“滑坡”和失范,乃至社會秩序的紊亂和失控。市場經濟日益凸顯了金錢的魔力,一些人只相信金錢的魔力,只追求物欲和權力欲滿足的人們來說,法律和道德規范都只是“游戲規則”,在違背規則能獲利且能逃避懲罰的情況下,這些人會毫不猶豫地違背規則。法制固然是醫治市場經濟范圍內不法行為的良方，但法律畢竟是奢侈品，事事通過法律來解決極大地提升了交易成本，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相反，道德依靠良心對個人起到約束作用，一旦形成，人們會自覺地服從市場經濟規則，減少了內耗，提高了交易效率。

由此可見，倫理對于市場經濟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它激發市場主體在經濟活動中的能動性,激勵其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另一方面它又限制市場主體過度的物質欲望,使人們的活動符合法律規范。兩者看似是相互矛盾的，其實不然，市場經濟需要的是底線倫理，只有在不破壞基本的規則制度不損害其他人的利益的條件下，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是值得鼓勵的。

二、儒家倫理與市場經濟

儒家倫理屬于前市場經濟的價值體系,它的土壤在市場尚未發育的農業社會,是與小農經濟或自然經濟相聯系的。市場經濟以利益為重心，追求交換的普遍化和自由化，促使市場主體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中國古代社會并沒有將交換經濟發展突出出來，到了近代還是處在簡單的小農經濟，市場交換一直處在被抑制的境地，這與傳統倫理思想尤其是儒家倫理有著莫大的關系。下面筆者就儒家倫理的主要特點，指出其對于市場經濟兩方面的影響，從而鑒定儒家倫理的精華與糟粕。

1.以倫理為本位，把維護綱常關系作為目的，重義輕利

儒家倫理把道德倫理放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看成是人們的一切活動的出發點和價值歸宿，維護封建綱常關系被視作基本的原則和底線，并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了一系列的道德理論。“義利之辨”在中國傳統倫理中作為一種理論占有重要地位，儒家主流學派主張重義輕利。孔子提出“見利思義”、“見得思義”,認為“君子義以為質”(《論語?衛靈公》)。小人則重利輕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孟子主張以義得利,而保利棄義的人,“謂之至賊”。孔孟還主張為了恪守道義,不惜“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荀子認為人應該有生死由乎義的“德操”。

儒家把倫理道德作為價值本體是與市場經濟原則相悖的。市場經濟活動中人們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倫理道德應該居于附屬地位，以工具理性的功利主義態度和形式出現，維護正常經濟秩序的運轉。相對于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儒家倫理的倫理本位思想不具備內在的緊張和外在的超越，因而在對個人經濟活動的激勵作用中是消極的。價值目標的偏差基本上決定了儒家倫理在市場經濟中的定位，從基本原則來看，儒家倫理是被否定的。

儒家倫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克制不法行為，維護市場秩序的作用。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市場經濟制度還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市場監督缺位的情況下，人們隨意踐踏倫理底線，依靠權力、投機倒把的不正當手段獲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屢見不鮮。缺少了傳統倫理的培育，現代人普遍出現了迷茫、價值觀缺失、道德淪喪等現象。因而應重拾傳統儒家倫理的重義輕利的思想，調整好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

2.等級觀念深重，整體意識強烈

中國古代社會的封建制度就是宗法制度中的嫡長子繼承制度，它的實質是以家庭親情為本位和模式。這種政治模式也反映在倫理上，使得傳統倫理具有了嚴格的等級觀念，這些觀念都是統治階級用來奴役和麻痹勞動人民的精神武器。

封建等級觀念經歷了幾千年的打磨，早已經深入人心。馬克思認為:“等級不僅建立在社會內部的分離這一主導規律上,而且還使人同自己的普遍本質分離,把人變成直接與其規定性相一致的動物。”然而商品經濟的原則是等價交換,只有商品價值相等交換才能成功，交換主體雙方處于平等地位,擁有支配自己意愿的絕對自由，傳統倫理尤其是儒家倫理是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的。中國人的市場經濟主體意識和自由觀念并沒有立即確立起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一方面要掃除落后封建思想殘余，另一方面又要肩負起構建市場經濟新倫理的重任。

然而同一問題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得出的結論卻未必相同。例如東亞各國和地區在宏觀上大都運用市場調節,采納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產權制度,華人企業家卻傾向于儒家倫理管理企業。員工在企業中常有“自家人”和“外人”之分，員工們自覺形成一個緊密的共同整體，并且在集體中個人嚴格服從，準確執行，以企業為家，患難與共。這個特點緩和了勞資關系和上下級關系，激勵了員工的奮斗精神，極大地降低了生產成本和監督成本。這種觀點盡管有待商榷，但可從中看出儒家倫理對于市場主體的強大激勵功能。

3.以和為貴，重視人倫和諧，提倡中庸和不爭

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論語?學而》）儒家思想的社會目標就是實現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的和諧社會。《荀子?五制》中說:“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而建設大同社會任務分解到個人身上就是要求人們行中庸之道，禮讓不爭。作為個人要把儒家提倡的“執兩用中”、“過猶不及”等作為自己的忠實信條，把不偏不倚的“致中和”作為自己的理想境界。

長期以來,在我國社會生活中存在的諸如“人怕出頭豬怕壯”、“槍打出頭鳥”等俗語,正是這種中庸之道的積淀心理的反映。這種信念在本質上是反對競爭，害怕競爭的。競爭一方面作為一種市場機制調節著人們的目標方向；另一方面競爭能夠鼓舞人們的士氣，激發人們的冒險精神和創新意識，使人們積極進行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爭取創造更大的社會財富。從這一點來看，中庸之道磨滅了人的個性和創造精神，因而與現代市場經濟格格不入。

而和諧卻是一種可貴的思想，甚至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成為了當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在市場經濟中和諧也不是完全不可取，關鍵之處在于“對誰和諧”“怎樣和諧”。面對競爭對手講和諧等于放棄競爭，甘愿失敗，而對自己的團隊講和諧就是要提倡合作，追求效率，盡管與競爭對手之間也有合作但這只是為了更好地競爭，在市場經濟中總有一個競爭對手。

三、結論

總體看來，儒家倫理與市場經濟倫理之間缺乏具有決定意義的親和關系。市場經濟是功利經濟，它信奉的是功利主義；儒家倫理從它的主要流派來看是一種“道義論”，以“道德至上”為信條，鄙視和貶斥功利主義。儒家倫理作為傳統倫理的主流，塑造了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和倫理道德，它滲入到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時刻顯現著它強大而又持久的影響。一個民族不是一個地域性的概念，而是一個文化上的概念。共同的文化就意味著本民族成員之間共同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慣、行為方式等，使民族內每個人之間形成認同感，并能一致對外。因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不能以犧牲本民族文化為代價發展市場經濟，拋棄本民族的文化精神等于拋棄了民族的根，讓人瞧不起。保留民族精神與發展市場經濟似乎是一個悖論，這就需要我們對傳統的儒家倫理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不但可以保留基本的精神，而且還可以適應現代市場經濟。

參考文獻：

[1]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羅克斯伯里第三版)[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2]陳子典.傳統道德與現代精神文明[M].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0.

小農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第5篇

關鍵詞：保險業；宏觀經濟；機遇和挑戰

一、我國保險業發展總體情況

1980年，我國恢復開展國內保險業務，至1986年，我國只有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經營保險業務。這一時期，保險公司的發展或者說我國保險業的發展，完全取決于政府的意志，完全是一種政府行為。1986年，新疆兵團農牧業生產保險公司成立，結束了人保獨家壟斷經營的歷史。此后，中國平安保險公司和太平洋保險公司先后于1988年和1991年成立，20世紀90年代以后，市場主體不斷增多，截至2008年底，我國保險機構達到120家。但不可否認，目前我國保險市場仍屬于寡頭壟斷市場。在眾保險寡頭中，國有保險公司是保險市場供給的第一集團，控制著60%以上的市場份額，平安和太保是供給的第二集團，控制著30%左右的保險市場。其他保險公司則是市場供給的第三集團，市場供給量低于10%。20多年來，我國保險業的保費收入快速增長，保險密度不斷增長，保險深度不斷提高。我國保險業保費收入實現第一個500億元用了15年，第二個500億元用了3年，而2001年保費1年實現增長500億元，2008年全國累計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達到了9 784.10億元，同比增長39.06%，應該說，目前我國保險業的發展處于快速增長期。

二、我國保險業發展的機遇

（一）經濟體制的轉型是保險業發展的契機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這是我國保險業恢復和發展的直接契機，人們對于不確定性風險預期損失補償的需要刺激了保險需求。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是國有財產，政府是承擔風險的主體，企業并不需要承擔風險，個人也幾乎沒有財產和人身風險來讓保險公司經營。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同時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風險，人們意識到許多風險難以避免且個人沒有能力完全承擔，因此，企業和個人不得不考慮風險的分散及轉移問題。在這種體制背景下，保險業應運而生并日益發展起來。

（二）國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利于保險業日益發展

國民收入尤其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高速增長，推動了對保險需求的增加。從個體來講，人們對財產和自身安全進行投保，只有人們的財富積累積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為已經積累的財富支付保險費，而這部分保費的支出，來源于新增收入部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自身的安全和生活質量越來越重視，從而對壽險的需求也越來越多。從企業生產來看，根據加速原理，國民收入的增加促進投資的增長，人們為擴大再生產中追加的投資部分支付的保險費，也同樣出資于新增收入部分。扣除物價因素，我國國民收入增長速度平均每年在10%左右，而保費增長速度平均在30%左右，保險業的增長速度超過了國民經濟增長速度。

（三）積極的政策促進保險業繁榮發展

隨著保險市場的逐漸開放，國家經濟發展的政策以及保險監管政策對保險業產生較大的促進作用。近幾年，為了應對國家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央采取了靈活的宏觀調控政策，提出保增長、擴內需、保民生、保穩定等一系列目標，2009年初推出四萬億刺激內需投資，2011年新四萬億投資又將投入，民生工程和基礎建設拉動了對工程險、財產險等險種的需求，汽車振興計劃拉動了車險的需求。中央加大了對“三農”和政策性農業保險的支持力度，直接推動了相關農業保險和涉農保險的發展。

三、我國保險業發展面臨的挑戰

（一）社會觀念、文化、意識形態的影響仍是根本性的

從中國的歷史來看，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小農經濟社會，與西方的工業化社會相比，小農經濟社會重實物而輕貨幣，重個人情感而輕法律契約，重近輕遠，這些歷史積淀無疑與保單契約性等典型特征相沖突。從中國的文化來看，中國文化推崇“富貴在天，生死由命”，信奉“養兒防老”，重視家庭共濟，這些文化基因無疑與保險所具有的防范風險、轉移風險、在全社會范圍內分擔損失的社會機制特性相矛盾。從體制因素來看，自解放以后，中國搞了近30年的計劃經濟。從保障的角度來說，這樣一種傳統的計劃經濟是以否定和忽視自我保障，而以政府保障為其基本特征的。保障程度雖然不高，但范圍廣泛，政府對國有部門的職工實行幾乎“從搖籃到墓地”的全方位保障。改革開放以后，即使理論和實踐都在逐漸發生變化，但傳統體制對人們長期以來潛移默化的影響仍然是十分巨大的，這一影響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對保險公司發展商業保險的挑戰。

（二）保險業發展水平與經濟社會發展要求不相適應

近幾年，保險業不斷發揮這保險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功能，已成為經濟社會建設的重要力量和國民經濟的重要行業，但總的來看，全行業基礎較差，底子較薄，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對保險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保險還未滲透到經濟各領域、社會各行業和人民生活各方面，覆蓋面不寬，很多重點領域的投保率不高，無法為人民群眾提供一些迫切需要的保險產品和服務，保險保障的層次也較低，特別是重大自然災害的賠付率較低，以2008年南方雨雪冰凍災害和汶川地震災害為例，保險業分別賠付55億元和10億元，進展直接經濟損失的3.6%和0.12%，與發達國家和地區30%的水平相比差距較明顯。

（三）外資保險公司的競爭壓力日益嚴峻

隨著wto承諾的兌現，近來保險監管部門大大放松保險公司的進入政策壁壘，外國保險公司的進入只是時間順序問題。從總體上來說，國外保險公司從資金實力、產品開放技術、展業方式。業務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大大強于國內保險公司。已在中國開業的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瑞士、德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等48家外國保險公司，以及目前在中國設有幾百家代表機構，申請等待營業執照的有上百家外國保險公司，其經營歷史和資產總額條件均大大超過保險公司設立的基本要求。許多公司的經營歷史都在百年以上，資產總額大都在幾百億，甚至幾千億美元以上。也就是說，在中國開放保險市場以后，中國的內資保險公司要與這些十分強大的外資保險公司進行競爭，其嚴峻性是顯而易見的。

（四）保險供給能力不足

從現在情況看，我國保險業的發展仍表現在對現有保險市場占領上，即由保險公司通過提高保險供給能力，滿足市場已出現的保險需求。例如目前保險公司的業務結構，財產保險上，企業財產保險、機動車輛保險和貨物運輸保險市場占據了絕大部分的市場份額；壽險上，意外險和已出現的壽險市場占據了大半江山。要改變這個現狀，實現保險業可持續發展，要開發潛在市場，如責任保險市場、健康市場保險、養老保險市場等。

四、發展策略建議

為了提高我國保險業的整體效率，提升保險業的國際競爭能力，提出以下幾點策略建議。

（一）加強和改進保險監管

近幾年隨著我國保險業的快速發展，保險監管也在逐步走向成熟。保險監管要根據保險機構風險程度的高低，實施分類監管，防范風險，扶優限劣，優化監管指標，對不同等級的保險機構采取差異化監管，增強監管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健全和完善償付能力監管制度，強化償付能力監管制度的執行力，防范償付能力不足的風險；加強對市場行為的監管和對保險資產的監管，堅持以人為本，把保護被保險人的利益作為監管的根本目的。

（二）規范市場運行秩序

在我國保險業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保險機構相繼設立，保險業務從無到有，初步形成了多種所有制形式、多種組織形式并存的格局，市場運行中也積累了一些問題，若要保險業持續穩定發展，就必須要規范市場運行中出險的這些問題，確保保險機構依法合規經營，杜絕數據不真實和損害被保險人權益等違法違規問題，規范競爭手段，杜絕靠高手續費、高返還和變相降費等等惡性競爭現象。

（三）提高保險公司自身的核心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