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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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第1篇

關鍵詞：歐元區；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協調機制

一、隨歐盟發展而發展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機制

隨歐盟的發展，歐盟財政與貨幣協調機制的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歷程。

1、《布魯塞爾條約》和西歐聯盟，這一時期為1948年到1957年。二戰后為了壓制德國和恢復歐洲諸國的國力，以法國牽頭成立了西歐聯盟和歐洲煤鋼共同體。這一時期出現了煤鋼兩種戰略資源的共同市場和軍事聯盟，經濟政策上的協調機制尚不存在。

2、《羅馬條約》和歐洲經濟共同體，這一時期為1957年到1992年。1957年時西歐六國在羅馬簽署條約成立了歐洲三大共同體：煤鋼、原子能與經濟共同體。直到1973年因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尚運行完好，因此歐盟并沒有建立統一貨幣，一些貨幣上的協調制度只是為了讓共同市場運行更好。1986年歐盟通過了《單一歐洲法令》促進了全面的政治合作。這一時期出現了共同體內取消貿易壁壘、對外共同關稅、共同農業基金等協調機制。

3、《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歐洲經濟貨幣聯盟，這一時期為1992年至今。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簽訂，歐洲三大共同體合作成為歐共體，歐共體內部實現商品、人員、勞務、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1999年歐元開始運行，歐元區各國的貨幣政策協調達到最高水平（完全統一），財政政策協調機制也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的規定原則之下建立起來。

二、歐元區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機制的框架闡述

1、貨幣政策協調機制框架

（1）機構體系：歐元區的貨幣政策以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為核心。歐洲中央銀行體系包括歐洲中央銀行（總部在德國法蘭克福）和歐元區各成員國中央銀行。歐洲中央銀行體系是歐元區貨幣政策的唯一決策者。

（2）法律體系：其法律依據為《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ESCB法令》。在相關法令的規定中，歐洲中央銀行擁有超越國家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包括組織機構和人事、經濟、制定規章與執行、制訂貨幣政策四種。但制度上的一個缺點在于歐洲央行的主要責任性較弱，不受各國政府與歐洲議會的制約（但需要接受監督），中央銀行法不能在歐洲議會修改，否決機制沒有復審程序，決策層失誤沒有制裁規章。

（3）政策目標：歐洲央行體系的首要目標是保持物價穩定。具體說來目標任務是將歐元區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衡量的年均通脹率維持在2%并在中期得以維持，以及保證M3的4.5%年增長率。央行擁有公開市場操作、存貸款便利和最低處被要求三個貨幣政策工具。

2、歐元區共同財政

歐盟共同財政是由歐盟掌握的財政。共同財政的雛形始于煤鋼聯盟時期，在1963年開始實行的歐洲共同農業基金后開始成型。歐盟比較重視共同財政，在共同財政方面有比較嚴格的制度保證。

（1）機構體系：核心機構是歐盟委員會、歐盟財長理事會和歐洲議會。共同財政使用案首先由歐盟委員會討論起草，然后送交歐盟財長理事會討論審核，通過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是否通過。最后由歐洲議會對預案進行審查，提出建議并返回財長理事會。

（2）法律體系：其法律依據為《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兩份法令中規定共同財政有兩個來源：一是歐盟的自收入，包括對農產品的進口差價稅、糖稅、歐盟共同關稅。二是成員國的攤派，依各成員國的GDP比例進行攤派。

（3）政策目標：歐盟共同財政不必負擔社保和社會秩序維持的責任，所以歐盟共同財政主要用于反哺農業，主要包括農業補貼、農業指導和保障基金、漁業指導基金；其余的用于對外政策與活動、行政開支以及歐洲地區發展基金和歐洲社會基金。

3、財政政策協調機制框架

因為歐盟共同財政預算往往不到歐盟總GDP的2%，無法有效發揮其自動穩定器的作用，因此歐盟的財政政策還是以各成員國的自主政策為主。

（1）機構體系：歐盟的財政政策主要由三個機構負責協調：歐盟委員會、歐盟財長理事會、歐洲議會。其中歐盟委員會負責起草法令，對各成員國進行監督與評估；歐盟財長理事會由歐盟各國財政部長組成，負責協調各國經濟政策和財政預算；歐洲議會負責整體監督和提供咨詢。其中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是超國家的覆蓋全歐盟的政治組織，監管和協調財政政策只是其功能之一。

（2）法律體系：歐盟財政政策約束條款主要寫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中。約束包括三個要素：財政紀律、自和協調。具體目標任務有如下幾點：

規定各成員國預算或實際財政赤字不得超過當年GDP的3%；政府債務不得超過當年GDP的60%；禁止金融機構或央行對政府赤字融資；禁止歐盟機構或成員國為其他成員國的債務承擔責任；所有財政政策的制定執行都應該建立在維持物價穩定的基礎上。

保證約束的工具主要寫在《穩定與增長公約》中。具體包括如下幾點：各成員國財政政策應該收支平衡或略有盈余；遇到非正常情況觸發豁免程序后各成員國應該盡快恢復《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所規定的正常情況；超過赤字會受到歐盟財長理事會的勸告，必須在四個月內采取措施。如一年內未能糾正過度赤字，則需繳納保證金，其額度由固定和浮動保證金兩部分決定。固定部分為GDP的0.2%。浮動部分為當年赤字超出GDP3%馬約要求部分的10%。如果兩年后仍然沒有消除超額赤字則將保證金無息沒收并在未超標國家間分配；采用趨同的稅制和稅率。

4、歐盟各成員國經濟政策協調機制補充

歐盟成員國間的經濟政策協調還主要通過如下幾個途徑：

（1）條款約束。1993年生效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1997年生效的《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了歐盟財政政策的基本規則。

（2）共同指導。每年六月歐盟財長理事會起草和歐盟理事會簽署的總體經濟政策指導原則發表，并在再六個月后由專門委員會發表執行報告。該指導原則用于為歐盟各國提供主要宏觀經濟政策的指導。

（3）歐元小組。這是歐元區國家間組織的非正式的財政政策協調論壇。四，其他途徑。

（4）其他途徑。除此三大途徑之外，還包括信息交流、政策對話、多邊監督、正式勸告與制裁等等協調途徑。主要負責經濟政策協調的機構是歐盟財長理事會、歐元小組、經濟與財政委員會、歐盟永久代表委員會以及總體經濟政策指導委員會等。

三、歐元區經濟政策的協調機制分析

1、歐元區各成員國的經濟差異分析

隨著歐盟幾十年的發展，歐盟各國特別是歐元區各成員國間的經濟進一步相關，經濟趨同性加強。但各國因歷史、文化與傳統政治勢力等原因還是存在著很多差異：例如國土面積、資源存量、政策偏好、法律體系、市場結構與勞動力制度等。例如在歐元啟動的前一年1998年，歐元區十一國中的六國宏觀經濟指標如下：

表中選取了當時歐元區十一國中GDP排名正數前三與倒數前三的六國。從表格中我們可以看出，盡管為了加入歐元區和達到《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要求各國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仍然差異明顯。表外國家例如西班牙的失業率更是高達18.9%，為全歐元區成員國中最高，明顯高于歐元區平均的11%水平。

在歐元正式啟動后，歐元區各國的GDP增長和通脹率仍然存在著顯著差別。以1999～2000年的平均GDP增長率來說，愛爾蘭為歐元區最高，高達7.2%；而意大利則是―0.7%。通脹率方面，西班牙為全歐元區最高，為0.7%；而希臘則是―1.8%。

根據默斯等人針對1971～2000年間歐元區各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研究，他們指出，歐元區各國經濟增長的推力不同。一些國家由非對稱性沖擊推動增長，而令一些國家則由通貨膨脹推動增長。而非對稱性沖擊對歐元區中的小國造成了更嚴重的影響。

以上數據和分析說明，歐元區各成員國的差異很大。這種差異將導致各成員國間的政策產生溢出效應。而從目前歐元區政策協調機制的框架來看，溢出效應包括如下兩種：一是一元的貨幣政策在不同成員國之間因傳導機制差異而引出的溢出效應；二是多元的財政政策會對其他成員國產生溢出效應。

2、一元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

（1）一元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來源

貨幣政策影響經濟運行的過程是首先影響利率，然后通過利率影響總需求。但不同國家的資本市場不盡相同，同樣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可能引起各國貸款利率和資產購買的不同調整。而歐元整體利率的變化將嚴重影響歐元區中部分開放度較高的國家，對那些開放度較低的國家則影響較小。

貨幣政策的傳導速度也會因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而有差別。

（2）一元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具體表現

根據IMF的一項研究表明，歐元區國家可分為兩組。第一組以比利時、德國、芬蘭和奧地利為代表，歐洲央行的利率政策對經濟運行開始發揮效果需要三年左右，但能起到預期效果。第二組以法國、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為代表，起效時間在一年左右，但只能起到預期一半的效果。

而在銀行貸款政策方面，也可分為兩組；第一組以法國、德國為代表，因為長期以來這些國家以長期貸款為主，因此投資受利率影響較小，歐洲央行的利率政策對其影響也較小。第二組以意大利、奧地利等國為代表，與第一組情況相反。

歐元整體利率匯率的變化，對愛爾蘭和比利時這些歐元區開放度最高的國家將起到較大的影響。而對德國、法國等影響則沒有這么大。

（3）降低一元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實踐

因為一元貨幣政策有溢出效應，所以如何考慮公平，不讓歐元區整體貨幣政策成為僅服務于少數幾個大國的工具，并且要盡可能的破壞一元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傳導就成了歐洲央行制定貨幣政策時的主要考慮點。歐元區共同財政作用相當有限，無法配合貨幣政策，因此貨幣政策還是能夠調整歐元區整體經濟運行的唯一工具。

歐洲央行實行的戰略被稱為“穩定導向型貨幣政策戰略”。其具體含義是指，綜合運用貨幣目標控制和直接通貨膨脹控制，以達到最大程度的貨幣政策有效性、透明度、明確性，使其既具有前瞻性，又保持對過去成功的貨幣政策戰略的連續性。在這一戰略下，其貨幣政策最高目標就是《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中規定的“維護價格穩定”。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傳導機制也被有效破壞。

歐元運行以來，歐元區各國面臨的外匯市場與匯率的不確定性都有效減低了。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穩定了物價，配合歐元區共同市場的其他政策，使收入機制、利率機制和相對價格機制這三大溢出效應傳導機制都被有效遏制，歐元區各國的經濟趨同性不斷加深。

3、多元財政政策的溢出效應

（1）財政政策溢出效應的危害

對歐元區來說，財政政策的溢出效應主要有如下幾個危害：

①影響跨國界資源配置效率。這是指在歐元區的共同市場建立后，資源和勞動力流動取消壁壘，歐元區各國將重新面臨兩大壓力：公共產品供給與稅源爭奪。稅收將成為歐元區內影響跨國界資源配置效率的最主要因素，為了爭奪一些優良稅源，可能引起一些國家的惡性稅收競爭。

②會干擾中央銀行對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已經明確規定禁止赤字融資，這就使得不少政府可能會在已有負債率的情況下采取緊縮財政政策或向央行提出實行擴張貨幣政策的要求，從而扭曲信息并干擾歐洲央行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行。

③威脅歐元區的穩定。在各國財政政策受到掣肘的情況下，如果歐洲央行出手調整貨幣政策，因為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對不同國家將產生不同影響。這時，沒有收到希望效果的一些成員國可能有退出歐元區的危機和壓力，將會對歐元區的穩定性造成很大的影響。

④溢出效應影響財政政策的最終效果。在歐元區貨幣政策一體化的背景下，財政政策缺少了貨幣政策的配合，其溢出效應被放大。而這種負溢出效應最終甚至將抵消甚至超過財政政策本身的正面效應。

（2）歐盟應對財政政策溢出效應的實踐

歐盟關于財政政策的約束條款主要寫在1993年生效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1997年生效的《穩定與增長公約》中。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主要目標是通過對成員國財政政策的約束實現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減少其貨幣政策來自債務救援方面的壓力。但是《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一方面有著嚴格的數量要求，另一方面卻在文字上比較含混，使這個財政政策協調機制的可信度受到了懷疑。

《穩定與增長公約》是由德國財長魏格爾在1995年建議設立的，是《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補足，提出在滿足其條件后應該繼續嚴格執行其標準要求。其主要目的是進一步穩定價格穩定和對各成員國的財政政策給出預防和指導。

4、歐元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作用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第2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IS-LM模型

一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5次通貨膨脹和1次通貨緊縮,其中1979-1980、1984-1986、1987-1991和1992-1994年期間,物價水平出現大幅度上漲;但是從1997年開始,物價持續走低,出現負增長,進入了通貨緊縮的狀態;而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物價開始上漲,到了2004年,物價上漲的速度進一步加快,理論界開始討論中國是否進入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在此背景下本文論述以消除經濟不景氣時期的通貨緊縮、經濟過熱時期的通貨膨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為主題,重點論述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協調機制和模式,通過回顧總結近年來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實踐,剖析總結了98年以來兩大政策協調配合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進對策。本文在分析研究中認為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穩定政策依然是我國財政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通過IS-LM模型分析了財政政策會在什么情況下更有效以及要充分發揮作用必須與貨幣政策相結合。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規范分析與實證研究相結合、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政府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兩大手段,兩者之間既有相互聯系、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無論在經濟擴張還是在經濟緊縮時間,兩大政策都能對經濟總量與結構兩個方面產生影響。因此,要使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能夠獲得預期的效果,就存在著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最佳配合問題。本文分六個部分論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存在的問題及其改進對策,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強調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探討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協調機制和模式,第四部分剖析總結了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存在的問題,第五部分提出了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改進對策,第六部分評述性結論。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內在關聯性

1 、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資金運動、政策目標、政策手段等方面的密切關聯性 在社會資金運動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著緊密的聯系。由于財政資金、信貸資金與企業資金等一道構成社會總資金的整體,每一方的資金運動都會在另一方引起某些連鎖反應;在政策目標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調節的目標是一致的,最終都是要實現充分就業、高增長和物價穩定運行這三個主要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在政策手段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工具存在互補性。一般來說,財政政策工具主要有稅率和財政支出水平等,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公開市場業務、準備金制度和貼現率等;在政策實施主體上,既有區別也有高度的一致性。貨幣政策實施的主體是中央銀行(即中國人民銀行),財政政策實施的主體是財政部。兩者分成兩個不同的實施主體,但都是政府的組成部分,調控的主體都統一于國家。

2 、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性 首先看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是財政的收支活動將引起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的變化,而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的變化將對貨幣供給量有著重要的影響,財政收支過程中發生的結構變化或差異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貨幣供給結構;二是財政收支平衡、財政收支結余和財政收支赤字這三種不同的收支狀況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存在很大不同;三是財政資金的運行方向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財政支出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一方面取決于財政支出的構成,另一方面取決于積累性支出的使用效果;四是,財政赤字的融資方式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取決于財政赤字采取何種方式進行彌補。因一國彌補預算赤字主要分為國內融資和國外融資兩大類,而不同的融資方法對貨幣供給的影響也很不相同。但總的來說,財政赤字的各種融資方式會增加貨幣供給。其次可以看到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與銀行的信貸收入來源、信貸支出方向、信貸資金使用效果等方面對財政收支的影響有關。總之,財政收支和信貸收支是一種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關系。二者相互依賴性很強,這表明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密切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必要性的一般分析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具有的局限性、運作特點和作用機制決定了二者必須協調配合,才能發揮對經濟應有的調控作用。世界各國的長期實踐也已經證明,無論將哪一種政策作為重要政策手段,如果沒有另一種政策的協調配合,都難以達到預期的政策目標。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機協調配合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1、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二方面來看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一就財政政策來看,按照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在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支出,減輕稅負以刺激有效需求,推動經濟回升;在經濟膨脹時期,則應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減少支出,增加稅收,以避免經濟過渡膨脹。但在現實中,財政政策的運作常因財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而難以取得預期效果; 二就貨幣政策來看,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目的在于控制貨幣供應量。從而相應地影響市場利率水平,實現宏觀調控目標,但這一政策的局限性使它在現實中難以取得預期效果。此外,貨幣政策效果也可能被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所抵消。

2、就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用機制來看,二者存在明顯差異,更有協調>！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第3篇

關鍵詞：歐債危機；歐元區；單一貨幣政策

1、引子

1999年歐元問世不僅對歐元區內各成員國的國內經濟以及國家間的經濟聯系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對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然而由于單一貨幣區內部經濟趨異、兩大宏觀經濟政策的主體分治、公共財政支出的不可持續以及其他機制上的缺陷，導致歐元區國家債務大規模積累，為后來的歐債危機爆發埋下了隱患。從2009年12月希臘危機開始到現在已是危機的第五個年頭，盡管在此期間歐盟、歐元區各國從財力救助、制度建設等各個方面做出努力來應對危機，但由今年3月塞浦路斯危機可以看出，債務危機的影響仍在發酵。

2、歐債危機的演進過程

2009年10月20日，希臘政府宣布當年財政赤字占GDP比例將超過12%，遠高于《穩定與增長公約》允許的3%上限（事實達到15.4%）。2009年12月，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相繼下調希臘信用評級，希臘國債遭到大規模拋售，歐債危機由此爆發

隨著次年2月5日西班牙股市由于債務危機導致的市場恐慌而暴跌6%，創下15個月以來的最大跌幅，以及2月10日美國銀行業在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的風險敞口達到1760億美元，希、葡、愛、西和意大利等國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問題開始暴露，債務再融資變得困難，同其他歐盟國家間債券收益價差和信用違約互換價格也逐漸加大，市場信心危機在歐洲范圍內蔓延。

2010年4月27日，標準普爾把希臘信用評級從BBB+下調為BB+。而債務危機已不局限于希臘：2010年3 月24日，惠譽將葡萄牙信用評級下調為AA-；4月27日標準普爾把葡萄牙信用評級下調；次日，標準普爾又下調西班牙信用評級，把評級展望前景定為“負面”。6月7日，歐元兌美元匯率一路跌破1比1.19，創下自2006年3月以來最低水平。7月13日，穆迪把葡萄牙的信用評級降至A1。11月21日，愛爾蘭繼希臘之后向歐盟和IMF請求金融救助，這標志著債務危機開始向程度深化方向發展。同時，歐盟27個成員國中20個國家的財政赤字占GDP 比例超過3%的上限，包括歐元區第三、第四大經濟體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多個歐洲國家都卷入危機。

2011年4月，盡管愛爾蘭政府已采取緊急應對措施，但穆迪還是把愛爾蘭銀行債務調低至垃圾級別。6月13日，標準普爾根據歐盟和IMF雙邊審計的結果，將希臘債務級別調整到CCC。9月20日，意大利信用評級被標準普爾從A+下調至A，評級展望是“負面”。 11月24日，惠譽將葡萄牙評級由BBB-下調至BB+。2012年1月13日，標普調低了法國的長期信用評級，從最高評級的AAA下調至等級AA+。1月27日，惠譽下調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塞浦路斯和斯洛文尼亞等國的信用評級，評級前景均為“負面”。

2012年以后，歐洲為應對債務危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譬如實行“購債計劃”、 簽署“財政契約”、出臺“銀行聯盟”路線圖、由被動應付危機轉向反危機與促增長并重、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MS）正式生效、消除希臘脫離歐盟的威脅等等①，但時間轉入2013年3月，塞浦路斯的銀行因大量持有希臘政府債券而遭受巨額虧損，政府宣布存款人征收銀行存款稅，導致資金大規模撤離，隨即標準普爾把塞浦路斯的信用評級下調為CCC級，促使債務危機爆發，從而引發國際市場對歐元的預期再度下跌。

3、歐債危機的內在成因

3.1、歐元區內部經濟趨異

盡管單一貨幣區建立促進了區域內要素跨國流動、產業國際分工和轉移，擴大了產品銷售市場和投資空間，但是由于不同的經濟水平、資源稟賦以及國際分工，各成員國之間從貨幣一體化中獲得收益和承擔風險存在相當的差異，必然呈現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以致出現所謂的“雙速歐洲”現象。經濟上的雙速歐洲是指“歐盟或歐元區內不同國家的經濟結構、對外貿易的活力、宏觀經濟形勢、債務負擔、勞動生產率、財政赤字，甚至勞動者的勤勞程度都有顯著的差別，其結果是南歐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及北歐國家”②

表2的數據表明從1999年單一貨幣區建立到2010年債務危機全面爆發和升級期間，歐元區成員國間在宏觀經濟指標方面存在巨大著的差異：經濟增長率方面，最高位盧森堡的4%，最低為意大利的0.7%；人均GDP 方面，最高為盧森堡7.9萬美元，最低為葡萄牙1.7萬美元；失業率方面，最高為西班牙12.4%，最低為荷蘭3.8%；通貨膨脹率方面，最高為希臘3.3%，最低為德國1.5%；財政收支方面，只有芬蘭、盧森堡實現盈余，而表現最差的希臘則有6.9%的赤字；經常收支方面，盧森堡順差達到9.6%，葡萄牙、希臘的逆差均在9%以上。德國、荷蘭、奧地利、盧森堡等北歐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競爭力明顯優于希臘、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歐國家。

按照“內生性假定”理論，經濟趨異的歐元區各成員國成立單一貨幣區域后，可以運用單一貨幣區所具有的自我強化功能加速歐元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從而縮小并消除區域內國家之間的經濟差異，使得經濟趨同成為單一貨幣區的運行結果。但在歐元區實際運行過程中，表2呈現的巨大經濟差異以及各成員國不經濟周期不同、勞動要素價格扭曲、勞動生產率差異、生產要素流動困難、經濟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之下，使得由歐洲央行統一制定并實施的歐元區貨幣政策很難對所有成員國的宏觀經濟狀況產生有利影響。

新成員國加入使得原有的經濟差異進一步加劇：2007年新加入的斯洛文尼亞當年取代葡萄牙成為歐元區內經濟發展程度最低的國家；2008年加入的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9年加入的斯洛伐克等成員國的在歐元區內的人均GDP都排名末位，使得歐元區內人均實際GDP的最高值與最低值的倍數從2005年的3.78提高到了歐債危機爆發當年的2009年的6.54，客觀上促使歐元區內部經濟失衡和經濟趨異顯著化。③

歐元區成員國間顯著的“雙速”現象，以及同時歐元區的機制未能使得這一現象得以有效緩解，造成歐洲央行制定并實施的單一貨幣政策無法有效發揮功能，缺乏貨幣政策手段的歐元區弱國只能過度依賴財政政策工具調節國內宏觀經濟，從而助長了債務危機在這些國家發生。

3.2、歐元區內部在結構上的深層次矛盾

3.2.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搭配

按照經濟理論，只有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保持一致的產出和物價目標時，兩大經濟政策工具才可以有效保證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歐元區是由眾多國家構成的單一的貨幣區域，區域內成員國將其貨幣發行權以及貨幣政策的調控權讓渡給了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歐洲央行具備超國家貨幣的發行權及貨幣政策工具的制定權和實施權，但在實施政策工具的過程中缺乏財政政策工具與之相匹配；各成員國保留的財政政策工具成為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的主要政策手段，但在實施過程中同樣缺乏貨幣政策與之相匹配。

歐洲央行主要職能包括發行單一貨幣、制定單一貨幣區貨幣政策、管理單一貨幣區利率和貨幣儲備。歐洲央行觀點認為，“一個具有高度公信力的貨幣政策將有助于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質；追求過多的政策目標將會增加貨幣政策的風險負擔，最終導致高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④確立了以物價穩定為導向的宏觀政策目標，以維護歐元區貨幣與物價的穩定。歐元區作為單一貨幣的經濟區域，其經濟政策的最終目標和國家一樣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等內容，但不同目標的往往難以同時兼顧，甚至在特定內外因素作用之下相互呈現一定程度的負相關性和替代性，堅持貨幣與物價穩定政策目標的歐洲央行與以追求經濟發展、增加就業為目標的歐元區成員國在宏觀經濟政策上的相互沖突和妨礙。

同時，作為兩個政策工具的政策主體的歐洲央行和成員國政府在運用既有經濟政策工具以實現自身宏觀政策目標的過程當中，都同樣面臨著政策工具不足與工具組合缺乏的風險。可見財政與貨幣兩大經濟政策的政策主體相分離成為歐洲債務積累和危機爆發的制度根源，并且使得危機發生后歐元區內部的自我救助能力大為削弱。

3.2.2、單一貨幣政策與區內各國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矛盾

由于歐洲17個國家構成的歐元區內部呈現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貨幣區共同經濟政策方向受大國主導的跡象顯著。區域內內的主要大國，特別是作為區域內經濟力量排名一二及主要政治實體的德國、法國，對于歐洲央行制定及實施歐元區貨幣政策的意志能夠施加比區域內其他國家更大的影響力，導致歐元區在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中對主要大國的意愿及宏觀經濟狀況的傾斜。至于經濟力量和政治影響力相對較弱的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等小國，就成為歐洲央行政策制定實施的次要考慮對象，歐元區總體推行的貨幣政策同這些小國經濟運行狀態和軌跡的不匹配，甚至相背離，從而對小國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德國中央銀行執行董事科茨曾指出：“歐元區經濟的現狀越來越向貨幣政策提出了挑戰，這主要體現于各成員國在經濟增長上的差異、經濟結構的不同、金融市場的不對稱，以及工資形成過程的區別。”⑤歐元區內實行單一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當國內經濟運行出現問題時，歐元區經濟弱國不可能像一般國家那樣根據國家經濟波動采取貨幣政策進行靈活性、針對性與有效性的經濟調節，因此希、葡等區域內小型經濟體為對沖歐元區單一貨幣政策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了對國內財政政策工具的依賴，而缺乏與之相匹配的貨幣政策的組合與支持，這種依賴進一步得到強化，成為競爭性財政支出的根源之一。

3.3、歐元區成員國的負債型財政支出

3.3.1、單一貨幣體系導致財政機會主義

歐元區成立使得各成員國喪失貨幣發行權及貨幣政策工具，只能依賴財政政策對國內經濟實施調控。財政政策工具的實施需要財政收入支持，而財政收入的兩大主要來源為稅收和發行政府債券，但增加稅收會減少居民可支配收入，削弱企業擴大再生產和投資能力，從而抑制社會總需求，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同時增稅也容易招致社會成員不滿。因此歐元區成員國對通過發行債券維持財政平衡存在偏好。

一方面，歐元區綜合經濟指標使得歐元成為僅次于美元的國際貨幣，在國際信譽和風險方面遠優于已退出流通領域的個成員國的貨幣，與此同時歐元信譽也成為區域內各成員國的公共產品，由于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及不可分割性，所以各成員國都能夠“搭便車”，從歐元的信譽中獲益，損害歐元信譽的成本則可以轉嫁給整個歐元區。另一方面，因為歐元區的成立使得各成員國的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加深，促進了資金流動。以上兩個方面導致各國國債市場的利率下降，借貸成本減少的各成員國政府基于自身利益選擇財政機會主義的傾向性得以加劇，進而產生競爭性財政支出的動機，造成巨額的財政赤字與債務，大大突破《穩定與增長公約》關于的歐元區各國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水平分別不能超過本國GDP的3%與6%的財政紀律，并導致債務危機的爆發。

3.3.2、代議制政府模式導致財政過度開支

二戰后歐洲國家開始推行的“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制度建設，盡管促進了歐洲國家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社會穩定，但也導致某些歐洲國家財政開支不斷增長、政府債臺高筑的局面形成。高福利制度基于經濟增長才能保持穩定運行，作為區域內經濟強國的德國、法國就可以憑借較強的經濟競爭力實現經濟增長以維巨額的社會福利開支，但相對于國家競爭力較弱的希臘等國在加入歐元區以后，為取悅民眾的政府強行將社會福利推高至與歐元區強國的水平，沒有經濟增長支撐的高福利制度就向負債運作模式蛻變。盡管歐元區各成員國政府明白以借債維持的高福利遲早會對國家信用和社會經濟產生嚴重后果，但國內普遍實行代議制民主政體，而社會高福利制度是實現民選政府選票利益的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表3的數據表明歐元區國家的社會福利開支在2002年—2011年間總體呈上升走勢。作為歐債危機重災區的希臘和西班牙在這段時期內社會福利開支分別提高了39和36個百分點，而經過施羅德改革的德國下降了27個百分點；歐盟和歐元區在危機爆發的2009年社會福利開支占GDP比重分別達到最高點169%和179%，隨后略有下降，但未低過16%和17%的水平。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歐元區各國的社會福利開支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長，原因就在于習慣享受高福利的國內民眾對削減福利開支的大規模抗議，以及成員國政府官員為取得選票支持而兌現提高福利待遇的選舉承諾。

在面臨債務規模急劇擴大、儲備資產規模因出現國際收支逆差而日益縮小使得財政赤字與債務積累超過現有融資及清償能力的困境時，歐元區政府為了實現其政治利益最大化，選擇降低信用與進行債務違約便成為最優策略，債務危機在這種推動下內生形成。

4、歐元區的治理困境

4.1、歐元區財政改善的困境

正如前文中的分析，歐元區成員國在內部經濟趨異削弱單一貨幣政策效果、單一或貨幣政策與分散財政政策不匹配、財政機會主義及代議制政府模式導致財政過度開支等等方面共同作用之下，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被助長，因而嚴格各國的財政紀律、實行財政緊縮政策以限制赤字與債務規模就成為歐元區應對危機的重要措施之一。但從代議制政府模式來看，財政紀律很難得以實施。

在歐元區弱國的經濟競爭力遠遠不如歐元區強國的情況下，歐元區弱國維持與歐元區強國相同的高福利及工資水平的方式只能是擴大赤字和大量舉債，反之，降低歐元區弱國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水平的方式就是削減高福利和工資標準。但這一方式意味著歐元區弱國必須接受經濟低增長、較低的福利和工資，既不符合這些國家的利益，也不符合執政黨派的國內政治利益。譬如2010年5月2日，希臘爆發10萬人的全國性罷工，抗議政府緊縮財政計劃。⑥

即便歐元區債務發生國為獲得財政救助而不得不嚴格自身財政紀律、推行緊縮計劃，這種在財政支出方面的約束也只能是短期行為，一旦歐元區對債務發生國實施救助，過度擴張性財政支出的后果得以被埋單，很可能產生擴大支出的道德風險，限制財政開支的約束立即會轉為軟約束，刺激危機后區域內各國經濟增長動力衰弱、依賴擴大財政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意愿。

4.2、歐元區“最后貸款人”的困境

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之際，歐元區并沒有一個能夠在“危機時刻盡到的融通責任、滿足經濟區域內對高能貨幣的需求，以防止由恐慌引起的貨幣存量的收縮”的最后貸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

由于以下原因歐洲央行無法在債務危機到來時充當成員國的最后貸款人：一是歐元區單一貨幣與分散財政的經濟體制構架，缺乏緊密有效的經濟政府與財政聯盟；二是仿效德意志聯邦銀行建立的歐洲央行具有極強的獨立性，以保持物價穩定、防止通貨膨脹為的宏觀貨幣政策目標，不能在一級市場購買政府債券，以避免在政治干擾下將危機發生國的債務赤字貨幣化，而且《馬約》中的“不救助條款”也限制歐洲央行向出現問題的成員國提供直接貸款，除非歐元經濟危機危及歐元的穩定及存亡時才能對區域內經濟狀況實施直接干預；三是歐元區經濟力量排名第一位和危機后政治經濟影響力顯著增加的德國基于自身利益和政治選擇傾向性強烈反對歐洲央行發揮最后貸款人作用⑦。

歐洲央行作為歐元區的中央銀行，在危機到來后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作為：在債券市場進行操作、調低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降低銀行到歐洲央行貸款抵押的門檻、恢復同美元互換及二度聯合全球五大央行向歐元區提供美元流動性等等，盡管以上措施對危機蔓延有一定程度的緩解，但依然不能滿足債務危機后歐元區內的流動性匱乏。所以2010年12月2日歐洲央行召開的貨幣政策月度決策會議決定，將歐元區主導利率維持在1%的歷史最低水平，并向金融機構注入流動性⑧；2011年12月初歐洲央行決定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分兩次向歐洲銀行業注資，增加歐洲金融機構的流動性。⑨

歐洲央行若迫于危機形勢而充當最后貸款人，采取給發生債務危機發生國注入歐元清償力以緩解危機的救助措施，很可能使得“發生債務危機國不僅能從過去的‘搭便車’中獲得好處（征收國際鑄幣稅），還能繼續‘免費乘車’。對債務危機的救助將使區內信譽良好國的經濟利益受損（被征收鑄幣稅），這些國家由此而改變財政政策”⑩，加劇歐元區各國競爭性財政支出的局面。真正解決這個困境仍在于建立財政聯盟與經濟政府。

4.3、歐元區內部危機應對機制的困境

為規避歐元區成員國在國內經濟運行出現問題時產生道德風險，《馬約》明文禁止歐洲央行或成員國中央銀行直接向發生經濟問題的成員國中央政府、聯盟機構貸款以及購買債券的行為，同時其第125款規定：“歐元區各成員國政府必須獨立地對其所發行的債務承擔責任，嚴格禁止歐盟或者任何歐元區成員國政府分擔某個歐元區成員國所發行的債務”不過以上“不救助”內容未有效抑制成員國擴張性財政支出的偏好，反而在債務危機爆發后限制了危機發生國的及時及時獲得救助資金的條件。

盡管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 作為應對危機的救助機制在2010年5月9日由歐元區17國共同創立，并在2011年擴大了規模、將上限提高到1萬億歐元，“但受資金籌措和各成員國國內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該基金在援助發生債務危機的成員國方面仍然行動遲緩且效率低下”。

另外，缺乏緊密高效的財政聯盟導致歐元區強國與弱國、大國與小國之間不存在有效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單一貨幣區域建立使德國制造業產利用一體化的市場條件創造了巨額的貿易和財政盈余，保持并提高其作為歐元區第一經濟大國的地位，在貨幣一體化中獲得收益最多；經濟競爭力、產業結構相對薄弱的希臘、葡萄牙等國在歐元區市場內處于不利競爭地位，承擔了貨幣一體化較多的風險及成本。由于沒有國家之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度來平衡這種收益與風險、成本的不對稱性，從而使得在債務危機爆發后成員國之間就財政救助問題引發矛盾和沖突，加大了危機救助的難度。

5、結論

從歐元區的缺陷及困境上的分析可以看得出，盡管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在歐債危機的問題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危機的根源仍在于歐元區自身存在的各種缺陷，但在治理這些缺陷的時候卻又面臨種種難以克服的困境，比如建立緊密有效的財政聯盟以改變兩大宏觀經濟政策分離的現狀，促進單一貨幣政策和單一匯率政策對歐元區各國的政策效果的均等化，危機重災國爭取國內民眾支持以促使現有的公共財政支出結構改善等等，以上內容不無受到歐元區各國之間以及各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利益團體等內外因素聯動的制約，因而加大了債務危機解決的難度，致使直到目前為止危機仍然在持續發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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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第4篇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基點，是指能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共同發揮對經濟調節作用的最佳結合點。這個因素既可能是貨幣政策實施的結果，同時又可能是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即二者協調配合的最佳結合點。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最佳結合點應當一頭連著財政收支的管理結構，另一頭關系到貨幣供應量的適度調控，有互補互利的作用。因為財政收支狀況的變動是財政政策的直接結果，而貨幣供應量則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結合點提醒我們，兩大政策的協調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各自以自己的調控內容與對方保持某種程度的協調，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政策效應的相互呼應。另一種則是兩大政策的直接聯系，也就是所謂政策操作點的結合。經濟轉軌時期的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處在變革之中，其結合點也會因此而變動。因此，在轉型過程中，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有兩大基點：一是國債；二是財政投融資體制改革。

從不同的側面分析，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于協調配合運用兩個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決宏觀經濟運行存在的矛盾和問題。

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式與內容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如果從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我國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工具協調配合主要表現為財政投資項目中的銀行配套貸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要求國債發行與中央銀行公開市場的反向操作結合。也就是說，在財政大量發行國債時，中央銀行應同時在公開市場上買進國債以維護國債價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時效的協調配合。在西方經濟理論中，通常把政策時滯分兩類三種，即認識時滯、行動時滯和外部時滯三種，其中前兩種時滯又稱為內部時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的搭配。貨幣政策則以微調為主，在啟動經濟增長方面明顯滯后，但在抑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貨膨脹方面具有長期成效。財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為特征，有迅速啟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但容易引起過渡赤字、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因而，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還體現在：“適當的或積極的貨幣政策”，應以不違背商業銀行的經營原則為前提，這樣可以減少擴張性財政政策給商業銀行帶來的政策性貸款風險。財政政策的投資范圍不應與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完全重合。基礎性和公益性投資項目還是應該以財政政策投資為主，而競爭性投資項目只能是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否則就會形成盲目投資，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

第四，調控主體、層次、方式的協調配合。由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調控主體上的差異，決定了兩大政策在調控層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貨幣政策權力的高度集中，貨幣政策往往只包括兩個層次，即宏觀層面和中觀層面。[2，3]宏觀層面是指貨幣政策通過對貨幣供應量、利率等因素的影響，直接調控社會總供求、就業、國民收入等宏觀經濟變量，中觀層指信貸政策，根據國家產業政策發展需要，調整信貸資金存量和增量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而財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層次性及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形成了多層次的調節體系，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宏觀層是國家通過預算、稅率等影響宏觀經濟總量，影響社會總供求關系。中觀層則主要是通過財政的投資性支出、轉移性支出等，調整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解決公平、協調發展等重大問題。微觀層則是指通過財政補貼、轉移性支付中形成個人收入部分對居民和企業的影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可以從宏觀調控目標、結構調整和需求調節方面的協調配合三方面進行分析。

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實踐分析

政府在對宏觀經濟調節過程中，要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達到預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據宏觀經濟調節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征來選擇某種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當，將直接影響到宏觀調節效果。

（一）改革開放以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運行的基本軌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79～2001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17.5%，人民生活水平和國家綜合實力大大提高。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民經濟市場化程度明顯提高，市場機制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增強，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間接控制逐步過渡，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逐漸成為政府調控經濟的主要手段。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的方式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初略統計，改革開放23年間，實行“雙松”政策組合的達13年，實行“雙緊”政策組合9年，實行“松緊”組合只有1年，具體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這一階段，總體上說執行的是“雙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貨幣政策與“松”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松”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降低存款準備率，降低利率，擴大貸款規模，增加貨幣供給。財政系統通過減少稅收，增加財政支出，擴大社會總需求[4，5]；社會總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內迅速擴張起來，對經濟的發展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別是1984年以前，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條件下，利用這種政策配合，能夠推動閑置資源的運轉，刺激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經濟中不存在足夠的閑置資源，“雙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貨幣則會堵塞流通渠道，導致通貨膨脹，對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

第二階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銀行體制的建立，確立了貨幣政策作為一項宏觀經濟政策工具開始具有了特定的內涵和應有的作用，銀行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地位開始得到確立。另一方面過渡投資、經濟過熱的癥狀越來越明顯。在這一階段中執行的是“雙緊”的政策搭配，即“緊”的貨幣政策與“緊”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緊”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收回貸款，壓縮新貸款，減少貨幣供給量，從而使社會總需求在短時間內迅速收縮；財政系統通過增加稅收，削減財政開支，增加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存款，減少市場貨幣流通量，壓縮社會總需求。

第三階段（1998～2002年）。這一時期中國經濟運行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告別了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的短缺經濟，出現了物質產品的相對過剩，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由過去的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由過去以治理通貨膨脹為主轉變為治理通貨緊縮。在政策取向上，由實施長達5年之久的“雙緊”過渡到“雙松”，即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著力防范金融風險，財政政策在支持發展、化解風險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作用的基本估價

“轉型”是近幾年我國經濟金融改革與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離開這條主線，并在服務服從于這條主線的前提下，實現自身的發展和完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地位作用的發揮亦離不開這個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確立，標志著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的顯著特征。從改革初期的大財政、小銀行，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銀行、小財政”，到90年代末期財政政策在治理通貨緊縮過程中主體地位的確立，財政政策本身從行為而言經歷了一個“強——弱——強”的過程，從職能上講也經歷了一個由金融財政到吃飯財政、由建設財政到公共財政的轉軌和演化過程，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確立及分步實施，標志著我國財政體系及建設開始與國際慣例全面接軌，是財政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市場經濟建設的最重要內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但必須與當時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重點緊密聯系起來，相機抉擇，協調推進，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來，我們在宏觀調控建設方面雖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細總結檢驗，宏觀調控的政策績效與預期政策目標相差較大。時至今日，尚未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宏觀調控理論與政策規范，“相機抉擇”變成了“隨意選擇”，宏觀調控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標不明確，基本處于“一松就亂，一緊就死，緊緊松松，松緊交替”的怪圈之中，滯延了經濟發展的步伐和經濟體制轉軌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實行雙緊”的政策搭配作為我國既定的一項中長期宏觀經濟選擇寫入了我國的許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我們的決策部門以及理論界對宏觀調控認知的膚淺，自主運用能力與水平較差。政策搭配缺乏權威部門，往往政出多門，形成政策效應的相互抵銷，在1998年就呈現出了財政政策擴張效應被稅收的制度收縮效應抵銷，積極的貨幣政策效應被整頓金融秩序、治理三亂的制度收縮效應所抵銷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及政策搭配框架還有相當長的距離。

第三，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呈現遞減態勢，在宏觀調控中的主體地位有所下降。眾所周知，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財政政策的目標是通過其收支的規模和結構來實現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變財政收支的規模和結構，是有效實現財政宏觀調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證。近幾年來，我們加大了財政體制改革的力度，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收到了明顯的政策效果。但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已經持續了將近5個年頭，通貨緊縮的勢頭開始得到遏制，實施擴張財政政策的經濟運行背景有了較明顯的變化。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公理，繼續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刺激效應要呈下降趨勢。如何保持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是宏觀調控體系建設、政策搭配與選擇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第四，信貸集中與“惜貸”并存，擴張的貨幣政策缺乏必要的傳導機制，淡化了穩健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當前，一方面，金融機構存在大量閑置的供給型資金與經濟發展急需的巨額資金需求并存，有效的金融資源得不到合理運用。截止到2002年末，預計全國金融機構存大于貸將超過4.5萬億元，比通貨緊縮初期的1997年末，新增4萬多億元，其中近幾年新增近2萬億元，銀行資金運用率降低，造成大量資金浪費和效益滑坡，金融運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國民經濟各產業主體又急需資金進行技術改造和產品升級換代，財政可支配資金無力擔此重任，“造血”與“輸血”嚴重脫節。如何將充足的金融資源總量優化、結構配置到各產業部門，為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是貨幣政策需要解決的現實課題。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啟示下，從1997年開始，中國金融體系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取得顯著成效，其核心是改革了銀行內部法人制度和授權授信制度，銀行評估項目、管理資金更為嚴格、謹慎和科學，同時也削弱了整體金融供給資金的能力（部分分支機構無貸款審批權限）。這種日趨理性的經濟金融環境降低了選擇性貨幣政策的運行效率，形成了信貸資源向優勢地區（沿海地區）、優勢行業（電力、電信、煙草等）、優勢企業（上市公司、大型企業集團）集中，且呈不斷強化的態勢。內陸地區、中小企業、民營經濟缺乏必要的資金支持，形成了銀行體系內部資金閑置與營銷“惜貸”的結論。對此有人從貨幣渠道傳導機制上尋求破解上述課題的答案。從疏通傳導機制出發增大積極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也會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特別是當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基本確立以后，貨幣政策作用的制度基礎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運行傳導機制和載體，形成與市場金融運行相適應的風險利益配置機制，從根本上解決商業銀行主體在傳導貨幣政策缺乏主動性、創造性的體制誘回，是克服信貸傳遞渠道不暢的根本出路。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第5篇

關鍵詞：貨幣政策；法律調控

一、貨幣政策內涵

貨幣政策是為實現特定經濟目標由中央銀行采用各種調節及控制貨幣供應量或者信貸規模的所有政策方針匯總。貨幣政策目標體系、貨幣政策工具體系和貨幣政策操作程序共同構建一個完整的貨幣政策體系。按照中央銀行對貨幣政策的影響范圍、影響速度及施加影響的方式，貨幣政策目標可劃分三個層次：最終目標，貨幣政策在較長一段時期內所要達成的目標。中介目標，判斷貨幣政策力度、效果以及調整貨幣政策的重要指示變量。操作目標，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工具的直接控制對象，距離中央銀行的政策工具最近，可控性極強。

二、對我國貨幣政策法律調控的考察

（一）貨幣政策的法律地位

貨幣政策的法律地位可理解為中央銀行能否依法獨立地制定并執行貨幣政策，實施的貨幣政策是否有效，即貨幣政策是否具有獨立性。《中國人民銀行法》第2條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對金融業實施監督管理。第7條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依法獨立執行貨幣政策，履行職責，開展業務，不受地方政府、各級部門、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由此看出，被賦予中國人民銀行相對獨立的權限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有利于保證貨幣政策獨立性，通過穩定幣值促進經濟增長。

（二）貨幣政策的時滯

貨幣政策的時滯指從開始制定政策到最終實現政策目標所需經過的時間。很明顯，如果貨幣政策時滯較短或者央行能夠準確預測到貨幣政策時滯，貨幣政策工具在實施及傳導過程中就容易把握方向與力度，容易確定貨幣政策效果；如果貨幣政策時滯較長且不穩定，政策效果就難以觀察和預測，政策工具在實施和傳導過程中就可能無所適從，也不能靈活調整政策，這樣一來達到理想的政策目標就很困難，甚至會導致政策的徹底失敗。

（三）合理預期因素的影響

合理預期因素對貨幣政策效果的影響，是指社會單位或個人根據貨幣政策工具的變化預測未來經濟形勢，并對經濟形勢變化作出相應的反應。顯而易見，公眾所采取的預防性措施，會使貨幣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會使貨幣政策歸于無效。最后的結果是只有物價上漲而沒有產出的增長。

（四）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

貨幣流通速度是影響貨幣需求量的一個重要因素。認真觀察著名 "交易方程式"MV=PY（其中M代表一定時期內貨幣需求量；V代表貨幣的平均流通速度；P代表一般物價水平；Y代表實際國民收入）轉變而來的貨幣需求函數：M=PY/V，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發現，貨幣需求量不僅取決于名義國民收入，還取決于貨幣流通速度。雖然費雪認為在短期內可以將貨幣流通速度視為一個常數，但是現實中V卻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實際上貨幣流通速度對貨幣需求量的影響重大，即便貨幣當局對貨幣流通速度預測誤差只有1%，用它去除國民收入預測值之后所得的貨幣需求預測值的誤差也是相當驚人的。因此對于貨幣流通速度一個非常小的變動，如果政策制定者沒有預料到或者在估算這個變動幅度時出現較小的差錯，都可能會使貨幣政策的效果受到嚴重影響，甚至有可能使本來正確的政策走向另一面。

（五）金融制度的變遷

影響我國貨幣政策效果的一個長期因素就是制度的變遷，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涉及到各項制度的變革，金融制度的變遷，尤其影響我國貨幣政策具體實施，并加深我們判斷貨幣政策傳導效果的難度，難以及時作出對應調整，就有可能導致貨幣政策效果下降甚至失效的情況。概括而言，金融機構的發展促進了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并且提高了全社會經濟運行的效率，但也存在著制約貨幣政策有效實施的因素；再者，我國金融工具的創新影響了貨幣的周轉率，貨幣的界定也發生了很大變化，貨幣與其它金融資產之間的區別日益模糊，作為交易媒介的貨幣與作為儲藏手段的貨幣間的差異逐漸縮小，這就使得貨幣政策的"微調"效果發生了困難。

（六）社會信用體系的不完善

市場經濟是貨幣政策實施的土壤，然而現代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只有在一整套嚴格的信用管理體系的基礎上建立起穩定可靠的信用關系，現代市場經濟才可能存在，才能保證貨幣政策的執行。而在我國社會信用體系依舊不完善，這就影響了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執行，具體表現在：個人和企業信用制度不健全，增加了不良貸款的比率，這些都使銀行放貸更為謹慎，不敢輕易向企業放貸；我國統一的個人信用制度建設嚴重滯后，銀行不能全面、及時地了解借款人的資信狀況，難于對消費信貸的各種風險因素進行跟蹤監督和控制，為了規避風險，銀行不得不對借款人采取原始的資信審查手段，這就造成了銀行在辦理消費貸款業務中層層設防，貸款條件苛刻、貸款手續復雜、擔保形式有限等問題，不利于消費信貸的進一步發展，也使得貨幣政策對消費領域的調節受到制約。

（七）經濟發展的差異性

我國地域遼闊，經濟基礎和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然而貨幣政策操作采用全國"一盤棋"的做法，很難顧及到經濟結構和發展速度上的區域差異，結果造成了貨幣政策執行上的"一刀切"，使部分貨幣政策與區域經濟發展不相協調。這種無差別的貨幣政策，導致了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平衡狀況進一步加劇，結構性矛盾突出，貨幣政策與地方利益經常發生了沖突，所以貨幣政策在執行中容易遇到地方政府不配合和行政干預等一些問題，從而影響到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

三、提高我國貨幣政策法律調控效果的要點和方式

（一）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排除制度缺陷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體制改革走過了一段漫長的道路，取得一系列成就，使得我國的金融體制逐步走向市場化和完善化。但是還存在不少問題，因此要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

1、不斷深化國有商業銀行改革

根據銀監會的設計，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要經過一些幾步：第一先要處理好不良貸款；二是重組銀行機構，使之成為非國有獨資的股份制有限公司；三是吸引內地和境外的戰略伙伴投資入股；四是公開上市；五是改革激勵機制，最后是政府收回投資，逐步讓出股份。目前我國國有銀行大部分已經邁入了第四步。在改革過程中，也凸現了國有商業銀行的一些問題。國有商業銀行必須主動探求改革的道路，積極推動產權改革的同時；還需建立現代金融企業制度，真正實現政企分離；建立以長期穩定、盈利為目標的經營管理體制，建立上下級之間科學的授信、授權管理體制，建立有效的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拓展信貸業務空間。最重要的是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增強公眾對金融機構的信心。

2、全面推進農村金融改革

我國農村金融機構存在著不少問題：經營機制不完善；不良貸款比率高；金融監管不完善，金融風險大；金融創新能力低，金融工具運用能力差等。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了我國的金融體制運行，降低了金融安全，還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我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影響了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因此有必要對農村金融機構進行改革。第一，積極推動農村信用合作社改革，進一步化解歷史包袱，提高資產質量，穩步推進產權制度改革，轉換經營機制。第二，農業銀行在向商業化、國際化轉換的同時，應堅持"不放棄農村，但不局限于農村"的市場定位，利用固有優勢，繼續服務于農村經濟發展。第三，進一步發揮利率杠桿的調節作用，覆蓋農村金融業務的風險和成本，鼓勵更多的金融資金投向農村，降低單純低息貸款所產生的道德風險。第四，創新小額信貸模式，大力推進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

3、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加強和改進外匯管理

應該繼續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原則，進一步發揮市場供求在人民幣匯率形成中的基礎作用，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根據我國自身改革發展的需要，在確保金融市場以及經濟穩定的前提下，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合理確定人民幣匯率目標區。并通過人民幣匯率目標區的建立向市場發出明確的信號，增強公眾對匯率的心理預期，使得市場交易主體能夠自由地根據市場信號做出反應。同時，配合其他經濟結構調整政策，進一步發揮匯率在實現總量平衡和結構調整以及經濟發展戰略轉型中的作用。

（二）健立健全信用制度，完善社會信用體系

1、促進征信行業的發展

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建設社會信用體系初級階段的核心任務就是促進征信行業的發展，我國也不例外，政府要采取積極措施促進我國征信行業的發展，建立專業化、規范化、初具規模的征信公司以及相應數據庫。同時，盡快設立相應的監管機構，對現有的資信評估機構進行資格認證，保留并且宣傳已經具備專業水平的資信評估企業，形成行業管理章程與制度，規范我國的征信行業。

2、推進相關信用立法的制定

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就要推進相關信用立法的制定，為社會征信機構在企業及個人信用信息的搜集、保存、評級、服務等工作上提供最基本的法律保障，改變目前缺乏法律依據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狀況。相關法律法規制定后要嚴格執行，加大對失信行為的處罰力度，從制度上保障信用秩序。

（三）堅持貨幣政策的"預調"

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時，要注意對貨幣政策進行預調，也就是要具有前瞻性。前瞻性的貨幣政策就是從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的技巧和策略上對貨幣政策進行限制，其本質是貨幣政策工具的即期目標要同控制通貨膨脹率的中長期目標進行結合。

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提高央行的獨立決策能力，實現央行對人大直接負責；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直接由人大任命，從目前的咨詢議事機構提升為決策機構，并且通過規范的投票表決方式進行決策。加強對金融系統流動性的管理，提高監控金融機構流動性的效率；加強對金融機構風險管理的方法和能力的監管，避免監管資源過多地分配于摸清商業銀行風險的大小；建立全面、及時的金融統計系統，監管范圍上要拓展到同時注重國有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要不斷完善自身的監管方式和監管手段，兼顧外部監管和內部監管，同時提高監管人員的素質。

（四）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

我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要想獲得最大效果，要加強與財政政策的協調，因此必須與財政部進行充分合作與協調。與此相對應，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需要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實際經濟環境中，我國政府要根據經濟情況需要來靈活搭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經濟蕭條但不嚴重時使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與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相配合；在經濟嚴重通貨膨脹時采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與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相配合；在通貨膨脹但不嚴重時，采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與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相配合；在經濟嚴重蕭條時，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與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相配合。

（五）中央銀行應該增強差別化貨幣政策在結構調整中的力度

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背后，是我國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調，包括產業發展不協調、投資消費比例不協調、收入分配結構不協調、區域發展不協調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差別化得貨幣政策，如差別的存款準備金、差別化利率、窗口指導、信貸政策等手段引導資金流向，將資金投向戰略領域、主導產業、支柱產業、落后區域等等，以優化經濟結構，使經濟結構向預期方向轉變。我國中央銀行應該增強差別化貨幣政策在結構調整中的力度，從而帶動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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