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主要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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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主要內涵范文第1篇

關鍵詞：老年人；社會工作；傳統文化；儒家思想

一、儒家思想與老年社會工作的關系

（一）儒家思想與老年社會工作的共同之處：首先，兩者最終目的都是讓老年人能夠保持獨立性，有更好的發展、更加美好的晚年生活。其次，儒家思想和老年社會工作都看到了老年個體自身、老年人的家庭和社會三個方面對老年人的重要作用。儒家思想中的“長幼有序”、“尊尊”和老年社會工作中的面向老年人家庭和社會制度方面的內容都體現了兩者在這一方面的相同點。

（二）儒家思想與老年社會工作的區別：儒家思想中充分肯定和強調了老年人的重要社會地位，老年人豐富的知識和閱歷是社會的財富，家庭及社會對待老人的態度亦是促進人文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不論是“孝”、“仁”還是“禮”對當今老年社會工作均有著環環相扣的影響，深遠且重大。而當今的老年社會工作是在現實基礎上，希望通過發掘老年人個體自身資源和整合社會資源為老年人提供更加有利于個體獨立發展的生活，對不同狀況的老年個體有不同的操作性強的實際方法。

二、儒家傳統文化在老年社會工作中的作用

當代的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僅需要依靠法制的強制作用， 更需要發揮禮教的作用。筆者認為儒家思想中與老年社會工作相關聯的內容主要有三點：

（一）儒家孝思想在老年社會工作中的作用。（1）孝思想的主要內涵。孝是包含在仁之中的，《論語?學而》中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2）孝思想在老年社會工作中的作用。當今社會發展不僅需要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套社會道德體系，孝思想無疑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社會工作者在整合調動社會資源時，可以充分利用孝思想在中國人價值觀中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響。我國家庭中，老年人一般是家庭成員關注的重點，贍養老人、孝順老人是每一個子女應盡的責任與義務，家庭養老成為我國最主要的養老模式；孝道也為解決我國社會普遍面臨的老年人自我認知水平低以及贍養問題提供了參考價值，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社會工作者在開展老年社會工作時的壓力，為社會工作介入提供了良好的運作基礎和人員上面的精神支持。

（二）儒家仁思想在老年社會工作中的作用。（1）仁思想的主要內涵。 “仁”作為儒家的中心思想，是貫穿其始終的。仁”的最初含義是指人與人的一種親善關系。孔子把“仁”定義為“愛人”，并解釋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仁思想在老年社會工作中的作用。老年社會工作應該充分考慮到老年人的自身發展需求，并適時給予老年人所需的資源，讓老年人在晚年在精神世界仍然有所追求。“仁”有豐富的思想內涵，指人生觀中的德行，表現在人的行為中即為互助、互愛、互存。“仁”是人類最高的、超越的完美，孔子說從來沒有看到它完全被體現過。社會工作者本就是助人自助、是需要愛心和奉獻的職業，老年社會工作者的服務對象是更需要社會關愛的群體，“仁”在老年社會工作中，特別是老年社會工作者的價值觀中應該有所體現。

（三）儒家禮思想在老年社會工作中的作用。（1）禮思想的主要內涵。“禮，孝之始也”、“志于道，據于禮，依于仁”都是說“禮”是“仁”一種外化表現，行據于禮，方才能成仁。（2）禮思想在老年社會工作中的作用。當前，國家從政策上和道德規范上就已經開始向老年人傾斜，制定了很多優待老年人的特殊政策。老年社會工作者可以作為禮思想的傳播者，長幼有序、敬老尊老的價值觀的樹立會在很大程度上解決老年人的家庭問題。孔子把傳統禮制直接歸結為親子之愛的生活情理，從而使“禮”由外在的約束變為人的內在情感需求，從而使禮取得了內在的心理依據而人性化，具有了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諸實踐的有效性。

三、后續思考

筆者在對以往相關文獻的查閱時發現，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對具體如何開展老年社會工作等相關的論述較少；如何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充分發揮傳統文化對老年社會工作的作用這一方面的研究也相對較少。如果能充分發揮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在老年社會工作中的作用，建立“儒式”價值觀，以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思想與老年社會工作的方法相結合，也許能以另一種方式促進老年社會工作在中國的發展。

儒家思想的主要內涵范文第2篇

【關鍵詞】儒家哲學 本真 達道 【中圖分類號】B824 【文獻標識碼】A

儒家哲學中的“本真”與“達道”突破了傳統的意義，以關注人本身為起點，以實現和諧社會為最終旨歸。從價值取向來說，回歸“本真”就是回歸真我，重視人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就精神追求而言，“達道”就是通過不斷探索，尋求普世通行的公理，最終達到天人合一、和諧共生的理想狀態。傳統儒家哲學理論的重大突破，就在于“本真”“達道”的思想改變了以往對于自然現象的單純研究，轉向了對于人類社會問題的評估與解決。 儒家哲學中的“本真”和“達道”以人為根本，并與現實緊密相連

儒家最初的哲學關懷，就是成就一個現世的和諧人類社會。為了實現這個理想，孔子、孟子、荀子等著名思想家都提出了很多關于社會、經濟、倫理以及政治的構想，并以此不斷豐富儒家思想的內涵。儒家哲學在歷史上的意義，在于超越了傳統儒家理論思維中“以道治人”的管理思想，將“本真”“達道”與現實緊密相連，以人為根本，以“道”治天下。由于作為個體的人對于“本真”與“達道”的實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研究“道”應該從歷史角度出發，著眼于實踐，尋找其中蘊含的內在關系。

“本真”，是指事物的天性及本源，也泛指真實的、不加任何修飾的內心世界及外在表現。《孟子》強調“仁義禮智”的價值追求，明確了“人性本善”的人性論觀點，并且希望人能夠回歸本性、回歸本真，“真實”是本真的根本所在。這里所講的“真實”，主要指人的存在方面所需要實現的真實。在現代社會，“真實”更強調實事求是的方法論，一切應從實際情況出發。

“達道”，即通過不同方法，探求普世通行之公理。由于道理易講，而難于實踐，因此古人對“道”的追求始終孜孜不倦。例如朱熹提出“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王陽明則與朱熹迥異，他信奉象山先生陸九淵“吾心便是宇宙”的思想，提出“知行合一”的實踐方法論。二者的方法論雖有不同，但都是為了探求普世通行之公理。

中國傳統的儒學對于“本真”與“達道”的繼承，主要在于保留了早期儒家理論的內涵和范疇，借助原有的信仰加強其對于“道”的認知。隨著實踐的豐富，儒學的相關研究更傾向于從現實角度出發，尋求“道”在實踐中的延展意義。 “本真”與“達道”具有傳承性、創新性和實踐性的內在特質

“本真”“達道”在中國傳統儒家哲學中占據重要地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范疇。在儒家哲學和傳統文化的不斷更新發展中，“本真”和“達道”也呈現出特有的內在品質。

“本真”與“達道”的傳承性。“本真”與“達道”在發展中，以傳承歷史為根本。為了將歷史與實踐相互融合，儒家理論由“溫故而知新”入手，與“繼往開來”相互支撐，賦予“達道”以實踐創新的意義。在這個過程中，“本真”與“達道”仍保留其最初階段的含義：注重人本身，向往回歸真我，并通過不同的方法論來探求真理。這不僅有助于維護儒家思想的穩定性，鞏固儒家思想文化在歷史變遷中的統治地位，也增加了思想的靈活性、開放性與創新性，從而有利于儒家思想的推陳出新。儒家對于“本真”與“達道”的重視，在延續歷史的基礎上，保留著其中的有益成分。儒家哲學在發展中，既不完全遵從歷史，也不否定歷史。同時，他們深知實踐的重要性，遵從“知行合一”的精神；并將開拓創新作為根本，表現了對形而上學思想的反思。儒家唯物主義的精神從實踐維度強調了認識論與價值論的相互調和，在形式與內涵上實現了統一。

“本真”與“達道”的創新性。儒家哲學的發展，一直是在尊重現實的基礎上進行歷史的傳承和時代的創新。歷史是過去的記載，也是現實的烙印，更是未來規劃的向導。儒學理論融合了對以往歷史的記載與對未來發展的隱喻。儒學理論對于未來社會的展望，也是通過歷史來論證的，所以“本真”與“達道”能夠立足于歷史而見證現實，為未來社會的發展提供正確的引導。

早期儒學比較關注作為實踐主體的人，具體而言，儒學認為“本真”與“達道”的產生源于人對于外部環境的感知。人的實踐為儒學理論提供了豐富的內涵，因而實踐推動了“本真”與“達道”理念的發展進步。儒學理論的實踐屬性以個體言行作為基礎內容，將個體的實踐行為進行分析與綜合，致力于協調外部社會環境與個體的內在特性，使得儒學區別于傳統意義的“真理”，并為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

“本真”與“達道”的實踐性。“本真”與“達道”在發展中，以堅持實踐為靈魂。儒家哲學的“本真”與“達道”始終與實踐密切相關，作為人類歷史的延續，儒學在不斷發展的社會實踐中得以建構和完善。因此，社會實踐一方面是儒學誕生的依據，一切理論知識都從實踐中得來；另一方面，儒學理論也終將回歸于實踐，既可以成為檢驗實踐的可靠標準，也能夠通過不斷完善的社會實踐對其進行補充與完善。儒學理論也是當代社會實踐的縮影，在延續固有歷史特質的基礎上，進一步融合現實的實踐屬性，保持傳統儒家哲學的生命與活力。 儒家哲學中“本真”與“達道”的現代啟示

傳統的儒家理論概念相對復雜，往往會給人以晦澀難懂的感覺，因而有人也產生了一些有所偏頗的想法：儒家理的關注焦點在于那些事關社會變革的重大事件，相對忽視個體的發展，將儒家理論運用于生活，實為大材小用。

實際上，儒家學說的理論創新，主要體現為對于歷史理論的批判性邏輯辯證思考，用辯證的眼光看待事物的發展。批判性邏輯具體可以闡述為，依據當前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展開辯證地否定，從而對儒家學說進行合理的“揚棄”，即去粗取精地繼承與發展傳統儒家學說，以達到理論創新的目的。

“本真”與“達道”在當代社會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對現有生活的理性批判。歌頌生活與感恩生活，在生活中尋找能夠滿足個人精神需求的寄托，是當前社會大眾對待生活的普遍態度。與此同時，社會中也出現了一些負面的生活取向。例如一些人尤其以年輕人為主，往往抱著“活在當下”的態度，以“自私利己”為“本真”，以“不擇手段”為“道”，沉迷于燈紅酒綠，自得其樂，缺乏社會責任感與改變生活的抱負。對此，適時地引入儒家理論，以儒家思想中的“本真”和“達道”對其進行匡正，是十分有必要的。

中國傳統儒家理論中的“本真”與“達道”雖有別于西方的形而上學理論，但是兩者之間也有一定的相通性。“達道”旨在遵循客觀規律，以品德為價值維度。儒學理論不僅要與時俱進、結合現實，還要對未來的發展形成一定的指導。以“本真”與“達道”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為客觀存在指明了發展方向，為其提供了多重選擇路徑。因此，要以細致的眼光洞察社會，整合經驗教訓，以實踐為鑒，用實踐指引未來。

（作者為海南醫學院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①徐克謙：《論作為道路與方法的莊子之“道”》，《中國哲學史》，2000年第4期。

②徐克謙：《論儒家哲學之“道”的實踐屬性與歷史屬性》，《學術論壇》，2011年第15期。

③田軍強：《儒家哲學的人文精神及其當代價值研究》，《廣西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第24期。

儒家思想的主要內涵范文第3篇

關鍵詞：儒家思想;旅游文化;耦合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28-0160-02

中國旅游業從改革開放開始起步，至今已有30多年。但這30多年來，中國旅游業的發展并不完善，旅游者道德意識薄弱，不文明行為增多;旅游資源的破壞，浪費，不合理開發;旅游管理的缺失，黑導、黑社、零負團費等等一系列問題屢禁不止。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傳統文化的缺失所造成的。我國旅游界對旅游發展的研究一直采用西方理論思維方式，對中國傳統理論思想應用的研究較少，而西方思維也許并不適合中國旅游業的發展，因此導致了一系列問題的產生。旅游與文化是相輔相成、無法分割的。儒家思想的發展從某一層面來說就是中國傳統思想的發展史，從春秋戰國開始，儒家思想經歷了幾千年的積淀，在中國人民心中根深蒂固，影響巨大。因此，我們可以把儒家思想應用到旅游開發與管理中，以傳統文化來提升人們對旅游資源的保護意識，提高旅游者和旅游經營者、管理者的文化素養，繼而保證中國旅游業的健康發展。

一、儒家思想核心概述

自春秋時期孔子始建立儒學，后有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為其思想繼承人，開辟更多儒家學說分支，儒家思想成為統治中國幾千年的主流思想。雖然不同的儒學者都有不同的思想主張，但究其主要思想核心，唯有“仁”“義”二字。

孔子最為主張“仁”，孟子最為主張“義”，后世大儒的主張也都是對“仁”與“義”的繼承與發展。《論語》中“仁”是提到次數最多的字。“仁”是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是君子修身養性的最終目的。孔子的“仁”是一種思想意識，更是一種行為約束條例。其以“孝”為根本，要求做到“先難而后獲”“克己復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愛人”“恭、寬、信、敏、惠”，最終達到“殺身以成仁”。“仁”的含義廣泛，沒有確切的詞句定義，但“求仁”的做法卻有許多條框可遵循。“剛、毅、木、訥近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成為“仁者”是所有學者學仁、求仁的最終夢想。“仁者”不僅是在行為上遵禮，思想上至善，心胸上更是寬廣、坦然。“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仁者樂山，仁者如山，安穩、坦蕩、超凡脫俗。這是孔子的“仁”，更趨于禮法，更趨于完美。而子思的“仁”則是更貼近于生活中的處世之道。不冒進，不退縮，以“中庸”為尺，遇事先衡量得失，有番計較之后再去做，穩妥為上方能成事，最終達到“致中和”。這是儒家的“仁”。自孔子之后，無論有多少儒者對“仁”進行引申發展，終究認同的一點是“仁”是至善的最高境界。

孟子最為主張“義”。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開拓者，孟子則是捍衛、發展儒家學說的第一人。孔子說“殺身以成仁”，孟子則說“舍生而取義”。孟子的“義”是在孔子的“仁”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因此，孟子的“義”是“仁義”的“義”。并且孟子的“義”通常是與“利”辯論著出現的。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義”同樣是種思想教育，教育人們為何做君子，如何做君子，教育君子如何做至善之人，最終得“仁”。“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人皆有所不為，達之于其所為，義也”。這就是孟子的義，少了一分約束，多了一分勸慰和灑脫。

后世的董仲舒提出的五常（仁、義、禮、智、信）中，“仁”與“義”占據前兩位;朱熹編纂的四書中《論語》和《孟子》同樣是占據了前兩位。以此可見儒學者對“仁”與“義”的態度。誠如南宋文天祥所說“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仁”與“義”便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在。

二、旅游的文化性

旅游的本質實際上是文化的展示過程。旅游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活動，從其食、住、行、游、娛、購六大環節來看，旅游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旅游有著深厚的文化性。食，也就是旅游飲食文化。中國飲食文化歷史源遠流長，種類繁多，有最具特色的菜系和酒文化、茶文化等。菜系有魯菜、川菜、蘇菜、粵菜、浙菜、閩菜、湘菜、徽菜，每一道菜都是地方文化的縮影。當游客旅游到一個地方品嘗當地特色菜的同時，也是品嘗了當地的特色文化。酒文化與茶文化是我國千百年飲食文化的代表。

住，可以是建筑文化，也可以是酒店文化。中國古建筑被譽為“人類歷史文化的紀念碑”，萌芽于新石器時代，有著幾千年的歷史。主要類型有宮殿、壇廟、陵寢、城墻、園林、寺觀、民居、亭臺樓閣等。中國古建筑以木結構為主，滲透著“天人合一”“敬天祀祖”的禮制觀念，其選址與筑建融合了中國傳統的風水學和陰陽五行、八卦等學說。酒店文化更多體現的是現代文化和古今結合的文化，如北京的“中國會”經營者對古建筑群進行修繕，使外觀具有明式官邸的氣派，內部安放了古色古香的家具和藝術品，并巧妙地配上了現代化設施，如電視、激光唱機等[1]。

行，即是交通文化。旅游的主要交通方式有鐵路、公路、水運和航空。在江南水鄉，推開一排竹筏，游蕩于水面之上，穿梭于深山之間，江南的山水秀色一定會深深纏繞左右。在特定的地方，運用適當的交通工具，體會獨特文化，這就是交通文化。

景觀文化可視作游文化。旅游景觀分為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自然景觀不僅體現的是旅游地氣候、山水、地貌等自然特色，還有千古名句中的人文特色。如“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廬山瀑布。在觀賞萬壑爭流、雄偉氣概的廬山瀑布時，這首詩的意境一定會涌于心上，更為贊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古人的詩情畫意。人文景觀是人類的勞動成果、歷史文化的產物，它代表著民族的文化內涵，如南昌的滕王閣，飛檐翹角，丹棟雕梁，“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滕王閣體現的是初唐吞并天下的雄偉氣勢。

娛，是娛樂文化，是旅游者在旅游過程中參與的具有民族特色或地方特色的娛樂活動。例如哈爾濱的冰雪節，游客通過堆雪人、滑雪、滑冰、看冰燈或冰雕等活動欣賞著冰雪文化，了解著哈爾濱的風土人情。除此之外，一些度假村等會專門設置娛樂活動場所，如設置沙灘浴、沖浪、潛水等專項娛樂活動，旅游者可體驗各種娛樂文化。

消費文化是旅游六大環節的最后一項――購。旅游者的消費觀體現的是旅游主體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同時也體現出國家對民族文化的挖掘程度和旅游者對文化的接受程度。旅游者的消費行為更是某種文化的指向標，很多游客抱著購物的目的去香港旅游，香港被稱為“購物天堂”，香港的城市形象定義為現代化大都市。從以上旅游的六大環節來看，旅游具有文化性是毋庸置疑的，旅游與文化緊密相連，密不可分。因而，從思想文化角度分析旅游，可以更好地發展旅游業，彌補現代旅游業的不足。

三、儒家思想與旅游的耦合性

旅游業并不只是旅游產業，不只是經濟概念，旅游業還涵蓋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當旅游資源上升為旅游資本，在逐利的本性控制下，借助產業化模式，按工業生產流程，把旅游資源批量生產成為“中國馳名商標”的旅游產品時，不僅對旅游資源造成了深層次的破壞，更對中國傳統文化、人文精神和傳統信仰進行了毀滅性的打擊。面對旅游資源的破壞、旅游管理的缺失等問題，旅游界采取的態度是走可持續發展旅游道路。對于可持續旅游的發展，我國很多學者都是從經濟層面進行研究的，因而忽略了旅游的文化性，更忽略了中國旅游資源的一大特點――無論是人文資源還是自然資源都具有濃厚的中國傳統人文思想。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思想的主流思想，“仁”與“義”作為儒家思想的核心，以其為基點，形成新的思維模式來分析中國旅游業發展中的問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達到對這些問題更深層次的剖析。

1.旅游主體與儒家思想的耦合

旅游者是旅游活動的主體，是一切旅游活動的中心，也是一切旅游現象產生的根源[2]。旅游者在旅游實踐過程中，以自身的文化觀念去開展旅游活動，不可避免地對旅游客體、旅游介體產生巨大影響。旅游者的道德意識和行為規范更會影響到客源地區域形象和國際旅游的發展。而現今我國旅游者在旅游過程中出現最多的問題便是道德意識薄弱，不文明現象頻發。2006年9月10日中央文明辦、國家旅游局公布了向社會征集、歸納、整理后得出的“十大旅游不文明行為”，如隨處拋丟垃圾、廢棄物，隨地吐痰、吐口香糖;在車船、飛機、餐廳、賓館、景點等公共場所高聲接打電話、呼朋喚友;大庭廣眾之下脫去鞋襪、赤膊袒胸，把褲腿卷到膝蓋以上，臥室以外穿睡衣或衣冠不整等等。旅游者不文明行為的出現是由社會、歷史、生長環境等客觀因素導致的，當然，主觀因素――道德意識不高也有影響。“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以儒家思想核心“仁”的思想中“制禮”的思想作為提高旅游者道德意識的思想基礎，從根本上杜絕旅游者不文明現象的出現。對此，旅游局可出臺相關政策，來以禮教化旅游者，以禮約束旅游者的行為。如針對出境旅游的游客可進行前期培訓，教授中國的禮儀與外國的禮儀;針對境內旅游，則可在各景點處設置“食不語，寢不言”“席不正，不坐”“杖者出，斯出矣”“問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等字樣的警示牌，以期旅游者可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約束好自身行為，從而形成客源地良好的形象，促進國際旅游的發展。

2.旅游客體與儒家思想的耦合

旅游活動是旅游主體通過旅游介體作用于旅游客體的過程，對旅游客體的參觀、游覽、玩賞是旅游主體活動的主要目的。旅游資源作為旅游客體，通過對旅游者的吸引力而產生相關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因而旅游資源的開發在旅游活動中是極為重要的一環，而在開發過程中卻又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破壞。因此必須堅持邊開發邊保護、盡量降低生態環境破壞的原則，而這一原則理念與子思的“仁”――“中庸”思想不謀而合。“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們喜怒哀樂的感情沒有表露出來叫作中，表露出來合乎法度叫作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普遍準則，達到了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萬物就發育生長了[3]。旅游資源的開發，既要挖掘其各方面的價值潛力又要不傷其根本。減少沒有歷史文化內涵和審美的人造景觀，盡可能保持自然和歷史形成的旅游資源的原始風貌[4]。這種開發原則既符合了“中庸”的思想又滿足了旅游資源可持續發展的需求，使儒家思想和旅游產業達到了某種程度的契合。旅游規劃者可利用二者的結合，堅守中庸，不偏不倚，合理、適度開發旅游資源，保護旅游資源，挖掘其文化性，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注重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最終可保證旅游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3.旅游介體與儒家思想的耦合

旅游介體是旅游主體和旅游客體之間的連接體，從廣義上講，旅游介體就是以旅行社為代表的旅游企業和旅游管理機構、旅游協會等旅游經營者和管理者。對于旅游經營者和管理者來說，最主要的是要做到四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這四點出自《論語?子罕》，是“仁”的內涵。毋意，不主觀臆測，不要過多地從投資者角度出發，要從游客角度出發，滿足旅游者需求，關心游客所感興趣的體驗項目和旅游吸引物，保證旅游者的主體地位。毋必，不絕對肯定，要充分看到旅游經營和管理中出現的錯誤，針對四黑、零負團費等問題加大監管力度，出臺保護政策和法規，保護相關人員的切身利益。“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看到自身錯誤，繼而改之，才能保障旅游業的健康發展。毋固，不拘泥固執，守成不知變通，要在借鑒別人好的經營、管理理念基礎上，進行創新。我國游客服務設施建設并不完善，應在借鑒外國游客服務設施建設理念基礎上，結合我國旅游特點和游客需要，創建獨具特色的旅游服務中心。毋我，不唯我私利，發展旅游的最終目的是全面的社會效益，通過景點規劃，在旅游者的旅游過程中，宣傳中國的傳統文化，宣傳每一座城市的獨特文化，以文化為賣點，調節旅游業的均衡發展，使自然、人文相和諧，從而帶動整個社會產業鏈的發展。

四、結語

旅游業具有擴大開放、拉動內需、調整經濟結構的能力，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場才可以保證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以儒家思想為理念支撐，以施仁、取義為目標，重視儒家思想與旅游業發展的耦合性，去糟粕，集精華，以文化作為旅游業發展的核心，提高旅游產業各環節的質量。以中國傳統文化帶動旅游產業的發展，這必將成為旅游業高效、健康發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參考文獻：

[1]喻學才.旅游文化[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0.

[2]夏贊才.旅游者道德建設[N].中國旅游報，2003-08-29（4）.

儒家思想的主要內涵范文第4篇

【關鍵詞】深澤直人；設計；儒家思想；中庸

【中圖分類號】J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09（2013）02-0049-2

日本作為中國的鄰國，其幾千年來的文化，思想發展都與中國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早期日本，一直受中國文化的熏陶與影響。顯而易見的日本儒家思想，其精髓與核心都是以我國儒家思想為藍本演變而來的。日本儒學是從中國儒學中吸取滋養，使儒家思想在日本真正的做到了活學活用。而受我國文化熏陶嚴重的日本人，在他們的設計作品中就不經意間流露出了我國儒家經典的“中庸”思想。

一、儒家文化中的“中庸”思想與深澤直人的設計思想

“中庸”被認為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內涵。所謂中，即不偏不倚；庸，即平常，平和。其本質意義更多的指向人的內心。同時，“中庸”又是中國造物的一種方法，其基本原則是適度，無過不及，恰到好處追求中庸之道，內外協調，保持平衡，不走極端。如若將這種思想融入設計中，那就是從內心來打動人，體現心靈上的共鳴，滿足人們無意識間的，最內在的需要。而日本著名設計師深澤直人一直以來秉承的設計主張就是：用最少的元素來展示產品的全部功能。在他眼中事物間的一種互相平衡，人與外在環境之間的平衡與和諧是彼此自然融合的。當人們與周遭的事物自然接觸的時候，人們并沒有刻意的去思考什么。比如說，當你坐在椅子上的時候，你并沒有刻意的去想這個椅子。人們在與外界的自然接觸過程中是沒有刻意的思考介入。舉個例子來說：打印機的工作環境一般都比較混亂，周圍經常會環繞或者擺放著各種辦公用品，一忙亂起來，打印機周圍就總是一團亂糟糟的。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大多數設計師還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把打印機的外觀設計的更有線條感，時尚感等不痛不癢的美觀造型上面。這里一條曲線，那里一個圓形，這里用銀色那里用粉紅色諸如此類。我們應該更多的觀察人們的日常習慣來做設計，就像將打印機放在垃圾箱中間的寓意一樣，回應人們的慣常行為。如圖1所示，由深澤直人設計的帶有紙簍的打印機，這個作品沒有過多地在意打印機的外形，而是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打印機的使用環境上。將打印機的底部直接設計成一個紙簍，這樣我們就可以直接將廢棄的打印紙張放入其中以便收集和二次利用。

二、儒家思想中“中庸”思想在深澤直人產品設計中的體現

好的設計不一定具有亮麗的外觀、昂貴的價格，而是在某些細節之處能夠帶給使用者意想不到的便利。如圖2展示的設計一樣，是深澤直人先生給我們帶來的――傘。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個場景：在雨季，出行時我們習慣帶傘，但此時如果我們手里拎著較多東西，就只能把傘夾在腋下，而這時只要在傘的彎鉤處再設計一個凹槽，這樣傘把就多了一個功能――懸掛塑料袋。在沒有告訴這個凹槽有什么作用時，絕大多數的人會很自然的在凹槽處懸掛塑料袋。深澤的用意就在于此，在不告訴大家設計用意識時，大家一眼就能理解設計的含義，這就是中庸思想最直接的體現。

在深澤直人的設計中，因為中庸思想的融入，使得產品本身凸顯簡約與平靜的意象，表現出理性與情感合一的境界。深澤抓住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他的每一件設計作品都是與日本儒家思想的巧妙結合的典型實例。深澤的作品在保證產品功能的基礎上盡量去除一些不必要的修飾，同時在細節上進行改變，使得產品產生一種新的價值，且這種改變往往充滿了人文關懷。當一個產品被設計的過于復雜，對受眾來說就是一種挑戰，一個好的設計能夠使用最少的設計語言，調動我們最豐富的生活情感，讓我們在使用過程中更加自由，而不是被產品所控制。所以說：設計是方便人的生活方式，而非復雜。

三、結語

通過上述對深澤直人產品設計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到設計師把消費者的無意識行為物化，給大眾一種“似曾相識”的親切感，更加注重冰冷的產品和個人情感的結合，這種關注細節、關注情感的設計便是深澤直人所倡導無意識設計的主旨，同時他從更深的層次體現了儒家的“中庸之道”。

總的來說，所謂中庸設計，就是要以人的內在要求為出發點和根本價值所進行的設計，在外部環境中尋求中庸之道，也就是內在要求，在現有的外在環境與條件下，得到最適宜的最恰當的無過與不及的表達與實現這也就是中庸所謂致中和合內外之道。如果人們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處地這樣做，那么凡事都會像深澤直人設計師一樣做到無意識的設計，做到為人的內在要求服務。總之，儒家思想及中庸之道既是一種倫理學說，同時也是一種設計方法，強調內心與外在的準確契合，以達到中庸的精神主旨；而中的基本原則是適度，過猶不及，恰到好處的追求中庸之道，內外協調，保持平衡，不走極端，是設計任何一款產品的目標。

基于人下意識思維的產品設計，并非只是針對“市場”這種抽象的實體進行創作，其核心策略在于一種“統整”，著眼于通過產品實現人與環境之間關系的改善和協調。有別于傳統的設計方法，其設計理念的傳達依靠用戶自身的行動體驗予以呈現。這是一種脫離智性之“思”而追求中庸之意的獨特創作方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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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鋒，吳衛.深澤直人與他的”無意識設計”[J].湖南工業大學學報，2011.

[3]劉曉春.設計中的“無意識”[J].青年文學家，2011.

儒家思想的主要內涵范文第5篇

一、儒家管理哲學新詮釋

從1840年起，我國社會形勢發生了巨大轉變，傳統文化不斷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沖擊，儒家思想也開始悄然發展，緊隨時展的新儒家思想破繭而出。康有為擇取西方文化中適合我國國情的部分，將其與儒家思想相融合，推動了；梁漱溟作為“中國最后一位儒家”，為糾正西方文化的不利之處，對儒家道德倫理進行了深入研究，是“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儒家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思想的轉變，雖各自解讀不盡相同，但儒家思想的本質卻未曾改變。康有為提出的“今文經學”是在董仲舒公羊春秋學基礎之上引申發展而來，梁漱溟的“新儒學”同樣未脫離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的儒學理論。當前，我國經濟、文化發展迅速，且日趨“現代化”，儒家思想若要輔以解決現代問題，如仍固守陳舊的理論學說，則實難成事。

管理現代化的核心特征就是高效。時代的轉變，主要以國家統治管理機構、模式的變化為特征。現代化是國家富強的保證，是軍隊兵力壯大的基礎，所以現代化之于國家的涵義便是經濟、政治、軍事三方面均實現現代化，這些都是基于管理而言的，因此，有效、高效的管理是現代化實現的前提條件。管理伴隨著人類的產生而出現，歷史十分悠久，包涵的內容也很寬泛，從對每個人的生活起居，到企事業、各類組織機構的活動，乃至一個國家的統治、運作，管理活動無處不在。我國人口基數較大，且幅員遼闊，如何將我國的人、財、物三種資源進行有效利用、合理分配，就切實體現了管理的藝術所在。

儒家思想自成體系，其中包含了很多理論思想的分支，管理學是其中較為重要的理論。王鼎曾在《近思錄集注序》中寫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集于孔子。孔子之道，著于孟子。”從中可以了解到，儒家思想的雛形產生于周代以前，最初由文物典章制度演變而來，儒家思想做為封建主義的衛道思想，一直受統治階級推崇，且蘊藏著諸多治國愛民的正面理論。這種對管理哲學發展起到極大促進作用的理論，應被重新詮釋，以符合當前社會形勢，用于解決現實問題。

二、“仁禮義”與新人本管理思想

（一）“仁”與“以人為本”

1.儒家“仁”的思想解讀。在儒家思想中，“仁”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從廣義的角度來看，“仁”是德的總括，包含了所有與德相關的內容；從狹義的角度來看，“仁”是人與人交流時的道德準繩，是情感上的規范，是人與人之間關系處理的情感與道德基礎。封建王朝在我國存在了三千年之久，期間涌現出諸多不同學派的管理理論，但在各類學派中，儒家思想長期處于難以撼動的主流地位。

在儒家思想產生之初，“仁政愛民”便成為其管理學說的主要內容。孔子構想的社會，是一個崇尚禮教、尊卑有序、和睦融洽的社會。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中，“仁”處于最為核心的位置，是人應具備的根本品質，“仁者，人也”“仁者愛人”等闡明了孔子對于人生修養的看法，是構成人這個具象物體所應具備的內在本質，是人的道德原則和思想意識，究其實質就是“以人為本”。與此同時，孔子還推崇“以德治國”，“德政”是仁君的評價標準之一，只有推行“德政”，才能得到百姓的擁護。管理著眼于大處便是治理國家，著眼于細微之處便是管理人，治好人方能治世。

孟子是“人本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他在對人的價值和尊重進行肯定的同時，強調人在政治中發揮著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他提倡人們通過對心志、筋骨、身體發膚的磨煉，使其銘記遵守社會規范，并通過自身勤懇的勞作，沖破萬難，使個人價值得以體現。孟子還提出民貴君輕的理論，愛民思想盡顯。同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說法對人們行事、做人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

2.“仁”與“以人為本”管理的關系。通用汽車公司總裁墨菲認為，一個企業成功的關鍵取決于人，因此管理者的一切管理活動應始終圍繞管理人來進行。儒家以“仁”為核心，處處都將“人”作為研究對象，認為“惟人萬物之靈”，與新人本管理提倡的企業要尊重人、激發人的創造性是統一的，這與儒家“以人為本”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以人為本”就是要崇尚“為政在人”。譬如說，索尼董事長盛田昭夫為“發牢騷”的員工排憂解難，中石油提倡員工主人翁的意識，宏董事長施振榮推崇與員工利潤共享等，這些案例都是“以人為本”思想在新人本管理中的具體應用。

（二）“禮”與學習型團隊

1.“禮”的心理契約解讀。“禮”是對社會規范的概況，其實質就是通過一系列規章制度，以確保社會能夠健康、有序發展，這即是“禮”在新人本管理中的應用。儒家思想中的“禮”能夠避免員工矛盾的產生，如企業在招聘新員工時，崗位說明書中，將待遇、工作內容、工作環境等進行詳細闡述，則在產生勞資糾紛時，企業和員工便有章可依，矛盾便迎刃而解。如果員工的工作行為都以“禮”為準則，則新人本管理模式就能夠順利開展。就企業而言，“禮”應為企業管理的核心理念。使員工從心理上對企業制度進行認可，使員工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作用。

2.“禮”在“人本管理”中的實證研究。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講究“人和”，在現代企業的人本管理中，人是管理的核心所在，而提及人便離不開人際關系。在企業當中，每個員工都將企業發展作為自己努力的方向，則企業便會形成一種凝聚力和向心力。儒家“人和”思想并不是指一味聽從，而是在和諧的氛圍下各抒己見。對于企業的成敗來說，團隊精神不可或缺，團隊精神能夠使企業聚成一股力量，全力發展。以海爾公司為例，優秀的團隊對海爾的發展至關重要，而團隊精神的形成得益于海爾的新人本管理理念。在新人本管理模式下，員工的積極性得到了極大的調動，員工為企業盡心盡力，企業發展自然既快且穩。

（三）“義”與新人本管理哲學

1.儒家“義”的思想解讀。“義”是我國倫理思想史中的一面旗幟，它的內涵和外延都十分豐富，春秋時期的《左傳》中“多行不義必自斃”，便可說明古人對“義”的重視程度。從廣義的層面上來看，“義”是道德義理，是倫理正義；從狹義的層面上來看，“義”是人們心中的一桿秤，是能夠衡量世事對否、判斷人們善惡、評價人們行為的一桿秤。

孔子在《論語》中明確提出，“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于比”，強調人應該好善而惡惡，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指的是君子想到的是社會道義，而小人卻只知道關心個人的利益得失，孔子認為“義”代表“公”，既代表社會群體的利益，又代表人的道德情操，而“利”往往代表是“私”，是個人利益，代表個體的欲望要求。個人的利益應當服從群體的利益，個人的欲望要求應服從于社會道義，這是他區分君子和小人的標準，也表明了他在義利之辨上的道義特色。

孟子對于“利”和“義”的取舍也有明確的闡述，在《孟子?告子下》中，“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在孟子看來，為人處世應該遵行義務在權利之上，當個人的得失與整體的利益相沖突時，應懂得取舍，以整體利益為重。同時這也揭示了生命的意義不僅僅是以實體的形式活著，而更需要展現生命的道德意義，只有將道德做為己任，為社會貢獻己力，才能使生命之樹常青，生命之花常開。孟子對于個人處世提倡先義后利，對于國家行為認為：“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認為治理國家時，也應該對人民施行仁政，而不是一味的盤剝，給予人民一定的私產利益，使其能夠安居樂業，這也是先義后利的一種體現。后世很多思想家也與孟子有同樣的觀點，比如荀子主張“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先義后利”“以義制利”。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如果重義而輕利，便是君子所為，而重利輕義則為小人作風，抑或無惡不作的劫匪。

2.新人本管理對“義”的解讀。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反映了孔子對于獲取財富的觀點。孔子認為追求財富是正常行為，但是需當以正常的手段來獲得，采用不道德的手段獲得財富是不可取的。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是說君子心中存公利，而小人僅在意一己私利。在現代企業中，企業管理者在追求財富的時候應做君子所為，將社會責任、道德觀念放在首要地位，義字當先，將社會和員工的利益放在首位，先人而后己。

3.“義”是新人本管理哲學的拓展。儒家的思想歷經千年而不消，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現代企業在管理過程中應借鑒儒家利益觀思想，將其融入企業管理中。盈利是企業生存之根本，但企業在逐利時，也應做到生財有道。陳光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企業家，在“5?12汶川大地震”后，陳光標身先士卒，帶著救援隊伍趕赴受災現場，向災民無償提供了過億元的財物。災難無情人有情，陳光標為所有的企業家作出了表率，他時刻銘記著自身擔負的企業家責任，盡力為社會分擔責任，福利事業開展得如火如荼。儒家“仁禮義”思想中主張“義”為上，在企業管理中，管理者應構建一套有效的激勵制度，將員工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不但要滿足員工對利的需求，還要加強對員工道德品質的教育。

三、新人本管理模式的深層次思考

儒家思想在我國已經盛行幾千年，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現代人本管理是對儒家思想的承襲，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企業管理的結合。我國傳統文化淵遠流長、博大精深，我國應致力于將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西方的優秀管理方法相融合，構建符合我國市場環境和企業發展的管理模式。

人本管理顧名思義，在管理中以人為中心，體現人的價值，凸顯人的重要性，在規范中進行管理、操作。人本管理作為現代化的管理理念，究其本質就是要尊重人、重視人和發展人。世上所有科技、財富、生產力都集結了人的管理和勞動，人是古代文明的創造者，是現代文明的踐行者。因此，在管理中，應愛護人、關心人、理解人，將“以人為本”作為企業管理的信條，使以人為本隨處可見，這是現代人本管理的內在要求。人本管理業已成為人類管理發展的標志性理念。

“仁禮義”是儒家思想的重點所在，而現代企業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也需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這與儒家思想的先義后利高度契合。在現代企業中，經濟目標和社會責任應一同實現。在企業管理中，應努力塑造具有“社會人”和“文化人”雙重屬性的員工，員工不僅應具備個人情感，還應在工作中進行自我管理，具有對社會的責任心和對工作的自覺性。此外，還應將“仁”用于管理中，用“仁”來引導員工追求真善美，使其愛己愛人，熱愛工作崗位，將自己的前途與企業相聯，提升企業的凝聚力，在實現經濟效益的同時，體現社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