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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來吧冠軍”;電視真人秀;競技體育;受眾;擬態真實
[DOI] 10.13939/ki.zgsc.2016.28.245
1 真人秀與節目“來吧冠軍”
1.1 真人秀節目現狀
真人秀,目前在各領域均沒有規范而明確的定義,根據維基百科給出的定義:即真人實鏡秀,是一種強調實時現場直播,沒有劇本,不是角色扮演,聲稱是百分百反映真實自我的電視節目。也有人將其定義為“一種由制作者制定游戲規則,由普通人(明星以生活中的身份)自由參與或被選擇參與已經設定了基本模式與程序的舞臺選秀、婚戀相親、智能競技等活動,其過程被全時段、多機位現場拍攝錄制,經過戲劇化的剪輯處理,在電視或者網絡平臺播出的節目。”[1]
在真人秀節目中,“真”是它存在的生命線,所謂“實鏡”即真實的鏡頭記錄,它是一種紀實而非虛構。“人”是它的組成核心,我們通過真人秀節目是要從個性化的角度去對一個人重新了解和認識。“秀”則是它的外在表現形式,作為一檔電視欄目,“秀”符合傳播學“受眾使用與滿足理論”。目前我國的真人秀節目,雖然在整體節目設計上講求真實不虛構,但在后期剪輯處理中,充分利用音效、字幕等技術手段,力圖最大化凸顯人物關系的戲劇沖突性,滿足受眾觀賞需求。
1.2 節目“來吧冠軍”
1.2.1 節目概況
浙江衛視和藍天下傳媒聯合出品,肯訊傳媒聯合制作的大型勵志競技體育真人秀節目“來吧冠軍”于2016年4月3號晚20: 30首播,率先吹響競技號角。該檔節目史上第一次將競技體育比賽與電視綜藝相結合,這是競技體育真人秀領域的全新嘗試,開創了體育綜藝節目的全新局面。
節目采用明星與世界冠軍各自組隊,借助特定道具和自制比賽場景來實現顛覆性的真實體育對抗,首期節目明星隊即遭遇強敵,挑戰由郎平教練帶領的中國女排。參與這期的中國女排運動員包括惠若琪、張常寧、張曉雅、朱婷、王夢潔和丁霞這六名即將出征里約奧運會的主力隊員,明星隊除了常駐嘉賓隊長賈乃亮和陳嘉樺Ella之外,還包括演員陸毅、陳建州(黑人)、胡兵、超模何穗、人氣偶像汪東成。
1.2.2 創新模式獲得業內好評
“來吧冠軍”一經播出即引起熱議,在技術層面,由于節目的拍攝場地是一個由體育館改造而成的演播室,如此一來,既保留了演播室的燈光、音響等技術優勢,又可以因為空間的開闊性,在機位設置上增補體育直播和真人秀兩套系統,做到無縫切換。
節目中既有競技體育真實比賽的緊張激烈,又有電視綜藝的喜劇娛樂元素,不少網友評價其“好看又好玩”。首期節目結束后,中國女排姑娘和郎平指導迅速躥上話題熱搜榜,“來吧冠軍”得到了包括體育學和社會傳播學領域專家們的一致好評。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在其微博稱:“‘來吧冠軍’令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它刷新了人們對于綜藝節目的偏見,告訴社會‘導向正確’和‘好看’并不矛盾:節目的立意決定方向。‘專業性’和‘娛樂性’并不矛盾,因為體育本身就是最好的真人秀――有懸念、有對抗、有明星、有意外。”
“來吧冠軍”以冠軍和明星比拼為主題,運用各種各樣新奇有趣的道具和自制環節。雖然這是明星至上的綜藝時代,但是體育冠軍仍然是節目的最大主角。在歡樂的競技氛圍中,傳遞出無限的正能量,選手們拼搏進取的奧運精神展現出自信勇敢的精神面貌,正契合了全民體育的宗旨。
2 競技體育真人秀節目的傳播學解讀
2.1 受眾使用與滿足理論
“使用與滿足理論”是指受眾會根據自己的特定情感和心理需求,通過主動接觸和使用媒介,選取滿足自己需求的內容。[2]它包含了三個方面的作用:其一個人與社會互動,其二對現實人際關系的映射和思考,其三個體求勝欲望和競爭心態的滿足。
在真人秀節目中,即便是參與者彼此之間并不熟悉,但是在參與過程中,個人將加入到集體隊伍中,積極與他人溝通交流,主持人往往也十分善于活躍現場氣氛,調動參與者的積極性,大家共同為實現特定的團隊目標而不懈努力,最終實現自我價值,并且在團隊中獲得歸屬感。觀眾也可以通過參與微博話題討論等方式,間接參與到節目中來,實現了個人與社會互動的心理訴求。其次,真人秀節目構建了一個相對簡單的行為框架,觀眾往往會直接根據參與選手在其中的言行舉止來重新獲取對這個人的喜惡評價,以此為鏡,往往可以映射出對自身行為的反思。在一份調查問卷中,參與問答的311名觀眾當中,52%的人表示收看了體育類真人秀節目后,增進了與同學之間的友誼、培養了團隊意識,42%的人表示有利于自己鍛煉身體,增強體質。
2.2 擬態環境中真實與虛擬的平衡
1922年,美國學者李普曼提出了“擬態環境”理論,即“傳媒所構建出來的虛擬環境與現實環境具有一定差距,受眾對于客觀真實的認知很大程度上受困于媒體所提供的‘象征性現實’”。
在我國,真人秀節目是伴隨著消費文化而逐漸興起的,在此背景之下,電視節目的發展不免要迎合商業利益,追求更高的收視率。這就要求真人秀節目的“真人展現”要做到最大化迎合觀眾需求的“秀”出來。受眾往往對于他人的生活具有獵奇心理,真人秀節目采用“紀實的全方位鏡頭拍攝”,在后期剪輯中再通過細節刻意放大某些人物的特定個性,擴大節目的矛盾沖突和戲劇張力,這些是參與者無法控制的。因此,真人秀節目是將紀錄片與劇本式人物再創作相融合,由此一來,在真人秀節目中展現出來的“真人”就是片面化的,是媒體想要觀眾看到的“擬態真人”。
3 解構競技體育真人秀節目
3.1 人物和競技項目選擇的話題性
真人秀節目作為一檔電視節目,必須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大眾審美需求。如何選擇參與嘉賓和比賽項目至關重要。
“來吧冠軍”在項目選擇上頗具技巧,12期節目均聚焦在大眾熟悉程度和接受程度較高的體育項目上,例如足球、籃球、游泳等。這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觀眾基數,契合了全民體育的宗旨。具備較強的觀賞性是這些項目被選擇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團隊參與的足球、籃球和排球項目中,隊員眾多,由于個體差異而產生的戲劇沖突也會大大增強節目的可觀賞性。再加上,每期都有不同的高顏值明星參與進來,提升了節目的視覺美感。除了根據受眾追星特點以及比賽項目需求選取適合的明星參與之外,節目所邀請的專業運動員也自帶粉絲效應,例如李娜、孫楊和鄒市明,前兩者除了非凡的冠軍實力之外,自身就具備姣好的外形條件,孫楊的新 浪微博粉絲數量更是高達2700萬,趕超眾多娛樂明星。而鄒市明在2015年參加錄制的親子戶外真人秀節目“爸爸去哪兒”,展現出不同于拳臺之上的呆萌奶爸形象,深受觀眾喜歡。
3.2 節目環節設計推陳出新
尹鴻教授認為在真人秀節目中,懸念是推動節目、觀眾和故事發展的動力元素;競爭是形成人物關系和情節變化的結構元素。[5]這二者是一檔真人秀節目能夠熱播的必要因素。
“來吧冠軍”在環節的編排上,尤其注重競爭和制造懸念。世界冠軍與業余的明星選手之間畢竟實力懸殊,即使借助新奇的道具和規則,也無法彌補競技技能力上的差距。職業運動員最終取得比賽勝利是大部分觀眾能夠想到的結果,因此,可以說,在節目中觀眾關注的焦點并不是最終誰贏誰輸,而是比賽過程中雙方的表現。節目通過自制比賽環節規則、啟用特殊道具等方式,力求增加比賽的懸念性,實現了業余明星選手挑戰職業冠軍在實力上的“平等性”。
3.3 內容編排凸顯戲劇張力
“來吧冠軍”在節目內容編排上,注重專業和娛樂相融合。真正的競技體育比賽是嚴肅而緊張的,然而當競技體育走進電視綜藝節目,必須要考慮兩者如何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才能即激發冠軍們的專業技能,同時促使明星參與體育項目的綜藝娛樂細胞充分釋放。
“來吧冠軍”啟用了資深綜藝節目主持人何炅擔任比賽仲裁,實則擔任了整體節目進度的掌控者。在正式比賽環節中,他自然擔任了比賽的解說員。綜藝節目主持人對于節目的趣味性表達明顯增加,他們比職業的比賽解說員更加輕松活潑,例如在講解比賽中帶入了更多網絡語言、調侃語言,符合了電視節目的娛樂效果需求,觀眾在觀賞比賽的時候不會產生疲勞感和乏味感。語言更加直白簡單,淺顯易懂,方便觀眾更好的閱讀比賽,了解比賽細節。
3.4 角色塑造立體而鮮明
在過去,對于職業運動員的紀錄片和訪談,絕大多數都是聚焦在他們的刻苦訓練上,講述榮耀背后的心酸和努力,因此,我們看到的是運動員嚴肅緊張的生活狀態、高強度的訓練安排。明星方面,偶像崇拜更是當今社會一種極為普遍的現象,明星身上的光環讓他們變得神秘而有距離感。
“來吧冠軍”在人物角色和個性展現方面,進行了深入挖掘,讓偶像明星摘下光環,變得更加親民,讓運動員適度脫離嚴肅的競技狀態,展現生活中活潑的一面。他們都在節目中自由地展現著自己的喜怒哀樂。
4 結 論
在如今真人秀大行其道的中國電視節目中,采用適當的娛樂化方式,符合傳播學理論,可以起到更好的傳播效果。“來吧冠軍”將明星、競技體育比賽和綜藝元素相融合,是體育綜藝節目的全新嘗試。通過明星效應引發社會關注,選取大眾項目進行全民推廣,精心設計節目環節,進行內容編排,塑造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縮小了觀眾與競技體育之間的距離,增強對體育項目的認知。在節目中展現出的對突破自我的追求,頑強拼搏的精神面貌,正是競技體育的魅力所在。當前的競技體育真人秀節目發展尚未成熟,因此,如何讓其保持長期的活力需要體育人和電視人共同努力,不斷創新,在鞏固基礎的同時充分挖掘競技體育的特點,使其生命力不斷提升。
參考文獻:
[1]張呂,雷雨晴.真人秀節目創作的原理與原創[J].中國電視,2016(2).
關鍵詞: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可持續發展;非均衡模式;協調發展
中圖分類號: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2076(2014)01-00-00
目前,我國競技體育項目發展的非均衡現象較為嚴重,競技體育發展從其內部門類項目來講,出現了“一邊倒”的發展怪相。對于乒乓球、羽毛球、跳水、舉重、射擊等傳統優勢項目來說,長期保持強盛狀況,在奧運賽場以及其它賽場中保持著一種“霸主”地位[1]。而對于足球、籃球、網球、田徑、自行車等觀眾喜愛的體育項目而言,則長期處于疲軟狀態,只能充當各類賽場的過客甚至是看客,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巨大差距。作為黨的十代表,蔡振華針對競技體育項目的發展指出:“近幾屆奧運會上中國體育代表團穩居金牌榜前列,尤其是在北京奧運會上取得了金牌總數第一的歷史突破,成為中國體育發展史上光輝的里程碑。但從建設體育強國的目標看,我們也要冷靜地看到不足。我們在發展結構和質量上還存在突出的問題,三大球項目和田徑等基礎大項與世界先進水平差距巨大,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不滿意。針對這種情況,我們要在弱勢項目的發展提高方面下更大的工夫,特別是在包括足球在內的三大球的發展上,要有緊迫感和責任感。這些項目不同于一般項目,國際影響大、教育功能強、經濟價值高,老百姓喜歡,這些項目的水平是一個國家和地區體育的核心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的重要表現,發展好這些項目,體育界責無旁貸。”[2]
競技體育內部各門類是按照門綱目科屬種的劃分方法,并依據各項目的表現特點,對競技體育運動各種項目所實施的劃分。在征求專家意見的基礎上,以奧運會比賽所設項目為例,可將其分為球類、田徑、射類、操類、格斗、抗阻、水上、騎術和組合9類。就倫敦、悉尼和北京奧運會的統計結果顯示,現已形成以“操類、抗阻和球類穩居塔頂,射類、格斗和水上立于塔腰,田徑、騎術和組合位于塔底”為特征的三大階梯狀態。9大門類項目中,田徑、騎術和組合的奧運成績貢獻率從沒超過2.0%,隸屬絕對弱勢項目;抗阻門類項目主要為舉重,其奧運成績貢獻率從沒低于40.0%;剩余的球類、射類、格斗、操類和水上5大門類內各個項目間的非均衡現象依然非常突出,難以實現競技體育內部各門類項目的可持續發展,有待引起足夠重視并予以解決[3]。而這種現狀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除與對“縮短戰線、保證重點”的發展戰略認識不足之外,更與“單兵獨進”現象嚴重有著直接的關聯。由此致使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短板”,其各類矛盾或沖突正在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展現出來并呈現出非均衡的發展態勢。從木桶原理來講,這種“短板”及其效應儼然已經導致了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矛盾[4]。應對這種“短板”效應,最根本的舉措就是堅持科學發展觀的指導,實現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全面、協調的可持續發展。
1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發展的失衡現狀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形勢的發展,我國競技體育面臨的主要矛盾在不斷變化,奧運爭光計劃也在不斷調整。在起初以實現奧運金牌零的突破作為該計劃核心內容的目標指引下,國家加大支持力度地重點強化了一些優勢項目的發展,并在射擊項目上率先取得了突破而圓滿地實現了該計劃目標。現如今,我國的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奪金點進入了飽和狀態,其奪金實力后勁略顯不足。在這種情況下,挖掘潛優勢項目與發展落后項目成為了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發展面臨的主要任務。而只有順利的解決好這項任務,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才能實現實質性的可持續發展。這就促使在處理重點與非重點關系的問題上要堅持辯證思維,既不能顧此失彼,也不能搞單兵獨進。而是在突出重點的同時,實現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全面、協調的可持續發展。
山東體育學院學報第30卷第1期2014年2月 孔慶波基于失衡現狀的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發展研究No.1 2014 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近些年來,我國競技體育所遇到的內部門類項目發展不平衡以及門類內項目的結構性矛盾問題日益突出,成為了制約我國競技體育可持續發展的瓶頸,促使如何平衡、協調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發展成為了我國競技體育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的發展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全面發展與協調發展相統一的原則,使得我國競技體育事業能夠沿著正確的軌道前行。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實現可持續發展是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全面、協調發展的根本目標[5]。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最有效與最根本的辦法就是“統籌兼顧”。一方面,要堅持全面的發展觀,把握好當前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發展的主要矛盾,統籌好主次矛盾關系,減少發展過程中的“短板”效應,實現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的均衡發展與全面發展;另一方面,要堅持協調的發展觀,統籌好門類間與門類內項目間發展,既要突出優勢門類與重點項目,也要兼顧劣勢門類與非重點項目,從而實現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的良性互動與優化發展。
2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發展的理念定位——可持續發展
在后奧運時代,我國要想長期保持競技體育的國際競爭力,就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和實施可持續發展理念。黨和政府反復強調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構建和諧社會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是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在當今社會,可持續發展理念已經滲透到各個領域、各個行業,體育領域或體育行業也不例外。在體育事業的發展過程中,可持續發展理論不僅為其提供了理論支撐,而且為其指明了發展方向。如果脫離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定位,競技體育將難以實現其健康發展。就這一問題的深刻反思,在世界范圍內不乏例證。
日本政府曾在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后對國內體育政策進行了大幅度地調整,而這種調整卻起到了適得其反的效果,致使日本的競技體育成就不但沒有提升,反而呈現出大幅下滑的趨勢,給世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訓。以此為鑒,要想實現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的可持續發展,就需要積極地轉變政府職能,改革和創新績效考核內容與方式,不要單純地追求項目金牌與獎牌數量,而要真正實現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的全面、協調發展。現如今,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出現了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而且這一問題還顯得尤為突出。以倫敦奧運會為例,我國傳統競技體育項目依然保持強勢,成為納金或納牌大戶,但是對于馬術、足球、鐵人三項等競技體育項目而言,則依然處于疲軟狀態。這充分說明,要想實現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全面、協調的可持續發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近些年來,計劃經濟對競技體育發展的影響依然可見,使其運作模式與思維方式很難適合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在新的社會環境下,積極全面發展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將有著更為特殊的意義和價值。因此,對于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而言,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不僅是其始終堅持的發展理念,更是其不斷追求的發展目標。促使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的發展還須在保持優勢門類與重點項目平穩發展的同時,注重發展各類非優勢門類與項目,從而實現其內部門類項目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在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指導下,無論是競技體育的內部系統,還是競技體育的外部系統,都將走向一條全面、協調的發展之路。
3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可持續發展的模式選擇——非均衡發展
在我國,“模式”作為一個具有學術意義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83年社會學家提出的“蘇南模式”。從此以后,各類“模式”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如“溫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等。費先生眼中的“模式”是指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某地區所創造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發展方式。對各個地區、各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而言,選擇正確的發展模式是實現其發展目標的前提條件。
3.1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非均衡發展模式選擇的必然性
伴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與發展,國家體育總局提出了“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競技體育發展指導思想[6]。作為非均衡發展模式構建的客觀要求,依據“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指導思想,可在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中明確區分有所為和無所為的競技項目,為積極實現優勢項目或潛優勢項目的“有所為”和暫時保持弱勢項目的“有所不為”奠定基礎。在這一政策背景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的發展必須采取非均衡的發展模式,以實現其全面的可持續發展。后期的發展實踐也證明,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的發展應當選擇非均衡的發展模式。這是對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可持續發展思路的高度概括,是市場經濟轉型時期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發展必須遵循的模式。
具體來講,應該“以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思想為指導,在充分發揮舉國體制優勢的基礎上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優勢項目、發展具有地方特色或高校特色的競技品牌。以競技體育內部優勢項目為龍頭,以競技體育內部優勢門類為主導,以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強省或強校為支撐,形成優勢帶動弱勢、強省強校帶動弱省弱校的“彗星”發展模式[7]。即不但要在創新計劃機制的舉國體制模式下統籌發展奪牌項目或者潛在奪牌項目,更要進行適度改革以加快發展非奪牌項目或難奪牌項目的建設與發展。
對于舉國體制下成績不突出但又深受群眾喜愛的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如足球、田徑、游泳、網球、自行車等等,可以引入市場運作模式,以協會或者俱樂部的形式參與市場競爭。與此同時,積極擴大訓練基地面積,增加比賽的次數,使這些劣勢項目形成規模化的發展[8]。即重點項目重點設置,在突出優勢項目、發展劣勢項目的基礎上,調整項目組織結構、項目投資結構和項目資產結構,實現在突破難點、緊抓重點、以點帶面的非均衡發展模式下搞活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全局的可持續發展。這樣不僅可以提高奧運優勢項目的奪牌或奪金系數,而且可以增加舉國體制改革的新經驗和新手段。要想實現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的可持續發展,必須要堅持和發展非均衡發展模式。
3.2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非均衡發展模式選擇的可行性
在不同的階段,我國競技體育制定了不同的目標與任務[9]。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先后對競技體育做出了三次重大戰略調整。第一次是“優先發展”戰略,形成于上世紀70年代末期。具體內容為:全國各級體委要審視世界發展,立足地區實際,積極地為奧運作貢獻。第二次是“群眾體育與競技體育”協調發展戰略,形成于上世紀80年代。具體內容為:要努力實現以奧運會為最高層次的競技戰略與以青少年為重點的全民健身戰略的協調發展。第三次是“可持續發展”戰略,形成于上世紀90年代,并一直延續至今。具體內容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為基礎,實現各類競技體育項目的協調發展。中國競技體育的三次重大戰略調整,既是適應國際宏觀環境的客觀要求,也是滿足中國競技體育微觀環境與中觀環境的必然選擇。特別是第三次“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以立法的形式來促進競技體育的發展還屬首例,掀開了我國競技體育發展的新篇章。從歷史的視角看,三次重大戰略調整,充分體現了中國競技體育由非均衡發展到均衡發展的歷程[10]。由此判斷當前中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的非均衡發展模式,完全符合我國競技體育的發展戰略,并成為該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的非均衡發展須以我國競技體育項目的失衡現狀為出發點和立足點,各地區和高校在優先發展其優勢門類或項目的基礎上帶動其他門類項目的發展,并最終實現共同與全面的可持續發展。也就是說,共同發展與全面發展是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始終追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要想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經歷一段艱辛的歷程,而且這段歷程應當帶有非均衡的特點。在發展實踐中,要依據自身的資源優勢與區位優勢,揚長避短、量力而行、區別對待、靈活發展。對于各省、各地區、各高校而言,也要立足自身實際,積極發展優勢項目,在努力打造特色品牌的同時,摸索一套適合自身、公平發展與高校發展相統一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在整個過程中,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將經歷由單一發展到全面發展、由不公平發展到公平發展、由非均衡發展到均衡發展的非均衡式的過程性演變。基于目前各省、各地區、各高校在發展水平、發展條件、發展前景等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異,須采取有針對性的非均衡發展措施,以實現“優勢維持、潛優勢開發和劣勢扶持”的非均衡發展模式。
對于競技體育內部優勢門類或項目而言,要繼續實現其穩定、持續的發展,首當其選的是采取維持型發展模式。該模式突出在優勢競技體育內部門類或項目原有資源投入力度與規模的基礎上,不再增加人力、物力和財力。強調在借鑒以往發展思路的基礎上,建立優勢門類內部各項目之間相互協調、經驗借鑒、互為補充的發展機制,形成競技體育內部門類的優勢項目群。對于競技體育內部潛優勢門類或項目而言,要切實加大開發力度,采取開發型發展模式。我國競技體育內部的潛優勢門類或項目大多已經具備了領先世界前列的競技實力,但由于在發展過程中由于某個或某些環節的不完善,還不能實現其作為優勢門類或項目的競技目標。由此,這類競技體育內部門類或項目還需另辟開發視角,不斷完善各種薄弱環節,在國際大賽中形成沖金優勢。對于競技體育內部劣勢門類或項目而言,要加大支持力度,采取政府扶持型發展模式。受“縮短戰線、保證重點”戰略的影響,有些競技體育內部門類或項目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的投入嚴重不足,導致處在整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發展的邊緣,亟待引起重視并予以資源扶持,以實現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的整體全面發展。
4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可持續發展的思路判定——協調發展
4.1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協調發展思路判定的必然性
在世界范圍內,國家競技體育綜合實力的衡量標準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由單一化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除了奧運金牌數或獎牌數的指標外,國際體壇話語權、運動技術整體實力、體育的科學化程度、體育產業國際化程度、國民的體育意識等等,都是衡量國家競技體育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11]。在此背景下,世界競技體育的發展理念與發展趨勢都發生了重大轉變,促使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的發展與規劃必須改變過去片面地追求“提高運動技術水平、為國爭光”的發展思路,而以協調發展理念為基礎,在兼顧增長與發展、整體與局部、當代與未來等多方面做出相應的調整。在新形勢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發展應當全面地堅持“進一步提升我國競技體育的整體實力和綜合競爭力”,必須摒棄優勢項目的“單打獨斗”,拋棄運動技術水平的“片面提升”,在改變以傳統優勢項目為中心的發展模式與發展思路的基礎上實現它的整體協調發展。在實現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協調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轉變“縮短戰線,保證重點”的發展思路與工作方針,并將提升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整體實力與核心競爭力作為今后工作的發展重心。為了滿足該項要求,必須通過項目布局調整、政策方針扶持、資金資源投入等有效措施,大力發展除優勢項目或潛在優勢項目以外的重點項目,如球類項目、游泳項目、田徑項目等。只有這些項目水平的提高,才能對提升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核心競爭力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12]。因此,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的協調發展必須要依據科學理論與體育實踐,正確調整項目結構,充分挖掘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成績新的增長點,才能有效彌補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項目發展中的各項不足。
4.2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協調發展思路判定的可行性
對于競技體育內部來說,要想實現自身的協調發展,首先要實現自身運作模式的協調發展。而要想實現運作模式的協調發展,就必須實現社會總體的改革與調整。從這個邏輯關系不難看出,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調整與完善,“管辦一體”的競技體育內部運作模式的基礎條件逐漸消失。按照社會總體改革現狀,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發展必須摒棄“管辦一體”的運作模式,而要實施“管辦分離”的運作模式[13]。也就是說,在保證國家發展主體角色不變的條件下,正確區分實施主體與發展主體,全面掌握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的內涵與要求。截至目前,各級政府體育職能部門依然壟斷著各類體育資源。對此,這些職能部門就必須充當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發展主體的角色,同時承擔發展主體應當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具體而言,這些職能部門須憑借著自身的資源優勢,綜合運用經濟、行政、法律等各種調控手段,充分發揮市場調節、政策制定、措施實施等相關職能,總體把握和實施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的協調發展。當然,政府職能部門承擔發展主體的責任,并不意味著其就是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發展具體事務的實際操作者。因為,如果他們成為實際操作者,就會嚴重地削弱自身的宏觀管理職能。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其運作機制與管理體制都帶有明顯的行政化特點,這與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相悖。對此,政府以及相關職能部門須要全面審視市場經濟的發展變化,將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發展過程中的具體事務操作權歸還給市場主體、社會團體以及其它相關部門。只有這樣,才能切實保證競技體育內部運行的順利實施,才能有效推動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的深入改革。
在實踐中,要積極調整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布局,努力實現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協調發展,除了發展傳統優勢項目或潛在優勢項目以外,要重點發展各類弱勢項目或非傳統項目[14]。這樣做不僅提升了傳統優勢項目的影響力,而且增強了弱勢項目的競爭力。具體而言,要重新分配人、財、物、信息等各類資源,將資源向弱勢項目靠攏,并以此為突破口,拓寬優勢項目的范圍,縮小弱勢項目的范圍。對于競技體育內部來講,其人才培養模式也要實現協調發展。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采取多元化的人才培養模式。要穩定現有的專業隊基本架構,以切實提高人才培養質量;要綜合運用聯合培養、委托培養、授權培養等多種人才培養方式,以拓寬人才培養渠道,進而實現專業隊在體制內和體制外雙路并舉的發展局面;要積極轉變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運動員的選拔模式,以實現競技體育人才的合理、協調流動[15];要在現有運動員選拔模式的基礎上,積極組織和推廣如單項體育競賽、商業性體育競賽、職業體育競賽等各類體育競賽,在競賽中發現、選拔各類競技體育人才。除此之外,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的協調發展,需要以完善的保障體系作支撐。而這里所說的保障體系,是運動員的多元保障體系。這一體系建立在社會保障的基礎之上,并且以商業保障與自我保障為有效補充。主要包括:建立和完善運動員從業期間的重大賽事的商業保險以及勞動醫療保險;建立和完善以產權關系為基礎、覆蓋政府、運動員、社會組織、投資者等各方利益的收益分配制度;建立和完善以高校為基地、經費籌資多元化的再就業保障體系。在這種保障體系的帶動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協調發展的目標才得以順利實現。
5結語
要想實現我國競技體育內部門類項目的協調發展,還須在保持優勢項目平穩發展的同時,重點發展各類非優勢項目,從而真正實現全面、健康、可持續的發展。重點項目重點設置,在突出建設優勢項目的同時,重點發展劣勢項目,調整競技體育內部門類及項目的組織結構、投資結構和運作模式,在非均衡發展模式下搞活全局,在協調發展理念下全面發展,真正實現競技體育內部門類及項目資源配置和管理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只有這樣,才能順利實現我國競技體育門類項目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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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操規則是體操運動發展的必然產物,從1949年世界上第一部體操競賽評分規則誕生以來,隨著技術的發展與現實的需要,國際體操規則就一直處于不斷推陳出新的發展之中。新的規則一經確定,對體操的訓練和比賽立即起了一種制約和推動相結合的促進作用。因此很有必要去討論研究規則的變革與體操運動技術發展創新的關系。
(一)研究方法
文獻資料法;實況錄像觀察法;數據統計法;邏輯推理法。
(二)新規則確定新方向
從1997年開始國際體操聯合會對體操競賽規則進行了較大修改,首先是在世界體操錦標和奧運會上不再進行規定動作比賽,只進行自選動作比賽。其次是對團體賽上場和記分的人數作了調整,團體決賽記分辦法由6-6-5制改為6-5-4制,即每隊可報6人,但每個單項只能派5人上場,記各項成績較優的前4名作為團體成績。在2001-2008年新的規則中又把團體決賽記分辦法調整為6-3-3制,即每隊報名6人,每個單項只能派3人上場,這3人的總分就是全隊在該項目中的得分。新的競賽規程從表面上看,參賽的人數減少了,似乎是“降低了團體賽的難度”,然而如果參賽隊某一個人在某一個項目上出現失誤,將嚴重影響團體成績,往往是無法彌補的。2001年世界體操錦標賽韓國隊一名隊員在比賽中受傷,導致團體名次急速下滑就是一例,因此新的競賽規程使競賽變得更為殘酷。
(三)開拓創新是體操運動發展的永恒主題
1.在技術訓練規則競賽的發展中,總是不斷地積累知識,改進方法,當知識積累到原有的理論解釋不清時,就要以新的理論、觀點和方法對舊東西進行突破。這種量的積累與質的突破是一種辯證關系,認識、研究,遵循這個辯證關系乃是創新思想的重要前提。縱觀近年來的國際體操發展趨勢,其技術創新周期縮短,更替速度加快,移植變化增多。
2.技術創新是體操運動之生命。縱觀當今世界體操運動技術的發展之快,一個運動隊,一名運動員如果在體操比賽中沒有高難度的創新動作,要想取得好成績是很困難的。因此體操運動中動作的創新與推廣,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體操技術的發展趨勢。
體操技術的創新表現為在繼承的基礎上開拓新的領域,發現新的方法,增添新的內容,為競技術體操原有的體系不斷提供新知識和新認識。通過技術革新,使動作質量得到提高。像單杠“鞭打”技術,“后擺振浪”新技術的出現,對各項擺動動作的質量和創新都起到了推動作用。而美國運動員托馬斯把鞍馬全旋拓展為“大分腿波浪全旋”使鞍馬技術領域得到了新的開發,向著立體化的方向發展。希臘著名運動員梅里桑笛與我國運動員李小鵬,老動作新做法,把跳馬上的屈體后空翻兩周和前手翻真體前空翻轉體900°改為用踺子上板后手翻連接,不僅使該動作達到了10分的起評分,而且分別在2001年和2002年被國際體聯確認是創新動作,命名為“梅里桑笛和李小鵬跳”。另外動作之間的連接編排也是可以不斷創新的一大領域。
(四)體操特征變異與規則演變的辨證關系
1.技術創新必須遵循競賽規則,沒有體操規則,體操創新也就無從談起。現在的體操比賽是高難度、高質量、高規格的較量。一套自選動作,不但要追求較高的起評分,而且要有創新動作,這樣才能獲得高分。在比賽中無論運動員的動作多么驚險、優美、高難,但只有在體操規則的約束中才能爭桂奪冠,裁判員也必須以規則為準繩來裁定競技者的名次。體育競技之花要在競賽規則的限制中開放,日新月異的運動技術需在競賽規則的約束下創造,否則就要被淘汰。如在80年代中后期男子跳馬上曾一度出現了側手翻接側空翻騰越動作,落地是分腿依次著地。雖然這是個創新動作,但不符合規則要求(規則要求無論什么項目在最后落地時都應并腿著地)所以很快被淘汰。再如幾年前在美國舉行的世界職業體操單項比賽,匈牙利一名運動員在吊環單項比賽中前半套動作的難度和質量都達到了高水準,最后的動作是倒立落下經水平支撐至水平懸垂,然后一松手成俯臥趴在墊子上。雖然整套動作很新奇、獨特,可是裁判員以規則為準繩判他無下法。因為整套動作不完整,違背了規則精神,所以不是發展方向。以上兩例都說明了一個道理,就是體操比賽必須遵循規則的要求。
2.技術超越、補充和發展了規則遵循競賽規則,在競賽規則的限制中創造優異成績,固然是天才的事業,而以領先的技術超越傳統的競賽規則,并促使其做出相應的變革以肯定此種超越而獲得優勝,則更是天才和膽略的壯舉。超越規則者不僅要有遠見卓識,還要有足夠的膽略和勇氣。第一個在國際體操賽場以踺子后手翻上板踏跳做支撐類動作超越了跳馬比賽規則的運動員曾被傳統規則判為動作無效而失去奪冠機會,但鑒于此種新技術的先進性和可接受性,體操規則又很快“承認”了這種超越。我國江門市業余體校運動員在世界中學生運動會中首先在雙杠上創造了向后大回環的新動作,但因杠高只有1.70m(從地面量起),運動員在懸垂時必須屈腿才能完成。根據規則要求也應給予扣分。但由于這是一種創新技術,代表著雙杠運動的發展方向,因此這種新技術很快被國際體操聯合會認可,并將規則作了相應的補充和修改,為了有利于運動員完成動作,把雙杠的高度提高到目前的1.75m(從墊子上量起)。所以說體操技術的超越不僅能導致競賽規則的發展和逐步完善,而且又能夠促使體操器械的革新和變化,以適應體操技術發展的需求。
3.器械的革新導致了技術的發展,體操技術的創新發展與器械的革新有著密切的聯系。現代體操運動技術的飛速發展,運動員表現能力的進一步提高,體操訓練、競賽的場地與設備更新起到了重要作用。60年代以來,縱跳馬長由1.80m縮短為1.60m,目前男、女已用同樣形狀的馬(蘑菇型)。助跳板由15cm增高到20cm,助跑距離由70年代的20m增加到25m(女子不限)并突破了支撐分區的限制。由于規則的變革導致了一大批跳馬復合空翻類型的高難度騰越動作的產生。隨著鞍馬運動技術的發展,原來的拱型環又改為平直型鞍環,使鞍馬的單環動作增多,并向著立體化的方向發展。再如平衡木的硬性木面被橡膠覆蓋層的彈性結構所取代,從而使自由體操中的跟頭搬上了平衡木。最具典型意義的是高低杠兩杠之間的規定距離從85cm開始被一次又一次的超越,杠面由橢圓改變成圓形,直徑也有所縮小。于是使女子運動員在高低杠上做出了毫不遜色于男子單杠技術的“特長切夫騰越”和“京格爾空翻”抓杠等高難度的飛行動作。另外各種不勝枚舉的訓練輔助器材的誕生和革新,更使教練員們在訓練中得心應手,這已為多年的訓練和比賽所證實。因此說器械設備的更新對體操技術的發展起到了促進和保障作用。當然,無論是技術創新還是器械革新,對規則的超越并非是毫無依據的魯莽之舉。只有在總體上把握住本競技項目的發展脈絡,并根據具體的競技形勢而作出領先性、方向性的超越,才是對競賽規則的成功超越,并促使其做出相應的變革。
4.體操評分規則的成熟與穩定,1989年出版的規則補充了“技術和姿勢錯誤的劃分等級,即小錯誤、中錯誤和大錯誤”。在單項決賽中,有條件的裁判員評分使用0.05分。1993年的規則擴大了0.05分使用范圍,增加了加分,明確了各項目的特殊要求。1997年版的規則對裁判的組織和職責作了較大的修改。即A組負責對成套動作評分和B組對動作的完成情況評分。2001年版的規則在動作組的劃分上修改比較大,各項動作分為5個結構組。2006年1月1日實施的新規則中,取消了10分為滿的做法,使打分更加細化。把裁判打分分為難度分(A)和完成分(B)兩組。A組的起評分為0分,沒有上限;B組滿分為10分。這樣體操分數可以不斷被刷新。從體操規則的演變與發展過程來看,體操評分趨于標準化、細節化,規則更具操作性,盡可能地避免人為因素對比賽結果的影響,從而將體操比賽引向公平、公正的發展方向。
五、結束語
(一)在體操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如果不大膽開拓創新,動作還是老一套,就要無情遭淘汰。
(二)新的國際體操評分規則實施后,必將加快難度創新的步伐。我國的體操健兒和體操工作者要根據競賽規則精神,扎扎實實的做好本職工作,開發具有自身特點的技術領域,在訓練中要注重“訓練規劃時代性,技術模式超前性,難度發展高效性”。在技術發展創新的過程中,一方面不要無端地偏離競賽規則而使自己的心血付諸東流,另一方面也不要怯于傳統規則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因為無論是遵循規則還是超越規則,都是為了創造領先于他人的優異成績。既要努力地遵循規則,又要大膽并深謀遠慮地超越規則,這才是體操競技者們應該掌握的辯證法。
然而,事物的發展是無限的,體操競賽規則也是隨著體操運動技術的發展而不斷修改,實際上競賽規則只是某一時期對某一競賽項目的規范、規格的約定性概括。因此說,體操技術的發展創新的客觀存在,決定了競賽規則,而競賽規則又反作用于體操競技的實踐運動,這便是體操技術的發展創新與競賽規則的辯證關系,縱觀體操運動的發展史,可以說是一部不斷創造競賽規則又不斷超越規則,改革規則,補充規則和發展規則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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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低碳經濟; 碳金融機制; 經濟主體
一、引 言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呈現粗放式的特點,對能源和資源依賴度較高,單位GDP能耗和主要產品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費國家的平均水平,中國能源消費和由其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凈增長趨勢顯示中國對能源的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是不斷增長的,能源的高能耗勢必帶來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而且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中國更不愿意以降低人均收入或減緩經濟增長來實現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從而使二氧化碳減排任務變得更加艱巨。中國要發展低碳經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就需要發達國家提供技術和資金支持。同時由于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在溫室氣體的排放問題存在爭議。
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氣候談判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就減排承諾、資金、技術轉讓等具體問題展開了博弈。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談判中的博弈直接影響著發展中國家實現低碳經濟的進程和途徑,進而影響中國低碳經濟的發展。
基于上述分析,國內外有關國際氣候談判問題的理論研究很少涉及。如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間的氣候談判博弈,國內政府與企業,尤其是高能耗企業間的博弈等,這些低碳經濟參與主體之間在節能減排上存在著決策上的沖突和矛盾。本文擬分析國內外研究現狀和變動趨勢及其成因。
二、我國低碳經濟不同主體行為的博弈分析
(一)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談判博弈
該博弈樹相關均衡要求發展中國家在哥本哈根議定書時期采取高減排策略,發達國家在京都議定書時期更傾向于采取高減排策略,在長久時期等概率的選擇低減排和高減排策略。這一均衡結果符合京都議定書的規定和哥本哈根時期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提出的要求。在京都議定書時期發達國家處于重工業化時期,相對于發展中國家,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京都議定書規定到2010年,所有發達國家都要不同程度地削減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而到了哥本哈根協議時期,一些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快速工業化進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消費大量能源和資源,這些國家的未來經濟發展需要較大的能源需求和溫室氣體排放空間。而一些發達國家已經逐漸進入后工業化時代,能源消耗回落,溫室氣體排放也相應減少,發達國家以國家的排放總量為標準,要求處于工業化進程中高排放的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的排放責任,而沒有考慮到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排放情況和當前及未來發展需求,同時發展中國家從人均排放量和歷史排放責任出發,要求發達國家承擔歷史排放責任,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資金和技術支持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實現低碳經濟。
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要發展低碳經濟就需要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國際合作,在國際氣候談判中堅持共同但區別的責任,呼吁發達國家承擔歷史排放責任,考慮人均排放量和各國的發展水平,率先大幅量化減排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
(二)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博弈分析
從上節的分析可以看出發達國家的減排態度和努力程度直接影響著發展中國家的低碳經濟發展,發達國家通過氣候談判對我國實現低碳經濟施加了減排壓力。除了來自國際上的壓力外,在我國國內,政府與企業,尤其是高能耗企業作為低碳經濟的參與主體,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在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問題上也存在著決策上的沖突和矛盾。
1. 政府建立激勵機制促進企業減排
政府是發展低碳經濟的推動者,也是低碳經濟政策的制定者,企業尤其是高能耗企業則是實現低碳經濟的直接行動者。企業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利潤,否則就會失去競爭力沒有辦法生存,而節能減排或者開發新能源都會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企業擁有發展低碳經濟政策的完全信息,但是缺乏節能減排的激勵機制,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企業往往會采取逆向選擇。政府如何通過政策引導,采取鼓勵性手段讓綠色企業能夠在行業中更好發展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
2. 企業夸大減排量以獲取高補貼
在政府提供減排補貼的激勵下,企業會更加積極地進行節能減排,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性,政府并不能觀察到企業的真實減排情況,只能通過企業呈遞的溫室氣體排放報告來判斷企業是否進行了節能減排,同基準期相比的減排量是多少,而企業為了獲得更多的稅收等方面的優惠,往往會呈遞虛假減排報告,夸大減排量,甚至并未采取任何減排措施卻偽造減排報告來謀取減排補貼。對此情況,政府會選擇對企業呈遞的減排報告進行審核,以獲知其是否與該企業的真實減排情況相符,或者選擇不審核,完全根據企業減排報告中的減排量給予減排補貼。鑒于傳統經濟模式下國有企業行為目標選擇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在向低碳經濟發展模式轉型過程中,有必要對國有企業微觀經濟主體行為目標作出適應時展需要的選擇。
在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下,作為影響較大的微觀經濟主體――國有企業,其行為目標既應與宏觀經濟目標協調一致,還應體現利益相關者利益的長期價值導向。即經濟主體行為目標的選擇應既是自利的,又是利他的。基于此,我國國有企業這一類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目標應界定為:價值的可持續增長。
三、政策建議
本文結合中國能源結構現狀和前文中對我國低碳經濟不同主體間行為的博弈分析提出一些政策建議,為中國走低碳經濟道路選擇合理的途徑:
1.鼓勵低碳消費,根據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制定節能減排規劃,優化產業結構,提高能源效率,加快能源結構調整,減少化石能源消耗,并借鑒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經驗,積極倡導提高碳匯技術,大力發展清潔能源,實現能源結構多元化,以降低對石油、煤炭的過度依賴。由于煤炭在很長時間內或者說很大程度上還是我國能源一個主要支柱,因此開發清潔煤對我國發展低碳經濟來說尤為重要。
2.建立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法規,形成有利于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效機制與我國低碳經濟不同主體行為的博弈分析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措施,為企業發展低碳經濟創造政策和市場環境;在政策、信貸、稅收等方面,建立支持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激勵、約束機制,支持和鼓勵企業開展清潔生產,提高能效;同時要建立完善的能源消費和碳減排統計數據庫,完善以目標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低碳經濟統計、監測、評價和考核體系,以了解企業的真實減排情況。
3.企業要積極響應政府關于節能減排的政策規定,從產品設計、生產到回收的各個環節加強監控,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并加大低碳技術的開發投入力度,開發和掌握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能源技術,建立低碳技術創新體系,同時增加科研經費投入,加強技術創新能力,加大培養和引進科技人才,為發展低碳經濟提供技術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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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謝淑萍(1968-),黑龍江哈爾濱人,哈爾濱商業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數量經濟學博士,管理學博士后,研究方向:產業經濟,金融學
[關鍵詞]目標管理 經濟效益 效益提升優化
[中圖分類號]F275.3 [文章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446(2013)1-2-0041-02
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的今天,企業的發展和生存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尤其對我國的企業而言,由于在邁向現代企業行列的時間不足,企業的管理工作和現代化的管理要求之間存在較大的距離。而要想加入到全球市場,參與更大范圍的競爭,除了需要結合當前實際之外,還要進一步的探索出一種能夠分清經濟責任的管理制度,這一制度能夠與企業內部經濟責任制相配套,更好的適應改革的需要。此外,更為重要的是,需要對企業經濟效益進行實時的分析,因為這一工作往往會影響到企業的經營決策是否科學,投入產出過程是否科學,企業經濟效益的提升是否可持續等,這些都是現代企業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可見,對現代企業而言,參與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正在加劇,如何利用自身的資源與能力獲取持續的競爭優勢已經成為企業發展中的重要戰略選擇。而一切的企業行為都應將經濟效益的提升作為其主要的戰略目標,唯有實現對經濟效益的獲取和優化,才能增強自身的實力。基于此,本文對目標管理視角下企業經濟效益的提升與優化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首先分析了現代企業推行目標成本管理的必要性和包含的內容,然后在此基礎上,從多個不同的層面討論了如何建設質量效益型企業,使現代企業擺脫困境,實現經濟效益的提升與優化。希望通過本文的工作為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通過一定的管理,促使其改變不合理的企業經營管理模式,向經濟效益提升和優化的方向努力。
1 現代企業推行目標管理的必要性和內容
1.1現代企業推行目標管理的必要性
(1)在現代企業的經營理念中,產品成本是作為企業綜合性的經濟指標出現的,它反映的是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產生的資源或貨幣消耗,當然,也會對企業的各項工作與經營管理的經濟效益進行集中的體現,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企業的經營水平。因此,企業在的生產經營活動中,推行目標管理是十分必要的,它能夠較高的控制企業的生產成本以及各項費用,使企業的經濟效益向積極的方面發展。
(2)在市場競爭越來越激勵的時代,強化企業的成本管理,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是轉換其經營機制的本質要求。在當前情況下,我國的企業正在遭遇著前所未有的困難與問題,如果對這些問題不能進行有效的處理,將會使企業陷入到虧損的漩渦之中。一般而言,造成現代企業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內部的原因,但是主要的原因還是在企業的內部。比如,企業的內部成本管理難以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有效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并未及時的形成,對企業發展的壓力與動力不足等,在這種情況下,推行企業的目標管理,對提升其經濟效益是非常關鍵的。
(3)來自國內外的大量的事實證明,目標管理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較好的解決企業的內部管理問題,這對促進企業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促使其取得更好的經濟效益是十分有幫助的。當然,隨著社會轉系的加劇,企業的成本管理和經濟效應的獲取方式都在發生著重要的變化。所以,對處于這一環境中的企業來說,注重目標成本費用管理,夯實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基礎,能夠較高的促進企業擺脫困境,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
1.2現代企業推行目標管理的內容
在現代企業的管理體系中,目標管理已經成為一種典型的管理模式,該模式的核心內容是目標成本管理,這種管理是通過市場核算與成本費用的模擬,將市場機制引入到企業的內部,然后按照企業內部的生產單位和管理部門的設置,進一步的核算出產品的內部成本與利潤;接下來,要對目標進行層層的分解,使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都能夠與市場向關聯,使其在直面市場的同時承擔來自于市場的壓力,這樣一來,企業的應變能力將會因此得到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的獲取也將成為可能。
2 多方舉措,促使現代企業實現經濟效益的提升與優化
2.1推動經營管理觀念的轉變
轉變企業的經營觀念首先要將新的觀念深印在各級管理者的腦海深處,使其能夠按照新觀念去觀察事物、思考決策、指導行動。可見,轉變觀念是一個大的復雜的工程,單有“第一管理者觀念”的轉變是遠遠不夠的,因此,該需要企業的所有管理者,尤其是各系統、各中層管理人員的觀念進行同步更新,繼而實現全員、全時空的觀念更新,只有這樣,經營管理觀念的“無形資產”價值才能被充分的體現出來。當然,觀念的轉變是有始無終的運動過程,因此,必須不斷的和反復的推進。只有這樣,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才會成為可能。
2.2使財務管理處于核心的地位
現代企業財務管理的核心地位表現在以下方面:(1)圍繞企業的最終目標調整其成本結構,將有限資金用到增加企業效益的提升方面;(2)積極的學習外來經驗,據以建立起企業內部管理的考核、激勵、約束體系和機制;(3)在現代企業中,需要構筑起大財務管理的格局,使各項管理都能夠圍繞財務管理展開,既能使財務管理的成本、資金、利潤指標延伸到企業管理的各個程序,還能使各項管理環節為追求既定最佳財務結果打好基礎。
2.3以質量為基礎,以效益為目標,開展現代企業建設
十以來,全國各類企業,都在積極的組織“轉軌變型”,都想通過生產型向生產經營型轉變,以此獲得更多的市場主動權。但是,能夠自如的適應市場變化的經營型企業一般都是注重質量效益的企業。為此,需要在企業的內部確立起質量管理的觀念,通過質量管理覆蓋企業的全部管理工作。具體做法包括通過抓個體質量實現對總體質量的管理,通過抓過程質量實現對最終質量的把握,通過提高人的質量實現各生產、管理環節的工作和服務質量的提升。
2.4確立企業最高的經營管理目標
對現代企業而言,獲得經濟效益的增長是其重要的戰略目標之一。這是因為,企業的經營目的是對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但是,現代企業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將工作重心轉到經濟效益這一中心工作上來,無論是企業的管理組織、管理制度、管理方式還是管理行為、管理方法,都應該在不同的程度對效益這個終極目標進行持續的追求。為此,現代企業需要強調效益目標的統帥地位,使企業以追求企業總體經濟效益統率各項工作的開展,并以此為最高目標制定企業的生產經營和管理目標。
2.5調整企業結構,提升企業運營績效
首先,需要對企業的機構重疊、職責重復、部門管理等問題進行解決,化解越位、和不到位的問題。為此,需要通過調整企業結構,來提升企業的運營績效,最大限度的優化企業的組織結構、節約物化勞動與活勞動,并以此為基礎,對企業的生產力布局精心的調整,將企業的發展潛力真正挖出來,建立起企業分配效率優先、投入產出掛鉤、生產經營銜接、資本合理流動、成本有效調控的管理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