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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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教意見范文第1篇
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新征程。在此背景下，全國上下掀起了新一輪學法、守法、用法的，各高校也加快推進了依法治校工作的深入研究與實踐。作為國家骨干高職院校、重慶市示范高職院校，重慶工商職業學院在依法治校工作方面進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績。本文將以重慶工商職業學院為例，對高職院校法治教育工作體系的搭建與實現進行研究，對其他高職院校開展依法治校工作有一定借鑒意義。
一、成立學生法律援助中心，搭建法治教育工作平臺
（一）明確目標任務，理清工作思路
為了更加系統有序地開展法治教育工作，重慶工商職業學院成立了學生法律援助中心。在中心正式成立之前，該校通過多方調研、認真研究、組織討論，明確了學生法律援助中心的目標任務和工作思路。該中心以“增強學生法律意識，維護學生合法權益，營造法律文化氛圍，維護校園和諧穩定”為目標，以“適應形勢、強化服務，貼近學生、擴大影響，創新機制、提高效能”為方針，搭建法律服務平臺，逐步有序地對學生開展法律宣傳教育和服務工作。同時，還明確了中心的四大工作任務，即：開展形式多樣的法律宣傳教育，實現個性化的法律咨詢服務，提供有針對性的法律援助，維護法制和諧校園。
（二）制訂建設方案，成立援助機構
根據學生法律援助中心的目標任務和工作思路，重慶工商職業學院制訂了《重慶工商職業學院大學生法律援助中心建設方案》，下發了《重慶工商職業學院關于加強大學生法律援助中心建設的意見》，為法律中心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2013年5月30日，重慶工商職業學院學生法律援助中心正式成立，基本實現了中心的實體化建設，為開展該校高職學生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組織保障。在中心成立之后的近三年時間里，基本完成了制定的工作任務，達到了相應的工作目標，受到廣大學生的廣泛好評。
（三）配備工作人員，打造工作隊伍
重慶工商職業學院法律援助中心在現有條件下盡最大努力配備了工作人員，在重慶市知名的律師事務所聘請專業律師擔任法律顧問，在全校范圍內選拔具有法律專業背景、愛好法律援助工作、富有責任心的老師擔任中心工作人員，在輔導員隊伍中選擇合適人員擔任各二級學院法律援助專干，同時還招聘了一部分勤工助學學生擔任學生助理，為中心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了強而有力、層級分明的工作隊伍。該校還通過校內外培訓、法律知識學習、具體案例分析、實戰演練等形式，不斷提高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員的知識與技能。
二、融入日常教育管理工作，形成法治教育工作機制
（一）融入管理制度之中
將法治精神融入學生管理制度，一方面體現在制度的制定過程中，一方面體現在制度的內容之中。重慶工商職業學院在制定學生管理制度時，充分遵循了民主和法制的原則，嚴格按照國家、教育部、市教委的相關文件精神開展制度的草擬工作；在制度正式前，又充分聽取了相關單位、一線教師、普通學生的意見，經過多番論證，幾易其稿，最終才進行和使用。在該校學生管理制度的內容之中，也隨處可見法治精神，如在《重慶工商職業學院學生綜合素質測評實施辦法》中就明確規定：“測評工作實行‘三公開、一監督’，即測評人員、測評過程、測評結果公開，并接受廣大學生的監督”。
（二）融入思政課程之中
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學習憲法法律，建設法治體系”、“樹立法治觀念，尊重法律權威”、“行使法律權利，履行法律義務”等法律相關章節的教學過程中，重慶工商職業學院采取了知識傳授、案例分析、分組討論、主題演講、模擬法庭等形式，使學生了解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掌握并運用基本法律知識，做到在社會生活中自覺遵守法律規范，分析并解決家庭生活、職業生活、社會生活等領域的現實法律問題，不斷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質和個人修養。
（三）融入評選表彰之中
在“優秀班集體”、“三好學生”、“優秀共青團員”、“優秀畢業生”等先進集體、先進個人的評選中，重慶工商職業學院都樹立了民主法治的觀念，在評選過程中認真聽取輔導員、任課教師和廣大學生的意見，堅持公平、公開、公正、集體研究、寧缺毋濫的原則，采取班級推薦、層層審核、全校公示的方式進行評選，評選結果的公正性得到了全校師生的肯定。
（四）融入違紀處分之中
在違紀處分過程中，重慶工商職業學院也嚴格遵循了法律程序。
首先，在對學生做出處分決定前，要弄清違紀事實，明確處分依據，擬定處分意見，給予學生充分的陳述權、申辯權，形成文則規范的處分文件。
其次，按照《重慶工商職業學院學生申訴管理辦法》，給予學生申訴權，學校堅持公開、公正、實事求是和有錯必糾的原則處理學生的申訴，申訴處理委員會由分管校領導、職能部門負責人、監察部門負責人、教師代表、學生代表、法律顧問等組成，切實維護了學生的合法權益。
最后，執行送達與告知制度，及時將處分決定送達學生本人，并由學生親自簽名確認處分結果，確保學生的知情權不受侵犯。
（五）融入資助工作之中
法治教育還融入了與學生經濟利益息息相關的資助工作之中。在國家獎助學金、校內獎學金等資助項目的評選過程中，重慶工商職業學院完全依照評選辦法，合理分配評選名額，嚴格執行評審程序，做到了連續多年“零失誤、零投訴”，被評為“重慶市資助工作先進單位”。同時，在對助學貸款學生開展誠信教育時，還組織學生學習了《征信業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631號）的相關內容，讓學生明白不按時還款的后果，養成自覺遵守國家規章制度的良好習慣。
三、開展法制教育系列活動，找準法治教育關鍵節點
（一）抓住新生進校的關鍵節點，舉辦法律知識講座
每年9月新生進校之初，重慶工商職業學院都會精心組織“法律知識進校園”系列講座，邀請重慶市知名律師事務所律師來校，面向大一新生開展多場法治講座。講座結合高校校園內常見的盜竊、傷害、斗毆等典型案例，為學生講解法律的相關規定，幫助大學生知法、守法。同時，還圍繞大學生在學習、消費、兼職、出行等方面可能出現的法律糾紛，為學生依法維護自身權益提供了政策指導與對策分析。
（二）抓住國家憲法日的關鍵節點，開展普法宣傳活動
每年國家憲法日暨全國法治宣傳日前夕，重慶工商職業學院都會通過校園廣播、校園網絡、橫幅展板等方式向廣大師生宣傳法律知識和憲法精神。在憲法日當天，該校還通過法律條款解讀、法律圖片展覽、送法律進寢室、法律主題班會、法律常識競賽、法律主題演講等活動，向全校師生開展普法宣傳活動，增強他們的法律意識，推進法治校園建設。
（三）抓住突發事件的關鍵節點，進行特殊法律援助
重慶工商職業學院在學生遇到意外死亡、意外受傷、交通事故、誤入傳銷組織等突發事件時，能夠及時給予學生及其家庭特殊的法律援助，提供法律咨詢和個性化的服務，切切實實幫助學生或其家庭解決了實際問題，起到了“雪中送碳”的作用。例如，2013年6月5日，該校財經管理學院2010級工商企業管理1班學生韓某在實習期間的下班途中，在廣東省東莞市被一輛微型小面包套牌車撞傷，后因搶救無效死亡。在得知學生發生事故的第一時間，該校指派學生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員周老師，陪同學生輔導員前往廣東省東莞市，處理學生事故的后續工作，為學生家長爭取應有的合法賠償，受到了學生家長的感激與稱贊。
（四）抓住畢業離校的關鍵節點，組織就業法律咨詢
依法治教意見范文第2篇
──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立和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滿足人民群眾終身學習需要，與市場需求和勞動就業緊密結合，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結構合理、形式多樣、靈活開放、自主發展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繼續完善政府主導、依靠企業、充分發揮行業作用、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公辦與民辦共同發展的多元辦學格局，進一步健全政府統籌、社會參與的教育管理體制。
──擴大職業教育辦學規模。**期間繼續保持中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招生規模相應比例。重點骨干學校在校生規模達到5000人左右，江陰職業技術學院在校生達8000人左右。**期間為江陰經濟社會輸送3.8萬中等職業教育畢業生和1.5萬高等職業教育畢業生。
──大力開展職業培訓。**期間實施技能型人才培養培訓工程，培養1萬名生產服務一線特別是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急需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使我市高級工以上技能人才占技能勞動者的比例達30%，其中技師、高級技師的比例不低于5%。實施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程，每年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1萬人。實施現代農民教育工程，每年開展農業實用技術培訓2萬人、創業培訓5000人。實施新市民教育和創業教育行動工程，對進城務工人員開展就業技能培訓和文明教育，提高創業能力。實施成人繼續教育和再就業培訓工程，依托各類職業院校（含技工學校）和社會培訓機構形成覆蓋全社會的職業培訓網絡，建成工學結合的企業職工教育培訓體系，對初高中畢業生、城鎮失業人員等普遍開展職業技能培訓，通過發展社區教育、遠程教育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的學習需求。
二、不斷提高職業教育的辦學水平
（一）提高職業院校建設水平。在合理規劃布局、整合現有資源的基礎上，實施高水平示范性職業院校建設計劃，重點扶持建設江陰職業技術學院和省級以上中等職業學校。**期間建成兩所國家級示范中等職業學校。江陰職業技術學院力爭年內通過教育部“高職高專院校人才培養水平評估”。近兩年內把江陰市高級技工學校創建成江陰技師學院。
（二）加強職教中心建設。**期間重點辦好一所起骨干示范作用的職教中心，以其為龍頭構建農村職業教育網絡，使之成為人力資源開發、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技術培訓與推廣的重要基地。把職教中心建設與普通高中建設擺在同等位置，進一步加大投入，切實改善辦學條件。
（三）建好職業教育公共實訓基地。按照“市場導向、合理定位、功能互補、資源共享”的原則，依托現有骨干主體學校、現有設備設施改建擴建，實行資源整合，專業定點，各有側重，分期建設功能齊全、技術先進的面向全社會開放的職業技能公共實訓基地。鼓勵企業、社會力量投資建設與我市產業發展相貼近的職業技能公共實訓基地，對全市職業院校及企業開放，實行公用、共享。
（四）建立健全社區教育網絡。完善由市、鎮、社區三級社區教育網絡，覆蓋全市各類各層次培訓，基本滿足社區成員學習要求。切實有效地開展職業技術培訓、成人繼續教育、老年教育等各類教育，提高終身教育普及率，老年教育普及達13%，企業職工教育培訓率達60%，農民教育普及率達60%。大力開展學習型城市、學習型社區、學習型企業創建活動，努力建設學習型社會。
（五）建設高水平師資隊伍。大力開展以骨干教師為重點的全員培訓，全面提高教師的師德水準、實踐能力、教學水平和相關學歷層次。建立職業教育教師到企業實踐制度，專業教師每兩年必須有兩個月到企業或生產服務一線實踐。加快“雙師型”教師培養。制定有關政策，引進國內外名、特、優職教人才，支持職業院校面向社會聘用工程技術人員、高技能人才擔任專業課教師或實習指導教師。
三、加快建立充滿活力的職業教育辦學體制
（一）推進職業教育集約化辦學。強化政府統籌職能，打破部門、行業和所有制界限，推進區域內整合、總體優化，努力擴大優質職業教育資源。職業院校要實行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學分互認、教師互聘、共同培養；鼓勵創建多種形式的職業教育辦學聯合體，以示范性職業院校為龍頭、重點職業院校為骨干、行業企業為依托，組建以專業為紐帶的區域性職業教育集團，走規模化、集團化、集約化辦學的路子。
依法治教意見范文第3篇
一、加強規范性文件管理，提高制度建設水平。要完善規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認真貫徹落實《省行政機關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辦法》，重點加強對規范性文件中違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或者影響其合法權益，涉及地方或行業保護等內容的合法性審查，完善備案審查情況通報制度，落實規范性文件有效期制度和定期清理制度，做到“有件必審”、“有件必登”、“有件必備”、“有錯必糾”。
二、推動行政審批改革，繼續實行簡政放權。(一)精簡壓縮行政審批項目。進一步精簡審批事項，減少審批項目。對目前所有市級交通運輸行政審批項目再次清理，取消和下放一批審批項目，嚴控新增行政許可事項。梳理、確認、規范除進駐市交通行政服務中心目錄之外的其他行政職權，杜絕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變相實施審批。(二)做好下放和取消審批項目的銜接工作。對省交通運輸廳下放市級和市級下放縣級的行政審批項目，要研究制定具體的工作銜接方案，明確承接主體和法律責任并做好相關后續監管工作，防止工作脫節和監管真空，確保行政審批項目“放的下，管的住”。(三)推進保留的行政審批項目的規范化建設。進一步規范市行政服務中心交通窗口的管理，將所有審批項目納入中心辦理，明確各審批項目的申報條件、遞交材料、審批時限等。在門戶網站上公開辦事指南及辦理流程等。進一步優化審批流程，充分授權，提高辦事效率。
三、深化執法體制改革，提高行政管理水平。要完善執法程序，規范行政裁量權，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加強和改進執法方式，進一步推廣運用行政指導，文明執法。進一步推進、完善交通運輸綜合執法改革，健全完善綜合執法機構與公路、運管、海事等行業管理部門協調配合機制，理順管理關系。要加快交通執法形象建設，扎實推進“四統一”形象建設進度，做好交通運輸部驗收迎檢準備。推進綜合執法信息化建設，推廣應用全省交通執法案件處理系統。完成支隊與各大隊辦公自動化系統聯網工作。各執法單位應當及時修訂、公布權力執法依據、程序、行政裁量標準。
五、深化普法宣傳教育，宣傳貫徹道路運輸條例。要按交通運輸系統“六五”普法的要求，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以多種形式開展法律學習宣傳、法律講座、執法檢查、法律考試、法律咨詢、法律服務，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開展“法律六進”活動，增強全民主體意識、權利意識、責任意識、規則意識，為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要繼續加大《省道路運輸條例》(以下簡稱省《條例》)宣傳培訓力度，以“八個一”的形式開展宣傳活動（每個鄉鎮一條宣傳標語；每個縣一個宣傳欄；每個縣至少一次上街宣傳活動；每個執法人員人手一本省《道條》單行本；每個執法人員參加一次集訓；每階段一次宣貫情況通報；每階段進行一次監督檢查；組織執法人員參加一次知識競賽），今年上半年內道路運輸機構管理人員和綜合執法人員進行一次《條例》輪訓。同時，加強對出租汽車、公共汽車客運、汽車租賃等新增運政管理職能做好相關的業務指導工作。
六、強化執法監督檢查，切實保障依法行政。根據交通運輸部的規定，組織開展2014年交通運輸行政執法評議考核工作，制定年度執法評議考核工作方案，明確評議考核的重點內容和方法步驟。對執法評議考核中發現的問題及時組織整改落實，杜絕違法違規執法的問題。要認真落實交通運輸部的統一部署，組織開展交通公路執法專項整改工作，明確各階段整改工作的時間節點及工作內容，從教育、監督、制度、經費、裝備入手，積極抓好專項整改工作落實。要抓好隊伍建設，打造一支作風硬、素質好、業務精的執法監督員隊伍。加強執法監督的針對性，經常組織開展執法督察、明察暗訪活動。
依法治教意見范文第4篇
高校法制教育長期從屬于德育教育，沒有形成該學科應有的獨立地位。醫科院校主要通過教學計劃中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設置(總計36學時)，實施對學生的法律素質的培養。“法律基礎部分”約占1/3，各個部門法學的內容都涉獵一點，且大多以概念和一些部門法規定為主，內容十分寬泛，像一本簡明的法律知識讀本。近年來，國內多數醫學院校開設相關的醫事法課程(一般在20學時)，同樣以“拼盤式”的框架體系，內容幾乎涵蓋醫藥衛生領域所有現行的實體法和相關行政法規;教學模式上，長期沿用“以課堂教育為主、以校園活動和社會實踐為輔”，主要偏重理論知識“填鴨式”灌輸。這種實踐虛化性忽視學生潛能的發揮，致使教學效果打折。
二、構建醫德—法制教育模式的哲學理念
在理論研究中所使用的“模式”，應理解為一個包含許多“部分”的有機整體，是一群有相同理念、有相同探索目標、有相同研究方式的人們所致力于實踐研究活動的某種簡明化的理論形態。醫德—法制教育模式作為一個有機體，體現其獨特的教育哲學理念。
(一)實踐性:構建醫德—法制教育模式的行動哲學
教育理論的創新首先來源于社會實踐，在實踐中檢驗思維成果的正確性和促進思維能力的進一步發展，從而為社會發展建設服務。構建醫德—法制教育模式要充分發揮“一種‘從主體出發’的‘由內向外’的創造性活動，”這種“實踐性”的理論形態實質上是一種“行動理論”。醫德—法制教育模式的“實踐性”，一方面要求教育主導者堅持向教育主體進行“灌輸式”教育模式。列寧曾多次論述“灌輸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即只能從經濟斗爭外面，從工人同廠主的關系范圍外面灌輸給工人”［5］363;無產階級政黨迫切需要“把社會主義思想和政治自覺性灌輸到無產階級群眾中去”等等。這些論述對當前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具有指導作用。另一方面，發揮教育主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教育主體積極參與社會實踐，踐行所掌握的醫德規范，通過體驗的方式感受幸福。在法制教育中除課堂理論教學外，通過“模擬法庭”、法庭旁聽和參觀監獄等直接觀察方式來增強法律意識、確立守法習慣。“實踐性”勢必成為構建醫德—法制教育模式的一項基本原則。
(二)人性化:構建醫德—法制教育模式的人性哲學
人性化是指人們的實踐活動要符合人性的要求，即要以人為中心，以人性的全面與和諧發展為最終目標的發展過程。醫德—法制教育模式必須堅持以人性化教育理念為指導，將人性的要求滲透到醫德與法制教育理論、目標、方法和途徑中去。充分調動受教育者主觀能動性，學會與人共處，學會對患者和同行的關心與關愛、尊重與信任。突出學校人文教育本身的親和力，促使受教育者處于同周圍環境合宜的位置;實現學校把受教育者變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人，真正體現現代教育的人性化精神。醫德—法制教育模式強調在對待人的態度和方式上應改變傳統“見物不見人”“填鴨式”的灌輸，實現由物化到人化、由灌輸到平等對話、注重人性發展的需要，使人性得到解放，以實現教育的時效性。達到受教育者學會協作、學會思考、體驗幸福和確立責任意識等，能夠適應和促進現代醫療技術的發展。該模式的人性化符合“以人為本”的“主體性教育”思想，體現人是發展的根本目的。
(三)和諧觀:構建醫德—法制教育模式的價值哲學
西周末期的史伯和春秋時期的醫和、晏嬰等人已從理性的立場確定了和諧價值觀念，他們非常強調“和”，認為“和能生物”，只有和諧才能造就萬物，才能“平心”“平政”，維持身心平衡健康和社會的穩定。在西方，被稱為“醫學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將和諧觀念作為其“體液論”醫哲學思想的基本觀念。使“疾病被理解為構成機體諸要素間的不平衡狀態，而診療意味著努力使病人機體諸要素合理配伍、充分中和。”因此，和諧成為傳統哲學基本特征之一。和諧與價值存在辯證統一關系:和諧是價值實現的手段，價值是和諧發展的最終目的。醫德和法律共同促進醫藥行業的健康發展與和諧社會的建設。醫德—法制教育模式是實現醫學教育目標的價值載體，能夠獨立于一般的醫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理論而作用于教育實踐。因為該模式不僅包含著實施醫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具體策略和方法，還體現實現教育價值的一種方式;特別是該模式本身體現現代醫學模式的內涵和社會轉型期特點、同新醫改長遠目標合宜。和諧的本質體現為主體的能動性對客體規律性的探索和把握，達到主體適應客體和客體趨向主體的雙向效應，實現同主體的需要相適應、相協調。醫德—法制教育模式有三個向度:其一、教育主體自身的和諧。未來醫務人員只有將所學的醫德和法律知識內化為醫德情感、法律意識，使其身心、理智與欲望、創新與惰性等矛盾和諧共處，進而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其二、主體與環境的和諧。所謂“環境”指主體與客體(他人和社會)所形成的系統。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的價值多元化，醫藥衛生行業各種利益關系更加復雜、各種矛盾逐步凸顯。該模式要全面融入“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理念，提高學生醫德和法律素養，不斷消除與患者、同行和社會間各種矛盾，達到整個“系統”團結和諧、共同發展。其三，醫德與法律間的和諧。該模式是一個開放式的系統，所蘊含的價值理念、醫德教育理論、法律教育理論和它們所指導下的通過實踐要求所構筑的教育目標、內容、方法和手段等“因素”，按照一定方式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有效融合，最終走向科學。
三、構建醫德—法制教育模式的基本思路
構建醫德—法制教育模式，是研究醫德教育和法制教育關系的科學思維和操作方法，是長期的醫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活動發現和抽象出的規律，是解決醫療糾紛經驗的高度歸納總結。同時，結合新醫改對醫學教育的期待、適應現代醫學模式和醫德與法律的價值追求。
(一)互補性與相互轉化:構建醫德—法制教育模式的內在依據
醫德和法律都是醫藥衛生領域的行為規范，擁有共同的經濟基礎和價值追求，具有內在聯系。首先，在功能上相互補充。醫德是衛生法的基礎，基本的醫德規范構成相關衛生法的原則。一定社會或時期的醫德觀念、醫德原則直接決定和影響該社會或時期衛生法律的性質和內容。由于法律難以調整醫藥衛生領域所有關系，而經常需要醫德規范來調整。同時，市場經濟主體的趨利性、排他性等特性使醫藥衛生領域也在所難免。傳統的醫德由于自身的不足，就要借助法律規范性、強制性的優勢加以調整。正如康德所言:在現代市民社會中，僅僅有主觀道德是不夠的，主觀道德必須以客觀化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來保證。其次，兩者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醫德規范產生遠早于衛生法律，隨著社會的變遷一些醫德規范需要醫務人員必須遵守時就上升為法律，對違反者將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這種“上升”過程稱為醫德法律化，即醫德轉化為法律和醫德的實現階段。反之，一些法律規范時時刻刻約束著人們的日常行為，守法主體已“自覺”將其內化為一種道德義務，使一些原由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因依靠道德能夠予以調整的回歸于道德。法律道德化的過程即法律源歸其本質的過程。總之，基于醫德和法律的關系決定著醫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之間能夠有效融合和協調發展，為構建醫德—法制教育模式提供客觀依據。
(二)統一性與公正性:構建醫德—法制教育模式價值追求
構建醫德—法制教育模式，既要確立醫德與法律內在的和諧統一，又要體現兩者的共同價值指向。其一，在該教育模式下，既要改變傳統的單一美德論的教育模式，又要摒棄近代西方“法律至上”的觀念。和諧社會中的醫德和法律具有統一性，法律可以規范醫務人員的行醫職責，但難以規定其恪盡職守、全心全意服務患者所應有的品質，正如施特勞斯所言:“只有通過道德教育才能培養出盡職盡責的品質”。在我國建立健全醫藥衛生法律制度應適時加強醫德法律化的建設;同時，在醫德建設中應引入人道功利論，該理論基本信條是人道必須顧及功利，功利必須以人道為前提。對解決時下社會轉型期復雜的醫德問題，提供較理想的理論說明。其二，公平、正義是法律的價值體現，同時也是道德的范疇。“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象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公平、正義是醫務人員道德價值性的追求，并引導醫務人員尊重和信守法律。在醫德—法制教育模式下，醫德教育就是通過“道德價值準則和道德信仰方式來實現法律的正義價值，將外在的法律規范轉變內在的道德義務，從而為法律獲得道義上的尊嚴”;而法制教育則是把醫德所倡導價值觀念通過對從醫者的外在行為要求轉化為內在理想實現。
四、構建醫德—法制教育模式的操作策略
構建醫德—法制教育模式主要目的就是使該模式中各“要素”之間相互聯系、有機融合，形成最大合力，促進醫學人文教育理論的發展。在具體操作上必須貫徹大醫德—法制教育觀，整合當代醫德教育和醫學法制教育研究成果，從教育觀念、教育目標、課程設置、師資培養和評價體系等環節進行改革和創新研究，建立科學系統的醫德—法制教育實踐制度。
(一)確立醫德—法制教育觀念和目標體系
在所構建的醫德—法制教育模式中，整合醫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探索出一個科學系統的、符合時代需要的現代醫學人文教育的新模式。“道德建設應當主動引領法制建設，為立法行為指明正確方向、提供道義支持，將公正、平等等道德價值觀融入法律規范中”，力求衛生法律規范適應快速發展的現實社會，充分體現社會主義醫德理想和價值目標。在現代醫德體系構建中，既要繼承我國傳統醫德文化養分，又要借鑒當達國家醫德建設成果，尊重多元化共存的醫德觀念，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和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實現“人類美好的生活”。醫德—法制教育的目標體系應體現人性化教育本質，主觀與客觀的統一、階段性與全程性統一、課堂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統一，反映醫德—法制教育的時代性和實效性。同時應注意該模式中各“要素”相互配合、補充或交叉融合。既要維護相關方的權利與責任分擔，又要促進醫學科學的發展。
(二)完善課程體系
構建的醫德—法制教育模式，必須對現行醫德教育課程體系和法制教育課程體系進行改革。改革應適應現代醫學教育模式和新醫改目標的需要。首先，增加醫德和法律關系、醫德精神和法律精神的教育內容;其次，整合并適時更新完善教學內容、挖掘和合理配置教學資源。可在醫學倫理學等醫德培養課程中融入相關的醫事法內容，并且在醫事法課程內容的設置中融入相關醫德知識，多采用臨床案例分析、融通醫德與法律為一體，實現醫德—法制教育。在現有課程的基礎上可增設醫學史、醫學哲學、醫學社會學和醫療糾紛處理與防范等醫學人文教程作為必修課，并適當增加學時數。其三，在教學方法上，使單一灌輸與平等互動、觀察與體驗、課堂與社會實踐相結合，并充分發揮網絡教學新模式，將醫德—法制教育融入理論教學、臨床教學、臨床見習和實習全過程，融入學生日常生活中。同時，實現尊重共性與個性的協調，包容差異、發展專長，建立受教育者全面發展的醫德—法制教育的課程體系。
(三)優化師資隊伍
建設一支德才兼備、結構優化的師資隊伍是醫德—法制教育模式運行和完善的關鍵，關系著模式的成敗。師資隊伍既包含教學一線的教師、研究人員和管理人員，還包括外聘的相關專家、學者。師資隊伍的教育理念、知識結構、教學方法等都直接影響教學效果，影響該教育模式的成效。首先，轉變素質教育的觀念;其次、加大教師的培訓力度;其三、注重教學方法的時效性。
(四)建立科學評價體系
依法治教意見范文第5篇
“行為人明知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而與其發生性關系，不論幼女是否自愿，均應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以罪定罪處罰；行為人確實不知對方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雙方自愿發生性關系，未造成嚴重后果，情節顯著輕微的，不認為是犯罪。”
該司法解釋出臺以后，社會上反響極大，褒貶不一。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負責人又專門出面說明。他指出，我國刑法第236條第二款這一規定體現了對這類主觀性強、社會影響惡劣的犯罪行為給予從重處罰的原則，該規定缺乏“是否明知不滿14周歲”的主觀要件，這種客觀歸罪的做法，不符合刑法適用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新的司法解釋體現了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同時還體現了區別對待的刑事政策。對于解釋中的“明知”，他解釋為“知道或應當知道”。
對《批復》和上述說明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批復》有悖法理和人情，違背了保護十四歲以下幼女這一相對弱勢群體的基本公共政策；從實踐上看，這一司法解釋有可能帶來不可欲的社會后果，有利于某些特殊群體的犯罪違法行為；從中國當代國家機關的分權慣例和制度權能上看，這一解釋有越權違法的嫌疑。 另一種意見認為：該司法解釋解決了多年以來刑事立法上不明確、刑事司法中不統一、刑事理論上糾纏不清的問題明確了奸幼女的主觀方面必須是“明知”，體現了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和區別對待的刑事政策。
上述兩種觀點的分歧，實質上是對奸幼女的行為構成罪是否要求行為人的“明知”。前者為“否定說”，即主張對行為人實行嚴格責任，不管其主觀上是否明知幼女的年齡，不管行為人是否有奸幼女的故意，只要對幼女客觀上實施了奸行為，即要追究其刑事責任。后者為“肯定說”，認為奸幼女的行為在主觀方面是故意，并且還要對幼女的年齡明知。筆者認為，上述分歧的解決，應從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的刑法價值入手，分析“否定說”所主張的嚴格責任在我國刑法體系中的位置，進而解決犯罪故意的認識內容，才能得出較為合理的結論。
一、 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的刑法價值
刑法第16條規定：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結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此項規定，實質上在我國刑法確立了主客觀相一致的基礎性原則。
主客觀相一致原則來自對客觀主義意志自由論和主觀主義行為決定論矛盾的調和。它克服了客觀主義所主張的只強調人的意志自由而忽視客觀必然性的意志自由論的缺陷，同時又避免了主觀主義所主張的僅注重客觀必然性而否定意志自由的行為決定論的不足。主客觀相一致原則是以人的相對意志自由論為理論基礎，以馬克思唯物辨證論為邏輯起點，建立以來的一種科學的刑法觀。
馬克思唯物辨證論在意志自由的問題上認為，自然界的必然性是第一位性的，人的意志是第二性的，后者會不可避免地適應前者，并受到前者的制約。因此，人的意志既有自由的一面，又有受客觀必然性的支配和約束一面，人的意志自由只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意志相對自由人的實踐活動，一方面反映、體現他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其行為又受到社會客觀條件的制約，行為中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既可以獨立存在，又必然發生內在一致性的聯系。人的犯罪活動和人的其他有意識的活動一樣，也是認識世界的一種實踐活動（將其凸現出來的原因是其所具有的嚴重的反社會性，而不是構成要素的差異）。對犯罪活動的認識（司法認定）既要從主觀方面去考量，又要從客觀方面考量，人為地將二者割裂，只強調其中的一個，而忽視、否定另一個的作法，只能陷入主觀主義或者客觀主義的泥潭。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犯罪的本質特征在于其主觀惡性與客觀危害的統一，對行為犯罪化的認定所依據的事實，也要從行為人的主觀方面和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等客觀方面去把握。由此所產生的犯罪構成的理論也應建立在主客觀相一致的基礎之上，所以，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和犯罪構成理論二者的關系上，前者是后者的基礎性原則，后者是在定罪理論上的具體應用和體現。定罪過程中，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具體表現為四個犯罪構成要件的有機統一，四者的有機統一，是確定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以及構成何罪的唯一標準。其中，主觀方面的罪過內容是評價行為的必備的價值判斷要素，也是對行為人進行刑事處分的合理的、可操作的法定標準之一。具體在故意犯罪中，社會之所以讓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除了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侵犯了法律所保護的利益（法益）這一客觀基礎外，還有不可忽視的主觀基礎，行為人明知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這種危害是國家以法律的形式公布于眾的-卻仍然希望或者放任危害事實的發生，其主觀上有嚴重可責難性，這是行為人主客觀相一致原則下承擔刑事責任的重要依據之一。
主客觀相一致是我國刑法中的基礎性原則，不僅因為它在定罪過程中具有指導意義，還在于它在量刑過程中具有指導意義。量刑中，司法機關不僅要遵循罪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而且還要遵循刑罰個別化原則，這兩個原則都要求對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行為造成的危害進行考察，忽視其中任一方面都有可能造成或枉或縱。
主客觀相一致原則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性原則，它體現了現代刑法的價值取向：限制國家的刑罰權，防止其過分擴張，以保護人權。 如果只注重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而不論其客觀社會危害性，就會導致主觀歸罪，這種情況下，由于推定行為人主觀惡性的客觀事實被忽略，裁判者則可完全依照自己的主觀臆想任意出入人罪，從而失去公平、正義的標準。同理，僅看重客觀的損害結果而忽略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則會導致客觀歸罪。無論主觀歸罪還是客觀歸罪，都是國家刑罰權恣意行使的表現，這種恣意性必然造成對公民權利的侵奪。
從性質上看，國家權力是公民權利的另一表現形式，保障（保護）權利是國家權力存在的唯一依據。國家權力一旦從公民權利中分離出去，二者就形成一種此消彼長、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刑罰權設置的初始，是為了保護公民權利防止其受到來自另一公民的不法侵害，一旦賦予了國家，即表現為對國家的一種限制：國家僅能在此范圍內追究公民的刑事責任，除此之外，是公民的自由。因此，刑法的第一要務是限制國家刑罰權的濫用，其次才是對犯罪行為的制裁。這一點表現在刑法機能上，就是保障機能是第一位的，保護機能是第二位的；表現在刑法性質的定位上，就是刑法首先是權利法，其次才是犯罪法。刑法的此種性質定位，彰顯為以罪刑法定原則為基礎的刑法的謙抑性，它要求刑法是緊縮的、經濟的、補充的，刑罰之網不能過于擴張，若僅憑主觀惡性或客觀危害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必然形成侵犯人權的狀態。
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的刑法價值還表現為刑罰目的的確定上。刑罰的目的又可稱為刑罰的意義，它是指通過對行為人施以刑罰，應當和可以達到的目的。傳統的刑法理論把刑罰的目的分為報應論和預防論。也有人提出以報應為主以預防為輔的報應預防統一的刑罰目的二元論。 我們認為，目的是指手段的最終指向。在報應和預防目的論中，報應是針對已然之罪的懲罰，預防是針對未然之罪的防范。已然之罪業已發生，對社會的創傷已經形成，刑罰的施用不會改變已有的狀態，所以對預防未然之罪才有意義。當然，報應是懲罰的題中之義，但它決不應成為目的的主要部分。所以，刑罰目的應表現為以預防為主兼顧報應的統一觀。若在定罪過程中，不關注行為人的主觀罪過實行所謂的嚴格責任原則，不考察行為人的罪過內容，甚至在其缺乏罪過的情況下，也要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不能起到特別預防的效果；同時因為行為人可能已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但危害結果仍然發生，無法引起“社會上不穩定分子”的警覺，因此也不能達到一般預防的作用。針對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所施加的報應，也因為其客觀歸罪成分使其正當性大打折扣。
主客觀相一致是我國刑法的基礎性原則，它所體現的刑法價值是寬泛的，深遠的。它的指導意義不僅體現于司法領域，亦應體現于立法領域，它不僅對刑法總則所確立的基礎理論有著綱領性的作用，同時具體規范著分則各罪名的司法適用。在處理奸幼女行為的問題上，亦應遵循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的指導，既要看到行為的客觀危害，又要看到行為人主觀惡性，在被害人權益和被告人人權之間找到平衡的支點。
二、嚴格責任原則在我國刑法中有無位置
嚴格責任本質上是一種歸責原則，并非在此歸責原則下實現的責任主體所承擔的一種法律責難后果與狀態。現代意義上的刑法嚴格責任產生于英美法系刑法理論，它作為一種刑法制度為英美法系所獨有，大陸法系刑法理論一般不承認嚴格責任。
嚴格責任之所以稱之為“嚴格”，是因為它對行為人謹慎行事的要求更加嚴格和苛刻，是一般過錯責任的例外。嚴格責任歸責原則下，控訴方無需證明行為人是何罪過、有無罪過，但決不是意味著行為人真的就沒有任何過錯了。嚴格責任歸責原則的確立，是“公平”和“效率”兩種法的價值平衡、博弈的結果，立法者在某些特殊的調整領域，采取了更為功利的態度：首先選擇了效率。但另一方面，作為平衡，嚴格責任的適用范圍、懲罰措施也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其中范圍上的限制主要表現在嚴格責任僅適用于侵犯公共福利的犯罪。一般說來，這些犯罪行為人的犯意較為隱蔽，控訴方采用一般的歸責方法難以證明，為提高訴訟效率，強化對該類犯罪的預防，不再要求對犯意進行證明。但從認識論角度出發，不要求證明并不等于客觀上不存在，事實上，大多數的犯罪行為人是有罪過內容的，只是控訴方不負舉證責任而已。所以，嚴格責任更確切的稱謂應該是“不問過錯責任”即行為人不是缺乏犯意，而是不問其犯意如何。
對于嚴格責任，大陸法系國家和英美法系國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大陸法系一般是不承認嚴格責任的，而幾乎每本英美刑法教科書都專門對嚴格責任展開過論述。但從英美法規定適用嚴格責任的案件范圍上看，“嚴格責任是管理性（regulatory offences）的犯罪、并非真正是犯罪的，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為嚴格責任的存在提供一些正當的理由。根據是一個人如果因為嚴格責任而被定罪，并沒有嚴重的不公正（injustice），盡管是完全合理地行為，因為嚴格責任定罪不是‘真正的犯罪’ （a real crime）”。
所以，英美刑法中嚴格責任針對的犯罪行為，從性質上看是比較輕微的，其程度相當于我國的行政違法。可以說嚴格責任適用的危害行為的嚴重程度與我國刑法中規定的刑事責任的嚴重程度不相適應，我國已經對此類行為規定為行政違法，在刑法中沒必要、也不應該對犯罪行為追究嚴格的刑事責任。
英美刑法中規定嚴格責任，理由主要基于兩點，一是防衛社會的需要，一是訴訟經濟的考慮。如果不顧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刑法的區別，將行政違法行為納入刑法范疇，進而擴大適用范圍，后果是嚴重的。當然，這對社會的管理者來說，確實是最容易、便捷的手段。“刑罰萬能論”導致的對刑法（刑罰）的迷信，在我國現代社會中也是大有市場，立法和司法領域中的重刑主義隨處可見。刑罰是最嚴厲的制裁措施，也是對行為人最大限度的剝奪。“刑罰如兩刃之劍，用之不得其當，則國家與個人兩受其害（耶林）。”刑罰手段是社會公正的最后防線，刑罰的動用應秉持經濟性原則。將本應屬于行政違法的行為納入刑法視野，采用刑罰來規制，對行為人來說其實就是一種不公平，是對其權利的一種侵犯，即使基于保護社會福利這樣美麗的理由也不應當允許。嚴格責任的適用會導致刑法機能的失衡，即保護機能的過分擴張和保障機能的逐步萎縮。
嚴格責任的支持者認為嚴格責任帶來了訴訟上的方便。因為適用嚴格責任的犯罪，大多是發案率高、專業性強、證明過錯難的犯罪，如果遵循一般的刑事原則，許多虛假的辯護都可以成功，嚴格責任可以提高這些案件的訴訟效率。有學者對此提出批評，認為所謂為了訴訟需要，實際上就是對事實不清的案件也可以定罪判刑。這不符合我國歷來強調的實事求是，以事實為根據的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 我們認為，公正和效率是刑事訴訟的兩大價值目標，二者均不可忽視，只強調其中任何一方而忽略另一方的做法都是不正確的，但二者的地位也不是等同的。和效率相比，公正永遠都是第一位的，追求效率應當在保證公正的基礎上進行，否則，這種效率沒有任何意義可言，以犧牲公正為代價的效率本身就是一種非正義。國家動用刑罰資源對一個處于弱勢地位的個人進行權利剝奪，應該慎之又慎，一次不公正的判決所造成的危害遠比一次犯罪的危害大的多。在不考察行為人主觀方面是否存在罪過情況下即追究其刑事責任，其正當性和合理性確實值得思考。
嚴格責任和我國刑法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相悖。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在定罪中要求主觀要件事實和客觀要件事實必須同時具備并且符合一致。二者同時具備，實際上要求行為人的主觀罪過和客觀危害性并存，只有客觀危害而缺乏主觀罪過，不能追究行為人的責任，否則就是客觀歸罪；二者符合一致，即要求行為人的犯罪活動是在其主觀意志支配下進行的，行為的客觀表現符合主觀意志內容，并且有因果聯系。主客觀相一致作為我國刑法一項重要基礎性原則，無論是在立法還是司法領域，無論是在保護人權和打擊犯罪層面，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它的適用，意味著排除了客觀歸罪原則和任意出入人罪的主觀擅斷原則。雖然有學者稱，現代嚴格責任并不是古代嚴格責任的一種簡單復歸，而是在新的基礎上的一種超越。 但我們認為，嚴格責任其本質上和罪過責任相差甚遠，二者對犯罪構成要件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一個不要求行為人的主觀罪過，一個則把罪過內容作為必備要件。即使嚴格責任沒有占據主要位置，它仍然不能抹去自身濃重的客觀歸罪色彩，其實質上仍屬于客觀歸罪的范疇。
綜上，嚴格責任沒有必要也不應當納入我國刑法體系。故采用嚴格責任原則來解決奸幼女行為的刑事責任問題，無論是從理論體系上，還是從推理的邏輯結構上，都是行不通的。
三、犯罪故意的認識內容
責任成立的前提是行為人有可能知道這一行為為法律所禁止。違法認識是責任譴責的核心內容。因為，認識到違法性仍然實施這一行為最清晰地表現了行為人的違法人格。誰有意識地違反法律規范行事，就明確表明了他對法律所保護的利益的蔑視。 但需要注意的是，行為人違法性認識的對象不是違反規范的內容或其可罰性，而是行為的禁止性，即行為的實質違法性。
我國刑法第14條規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一般認為，犯罪的故意包括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是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統一。作為一個具體的故意犯罪，行為人的認識對象或者認識范圍包括哪些內容呢？我們認為，行為人認識的范圍為法定構成要件的全部客觀事實。
構成要件的客觀事實意味著排除了犯罪構成要件中的客觀處罰條件 .客觀處罰條件一般是指主體要件，它之所以被排除行為人認識的范圍之外，是因為主體要件的客觀情況在犯罪行為導致構成要件以前就存在的，而不是行為人的行為將要導致的。確認犯罪主體是否合格，完全是司法者在認定犯罪成立時站在外部立場進行判斷的對象，而不是行為人本身需要認識的內容。
法定構成要件的全部客觀事實是行為人應當認識的內容，具體包括行為的性質、行為的對象、行為的時間、地點、方法以及行為的結果。行為與結果的因果聯系屬于客觀處罰條件，不因行為人的認識而變化，屬于司法者評價范疇；認識行為的性質是確定行為人罪過內容的重要因素，對性質的認識不是要求行為人知曉法律規范的評價內容，而是對行為客觀性質評價；當行為對象作為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的時候，即要求對行為對象客觀情況進行全面認識，否則，將阻卻故意犯罪的發生；對于犯罪結果的認識，僅在結果犯中有此要求，需要注意的是，此處是犯罪結果，而非危害社會后果，犯罪結果只存在于結果犯中，而社會危害后果是所有的故意犯罪具有的普遍性的要素。
奸幼女的行為作為罪從重處罰的特殊犯罪構成，行為對象為幼女是重要的犯罪構成事實之一，行為人若以此從重的犯罪構成定罪處罰，必須對行為性質有所認識，同時還要對行為對象-幼女-的客觀情況（不滿14周歲）有所認識，否則，其奸幼女的主觀故意無法體現。雙方自愿并且行為人確實無法得知幼女的年齡，行為人對行為性質的認識僅停留在道德禁止的層面，而非法律禁止層面，行為人以為要承擔是一種道德責任，按照嚴格責任原則，結果卻是一種最為嚴厲的法律責任。行為人不具備侵害較重法益的主觀惡性，卻要承擔與此相適應的不利后果，顯然是一種忽略主觀方面的客觀歸罪，與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相悖。這種貌似公正的作法，實質上是以保護某一弱勢群體的利益的名義堂而皇之侵犯另一弱勢群體（犯罪嫌疑人相對于強大的國家機器，當然屬于弱勢的一方）的合法權益，又有何公正可言？！
四、《批復》是否違背了保護弱勢群體的公共政策
針對此類質疑，我們認為，應當結合《批復》的內容以及對行為人主觀方面推定具體分析。
《批復》規定的不認為犯罪的條件是：（1）行為人確實不知對方是幼女；（2）雙方發生性關系確屬自愿；（3）未造成嚴重后果，情節顯著輕微的。（我們認為，僅有（1）、（2）兩個條件足矣。因為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未造成嚴重后果的本身就不認為是犯罪，所以，條件（3）是不必要的。）這三者須同時具備，方不以犯罪處理，否則，仍構成罪并從重處罰。“確實不知”是指行為人有充分的證據證明行為人不知道或者不應當知道、不可能知道。對“確實不知”的舉證一般是由被告人承擔，被告人以此理由辯護時，應提交充分的證據予以證明，不是僅憑被告人的口供作出判斷，它是建立在證據事實基礎上的一種合乎邏輯的司法推定，成立“確實不知”，三個條件（行為人不知道、不應當知道、不可能知道）要同時具備，缺一不可。在“確實不知”的基礎上，還要具備“確屬自愿”和“未造成嚴重后果，情節顯著輕微”兩個條件，才能認為不是犯罪。
《批復》規定構成奸幼女作為罪從重處理的條件是：（1）行為人明知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而與其發生性關系；（2）不論幼女是否自愿。“明知”的含義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對行為人的“明知”的認定需要公訴人員舉證，一般來說，行為人的主觀態度也不僅僅表現在被告人的口供上，而是依據大量的證據予以推定。對行為人具有“明知”的推定可以從下列幾個方面進行：（1）身體發育狀況。包括身材、體形、容貌、性器官、第二性特征等各部位的發育情況；（2）言談舉止；（3）被害人上學、工作情況；（4）被害人是否已經告訴行為人其為幼女；（5）是否有第三人告知其為幼女；（6）被告人與被害人的關系。以上幾種情況只需具備其中一部分即可證明行為人“明知”，被告人若想同時推翻上述幾個方面是相對困難的。因此，《批復》的內容仍強化了被告人的注意義務，加重了其舉證負擔，這些都是保護幼女這一弱勢群體的政策相吻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