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責任的規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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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責任的規則原則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中的歸責原則應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和公平責任原則，學校承擔全部或部分的民事責任。但學校作為一個公益性的教育機構，不宜過多地進行賠償。實行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保險制度勢在必行。

學校體育是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學生為劉象，通過學校教育進行有組織的體育活動，包括各類學校的體育課教學、課外體育活動、課余體育訓練和體育競賽。《體育法》更是從學校體育工作的地位、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的責任以及學校體育的根本目的與任務等方面作出了原則性的規定。因此，學校體育在學校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近年來學校體育傷害事故所引發的糾紛逐漸增多，在司法實踐中又大多判決學校要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例如，1999年1月，南京某高校二年級學生李某，在體育課中作雙杠前滾翻成外側坐動作時，不慎從杠中落下。李某肩背部著地，胸十二椎、腰椎一處骨折，導致胸以下癱瘓。此案經李某與學校達成和解協議，以學校賠償70萬元結案。2000年5月，北京房山某中學的一場足球賽中，守門員張某與對方前鋒李某相撞，導致張某腹部損傷、脾破裂、失血性休克。張某將李某告上法庭，要求賠償9萬元。經房山法院調解，此案以李某和學校共同賠償張某醫療費、傷殘補助費8．6萬元結案。鑒于此，為了防止再賠錢，有些學校不得不采取一些消極的做法：室外體育課能不上就不上，上體育課時盡量做徒手練習而不做器械訓練，寧做徒手操也不做球類運動，等等。毫無疑問，這些做法是與我國的教育方針柏悖的，學校體育因此陷入進退維谷之中。本文試圖通過分析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歸責原則，繼而探討學校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中的法律責任。

1　歸責原則

所謂歸責，是指侵權行為人的行為或物件致他人損害的事實發生以后，應以何種依據使其負責。而歸責原則即指歸責的基本原則，是確定行為人侵權民事責任的根據和標準3。學校體育傷害事故，在司法實踐中都是作為侵權案件來處理的，那么，承擔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民事法律責任的歸責原則應該是什么呢?有學者認為共有3種：第1種是過錯責任原則，第2種是無過錯責任原則，第3種是公平責任原則-4J。筆者認為，學校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中的歸責原則只能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和公平責任原則，而不能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

1．1過錯責任原則

過錯責任原則是民事責任的一項基本原則，它同時適用于侵權行為責任和違約行為責任。《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規定：“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一規定表明我國民事立法已把過錯責仟原則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并確認其作為一般I責原則的法地位。其含義在于：過錯責任不僅是以過錯作為歸責的構成要件，而且是以過錯作為歸責的最終要件，同時，也以過錯作為確定行為人的責任范圍的重要依據|5。簡單地說，構成過錯責任的必要條件只能是過錯，而不是損害結果，有過錯則有責任；沒有過錯，就沒有責任；過錯的大小與責任范圍相一致。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民事法律責任中，在歸責原則上適用過錯責任原則當無問題，問題是如何在實踐中準確廓清學校有無過錯。學校有過錯，就應當負賠償責任；學校無過錯，就不負賠償責任；學校有部分過錯，就應當承擔部分的法律責任。在實行過錯責任原則的時候，根據民法理論，侵權民事責任的構成必須堅持4要件說，即第1要有損害事實；第2要有違法行為；第3是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實存在因果關系；第4是行為人主觀上要有過錯。所謂過錯，就是指當事人實施行為的心理狀態，是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的損害后果的主觀態度，包括故意和過失兩種形式。所謂故意，是指行為人預見到自己行為的損害結果，仍希望其發生或者聽任其發生；所謂過失，是指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的結果應當預見或者能夠預見竟然沒有預見到，或者雖然預見到卻輕信這種結果不會發生。例如：如果學校疏于對體育場地、器材等的維護和管理，或者體育教師在學校體育活動中未盡到應盡的義務，由此而發生的體育傷害事故，則學校在主觀上具有明顯的過錯，其法律責任不可推卸。值得注意的是，在實行過錯責任原則中，舉證責任是由受害人來承擔的。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中，受害人若主張學校具有過錯，必須向法院提供十H應的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法國民法典》第1384條第7款關于教師管理學生不善造成他人損害，也規定得由“原告在訴訟中加以證明。因此，受害人若提供不出證據或證據不足，就無法維護其正當權益。

1．2無過錯責任原則

無過錯責任原則也稱為客觀責任、嚴格責仟、結果責任，是指在特殊情況下，無過錯的行為人也要承擔民事責任的原則一《民法通則》第106條第3款規定：“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零責仃”這足承擔無過錯責任的法律依據。根據法規定，無過錯責原則就是指當發生損害后，既不考慮加害人的過失，也不考慮受害人過失的一種法定責任形式，其目的是在于填補受害人的損失。在特殊情況下，依據法律規定，當事人沒有過錯，也要承擔民事法律責任。在侵權行為法上，這種確定當事人責任的原則就是無過錯責任原則。學校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中的歸責原則能否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呢?無過錯責任理論的產生．來源于過錯責任的缺陷。傳統的過錯責任原則堅持無過錯則無責任的規則，要求受害人必須舉證，以證明加害人具有過錯后方能獲得補償。但這種規則有時卻使受害人無法或難以證明加害人有過錯，因而就難以獲得補償，這對受害人顯然是極不公平的。為了彌補過錯責任原則理論上的缺陷，切實維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在歸責原則上采納無過錯責任原則就具有了特別的意義。與過錯責任相比，在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時，責任的構成要件只有兩個：一個是要有損害事實，另一個是加害人的行為與損害事實之問具有因果關系。只要具備這兩個條件而無須考慮違法行為和主觀過錯，加害人即負賠償責任。另外，在舉證責任上，無過錯責任原則采納的是舉證責任倒置，即舉證責任在于加害人。加害人所要證明的內容并不是自己無過錯，而是要舉證受害人的損害是由受害人自己的故意造成的。加害人若不能證明損害是由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則由加害人承擔民事責任。顯然，無過錯責任原則對于保護受害人的權益是十分有意義的。但這一原則并不能濫用，如果行為人無過錯，但只要一有損害就追究加害人的法律責任，那么將會造成新的不公平。因此，只有在有法律規定的幾種特殊情況下，加害人無過錯時才承擔民事責任。若沒有法律規定的特殊條件，則不承擔責任。學校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中是否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關鍵看現行法律有無規定。我國《民法通則》規定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的只有國家機關侵權責任、產品責任、高度危險作業責任、污染環境責任等幾種情形，其中并沒有學校體育傷害事故責任。因此，由于沒有法律的明文規定，學校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中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就沒有法律依據。也就是說，學校不應當依據無過錯責任原則承擔民事責任。

1．3公平責任原則

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起因是多種多樣的，一般情況下，可適用過錯責任原則來追究有過錯的行為人的民事責任。但由于體育運動的特殊性，比如足球規則允許身體的合理沖撞，拳擊、跆拳道、柔道、摔跤、擊劍等是直接將對方的身體作為攻擊目標，幾乎所有的體育比賽因規則內的犯規而造成的損害在法律上都是免責的，再加上競技體育項目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因此，倘若發生傷害事故，有時很難確定誰具有過錯。即使在規則上來講是犯規行為，但在法律上來講，當事人可能都沒有過錯。既然沒有過錯，就不能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學校因此就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雖然沒有過錯，但由于沒有法律的明文規定，所以也不能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學校同樣也不應承擔責任。倘若如此，受害人是否只能自認倒霉?不!還有一個公平責任原則。

所謂公平責任原則，又稱衡平責任，是指當事人在對造成損害均無過錯的情況下，由人民法院根據公平的觀念，在考慮當事人的財產狀況及其他情況的基礎上，責令加害人對受害人的損失給予適當補償。《民法通則》第132條關于“當事人對造成損害都沒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當事人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就是公平責任原則的法律依據。現代各國的侵權行為法大多是過錯責任原則與無過錯責任原則并存，而公平責任原則是產生于這兩個歸責原則之后的另一個歸責原則，已逐漸被各國立法所采用。從各國立法情況看，公平責任原則雖然與無過錯責任一樣不以行為人的主觀過錯為承擔責任的條件，但公平責任原則又是與過錨責任原則和無過錯責任原則有著本質區別的。過錯責任原則是一般責任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只適用于法律有特別規定的情況，而公平責任原則則適用于法律沒有規定適用無過錯責任，但根據過錯責任原則處理又顯失公平的案件。可見，公平責任原則的設定，又是彌補了過錯責任原則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缺陷，更有利于受害者。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中，有的是當事人都沒有過錯，比如在體育課中，學生之間的合理沖撞致人鎖骨骨折；有的是不能找到有過錯的當事人，比如，學生在課外體育活動中數人圍在一起搶一個球，混亂中不知誰的肘關節撞傷了他人的眼球；有的是確定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的過錯，則顯失公平，比如在課余體育訓練中體育教師安排學生甲踢點球，安排學生乙守門，結果學生乙沒有接住學生甲的一記勢大力沉的球，導致脾臟破裂。此案若認為體育教師不應該如此安排而有過錯，或是學生甲不應該用盡全力踢點球而有過錯，或是學生乙不應該守不住這個點球而有過錯而承擔有過錯的法律責任，顯然是不公平的。而這些事故均發生在學校體育活動中，既不能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又不能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來承擔法律責任，因此，適用公平責任原則，由當事人根據實際情況，公平合理地分擔損失，無疑是一個理想的解決辦法。

2　學校的法律責任

法律責任的規則原則范文第2篇

（一）主張明星代言人應當承擔法律責任

大多數學者主張肯定說。肯定說認為，明星代言的廣告內容虛假，給消費者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如果不設定代言人的法律責任而放任其在廣告中信口雌黃，顯然對消費者是一種傷害，而且不能苛求每位消費者都具有完全的理性和鑒別能力。因此明星隊自己的不當代言行為承擔責任當無疑問。這種觀點的代表有姚輝教授、楊立新教授等。

（二）主張明星代言人不應當承擔法律責任

認為明星代言產品致人損害不應承擔民事責任的學者認為：明星是商品或者服務的代言人，而不是質量的擔保人。代言明星與雇用人存在合同關系，而代言明星與消費者之間并無法律關系。消費者是否相信廣告宣傳，主要是消費者自己的問題，不應追究代言明星的法律責任。還有學者認為明星代言的廣告中，真正和唯一的信源是廣告主（經營者），代言的信息完全由廣告主決定并提供，名人代言人只不過是廣告傳播過程中用來提升傳播效果的一種手段而己。既然名人代言人在廣告傳播中沒有個人意識表達，沒有獨立的主體性彰顯。當然不必為此承擔責任。

（三）關于明星代言人是否承擔法律責任之我見

筆者認為明星代言人應當承擔法律責任。雖然明星代言人不是產品的質量擔保人，但明星代言人至少應親身體驗產品或者查閱過產品的相關證書，如果沒有做到這些而盲目代言，最終導致消費者利益受損，理應承擔法律責任。明星代言人與消費者之間沒有合同，但是產品代言行為須與產品生產者、銷售者的行為相結合，才能夠發生致人損害的結果，卻是一個客觀事實。在缺陷產品造成他人損害的事實中，產品代言行為依附于缺陷產品的生產經營行為，最起碼是致他人損害的助成原因，并非沒有直接的原因力。0故明星代言人為其所代言的產品給消費者帶來的損失承擔法律責任是理所應當的。

二、明星代言人承擔責任適用的歸責原則

歸責就是確定責任歸屬所依據的法律準則，研究虛假代言人的民事責任，必須先確立其歸責原則。關于追究明星代言人的法律責任適用的規則原則，學界也存在著爭議，部分學者主張過錯歸責原則，而另一部分學者主張無過錯歸責原則。

（一）過錯歸責原則

包括楊立新教授在內的許多學者認為追究明星代言人的法律責任應當適用過錯歸責原則。適用無過錯歸責原則對于從事代言的名人來說不符合法律正義，而且會限制行為選擇的自由，因此，采取過錯責任原則似乎更為適宜。在產品代言中，產品代言行為并非直接造成損害，因此，具有過錯的產品代言行為才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基于公平、正義的民法基本理念，應當確定產品代言必須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即代言人有過錯的，才能夠與產品生產者或者產品銷售者構成共同侵權，才承擔連帶責任。如果適用無過錯規則原則，不符合法律公平、正義的理念，無形中加重了明星代言人的負擔，會打擊明星代言產品的積極性，間接的影響市場經濟的發展。

（二）無過錯歸責原則

根據無過錯歸責原則，無論行為人是否盡了合理的注意義務，哪怕是盡了應該盡到的所有注意義務，也應該對損害結果承擔責任。這一歸責原則對于行為人的要求較為嚴格，在民事活動中，為了更好的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有部分學者主張在追究明星代言人的責任時適用無過錯歸責原則。在無過錯歸責原則的適用下，受害人無須證明加害人的過錯，加害人也不能通過證明自己主觀無過錯而免責。這樣就減輕了受害者的舉證責任，使得受害者的合法權益得到更加好的保護。

（三）追究明星代言人責任應適用無過錯歸責原則

法律責任的規則原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快遞公司；法律責任；構成

本文獲河北金融學院“本科生應用性論文（設計）支持計劃”項目支持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快遞公司的法律責任探究

收錄日期：2015年3月22日

一、快遞公司法律責任的含義

快遞公司的法律責任指快遞公司承擔的由其違法、違約或侵權行為引起的對物流快遞寄件人、收件人的損害予以賠償、補償或接受懲罰的特殊義務。

二、快遞公司法律責任的構成

快遞公司法律責任的構成著重需要探討責任主體、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要求快遞公司承擔法律責任其主觀方面必須要有過錯；客觀方面包括損害行為、損害結果、損害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

（一）責任主體。快遞公司法律責任的責任主體為適格的快遞公司，須符合中國加入的國際慣例和國內相關法律規定的市場準入條件。

1、WTO和《服務貿易總協定》規定的物流快遞市場準入規則。我國作為WTO的成員國，在享受成員利益的同時也要履行相應的義務。快遞公司在遵循無歧視待遇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國民待遇原則、透明度原則、貿易自由化原則、市場準入原則、互惠原則、對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優惠待遇原則、公正平等處理貿易爭端原則的WTO九大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適當保留郵政專營權，允許設立中外合營企業、允許外資控股、允許設立外資獨資子公司。

《服務貿易總協定》在市場準入一條中指出成員國給予其他成員國的物流快遞服務提供者的待遇，不能低于其承諾表中明確的規定。

2、《公司法》和《郵政法》規定的物流快遞市場準入規則。從法的適用角度看，《公司法》屬于一般法，《郵政法》屬于特別法。《郵政法》有明確規定的適用《郵政法》，《郵政法》沒有明確規定的，依《公司法》的規定處理。

經營快遞業務必須取得郵政管理機構頒發的快遞業務經營許可證。申領快遞業務經營許可證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組織條件方面，快遞公司為獨立的企業法人，必須具備法人的設立條件：即依法設立；有必要的財產來源；有自己的名稱、組織機構和場所；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根據具體情況，可設立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其具體組織機構依《公司法》的規定，如有限責任公司可設股東會、董事會或執行董事、監事會或一至兩名監事；股份有限公司要設立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涉及到外資的快遞公司，要依照《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規定設立組織機構，目前合營企業法只準許設立有限責任公司；國際快遞公司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分支機構，屬于外國企業的分支機構，組織形態與外國企業相同。

財產條件方面，《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不低于人民幣3萬，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不低于人民幣10萬；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不低于人民幣500萬，上市公司最低注冊資本為人民幣3000萬。《郵政法》依據快遞公司快遞業務經營的地域范圍對其最低注冊資本做了規定：經營國際業務的最低注冊資本為人民幣200萬，經營范圍跨省的最低注冊資本為人民幣100萬，經營范圍在省內的最低注冊資本為人民幣50萬。據此，如果設立有限責任公司形態的快遞公司，最低注冊資本限額要依照《郵政法》的規定，如設立的為股份有限公司，則要依照《公司法》的規定。

其他條件方面，快遞公司應具備與其地域范圍和組織形態相適應的服務能力、服務質量管理制度、業務操作規范和安保制度。

（二）主觀方面――主觀過錯。快遞公司要承擔法律責任，主觀上要求其有過錯。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故意指快遞公司明知會發生危害物流快遞合同相對人的結果而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發生，比如快遞員工監守自盜行為便屬于故意危害相對人利益；過失指快遞公司因未盡合理的注意義務而未能預見危害后果并致危害后果發生，如因快遞員疏忽導致快件延誤、快遞錯送、不明原因的快遞丟失、快件毀損等便屬于過失危害相對人利益。如果快遞公司沒有故意或過失，即使造成了損失，也不承擔法律責任，如意外事件、不可抗力等。

也有學者認為，快遞公司承擔法律責任使用嚴格責任原則，即不管快遞公司主觀上有無過錯只要給寄件人或收件人造成了損害，就需承擔法律責任。

筆者認為應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否則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免責將沒有理論依據。

（三）客觀方面。快遞公司法律責任構成的客觀方面包括違法、違約行為，損害結果，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

1、違法違約行為。違法、違約行為指快遞公司違反法律的規定或合同的約定對快遞合同相對人造成損害的作為或不作為，按《郵政法》規定包括快件丟失、快件毀損、快件延誤、內件短少。

快件丟失指由于快遞公司的過錯致使快件沒有按約定投遞，致使寄件人和收件人最終喪失了對快件的所有權。如果由于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或寄件人、收件人自身的過錯如寄件人寫錯地址或聯系電話導致快件丟失的，快遞公司的違法違約行為不成立。探究快件丟失的原因，通常包括快遞錯投、快遞員工監守自盜、快遞公司的過失。快遞錯投指由于快遞公司及其員工的過錯，未能將快件最終投遞于收件人致使快件丟失。如寄件人甲委托快遞公司乙將某快件投遞于下榻在某賓館的張三，但當天在該賓館住宿的有兩位名叫張三的客人，快遞員在沒有核實身份證的情況下將快件送給了另一位張三，導致快件丟失，后由于另一張三未能找到，法院判決快遞公司承擔賠償責任。由于目前快遞員的素質并不太高，快遞員利用職務之便竊取快件內財物的情況時有發生，此即快遞員工的監守自盜，快遞員工可能構成職務侵占罪，并需向收件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快遞公司對民事賠償承擔連帶責任。在快件運送過程中還經常會出現不明原因的快件丟失現象，此種情況下，快遞公司主觀上沒有故意，但有過失，也需承擔賠償責任。

快件毀損指快件投遞過程中，除快件的自然屬性和合理損耗外，由于快遞公司及其員工管理或運輸不當導致快件價值的減少或滅失。易碎物品發生此種情況的幾率較大。比如有一買受人購買了一套玻璃茶具，寄件人（賣家）使用了較為堅固的木質盒子作為包裝，并進行了層層包裹，在外包裝顯著位置注明了“易碎物品，敬請輕放”字樣，但收件人收到該貨物后，仍有一茶杯破碎。此種情況下較易斷定物品毀損原因是由快遞公司運輸過程中過失造成的，如暴力分撿，未盡到注意義務等，但具體責任人是誰很難斷定，故快遞公司要承擔賠償責任。快件毀損賠償比例，滅失的按快件丟失賠償，部分毀損的，按滅失部分占總價值比例賠償。

快件延誤，因快遞的優勢在于便捷迅速，按現行法律規定，除特殊原因外，同城快遞最長時限為24小時，國內快遞最長時限為72小時；徹底延誤時限同城為三天，國內異地與港澳地區為七天，國際快遞為十天。超越徹底延誤時限則為快遞延誤。例如一些時效性較強的物品較易發生延誤：中秋節寄送月餅、元宵節寄送元宵等，如快遞公司未能按承諾在節前送到，則會給寄件人與收件人造成較壞影響。快遞延誤通常按快遞丟失或快遞毀損分情況處理。

內件短少指收件人收到的快件與原始運單上的物品不一致。內件短少可按快件毀損規則進行賠償。

2、損害結果。損害結果指快遞公司的違法或違約行為侵犯寄件人或收件人的利益所造成的損失或傷害，是違法或違約行為已經實際造成的侵害事實。

3、因果關系。違法行為、違約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要有因果聯系，即損害結果是由違法違約行為引起的，只有具備了這一要件快遞公司才需承擔法律責任，反之快遞公司便不需承擔法律責任。此即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

三、快遞公司法律責任的類型及實現方式

（一）民事責任。快遞公司的民事責任是由快遞公司的違法或違約行為引起的補償性的財產責任。包括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違約責任是快遞公司違反物流快遞合同的民事責任，指快遞公司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物流快遞合同義務，所應承擔的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賠償損失等民事法律后果。侵權責任則指因快遞公司的侵權行為發生的民事責任。

在上文談及的快遞公司的幾種主要的違法違約行為當中，快件丟失，快遞公司有過錯的，快遞公司負賠償責任，具體賠償額度適用2009年修訂后的《郵政法》第四十五條，“郵政普遍服務業務范圍內的郵件和匯款的損失賠償，適用本章規定。郵政普遍服務業務范圍以外的郵件的損失賠償，適用有關民事法律的規定。郵件的損失，是指郵件丟失、損毀或者內件短少。”據此條的規定，快遞公司的賠償責任的額度應適用民事法律中的相關法律，主要有《民法通則》、《合同法》、《侵權行為法》等，按實際損失數額進行賠償。但目前大多數快遞公司在業務須知中都有關于賠償的明確規定，如EMS國內特快專遞郵件詳情單后面就有業務須知，其中第7點就規定了有關郵件丟失損毀的賠償事項：“保價郵件如發生丟失、損毀或短少，按實際損失價值賠償，但最高不超過相關郵件的保價金額；未保價郵件如發生丟失、損毀或者短少，按實際損失價值賠償，按照郵政法、郵政法實施細則及相關規定辦理，但最高不超過所付資費的三倍；如郵件發生延誤，免除本次服務費用（不含包裝箱、保價等附加費用）；對其他損失或間接損失，郵政企業不承擔賠償責任。如因寄件人填寫收、寄件人名址、聯系電話不全、錯誤，導致郵件延誤的，郵政企業不承擔賠償責任。”此為合同法中的格式條款，如果快遞公司無證據證名義盡到告知義務，則此格式條款無效。快遞錯投，在冒領人無法找到的情況下，快遞公司負賠償責任，在冒領人存在的情況下，其行為構成不當得利，應將快件返還給收件人，但由于快遞公司有過錯，快遞公司負有追回快件和連帶的賠償責任。快件毀損物流公司承擔民事責任一般主觀上是過失，賠償比例，快件滅失的按快件丟失賠償，部分毀損的，按滅失部分占總價值比例賠償。內件不符同樣可依照《郵政法》四十五條處理。

另外，快遞公司在下列情形下可以免責：不可抗力、因延誤或丟失造成的間接損失、因寄件人或收件人自身原因造成的損失、快件自身屬性造成損失的損失、超越時效限制的。

（二）行政責任。行政責任指快遞公司因違反行政法律所需承擔的不利后果。其實現方式為行政制裁如警告、罰款、吊銷營業執照等。

（三）刑事責任。刑事責任是指快遞公司及其工作人員因違法刑事法律所需承擔的不利后果。

如果因快遞公司及其工作人員故意造成快件毀損或快件短少，則有可能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或盜竊罪；快遞人員的監守自盜行為則可以認定為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是否構成犯罪，則要依據毀損或占有的財物的多少判定。

刑事責任的實現途徑為刑事制裁，依據所觸犯的罪名及輕重定罪量刑。

主要參考文獻：

法律責任的規則原則范文第4篇

1.1發達國家的污染轉移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隨著發達國家公眾環保意識的增強和產業結構調整，大量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跨國公司從發達國家向低環保要求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同時跨國公司還采取付高額處理費用等方式，將那些難以處理或處理成本大的垃圾輸往發展中國家，再者發達國家憑借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制定對己有利的環保規則，甚至影響其他國家環保政策及法規的制訂，從而規避自身環境責任。據統計，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已將60%以上的高污染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美國也將40%左右的高污染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2]

1.2地方政府政績觀的錯位由于歷史的原因，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資金缺乏。為了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各發展中國家都迫切地引入外資，招商引資成為重要的政績指標。這本是一件雙贏的事，跨國公司獲取利潤，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然而現實總是異于理想，正如馬克思對資本逐利性精辟的描述：……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在利潤面前，跨國公司的環保自律變得十分脆弱，必須依靠當地政府的強力監管，但GDP至上的思維反而使一些地方政府成了跨國公司的幫兇，在利用外資的戰略上，只求經濟上的短期增長，對長遠的環境危害視而不見，[3]客觀上縱容了跨國公司毫無顧忌大肆排污，導致發展中國家環境的急劇惡化。

1.3公眾環保意識的欠缺近年來，雖然公眾的環保意識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依然欠缺。根據民意測驗，77%的美國人表示企業及其產品的綠色形象會影響其購買欲，盡管其價格要高；94%的德國人在購物時會考慮環保問題。而在我國，公眾更多還是考慮價格，同時還存在對外國產品的迷信；而在公眾的環保參與、集體維權、環境公益訴訟方面則更是欠缺，個體在跨國公司面前處于絕對弱勢地位，這一定程度上也是跨國公司敢于無視環保的原因。

2跨國公司環境法律責任承擔的阻礙

當前東道國在試圖追究跨國公司環境法律責任之時，最大的阻礙在于責任主體的確定，其法律上的障礙便是有限責任原則。再加上其跨國性，在管轄、法律適用尤其是法律責任的落實上也會存在諸多的問題。在前述案例中，聯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中的持股比例為：美國聯合碳化公司占50.9%的股權，印度政府占股約為22%，其余股份屬于2萬多名印度人[4]。該公司只是一個子公司，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為其母公司，擁有絕對控股地位。大部分的跨國公司都有子公司的身份，其母公司則在東道國以外，一方面通過子公司擴大控制權，一方面則借助有限責任降低風險。雖然跨國公司子公司擁有獨立法人地位，但跨國公司子公司與母公司之間的天然甚至是緊密的關系并不能被完全割裂開來，跨國公司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管理決策以及各種資源都可以在公司內部實現共享。

2.1責任主體認定的現行法律阻礙：有限責任原則有限責任制度起源于12、13世紀在地中海沿岸諸城市興起的一種新型組織“康孟達”（Commenda），它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對于近現代公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它克服了無限公司股東因公司破產而導致個人破產的風險，便于人們投資入股，是廣泛募集社會大量資金、興辦大型企業最有效的手段。美國學者巴特勒更是將有限責任制度認為是“當代最偉大的發明，就連蒸汽機和電的發明都不如它來的重要”。有限責任是現代公司法的基本原則，跨國公司通過在世界范圍內成立子公司以擴大自己的規模與增強自身實力。子公司是根據東道國的法律設立的，能夠獨立地進行訴訟，獨立地承擔民事責任，獨立地以自己的名義享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因而，當發生環境問題時，該子公司才是環境破壞的直接責任主體，由該子公司承擔環境侵權責任并沒有什么爭議。但毋庸置疑的是，僅追究直接加害者即子公司的責任并不能體現法律公平的本質，子公司往往缺乏足夠的能力獨自承擔由此給東道國造成的損失。前述案例中，聯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在事故發生時，其凈資產僅有9530萬美元，根本無力全部承擔由此造成的損失，如果堅持有限責任的原則，對受害人、特別是環境侵權案中這樣的非自愿債權人來說，顯然是不公平的，對東道國的環境利益也會構成相當大的威脅。

2.2現實阻礙：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的巨大影響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和受益者，截至2001年，跨國公司已控制著世界生產總值的近50%，國際貿易的60%和技術轉讓的70%，國際投資的90%。[5]目前，全球跨國企業數量已超過8萬家，其外國子公司達到80萬家以上。2012年，跨國公司的外國子公司創造了價值26萬億美元的銷售額，較2011年增長了7.4%。外國子公司貢獻的增加值達6.6萬億美元，增長了5.5%，同期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增幅為2.3%。外國子公司雇員總人數為7200萬，較2011年增加了5.7%（數據來源：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世界投資報告2013）。由此可見，跨國公司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巨大。由于跨國公司所擁有的巨大經濟影響力，以及對于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巨大推動作用，跨國公司直接或間接地成為東道國經濟體系的一部分。以我國為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吸納外商直接投資12000多億美元。以跨國公司/全球公司為主要代表的外資企業創造的工業產值、稅收、進出口額分別達到全國的30%、20%、55%左右（其中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約占80%），直接吸納就業約5400萬人。[6]東道國往往會對這些跨國公司給予相當大的優惠，追究他們的相關法律責任之前也不得不多方權衡利弊。甚至在某些國家，跨國公司還會與當地政府勾結，此時東道國追究其環境法律責任就更不可能。例如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亞的子公司就曾在當地居民抗議環境污染時，勾結當地武裝部隊非法迫害、屠殺當地居民，完全無視當地居民的利益。再者，就算最終成功追究跨國公司母公司的責任，法律責任如何落實也會是一個問題。前述博帕爾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最終被美國法院以“不方便法院”原則為由駁回，最終只是由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在1989年向印度政府支付了4.7億美元的賠償金了結此事。[7]

3跨國公司環境法律責任承擔機制的重構

3.1完善環境侵權責任中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適用對于如何追究跨國公司的環境法律責任，并且能使東道國得到足夠的補償，學界提出過許多理論，如“整體責任論”。但這一學說太過極端，以企業實體論來取代法律實體論作為普遍法律規則是不現實的，這是對公司有限責任理論的背離。另一種理論是“直接責任論”[8]，即在以股東有限責任為一般原則的前提下，考慮到整體責任論對母公司責任過重，僅強調特殊情況下母公司才需對子公司的債務直接負責，最為典型的就是“公司法人格否認”，俗稱“揭開公司的面紗”。我國《公司法》第20條也有類似規定，但較為模糊，實踐中需要法院針對具體案例進行認定。鑒于實踐中由此造成的環境侵權往往危害巨大，波及范圍廣且損失難以預料，有限責任原則不應概括適用于作為子公司股東的跨國公司母公司。對跨國公司利用控股子公司的有限責任，濫用公司人格的環境侵權行為，致使社會公眾和國家的環境利益遭受損害的，應當直接追究跨國子公司背后的母公司責任。問題是判斷母公司是否有濫用行為的舉證責任如何承擔。筆者認為，根據權利義務對等原則和公司的社會責任，子公司的債權人（包括受害者）或作為公眾代表的政府可以直接向母公司提訟，除非母公司能證明其子公司有足夠的自決定自己的事務，否則只要原告能提出證據證明其所受損害是由子公司造成，法院就可推定母公司對此損害負有責任。通過讓跨國公司母公司就自己沒有濫用行為承擔舉證責任，一方面維護了有限責任原則———保護了母公司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又減輕了東道國對母公司濫用控制權的舉證責任（東道國實際上往往很難舉證，將該舉證責任賦予母公司是合理的）。如此一來，既平衡了雙方的利益關系，也能督促母公司加強自身對內部公司治理的關注。

3.2建立并完善跨國公司的準入機制環境問題影響深遠，一旦受到破壞，損失往往難以用金錢衡量，而且政府向母公司追償，能否最終落實其法律責任也是一個問題。因此，政府必須注重事前預防，在招商引資之時就應該把好準入關，對跨國公司設在本國的子公司的資金、內部管理、生產過程對環境的影響等多個方面進行嚴格的審查和評估，決不能為了引進外資而對跨國公司的環境責任能力不作要求，甚至把可投資于污染項目作為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如此一旦發生嚴重的環境污染，發展中國家的東道國作為經濟上的劣勢者，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將很難維權。環境保護法制也必須完善，當環境保護代價高而違法成本低時，跨國公司權衡利弊后選擇違法也就不足為奇了。為了防止地方政府執法的隨意性，必須建立一套從跨國公司進入到最終產品銷售的、完備的環保法律體系，跨國公司必須證明其所從事的生產行為不會對所在地區產生負面影響，一旦發生環境問題，跨國公司也必須就其行為符合環境保護的要求舉證，否則就要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

4結語

法律責任的規則原則范文第5篇

由于證券市場對成本和收益的更為關注，也使降低投資成本和風險對證券市場的發展顯得更為重要。基于證券糾紛是影響證券投資風險和成本的一個重要方面，證券糾紛又具有證據方面難以收集，訴訟成本較高的特點，因此，解糾機制對降低成本和風險有重要意義，證券市場對高效的解糾機制的需要更顯突出。針對我國證券糾紛解決的實踐，公正、高效的解糾機制必須解決好解糾方式、證據規則和費用負擔及法律適用等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解糾方式。調解、仲裁和集團訴訟在證券糾紛解決中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

1、調解。調解是高效、低成本解糾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我國證券糾紛的處理上并未有多大發展。調解既有利于訟累，減輕人民法院的負擔，而且可以加速糾紛解決、降低成本。因此，一方面有必要在證監會、全國證券業協會、省證券業協會、證券交易所、比較大的證券公司等設立調解委員會，大力發展非訟調解；另一方面，通過證據制度改革和完善、強化律師參加訴訟的作用，繼續完善訴訟調解。訴訟調解作為一種高效的解糾方式，在美國和加拿大等發達國家也被大力發展和廣泛應用。

2、仲裁。仲裁把調解和訴訟的優點集于一身，也是需要大力發展的一種解糾方式。仲裁是高效率的，尤其對于證券糾紛中牽涉數額較小的客戶申訴，可以幫助申訴的投資者避免成年累月的訴訟以及支付大筆的律師費用。在美國，仲裁在證券法的執行中起著關健的作用。美國證交會鼓勵交易所的會員向其客戶提出規范化的仲裁協議，以解決爭議。紐約證券交易所規定其會員之間的一切爭議必須通過仲裁解決，并且允許會員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主持下對會員提出仲裁。證券業協會中的其他自律組織也提供仲裁服務。在1994年，證券業自律組織共收到6486件，其中5542件得到了解決，成功率達85.4%.我國《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規定了對股票當行和交易有關的糾紛，當事人對證券爭議可以按約定進行仲裁調解；證券經營機構之間以及證券經營機構與證券交易所之間因股票的發行或交易引起的爭議，應當由證券委設立或者指定的機構調解或仲裁。但仲裁在我國還沒有足夠的發展和應用，隨著我國證券市場逐步發展，證券糾紛數量的上升，以及嚴格責任、強化監管、加強執法的要求，發展證券糾紛仲裁，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3、集團訴訟。相當一部分的證券糾紛都具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許多投資者同時受到侵害，而且受侵害者往往處境相同，加之證券糾紛中往往就單個投資者而言，數額并不大，且證券訴訟中律師費用的昂貴，使由一群受到相同侵害的投資者共同提出集團訴訟，成為一種有效降低訴訟成本、有效維護弱小投資者權利的解糾方法，尤其對于證券市場上眾多的小額投資者的利益保護有重要實踐意義。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了集團訴訟，但由于實踐中這類案件相對較少，集團訴訟的審判經驗并不豐富；而且，由于集團訴訟推選訴訟代表人還沒有一個較為統一的辦法，訴訟代表人推選困難，而人民法院又因在工作量的計算上存在以案件數量計算方法，使集團訴訟因在通知、發送傳票、送達法律文書、審理、書寫判決書等方面實際工作量的加大，使法官也極不愿意受理集團訴訟，而寧愿單獨立案逐個審理。因此，在證券糾紛的解決中，為保障中小投資者的利益能真正得到保護，有必要通過實踐進一步強調和完善集團訴訟制度。

二、證據規則

依據我國的證券立法及相關法律的規定，相關的證券服務機構應當承擔許多相關信息的告知義務，但是，并沒有規定必要的法律責任，因此，使許多告知義務形同虛設，尤其在發生糾紛時，相對方的知情權受到嚴重限制。而且我國民事訴公立法中沒有規定被告方對于原告的必須答辯義務和證據必須在庭審前交換的義務，使證券訴訟中，投資者的利益保護非常艱難。尤其對于中小投資者，作為潛在投資者時是上帝，而真成為投資者時就成了孫子。因此，有必要完善相關法律責任規則的設置，同時，在證券糾紛審理中，盡快改革證據規則，以確保“私人檢察官”作用的充分發揮，為證券法律的有效實施奠定廣泛的基矗

在美國，無論是在州法院還是在聯邦法院，每方當事人都可以要求另一方提供與案件有關的文件；每方都可以詢問另一方的證人，或不屬于任何一方的證人；所有的證詞都記錄在案，雙方都有權要求查看這些記錄。在證交會對一個人訴之以行政程序時，此人有權要求證交會工作人員拿出他們收集的全部證據。未經交換的證據將不能使用，而且庭審一旦結束，當事人提供證據的機會也就終止。加拿大規定基本與此相似。而且加拿大還要求律師對全部與案件有關的文件進行披露，既是律師的權利也是義務。否則，如果最后發現該披露的不披露，懲罰將是很嚴厲的。

因此，本人認為，我國有必要借鑒美、加的證據制度，嚴格要求證據交換制度和相關文件的披露制度，這對于保證專業性強、投資者舉證難度大的證券糾紛的解決，有效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證法律責任有效實現，促進證券法律的實施有重要意義。

三、必要律師費用的負擔。

證券業本身的高專業性，使證券糾紛中的參案律師也必須要有較高的素質，而這使證券糾紛中的律師費用也相對較高。律師費用的相對較高，對于中小投資者而言，一旦發生糾紛，即意味著投資的失敗。因為在一般的司法實踐中，律師費用一般者得不到敗訴方的補償。對于一般的民事和經濟糾紛，律師費用的負擔可能還不是一個很突出的問題，但對于證券糾紛中的律師費用的負擔就不再是一個無所謂的問題了。

為了有效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尤其是中小投資者的利益能夠得到較好的保護，在證券糾紛中，勝訴方所負擔的“必要”的律師

費用，敗訴方應當予以承擔。否則，民事責任的“補償原則”，將不利于防止侵害行為的發生。而且，完整的補償原則，應當包括“因侵害而發生的一切費用”。對于“必要”的解釋，應當依照國家法律規定的律師收費標準解釋，沒有規定的，應當按照慣例解釋。

四、法律適用問題

由于法律存在著不同的效力層次的淵源，法律適用，直接影響著法律責任的追究和承擔問題。就我國證券市場實踐來看，基于市場發展的不成熟、管理經驗的不足、證券立法的不健全，使得許多規范性文件的層次都很低。對于證券市場規范性管理的文件，大部分屬于證監會及相關部委規章和證交所的規則及行業協會的規定。而證券市場本身極強的的專業性和操作性特征，使證券市場上的許多行為，尤其是在證券發行和交易的具體操作過程中發生糾紛時，由于規章和交易所規則效力層次低的影響，在司法適用上存在很大障礙。例如，規章和交易所規則、規定等，是必然適用，還是參照適用？尤其是交易所的規定或通知，法律上的效力如何？對于同一效力層次的規定可以依據“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原則，而對于規章和交易所規則的規定，在更高層次法律沒有具體規定時，是直接適用規章或交易所的具體規定，還適用高層次的法律相關規定？等等。在證券糾紛的處理中，如何適用法律，直接影響著糾紛各方當事人的利益。例如，透支交易發生后券商強制平倉的處理，按上交所《關于繼續查處信用交易的通知》規定，券商有權也有義務在發現透支交易的當天或最遲下一個交易日實行強制平倉。但實踐中對該《通知》的效力的認識不一致，有的認為《通知》無效，強制平倉構成侵權；有的認為應當適用《通知》，券商不應承擔強制平倉的責任。而司法實踐中，實際采用部分確認，即平倉效力只限于透支買入證券；其他證券作為擔保的，未經授權，券商平倉將承擔責任；對于在《通知》規定的合法時限范圍內，有時間約定的，券商違反約定平倉要承擔責任.而如果直接適用《通知》，則券商不可能承擔平倉的法律責任。

基于證券市場的專業性特征和操作復雜性，以及我國證券立法方面的不健全和滯后性等特征，為了有利于證券市場的規范，在法律適用上，本人認為，應當堅持如下原則：其一，充分賦予規范證券市場的規章和交易所規則等法律適用上的效力，只要低層級規定不與高層次規定相矛盾，司法審判中就應當適用；其二，規則適用及解釋上堅持“社會法原則”，即不能把證券市場上的規則從私法法理上去解釋和適用，不能以約定排斥規定，而必須從準公法意義上解釋和適用證券規章和證券交易所規定。遵循上述原則，不僅有利于促成監管機構及交易所在監管上的威信，解決在有關規章及交易所規定適用方面的爭論，而且有利于促成證券市場主體主動了解、學習和遵守有關規章和規則的規定，從而促進證券市場交易的有序進行。在《行政訴訟法》2000年3月的司法解釋中，已經將原先對行政規章的“參照適用”改為“直接適用”，也正反映出了這種思想。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