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市場監管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資本市場監管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資本市場監管范文第1篇

關鍵詞：資本市場；監管；成效；體制

1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現狀分析

中國現行金融市場監管體系的最突出特點就是分業監管。中國金融體系分別由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監管。但在資本市場上就是多頭管理，政出多門。中央和地方各管—塊，不同品種證券的市場管理者不同。甚至一種證券的—二級市場之間就有不同的管理者。主要表現是：證監會是中央主管機構，地級人民銀行在市場監管上頗有影響，財政部、中央銀行介入市場管理，地方政府在交易場所的管理上擁有很大的權利。

自我國資本市場建立以來，我國資本市場監管就伴隨著始終。但我國資本市場仍然危機四起，從20世紀90年代的股市異常波動，到現在上市公司頻頻發生造假事件，這表明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的不到位，市場運行效率不高，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法律框架不完善，分析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現狀，將有助于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的發展。

1.1我國資本市場監管機構

我國現行的資本市場監管體制可以說是集中型監管體制，在分業集中監管的基礎上，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實行適度的統一監管。

中國證監會是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證監會作為對證券業和證券市場進行監督管理的執行機構，監督檢查所歸口管理部門。由于中國人民銀行負責證券機構的審批，這意味著對于證券中介機構的監管權限在兩個部門被分割開來。

在1992年以后，人民銀行不再是證券市場的主管機關，但它仍然負責審批金融機構。這意味著證券機構在審批和經營管理上受人民銀行和證監會的雙重領導。中國人民銀行還負責管理債券交易、投資基金。

財政部負責國債的發行以及歸口管理注冊會計師和會計師事務所。

在我國資本市場監管體制中，地方政府在本地區證券管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上海、深圳市政府和證監會一起管理滬、深證券交易所。其對證券市場的影響是巨大的。在公司上市、股票交易流程上都有可能影響其正常操作。

1.2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的成效分析

我國資本市場監管成效的分析，即我國資本市場監管所投入的成本與我國資本市場運行結果的分析，可以從我國資本市場效率與監管的角度來分析。市場監管能否有效糾正市場失靈，充分保證市場效率，關鍵在于監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效而完善的監管制度是資本市場監管的基礎和效率的保障。中國資本市場的制度缺陷，特別是監管制度的缺陷導致市場失靈與監管失效的同時存在，成為轉軌過程中資本市場監管的基本現狀，對資本市場效率分析可以充分地說明這一點。

根據市場證券價格對信息反映的范圍不同，把市場劃分為弱型效率市場、半強型效率市場、強型效率市場。經濟學界對我國證券市場監管成效分析主要按照上述理論進行實證分析和理論研究。一般研究主要是對弱型效率市場、半強型效率市場進行研究。以往對我國資本市場弱型有效市場的實證檢驗有，俞喬（1994）對上海、深圳股票市場股價變動的隨機假設進行檢驗。他利用上海、深圳的交易所自成立到1994年4月底的各自綜合股價指數的觀察值，通過對誤差項序列相關檢驗、游程檢驗和非參量性檢驗，排除了上海和深圳股價變動是“隨機游走”的可能性，得出了上海、深圳兩地股市非有效性結論[1]。

半強型有效市場檢驗的有：楊朝軍等（1997）選取上海股市1993—1995年間100家上市公司的送配方案公告為樣本，對各家公司股價在公告前后的變化進行詳細地分析，以檢驗市場對送配信息的反應。結果表明，上海股市已經能夠較快地反映送配信息，說明中國股市一定程度上已能迅速反映某些公開信息，但并不能就此判定上海股市已達到半強式效率市場，而筆者在對2005—2006年度股票指數進行實證分析也得出我國股市尚未達到半強式效率市場的結論。

2我國現行資本市場監管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2.1資本市場監管體制建設不完善，證監會效能不足

在中國資本市場管理體系中，除了多頭管理、政出多門以外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值得注意的是證監會的人員編制不足和缺少足夠權威，導致削弱實際監管效果。很顯然，在證監會和地方監管部門之間存在著重復監管的現象，而監管職責在證監會和人行之間的分割，又導致某些監管領域落入夾縫之中。而對于市場的某些部分，尤其是針對證券商和機構投資者，事實上缺少監管。

2.1.1證券監管機構的有效性和權威性不足

證監會在名義上是主管機關，但在國務院組成部門中只是附屬機構，只能起協調作用，監督的權利和效力無法充分發揮。

現階段市場已形成了以股票、債券為主的企業債券、基金、可轉化債券同時發展的直接融資工具體系。而從目前的監管機構分工來看，中國證監會主要監管股票、基金、可轉化債券；財政部主管國債的發行、兌付；中國人民銀行主管企業債券的發行。證券主管部門存在著多頭化，易產生整體監管方面的矛盾和摩擦，不利于提高整體監管效率和證券各品種之間的協調配套發展。

2.1.2證監會地方辦事機構行政能力的獨立性受到制約

本地政府在本地區證券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證監會派出機構，與地方政府有很深淵源，受地方政府干預的可能性很大。證券市場運行中屢屢發生重大事件，暴露出了我國證券監管系統上的漏洞和某些功能上的不足，中國證監會的權限常常受到比其行政上更高一級的地方首長的干預，其獨立性受到很大制約。

2.1.3證監會權力制約不能有效輻射其全部管轄范圍

證監會權威性的不足與監管權力分散性是相聯系的，監管權力從橫向看分布于證監會、銀監會、財政部和國資委等機構之間，各部門之間的政策法規、管理措施及政策目標亦有沖突之處，居高不下的協調成本大大降低了監督管理的效率。從縱向看分布中央和地方之間，多家平行機構從不同側面，各個地方從不同范圍（地域）對資本市場進行監管，造成利益的沖突、責任的推卸、監管的盲點和監管力度的不平衡，影響了資本市場的統一性，造成某些領域事實上的無人監管。

2.2資本市場監管理論創新不夠，市場管理者不能有效進行理論建設

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理論研究主要還是局限在對資本市場現行問題的補救上。由于市場發展太快，政府監管部門忙于應付大量的日常事務性工作，沒有充分發揮機構投資者的中堅作用，證券市場的基本建設在某種程度上被忽略了，對資本市場結構、運行問題缺乏理論研究，如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不合理、風險預警體系不健全、信息披露不透明等問題。為了解決一些短期內凸現的緊急問題，往往采取不顧長遠的急救方法，雖暫時解決了問題，但是卻為今后的監管工作帶來了隱患，參考證券市場發達國家的經驗，我們看到幾乎所有國家的證券監管機構都有一個明確的行動宗旨和一系列行動細則組成的綱領性監管框架，這種框架是其監管部門長期行動的準則。在缺乏長遠規劃的情況下，監管上被動地長期處于救火狀態就是難免的。

2.3資本市場自律性監管不足，沒有充分發揮市場自律性監管機制功能

我國目前的自律組織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滬深兩地交易所自律組織；二是證券業協會。兩個層次在行業自律中都存在問題，首先是兩地交易所存在明顯的地方利益，其對市場交易的監管受到所在地政府的干預，因而難以真正貫徹公平、公正的指導原則。其次是中國證券業協會作為一家行業性質的民間協會不能發揮自律作用，這與目前證券市場多頭管理格局有關。因此，證券市場發展至今，監管與自律仍然處于嚴重不平衡的狀態。

2.4資本市場監管法制建設不健全，市場主體法律意識不強

國家對于上市公司退市問題存在法律盲點，難以準確把握執法尺度。并且退市標準不統一，尺度難把握。對于證券監管部門的監督，主體不夠明確。由于現行法律對地方人大如何監督中央駐各地的管理部門沒有明確規定，省人大及人大財經委難以對駐各證管辦實施監督。實際上，《證券法》等于沒有明確對證券監管部門進行監管，以及應該由誰來監管。

3啟示及對策

通過對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現狀及問題分析，如何有效強化資本市場監管職能、提高資本市場運行效率，筆者認為應該做好以下幾點：

3.1構建資本市場監管的風險預警指標體系

及時發現有關宏觀經濟指標的異常反映并及時進行調控，是可以防范或避免金融危機發生的。這里的關鍵是要建立比較完善的靈敏的資本市場危機預警指標體系。

3.2強化資本市場信息披露制度

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穩定一國資本市場發展的重要制度。強化資本市場的信息披露制度關鍵在于健全信息披露的動態監管機制，加強資本市場會計審計制度落實，規范上市公司組織結構，以此來消除利潤操縱行為的發生，加強對企業所募集資金使用和投向的監督。

3.3積極穩妥地推進股權分置改革

股權分置改革是完善資本市場監管體制的一個重要步驟，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直接體現了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的作用機制是否合理，是關系到廣大投資者、上市公司、資本市場切身關系的一件大事。解決股權分置問題，是我國資本市場向國際市場靠攏，迎接WTO挑戰的迫切任務。

資本市場監管范文第2篇

關鍵詞:市場風險資本監管新資本協議內部模型法

中圖分類號: F120.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6-1770(2010)04-031-04

一、 引言

自從1988年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了《統一資本計量和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以下簡稱資本協議)以來,對銀行持有的資本金實施更為精細化的監管已在全球范圍內逐漸形成一種趨勢。看似簡單的資本協議實際上在銀行資本監管領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重新制定了資本充足率標準,將表內外所有資產納入考慮范圍,統一計算出風險加權資產。與之前僅僅考慮表內總資產量的標準相比,資本協議首次嘗試將風險引入資本充足率的計量中,從而極大激發了銀行自身的風險管理意識,顯著提高了銀行的風險管理水平。

在資本協議頒布后,巴塞爾委員會對其進行了多次修訂,并于2004年6月了《統一資本計量和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修訂框架》(以下簡稱新資本協議)。新資本協議繼承并強化了資本協議立足于風險的資本監管理念,大幅改進了資本監管技術,建立了最低資本要求、監管機構的監督檢查和信息披露三大支柱對銀行資本實行多層次的有效監管,提高了資本監管的風險敏感度和靈活性,使銀行資本精細化管理的趨勢得到進一步鞏固和加強。新資本協議得到了許多國家、地區監管機構和銀行業界的普遍認可。目前,全球范圍內已有近百個國家、地區明確表示實施新資本協議。中國銀監會于2007年2月印發了《中國銀行業實施新資本協議指導意見》的通知,將新資本協議實施正式提上日程。依據該通知的有關規定,新資本協議銀行 將從2010年底起開始實施新資本協議。其他商業銀行(含外國銀行子行)則可根據自身情況自行制定實施新資本協議的時間表。

近幾年來,新資本協議在我國得到了監管機構、銀行業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關于新資本協議及其對我國銀行資本監管影響的文獻也比較豐富[1],但針對新資本協議框架下市場風險方面的內容卻缺乏系統性的研究。現階段,盡管信用風險依然是我國商業銀行最大的風險來源,但市場風險的重要性已不可忽視。其一,中資銀行資產規模自2003年股份制改造以來發展迅速。伴隨著總資產規模的擴大,中資銀行持有的按市價計量的投資(包括交易類證券及可供出售證券)的絕對規模亦快速增長。再者,近年來我國各大商業銀行逐漸從傳統的分業經營模式轉向綜合經營模式,成立銀行系金融控股公司,設立投行部門,通過并購、新設等方式相繼進入基金業、證券業、信托業等,并大力發展國外分支機構,實現國際化、綜合化發展戰略。在此過程中,大型商業銀行所面臨的市場風險將顯著提高。另外,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機令全球眾多的金融機構遭受到巨大損失,而大部分的虧損實際上來自于交易賬戶。以上種種凸顯了對市場風險進行有效監管的重要性。

本文在全面梳理巴塞爾委員會的市場風險相關文獻的基礎上,考察市場風險內容在資本協議/新資本協議框架下的發展軌跡,探索巴塞爾委員會針對市場風險的資本監管思路,分析其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影響,并希望通過此研究為我國2010年新資本協議的實施提供幫助。

二、市場風險資本監管的發展歷程和趨勢

1988年推出的資本協議僅考慮了信用風險。巴塞爾委員會于1996年對資本協議進行了補充,發表了市場風險修正案[2],將市場風險納入到資本協議框架內實行資本監管。市場風險修正案主要表述了以下內容:

(一)將市場風險定義為由于市場價格變動引發銀行表內外資產減值或負債增值,從而導致損失的風險。

(二)為了更準確地計量市場風險,劃分出交易賬戶和銀行賬戶 ,界定了要求計量并為之計提資本的市場風險范圍,即交易賬戶的利率風險、股票風險以及所有賬戶的外匯風險、商品風險。

(三)將交易賬戶利率風險和股票風險進一步分解為一般市場風險和特定風險分別予以計量。一般市場風險指的是市場利率或股市變動給銀行相關的資產組合整體帶來的風險。特定風險指的是單只債券或股票在一般市場風險之外的價值波動造成的風險。

(四)提出了標準法和內部模型法(以下簡稱內模法)兩種備選方法計量市場風險和相應的資本,兩種備選方法中可任選其一,也可在滿足一定條件的情況下混合使用進行計量。內部模型指的是風險價值(VaR)模型。

(五)使用內模法的銀行必須對內部模型實施返回測試以驗證模型的準確性和可靠性。驗證結果的好壞將直接通過乘數因子作用在所需計提的風險資本上。此外,使用內模法的銀行必須設有嚴格全面的壓力測試程序用以評估銀行資本是否足以覆蓋潛在的重大損失。若使用標準法計量市場風險,對于壓力測試沒有提出明確要求。

(六)用于覆蓋市場風險的資本構成除了資本協議規定的第一類和第二類資本之外,增加了短期次級債為第三類資本。

從資本協議框架下市場風險的角度看,市場風險修正案的推出是最重要的一塊里程碑,完成了從無到有的重大轉變。市場風險修正案出臺至今歷經多次修訂[3-5],先后形成了1997年修正案和2005年修正案,但上述6項主要內容所構建出來的市場風險計量及資本監管的框架基本未變,原樣保留下來。

始于2007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暴露出新資本協議在市場風險管理方面存在的重大缺陷,促使巴塞爾委員會于2009年7月接連了《新資本協議市場風險框架修訂》(以下簡稱2009年框架修訂)[6]和《交易賬戶新增風險資本計量指引》[7],對新資本協議下的市場風險監管框架進行了迄今最大幅度的修補和完善。主要的修訂內容包括:

1.將壓力風險價值(stressed VaR)新概念引入到資本計量中。市場風險內部模型法框架下的監管資本計算公式中增加了一項,變為max{VaRt-1;mc;VaRavg}+max{sVaRt-1;ms;sVaRavg},其中sVaR 表示壓力風險價值。壓力風險價值是指壓力情景下的風險價值。具體來說,銀行首先需要判別其投資組合處在壓力之下的連續一年的歷史時間區間,然后采用該時間區間內的相關市場風險因子數據作為輸入參數對其投資組合計量壓力風險價值。

2.提高了以內模法計量特定風險的準入標準。銀行除了需要滿足2005年修正案中針對內部模型的6項前提條件之外[5],還要掌握計量沒有被模型捕捉到的違約及信用評級遷徙風險(定義為新增風險)的方法論。關于如何計量新增風險巴塞爾委員會并沒有給出硬性規定,但通過《交易賬戶新增風險資本計量指引》一文指定了需要以新增風險資本進行覆蓋的頭寸和風險范圍,同時要求新增風險計量方法要和新資本協議框架下的信用風險內部評級法同樣穩健可靠,并可反映集中度、流動性等因素的影響。若銀行開發的內部模型不能全部滿足該6項前提條件,或者銀行無法提供令監管機構滿意的新增風險計量方法,則只能使用標準法計量特定風險。

3.擴展了特定風險的覆蓋范圍。除了將新增風險的內涵從違約風險擴展至信用評級遷徙風險之外,還要求銀行對其持有的關聯交易組合額外計提資本予以覆蓋。標準法中對于如何計量關聯交易資本進行了補充說明。同時允許關聯交易活躍的銀行在滿足一定條件下 使用內部開發的方法計量關聯交易產品全面的價格風險。對于無法應用內部方法計量風險的關聯交易頭寸,必須使用相應的標準法計提風險資本。

以上這三個方面的重大修訂,體現出金融危機之后市場風險計量及資本監管的發展趨勢:一是對銀行的交易賬戶頭寸實施更加審慎的資本監管;二是強化了市場風險框架下信用風險的計量;三是加強了對流動性風險的考量。

三、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影響

中國銀監會緊跟巴塞爾委員會的步伐,順應金融危機后市場風險資本監管的發展潮流,于2010年正式了《商業銀行市場風險資本計量內部模型法監管指引》(以下簡稱《指引》),全面反映出了2009年框架修訂中的新變化。這對我國目前正在積極準備申請實施新資本協議的商業銀行將產生以下幾方面的影響。

其一,商業銀行為抵御市場風險而持有的監管資本將大幅上升。一方面由于在內模法框架下引入了新增風險和流動性風險,導致監管資本所需覆蓋的風險范圍相應擴大。另一方面,監管資本計算公式中增加了壓力風險價值項,更是直接大幅提高了監管資本要求。在此之前,壓力測試雖被視為是對風險價值模型的補充,但其結果一般只用于評估在極端的市場環境下銀行的資本是否充足,并沒有被納入最低監管資本范疇。在當前的資本監管要求下這一狀況已在很大程度上發生了改變。壓力風險價值實質上是將壓力測試的概念引入到了風險價值模型中,即以風險價值模型的方式進行壓力測試。根據上文中其定義不難看出,壓力風險價值與風險價值的計算方法完全相同 ,區別在于對歷史情景的選擇上。計算風險價值時所選擇的歷史情景應能良好地反映未來的市場環境,這樣才可以比較準確地預測風險。而計算壓力風險價值時規定使用對交易賬戶頭寸產生壓力的歷史情景,并不考慮該壓力情景是否會在未來發生。由此計算得到的壓力風險價值在數值上將大于風險價值,從而導致當前的監管資本較之前至少增加了一倍。

其二,商業銀行在開發內部模型的過程中將面對新的挑戰。《指引》對商業銀行的內部模型提出了更高的標準,要求模型能夠對交易賬戶信用風險實施更為精細化的計量。交易賬戶所涉及的信用風險主要包括交易對手信用風險和債券等信貸類資金業務的信用風險兩類。其中,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源自于交易賬戶的衍生產品。業界普遍采用當前敞口法,通過估算合約當前及未來的市值對其進行計量。我國商業銀行持有的大多為標準衍生產品,結構簡單,比較容易實現準確計量。債券的信用風險又可分解為兩部分,一部分蘊含在一般市場風險當中,可以通過收益率曲線或信用息差曲線來進行計量。另外一部分就是與每單只債券掛鉤的特定風險。因為市場上并不存在為單只債券量身定做的收益率曲線,所以與蘊含在一般市場風險中的信用風險相比,特定風險的計量難度要大得多。在實踐中,風險價值模型往往無法捕捉到全部的特定風險,需要輔以其他的方法進行計量。這對我國商業銀行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其三,商業銀行新建或改造風險管理信息系統的任務更為艱巨。市場風險管理是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市場風險的全過程。對風險進行有效識別和準確計量是風險管理的基礎和前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市場風險計量嚴重依賴于高質量的數據和可靠的信息系統,而我國商業銀行在這兩個環節上相對比較薄弱,亟待加強。實施新資本協議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商業銀行在風險管理信息系統方面的發展。但是應該看到,信息系統從建成運行到形成有效“戰斗力”并非易事,需要較長一段時間的“磨合”才能真正融入到日常的風險管理工作中。尤其是在數據管理方面,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商業銀行“欠賬”較多,風險管理所需數據分散在前臺多個交易系統中,整合難度很大。《指引》擴大了內部模型需要覆蓋的風險范圍,也就提高了對于數據管理的要求。

四、關于實施新資本協議的若干建議

目前,我國銀監會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新資本協議的實施工作。在市場風險方面,銀監會先后了《商業銀行市場風險管理指引》、《商業銀行市場風險資本計量內部模型法監管指引》等多項有關文件,搭建了針對市場風險的監管體系。該監管體系以巴塞爾委員會最新推出的2009年框架修訂為主要依據,但簡化了對于特定風險的處理。筆者就實施新資本協議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我國商業銀行實施新資本協議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全面提升風險管理水平,因此達標切忌流于形式。另一方面,新資本協議是對國際活躍銀行多年管理實踐經驗教訓的總結,內容龐大復雜,我國銀行業不可能在較短時間內全盤遵照執行。考慮到以上兩點,筆者建議新資本協議銀行應當深入領悟新資本協議和銀監會有關指引的精髓,實施中注重從全局著手,把握實質,建立符合新資本協議精神的風險管理體系,但并不需要太過注意細枝末節。這是因為實施新資本協議的成本巨大,過于追究細節可能會得不償失,而立足于全局的高度考慮問題往往事半功倍。應用到市場風險方面,建議在充分體現審慎和全面的核心監管原則的前提下,適度放松對具體風險測量技術手段的要求。舉例說明,在建立計量市場風險的內部模型時,應盡可能將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等更多的因素考慮進來,這是未來市場風險計量與管理發展的大方向。但對于內部模型中所涉及的具體的利率模型、信用模型等,選取原則應越簡單越好。

(二)我國商業銀行應當特別注意加強數據管理工作。這里“數據”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包括數字化數據和非數字化信息。在實施新資本協議的過程中,我國銀行業普遍感到最頭疼是數據質量和數據整合方面的問題。數據是風險計量的基礎,數據缺乏足夠的粒度、深度、廣度或歷史積累毫無疑問將會導致風險計量的偏差。當前,我國銀行業的風險管理正處在從單一依靠主觀判斷到量化分析技術與主觀判斷并重的轉型期,建立起完善的數據管理機制是當中最關鍵的一個環節。“磨刀不誤砍柴工”,我國商業銀行應該在數據基礎建設方面下足功夫。

(三)我國銀監會并不要求新資本協議銀行之外的中小型商業銀行在現階段實施新資本協議。但對于中小型商業銀行來說,這并非意味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新資本協議代表著當前最先進的風險管理和監管理念。非新資本協議銀行的資產規模相對較小,靈活性高,可塑性強,應當把握機會,實現跨越式發展。實施新資本協議的成本主要集中在信息系統的建設上,筆者建議非新資本協議銀行先從實施成本較低的管理組織架構和制度體系的改良入手,并對數據管理進行前瞻性規劃,為日后實施新資本協議打下堅實的基礎。

(四)雖然中國商業銀行的資金業務量逐年增長,但由于受定價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所做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主要是面向簡單產品類,對于復雜衍生產品或結構化產品領域則不敢過多涉足。筆者建議條件成熟的銀行當以實施新資本協議為契機,在風險管理實踐中兼顧業務發展需求,通過對定價模型的研究努力提高定價技術能力,積極拓展自營、代客及做市商等業務范圍,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實現盈利最大化。

參考文獻:

1.羅平,“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研究文獻及評述”[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4

2.BCBS, “Amendment to the Capital Accord1 to incorporate market risks”[S], 1996

3.BCBS, “MODIFICATIONS TO THE MARKET RISK AMENDMENT, Textual changes to the Amendment to the Basle Capital Accord of January 1996”[S], 1997

4.BCBS, “The Application of Basel II to Trading Activities and the Treatment of Double Default Effects”[S], 2005

5.BCBS, “Amendment to the Capital Accord to incorporate market risks”[S], 2005

6.BCBS, “Revisions to the Basel II market risk framework”[S], 2009

7.BCBS, “Guidelines for computing capital for incremental risk in the trading book”[S], 2009

資本市場監管范文第3篇

在資本市場蓬勃發展的今天，這似乎變成了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但是，同樣值得強調的是，目前，中國的資本市場參與者，更多的關注資本市場，基本上還是投資功能、籌資功能。

對于當下的中國來說，最為需要的什么功能？我認為，應當是資本市場所具有的強烈的激勵創業的功能，通過資本市場所獨特的風險分散機制和重估帶來的激勵機制，激發經濟運行中的創業動能，增強整個經濟體系的活力。資本市場的這個獨特的激勵創業的功能，激勵富有活力的中小企業的功能，往往是追求穩健的傳統商業銀行體系等間接融資所并不具備的，但是也往往是容易被忽視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當前中國推出創業板，不僅在于提供更佳多元化的投資和融資選擇、從而增強市場的深度與廣度，也不僅在于為中小企業和創業企業提供了更為便捷的融資渠道，而更多的在于，創業板可以對創業活動和創業者提供一個強有力的、市場化的激勵，從而把社會的寶貴金融資源，交給那些更富有創造力、更能夠為社會創造價值的企業手中。

從1999年創業板概念的提出到今年監管層首次明確推出創業板，中國的創業板在多方矚目下經歷了近十年的漫長孕育，而今終于要走進人們的視野。

為什么說創業板的推出會激勵創新？黨的十七大確立了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推動我國國民經濟向創新型經濟轉型的發展戰略，在實現這一戰略的過程中，大量高科技型中小企業是最活躍載體，而創業板市場是激發企業內在創新動力，推動高科技型中小企業跳躍式發展的助推器。落實國家自主創新戰略，建設創新型社會，需要一個富有效率的資本市場，以滿足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企業的融資需求。顯然，創新的誕生，往往是隨機的，是難以事前預計的，并不因為企業規模大小、級別高低而可以確定，資本市場獨特的風險識別和分散功能，正好契合這一特征。但是，從整個社會的融資結構看，可以說中國金融市場目前的融資光譜是斷裂的，大多數企業通過銀行貸款獲得融資，而銀行往往青睞能夠提供抵押擔保的大企業，主板市場主要為大中型企業服務，大量具有技術創新能力和高成長潛力的中小企業卻由于資金匱乏而面臨發展的瓶頸。創業板的推出，必然會帶動和促進風險資本市場的發展，從而刺激風險資本以更大的規模進入到中小企業融資市場。同時，創業板的推出有助于優化資本市場結構，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資比例。由于金融產品單一和融資管制的存在，使得大量的資金滯留在股票二級市場，而同時又有大量的企業和創業者得不到資金，這說明了當前金融創新的不足。創業板市場的推出，有助于優化資金的合理流向，使更多資金進入到實體經濟當中，推動大量二級市場資金流入到具有高成長性的中小企業中。

從上市資源和吸引資金來說，創業板的市場定位主要是創新型中小企業，資金需求小，遠遠構不成對主板市場造成沖擊性影響。從增量資金上來說，創業板更主要的是吸引追求高風險、高回報的資金。對于和創業板較為接近的中小企業版，創業板對其影響也不會很大。現有的中小企業板除了上市公司規模比主板小之外，其他比如盈利要求都和主板一致，可以稱之為小主板。未來的創業板主要定位于高科技型、高成長性企業，兩者的競爭更多的體現在制度的創新上。創業板的推出為風險投資提供了退出平臺，將會極大的促進中國創業投資體系建設，但也會促使風險投資行業的大洗牌。創業板的推出使得更多的風險投資資金向高成長性的中小企業匯集，促進風投的良性循環發展。同時，隨著可上市企業數量的增多，具有高成長性的中小企業也將有更多的選擇權，資金雄厚、抗風險能力強的風投將會得到更多的青睞，而實力較弱的風投將逐漸被淘汰或者兼并，一場行業大洗牌在所難免。從更長遠來看，直接融資的發展，包括主板、創業板、柜臺市場以及債券市場等金融產品的創新，最終將導致中國金融版圖的重新規劃，傳統的間接融資占比將逐漸降低，這對銀行業務的競爭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另外，創業板的推出將完善深圳的金融產業鏈，形成既有銀行、保險、證券、基金、信托、風投、私募等金融實體機構，又包括主板、中小板、創業板、產權交易所等金融交易平臺的區域性金融中心。

創業板的推出既是機遇，也是挑戰。畢竟從世界范圍來看，除了美國的納斯達克市場之外，創業板成功的先例不多，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創業板市場不是淪落為主板的附庸，就是交易清淡，甚至宣布關閉。香港創業板從最初的暴漲暴跌到最后的交投清淡，也沒有擺脫這樣的命運。中國大陸推出創業板，也面臨同樣的挑戰。然而中國的一個獨特優勢是，中國有大量非常有活力、又有創新能力的中小企業，中國的儲蓄率也很高，這是創業板成功的源泉。中小企業是非常缺少資金的，而與此同時，中國卻出現了流動性過剩，設想把中國這些號稱流動性過剩的資金引入到中國一大批優秀的中小企業家手里，那會對中國經濟產生多么巨大的推動作用。按照現在的上市門檻，中小企業能上市的不多。但是根據深交所的研究，如果把上市的門檻稍微調整一下，即使堅持盈利要求，全國18萬家高科技企業能上市的大概占10％，即1.8萬家，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上市資源。香港創業板創立之初由于上市公司的行業分布過于單一，主要集中于當時大熱的網絡科技股，使得企業成長泡沫多于實質，市場投資信心不足，最終導致香港創業板的長期低迷。中國的第二個獨特優勢是，眾多的高科技企業的行業分布較廣，經營模式眾多，既有網絡科技等新型經濟模式，又有高成長的傳統商業等實體經濟模式。這可以保證創業板上市企業行業的多元化，避免了同一行業類型或同種經營模式企業的過度集中。

當然，中國的創業板市場要走出一條成功之路，僅僅有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還不夠，還要在制度設計、外部保障等多方面借鑒成功市場的經驗，防范可能出現的風險。完善的制度設計與服務定位是創業板成功的前提。中國的創業板如果要避免出現類似部分海外市場的泡沫化或者類似中小板淪為主板的附庸，首先要有明確的服務定位，即定位于服務高新科技企業，那么就必須要有相應的符合發現價值功能意義的規則和制度設計，包括健全的市場退出機制，才能夠保證該市場不出現“掛羊頭賣狗肉”的錯位。另外，完善的外部市場環境是創業板成功的保障。創業板市場必須保持足夠的流動性，才能促使創業者、風投和投資者等各參與方的良性循環發展。借鑒韓國的高科技板塊KOSDAQ，外部政策環境的支持，比如稅收優惠、完善法律法規，加強投資者認知能力的培養等。同時，外部市場環境的健全，私募、風投的壯大，證券公司等中介的支持，以及普通投資者的風險教育等，對于加強創業板市場的流動性和透明度都至關重要。縱觀國外創業板的失敗案例，流動性和透明度的欠缺往往是創業板交投清淡的罪魁禍首。

資本市場監管范文第4篇

關鍵詞:資本監管;銀行;競爭度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0)04-0014-03

一、引言

2004年銀監會頒布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標志著我國正式開始對商業銀行實行資本監管。 在隨后幾年內,我國資本監管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尤其是金融危機后對資本監管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完善。我國銀監會于2009年8月18日向各大商業銀行下發《關于完善商業銀行資本補充機制的通知》(征求意見稿),修訂后于2009年10月21日正式下達至各商業銀行,限制了次級債在商業銀行間的互相持有。2009年12月16日我國銀監會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信息披露指引》,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信息披露的范圍、內容和流程規范等提出了明確的監管要求。2009年12月24日銀監會了《商業銀行資本計量高級方法驗證指引》,為商業銀行建立有效的驗證體系提供了明確的標桿。2010年1月13日銀監會《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督檢查指引》,通過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推動商業銀行完善風險管理體系和控制機制,實現資本要求與風險水平和風險管理能力的密切配合,提高商業銀行抵御風險的能力。

1988年頒布的《巴塞爾協議》是全球最早的統一資本監管標準。《巴塞爾協議》除了提高商業銀行抵抗風險能力外,還統一了資本充足率要求,維護了商業銀行的公平競爭。各個國家對資本充足率要求的不同而導致各國商業銀行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也不一樣,資本充足率要求低的國家銀行往往會保持較高的競爭力,但同時也增加了風險。統一資本監管要求不僅能保持商業銀行國際公平競爭,也有利于一個國家國內銀行業的公平競爭。

也有一些學者提出了資本監管并不能完全保證銀行業的公平競爭。一是因為各國對資本監管的態度不同,有的要求嚴格,有的則較松;二是不同銀行獲取資本的成本不同,Zimmer和McCauley(1991)對1984至1990年的加拿大、德國、日本、瑞士、英國和美國商業銀行資本成本進行了研究,發現美國最高,而日本最低,美國是日本的近四倍。[1]雖然我國對待各商業銀行的資本監管態度一致,但各商業銀行獲取的成本可能存在差異。本文通過對我國資本監管對銀行業市場競爭度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和檢驗,提出進一步改善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的對策建議。

二、變量與數據

(一)銀行業市場競爭度

測量市場競爭度的方法主要有兩種:結構的方法和非結構的方法。結構的方法有市場集中度(CRn)和赫芬達爾指數(HHI);非結構的方法有Bresnahan和Lau模型(簡稱BL模型),Panzar和Rosse模型(PR模型)。目前應用最為普遍的是PR模型,國內已有學者開始將PR模型用于我國銀行業競爭度的研究。趙子銥等(2005)以四大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為樣本分析了我國銀行業的競爭度,發現我國商業銀行整體處于壟斷競爭狀態,四大國有銀行之間具有完全競爭市場的特點,股份制銀行之間的競爭程度低于國有銀行。[2]黃雋、湯珂(2008)也使用該方法對韓國、中國和臺灣地區的銀行業競爭度進行了比較。[3]李偉、韓立巖(2008)對外資銀行的進人對我國銀行業市場競爭度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4]也有學者用銀行年貸款余額占所有銀行年貸款余額的比例表示銀行業市場競爭度。[5]

PR模型將銀行收入與投入要素價格的變動彈性之和定義為H統計量,用于衡量市場的競爭度。用R表示銀行收入,w表示投入要素價格向量,z表示其他外生變量,則銀行收入函數可表示為:R=R(w,z);H統計量表示為: 。

H的大小可用來表示銀行業競爭的激烈程度,即H越大,壟斷力量越弱,市場越具有公平性。H0,表示為完全壟斷市場;0

(二)銀行業資本監管

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監管始于20世紀90年代。1993年中國人民銀行第一次公布資本充足率的測算標準,我國將資本充足率納入了商業銀行監測范圍。1994年初,中國人民銀行了《關于資本成份和資產風險權數的暫行規定》,對銀行的資本構成做出了明確的規定。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出臺了《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監控、監測指標和考核辦法》,在規范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同時,對計算信用風險資本充足率的方法提出了具體的要求。由于上述資本監管沒有相關的懲罰制度,我們稱之為資本監管軟約束階段。2004年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頒布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我國進入資本監管硬約束階段,開始正式意義上的資本監管。商業銀行資本監管可以用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來表示,資本監管越全面越嚴格,越有利于銀行業的公平競爭,資本充足率本文用CAP表示。

三、實證檢驗

(一)變量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本文采用ADF檢驗法檢驗變量CAP和H的平穩性。首先根據其基本時序圖確定ADF檢驗的基本形式,再根據赤池信息準則(ATC)確定滯后階數,最后根據ADF統計量判斷其是否平穩。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ADF檢驗結果表示,資本充足率(CAP)和銀行業競爭度(H)均在5%的顯著水平下平穩。CAP的ADF值-4.952966大于-5.835186表示在1%的顯著水平下不平穩,小于-4.246503則說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平穩。H的ADF值-4.414625大于-5.835186表示在1%的顯著水平下不平穩,小于-4.246503則說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平穩。CAP和H均在5%的顯著水平下平穩,則可直接對其進行相關性檢驗。

(二)相關性檢驗

相關性分析表明兩者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015497,且其伴隨概率為0.0000,表明在CAP和H之間存在相關性,但相關系數非常低。結果顯示出資本監管與銀行業市場競爭度存在相關關系,但相關度較低。

(三)Granger因果檢驗

時間序列資本充足率(CPA)和銀行業競爭度(H)均為平穩,所以可直接對其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

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顯示,對于“H不是CAP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設,拒絕它犯第一類錯誤的概率是0.41346,沒有理由拒絕“H不是CAP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設,可以得出H不是CAP的Granger原因的結論。對于“CAP不是H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設,拒絕它犯第一類錯誤的概率是0.98585,沒有理由拒絕“CAP不是H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設,可以得出CAP不是H的Granger原因的結論。檢驗表明,銀行業資本充足率(CAP)和銀行業市場競爭度(H)之間互不為因果關系,即資本監管不會直接影響我國銀行業市場競爭度。

四、結論及建議

本文分別對2000-2009年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監管與銀行業市場競爭度進行了相關性分析和Granger因果檢驗,得出以下結論。

一是我國銀行業市場處于壟斷競爭格局,不過壟斷的力量正逐漸減弱,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其主要原因是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和引進戰略投資者使得商業銀行運作獨立性增強,城市商業銀行的規范和改革促進市場的競爭,我國銀行業競爭度還有較大上升空間。

二是根據IMF統計數據,我國商業銀行整體資本充足率在近幾年雖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資本充足水平離監管要求還有一段距離,說明我國資本監管的強度還有待提高。

三是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資本監管與銀行業市場競爭度存在相關關系,但相關系數較低,Granger因果檢驗顯示資本監管與銀行業市場競爭度之間不具有因果關系。這說明資本監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響銀行業市場競爭度,但目前影響我國銀行業市場競爭度的主要因素并不是資本監管。

基于上述結論,筆者提出兩點建議:一是堅持嚴格的資本監管,制定精細的資本監管標準,力求給市場營造一個公平的環境,完善資本充足率的計量和披露,杜絕商業銀行“占空子”,進行惡性競爭;二是繼續深化商業銀行體制改革,讓商業銀行運作更加透明化,減少政府變相對商業銀行的干預,構建完善的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

參考文獻:

[1]Zimmer.S A and R N McCauley: Bank Cost of Capital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Quarterly Review,1991(12).

[2]趙子銥,彭琦,鄒康.我國銀行業市場競爭結構分析――基于Panzar-Rosse范式的考察[J].統計研究,2005(6).

[3]黃雋,湯珂.商業銀行競爭、效率及其關系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08(1).

[4]李偉,韓立巖.外資銀行進入對我國銀行業市場競爭度的影響:基于Panzar-Rosse模型的實證分析[J].金融研究,2008(5).

[5]阮敏.銀行競爭與經濟增長的協整和因果關系分析[J].海南金融,2009(4).

The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capital regulation on the market

competition degree of Chinese banking industry

WU Ci-bing

(College of finance, Hunan Univ, Changsha410079, China)

資本市場監管范文第5篇

我國資本市場改革與“國際化”既有微觀層面的技術規則、手段、措施、產品數量等指標的衡量,更有宏觀視角下的經濟運行安全、資源配置高效、資本移動舒暢和國際影響程度,以及開放路徑與模式,國際監管與協調等國際性問題。在此,筆者借《資本市場》雜志創刊20周年暨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第二十個年頭,談談對這些問題的想法和認識。

現狀:

無法忽視的“國際性”影響

當前,業界很多呼聲認為中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程度太低,與發達國家資本市場開放相比差距很大,并列舉出很多具體的“事實”來證明我國資本市場“國際化”的不足,尤其是各種“數字”,如國內企業在海外發行上市的數量和金額、國內境外機構投資者數量、國內市場上可交易的國際性金融產品種類等。這樣的看法似乎不無道理。

實踐中,有的人認為,資本市場國際化是資本在運動過程中實現的證券發行、證券投資以及證券流通在國際間的自由化,是資本跨國界流動的必然產物。有的人則認為,資本市場國際化是指資本(證券)市場與國際資本(證券)市場接軌,國內市場成為國際市場的組成部分。還有的人認為,資本市場國際化是指法律法規接受國際通行的概念,接受國際會計準則和信息披露原則,市場間互相開放。

如果按照上述對“國際化”的界定,我國資本市場目前發展水平與之相差甚遠,遠遠無法達到“國際化”的要求,尤其是考察國內企業在海外發行數量金額、國內市場上的國際性金融產品數量等“硬性”指標,國內資本市場離“國際化”程度更是遙遠。但現實中的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

自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幾乎所有的國際性金融事件都能影響到國內資本市場尤其是證券市場,國內金融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對國際金融市場上“風吹草動”的反應也幾乎同步,如眾多分析均認為不會對中國造成影響的迪拜債務危機依然在第一時間引發了中國股市的巨幅震蕩。反過來,中國資本市場變動、證券交易市場波動的國際影響力也愈加顯著。國際資本市場上越來越多的研究和預測都離不開對中國市場情況的考慮和參照,中國資本市場的變動往往能夠引起全球資本市場第一時間的“連鎖反應”。2009年8月31日的A股暴跌中,上證指數下跌6.74%,深成指數下跌7.55%,這次國內市場的突發性下跌隨即引起全球股市紛紛跳水,恒生指數跌4.84%,其他亞太主要股市也大幅下挫,稍晚,美國道瓊斯指數下跌1.74%,納斯達克指數下跌1.06%,歐洲各主要股指跌幅也在1%左右。A股暴跌的影響不止于此,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隨后大幅收低,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期銅價格跌幅超過4%。國內市場變動產生如此程度的國際影響力并非個案,中國資本市場尤其是中國股市已經成為國際資本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影響力任何人都無法忽視。

國際資本市場間的互動關系如果沒有一定程度的互相“滲透”、沒有一定的“國際化”是無法實現的。當然,目前我國資本市場對外資進入的領域、額度和程序以及其他很多方面仍存在較多的限制,并沒有完全開放。應該說,這些方面更多是對我國資本市場“國際性”水平不高的反映。“國際性”代表一國資本市場自身在制度、規則等各方面建設和完善的程度,它可以衡量一國資本市場“成熟”與否和發展到達的階段如何。我國目前資本市場仍有很多需要完善和健全的方面,國際性水平和影響力相比發達國家仍顯不足。如何在不斷改進各種內部設計、完善相關規則方面下大力氣,努力提高市場的成熟程度和“國際性”水平更需要引起廣泛的關注。

博弈:

“迫切”不能“急切”

“高效”更要“安全”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金融是市場經濟的核心,資本市場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內容,建設一個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資本市場既是前面提到的“現代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重要戰略任務。政府和有關部門一直致力于我國現代資本市場的構建和完善。

我國現代資本市場的構建和完善是一項充滿難度和挑戰,需要穩健推進的綜合性“工程”。雖然經濟的發展對現代資本市場構建不斷提出新的“迫切”要求,但考慮到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發展仍很不完善、金融中介機構還不成熟、創新工具依然缺乏和匯率波動仍不靈活等實際限制,資本市場的改革和開放不能“急切”,要更加注重“穩健”和“安全”。

韓國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始于上世紀80年代,在其《資本市場國際化計劃》中制定了4階段發展步驟,即間接參與(1981～1984年)、有限度直接參與(1985～1987年)、進一步開放(1988～1989年)和完全開放(1990年后),穩步推進本國資本市場的開放進程。臺灣的資本市場對外開放歷時20年,貫徹先間接投資后直接投資、先機構投資后個人投資,根據市場發展實際情況逐步放寬限制的原則,經過三個發展階段實現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日本同樣采取慎重的漸進式方針,有步驟逐步放松金融監管,引進競爭機制,在長達40年的時間里實現了本國資本市場的全方位對外開放。

上述國家或地區對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穩健”與“安全”的重視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當然,也有國家對于開放本國資本市場過分“急切”,忽視對風險的分析和控制,導致風險的累積和爆發,致使國內發展受到嚴重損害。智利在本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進程中,忽視本國資本市場實際承受能力,盲目制定過高、過快的發展要求,特別是1974年開始的金融部門改革措施過于激進,與其自身尚不完善的經濟基礎和金融監管水平極不適應,最終導致國內利率大幅攀升,大量外資涌入,為拉美債務危機的爆發埋下禍根。

可見,資本市場的改革和對外開放必須要與經濟系統發展水平相適應,協調好與經濟系統和制度間的均衡關系。否則,資本市場脫離實際“國情”的盲目對外開放將面臨巨大風險,如所謂的“波動溢出效益”等。這些風險經過“連鎖反應”被放大,甚至可能侵犯到國家的經濟乃至國家。

當前,隨著國際資本流動的日益“順暢”和金融衍生操作的大肆使用,風險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無限”擴大,任何單一資本市場的小波動都有可能引起多國資本市場“風起云涌”。“迪拜世界”在短短幾日內“橫掃”國際資本市場,造成全球范圍內股市暴跌和匯率大幅波動:在亞洲,日經指數下跌1.7%,港股恒生指數重挫2.7%,澳股S&P/ASX 200指數大跌2.4%;在歐洲,英國FTSE 100指數跌3.2%,德國DAX基準股指跌3.2%,法國CAC-40指數跌3.4%;而美元兌日元匯率創下14年來新低。國際資本市場上這種風險傳遞“牽一發動全身”的特點,使得任何一國在本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中所面臨的風險和不穩定因素都大大增加,脫離經濟系統實際發展水平的“超前”對外開放,必將對一國資本市場造成難以估計的不良影響和沖擊。

因此,我國資本市場的改革和對外開放不能過分追求“速度”,要更多注重“穩健”和“安全”。要從間接開放開始,穩步做到國內市場的開放后再“安全”地實現更高層次和程度上的對外開放。要制定詳細周密并具有一定靈活性的開放計劃和實施措施,把握好對外資進入我國資本市場渠道和手段的控制,從各個層面保障我國資本市場改革和開放進程的有序、高效、穩健和安全。

開放與監管:

雙向開放內外交流

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早已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任何國家都無法“置身世外”,否則就只能在“閉關鎖國”中快速落后,離開國際活躍舞臺。理論上,一國的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完全應該自主決定,即是否開放、如何開放和開放步驟都完全由一國自主決定。但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在全球普及后,要求單個經濟體“開放”和“交流”的國際壓力愈來愈大,這在某種程度上對一國資本市場開放的自主決策產生很大影響。

概括來講,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包含兩個方面:國內資本投到境外和國外資本進入境內,即“走出去”和“引進來”。這兩方面的“開放”和“交流”對促進我國資本市場改革和對外開放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必須堅持兩者并重。實質上,一國資本市場的開放和“國際化”發展是一個內外部各項制度不斷協調適應的過程,是內外部市場運作規則有效對接和轉換的過程。國內外資本市場規則對接的難度越小、越容易,越有利于資本在兩個市場間的流動,越有助于提高我國參與國際資本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在我國資本市場改革和對外開放探索中,要適應國際慣例,與國際要求接軌,堅持“走出去”和“引進來”并重,加強“內外交流”。

但是,在“內外交流”的過程中,一國資本市場將面臨更多來自國際資本市場的風險和沖擊,正如前文所述,國際資本市場“牽一發動全身”的風險傳遞特點將使得我國在資本市場對外開放中面臨更多的風險和不穩定因素。如何防范和化解這些風險和不穩定因素對資本市場監管提出了嚴峻考驗和要求。

資本市場監管體系作為防范和控制風險的重要“閥門”,必須適應資本市場發展水平,要根據實際需求穩健調整,不能過分“超前”。韓國、臺灣、日本和智利在這方面為各國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此外,在資本市場監管方面,加強國際間的合作和交流十分必要。資本市場參與主體來自不同的國家和組織,彼此間的交易規則、法律法規、市場成熟程度等都存在差異,減少這些差異和不對稱性有助于一國資本市場監管效率的提高。在與國際資本市場“慣例”、“要求”對接的問題上,同樣要堅持“穩健”與“安全”原則,“高效”但不能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