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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政治動因:技術威懾成為斗爭焦點
民族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的選擇,既決定于本國經濟發展水平和階段,也受國際政治因素的影響與制約。20世紀末以來,現代高科技廣泛運用于戰爭使得技術優勢成為各種威懾力量中最具決定意義的因素。國際關系的強權背后是技術強勢的支撐,科學技術水平是一個國家總體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的體現。今天的高科技已經成為影響國際政治軍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術上的領先是國家參與國際政治較量、擴大國際影響力的物質基礎之一,技術威懾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為有效的威懾手段。一個國家只有擁有符合時代特征和社會生產力發展趨勢的現代科技工業體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實力和影響,獲得國際政治中的戰略主動權。在當代世界上的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對涉及國家安全和國家競爭力問題的那些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央政府必須從整個國家和民族利益出發,通過科技發展戰略的制訂來引導其發展。
從科技發展史來看,引進吸收和自主創新是一個民族與國家技術進步的兩種主要途徑。后,由于外部環境的制約,自主創新和“科技追趕”成為我們政策設計的基本特征。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世界安全觀念的變化,各國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軍事因素不再是國家間關系的唯一主導者,、發達國家將制造業向國外轉移導致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發生了某些變化。“以市場換技術”戰略的實施,使得我們在一段時間內忽視了自身的科技積累和自主創新,將外資導向型經濟發展帶來的技術引進作為中國科技發展的主要途徑。應該說,這種戰略部署是與全球化的歷史趨勢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們必須看到,高新技術和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關,其發展已經不單純是一項經濟范疇的活動。作為國家政治戰略意圖的一種表現形式,西方發達國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術轉讓給中國。由于一些國家將中國崛起視為是對既定國際格局的挑戰,正在試圖對中國的發展進行壓制,因此經常把技術特別是高端技術問題政治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可能把技術合作和引進作為我國科技發展的長期戰略方針。我們必須分清科技發展的國家目標和企業目標。在企業運行的微觀層次,可以繼續堅持比較優勢的技術引進,但是在國家戰略層面,必須堅持把技術的趕超和跨越作為重點,大力發展戰略產業。
在綜合國力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代世界,維護生存權和發展權不受侵害是一國政府的兩項基本職能,也是民族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國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擔起保障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的歷史重任,“技術瓶頸”是我國經濟社會長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從世界發展大勢和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角度來看,在科技發展上擺脫過去的跟蹤模仿向自主創新轉變,是我們必須確立的戰略思維,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統一應該成為技術選擇的出發點。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的外部環境不可能有過去20多年那樣好,戰略機遇期同時也是安全上的高風險期。我們必須從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綜合安全利益出發,主動進行科技發展戰略的調整,提高國家戰略能力,預防和應對可能出現的危機、沖突或者戰爭。21世紀是戰略技術和戰略產業競爭的世紀,自主創新是維護國家和安全的最佳選擇。沒有自己的戰略技術和戰略產業,中國要在世界競爭格局中獲得相對優勢地位是不可能的。我們逐漸成型的新科技發展戰略之所以強調要著重研究解決事關國家中長期發展和安全的戰略性和前沿性高技術問題,在一些關系國家經濟命脈和安全的高技術領域,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領域和關鍵產業實現技術發展階段的跨越,就是基于這樣的考慮。
二、國內經濟動因:經濟增長模式轉變
過去20多年中國的發展是以數量擴張為特征的“數量型增長”,經濟增長明顯超前于科技進步。在比較優勢戰略指導下,雖然技術引進對中國經濟增長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國自主科技進步進程緩慢,統計意義上的中國產業競爭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國企業競爭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紀開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飛速發展,我國已經進入到不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就不能促進經濟發展的時期。在全球化所導致的南北貧富差距拉大的情況下,在經濟增長與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單純依靠消耗自然資源和發揮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來積累資本、換取技術、發展經濟的做法已經落后于時代。只有提高經濟發展的科技含量,增強中國自主產業的發展潛力,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的轉換,我們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敗之地。21世紀前10年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也是我國科技創新能力需要實現歷史性跨越的階段。這一時期自主科技發展狀況如何,直接決定了中國能否在21世紀中期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這是我國科技發展戰略轉型的一個主要原因。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這個目標不僅是經濟數量增長的概念,更是生產力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大幅度提高的綜合體現,是經濟和社會發展質的提升。作為從屬于國家經濟社會總體發展戰略的科技發展戰略必須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服務。現在,我國科技競爭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為了實現科技發展“三步走”戰略設想,爭取到2020年前后科學技術整體水平達到發達國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標,形成強大的自主創新能力,在高新技術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撐我國核心競爭力的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基礎,必須完成科技發展由跟蹤為主向自主創新為主的戰略轉變。正因為如此,我們根據適度超前的原則,從2003年開始了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的制訂工作。經濟全球化和地區經濟一體化使我們可以在更大范圍內、更高的層次上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科技資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場,但是“全面開放、跨越發展”應該是我們在確定科技發展戰略和政策時必須堅持始終的基本思路。
中國全方位地參與國際分工體系這一歷史變化加快了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但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的發展主要表現為一種“外來型工業化”。一方面工業化所需關鍵技術大多來自國外,另一方面東部和中西部經濟聯系不緊密,沿海地區的技術引進沒有起到拉動內地經濟增長的作用。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我們提出了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即從世界經濟、科技、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出發,結合中國的實際,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新型工業化是以科學技術為先導的高科技含量的經濟,強調科學技術的自主創新和擁有自主知識產權。這一變化意味著,我們的科技發展必須考慮可持續性,努力改變中國經濟發展過于依賴外資和國外技術的局面。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是國內技術發展。新型工業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普適性”:“科技是牽頭的方面”應該落實到我們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點中強調,“制定科學和技術長遠發展規劃”是實現科技發展戰略向自主創新轉變,大幅度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國際競爭力、對經濟社會發展支撐力的重大措施,必須以原始創新為主,引進和創新相結合,實現我國技術和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努力使中國成為技術創新型國家。
記者:.科技部科技評估中心成立以來,在中國科技政策、科技計劃、科研機構和科技項目方面成功地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科技評估活動,研究起草了科技評估規范,推動了科技評估和全國科技評估體系的建設。那么,我國科技評估的發展歷程和現狀如何?請您談談。
陳兆瑩:有些西方的評估專家經常問我,評估在國外已有幾十年的歷史了,為什么近十來年在中國才得到關注。簡單地說,改革開放,尤其是政府職能的轉變,提出了評估的需求,也就是說,中國科技評估的主要驅動力來自政府。
上世紀90年代初,當時中國改革進入了一個整體推進的新階段,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成為當時最熱的詞匯之一。為適應政府職能轉變與科技計劃管理改革的需要,促進科技資源優化配置,科技部(原國家科委)率先啟動了我國的科技評估工作,并制定了5年的評估計劃,從1995年開始連續對國家攻關計劃、國家863計劃、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國家新產品計劃和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一系列重大科技計劃進行了評估。這是我國科技評估具有開創性和里程碑意義的時期。
隨著政府職能轉變和科技計劃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入,評估活動越來越受到各級政府的重視,各層次的科技評估工作逐步開展起來。在科技部的推動下,各部門、地方的科技評估工作陸續開展起來,相應成立了幾十個科技評估機構,開展了一系列評估活動,各方面對科技評估的需求也日益強烈。一些省市把引入評估機制作為科技管理改革的重要措施,制定了相應的管理辦法。有的地方政府還明確規定,對地方財政投入達到一定規模的科技項目必須經過評估才能啟動。
中國的科技評估活動在國際上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我們可以自信地說,從評估活動的規模、水平來看,中國科技評估活動處于發展中國家的前列。
記者:進入WTO對我國政府管理決策系統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從評估的角度來看,我們同發達國家的主要差距在哪里?
陳兆瑩:中國加入WTO后,要求政府將工作重點逐漸轉向創造環境和提供公共服務。因而,對政府公共支出的績效進行評估,對于改善公共部門的工作效率,提高政府資金的使用效率,提高政府運行的規范性與效率,促進政府管理決策行為與國際接軌,是十分重要和急需的。進入WTO首先是對我國政府管理決策系統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要求我們建立與國際接軌的評估體系,規范評估行為,提高評估能力。
從國際上看,根據評估活動的需求和目的,可以大致將其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市場交易類,評估為市場交易提供中介服務。資產評估、企業資信評估是該類評估的典型代表。在國際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按市場規律成熟穩定地發展,主要由行業協會管理。我國資產評估從80年代開始,經歷了不規范的競爭階段,通過清理整頓,逐漸分化,逐步規范。
第二類:決策咨詢類,評估作為管理決策的環節。 在美國、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等多數西方發達國家,決策咨詢類評估成為政府制定計劃和項目的重要決策參考,也是政府公共支出使用程序中的必要環節。科技評估屬于這一類。
第三類:公眾監督類,評估作為公眾監督政府公共投入的手段。 該類評估活動主要在西方發達國家進行,如美國國會的評估活動,對政府公共支出的績效進行評估,作為公眾監督政府的手段。對于發展中國家,目前嚴格意義上的第三類評估還沒有開展起來。
根據我國的科技評估活動的主要內容、范圍、服務對象和作用,主要屬于國際評估活動的第二類:決策咨詢類。
單就決策咨詢類評估來看,運用該手段為政府管理決策服務,是改進政府管理決策的一項重要措施,幾十年來已被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用,在發達國家已形成制度。評估結果對于政府有關政策、計劃和活動的出臺、執行、辯論及調整改進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與國際上發達國家的主要差距表現在評估制度化、法制化方面。在過去的多數評估的研究中,往往側重指標和方法,對于制度建設方面缺乏系統性研究。我們評估中心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還不夠。
記者:目前,科技評估中心已經形成了一支具有較高素質的專業化科技評估隊伍和專家網絡,建立了現代化的組織管理制度、運行機制、評估技術規范和質量控制體系,在科技評估理論與實務方面進行了系統的研究、積累和實踐,為更好地服務于決策部門、服務于全社會奠定了堅實基礎。能否簡要介紹一下評估中心的職能。
陳兆瑩:科技部科技評估中心是經中編辦和科技部批準成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國家級專業化科技評估機構。其前身是1997年經國家科技部批準成立、依托于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的國家科技評估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 Technology Evaluation, NCSTE)。現科技部科技評估中心同時沿用國家科技評估中心的名稱(以下簡稱評估中心)開展評估業務與國際合作。
根據科技部機構與職能調整方案,評估中心的職能主要定位于為在以下幾方面;
組織開展專業化的科技發展戰略、科技政策、科技計劃、科技項目、科技機構和區域創新能力評估,為科技部的科技決策與管理提供咨詢服務;
組織開展與科技評估相關的重大科技管理問題研究和科技評估理論、政策、標準、規范研究,為科技部指導和規范科技評估、評審活動提供對策建議;
承擔科技部推動科技評估行業能力建設的具體實施工作,為科技評估行業發展提供技術支撐;
組織開展科技評估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促進科技評估與國際接軌。
記者:近年來,在科技管理部門推動下,評估中心開展了一系列在全國有重要影響的科技評估活動,為改進管理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請您具體談談。
陳兆瑩:是的。1994年以來,評估中心開展了一系列在全國有重要影響的評估活動,對于如何在宏觀層次引入評估機制進行了實踐和探索。代表性的評估活動包括:“八五”攻關計劃的綜合評估,863計劃十年、十五年的執行評估,高新技術開發區評估,國家工程中心評估,“九五”重中之重項目和重大科技產業工程的評估等。近兩年,重點開展了973計劃實施7年來首次進行的綜合評估和863計劃執行20年的評估。評估中心充分借鑒國際上計劃評估的經驗,從第三方的角度進行獨立的專業化評估,通過資料分析、項目文檔分析、政策文本分析、數據分析、問卷調查、案例研究、實地調研、召開座談會等方法,多渠道收集信息,進行深入分析。特別是圍繞計劃實施中各方面關注的熱點問題進行專題評估。
這些評估活動的結果分別在全國計劃會議、香山會議、科技部部務會和其他重要會議上報告和討論,對強化政府公共支出的責任機制、改進管理決策發揮了重要作用。首先,評估從第三者角度,對評估對象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為決策者和管理部門制定戰略和政策、改進管理提供依據。例如,計劃評估報告對對計劃目標的實現程度、完成效果與影響、經費投入的效益、組織管理的有效性等進行了評估,為計劃的滾動實施、后續安排、管理和調整提供了依據。同時,這些評估活動也為關心科技事業的各方面人士提供了參與、對話和溝通的條件,體現了政府決策管理的公開、透明的原則。
為了對《規劃綱要》的配套政策以及實施細則進行跟蹤研究、監督落實并通過評估手段及時協調和調整,2006年評估中心啟動了對《規劃綱要》相關配套政策的調研與評估分析,從制定政策開始就引入評估監督機制,有利于建立政策評估的基準,為今后的跟蹤評估打下基礎。建立實用化的政策評估指標體系和方法,為政策評估提供有用的工具。啟動了《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實施監測評估指標體系研究課題。
記者:有人說,評估中心在科技評估的能力建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國科技評估的核心隊伍的雛形初步形成,專業化水平逐漸提高,您同意這種觀點嗎?
陳兆瑩:對,根據科技部的委托,科技部評估中心(國家科技評估中心)近年來開展了一系列工作,加強科技評估的能力建設。由國家科技評估中心編寫的《科技評估規范》公開出版后,得到全國絕大多數科技評估機構的認同,成為我國科技評估行業共同遵守的自律性規范。在規范的基礎上,國家科技評估中心主持編寫了科技評估專業培訓系列教材(17本),舉辦了5期科技評估專業培訓班,培訓了70多家評估機構的負責人和業務骨干。我國科技評估的核心隊伍初步形成,專業化水平逐漸提高。
為加強“十一五”期間全國科技評估行業建設,提高我國科技評估機構和評估人員的業務水平,借鑒世界銀行先進的評估方法和經驗,評估中心與世界銀行獨立評估局(IEG)于2006年10月16-20日在京聯合舉辦了“2006世界銀行―中國評估培訓周”國際培訓研討會。有來自中央部委及各省、市、自治區科技主管部門和評估機構的80多名業務骨干參加了培訓研討。
評估中心與5家地方科技評估機構(天津科技評價中心、武漢科技評估咨詢中心、廣東科技評估中心、云南科技評估咨詢中心、吉林科技評估公司)簽訂了開展聯合研究的協議,進行“科技評估的組織與管理模式研究”,并列入國家科技攻關計劃的前瞻性研究項目。
為進一步宣傳科技評估事業,促進全國科技評估機構間的交流與聯系,培育和提高科技部評估中心和地方科技評估機構的能力,評估中心設立了全國科技評估網站,發行了科技評估簡報,發揮其業內評估信息交流與共享平臺的作用。
記者:在評估國際合作方面,評估中心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績,這是有目共睹的。特別廣受贊譽的由受援國主導的荷蘭對華的聯合評估取得圓滿成功,大大提高了我國科技評估機構在國際上的知名度。
陳兆瑩:可以這么說,評估國際合作方面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促進了我國科技評估活動與國際接軌,國家科技評估中心得到了國際評估界的認可。
近年來, UNDP評估辦公室、世界銀行評估部、APEC產業技術組和國際發展評估協會等國際組織的重要評估國際會議陸續在中國舉行,國家評估中心已與美國、法國、韓國、印度、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等十多個國家的評估組織建立了合作交流關系。
由荷蘭外交部評估局與評估中心共同發起并聯合實施荷蘭對華援助計劃的評估,作為聯合評估的成功案例,受到國際評估界的高度重視與充分肯定。在OECD的2007年評估工作會議上,該評估作為聯合評估的成功案例向大會報告,向OECD國家擴散該評估的經驗。評估報告已以中、英文正式出版。
由于國際評估界對中國的評估活動十分關注,AEA 2006年評估大會專門安排了以“中國計劃評估的挑戰和變革”為主題的分會。我作為中國的參會代表在AEA 2006年評估研討會上做“中國計劃評估體系”的主題發言,與會者反映熱烈。美國自然基金會、美國俄勒岡大學、世界銀行獨立評估局的評估專家和美國的獨立咨詢專家對中國專家的報告進行了評論。來自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的50多人參加了主題分會討論。與會者一致認為今年中國的主題分會非常成功。
評估中心已與日本JICA就舉辦科技評估培訓班項目(特殊國別)達成協議,由日本政府提供資助,每年為中方培訓10名科技評估業務骨干,連續執行三年。
記者:可以說,十多年來,評估活動的實施產生了較大的,但我們相信科技評估活動在我國還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工作,請您談談下階段要重點考慮的工作?
陳兆瑩:十一五”期間,是我國科技發展的黃金期,也是我國科技評估的黃金發展期。對于下階段工作我們有以下幾點打算:
1、完善科技評估制度,制定科技部系統的評估工作計劃
通過本次機構與職能調整,我部已初步建立了相對獨立的決策、執行和評估系統。但科技評估工作還缺乏系統部署和長遠考慮,沒有制定科技部系統的評估工作計劃。科技評估尚未真正成為科技決策和管理的必備環節,哪些科技工作必須引入評估機制并沒有明確的要求,相關管理機構對于是否評估、何時評估、如何評估也缺乏前瞻性安排,使得評估工作的對象和環節隨機性較大,難以做到統籌兼顧,形成長效機制。評估結果的報告制度不明確,評估結果必須向誰報告,評估報告在什么范圍內發放等都沒有明確規定。
我們一方面從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要求出發,對國家層面的科技評估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關鍵要素進行研究。另一方面從提高管理效率和轉變政府職能的內在需求出發,為建立健全科技部系統的科技評估制度,對國內主要政府部門和部分地方政府的評估制度進行調研,并對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評估制度和評估體系進行比較研究。
2、針對科技重大專項組織實施、全面推進《規劃綱要》配套政策的制訂和落實、完善科技計劃管理體系和深化改革等方面的管理和決策任務,開展評估和研究,包括: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監測與評估體系、政府科技投入的效果和影響評估、科技政策的實施效果和科研機構的運行績效評估等。
3、借鑒國際經驗,建立國際可比的評估框架和方法
評估中心作為中方的代表,參加OECD科學和技術政策委員會(STP)創新和技術政策工作組(TIP)的活動,為借鑒國際經驗,建立國際可比的評估框架和方法提供了條件。主要參與以下兩方面的活動:
參與OECD關于各國政府R&D評估制度和評估活動的比較研究。通過資料研究、國際研討會等方式,對各國政府科技部門的評估制度和評估體系進行分析研究,形成調研報告。研究對象包括西方發達國家,亞洲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比較、現行制度分析和深入研討等方式,為建立我國的科技評估制度提供參考,通過國際比較、現行制度分析和深入研討,研究國家科技評估制度的框架和核心內容,包括評估的規劃,評估需求和評估任務的確定,評估任務的委托,評估質量的保證,評估結果的應用等方面,為建立我國的科技評估制度提供參考。
參與OECD關于公共R&D社會經濟影響評估的研究。隨著政府對R&D投入的不斷加大,人們對公共R&D投入的績效日益關注,對公共R&D產生的效益尤其是其帶來的社會經濟影響進行測量和評估的訴求也逐漸增強。但是,由于對公共R&D的社會經濟影響評估存在許多困難和不確定性,目前還沒有一種公認的有效的評估方法。為此,OECD技術政策委員會(STP)將啟動“公共R&D社會經濟影響評估”研究,對現有的評估方法和各國實踐進行梳理和研究,以期探索出更加行之有效的、國際可比的評估方法。通過參與該研究,可以直接了解現有的評估方法和OECD國家在這方面的評估實踐,對評價我國政府R&D投入的績效提供一些借鑒。
記者:請談談你對中國科技評估未來的展望?下階段發展態勢如何?面臨著哪些重要的挑戰?
陳兆瑩:在我們舉辦的“2006世界銀行―中國評估培訓周”國際培訓研討會上,我主持總結討論時曾向世界銀行的資深評估專家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的評估在世界評估領域處于什么位置?他回答我說,世界評估的地圖是一個動態的,中國的評估目前是一個青少年,不是嬰兒,也不是成年人。我個人很同意他的這個判斷。雖然中國有幾千的歷史,但從制度、能力和實踐來看,中國的評估的確是一個青少年。
這個青少年各方面成長存在不均衡的現象。例如相對于其他方面,評估制度和管理要遲緩和弱一些。近10年來,各政府部門陸續了一些部門規章,指出對政府的計劃和政策要定期進行評估。但是由于缺乏具體的實施條理,這些部門規章往往沒有嚴格執行。而且中國目前還沒有在法律層面上對評估進行規定。在評估能力方面,發展也是不均衡的。首先管理評估的能力比執行評估的能力要弱。我們已經有一批評估專業人員,但缺少職業的評估官員。我們有了國際上認同的評估案例,但數量還很少。從成長的環境和條件來看,評估需求和評估文化在不同部門、地區也存在明顯的不均衡的現象。
至于下階段發展態勢,我有三點看法:
首先,面臨“成長的煩惱”。青少年是人的生命周期中最有活力的成長時期,迫切地學習和實踐。中國評估目前遇到的困難和困惑都是“成長的煩惱”,對此,我的態度是樂觀的。同時,致力于一個處于青少年時期的興旺事業,也是很幸運的。
第二,國際標準,中國特色。中國評估界將和國際評估界建立系統的交流與合作,更好地融入國際評估的大家庭。同時,以中國特色的評估研究和實踐,為豐富國際評估的理論、方法和案例做出貢獻。
評估制度和文化的建設還需要時間。中國評估的發展在今后一段時間仍將是不均衡的,建立國際標準,中國特色評估制度和文化的建設還需要時間。如果人的一生中青少年時期只有十幾年,中國評估從青少年到成年階段的發展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也許幾十年。
我國的聯合評估經驗在OECD國際會議上得到廣泛好評
發達國家對官方發展援助計劃(ODA)的評估,以前都是由援助方主導。近年來,世界銀行、OECD、UNDP等國際組織積極倡導受援國主導的聯合評估,但一直停留在理論研討階段,缺乏成功案例。科技部科技評估中心與荷蘭外交部評估局共同發起并于2006年完成了對荷蘭政府援華貸款計劃的聯合評估,共涉及援助項目84個,援助金額近5億歐元。目前,已公開出版了中、英文評估報告,科技部黨組書記、副部長李學勇為中文版題寫了序言。這是我國首次嘗試由受援國主導的聯合評估,其成功經驗受到了國際評估界的高度關注。
2007年6月28日,科技部科技評估中心與荷蘭外交部評估局組成聯合代表團,應邀參加在巴黎召開的OECD發展援助委員會第六次發展評估大會。在會上,科技評估中心副主任陳兆瑩研究員與荷蘭外交部評估局資深評估官員漢斯.斯洛特先生聯合發表了專題演講,詳細介紹了受援國主導的聯合評估的理論、方法和經驗,贏得了與會代表們的熱烈掌聲。
在討論中國-荷蘭聯合評估案例時,來自OECD成員國以及UNDP等國際組織的代表紛紛踴躍發言,對此次聯合評估活動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聯合評估,希望中國和荷蘭能夠進一步擴散聯合評估的知識和經驗,以加強援助國和受援國在評估方面的合作,促進發展中國家的評估能力建設。
中國第一個受援國主導的聯合評估報告正式出版
由國家科技部科技評估中心(國家科技評估中心)和荷蘭外交部政策與業務評估局共同實施的受援國主導的聯合評估――荷蘭ORET/MILIEV計劃(中國)評估中英文報告正式出版了。這是中國第一個聯合評估案例,也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成功的聯合評估案例之一,受到國際評估界的高度評價。
荷蘭與發展和環境相關的出易計劃(以下簡稱ORET/MILIEV計劃)通過發展合作贈款和商業貸款相結合的方式,對符合條件的項目提供資助。計劃旨在創造就業,促進貿易與產業發展,以及改善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質量。計劃明確規定,所資助的項目對社會發展(尤其是在扶貧和婦女平等方面)和環境不能產生負面影響。中國是ORET/MILIEV計劃的主要受援國之一。
【關鍵詞】 計量科技 國民經濟 地位與作用
1 計量技術在國民經濟中發展現狀分析
隨著我國加入世界經濟貿易組織,我國已經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科技的發展帶動了生產力的發展,是我國社會經濟體制變革的第一步,起著關鍵作用。未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將對我國社會經濟結構、工業生產、人民生活、綜合國力產生巨大的影響。然而“科學要發展、計量須現行”,如果沒有一個完善的計量科技技術,其他科學的發展就會受到影響,所以計量技術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基石。現代計量技術的變革也給我國國民經濟管理體制提供了新的思路[1]12-34。
2 計量科技概述
計量科技包含探索性、先行性、基礎性的研究——科學計量,同時計量技術也包含了應用技術——工業計量和政府主導的社會事業的法制計量。在科學研究領域,計量科技可以真實的反映社會科技發展的最新成果,同時還可以為先進科技發展提供可靠的計量基礎;在應用技術領域上,計量技術是我國工農業生產中有效的實用技術,對工業生產提高了技術保障;在法制管理技術領域上,計量技術也影響著國家和公共利益的可持續發展。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和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計量技術已經在我國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被廣泛的應用起來,其技術地位也越來越突出,在社會服務業、工農業、對外貿易、高新技術產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3 計量技術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我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將法制計量推到了一個重要位置,法制計量是政府或相關授權機構根據技術、行政和法制的需要對計量器具、計量單位、測量方法在測量實驗室中實施管理控制。其目的主要是用合同和法規方式保證并規定與貿易結算、醫療衛生、資源監測、環境監測、安全防護、社會管理等涉及到國民經濟發展和公共利益的測量工作的可靠性和公正性[2]26-29。
3.1 醫療計量
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國民對自身健康狀況的關注也在不斷的增強,所以越來越多的醫院選擇先進的醫療設備和測量技術來提高醫院的醫療綜合能力。據相關數據顯示,美國人醫療保健的開支每年高達到2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15%,其中用于計量或測量的技術設備開銷占25%以上。測量主要用于發展高精密的測量技術、改進醫療標準參考物等領域。醫療計量技術的發展不但能夠及時、準確地診斷疾病、還可以有效的避免誤診現象的發生,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促進作用。
3.2 貿易計量
貿易是計量科技發展的推動力,隨著商品交換和生產的發展而發展。由于我國商品貿易交易額巨大,貿易計量出現微小錯誤就會使國民經濟受到巨大損失,目前,我國現代貿易計量發展迅速,有效的減少了計量誤差,在法制計量控制下,最大允許誤差范圍正在逐步的減小,有效的維護我國貿易經濟各領域消費者的經濟利益,從而為我國國民經濟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
3.3 資源與環保計量
資源和環保計量科技的發展關系到國計民生,當前,我國生態資源環境破壞嚴重,作為發展中國家,生態條件的惡化、生態資源枯竭等問題都會限制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所以可持續發展戰略是我國堅持的基本國策之一。我國人口基數,資源的浪費和資源開發利用不合理等問題的解決辦法都和資源與環保計量科技的發展息息相關。通過資源計量的有效控制,可以實現我國資源的合理利用,對相對匱乏的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開采制度也會相對完善,在優化和改善人們生存條件的同時,還可以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3]35-38。
4 計量科學在科學進步上的主導作用
科學計量是計量科技中探索性、基礎性的計量科學,通常情況下,科學技術的發展成果是通過計量技術來定義和實現的,為先進科學技術提供了可靠的測量基礎,是工程計量和法制計量的基礎,為科學技術發展服務的計量科學研究。
(1)高新技術產業的計量科學技術支持,眾所周知,產品的技術要求越高,其制作工藝越復雜,所以對測量技術的要求也會越高,例如:波分復用技術可以通過一根光纖傳輸不同信號,其間距僅為0.08nm,這種距離的計算就需要納米計量技術來完成。
(2)隨著市場國際化和貿易全球化的趨勢不斷加強,我國國民經濟貿易生產總值以每年15%的速率快速增長,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產品的復雜性和技術含量要求也在不斷提高,以質量檢測要求,國民市場的交易模式的轉換,其測量、符合性測試、標準物質數據計量越來越復雜,所以為了避免我國國民經濟受到貿易計量的影響,我國相關科研人員正在建設以國民經濟為基礎現代測量科學。
5 結論
計量科學的發展可以有效的解決企業的增收節支、節能降耗、增強產品開發后勁、提高生產效率等問題。為適應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自動化、科學化的管理要求,計量科學已經由傳統的靜態孤立計量轉化為實時監控和動態計量,實現了我國企業生產過程中對工藝參數、投入產出的控制要求。完善檢測設備、改進計量手段、發展計量技術是實現企業生產、檢測自動化的有效途徑,為我國現代工業提供更有效的技術保證[4]134-137。
參考文獻:
[1]虞惠霞,劉月晗.計量科技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應用[J].工業計量,2001,6(7):12-34.
[2]王微.基于投入產出分析法研究中國農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D].山東大學,2007(11):26-29.
農業科技的現狀與問題
我國已擁有比較完善的農業科技體系。擁有1587個科研機構,科技人員和干部職工部數50萬人,其中從事研究與開發的12萬人。國家、省、地、縣、鄉農技推廣機構20多個,推廣服務人員工17萬人。農業大專院校84所,農業中專等專業學校496所。約有10多萬個專業技術協會、研究會活躍在廣大農村,涉及到種植、加工、銷售等領域100多個門類,會員達300萬人左右,科技示范戶500多萬個。
當前農業科技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按行政區設置的農業科技機構與農業地域性的矛盾,導致機構重疊、課題重復。二是計劃經濟條件下設置的農業科技機構、體制及其機制與市場經濟不適應的矛盾突出,涉及農業科技的計劃、規劃多達20多個,導致多頭管理,研究課題分散、重復,突破性成果少,第一線科技人員少。三是農產品擾亂短缺時期確定的學科結構、專業結構,以及優先領域、關鍵技術與新時期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對技術的需求不適應,導致成果轉化率低、科技質量獻率低等問題。四是科學研究偏重于論文導向與經濟發展產品需求的矛盾,造成科技與經濟脫節問題仍然很突出,生產中缺乏急需的技術,科技缺乏必要的經費支持。五是農業科技地域性強、周期長、服務對象分散、技術物化程度低,農業科技改革難度大,進展慢。六是農業待續發展對農業科技的巨大需求與科技投入嚴重不足的矛盾。有限資金,分散使用與集中經費出大成果存在著十分尖銳的矛盾。因此,農業科技必須深化改革,重新構筑創新體系。
未來15年的優先領域
594份專家問卷對農業科技優先領域進行了排序,得票數量最高的10個優先領域依次是:種植業(571)、畜牧業(560)、農業高新技術(557)、農產品加工(542)、漁業(522)、林業(506)、持續農業技術(503)、農用工業(495)、國土資源開發(462)、農業水利(96)。優先領域發展趨勢分析表明:種植業、畜牧業仍然是發展潛力最大的兩個領域;農業高新技術、農產品加工技術將取得重大突破,排位比“九五”期間明顯前移;國土資源開發與農業水利用建設方面的技術,由于農業技術持續發展的近切需求,將得到快速的發展。
未來10年有望取得重大突破的關鍵技術
594份專家問卷預測共提出300多個項目,選擇排在前面的100項技術作為重點技術。100項重點技術研究與開發,不僅能取得一批國際先進、填補國內空白的農業科技成果,而且能夠形成一批新的產業,切實解決我國未來農業發展中的最緊迫的技術問題。如提高灌溉用水利用率的綜合技術,提高農田灌溉水利用率10個百分點,可節水平面400億立方米以上,節水量的潛力相當于是1.4條黃河的有效供水量;農產品深加工增值技術將形成農產品產業群,農產品加工產業增加值的潛力可達3000多億元,將成為我國農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徑;農作物超高產栽培技術將使我國一熟地區糧食\飼料作物每公頃產量達到1.5萬kg,二熟地區達到2.25萬kg,三熟地區達2.7一3.0萬kg。這項技術的應用,具有“種好0.6億公頃養活16億人口的潛力”;超級稻育種2003年前后大面積應用于生產,增產幅度在于20%以上;采用常規技術與現代生物技術相結合的方法,加速主要農作物優良品種選育,每5年育成100個優良品種,使我國雜交水稻\雜交油菜研究與應用繼續保持國際領先水平,雜交大豆、雜交小麥研究與應用達到并保持國際先進水平。持續農業技術以資源集約利用與保護為重點,開發節水、節肥、節地、節能、節飼等資源高效利用技術,發展綠色食品,開發農業環保產業。肥料利用率提高10個百分點,可節肥1000萬噸。多熟種植技術將能提高復種指數10%,相當于增加0.13億公頃播種面積。農業生物技術是新的農業科技革命的重點領域,抗蟲棉花、耐貯西紅柿、轉基因豬、轉基因魚等轉基因動植物新品種將逐步應用于生產;生物肥料、生物農藥、基因工程疫苗、生長調節劑等生物制劑研究與開發將取得重大突破,并逐步形成新的產業。
未來10年中國農業科技發展十大方向
一是農業生物技術將取得重大突破。生物疫苗、生物肥料、生長調節物質等生物技術產品將得到開發,并形成一大批農業高科技企業和企業集團。
二是農業技術信息化、農業技術高新化將成為新時期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智能化、網絡化、實用化、國際化的農業信息技術,將加速農業信息化。海洋、航空航天、核技術、衛星遙感技術等高新技術在農業中的研究與應用將取得重大突破。
三是先進、實用農業技術的集成,將大大促進農業生產領域技術水平的提高。在不同農業生態區、不同行業,形成綜合性農業現代化樣板區、試驗區、示范企業和示范戶,帶動全國農業技術全面提高。
四是農業科技產業化將形成一大批農業現代企業和企業集團。統籌安排農業產前、產中、產后技術的研究與開發,使農業各個環節技術水平協調發展,在不同地區和不同行業形成支柱產業和龍頭企業。
五是農業科技將面向整個國土資源開發、治理、保護開展工作。以海洋、南方草山草坡、北方草原、荒山、荒坡等國土資源的合理開發與保護為重點,開展研究與開發工作,形成新的農業技術和農村經濟生長點。
六是農業機械化、化學化、水利化、電氣化等水平進一步提高。農業工業化、農村小城鎮化、農民知識化將是新時期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農業機械由中小型向大中型發展。復合肥料、控制肥料等新型化肥,三制高效低毒微量新型農藥將得到普遍應用。
七是工廠化農業將成為高效農業的主體。研究開發低成本、高功能、高效益的設施農業技術及其設備,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設施農業及其相應的設備、設施,促進農業的工廠化。工廠化種植、養殖、加工技術全面發展,并逐步成為高效農業主體。
八是以節水灌溉為重點的節水農業技術將出現革命性的變化,將徹底改變大水漫灌的傳統灌溉方式。新型灌溉技術及其設備將得以研究,形成灌排設備企業與企業集團。改革灌溉管理制度,依靠政府與企業兩種力量,推進節水灌溉技術的革命。
10月3日記者抵達法蘭克福書展會場的時候,已經是當地晚上9點鐘了。中國出版團隊幾乎都在這個時段到達。在6號館內的中國展區,絕大多數展位正在緊張地布置。每一本圖書上面都加了一道腰封,腰封上是圖書的英文簡介。有的出版社甚至還為每一本參展圖書重新設計制作了一份英文封面。
法蘭克福書展尋求開拓新興市場
五天下來,參加過多次國際書展的出版人還是頗有感嘆,書展的人氣有逐漸滑落的趨勢,信息溝通的便利使得書展更像是大家見面溝通感情的場所,連展場內出版人的步履都不像以往那么急切了。
“出版業正在轉型,信息化和網絡化對書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前書展是國際出版商展示產品的重要機會,現在這個功能在逐漸退化,從一些出版集團展示品種的數量縮減就可以看出這一點。”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總裁陳聽從1988年就開始參加法蘭克福的國際書展,對書展的演變過程有很深刻的體會。
顯然,交易功能弱化是所有書展所面臨的相同問題,對于規模巨大的法蘭克福書展而言,這種變化帶來了不容忽視的潛在危機。研究面臨的產業變革、開拓新興市場是法蘭克福書展的當務之急。
非圖書展區(Non-Book Exhibition)是今年新增的一個區域,也是今年法蘭克福書展的一個亮點,雖然只有20幾家參展商,占據的區域也只是在四廳中的一部分,但是琳瑯滿目、色彩絢麗的非書產品,卻成為書展中最溫馨可愛的角落。
這里的非書產品,是指那些可以在書店里銷售、但又不是圖書的產品,從各種文具到與閱讀相關的各種器具。例如,一位來自瑞典的參展商展示售賣明信片,所有產品都由她自己拍攝,明信片內容從家居布置到自然景色,非常廣泛。還有一位來自法蘭克福附近的德國展商,他的產品是帆布制的閱讀椅,既可以放在室內,也可以放在花園里,是野外吊床的一種延伸產品,目前在全世界十幾個國家銷售。老板是一位慈祥的德國老人,似乎并不急于招攬生意,只是悠閑地躺在閱讀椅內讀書。其實,這里大多數產品的銷售渠道并不只是書店,和書有關就可以歸類于此。這個區域的大多數展商是第一次參加法蘭克福書展。
和開拓新業務種類相比,法蘭克福書展開拓新興市場的舉措同樣令人矚目。
一個容易被忽視的事實是,今年法蘭克福書展的國際版權中心,版權商數量是283個,比去年增加30%。這顯示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作為跨語言和跨文化傳播中間商的版權組織越來越受歡迎。
“一本書在受到關注之后,版權往往會同時被多個國家所購買。”上海譯文出版社總編輯葉路告訴記者。這個事實從一個角度證明,法蘭克福書展主辦者見微知著的明智和在全球拓展市場的努力,正在產生實質性的效果。
在亞洲,日本曾經被選為主賓國。在日本經濟發展的極盛時期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的相撲、茶道等文化輸出的使命已經逐漸完成。而目前韓國、印度和中國的經濟處于上升期,其科技交流和文化輸出仍處于探索和發展的成長期。
韓國2005年被選為主賓國今年印度時隔20年再度成為主賓國,2007年加泰隆文化(西班牙語國家)將成為主賓國,中國則有望成為2009年的主賓國。這一切充分顯示了法蘭克福書展在歐美市場疲軟的背景下積極開拓新興地區市場的強烈意愿,亞洲則成為重點關注的地區之一。
今年印度作為主賓國有150多家出版機構參加書展,共有200多項活動在展場內舉行,主題圍繞著印度的文學、藝術、音樂、電影、舞蹈等內容。在各個展廳內,都可以得到關于印度出版與文化的宣傳資料。
發現亞洲,發現中國
和去年相比,法蘭克福書展的參展商總數量并無太大變化,7272個參展商中,來自亞洲的參展商數量達到了歷史最高點,成為書展規模擴張的重要因素。除了印度作為主賓國有150多位參展商外,中國的展位面積也比去年增加了一倍。10月4日至8日5天時間里,中國展團共輸出版權1300多項,在2005年這個數字是378項。而在往年,中國出版業全年的輸出版權也就是1000多項而已。
在五天的活動中,中國展廳與往年相比,顯然是最熱鬧的一年,除了前來參觀的各色人士有所增加外,中心活動區舉辦的各個出版社的簽約儀式和新書推廣活動絡繹不絕。據說新聞出版總署署長龍新民兩天之內就參加了21項此類簽約活動。如果你偶爾路過中國展廳,最有可能瞥見的就是身著紅色唐裝的龍新民署長在和國內外出版簽約方合影留念。
不管這種熱鬧背后是否意味著中國出版業已經和國際真正接軌,相較以往,中國展區的人丁冷落已成為歷史。在中國政府主導的“走出去”戰略下,在全世界范圍內“中國熱”的背景下,中國出版人借此東風在不遺余力地推廣漢語和中國文化。
以往西方人主動了解中國,更多是出于好奇,他們的興趣多集中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如今因為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有巨大影響力,越來越多的西方人迫切需要了解當代的中國,了解中國人喜歡什么,看什么書,吃什么東西,穿什么衣服等等。這種需求才是漢語升溫和“閱讀中國”商機乍現的內在推動力。
中國教育部國際交流與合作司的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全球漢語學習者超過3000萬人,100多個國家的2500所大學開設有漢語課程,越來越多的中小學生也開始學習中文。美國AP漢語項目(國家漢辦應美國中學漢語教育之需而設)2006年開課以后,將有2400所中學準備開設中文課。在德國巴伐利亞州,僅今年就有40多所中小學申請新增漢語課程。
在中國國際出版集團展位立柱上,有“感知中國(Reading China)”的醒目標志,昭示著中國展區的主題和中國出版人努力的方向。
從國家出錢為參展出版機構租下展位、資助版權輸出、在全球設立孔子學院,到高級黨政官員高調出席各類推廣活動為出版機構保駕護航,突出表明了在現階段,政府還是中國出版業“走出去”和中國語言文化推廣的主導力量。
縱觀全球,鑄就一個國家經濟文化底座的,不是政府,而是大型跨國公司。因此記者接觸的不少人質疑:政府如此深地介入文化商業活動,是否會越俎代庖,助長本來就企業化不足的出版機構的官僚之風?
要具備國際商業服務能力,國內出版人需要告別“觀光團”、告別作秀、告別走過場,需要真正下工夫來了解國際市場需求、尋找合作伙伴、創新商業模式。
陳昕分析說:“過去中國出版機構來到法蘭克福就是為了輸出版權,市場化程度很低。從滿足需求的角度看,賣版權是為中國的作者、出版者服務,而不是為海外市場的讀者服務。”
而對于今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他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受到世界普遍關注,我們正在抓住這個機會,加強國際市場的開拓力度。中國參展商變化很大:其一,從簡單翻譯輸出版權到根據海外市場需求設計圖書;其二,從簡單版權貿易走向全面國際合作。這兩種方式代表了未來國際合作的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借助作家這一最有親和力的媒介“走出去”,逐漸被中國出版機構所采用。10月4日,遼寧出版集團和貝塔斯曼直接集團在法蘭克福書展聯手舉辦《中國讀本》德文版首發式;第二天,遼寧出版集團促成作者蘇叔陽參加貝塔斯曼舉辦的“藍色沙發”名人秀,德國國家電視二臺作了現場直播;一家意大利電視臺對來自中國的蘇叔陽表示出了濃厚的興趣并作了專訪。
令人欣慰的是,在法蘭克福書展上,記者看到更多的是,許多因中國發展和中國出版業“走出去”戰略受益的商業機構正在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