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氣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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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治理范文第1篇
環境治理這個議題突出而且生動地反映了現代社會治理形態的一種深刻變遷：現代國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體現為國家的功能在三個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說，國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義，一種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現（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體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來地方或者國家的功能越來越多地被更高一層級或者跨區域的組織和機構所承接。同時，重大議題也越來越超越地方國家甚或民族國家的界限，變得具有地區性或國際性的意義；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們開始把視線從自上而下的政治過程轉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識到地方層面的權力、關系、地方性知識的重要性，希望通過地方層面的審議、協力而達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應性的一種治理。這主要體現在更多的非政府組織、民間企業和公民逐漸參與到治理過程中來；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維度，不僅指治理過程從國家機器更多地向社會開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轄邊界層面的外移。環境問題通常是跨空間區域和時間邊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關行動者之間找到一個環境治理的合作模式。這種多層次的治理不僅強調水平的跨地理空間的聯結，也強調垂直的跨空間層級和組織層級的聯系，強調多層級政府之間的知識、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對話。同時，這一治理體系并沒有削弱國家的地位，而是著重于國家在各種政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這個概念，是因為它能夠很好地涵蓋今天中國空氣污染治理所面臨的一些基本問題。反過來，空氣污染這個議題也十分典型地體現了現代國家治理尺度變遷的趨勢和特征。首先，空氣污染是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全球性議題，對中國這樣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而言，空氣污染問題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轄區加以區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將空氣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對空氣質量問題負責，地方政府如何通過府際合作以實現區域污染的治理，這些都需要我們去思考治理尺度的變遷。同時，空氣污染屬于風險社會的一種表征，風險社會的來臨呼喚更加開放、透明的民主機制的運行。風險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風險與民眾利益的高度相關性決定了空氣污染這類議題已經遠遠超出傳統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圍，而需要地方性知識、日常性知識的進入，需要公民社會、民間組織更廣泛的參與，來共同化解其管理風險。這些也都需要我們去思考治理尺度的變化。
（一）發展型地方政府與空氣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認為，中國現今環境問題的一個重要體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發展主義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環境問題的產生和環境治理兩者在空間尺度上具有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環境治理的困境一樣（BaiXuemei，2007：15－29），把類似空氣污染的環境問題整合進地方政治面臨著兩個基本困境：首先，在緊迫度方面，發展中的地方面臨著更加緊迫的地方經濟發展問題；其次，在尺度方面，環境議題超出了地方政府的關注范圍，地方政府處理環境問題在空間、時間和制度三個維度都是困難的。空間維度的困難是指，地方政府一般會認為環境問題超出了其管轄范圍，應該交由全國性政府去完成；時間維度的困難是，地方政府一般會認為處理環境問題超出了其任期范圍。環境問題的出現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段，因此，政府官員并沒有強烈的動機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內應對環境問題；制度維度的困難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縱向上要受到更高層級政府的約束，在橫向上要面對地方經濟社會組織的壓力，因此環境治理對于它們而言已經超出了自身的職責范圍。地方政府的發展主義和其在治理污染問題上的激勵缺乏當然也反應在空氣污染上。如果瀏覽中國近30年空氣污染治理的歷程，就會發現，空氣污染的防控和治理總是在“疲憊地追趕”高速發展和變遷的經濟狀況。20世紀70年代，空氣污染治理的主要對象是煙塵；到了80年代，中國大氣污染防治進入以酸雨治理為核心的第二階段，重點轉移為對硫等污染物進行集中控制。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溫室氣體排放成為全世界聚焦的一個中心，溫室氣體的減排使得中國如何在能源消費方面采取節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調整工業結構成為新的問題。最近10年左右，中國大氣污染的復合型特征日益增強，高濃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時存在，城市灰霾天氣不斷增多。這種新的空氣污染引發了公眾的強烈關注，特別是從近兩三年起，二次污染、復合污染、區域污染等這些名詞開始進入公眾的視野，對政府和環保部門的環境績效構成了較大的社會壓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未被列入空氣污染物指標體系，因為一旦列入則意味著中國七成城市的空氣質量不達標，環保部門近30年來的空氣污染治理又將面臨一份“滿紙黯然的成績單”。總體而言，不同階段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空氣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應地發生變化，但是這種“倒逼”機制始終太過滯后和低效。因此，要從目前的總量控制真正轉向質量改善，真正從環境和資源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公眾的健康出發進行污染治理，把空氣污染的議題維持在公共議程中，就需要把空氣污染從一個地方性的議題變成國家性的議題，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需要發揮首要作用。
（二）復合型區域型空氣污染形態和治理體制的困境中國近30年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種空氣污染問題在30年內集中出現。這些污染問題并不是國外上百年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污染問題的簡單疊加，而是一種更加復雜的污染狀況。因此，中國目前的空氣污染呈現出“復合型”和“區域性”①兩種特征。首先在“復合型”特征方面，中國現今的空氣污染是發達國家各個污染階段的濃縮體，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時集中出現。其次在“區域性”特征方面，關于空氣污染這個議題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還是更具區域型特征，其實在國外就早有爭論（Switzer，1998：191－192）。空氣污染在其源頭上可能更多地來自固定點源污染，具有很強的地方性，但是空氣污染物會隨著氣象條件而長距離傳輸，因而經常呈現出跨行政轄區界限的區域性特征。然而，相較于復合型和區域型的污染形勢，中國現行的大氣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體制卻暴露出嚴重的弊端。首先，現行的空氣污染控制是一種量化控制。在現行官員考核制度和激勵機制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時也被認為最便捷高效的辦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難以測度的指標往往無法被采用②。在這種指揮棒下，地方官員的目標是對上負責，完成指標、做足數字。就空氣污染而言，政府關注的始終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氣質量”。這也就是說，目前的空氣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級政府對現下有明確規定的某種污染物進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減排量。而這些污染物的選取并未見得反映空氣污染的真實狀況，真正的空氣質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無人負責的。這種單一總量的考核機制很難用以應對復雜的污染現狀，因此空氣污染治理的實際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國的空氣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轄區區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區劃為基本單位進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間難以進行真正的協調治理。空氣污染監測數據表明，高速發展的城市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使得中國地區空氣污染一體化現象日趨明顯，各城市的大氣污染正逐漸從局地污染向區域污染演變。盡管大氣污染越來越呈現出明顯的區域特征，但是現行的環境管理還是沒有太多突破行政轄區區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幾年，雖然中國也出現了一些區域性大氣污染的試驗，比如中國的四大城市在近幾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聯防聯控”，通過聯合相鄰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氣質量。但是，這種區域性空氣污染治理目前還遠遠沒能形成一種長效的機制。目前，面對空氣污染的區域性特征，中國現有的制度架構和政府體制中還沒有一種相對常態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決這一問題。復合型、區域型空氣污染時代的來臨意味著治理尺度怎樣的變化？它們對于現行空氣污染治理體制，乃至整個治理體制會產生什么樣的沖擊呢？首先，復合性的空氣污染形態意味著以“指標”為核心的考核和激勵機制將面臨“失敗”的局面。諸如PM2．5這種二次污染指標無法用單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來控制，如果說原來的污染治理尚可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現在的情況則是連這一點都難以為繼了。也就是說，傳統的通過指標、配額方式進行治理的方式已經越來越低效；其次，區域性的空氣污染也意味著以行政轄區為區隔的治理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將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試圖在現有的考核體制下去解決轄區間的交互影響問題③，但是這種努力可以期待的績效和適用性是值得懷疑的。在遭遇更復雜議題的情況下，這種區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盡頭。空氣污染就是這樣一個議題：一個轄區的污染源可能對諸多其他地方帶來污染，同時，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視其他地區的污染為于己無關。各地之間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這種交互影響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強過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環境問題。
（三）風險社會及其民主意涵空氣污染是一種典型的生態風險。風險不僅是一種客觀存在，更是一個社會和集體建構的過程。雖然風險必定部分地來自于事實，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眾通過社會的公共交流對風險進行闡釋、界定和認知的過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為如此，空氣污染對思考當今中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形態也提供了很好的一個切入點。現階段的中國，在空氣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現了一種“民意已過河，政策摸石頭”的現象，民眾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為例，民眾是促使政府將這項污染物納入污染評估指標體系的直接推動力。早在政府作出反應之前，民間就已經開始了各種形式的空氣質量調查，公眾、環保NGO和媒體持續關注PM2．5數值變動，甚至走上街頭自主去監測PM2．5數據；一些活躍的民間環保人士通過社會媒體引導公民參與空氣污染的測量，推動政府的污染數據公開以及空氣污染立法進程。環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發起關于空氣質量立法的動議，倡議應該對清潔空氣立法。社會的壓力最終促使環保部拿出了空氣污染治理的時間表，擬定在2016年前分階段地將PM2．5納入空氣質量體系。為什么空氣污染這個議題突出地展現了這一點？傳統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對科學技術的掌握及其對話語的壟斷，來阻止污染等風險事實進入公眾的視野。對于政府而言，總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風險”，對民眾的風險意識進行引導，通過專家壟斷技術知識的定義和解釋，進行“安全敘述”（郭巍青、陳曉運，2011：95－122）。但是，在面對空氣污染這樣的新型治理問題時，民眾卻并不會一味受制于國家對風險的管理，民眾作為環境風險的直接感受者，能夠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識，也就是“社會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來對抗國家對于科學和技術理性的壟斷。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這種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長期以來國家對于公民表達的行政壓制、體制運作中的協商不足等等，都更進一步地導致了公民對政府不信任的累積和發酵。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看到了現代國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類似空氣污染這樣環境風險議題的出現賦予了人們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機會，推動人們去更加積極地進行政治參與、公開討論和民主協商，理性面對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會安全的風險，增強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對于自然問題以及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發言權，爭取公共決策者、技術專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間更加平衡的權力－責任的關系。
二、保障型國家———國家角色再認識
治理的尺度是一個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價值意涵。通過尺度的討論，這一概念將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協力治理等多種治理的趨勢整合起來。同時，這一概念也促使人們去思考：在面臨諸如空氣污染這類新的議題時，怎樣在新的治理實踐中對尺度和空間進行新的定義，治理的邊界怎樣被實體地和社會性地重構？而這些又為我們改進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樣的啟示？更重要的是，面對現代國家治理尺度的變遷，國家需要在治理的實踐中怎樣做出回應和應變？這一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但是，本文認為，事實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國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經為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國家”囊括了空氣污染治理過程中我們所需要面臨的最重要的三個維度的思考，即：國家獨立于利益集團來倡導環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對于環境政策的貫徹力以及在環境議題上國家與社會的有序互動問題。“保障型國家”是吉登斯在《氣候變化的政治》一書中提出的概念，“氣候變暖的問題很多人都在談，但很少有人愿意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為與氣候變暖的問題聯系起來”———吉登斯將這種現象命名為“吉登斯悖論（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為了解決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氣候變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這個概念框架主要由兩個概念構成：“政治斂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經濟斂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認為，如果政治斂合和經濟斂合兩者之間形成一種良好的互動，就會系統性地推動氣候問題的解決。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種更為積極的國家的概念———“保障型國家”。他認為，國家應該在應對環境問題時扮演“催化劑”、“協調員”的角色，鼓勵和支持多元的社會團體共同推動好的政策，同時確保環境治理的切實成效。為此，國家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經濟斂合度，比如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就是兩個具有高度關聯性的公共議題，是尋求政治經濟斂合的一個典型例子；二是要讓氣候變化的關切深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三是要避免讓政治資本流出這個政策領域。因為對抗氣候變化需要長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關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鎖定在政治議程中。
保障型國家對于我們討論中國的空氣污染治理有著很重要的借鑒意義。首先，中國環境治理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矛盾問題，這個問題在本質上是吉登斯悖論的一種表現。保障型國家應該在這種矛盾中擔當起環境議題倡導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經濟發展的盲目性。事實上，空氣污染從一個地方性議題變成國家性議題也的確經歷了一個過程。吉登斯在其語境下思考保障型國家的出發點是希望國家改變“去監管化”的態度，加強實質性的國家調節。對于中國而言，保障型國家首先是確保國家公共政策相對于地方保護主義利益、產業部門以及能源行業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別提到的，中國治理氣候變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中央政府試圖加強“政治斂合”和“經濟斂合”的各項政策在上令下達的過程中，往往經過層層官僚制的過濾，再次被簡化為GDP崇拜。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環境政策的貫徹執行問題，是中國環境治理中關鍵的一環。在中國，量化考核和目標責任制是國家能力建設的一個重要路徑，國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員的晉升機會，從而確保國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執行以及地方官員對上級政府的忠誠。但事實上，現有方式并不能適應環境治理中的諸多問題。一方面，環境指標很多時候是復雜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員為了達到考核目標往往操縱和扭曲真實的環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參與以矯正這些信息扭曲的情況下，重大的治理問題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處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量化管理和目標責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實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強了國家的能力（Gao，2009：21－31）。這也正是“保障型國家”的第二個意義向度。以空氣污染為代表的環境議題為我們重新檢視國家治理能力，加強國家能力建設提供了一個場域。環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尋求環境政策的政治和經濟斂合，使得環境意識和環境政策能很好地與國家其他政治經濟政策結合起來，保障環境政策的實現。
最后，保障型國家區別于早期環境主義以及環保運動中“對抗國家”的思想，認為應該從現有的體制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這對在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下思考空氣污染等環境治理問題有著很重要的啟示意義。雖然社會運動、抗爭政治似乎是一個古老的政治話題，現有學術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關注環境抗爭，但是這并不一定能反映問題的全貌，尤其在諸如空氣污染這類的環境問題上，公民的相關行動很多時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訴求的并不是挑戰現有政治制度的權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幫助國家、也從國家那里尋求幫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民社會和國家在這類議題上的關系更接近于合作主義或者協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國家的框架下，國家尋求與公民社會的互動和互強，通過理性的協商和審議以共同推動高效的環境政策的產出和執行是解決環境治理問題的應然路徑。這也是現有政治體制之下中國環境治理的應然方向。
三、結論
空氣污染治理范文第2篇
關鍵詞：空氣污染治理；工業余能回收利用；節能減排
中圖分類號：X5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944（2014）02017802
1引言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空氣污染問題日益突出。長周期、大范圍、爆表級別的霧霾天氣不僅給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帶來極大損害，還對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和生產作業造成極大影響。目前加快我國空氣污染治理的壓力不斷加大，并早已引起社會各階層的廣泛關注。加快工業余能回收利用產業的健康發展，提升工業能源利用效率，減少工業污染物質排放，是我國空氣污染治理工作的主要內容之一。
2工業余能與空氣污染治理的關系
2.1工業余能分類
三高工業（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生產過程中產生大量的各類余能，包括高溫煙氣余熱、廢汽廢水余熱、化學反應余熱、高壓流體余壓、瓦斯與煤氣等多種。按余能載體不同，工業余能可分為載熱性余能（比如水泥窯余熱、鍋爐煙氣余熱、循環冷卻水余熱等）、可燃性余能（比如煤礦瓦斯、焦爐煤氣等）和載壓性余能（比如高爐煤氣余壓、加氫裂化裝置中的熱高分油余壓等）。理論上也有專家將可燃性余能、載壓性余能作為載熱性余能的，即將工業伴生性可燃性氣體與工業余壓等余能換算為工業余熱。工業余熱按品位又可分為中高品位余熱和低品位余熱，低品位余熱一般指300℃以下，用傳統設備無法有效回收的余熱，包括低濃度燃氣。
2.2工業余能回收利用與空氣污染治理的關系
治理空氣污染的措施有多種，減少工業污染物質的排放是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加快工業余能回收利用產業發展，不僅可以減少一次能源使用量，減少大氣污染物質的排放總量，還可以減少煤礦瓦斯、焦爐煤氣、轉爐煤氣、氮氧化物等溫室氣體的排放，極大改善空氣質量，從而達到空氣污染防治的目的。
3我國工業余能回收利用現狀
3.1世界最大的工業余能產生國家
煤炭是大氣污染物質排放量最高的一次能源，其CO2、PM2.5的產生量遠高于石油與天然氣，但由于我國“富煤、貧油、少氣”的化石能源儲備結構特點，決定了煤炭在過去及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作為我國主導能源的地位不會改變。“十五”以來，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主要是以固定資產投資驅動的，而固定資產投資的高速增長又是以高耗能工業（煤基工業）快速擴張為基礎。目前我國已有近40余個大宗工業產品產量居全球第一，其代價是產生大量的工業余能及工業污染物質，使我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工業余能產生國家，也成為世界最大的工業污染物排放國家。根據研究機構調查，我國各行業的余壓余熱總資源約占其燃料消耗總量的17%～67%，可回收利用的熱能資源約為余壓余熱總熱能資源的60%以上。表1列舉了2012年我國六類大宗工業產品產量及占世界總產量比例。
3.2產業政策支持發展工業余能回收利用產業
“十五”以來，國務院、發改委等先后了《節能中長期專項規劃》、《“十一五”十大重點節能工程實施意見》、《節能減排“十二五”規劃》、 《大氣污染防治工作計劃》等一系列文件，均包括鼓勵工業生產企業加大工業余熱、余壓、瓦斯、煤氣、煤矸石、煤泥等余能的回收利用，并在發電并網、稅收、貸款、科技獎項評審等方面給予支持或傾斜，促進我國水泥窯余熱、干熄焦余熱、轉爐余熱、高爐煤氣余壓、煤礦瓦斯等中高品位余能的回收利用發展，對降低工業能耗做出了巨大貢獻。“十一五”期間，我國以能源消費年均6.6%的增速支撐了國民經濟年均11.2%的增長，能源消費彈性系數由“十五”時期的1.04下降到0.59，節約能源6.3億t標準煤，通過實施節能減排重點工程，形成節能能力3.4億t標準煤。
截至2013年年底，我國已建成投產的水泥窯低溫余熱發電機組近800套，裝機容量達700萬kW左右；建成投產高爐煤氣余壓回收透平發電機組900余套，裝機容量達800萬kW左右；建成投產各類瓦斯（煤層氣）發電項目近300個，裝機容量達200萬kW左右。考慮到干熄焦余熱發電、玻璃窯余熱發電以及液力回收透平等其他余能回收利用裝置，目前我國已建成投產的各類工業余能回收利用裝置回收總功率保守估計在2000萬kW以上，相當于年節約標準煤5184萬t，減少CO2排放1.36億t，同時減少大量的PM2.5污染物質的排放。
3.3工業余能回收利用產業存在的問題
能源利用效率總體偏低。2011年我國GDP總值約占世界的8.6%，但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9.3%，單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全國鋼鐵、建材、化工等行業單位產品能耗比國際先進水平高出10%～20%，工業生產過程中還有許多余能沒有被高效回收利用，工業污染物的排放對空氣污染的影響很大。以鋼鐵工業為例，國外先進的鋼鐵企業的余能資源（包括余熱、余壓及伴生性燃氣）回收率一般在90%以上，而我國鋼鐵企業平均余能資源回收率僅在50%左右。
4工業余能回收利用產業未來發展重點
未來我國工業余能回收利用產業的發展重點是低品位余能（200℃以下的余熱及低濃度瓦斯等）回收利用技術與設備的開發與推廣。2012年全國煤層氣產量125億m3，利用總量僅52億m3，利用率41.5%；焦爐煤氣產生量近1900億m3，其中30%沒有很好利用。目前我國150℃以下的低品位余熱大部分還沒有被有效回收利用，還有部分中高品位工業余能的回收利用是季節性回收，比如有些北方企業將燒結余熱或煤礦瓦斯的回收用于供暖，一到非供暖季節，大部分余能被排放掉。
“十二五”期間，螺桿膨脹機、工業熱泵、低濃度瓦斯發電機等新型余能回收利用設備將得到迅速發展，其中回收利用工業低品位余熱的工業熱泵將被作為城市供熱技術進行推廣與普及，高爐頂壓壓差發電，干熄焦余熱、新型干法水泥純低溫余熱、玻璃熔窯余熱發電等也將還有一定的市場空間。
2012～2017年，我國將會新增余能回收利用設備總功率在3000萬kW左右，即每年增加節約標準煤消耗1億t左右，減少CO2排放2億t以上，同時減少大量的SO2、氮氧化物、其他空氣污染物質的排放，對我國空氣污染的治理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5結語
目前我國整體上處于工業化中期后半階段。在未來相對較長一段時間內，10年甚至是20年，煤炭在我國能源生產與能源消耗中的主導地位不會改變，重工業在推進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也不會改變。因此，加快工業余能回收利用產業的快速發展，是我國加快發展綠色低碳循環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扎實做好一次能源的減量化應用，減少工業污染物質排放的重要措施；是加快我國空氣污染防治工作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 王華，王輝濤.低溫余熱發電有機朗肯循環技術[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空氣污染治理范文第3篇
室內空氣污染物來源于裝修材料。甲醛的來源：室內裝修或家具中使用的材料，諸如膠合板、細木工板、中密度纖維板、刨花板、貼墻布、壁紙、化纖地毯、油漆、涂料、黏合劑等等均不同程度地含有甲醛或可水解為甲醛的化學物質。這些殘留的或分解出來的甲醛會逐漸向周圍環境中釋放，最長釋放期可達十幾年。苯及甲苯、二甲苯的來源：①作為有機溶劑，如油漆的添加劑和稀釋劑；②防水材料添加劑；③裝飾材料、人造板家具等使用的粘合劑的溶液。因為國家對苯含量控制比較嚴格，所以很多材料以甲苯、二甲苯替代苯，苯對人體的危害性大于甲苯和二甲苯。氨主要來源：建筑材料中的混凝土外加劑，在我們南方地區，防凍劑使用較少，所以氨的含量相對較少，還有來自于室內裝飾材料中的添加劑和增白劑；總揮發有機化合物TVOC主要來源：各種涂料，粘合劑和各種人造材料等。氡是一種放射性氣體，主要在水泥、沙石、磚塊中形成后，一部分會跑到空氣中來，各種污染物對人體都造成一定的危害。
根據《民用建筑工程室內環境污染控制規范》，室內環境甲醛、苯、TVOC、氨濃度進行檢測時，對采用自然通風的民用建筑工程，檢測應在對外門窗關畢1h后進行。門窗只關閉一小時時，時間太短，室內污染物濃度一般不會超標，但是人們在房間睡眠時間一般不會低于8小時，此時房間大都是緊閉的，所以家庭室內環境檢測時，建議門窗關閉關畢8小時-12小時，這樣才能真正代表室內污染物的濃度，因為門窗關閉時間直接影響污染物濃度的積聚。夏季，是甲醛、苯等裝修“隱形殺手”活動最為猖獗的時期。高溫、高濕、低壓的環境加劇了潛藏在木地板、櫥柜、墻面等各處的污染氣體的散發，釋放量比平時高出50%~70%。所以夏天7、8、9三個月是污染濃度最高的時候，一般建議新房裝修后避開這三個月入住，至少空置3個月以上在入住，并且時常保持通風狀態。
此外，雖然現在很多人裝修時都打著“環保”的旗幟，但往往污染隱患也是層出不窮。這就涉及到一個家裝污染的新概念“疊加污染”。據了解，目前很多人在裝修時都以為采用環保材料就沒有問題了，殊不知，即使采用是國家認定的環保板材，還是有一定釋放量的，大量使用環保材料制作家具、吊頂、鋪設地板等，過多地使用會令室內有害物質累積量增多，不利于有害物質揮發，加大空氣污染，造成“疊加污染”，從而成為影響人體健康的元兇。
1.光觸媒：光觸媒技術是新近從國外引入，應用較多的一種，對重度污染具有治理見效快的顯著特點，但價格也最高。而且，據資料，光觸媒在進行光合作用，發生化學反應過程中，有可能產生少量二次污染，對壁紙、木制家具的油漆表面等會有所影響。
2. 臭氧：另一種被較多采用的治理技術是利用臭氧強氧化性，凈化空氣，殺除空氣中的有害成分。這是目前國際公認的室內空氣治理的一種常用、安全的物理方法，適用于中度、輕度污染。現在這一技術已經被醫院等公共場所廣泛采用。其最大的特點是不會生成任何殘留物及二次污染。但采用這種技術對居室進行治理時，人要暫時離開房間，避免臭氧中毒。
3. 高壓電負離子：還有一種利用高壓電離分解苯、甲醛等有害氣體的辦法，主要是用一種產生高壓電的儀器，使苯、甲醛等有害氣體經高壓電離，快速氧化成負離子，與空氣結合后，還原成氧氣、水和二氧化碳。這種辦法有見效快，無污染，不留死角的特點。可以定期采用，作為定期集中治理室內空氣超標問題的選擇。
4. 炭竹炭、活性炭等都是利用炭的吸收異味、吸附有害氣體的原理，來治理室內空氣污染。成本低廉，無毒無副作用，但是見效較慢。建議這種辦法可以作為室內空氣輕微超標的房間長期治理采用。
此外，常打開窗戶通風換氣是清除室內廢氣最簡單、最有效的方法。如果不是有害氣體嚴重超標，一套居室在自然通風條件下，三個月左右，就能揮發掉大部分有害物質。另外，在居室內放一些抗污染的花草，也能起到“空氣凈化器”的作用。如：常青藤能讓90％的苯消失；吊蘭能“吞食”室內96％的一氧化碳、86％的甲醛和過氧化氮等；天南星的苞葉能吸收80％的苯、50％的三氯乙烯，仙人球、蘆薈等都具有空氣凈化功能。
空氣污染治理范文第4篇
一場被官方稱為“力度最大”的治理大氣污染行動，在北京開展。有人稱之為：北京向PM2.5宣戰。
各項任務和政績考核掛鉤
北京市環保局宣教處翟曉輝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其實以往北京市也一直都在階段性的“大氣污染控制措施”，但這一次的“北京清潔空氣計劃”堪稱力度最大的行動計劃。
該行動計劃及任務分解由北京市政府，落實單位涉及北京市各區縣政府（含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市發改委、經信委等42個委辦局以及中石油、中石化、北京市電力公司等23家企業，84項任務的具體內容以及牽頭單位和責任人、責任單位等，在“首都之窗”等相關網站均能查到詳盡的信息。
北京市環保局是“任務分解”的牽頭起草單位之一。據翟曉輝介紹，這幾天市環保局與84項任務相關的大氣處、污防處、機動車排放管理處忙得不可開交，正在盯緊相關任務的落實。
“今年分外強調責任的落實，完成每一條措施對應的時間點都進行了細化，這是跟以往最大的不同。”翟曉輝告訴記者，“北京清潔空氣計劃”力度最大，重點不在于參與部門多，而是對追責的明確。
“北京清潔空氣計劃”的84項任務，每一條都列出了時間表和責任人。以機動車污染防治中出租車的更新換代為例，每一年要完成的工作都有具體的數字指標：2013年要新增850輛電動車和更新2000輛天然氣車；2014年更新2000輛天然氣車……這項任務的牽頭單位是市交通委和商務委，責任人是交通委主任劉小明和商務委主任盧彥。
據翟曉輝介紹，監督任務執行情況的是北京市政府督查室，具體怎樣操作還要看細化規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會跟各單位的政績考察結合起來。
民間環保組織——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認為，在治理大氣污染過程中，北京其實在很多方面是走在其他城市前面的：第一個設立PM2.5監測站點，第一個出臺空氣重污染日應急方案……如今又較早且很細致地頒布行動計劃，不僅因為這里是首都，更因為北京的大氣污染相當嚴重，對城市產生了從形象到實質的影響。他舉例說：“這樣一座城市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在于吸引高端人才，但現在的灰霾讓一些人才卻步，甚至有些人來了也要離開，從長遠來講，對北京的損失太大了，北京如果有遠見，就應該帶起這個頭。”
“治理大氣污染，北京真的到了需要全民參與，大家共同努力治理、也共同享受成果的階段。”翟曉輝說。
幾乎囊括了全世界治理
機動車污染的所有措施
翟曉輝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北京市第三產業占比已經超過70%，領先全國很多城市，工業已經很少了，更多的污染來自生活中的排放，如燃煤和機動車尾氣等。
在“任務分解”中，關于機動車排放污染防治有22項，包括到2017年，機動車保有量控制在600萬輛以內，車用燃油總量比2012年降低5%以上，淘汰100萬輛老舊機動車，研究制定提高用車成本、降低機動車使用強度的公共政策等。
這些措施有的已經啟動。9月13日，496路公交車司機苑師傅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為了降低污染，這條線路上的14輛車在半個月前全部換成了電動車，沒有尾氣，也沒有噪聲。據了解，目前北京已經有多條公交線路已經或正在將汽油發動機車輛更換為天然氣或電動等清潔能源汽車。
環保部機動車排污監控中心副主任丁焰稱，“北京清潔空氣計劃”，幾乎囊括了各國治理機動車污染的所有措施，已達到極致。
馬軍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對北京來說，控制機動車排放污染難度是相當大的，因為它的污染源數量巨大，且動態、分散分布。從表面看，機動車中私家車最難控制，因為它源頭眾多，不容易統一管理，但實際上，北京30萬輛左右燃柴油的載重卡車排放氮氧化物達到50%，如果重點從這里去突破，還是能有相當大的改進的。公車、出租車和公交車，數量雖然不如私家車多，但使用頻率很高，而且由于都是公司、單位的車輛，管理上更容易入手，將這塊作為重點還是很有必要的。
記者了解到，為降低機動車使用強度，北京市交通委、市環保局正在抓緊研究制定低排放區和排污擁堵費政策方案。對于收擁堵費這樣的杠桿，有人理解有人抵觸。有網友評價，這將變成有錢人的交通。
北京交通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溫惠敏表示，交通的需求管理和控制有各方面的手段，經濟手段的目的之一是讓人們有一定的選擇余地。另外，通過擁堵收費，也可以實現交通在時空分布上的更均衡。沒有繳費的人可能在交通上受損失，但是在空氣質量上受益了，這使得系統運轉效率更高，對每個人都有利。
當然，治理北京的大氣污染也不能只靠一個城市的努力。“從燃煤和工業污染來看，因為北京這些年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已經做了調整，很多被轉到了外面，難度可能沒有周邊省市如河北、天津那么大，”馬軍說，“北京目前的燃煤有2200萬噸，天津差不多7000萬噸，而河北將近3億噸，即使北京再做大幅度的削減，也是不夠的，與周邊的協同治理很重要，但各地發展階段不同，治理目標的重點也不一樣，協調起來會很不容易。”
空氣污染治理范文第5篇
【關鍵詞】室內空氣 污染 治理
1前言
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人們收入水平不斷增長，提高自身生活水準和生活質量和改善居住環境的欲求和期望越來越強，每個人都盼望擁有一個舒適、潔凈、時尚的工作、生活空間，導致現在房屋裝飾裝修的標準、檔次不斷提高，樣式層出不窮。但是建筑裝飾裝修和各種新型建筑裝修材料帶來的不僅是華麗、舒適的裝修風格，同樣帶來了室內空氣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對人體帶來不同程度的危害。隨著大眾的環境意識、環保意識和健康意識的迅速提高[1]，身體健康與室內環境的關系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室內環境污染問題日益突出。
2室內空氣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及其危害
低劣的空氣會使人注意力分散，精神不集中，工作效率低下，更甚者會出現頭疼、惡心、疲勞、皮膚紅腫等癥狀，統稱為“病態建筑綜合征”在北京兒童醫院的調查顯示，該院接診的白血病患兒中有九成患兒家庭在半年內曾經裝修過，有專家據此推測，室內裝修材料中的有害物質可能是小兒白血病的一個重要誘因[2]。國內外環保專家做了大量研究，室內可測得的有毒有害物質達到數百種之多，最常見也是危害最大的主要的，也是我們經常監測最多的是甲醛、苯及苯系物、TVOC。
2.1甲醛
甲醛又稱蟻醛。無色氣體，有特殊的刺激氣味，對人眼、鼻等有刺激作用,易溶于水和乙醇。甲醛的主要危害表現為對皮膚粘膜的刺激作用,甲醛在室內達到一定濃度時，人就有不適感。大于0.08m³的甲醛濃度可引起眼紅、眼癢、咽喉不適或疼痛、聲音嘶啞、噴嚏、胸悶、氣喘、皮炎等。新裝修的房間甲醛含量較高，是眾多疾病的主要誘因。甲醛低濃度即可嗅到，人對甲醛的嗅覺閾通常是0.06-0.07mg/m3。但有較大的個體差異性，有人可達2.66mg/m3。長期、低濃度接觸甲醛會引起頭痛、頭暈、乏力、感覺障礙、免疫力降低，并可出現瞌睡、記憶力減退或神經衰弱、精神抑郁。
2.2苯及苯系物
苯系物，即芳香族有機化合物為苯及衍生物的總稱，是人類活動排放的常見污染物，完全意義上的苯系物絕對數量可高達千萬種以上，但一般意義上的苯系物主要包括苯、甲苯、乙苯、二甲苯、三甲苯、苯乙烯、苯酚、苯胺、氯苯、硝基苯等。許多苯系物對生物體具有毒性，對人類健康能夠產生直接危害。長期接觸可以導致人體患上貧血癥和白血病，會使人昏迷，甚至死亡。
2.3總揮發性有機物（TVOC）
VOC在室內空氣中是異類污染物，由于它們單獨的濃度低，但是種類多，一般不予逐個分別表示，以TVOC表示去總量[3]。TVOC可有嗅味，有刺激性，能引起機體免疫水平失調，影響中樞神經系統功能，出現頭暈、頭痛、嗜睡、無力、胸悶等自覺癥狀；還可能影響消化系統，出現食欲不振、惡心等，嚴重時可損傷肝臟和造血系統，出現變態反應等。
3室內空氣污染來源
室內空氣污染的主要來源包括：建筑材料、室內裝修材料、家具辦公用品等三大塊。其中建筑材料自身釋放的有害物質是氡和氨，氨產生于建筑施工中使用的混凝土外加劑，氡產生于建筑石材、磚、泥沙等等。我們日常裝修過程中使用的主要材料包膠合板、復合板等人造材料，以及使用的油料、涂料、稀釋劑、膠粘劑、防水劑等等物質中都含有苯、二甲苯和甲醛[4]。室內家具釋放的游離甲醛，主要來源于人造板的膠黏劑。在家具制造過程中使用的膠、漆、涂料含有大量的苯、甲苯、二甲苯，會在室內緩慢釋放。
4室內空氣污染的預防治理措施
4.1正確認識室內空氣污染的危害，選擇環保材料
人們要正確認識到裝修所帶來室內空氣污染的原因和程度，不要過于緊張和掉以輕心，任何裝修都會造成室內污染，所以真正絕對的“綠色家裝”是不存在的，只有超出了國家標準的范圍，才會造成傷害，因此我們在裝修的選材上要盡量減少污染，選擇符合國家質量標準的環保材料，裝修適度，做到美觀、大方即可，現在都提倡簡約美。
4.2物理化學法
這種方法治理室內空氣不會帶來二次污染，而且效果尚佳。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開窗通風，有條件的新房裝修完畢后每天都開窗3-4個小時，最好經過一個夏天和一個采暖期后再入住。或者使用活性炭等進行吸附，需要注意的是活性炭在吸附一段時間后會出現一個吸附平衡狀態，需要我們拿到太陽底下晾曬后，才可繼續循環使用，也可以直接更換新的活性炭。化學法即使用化學試劑與有害氣體進行反應，這種方式成本較高，同時也容易產生二次污染。
4.3植物治理法
采用植物來吸收空氣中的有害氣體，根據中國室內環境監測工作委員會的推薦，一葉蘭、龜背竹可以清除空氣中的有害物質，虎吊蘭和吊蘭、蘆薈可以吸收室內大量的甲醛氣體；米蘭、臘梅等能有效地清除空氣中的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有害物。另外，蘭花、桂花、臘梅等植物的纖毛能截留并吸滯空氣中的飄浮微粒及煙塵。同時植物也可以美化居住環境，形成一種天然和諧美。
5結語
室內空氣質量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人們要正確看待室內空氣污染這個問題，不要夸大也不要不在乎，加深對空氣污染的成因了解和認識，積極采取措施去預防和治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保護我們的健康，才能創造一個良好的室內環境。
參考文獻：
[1]梁欣.淺談室內裝修污染及其防治[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9,19(03):158~160.
[2]徐曉琴,劉文君.淺議室內環境空氣污染現狀及防治對策[J].甘肅科技,2014,30(07):48~49.
[3]茹慶霞.淺析室內環境污染的來源危害及防治對策[J].科技致富向導,2012(26):365~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