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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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調控范文第1篇

“調控”仍在繼續

目前正在進行的這次宏觀調控已經是改革開放以后的第五次宏觀調控，從去年下半年起，到現在也將近1年時間了。目前看起來，本輪宏觀調控仍未結束，可能仍會持續一段時間。究竟會持續到幾時，專家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意見，只說要看調控效果和視具體情況而定。

本輪宏觀調控與前四次宏觀調控相比，表現出了一些新的特點。首先兩者針對的形勢不同。前四次宏觀調控，針對的都是當時經濟增長中已經出現的超過11％的“大起”。其次，前四次宏觀調控針對的都是經濟的全面過熱或總量過熱。第三，前四次宏觀調控都要治理嚴重的通貨膨脹。

本輪宏觀調控，即第五次宏觀調控針對的不是經濟增長中的大起（2003年經濟增長率為9.1%），而是為了防止出現“大起”局面，從而防止由“大起”導致“大落”。本輪宏觀調控是一種主動的、局部的調控，調控的重點是3大重點行業，后來擴大到9大重點行業，目的是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這是與前四次宏觀調控完全不同的。

手段更加靈活與務實

本輪宏觀調控在方式和手段上也與前四次有所不同。在方式上，本輪宏觀調控采取了漸進的方式，由冷靜觀察、溫和預警到逐步加大力度，注意準確地把握調控的時機、節奏和力度，對看準了的問題采取果斷有力的措施。在手段上，本輪宏觀調控綜合采用了三種手段，即市場經濟手段、體制調整手段和行政管理手段。市場經濟手段，如央行的準備金手段、公開市場操作等，從減少資金供應上進行調控。體制手段，如調整土地管理體制，國務院決定實行省以下垂直管理土地的體制，設立銀監會，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監督管理等。行政手段，如隨著人民銀行調整分支行的信貸管理職能，各商業銀行也相應調整了信貸業務的經營管理規則，加強了信貸風險管理；國務院還通過對重大違規項目的處理，組織固定資產項目和銀行信貸的大檢查，加強本輪宏觀調控的效果。本輪調控中，人們更多看到的是有關部門將三種調控手段組合起來運用，如市場經濟手段與行政管理手段結合運用，體制規范與法規執行結合運用，政策目標引導與解剖典型項目結合運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提高了宏觀調控的效率，增強了宏觀調控的彈性，軟化了宏觀調控的剛性，使宏觀經濟調控形成對失衡經濟結構的制度性規范，支持和保障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

與前四次宏觀調控不同，本輪宏觀調控還表現出了“有保有壓、有緊有松，有動有靜”的特點。對于地區、行業、項目的經濟實體，有保有壓，有限制有鼓勵，行業調控突出重點，受重點調控的行業，謹慎地、逐步地由最初的三個，擴大為包括鋼鐵、有色金屬、機械、建材、石化、輕工、紡織、醫藥、印刷等九大行業。在政策上不是全面緊縮，而是有緊有松，有動有不動，央行的準備金政策趨緊、信貸政策規范，但外貿外匯政策寬松；土地管理政策調整，利率政策和匯率政策卻迄今未動，在調控的同時，努力為經濟增長創造寬松環境。

結果可能有三種

從目前情況看，本輪宏觀調控雖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舊面臨著三大挑戰，一是如何繼續以穩妥措施，鞏固宏觀經濟調控成果，使特定時期的宏觀經濟調控平滑轉入正常時期的宏觀經濟調節。二是如何促進消費合理增長，緩解主要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壓力，避免非理性的投資反彈。三是經濟結構調整的問題。本輪針對經濟局部過熱的宏觀調控暴露了我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體制瓶頸和資源瓶頸問題，要通過制定科學的發展規劃，推進結構調整、體制改革和增長方式轉變，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研究所所長汪同三認為，本輪宏觀調控可能出現三種結果。

第一是實現大家所希望的軟著陸。要想實現比較成功的軟著陸，有兩個問題需要注意，一是時間問題，軟著陸需要有一段時間，時間上可能會長一點，二是繼續深化改革，要想比較好的實現軟著陸，需要堅持改革。

第二是硬著陸。硬著陸的五個因素，1、增速跌落的太快；2、不良貸款上升；3、就業情況得不到改善；4、企業間債務鏈加重；5、企業的資金困難。從目前情況看，這五個方面的因素都不同程度存在，所以出現硬著陸并非無可能。

第三是出現反彈。現有的體制造成地方各級政府大搞投資的熱情，為反彈準備了體制條件。在資金方面，今年上半年，已經完成了全年的財政征收任務，目前財政的收大于支大概有上千億元；因為抽緊銀根，銀行上半年存貸差擴大了5萬億元，銀行里有大量的錢，同時也有花錢的沖動；再有就是大量的民間資本，為反彈準備了良好的資金條件。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繼續實施宏觀調控方面，目前政界、學界意見幾乎驚人一致。一些企業界人士希望本輪宏觀調控很快就會過去，希望到時候再大干一場，這種希望可能會落空，如果有基于這種希望的投資計劃，需要盡快調整。

七個問題要注意

針對當前宏觀調控的形勢，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戰略室副主任王元京指出，要使宏觀調控措施進一步落實，真正實現經濟的“軟著陸”，當前在投資領域特別要注意七個問題：

一、控制投資增長要避免一刀切。既要防止因投資膨脹引發通貨膨脹，也要防止因產業鏈條斷裂引發通貨緊縮。從目前情況看，我國在鋼材、水泥、電解鋁等中游產業層面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生產能力，要充分釋放已形成的龐大的產業產能，就必須加大旅游、房地產、消費品等下游產業的發展。如果調控力度掌握不好，導致產業鏈斷裂，會使產能無法釋放，需求不足則可能導致通貨緊縮。另外，還要防止因信用鏈條斷裂引發金融風險。目前一些行業投資項目的資本金比率不高，銀行信貸的支持力度較大，形成了一批高負債項目，對銀行資產的安全構成了一定威脅。但是在處理在建項目的債務關系時，也要區別對待，掌握好調控力度，防止信用鏈條斷裂引發新的金融風險。

二、要防止過熱行業卷土重來。經過調控，目前投資總量與部分行業投資過熱的勢頭已得到有效遏制，下一階段應繼續貫徹已經出臺的宏觀調控措施，并根據形勢的需要進行一些調整與補充，防止部分行業投資過熱卷土重來，同時適當加大對農業、水利、能源、交通、環保、教育、衛生等薄弱行業的投入，加快旅游、金融、居民服務等新型服務業的發展，以迎接新的經濟周期的到來。

三、要發揮經濟杠桿調節作用。在當前的宏觀調控中，由于土地政策、財稅政策、金融政策、水資源政策、環保政策尚未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地價、水價、稅率、利率等經濟杠桿的調節功能仍不夠靈敏，這使得控制投資過熱等重任過多地落在了產業政策上面，有關部門不得不使用某些行政手段來剎車，難免帶來一定的副作用。因此，未來應當更多的發揮地價、水價、稅率、利率等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分擔產業政策的調控壓力，替代行政手段的調控作用，用經濟辦法調控投資流向，在財政上，可考慮重新啟用投資方向調節稅。

四、要創新產業政策調控機制。根據當前經濟發展與宏觀調控形勢的需要，宏觀管理部門適時提出了新的產業政策目錄，規定了限制與禁止產業（包括產品）發展的清單，并且制定了相配套的信貸政策，取得了明顯的產業調控的成效。但是，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產業政策本身也有著一定的不完善之處，即產業政策的調節往往靜態的、孤立的支持與限制某些產業的發展，卻無法適應這些產業周期變化與相互關聯的需要，從而難以避免供求偏差的發生。所以，要創新產業政策調控機制，盡量避免一人生病，大家吃藥，要制訂政策，鼓勵發展產業集群。

五、要嚴格規范政府投資行為，從制度上限制各級行政機關越權配置投資資源。比較有效的辦法是強化行政問責制。重慶市最近通過了《重慶市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這是政府部門首次在制度上直接約束政府投資行為的有益嘗試，應當充分肯定與大力推廣。除此以外，還應當增強各級人大對政府投資項目以及債務融資的有效監督與制約，提高社會公眾對城市規劃、建設的民主參與程度。

宏觀調控范文第2篇

本文認為，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場基礎與制度條件方面的問題。文章從宏觀調控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通過比較內生安排與外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不同績效，給出了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通過對政策邊界的明晰界定，從理論上揭示了短期的總量穩定與長期的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如何正確地把握宏觀調控政策的問題。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宏觀調控范文第3篇

宏觀調控要發揮有效作用，必須改革現有的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宏觀調控必須與改革相結合，與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

從當前來看，加強宏觀調控，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無疑是必要的，它對于改善經濟運行的狀況具有重要的意義。但筆者認為，宏觀調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應當構成“三位一體”的戰略組合關系，為我國經濟實現又好又快發展提供根本保證。

首先，宏觀調控不僅應當注意短期政策效應，而且應當注意與中長期戰略的銜接，特別是當經濟運行顯示其深層次結構問題時。中國經濟目前的問題從直接表現看，是貨幣過量供應（流動性過剩）、投資和貿易順差增長過快這樣的總量問題。而透過這些總量問題，則反映出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特別是動力結構的矛盾，投資拉動、消費拉動與出口拉動之間呈現失衡狀態。投資的比重越來越高，接近50%的水平。消費的比重偏低，從2000年到2006年，中國的最終消費率占GDP的比重從62.3%下降到49.9%。這種情況也體現在三產結構上。第二產業增長持續攀升，體現了投資拉動型的增長特點。從出口拉動看，中國凈出口率從35.3%上升到42.5%，導致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的雙順差、外匯儲備的大量積累，央行被迫釋放等量貨幣，由此成為流動性過剩的直接原因。因此，宏觀調控對總量的調控以及其他措施，必須與解決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聯系起來。進一步說，必須著眼于解決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使宏觀調控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緊密結合起來，并且從根本上服務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有效發揮作用。

其次，從現有情況看，宏觀調控必須與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緊密結合起來。這是因為宏觀調控的作用受限于現有經濟體制的狀況。當前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之間存在的兩難選擇，從一個方面反映了這種情形。盡管中央銀行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以減少流動性過剩，但由于外匯管理制度使得外匯儲備的增加等價于基礎貨幣的投放，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空間受到限制。從更深層次看，貨幣要素由于受到要素市場、金融市場乃至整個市場發育狀況的限制，因而關于貨幣調節的政策功能有明顯的局限性。土地的流動性低，流動性不能與土地要素有效融合，使得那些可以流動的土地價格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房產價格扭曲。流動性也不能有效地通過金融載體傳輸到農村、中小企業等領域，因為金融體系市場化發育程度不足。流動性還不能有效地進入壟斷行業，使資本的用武之地受到限制。在這一意義上，目前的流動性過剩是一種不均衡的過剩。因此，宏觀調控要發揮有效作用，必須改革現有的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宏觀調控必須與改革相結合，與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

所以，宏觀調控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三位一體”的戰略組合，是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要求，是戰略思維在經濟發展領域運用的結果。我們需要在這樣的戰略視野下深入研究這一組合的內在關系。當前，既要研究宏觀調控政策的即時性效應，也要研究其中長期的影響，以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相一致；同時，更主要的，需要具體研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規劃，并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框架下進行宏觀調控的設計。另一方面，需要進一步研究宏觀調控政策與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協調性問題。改革對于經濟的良性發展是更為重要的措施。凡是條件已經基本具備的改革措施應當果斷出臺；條件不具備的，應當在宏觀調控與改革的協調性設計中進一步為改革創造條件。所以，我國當前宏觀調控政策不僅要在政策層面著力于解決通貨膨脹和經濟偏熱的問題，而且要在戰略層面解決好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問題。

宏觀調控范文第4篇

一、金融微觀改造進入了最重要的階段

金融的微觀改造已經勢在必行，主要是金融企業的改革，這是我們近兩年來的主要任務。目前來看，銀行仍然是中國金融業的主導，因此我們必須高度關注銀行的改革問題。而且我們面臨2006年外資銀行準入的全面開放，所以時間不多，需要加快金融改革步伐，以加強金融穩定和提升金融競爭力。其實我們對商業銀行的改革從1998年就開始了，包括14000億不良資產的剝離和27000億資本金的注入；2004年國家對中行和建行450億美元注資進行股份制改造，希望借此改善商業銀行的治理機制，從而提高國內銀行業的競爭力。

金融微觀改造的另一個重要部分是加大農村信用社改革力度。這可以提高到配合國家支持“三農”的高度，為其提供金融基礎。“三農”問題關系到社會的穩定，新一屆政府高度重視，農村信用社的改革是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最近做的就是在消化農村信用社歷史包袱的同時，建立農信社良好的、可持續的經營管理機制，使其健康、高效地運轉，為“三農”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務。形象的說，這是花錢買機制，可以理解為中國金融微觀改造的成本。

此外，金融微觀改造還可以體現在證券業的改革和發展上。比如最近對南方證券、遼寧證券等證券公司的處理。證券市場經過十多年的快速擴容，遇到了比較棘手的難題。比如全流通問題、證券公司違規操作、中小投資者的權益保護等，二級市場則出現了長達三年的熊市。這直接給一些證券公司帶來了生存危機，造成了全行業虧損，多個證券公司出現了危機，需要央行買單。這里面除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證券公司缺乏自我約束的良好公司治理機制也是問題的關鍵之一。

但值得注意的是，央行的注資意味著基礎貨幣投放的增加，因此這很有可能以未來的通貨膨脹為代價，因而需要慎重使用。花錢買機制，一定要有必要的約束，要真正能夠達到效果。

還有一個問題是，根據我國加入WTO的承諾，2006年我國金融業將全面對外開放，國內市場對外資金融機構的開放，會增加國內金融業的穩定還是風險?這是一個頗具爭論的問題。回頭看我國剛加入WTO時，很多人在說“狼來了”，認為外國商品的大量進入會嚴重沖擊我國經濟，事實證明這種擔心是多余的，我國進出口總額反而不斷增加。因此我認為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在短期內將提高我國金融業的整體效率，同時也會降低政府對商業銀行的行政干預。這是因為外資金融機構在與中資金融機構進行市場競爭，必然要迫使中資金融機構降低金融產品的平均成本，這是增進社會福利的表現，同時由于國際準則的執行，政府對商業銀行的行政干預會大大減少。但從長期看，其經濟效應需要進一步研究。至于外資金融機構帶來的是穩定還是風險多一些，我認為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始終存在，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表現，需要具體分析。總的來說，這是件利大于弊的好事。

二、關于宏觀調控

(一)本輪宏觀調控更多地用經濟手段

宏觀調控主要有經濟、法律和行政手段。過去我們靠計委，靠行政手段，今后的宏觀調控會更多地使用經濟手段。在這次宏觀調控過程中，中央銀行主要運用經濟手段，采取微調和提前調控的辦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比如我們從2003年就開始提高存款準備金。過去提高存款準備金沒什么用，但是現在調1%市場反應就比較大了。過去市場對利率調整不敏感，現在利率調整0.27%，連國際市場都有很大反應。這些都說明我國金融的市場化程度提高了。因此我們采取放開貸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從而增加利率彈性，以及限制房地產等部分過熱行業盲目投資等辦法，將經濟過熱平穩地降溫。

事實證明，這些手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結構調節與總量調節

在調控中我們遇到了總量問題和結構問題，兩者具有內在的聯系。很多人批評現在的金融政策只能總量調控，而中國經濟的失衡，主要是一個結構問題，因此，有人否定總量調節。這看起來似乎是矛盾的，其實并不矛盾。因為結構問題永遠是經濟中的主要問題，而總量的失衡和結構的失衡是互相聯系的，結構性的矛盾都會反映為總量上的失衡。這次經濟過熱中，原材料短缺、能源短缺、交通緊張引起的價格上升看起來是結構問題，但實際上最終反應為總量的失衡。因為這些企業的產品價格的提高會傳遞到與其相關的上下游企業中去，引起全社會平均價格的提高，引起信貸總量的增加。

金融調控過程中，總量調控手段可以產生結構調整效應。我們控制信貸總量和加強窗口指導，實際上是給商業銀行一個信號，提醒他們經濟已經出現過熱。商業銀行會根據這些信號作出信貸風險變化的預測，從而主動收緊或放松信貸，最終影響經濟結構的變化。這個過程就是總量手段產生結構效應的過程。今后央行的調控越來越多地是發出某種經濟變化的方向性信號，最終由經濟主體根據市場即將發生的變化來調整自己的經營策略與投資，這種信號的傳遞過程可以看作是金融調控政策的傳遞過程。

在觀察經濟變量時央行也會發出一些結構性信號。比如對房地產過熱，央行2003年6月份就預警。因為有些房地產商自有資金很少，主要是依賴銀行貸款，所以房地產市場一旦價格下降，泡沫破滅，銀行的信貸風險就會顯現出來。1992年海南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就是一個教訓。因此中央銀行要一方面對商業銀行提示風險，另一方面對投機性房地產交易進行某種限制。

總之，宏觀調控是一個系統，需要多個部門的政策組合完成。單一金融政策是不可能完成結構調整任務的，更多的是要依靠產業政策和其他規范性政策(如土地規劃、環保規定等)來進行結構調控。在市場中，這些政策是引導投資的重要指示器。當投資是私人行為時，他們對產業政策等規范性政策的關注會比較高。同時，改革后的商業銀行更加注重對風險的判斷和防范，這些政策也是商業銀行判斷市場風險、調整信貸政策的重要指引。比如說房地產，產業政策應該房地產的供求、價格信息等，適當作出提示和預警。再比如，本輪宏觀調控中土地政策就產生明顯的結構調整效果。

必須引起重視的是，今后的宏觀調控更多地依賴于我們能對經濟和金融形勢作出準確的判斷。這需要建立在我們對經濟的長期研究基礎之上，及時準確的預測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研究建立反映經濟金融運行趨勢的先行指標體系、完善分析框架、采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分析方法等，重點加強對經濟總量、經濟結構、貨幣信貸、投資率、勞動力價格、企業庫存及價格傳導情況的監測和分析，增強我們對宏觀經濟和金融形勢的判斷與分析能力。

三、價格問題與貨幣政策

2003年以來，我國經濟走出多年的通貨緊縮。伴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明顯加快，零售物價指數和消費物價指數從2002年開始呈上漲趨勢，而最近這一趨勢有所緩解(見圖1)。尤其是我們經常關注的CPI在2003年初開始上揚，2004年則呈現加速上揚，到10月份才有所減緩。

貨幣政策的基本目標是穩定幣值，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現在物價處于上漲期，確實會造成貨幣購買力下降，影響宏觀經濟穩定。當物價負增長時，貨幣購買力上升，但人們可能并不能準確地感覺到。不過物價上漲，貨幣購買力下降，人們卻往往比較敏感。因此雖然物價波動是絕對的，但超過一定的限度我們就難以承受，必須加以必要的控制。

在這次價格的上漲中，我們的貨幣政策采取了預調手段，而且主要通過市場方式，目前來看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是當前我國的物價上漲有很多非貨幣因素，是我們難以控制的，值得繼續關注。具體表現在：

一是供求失衡，需要進行結構結構調整。如能源供應不足，按市場供求原則，能源價格就要上升，價格上漲進一步會引致投資增加。但漲價有個過程，要到一定幅度才可能回落。因此，結構調整也是有個過程的。這就給央行宏觀調控帶來難度。

二是消費物價上漲中，大約有80%是由農副產品價格上漲造成的。一方面是由于我們支持“三農”政策的效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國際上糧食漲價，引致國內糧價上升。糧食價格上漲成為消費價格上升最主要的推動因素，但同時，這種上漲很大程度上也是對農民多年來收入下降的補償，農民成為受益者，從而促成了民工的返鄉。央行一直在思考我們從金融角度還有什么辦法支持“三農”，這是關系到社會穩定的重要方面。今年的價格是先漲后降，農產品價格若繼續下降，雖然對降低通貨膨脹有好處，但可能會對農民收入的增長帶來負面影響，這也是中國政策的一個兩難問題。

三是國際因素。國際原油、糧食價格上漲向國內的傳導也是價格上漲的一個值得關注的因素。

四、利率微調與利率市場化

這次利率調整許多人有不同看法。一是認為上調幅度太小，實際意義不大。二是認為價格開始下降了才調，反應滯后了。三是認為利率上調增加了國際投機資金的流入動機。

但如果仔細回顧和分析一下，這些觀點可能都站不住腳。一是這一輪利率市場化改革其實開始于2004年年初。1月1日，商業銀行、農信社利率浮動區間提高到1.7倍與2倍。3月25日，支持流動性的再貸款利率上浮0.63個百分點，再貼現利率上浮0.27個百分點。然后才是10月29日，存貸款基準利率提高0.27個百分點。二是這次調整更為重要的是對貸款利率的放開。農信社貸款利率可浮動至2.3倍，商業銀行貸款利率無上限，存款利率無下限。這是很大一個進步，標志著利率市場化邁出了一大步。商業銀行可以根據對客戶的風險和利潤的衡量來自主確定利率，自負盈虧，這給商業銀行帶來了機遇和挑戰。三是雖然最近幾年外匯儲備增長太快，似乎利率上升，會使國外套利資金大幅流入。但實際上，美國今年下半年連續四次小幅加息，英國三次加息，其實是增加了我國加息的空間。

此外，這次調息還牽涉到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因為商業銀行會因競爭對大客戶給予低利率，但中小企業的存活期大多為3—5年。按此計算，其利率的風險溢價就平均有20—30%，商業銀行就會提高貸款利率，這么高的利率中小企業承受不了，這無疑加大了中小企業貸款的難度。另外，商業銀行現在仍然以存款立行，有些行是變相高息攬存的，這又縮小了利潤空間，因此貸款利率的浮動也是考驗商業銀行經營能力的。

也就是說，雖然這次利率調整沒有很大作用，但是這一舉動是具有很深遠意義的。同時這是1994年來第一次提高利率，也是傳遞宏觀調控的信號。因此，利率微調成為今年以來中央銀行調控手段的一個特點。

五、證券市場與貨幣政策

金融業的微觀改造離不開金融市場的支持，如何使證券市場變得更為有效是決定微觀改造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我認為目前我國的證券市場還是缺少一個健康的機制。我們的證券市場是在90年代初特定的意識形態約束下形成的，最初不讓國有企業上市，上市公司都是小企業、小商店或集體企業。到90年代中期，情況完全變了，股票市場成為國有企業脫貧解困的主要方式。多年來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是，證券市場不能有效地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股權分置問題多年來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決，股票市場喪失了許多有利的發展機會。這些問題不解決證券市場就難以大發展。現在證券市場的低迷波及證券公司的倒閉接管，這其實是一系列問題中的一個。但是現在不單是商業銀行呆帳要中央銀行買單，證券公司等非銀行類金融機構的問題也需要中央銀行買單。這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市場的道德風險，而且監管者和被監管者也可能形成同盟，與中央銀行博弈。這需要我們高度重視和小心對待。

六、關于2005年經濟預測和經濟增長的幾個問題

2004年中國經濟整體上講是不錯的，2005年經濟增長仍然將保持較快的增長。國際上有多個機構對中國經濟增長進行預測：瑞銀華寶的預測最高，2004年增長9.9%，2005年增長9.1%。對2004年預測最低的是高盛，預計8.8%，而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則對2005年最為悲觀，預計6.9%。對于2005年其他研究機構的預測分別為：亞行為8%，中國社科院為8.9%，OECD為8%，IMF為8%，國家信息中心為8.5%。而中央的計劃則為8%。

對于2005年的消費價格指數(CPI)，各大機構的預測為：最高的是瑞士信貸為7.2%，最低的是瑞銀華寶為2.4%，亞行為4.9%，社科院為3.2%，國家信息中心為4%。我們的預測是3—4%，應當是比較平穩的發展態勢。

在有關指標的預測基礎上，可以簡要分析一下影響中國經濟的幾個因素。

宏觀調控范文第5篇

2008年以來美國次貸危機不斷蔓延，引發了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特別是去年三季度以后，金融危機愈演愈烈，其影響已從局部發展到全球，從發達國家傳導到發展中國家，從金融領域覆蓋到實體經濟。這場金融危機覆蓋之廣、影響之深，長度之大，超乎人們的預料，世界主要經濟體出現多年沒有過的重度經濟衰退。盡管各國政府已經采取了一系列的應對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金融危機的演變發展，對實體經濟沖擊的程度，金融危機何時見底，這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首要任務

國際金融危機不斷加深和世界經濟實體的變化，對我國經濟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表現為經濟增長減速、出口出現多年來的負增長，企業投資減弱，能源原材料和運輸市場快速降溫，房地產和汽車市場低迷。企業利潤和企業財務收入下降，就業形勢比較嚴重。

特別是，去年四季度以來，不利的影響更趨明顯，并呈現出從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從出口行業到其他行業，從中小企業到大企業蔓延的態勢。面對復雜的嚴峻局勢，中央及時調整方向和支持重點，將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調整成保持經濟較快增長。

去年三季度后，針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負面的影響越來越加重的情況，政府果斷提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迅速出臺了擴大內需的十大措施，形成系統完整的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一攬子計劃。

主要是擴內需、保增長。一方面大規模增加政府支出，啟動總額4萬億投資計劃，政府投資達到1.08億，并帶動地方和社會投資一起投向保障性住房，農村民生工程、鐵路設施等交通措施，生態環保等一系列的領域；另一方面，采取措施擴大消費，其中包括穩定和擴大增長潛力較大且對經濟拉動力強的消費熱點。增強對農民的直補，提高了農民的消費能力。家電下鄉、汽車下鄉增加了相關產品的需求，大幅度減輕企業財政負擔，連續四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大幅度增加銀行可用資金。

調整結構轉型方式，不僅是應對當前金融危機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主攻方向，更是實現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近一段時間，汽車、鋼鐵等十大行業的重點調整，拉開為期三年的全面推進產業結構和優化升級的序幕，國家將采取有利措施，引導企業加快技術進步，鼓勵企業加快兼并重組，改善企業結構，提高企業集中度。同時加快實施國家中長期科學發展規劃，為經濟社會在更高水平上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利的措施。

重保障，救民生。越是困難的時候，就業的問題就顯的更加重要，要實現就業政策，落實高校畢業生、農民工就業和幫助就業困難的人群。進一步開辟公益性崗位，千方百計的減輕金融危機對就業的影響。

制定企業退休養老金和生活補貼標準，減輕農民就醫負擔。圍繞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抓住時機和關鍵環節改革，使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更有效的發揮。要加快建立能充分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的資源要素價格的機制，建立健全貨幣政策和監管發展協調的機制，進一步深化企業改革，毫不動搖的鼓勵發展。要擴大對外開放，努力保證出口的穩定增長。

迎難而上

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依靠及時有利的宏觀經濟政策。企業的努力是扭轉經濟過渡下滑的最主要的力量，企業的信心就是戰勝金融危機的信心，要看到兩面性，國際金融危機對企業生產經營帶來嚴重調整的同時，也蘊藏著調整和發展的機遇。對于市場主體的企業，在困難面前是抱團取暖還是苦練內功，是簡單的等候還是迎難而上，是否能化壓力為動力是決定企業能不能走出困境、抓住機遇，實現更好發展的關鍵手段， 對此我提幾個建議：

第一，越是在困難的時候越要善于捕捉市場的亮點，要著力研究國家帶來的市場需求，特別要關注國家加大對農村公共服務、教育、環保、醫療等領域投入而形成新的市場的增長點。要著力研究金融危機情況下，居民消費行為變化而形成的市場消費點，還要注意開拓在市場過旺的時候不經意、不在意的市場需求。總之，對原有的市場要精耕細作，對潛在的市場要把握住，實現差異化的市場戰略，用特色產品市場贏得市場、贏得服務。

第二，越是在困難的時候，越要加強技術創新，創新是企業形成核心競爭力和獨特競爭優勢的重要途徑，面對危機的沖擊，特別是行業的骨干企業要加快和完善產品研發和技術創新體系，要建立有利于創新的用人機制和激勵機制，要積極加大研發投入，即使企業的利潤有所減少，也要保證研發投入，加快企業技術改造，提升產品的技術含量。

第三，越是在困難的時候，越要加快產品結構調整。據調查，一些有特色、市場定位準，開發能力強的企業，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受到的影響是相對較小的。再一次證明，沒有疲軟的行業，只有疲軟的產品。

第四，越是在困難的時候，越是要推進兼并重組。當前企業重組的成本相對較低，成功率相對較高，國家也有相對的政策支持，優勢企業要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通過并購、聯合、重組等多種方式，加快市場整合、促進產業的集中化。在重組的時候，要著眼于自身的長遠發展戰略，把重點放在并購那些自主知識產權、研發能力強，但暫時遇到困難的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