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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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交流范文第1篇
眾所周知，民族是以文化來區別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倘若各民族間不能找到文化的共同點，不能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學習和借鑒彼此的文化成果，那么民族的畛域就很難打破。反之，若各民族之間能夠有文化的交流與認同，那么民族之間的差異就會被認同感、和諧感所淡化而相近相親。中華民族在歷史的進程中正是依靠文化的交流；推進文化的整合和融合，從而形成“一體多元，多元一體”的格局，即各個民族既具有中華文化的共性，又有各自的文化個性，各民族之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關系。在這一歷史過程中，和諧與交流是形成中華民族的主要因素，茲僅就中國民族史上的民族融合與文化整合數例，以探討和諧與交流在其中的主導作用。
一、和諧與交流促進了民族的融合
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國家的普遍現象，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古今中外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變化、發展都與民族融合緊密相關。中國歷史上有過多次民族融合的大浪潮。而每一次浪潮都發端于民族的大遷徙、大匯合、大交流。例如春秋戰國時期、秦漢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隋唐時期以及元代、清代等時期發生的南方、北方民族大遷徙、大交流，都使許多一度活躍于歷史舞臺的古代民族（部族）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例如漢代的匈奴。三國的烏桓、南北的鮮卑、隋唐的吐谷渾、黨項等等。還有些古代民族雖然現在還存在，但除了血統的差異外，在文化上已不再具有什么民族特點，例如滿族、土家族等等。當滿族最初入關。定鼎中原之時，強烈的民族畛域觀念，曾因雉發這樣的文化習俗差異而大規模流血，但經過300年之后，滿漢在文化上已再難找到什么差異。
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其實也是一個混合眾多民族成分的民族共同體。現今一般將漢族的祖族認定為“華夏族”，祖先認定為炎帝、黃帝。考“華夏”一稱始見于周代文獻，到了春秋之時才以“華夏”作為民族稱呼。“華夏”一詞源于炎帝與夏禹。傳說炎帝族興起于“華山”（古代對秦嶺的稱呼）之野，炎帝與黃帝是“兄弟”。黃帝之后的禹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故中原這一地區的民族被稱為“華夏”，《尚書正義》說：“華夏，謂‘中國’也。”《爾雅·釋詁》說：“夏，大也。”可知“華夏”一詞是用以區別中原地區的民族與其周邊的民族（史稱“四裔”。即東邊被稱為“夷”的民族，西邊被稱為“戎”（羌）的民族，南邊被稱為“蠻”的民族，北邊被稱為“狄”的民族）。但“華夏”實際上也并非全為中原之旅，炎帝族、黃帝族都與居于西北高原的“羌”族頗有淵源。“炎帝以姜水成”，而凡從“姜”字均與“羌”有一定關系。黃帝據史載原居于“昆侖之丘”，其先本活動于青藏高原東部，那里亦是“羌、戎”之地。夏代的開國之君禹更是“長于西羌，本西羌夷也”，可見“華夏”之先就已融入了一部分從青藏高原東遷的“羌”系民族成分。此后“華夏”族像滾雪球一樣不斷地融入許多民族成分，而發展成后來的漢族。可以說在中國的歷史上，每一個歷史時期漢族所包含的民族成分都不同，隨著歷史的進程，不斷有一些古代民族或部族融合進來。雖然，在漢民族共同體的發展過程中有著依靠強迫力量而使其他民族、部族“同化”于漢族的情況，但從主流和總體上看，則主要是因為文化的交融與吸引而促使民族融合。拓跋鮮卑的漢化就是一個例子：拓跋鮮卑原屬于“東夷”民族，最早活動于大興安嶺以北的呼倫貝爾草原一帶，以游牧狩獵為生。公元四世紀前期曾一度在今內蒙和林格爾北建立“代國”，不久為前秦所滅。拓跋硅時于公元386年重新建立代國，旋改國號為魏（史稱北魏），遷都平城（山西大同）。到孝文帝時又將都城南遷至洛陽，由于北魏國家的統一和擴展，鮮卑民族從邊疆逐漸深入中原腹區，與漢族和諧相處，相濡以沫，原有的民族畛域被沖破，原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逐漸改變，于是，給民族融合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民族的融合不同于民族同化。前者是自愿的、水到渠成的；后者是強迫性的、灌注式的。拓跋鮮卑的融如漢族是一種良性的民族融合模式。它不僅通過血統的混合，更主要是社會文化的融合來達到。
語言是人際交流的工具，北魏初期仍以鮮卑語為官方語言，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鮮卑語日益顯出不適應社會之需的劣勢，漢語文的優點和漢文文化典籍之豐盛，使進入中原的鮮卑人對學習漢語文有強烈的要求。孝文帝時遂改以漢語為國家的“正音”。漢語成為北魏法定的共同語言后，原有的鮮卑語的使用范圍愈來愈小，逐步走向淘汰。語文問題的解決又為思想文化的溝通鋪平了道路。作為中國傳統社會思想主流和核心的儒家學說成為了北魏政權的思想基礎。早在拓跋硅時就推崇儒學“以學求為先，立大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余人”。此后，北魏政權逐步走上了與儒學相結合的道路，各州郡大建學校，儒生數量愈來愈多。作為統治者的拓跋氏也身體力行，鉆研儒術，著書立說，按儒學理論治理國家。到孝文帝拓跋宏時，更把儒家推崇到空前的地位，舉行了一系列尊孔活動。孝文帝不僅本人充滿儒家文化色彩，而且。通過尊崇禮教，提倡孝、禮的思想，使北魏社會全面向儒家理念轉化，從而使民間與上層生活都與儒學不可分離。
除崇揚儒學外，北魏還兼奉道、佛兩教。北魏諸帝既尊孔又信奉道教。從宗教的方而進一步使鮮卑由原始信仰向華夏正教轉化。因為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其文化內涵代表著華夏民族的傳統理念，道教信奉的普及，使鮮卑民族的信仰漢化。北魏也推崇佛教，史稱孝文帝“善談老莊，尤精釋義”。這一時期開鑿的石窟和造像之多，可證明佛教在鮮卑社會的巨大影響。北魏的社會文化轉變，逐漸使鮮卑民族觀念文化轉變，加速了民族的認同，最終融入于漢族之中，成為漢族的新鮮血液。
1．民族的流動、遷徙是加速融合的前提條件。在中國歷史上愈是流動性大的、遷徙多的民族其融合率也最大。這是因為地域的界限往往限制了民族的深層次交往，難以達到真正的文化溝通。而沒有文化的溝通就不可能有民族的融合。
2．政治、經濟的互動關系是文化互滲、消除隔膜的必要環境。北魏統一北方的政治活動和由游牧進入農耕的經濟變化，加強了漢、鮮卑及其他民族的聯系，居處相雜、文化相染，從而催化了民族的自然融合。
3．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礎。理念的趨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質走向一致，民族的認同感由此而產生。故作為意識形態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決定性作用，北魏在積極吸取漢文化的儒、道、佛等成分的過程中，使其意識形態向儒學、道學、佛學的理念轉化，從而在心理上產生極大的漢化認同，因而這一轉化比較平順，沒有遇到大的阻攔。
4．和諧精神是中國民族融合的動力。盡管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多有“夷夏之別”的觀念和大民族主義思想的桎梏，但中國文化中的“和”、“合”精神，沖破了民族畛域，推動了中華民族的融合。孔子的“戎狄懷之”思想對華夏族以外的民族主張采用“懷”，從而導致“懷柔”政策與“羈糜”理論產生，促進了各民族間的親密與和諧。漢代的《淮南子》更闡發了“夷夏一家”的思想，認為“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唐太宗也公開提出對夷狄要“愛之如一”。正是這種和諧的觀念，推動了漢、唐時期中國民族的大融合。
二．文化交流促進民族文化的整合
民族融合是文化融合的極至。在更多的情況下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主要是推動了文化的整合，即各個民族吸收其他民族的某些文化成果，充實改造自身的文化，從而給原有文化以新的成分、新的面貌。通過文化整合，中國的民族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中原人原為“粒食”，由于麥子種植的推廣，才發展為北方地區普通的“粉食”。而麥類的傳播來自西部的羌氏部落。《詩·周頌·思文》說后稷時“貽我來牟，帝命率有，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來、牟”俱麥之稱謂。據考證，它們的原產地在青藏高原，是藏族先民羌人傳至中原的。至今藏語仍稱為大麥為“來”（NAS）。《周頌》說天帝賜麥種與后稷，讓他引種于中原大地，從此這一作物不再有此疆彼界，大家享有，亦表明原先此物不產于中原，但由于文化的交流、整合，這一作物成為中華大地各民族普遍種植之糧食。
與麥同情況的是稻米，它最先種植于華南和西南的民族地區。至今在西雙版納的哈尼族中還種植一種非常古老的水陸未分稻，研究證明它是現代稻米的遠祖。中國南方稱稻叫“谷子”或“禾”，即源于壯、侗語。魏晉以后，中國北方與南方的民族大遷徙、大交匯，稻米開始傳入北方。隋代以后南北大運河開通，南方稻米大量輸入北方，使北方人的飲食習慣有很大轉變，至明代時，以稻米為主食的人已占全國人口的70％。稻作文化之區已從一隅之地而擴展到全國大部地方。
再如茶，原產于巴蜀和云南一帶。秦滅巴蜀，統一中國后，茶傳入中原地區，以后長江流域普遍種茶，北方人與南方人都有了飲茶之習，并發展出南方、北方各具特色的茶文化。故顧炎武說：“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飲茗之事。”唐開元中因禪僧坐禪飲茶而興起全國飲茶之風，茶成為中國的“國飲”。遠在青藏高原的藏族自唐朝傳入煮茶之法，進而推廣為全民族之風氣，以致茶成為藏民族生活中不可須臾或缺的必需品。作為藏族文化主體的藏傳佛教也將茶引人其文化內涵之中，賦予它宗教的意義。
物質的文化還不足以說明交流對民族文化整合的程度。精神文化的整合，更能表現文化交流對中華民族的影響。在中國的眾多民族中，地處青藏高原的藏族文化充滿了神秘的地域色彩，國外甚至有人誤認為藏文化是與中華文化毫不相干的一種特異文化。故此以藏文化構建中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為例，更能說明這一問題。
公元七世紀吐蕃征服青藏高原各部落，形成藏族。因此，一般將吐蕃文化視為藏族文化之根。但據史載，吐蕃初期社會文化十分落后，“刻木記事”，“不知節候”，“其俗重壯殘老”，“人信巫覡”。松贊干布即位后，大力開展“”，從吐蕃周邊的民族文化中吸取營養。當時盛唐文化與印度文化是亞洲文化的頂峰，尤其是唐文化因唐若境地交接相錯，民族相雜，更易于交流吸取。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下嫁”吐蕃，給唐、蕃文化交流打開了大門。于是吐蕃派出大量的使節、侍子、商販、僧人去漢地，唐朝也派出使者、僧人、商賈不斷去至藏區。雙方的政治、經濟交流，帶動了文化的交流。漢地豐富的文化成果大量地通過交流渠道被吐蕃所吸取。唐朝的儒學典籍如《毛詩》、《禮記》等一再被吐蕃“求取”。《孝經》《左傳》、《國語》等被大量翻譯成藏文，供上層學習。許多吐蕃貴族子弟到長安進入國子監，系統地學習儒家學說，使吐蕃從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方面都竭力將儒家思想精華融入于藏族社會中。在敦煌發現的8～9世紀吐蕃寫卷中，有一幅名為《禮儀回答》的藏文寫卷，講述了當時吐蕃社會中對人們道德標準的一些看法，其中寫到：做人要“公正、孝敬、和藹、溫順、憐憫、不怒、報恩、知恥、謹慎而勤奮”。這與儒家強調的“溫、良、恭、儉、讓、孝、悌、禮、智、信”幾乎如出一轍。可見儒學思想已成為當時社會思想的一個重要部分。
吐蕃時期，宗教已成為藏族社會的文化核心，佛教從印度和漢地兩個方向幾乎同時傳入吐蕃，著名的漢僧大乘和尚對吐蕃佛教的興起產生了重要影響，他所闡揚的禪宗宗門，對后來藏傳佛教舉派（白教）、寧瑪派（紅教）教義的形成頗有影響。儒家的孔子也被藏地宗教吸收為一位尊神，在藏傳佛教中，孔子是工巧和占卜術之王，具有很大的威信。《易經》的卜卦被藏傳佛教吸收，受到普遍信奉。喇嘛們為人占卜時所運用的《五行算經》和《五行圖表》即源于對《易經》的借鑒。中華的道教傳入吐蕃后，老子被藏地宗教徒尊為笨教的教主化身。“太極”、“無極”的名詞和“九宮”八卦的圖形都被融人藏地宗教之中，一位著名的藏族宗教史家認為：老子和道教的基本觀點與藏傳佛教密法十分相近。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從密宗的修法中看到與道教相一致的情況。
除此之外，在倫理方面、在醫藥方面、天文歷算方面、習俗方面藏文化都吸收了不少漢族與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加以改造，成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在此不及—一贅述。但即就上述情況，我們也顯然可見中華各民族通過交流，進行文化整合的成功。正是因為這些文化整合，才使中國的各民族具有相當的共性。交流對中華各民族文化的發展產生的積極作用，與某些民族因封閉而長期停滯不前形成鮮明的對比。
民族文化交流范文第2篇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城郊新村;民族文化;地方政府
【作者】秦紅增，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王淇楸、毛筱倩，廣西民族大學2012級人類學專業學生。南寧，530006
【中圖分類號】G1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54X（2015）03-0072-006
RECONSTRUCTION OF MINORITY CULTURE AND ITS VALUE
IN NEW SUBURB VILLAGES： the Example of Liuxiao，
A New Village of the Zhuang in Suburb of Nanning
Qin Hongzen， Wang Qinqiu， Mao Xiaoqian
Abstract： Seeing from the overall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in inland areas of China， the suburb of cities occupies important location in future society， correspondingly， it will also face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Yet， this issue has not been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s， or even has been neglected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The present paper takes Liuxiao， a new village of the Zhuang in suburb of Nanning as an example to take apart of how the traditional minority culture blends into the new communities in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elites and common people The urbanization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are not contradictive This is where the new of ‘new type’ urbanization is
Key Words： new type urbanization; new suburb village; minority culture; local government
一、研究緣起與概述
2006年中國科學院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06》指出，中國自2010年起實施新型城市化戰略，實現人口、空間結構的兩次轉變，建設城鄉平衡社會。其中第一次轉變是從農業人口變成城市人口，第二次轉變是城市人口變為郊區人口，實現城鄉平衡。理想的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是以郊區化為主，即郊區人口占50%，中心城區人口占30%，農村和小城鎮人口占20%，人口在三個區域之間可以自由流動，取消戶籍限制，建立信用社會。[1]由此可看出城市郊區在未來中國社會中的位置。該報告還指出，未來中國社會需要完成兩次社會轉型：一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二是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從城市社會向城鄉動態平衡社會轉型。眾所周知，中國傳統上以農立國，上下幾千年所延綿的文化文明深深地植根于小農經濟土壤里。因此，人口進城也意味著文化進城，“文化重構”是社會轉型中面臨的必然問題。
就近些年來的實踐看，中國從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可粗略概括為兩條路徑：一是“內生型”，即鄉村社會主要依靠自身的產業發展來實現向城市社會的轉型。如東部沿海或經濟發達地區通過興辦鄉鎮企業、經濟開發區等實現的城市化，原來的鄉村變為相對獨立的城鎮或衛星城，譬如東莞市就是由若干相對獨立的城鎮構成。離區域中心城市較遠或經濟欠發達地區借助農業產業化、外出務工，以及旅游、休閑、觀光等第三產業實現的鄉村都市化。
在這些地方農民的身份、居住地雖然沒有改變，但實際上生計方式、消費觀念，甚至組織方式（如成為公司的農戶、員工等）已被納入城市范疇。二是“外推型”，即鄉村社會由于城市擴張而被“城市化”，典型的如“城中村村民”“城郊農民”等。這部分人群往往是無地或失地農民，是通過“新村”營建如城中村改造、“村改居”等造城運動，而不是產業結構調整來實現向城市社會的轉型。其身份雖已變為城市社區居民，居住場所、生計方式、消費觀念也漸漸向城市靠攏，但鄉土社會固有的地緣性不但沒有被觸動或弱化，反而因為其要面對強大的城市擴張力量，迫于尋求新的謀生手段而得到強化，其農民的、家族的、民族的等身份更容易得到高度認同。[2]
在鄉村社會轉型過程中，盡管都面臨“文化重構”問題，但不同的轉型路徑，重構方式也有所差異，各個地方實際情況千差萬別，也難以借助幾個模式來概觀。不過就現有的社會實踐及學術界的研究而言，可大致分為以下幾個類別：一是民族或鄉土文化的自我更新，即立足于鄉村自身的人際網絡、土地、生態等，開辦各式各樣的農家樂、漁家樂、牧家樂、山家樂等，搞鄉村旅游、生態旅游、民族旅游，以有效地把鄉村傳統文化與現代都市生活觀念結合起來，滿足城里人或外地人閑暇消費需要。如筆者曾研究過的桂中武臺新村的例子，鄉村民眾充分利用自身交通優越、生態良好、奇石豐富等優勢，發展了以民族文化、奇石文化為特色的農家樂。[3]類似的例子可說是多不勝舉。[4]二是“留住鄉村文化”，這類大多為鄉村城市化較為成熟的區域。相較于城鎮的繁榮，原有的鄉土文化凋敝零落，這有違于城市化的初衷，于是興起了“文化留村”等保護鄉土文化浪潮。譬如浙江省近些年來推行的“農村文化大禮堂”建設等。[3，5，6]三是城市或城郊“新村”文化重構，迫于城市失地或少地農民的生計，以往這類的研究過多地集中在農民的城市適應問題，在新的生存境況下，農民如何重構民族或鄉土文化卻涉及很少。但是這類村落由于被納入到了城市發展的體系以內， 文化賴以生存的空間歷經了巨大變遷，文化重構形勢更為嚴峻。
從目前中國內地城鎮化實際情況看，“城中村”被視為頑疾，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對于市郊而言，這樣的理念顯然是不對的。從目前境況來看，中國快速地、貪大求全的“造城”運動已顯現出不少弊端，而如何發揮“城郊”的優勢則成為新型城鎮化必然考慮的基本問題，因此我們更應當在這一區域進行“文化重構”，并形成有別于城市與鄉村的“城郊文化空間”。可喜的是，近一兩年來，隨著保護鄉村文化的呼聲日漸高漲，一些學者也把眼光放到城鎮化與文化保護方面來。如張士閃就提出要“以城鎮化為契機重構鄉土文化”，并提出了消除對鄉土文化的偏見、培養農民對鄉土文化的認同、讓農民自我發展等措施。[7]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已經行動起來，且取得了較好的成績。本文研究對象南寧市郊留肖壯族新村就是例證。
留肖壯族新村原名留肖坡地，人口340余人，是以壯族為主的民族聚居區。“新村”建設工程于2006年3月啟動，目前建成的90戶房屋中，已有89戶入住。近年來，該村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發展山地雞養殖、魚塘養殖、花卉苗木種植等特色種養業，走出了一條有產業特色、經營規模化的城郊型新村發展路子，并成為國家民委、財政部首批民族特色村寨保護與發展試點，首府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示范點，南寧市統籌城鄉改革發展試點。筆者曾于2008年前后陪同韓國人類學家全京秀去參觀過一次，當時正在營建當中。2014年6月、11月，在當地干部的帶領下，又分別兩次前往該村進行田野調查，本文即是在兩次調查中所收集的資料上論述而成。
二、留肖壯族新村民族文化重構的空間解析
眾所周知，文化是一個復雜的整體。不同的研究者，側重點也不盡相同。普里查德在其著作《努爾人》將空間分為物理（樸素和實在，原本的）的、生態（人口密度及分布狀況，當地人建構的）的和結構（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表達價值觀，研究者建構的）的三重空間，更談到在努爾人社會中，時間與空間的關系聯絡緊密，即由于人的因素，在哪個時段、哪個場所舉行何種活動是約定俗成的，從而形成“文化空間”的概念。[8]因此，在一定意義上，文化空間就是文化事項與活動分布于特定空間與時間交疊形成的場域，而這種場域依據文化的脈絡而定。
伴隨著城市的急劇擴張，郊區被無限制地納入到了城市發展體系，大量土地被征用，傳統城郊村落要么陡然間樓房林立，變為人口密度大、擁擠不堪的“城中村”，要么異地搬遷，另立具有商貿、租賃、住宿等功能的“新村”。無論是哪類形態，農民傳統的生計方式都已不復存在。他們主要依靠地租、樓租等租金生活，所尋找的新職業多為散工、零工，技術含量低，穩定性差，收入少。如留肖新村，盡管當地政府已下了很大力氣，但在新的特色種養產業鏈中，當地農民仍處在最低端，由于在市郊，出租的土地、房屋，有時連租金都收不回，因此村民的居住環境雖有了較大改善，但相較高額的生活成本，目前的生活質量并不盡如人意。如此一來，建立在土地及農耕之上的社會秩序被徹底打破，原有的、承載民族文化的空間已不復存在。
從邏輯意義來看，只要有人的存在，新的文化空間便是存在的，只不過與傳統的不同罷了。當然，由于是新村建設，又是城郊，相較原始部落，其社會構成更為復雜，雖然很難按普里查德三個空間邏輯來描述，但是仍屬于村落“空間”，我們可以依循其中的建構邏輯與過程來剖析其中的空間文化構成。
（一）政府與社區精英主導下的留肖“新村”營造
從留肖新村營造緣起來看，政府與社區精英的合力是關鍵。舊村原在山坡上，交通閉塞，經濟落后。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期，隨著南寧市城區的不斷擴張，當地村民就萌生了異地遷村重建的想法。當時市政府剛好醞釀啟動舊村改造工程，于是留肖村就成為南寧市較早實行“舊村”改造的村子，也成為著力打造的城郊壯族“新村”。
案例1：留肖新村的規劃與建設
在訪談過程中，留肖新村王隊長說：舊村距離新村只有3公里的距離，但是環境就差很多了。以前在舊村的時候，山高，我們從山頂上可以看見整個城市。村道很陡，大概有1米多寬，只能通行自行車、摩托車和手扶拖拉機。1980年的時候，開始分田到戶，平均每人3畝土地，村里種了十幾年的稻谷。在1986至1990年間，村民收入偏低，后來就種植辣椒、西瓜、甘蔗。因為農田收入偏低，一部分農田就變更為水產養魚，但山路狹窄，所以收益不太好，生活上也很不方便。我20多歲的時候，就從村里走出來，后邊其他人也陸續出來。1998年村里幾位有威望的老人為了以后的發展，便商議村莊的重建事宜，后來所有村民也都同意了，我也幫著策劃申請。新村建設是請專家規劃設計，并且詢問村民意見，村民全體同意后，才開始修建。我們村是壯族村，所以專家論證后，依據民族特色設計了圖紙，村莊完全按照圖紙的設計裝修。此外，住宅也符合現代建房的標準，是按照防8級地震的標準建造。
（二）留肖新村壯族文化元素與標識
在傳統鄉村社會里面，村落文化體現在各類“物理”的空間當中，譬如戲臺、廟宇、祠堂、學校等，典型的如侗寨里的鼓樓、風雨橋。如果沒有了這些“空間”，村落文化便無從依附。經過持久的文化積淀，這些空間也就成為村落的“文化標識”，內化為村落“文化空間”。留肖舊村舊址就在離新村約3公里的山坡上，人們可以從高大茂盛的古樹、破敗的老屋、殘存的曬場依稀辨出往日的景致，但與標準的村落文化空間相比，則少了許多。不過，在新村營造過程中，由于定位是“壯族”新村，壯族文化也就準確地體現在新村的文化“結構”里，新建的民居、辦公場所、圍墻，無一例外地將銅鼓等用作裝飾，借以強調其壯民族內涵。換言之，新村里各類“物理”空間，已與壯族文化元素有機結合，以塑造出村落的文化標識。
案例2：留肖坡新村對壯族文化的融入
建成后的留肖坡新村有了文化活動綜合樓、文化廣場、燈光球場、文藝舞臺、民族文化展示中心等配套設施，整合并且融入了許多壯族文化元素。居民住宅外墻上的裝飾圖案，多為銅鼓、繡球、壯錦、收獲的果實以及壯族日常生活的生產工具等。特別是村民小組辦公樓墻上，巨大的銅鼓和繡球圖案在村莊之外的路上都可望見。在新建的“民族文化長廊”圍墻上，有的寫著標語，宣傳廣西精神、雷鋒精神、民俗留肖等;有的畫著民族體育項目，例如拋繡球、板鞋舞、打陀螺、搶花炮等，都配有壯文;還有的是對傳統文化中的典故的介紹。這不僅是對村民進行宣傳，還給外來者提供一個了解留肖坡的窗口。
（三）留肖新村“干欄式”居民樓
在留肖新村的設計、建造中，充分考慮了壯族民眾的居住結構、民間信仰等生活慣習，統一把居民住宅建成“干欄式”的4層樓房。一樓可以用柴火做飯，大廳設置神壇，2、3、4樓可以用來居住，頂樓可以散步、養一些雞鴨，這使得壯族在長久生活生產實踐中形成的生活習慣得到了留存，也使得壯族“干欄式”的建筑文化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得到了繼承與重構。
案例3：留肖坡村新村“干欄式”居民樓
留肖新村90棟家屋統一為4層“干欄式”居民樓，大門朝東南方向，一樓入內為大廳，正中是神壇，房間分別為主人房和廁所以及廚房，有些住戶還和以前在舊村一樣用柴火。2、3、4樓大都有兩間房間，可為客房（套間樣式），也可用作倉庫等，每層都有1-2間廁所。村里有些人將新屋的幾層租出去，或者是單間出租，甚至整棟樓都出租，不過也有不愿意出租的。頂樓為悠閑場所，村民可以在樓頂散步，也可以養一些雞鴨。兩棟互相依靠的樓房頂層的看似“小閣樓”的裝飾，實際上還可以用來區分兩棟樓樓頂的使用權。
（四）留肖新村壯族文化展演
村落“文化空間”是硬件，如果沒有相應的民族文化展現，僅是一些固定的文化符號外，新村文化重構可說是失敗的。在留肖新村，當地人除了在空間上重構壯族文化外，還花了很大力氣營造壯民族文化的活動氛圍。如“每月一節”“節日文化展演”“民族工藝傳承”等。
壯民族有著“每月一節”的節日習俗，大致為：春節的螞拐節、隴峒節，二月的祭社節，三月的花王節、歌圩節、清明節、龍母節、布羅陀誕辰節、開耕節，四月的牛魂節（敬牛節）、拜秧節，五月的藥市節、農具節、五月五，六月的誕辰節、莫一大王節、嘗新節，七月的祭祖節，八月的請月神節、跳嶺頭節，九月的慶豐節，十月的趕降節，十一月的壯年和十二月的冬至。[9]從山上移居下來以后，留肖新村的“每月一節”節日保留了傳統壯族節日習俗的框架和部分內容，還吸收了村外其他民族（尤其是漢族）的節日傳統，構建了新的“每月一節”節日習俗。
案例4： 村王書記談新村“每月一節”
正月初七開年，這是一年最大的日子，既是客人最多的一天，又是過得最隆重的節日。
具體時間從初三到初七，新村在初七過節。到了初七這天，全村的家家戶戶都會擺酒宴請親朋好友。二月初二為“春社”，是土地公的生日，當天要做糍粑吃，那是用魚塘邊一種叫白頭翁（音譯）的草進行加工的綠色糍粑。另外還要吃土雞蛋。這一天，全村人都要聚在一起吃一餐飯。三月三主要的活動就是拜山（掃墓）和做糯米飯。四月初八拾垃圾，節日氣氛較淡，但每家每戶在這天也會殺雞、鴨吃。這一天有“四月八，拾垃圾”的說法，因為四月份下大雨，河上游沖來垃圾，就要撿起來。五月初五端午節，比較隆重，家家包涼粽。六月初六的牛魂節氣氛比較淡。因為牛為人耕田犁地比較辛苦，特地讓牛休息一天。七月十三到十五為中元節，也稱“七月半”。這個節日非常隆重， 每家都要吃鴨肉，出嫁的女兒女婿都要回來，一起用餐。八月十五和漢族人一樣過中秋節，吃月餅。九月二十九與三月三基本相同，都是拜山（掃墓）和做糯米飯。但是村里人現在比較少人在這一天掃墓。十月留肖坡沒什么節日，但是對面的路西村有吃糯米飯的習俗。十一月過冬至，各家各戶吃雞肉鴨肉。
十二月二十三“灶王節”，過小年，送灶王，打掃干凈房子迎新年。
由于是地方政府重點打造的民族文化新村，因而在國慶節、春節等重要節日中，留肖新村會在村頭民族文化舞臺上舉行歌舞聯歡活動，參與者不僅有本村村民，也有來外面的表演者和觀看者。表演節目類型豐富多樣，有民族舞表演，也有廣場舞、健身操、電子琴演奏等現代流行元素，以及知識問答競賽、唱紅歌等環節。活動所呈現出以壯族文化為主的、傳統與現代的多元文化表演體系。
此外，留肖新村還專門建有“文化活動綜合樓”，一棟獨立的3層“干欄式”樓房。2008年初次參觀時，當地陪同干部介紹說文化室除村委會辦公用外，準備建壯族文化展示中心。2014年調查時，雖然還沒有什么實質性內容，但一些相關民族文化活動先期已經開展。比如用“竹籠機”制作壯錦，穿針引線做繡球等。陪同我們調查的興寧區民族局馬局長就說：為留住傳統技藝，幫助少數民族群眾發展特色產業，2013年興寧區民族局在留肖壯族新村開設為期半年的織錦、繡球民族手工藝品制作培訓班，未來這里將成為興寧區民族手工藝品制作培訓、展示基地。通過開辦培訓班，引進壯錦產業，不僅能豐富南寧壯族特色村寨的內容，促進少數民族特色工藝、文化的傳承，而且能夠幫助少數民族群眾掌握一門特色工藝技能，促進增收，走出一條特色產業道路。當地村民們也講，土地留轉后，家里的地沒有了，但學習制作壯錦讓我掌握了一門技術，以后生活沒有了后顧之憂。學習傳統手工藝，既傳承老祖宗留下的財富，也增加了一份技能，學成后我可以把自己手工制作的產品賣給游客，增加家庭收入。[10]當然，其效果如何還有待時間來驗證，但至少已在城郊先行了一步。
三、城郊“新村”民族文化重構價值
2014年3月，國務院《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是“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文化傳承”。[11]筆者也曾闡釋了這樣的觀點：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需要的是文化多樣、而不是文化單一的鄉村和諧;需要的是合理地將現代與傳統、都市與田野、全球與地方等有機相合，從而塑造出獨特、多樣且具有時代氣息的新型鄉土文化，而不是單純地“城市化”，讓城市吞并農村。[12]因此從社會整體轉型看，城郊新村民族文化重構，其價值在于防止在該類區域單向度“城市化”的發生，讓郊區成為有力連接城市與鄉村、現代都市文明與鄉土文化、民族文化的“中間地帶”，以實現新型城鎮化中“以人為本，文化傳承”的核心內涵。
但是實際情況并不容樂觀。近年來，伴隨著各地的造城運動，各類“開發區”“高新區”等的建立成為城市向農村拓展、鄉村社會向城市轉型的重要標志，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往往忽略了區域內文化的保護與傳承，這不僅導致諸多文化傳統與資源的流失，也造成許多城市新城區千城一面、沒有“文化”特色的城市化傷痛。因此，作為聯絡城市與鄉村的中間地帶的城郊文化重構必須加以重視。
當然，這種現象正在不斷地改觀。正如留肖壯族新村，在地方政府、精英人物、當地民眾的協同努力下，民族傳統文化正在一點一滴地融入新的社區之中，這也進一步表明，城鎮化與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并不矛盾，“新型”城鎮化之新正在于文化的保護，文化的多樣性，也只有這樣的城市才能特色，才有活力。所以，唯有不斷推進郊區民族文化的重構，城鎮化推進的過程才是民族文化多樣性的深化過程，才不會產生“城市文化吞噬民族文化”的悲劇，才能夠確保城郊作為城鄉的交接地帶所應發揮的文化傳承、休閑娛樂等方面的功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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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紅增，郭云濤“南寧市城中村改造及村民市民化等問題”研究報告（內部資料）[R]南寧，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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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魯可榮，曹施龍，金菁文字留村與村落重振：鄉村學校嬗變與村落發展探析[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
[6]熊春文，折曦鄉村學校的演進及其社會文化價值探析[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
[7]張士閃以城鎮化為契機重構鄉土文化[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12-06
[8][英]埃文斯？普里查德努爾人――對尼羅河畔一個人群的生活方式與政治制度的描述[M] 褚建芳，閆書昌，趙旭東，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9]覃彩鑾壯族節日文化的重構與創新[J]廣西民族研究，2012（4）
[10]尹海明興寧區：留肖壯族新村彰顯勃勃生機[N]南寧日報，2013-12-24
民族文化交流范文第3篇
關鍵詞：“一帶一路”建設；少數民族文化；影視傳播
在“一帶一路”重大戰略的實施進程中，國家將通過進一步深化與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促進與沿線國家的合作，實現共同發展。絲綢之路經濟帶，云南的定位是：面向南亞、東南亞的輻射中心。古絲綢之路既是一條經濟合作之路，也是一條文化交流與對話之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這條跨越千年的古老絲綢之路重煥生機，迎來難得的發展機遇。云南是我國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少數民族風俗習慣，醞釀出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藝術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多樣性的少數民族文化不僅是影視藝術的創作來源，同時又能促進少數民族文化的對外傳播與交流。
1 “一帶一路”建設對少數民族文化發展的影響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覆蓋面廣，涉及幾十個國家，這些國家在數千年歷史中都形成了風格迥異的文明，它們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部分。少數民族文化是我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
“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音”是云南少數民族文化特點的突出反映。[1]因獨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及歷史悠久的文化背景，云南共有26個世居民族，被譽為少數民族之鄉，是我國多民族聚居的縮影。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大背景下，云南應充分發掘當地的少數民族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絲綢之路”這一具有廣泛親和力和深刻感召力的文化符號，積極發揮文化交流與合作的作用，使沿線各國都可以吸收、融匯外來文化的合理內容，促進不同文明的共同發展。[2]
在發展的過程中，特別是云南偏遠欠發達山區，脆弱的人文環境在外界的強勢沖擊下將被一元化消融，這對多元的少數民族文化帶來了威脅。然而，我們堅信的是文化交流與合作有助于促進不同文明的發展。我國與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形式越來越新、內容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影響越來越廣。其中，與不少沿線國家都互辦過文化年、藝術節、電影周和旅游推介活動，在不同國家多次舉辦了以“絲綢之路”為主題的文化交流與合作項目。[2]
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不僅表現為一個民族的外在面貌，而且是它內在的靈魂。[3]立足云南本地現有的少數民族文化基礎，以全新的思路，探索新模式，推動與沿線國家交流與合作，云南少數民族文化在大環境下將獲得更多傳播的機會。本文將以少數民族相關的影視作品為例，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探究影視與少數民族手工藝傳播的關系，力圖解決云南少數民族文化，特別是手工藝的保護與發展問題。
2 影視對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的重要性
美國著名學者丹尼爾?貝爾認為：“當地文化正逐漸成為視覺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聲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組織了美學，統帥了受眾。在一個大眾社會里，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4]影視藝術就是視覺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影視藝術憑借現代科學技術給人們提供了極具沖擊力和震撼力的影像和聲效，加快了文化傳播的速度，豐富了傳播內容，這是其他藝術無法媲美的。利用影視藝術的優越性，傳播少數民族文化，能保障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的廣泛性和有效性。
在我們生活的現代世界，與手工相關的事物在逐漸消失。格式化、標準化的東西越來越多。民族文化逐漸朝著商業化方向發展，原始特性被用來迎合消費者的口味，融合現代消費觀念，遷就濃厚的商業文化，這就使民族語言、文字、生活方式，甚至價值觀念發生轉變。原有的民族語言、手工藝也隨著全球化浪潮漸漸褪去原有的本色。因此越來越多的民族風俗、即將消失的儀式、瀕臨失傳的手工藝等等被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范疇，被保護起來。
筆者曾深入到大理白族陽南村進行實地考察，走進村落時，除了60歲以上的老人穿著白族服飾、用白族話交流外，60歲以下的中青年，普遍都不穿本民族服裝，基本不說本民族語言。年輕人從服飾上看很難反映出民族身份，白族人自己縫制的服裝已經很罕見了。筆者認為，保護和傳播少數民族文化、傳統手工藝應從重新認識和接受開始。
影視藝術是一門新興的藝術門類，包括電影和電視兩種形式。在藝術門類中，它出現的時間最短，但卻是發展最快，成為了當下最受歡迎的藝術形式。它不僅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目前最具科技含量，影響力最大的藝術樣式。影視是一種獨特的精神文化產品，它以形象逼真的視聽語言再現生活，滿足了受眾在娛樂、審美等方面的心理需求。影視藝術是一種不同于任何古老藝術樣式的新型藝術，它包含了文學、戲劇、音樂、建筑、繪畫等藝術形式。它借鑒了人物、敘事、故事情節等文學、戲劇藝術的共性特征，注重表現人的精神境界，體現一定的社會價值，具有強烈的人文關懷。高質量的影視作品不僅能增強一個民族的文化影響力，對民族形象的塑造也是不可替代的。
少數民族電影應該是少數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一個民族所使用的語言、文學、藝術、風俗、習慣、傳統、歷史和宗教等等。一部影片只有具備了少數民族的價值觀念和文化意識，這是地洞察到少數民族人們的內心生活狀態，才能保證文化上的原汁原味。[5]運用現代科學技術記錄和傳播日漸消失的少數民族文化，將有助于其更好地保護和傳承。
3 影視與少數民族文化相輔相成的關系
民族文化交流范文第4篇
每天，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挑戰，是一個新的開始，是昨天的結束。每一天，我們在努力，在學習。但是當那一次次殘忍的考試打擊者我們，我們又失去斗志。下面小編給大家分享一些關于政治文化傳播知識點，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文化的多樣性與文化傳播
一、世界文化的多樣性
1.異彩紛呈，交相輝映。
①世界上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
②文化多樣性的表現：A民族節日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的長期積淀，慶祝民族節日是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可以領略到不同民族文化的韻味。(刪除民族情感的集中表達)
B文化遺產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歷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標志，對于研究人類文明的演進有重要意義，對于展現世界文化多樣性有獨特作用。
2.透視文化多樣性。
①文化的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
②文化是民族的(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各具特色)，文化又是世界的(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化也有共性和普遍規律)。
3.尊重文化多樣性。
①對待文化多樣性的正確態度：我們要尊重世界文化多樣性，既認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借鑒，。
②尊重文化多樣性是發展本民族文化的內在要求(尊重文化多樣性，首先是尊重本民族文化);也是實現世界文化繁榮的必然要求。
③要遵循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則。尊重差異，理解個性，和睦相處，共同促進世界文化的繁榮。
二、文化在交流中傳播。
1.生活中的文化傳播。商業貿易、人口遷徙和教育是文化交流(傳播)的重要途徑。各國之間互派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則是一種更為直接的文化傳播方式;親朋聚會、外出旅游、各種經濟政治文化活動都可以成為文化傳播的途徑。
2.大眾傳媒：現代文化傳播的手段。
①傳播媒介包括：口語、文字、印刷、電子、網絡等。
②傳媒真正面向大眾傳遞信息，是以印刷術的推廣為標志的。
民族文化交流范文第5篇
不同國家之間的關系，不僅依靠經濟、政治以及軍事領域上的合作，也包含了旅游文化交流上的了解與合作。跨國民族風情與旅游文化的交流顯然已經成為維系國際關系中的重要部分。其不但對國家間的相關領域文化交流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而且有利于不同國家良好穩定的合作關系的構建，經過跨國民族風情、旅游文化的交流與合作，有效傳播各國的文化，推動國家的整體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跨國民族風情旅游文化價值的交流在中越老等國全面合作關系中的作用
跨國旅游文化和民族風情的交流與展示，有利于中越老三國間在政治與民族方面的往來、合作。處于新時代背景下，中越老關系融洽，三國之間形成了眾多的旅游文化交流活動，例如：電影周、相互派送文化藝術團進行表演、中越老三國聯合晚會等活動。在諸多行業領域，以不同形式進行旅游文化的交流，凸顯出三國的國家形象，在軟實力方面獲得強化，三國之間存在的部分誤解和分歧得以弱化甚至消除，拉近彼此的政治關系，獲得一定的認同和信任。
二、關于發揮中越老跨國民族風情旅游文化價值的思索
（一）注重旅游交流文化方面的合作
自中越老合作關系進一步加強后，旅游跨國民族風情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得到進一步拓展和提高，以利于彼此國家的經濟進步和文化價值的凸顯。依靠旅游的途徑，使民俗風情，文化得到交流互換，讓彼此國家人民得到感知。事實上，旅游與文化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旅游活動的開展，讓人們體會到不同國家的異域風情，文化魅力，吸引到旅游者的目光，起到對文化傳播的作用。而國與國之間不同的文化和民族風情，則對各國游客產生致命的吸引力，眾多的旅游景點，名勝古跡，凸顯出中越老各自的傳統特征，激發彼此國家的人民對跨國旅游之旅充滿興趣，使游客數量增加。
（三）盡快構建三國旅游文化價值交流辦事部門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勢下，國際關系合作中，跨文化交流尤其重要，為了推廣本國語言與文化，不同國家政府部門需要在海外設置旅游民族文化價值交流辦事部門，便于不同國家間的文化交流和價值欣賞，增強彼此的友好關系，并凸顯出民族風情與傳統文化。通過在中越老三國當中設置各自的旅游文化價值交流辦事部門，以文體比賽、文化展覽、藝術節日演出等活動形式，促進中越老三國的文化交流，感受不同國家的文化價值，為中越老三國未來在體育、教育、旅游，語言交流以及文化藝術價值方面的交流合作計劃實施奠定基礎。
（三）增加大型民族風情旅游文化交流活動開展數量
為了讓中越老三國人民了解彼此的民族風情和文化價值，增加大型民族風情旅游文化交流活動開展數量可謂一個有效的方法。可以舉辦一些較為大型的民族風情旅游文化活動，常見的比如跨國文藝晚會、文化價值交流展會以及旅游文化節等。經過上述旅游文化活動的開展，加強三國間的合作，便于文化的傳播。并且文化產業的拓展也此過程獲得發展。當然，外交與旅游文化間也存在關聯，國家間的外交也常采用文化交流活動的形式進行。所以，開展中越老三國跨國大型旅游文化活動非常有益，可以增進中越老三國間的關系，促進各個領域的合作。
（四）推動三國旅游文化產業的持續化發展
旅游和文化在每個國家中均擁有重要的產業地位，能夠滿足不同人群的各種需要，進而通過旅游文化產業的發展，形成含有一定的旅游文化交流價值的相應產品。顯然，這兩個領域的產業有利于中國、越南及老撾三國在經濟、民族風情、藝術文化等領域的合作、交流，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中國、越南及老撾等三國人民依靠旅游文化產業興盛和進步，完成對彼此國家的民族風情和傳統文化的認知和深入了解，比如：通過名勝古跡，風景區、電影、圖書等產品的傳播、交流，展示三國的形象，進而產生極大的影響力。針對旅游文化市場的規范和拓展，提升服務品質和產品創新能力，從而讓中國、越南及老撾三國人民可以進一步了解彼此的國家民族情感、生活狀態以及文化價值等。所以，加大促進中國、越南及老撾三國旅游文化產業發展的力度非常關鍵。
三、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