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觀領導決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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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發展觀的角度而言，發展觀是人們對于社會發展的根本觀點、根本看法，它回答什么是發展、為誰發展和怎樣發展等問題。從領導決策的角度而言，決策作為人類能動地改造社會、改造自然的活動，自古就已有了。但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決策的水平和方式是不同的。領導決策是指領導者代表特定的階級或社會集團在領導過程中為實現其目的而進行的一種選擇和決定，是領導者實施領導的一種基本活動。在中國歷史上，既產生過杰出的領導者，也有平庸之輩，但他們的決策受其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其共同的特點：一是憑個人感情好惡來進行決策，二是憑個人的才智、能力、經驗進行決策，三是決策都無相應的法律調控，這種決策的方式實質上實行人治，國家的盛衰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決于領導者個人素質才能的高低。也就是所謂的:“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在這種情況下，領導者的更替以及感情好惡都會給決策帶來極大的影響，從而也影響到國家的安寧與穩定。這種基于“人治”需要而產生的專斷的、經驗的決策方式，是與古代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條件相適應的，古代社會以小生產自然經濟作基礎，生產力水平低，經濟科技不發達，社會發展相對緩慢，社會關系也相對簡單。在這種小生產方式條件下形成的是專制制度。社會本身也不存在民主決策、科學決策的需求。也不能提出科學的理論、方法和相應的法制調控手段。

在科學發展觀的視野下探討領導決策，可以看出，在科學發展觀看來，人是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的主體，離開人的發展，社會發展將無從談起。因此，樹立科學發展觀，必須以人為本，把人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價值主體，牢固確立人民群眾在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始終堅持尊重人、關心人、理解人、愛護人、解放人和發展人。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在科學發展觀的視野下，領導決策所處的條件已經與以前大不相同了，決策本身也必然應發生相應的變化，這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決策的范圍擴大。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進入領導決策的范圍日趨擴展。已從傳統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推進和擴展到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經濟發展、文化教育、生態環境、科技進步無不成為領導者決策的對象。

第二，決策難度加大。現代社會規模宏大，結構復雜，功能交叉，因素較多，任何一項決策都是由多種變量構成并相互發生作用的復雜系統。而且，現代社會的生產和科技發展異常迅猛，社會活動和社會關系處于不斷的、劇烈的變化之中，領導者所面臨的問題是無法用經驗來解決的，必須借助于綜合的科學技術手段，進行全面、周密的論證。

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可以看出，現代社會各個方面密切相聯，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一項決策往往會引起其他方面的連鎖反應，不但影響一個國家和地區，還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全局甚至還帶來國際性后果。國內外由于領導者決策失誤給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已有很多先例。因此，領導決策面臨的新情況和領導決策自身發展的新特點，要求現代領導者實行從經驗決策向科學決策發展，從專斷決策向民主決策發展。以科學發展觀的視野思考決策是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根本要求和保證。

一、科學發展觀視野下的領導決策必須正確把握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關系，使當前發展與可持續發展得到和諧統一

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是統一的。沒有眼前利益的逐步實現，就沒有長遠利益的最終實現。同時，沒有長遠利益的真正實現就沒有持久的眼前利益。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這種辯證關系不但是一種客觀的社會規律，同時也是一種經濟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科學發展觀強調當前發展與長遠發展的有機統一。綜觀世界發展史，一些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為了實現眼前經濟的增長，以消耗能源、犧牲環境為代價，結果是影響了下代人乃至人類更長遠的發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因此，在決策的過程中，領導者必須辯證地處理好當前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關系，既要考慮經濟的發展，又要考慮生態的保護；既要考慮增長的需要，又要考慮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既要考慮發展的收益，又要考慮付出的成本；既要考慮當前的發展，又要考慮長遠的發展，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二、科學發展觀視野下的領導決策必須正確把握整體和局部的關系，使經濟發展與社會全面發展得到和諧統一

經濟發展，不斷增加物質財富，是社會全面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科學發展觀強調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決不意味著經濟發展已退居次要位置，更不是通過抑制經濟發展來平衡別的發展。但也必須看到，經濟發展不是發展的全部內容，發展還包含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發展。社會的全面發展和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社會的全面發展是經濟增長的目的，也為經濟增長提供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條件。經濟發展代替不了社會的全面發展，物質文明水平的提高不等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水平的自然提高。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城鄉、區域和社會群體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社會組織和管理面臨許多新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領導者在決策的過程中如果單純追求經濟增長，一些社會矛盾長期得不到解決，就可能導致社會沖突加劇、社會動蕩不安。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領導者在決策的過程中不僅要關注經濟指標，而且要關注社會發展指標、人文指標、資源指標和環境指標；不僅要推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而且要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與和諧社會建設，真正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走出一條科學發展的社會主義民生大道。

三、科學發展觀視野下的領導決策必須正確把握公平和效率的關系，使社會穩定與發展得到和諧統一

強調效率優先，符合市場經濟要求；強調兼顧公平，符合社會主義要求。在分配問題上，只考慮公平，不講效率，就不利于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只考慮效率，又會過分拉大收入差距，不利于實現社會公平。在這方面，拉美國家是有深刻教訓的，在上世紀80—90年代，一些拉美國家雖然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城市化率達到70%，但由于貧富差距過大，頻發經濟社會危機，發展嚴重受挫，被人們稱為“拉美陷阱”。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領導者在決策的過程中就必須在效率優先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和公正。從現實情況看，中國發展極不平衡，要求各地達到共同富裕既不現實也不可能，但共同富裕應當作為一項長期目標而不懈追求，通過領導者在決策的過程中正確把握公平和效率的關系，以共同發展促進共同分享，從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四、科學發展觀視野下的領導決策必須正確把握權力行使與責任承擔的關系，使決策權力與法治監督得到和諧統一

領導決策正確與否，關系到事業的興衰成敗。如果領導者決策失誤并造成嚴重后果，就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使決策者與決策后果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只決策，不負責”的現象，是社會主義法治所不允許的。目前，我國法律根據決策者違法行為的性質和決策失誤的危害程度不同，規定決策者所承擔的法律責任主要有刑事法律責任、民事法律責任和違究責任，所受到的法律制裁相應地有刑事制裁、行政制裁、民事制裁和違究制裁等。對領導者決策違法敢不敢懲治，是衡量一個社會實行法治還是人治的重要標準。此外，增強法治觀念，提高法律素質，是實現領導決策法治化的重要前提。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領導者在決策的過程中要學習相關的法律知識，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同時組織部門應把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和依法辦事能力作為考核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據，進一步推動良好的法治社會環境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