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史看正確處理階級關系與促進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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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以來的歷史說明，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級關系是建設和諧社會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在我們正確處理時，社會就和諧，經濟建設就順利發展;在我們處理出現失誤時，社會矛盾就尖銳化，經濟發展就緩慢甚至停滯不前。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資產階級不再占有生產資料，作為整體的階級已經不存在。中共八大通過的政治決議宣布“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頁）。據此，1957年2月，提出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堅持人民民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向地球開戰;處理好中國共產黨同各派的關系，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切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各項權利，讓人民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社會主義法制要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社會生產力;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對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化實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方針。他指出，我們的目標，是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說:“采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動，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建國以來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頁）“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可以說，這代表了黨對促進社會和諧重要性的初步認識。

但是，由于國內外客觀條件的變化，反右派斗爭開展后，又提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斗爭，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斗爭，仍然是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30頁）。在反右派斗爭中，把階級斗爭視為沒有改造好的剝削階級分子的進攻。實踐證明，對右派分子的反擊是必要的，但這些人的數量很少，隨著時間的推移殘余剝削階級分子也將更少，很難以此作為社會主要矛盾的一個方面。

“”后，黨在調整國民經濟的同時，對社會階級關系和各項政策進行了調整，提出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論斷，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發展，全黨全國人民同心同德渡過了經濟難關。但是，由于對社會階級關系的正確認識仍然沒有成為指導方針，隨著對“”判斷的分歧，1962年，強調了階級斗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階級斗爭在時間和空間上被無限制地擴大。

1964年底中共中央制定“四清”“二十三條”時，對階級關系作出了新解釋: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并且形成了一個階級。他指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建國以來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頁）。這個錯誤判斷成為“”的指導方針，導致了“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一系列社會動亂。社會不僅談不上和諧，連起碼的社會秩序都難以維持，國民經濟在“”頭三年一度瀕臨崩潰的邊緣。試圖改變這種動亂局面，從1969年起，他就反復提出要團結的口號:“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要團結，不要分裂”。1974年8月，提出“無產階級，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12月下旬，在長沙與談四屆人大“組閣”，再次強調“團結起來”，要制止一些地方的武斗，“凡有兩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進去”。還要求把“”以來關押的干部解放出來;施行特赦，把在押的國民黨戰犯釋放出來。1975年1月，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閉幕前，又講“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建國以來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42、402、416、402頁）這些都表現了他企望社會由動亂走向安定。

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容許否定“”的錯誤路線，提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文章中，更提出了一個新生資產階級和生產資料所有制沒有關系的荒謬理論。事實上1973年全國公有化程度已經非常之高。全民所有制工業已占全部工業固定資產的99.8%、人數的99.2%。然而，卻根據意識形態把“資產階級”極大地擴展到各個階層、領域和時期，提出一個“全面專政”口號。

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級關系進行的探索，是有意義的。然而，由于嚴重背離了階級分析的經濟因素，先入為主地確定了“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即使他一再強調“要安定團結”，也無法消弭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

以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開端，黨在階級關系問題上進行了新的探索。全會指出，今后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應當嚴格按照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針來處理，決不允許混淆其界限、損害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安定團結局面。這是1963年“以階級斗爭為綱”方針提出后，中央會議第一次對階級斗爭問題作出戰略轉變性的判斷。隨后，黨采取了一系列調整社會階級關系的政策，把知識分子重新劃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為地主富農摘掉帽子，改正錯劃右派分子和資本家等等。

這時的階級狀況是:資本家還約有10萬人;未摘帽的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只有10萬人;未改正的右派分子只剩下幾百人（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編《三十年來階級和階級斗爭論文選集》第1集，第692～694頁）。總計起來，1979年所謂“沒有改造好的階級敵人”只有20萬人，占全國人口總數97542萬的0.02%，根本不能作為社會主要矛盾的一個方面了。

據此，1981年6月，在鄧小平指導下起草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剝削制度消滅了，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不再存在，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分子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文化上、社會生活上進行的各種破壞活動，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和進行有效的斗爭。必須正確認識我國社會內部大量存在的不屬于階級斗爭范圍的各種社會矛盾，采取不同于階級斗爭的方法來正確地加以解決，否則也會危害社會的安定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