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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本土經濟學的獨特貢獻在于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目前從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與制度變遷多個角度的理論解釋深化了人們對中國經濟增長與停滯、轉型與復興的理解。隨著研究的深入，文化價值觀因素成為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無法忽略的變量。對此，不僅西方主流經濟學缺乏研究，以文化產業和文化政策為主的舊文化經濟學也沒有深入分析。這促使了以文化價值觀為研究對象的新文化經濟學在中國的興起。本文認為文化成本分析范式最有可能解釋文化現象和中國的文化變遷。從文化成本這一核心概念出發，本文構建了新文化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并對應用這一理論解釋中國經濟發展作了初步展望。

關鍵詞：中國經濟發展新文化經濟學文化成本

一、觀點：中國經濟發展的文化約束論

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迅猛傳播所帶來的不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鑒，更重要的是改變了中國學者對于經濟學研究任務、對象與范式的傳統看法。當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將解釋事實作為經濟學的首要任務后，大量的熟視無睹的現象被納入了經濟學分析的框架。不僅國家的起源、家庭的規模、法制的建立和腐敗的盛行成為經濟學研究的熱門話題，而且宗教信仰、倫理道德、婚姻愛情、流行疾病也成為解釋的對象。對于中國本土經濟學而言，最有條件和最應解釋的現象無疑是中國發展路徑的選擇與變遷。事實上，近年來已經有大量的論著對中國經濟的增長與停滯、轉型與復興作出解釋。

在工業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國古代社會依靠傳統農業為核心的社會經濟結構，取得了世界上最為豐碩的經濟成就。根據著名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這個千年期的開始階段，中國的經濟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領先于世界的，這種領先地位一直持續到十五世紀。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資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個龐大疆域帝國的能力方面都比歐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國文明就已經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國堪稱全世界擁有文字典籍最多最豐富的國家了。”但是進入近代以來，中華文明卻顯然停滯了。按麥迪森的估計，170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23.1%，歐洲占23.3%。1820年中國占32.4%，歐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國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歐洲則升至40.3%，美國為13.8%。而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則早在1700年就已經落后于歐洲，到1820年只比歐洲的1/2稍多一些；與美國相比，則不及后者的1/2（見表1.1）。盡管在這近300年的停滯時期中國發生了多次改良、革命與政權更替，但人們所盼望的“經濟起飛”奇跡并未出現，甚至也錯過了二戰后崛起的機遇。直到20世紀末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才真正開始了復興，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社會的全面發展。曾經的輝煌、漫長的停滯與驚人的復興共同促使古老中華文明的歷程和命運成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個獨特樣本。

表1.1中國人口（1500—1990）與人均GDP（1750-1990）變化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