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觀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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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觀論文范文第1篇
社會文化理論的主要內容
社會文化理論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論和內化論。中介論認為人所特有的高級認知功能在低級生物（如聽覺、嗅覺）的基礎上產生，以社會文化的產物——符號來中介個體和社會物質世界的關系。人是運用符號工具作為輔助手段來控制和重組低級生物心理過程（這種過程大部分屬于自動的對外界刺激的反射），這種控制使人區別于其他物種，是自覺而有意的，以間接地調節與他人、與自身、與世界的關系。符號工具包括數字、計算系統、音樂、藝術成果、文學作品，尤其是語言。通過社會互動，語言符號才開始在行為中由外到內發揮心理工具的作用，也就是將自然的心理過程轉化為高級認知功能。中介的一種形式是調節。調節分成物體調節、他人調節和自我調節。物體調節指個體直接受周圍環境的控制和影響；他人調節指兒童的思維和行動依靠成人的語言；自我調節指兒童能夠依靠自己的語言思維和行動。
在二語學習中，他人調節指學習者在老師、父母、同伴等的指導幫助下進行協作式交談的學習；自我調節指學習者具備了自主運用語言的能力。學習是從他人調節到自我調節的中介過程，依靠面對面的交流一起解決問題。內化指社會成員把交際活動中的符號產物轉化成心理產物以中介自己的心理活動的過程，是從社會關系或更具體說是社會相互作用逐漸向個人內心品質轉化的過程，并使個人掌控自己的大腦。維果茨基指出，內化過程是從人際活動的心理間平臺轉化成個體的心理內平臺的過程,內化是通過模仿機制形成的，內化的關鍵在于人具備模仿他人有意識活動的能力。但這種模仿并非機械重復，而是受制于社會文化調節，只有當學習者積極參與社會交流或者在自我話語中創造性地模仿他人的話語時，語言輸入才起重要作用（Lantolf&Thorne,2007:201）。社會文化理論還有一些其他概念，比較重要的是最近發展區和搭架子。
最近發展區（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ZPD）指“兒童獨立解決問題的發展水平在成人指導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解決問題的潛在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最新研究表明，最近發展區可以：（1）在專家與新手之間的互動中，能力通過社會互動轉移給新手；（2）在新手與新手的互動之間，能力相當的同伴通過合作、討論得以構建（Donato,1994）。最近發展區是由教育所創建生成的，兩種發展水平之間的距離也由教學動態來決定，且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最近發展區的向前發展就是學生學業的不斷進步。維果茨基認為“教育學不應當以兒童發展的昨天，而應當以兒童發展的明天為方向。只有這樣，教育學才能在教學過程中激起那些目前處于最近發展區的發展過程。繼而他發現，就教育過程而言，重要的不是著眼于學生現在已經完成的發展過程，而是要關注那些正處于形成的狀態或正在發展的過程。而搭架子指任何成人——兒童或專家——新手的協作的行為。兒童或新手還不能獨立運用某些知識和技能，但可以通過談話借助對方給予“搭架子”的幫助獲得期望的結果。兒童或學習者通過專家或較成熟者進行協作式交談，實現共同理解而最終獲得新的知識與技能。Wood等認為支架式幫助有以下六個特點：激化完成任務的興趣；簡化任務；維持任務目標的方向性；突出任務的關鍵特征，以及目前任務完成狀態和理想狀態之間的差距；控制解決問題過程中的挫折；提供示范。
社會文化理論與認知語言學的主要區別
在二語習得研究方面，目前主要有兩大學派：認知派和社會文化派，二者的語言觀、學習觀、研究對象和哲學傾向都不同。一般來說，通過分析事物對立面，更能認識事物本身。這也是社會科學的重要研究方法。因此，這里談談社會文化理論與認知語言學的主要區別。在語言觀上，認知派認為語言是心理現象，由抽象規則組成，存在于個人大腦中；社會文化派則認為語言是社會現象，與文化混為一談，無法分割，存在于人們的交際活動中。在學習觀上，認知派認為學習發生在個體內部，學習者將輸入有選擇地整合到已有的知識體系中，通過不斷輸出，逐步將陳述性知識轉化成程序性知識；社會文化派則認為學習是社會參與的結果，學習者運用語言參與社會交際活動，獲得語言和文化知識，轉而成為個人腦內活動的材料。在研究對象上，認知派主張二語習得研究的對象是第二語言的運用，而不是語言習得，語言的使用和語言習得是不可分割的，研究的焦點在于社會/互動因素及其對語言使用產生的影響。認知派認為學習的最終狀態是學習者的語言水平達到目的語水平或者出現僵化現象；社會文化派認為語言學習沒有最終狀態，學習者永遠都處于學習狀態之中。在哲學傾向上，認知派主張現代派觀點，堅持人和社會環境互為獨立實體的二元論觀點，認為無論社會環境因素發生多大改變，二語習得終究是心理過程，語言學習所處的社會環境變化不會引起習得方式大的變化；社會文化派主張后現代派的觀點，認為社會文化環境中的語言使用對二語習得起著根本性而不是輔的作用，人類心智機能的起源和發展都包含在社會和文化的互動之中。
社會文化理論對大學英語教學的指導
充分學習中外優秀文化前述內化論認為社會文化理論認為語言學習并不完全依靠學習者對語言知識的內化，批評認知框架下的二語習得研究忽視了社會文化環境對學習過程的影響，進而強調社會環境對語言學習的重要作用，強調人類心智機能的起源和發展都包含在社會和文化的互動之中。因此我們在大學英語教學中要教育學生充分學習中外優秀文化，從中吸取豐富的營養，加深自己對世界、對社會、對人生的理解。這對內化學生學習能力有益處，學生能夠更好地把握語句隱含的意思，領會作者的意圖，掌握語篇結構，真正學會英語，有效提高交際能力。引導學生參加用英語做事的社會實踐社會文化理論強調社會文化因素在人類獨特的認知功能中的核心作用，把語言習得看作是將社會活動和認知過程聯系在一起的社會文化現象（Lantolf&Thorne,2006）。因此，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我們要引導學生參加用英語做事的社會實踐，在實踐中創造性地模仿地道的英語。只要我們指導學生多動腦筋，多下功夫，就會找到許多用英語做事的社會實踐，比如到在本地召開的涉外商務洽談會、博覽會、體育比賽中做翻譯助理、志愿者，到外國人經常出入的場所兼職，主動找外國人交流，在網上和外國人聊天等等，方式多種多樣。激發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如前所述，維果茨基認為，就教育過程而言，重要的是關注那些正處于形成的狀態或正在發展的過程，因此我們在大學英語教學中要想方設法激發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對學生剛學到的英語知識和英語技能要趁熱打鐵，及時復習，及時運用。這樣，學到的東西才能過手，真正變成自己的東西。為此，我們要認真分析哪些是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并據此制定及時循環，及時復習的計劃。這樣堅持下去，學生的能力一步一步穩固形成，學生英語綜合素質的提高就指日可待。引導學生協作式學習前述搭架子是通過協作實現共同理解而最終獲得新的知識和技能。這種協作可以是成熟者與學習者之間的，也可以是學習者之間的，因此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我們要注意與學生的協作，了解學生的學習目標、學習時間、學習習慣、學習態度、學習方法、學習困惑等等，也讓學生了解老師的教學風格、教學思路、教學安排，相互溝通，協作學習。我們也要鼓勵學生相互之間協作學習，互相請教，互相探討，順利地從他人調節過渡到自我調節。只有完成這一過渡，學生的英語學習才會更輕松，效果才更好。#p#分頁標題#e#
文化觀論文范文第2篇
在道德精神和藝術精神中，藝術精神是為道德精神服務的，道德精神又是為政治服務的。唐氏認為儒家的基本目的是要保持和維護文明社會的正常秩序，而維護這種秩序的根本途徑，儒家認為是保持文明社會中政治權力系統和文化教化系統的二元化，以道德教化引導政治治平。所以，中國歷史上的儒者的命運要么屈服于政治，成為統治當局的幫兇;要么為政治所不容慘遭迫害。中國古代文化主要以個人生活問題和社會生活問題作為自己的主要文化對象，導致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對社會政治道德問題的重視要比西方知識分子濃得多，他們很少關心自然界的現象，關心和進入社會政治生活成為他們為學的目的和生活的依靠。又因為他們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最終導致他們想改善政治又受制于政治，他們所倡導的儒學也一樣是這種命運。可是，儒學在中國古代社會中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作為一門特殊的人文科學，既重政治又超政治，所謂“治國平天下”是為了保持和維護階級社會中集體、個人、統治階級利益平衡，這種文化功能不是哪個朝代和哪個歷史時期的特殊需要，而是有其歷史的恒久性，因為沒有哪個朝代不需要和平和安定。所以，儒學既是個人安身立命的學問，又是一種古典的政治學、社會學。儒學的特殊地位和特殊的文化價值即在于此。唐氏盡管高揚和推崇儒學，但是他并不認為儒家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他認為真正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底蘊的是儒道兩家的“相激相蕩，相錯相綜”。他說:“大率儒樹之則以承天，道明自然之用以輔之。儒重常，道觀變。言治道者多本于儒，言治術者多本于道。儒暢性天之機，以成己成物;道養心氣之虛，以靜明無求。治世之能臣多崇儒，亂世之隱逸多崇道。道主宏納主因勢，故開國之君多崇道;儒樹綱常以立本，故中興之君臣恒近儒。立本故暢經常，因勢故重史學。然歸本而言之，則儒重剛性以建立，道重柔性以建立。”［6］關于西方文化，唐氏認為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在宗教和科學，就是貫穿于希臘文化、羅馬文化與中世紀文化的那種追求超越、追求普遍必然的精神，就是那種“求擴張生命力量于時空中之現實世界，并實現普遍者于時空中現實事物，以改造世俗，而不惜精神之物化之精神。”［7］104在西方文化發展史上，希臘文化、羅馬文化和希伯萊文化共同孕育了西方近代文化。希臘文化是科學之母，這是人所公認的。研究希臘文化，從兩種精神入手:一為阿波羅精神即科學藝術之精神;一為狄阿尼薩斯精神(Dionysius)及阿菲克(Orhic)教精神。唐氏指出希臘精神之可貴之處就是“能透過時空中之流轉，而獲得安身立命之地”的精神。［7］105這就是說希臘文化將生命建立在對時空物質世界關切的基礎上，在其中發現運動的恒久性及其客觀性來建立自身的信念。希臘文化以包括人類生活在內的整個宇宙自然為對象，重視對自然規律及其動因的探索。羅馬精神在唐氏看來，它是人類“普遍紀律之強制的實現與普遍人性之自覺”。［7］107羅馬法體現了羅馬精神強制性的規律，而斯多噶哲學體現了人性的自覺。斯多噶哲學肯定自然理性的客觀普遍性，肯定人類社會必須有如同自然秩序的社會秩序，這樣就產生了強制性的紀律與法律，人類的理性就在于按照社會的普遍規律規范自身的生活。這樣，希臘文化求普遍求超越的文化理性，就轉化為羅馬文化“主宰生活，條理化生活之實效”［7］109的生活理性。客觀地說，羅馬法就是斯多噶哲學精神的實現。基督教精神，唐氏認為這種精神是“絕對的普遍精神之肯定———內心之仁之自覺”。［7］110唐氏認為，斯多噶精神只認識到自然理性，并以此理性肯定人與人的平等。這是識義不識仁的，基督教和猶太教的分別也在于此，猶太教知義不知仁，而基督精神就是仁愛精神，不僅愛朋友也愛敵人，耶穌為人類贖罪而上十字架，是至仁之表現，耶穌之愛不特是理，且是情，不重外表而重內心，不僅通于他人之心，而且通于上帝。因知上帝之愛無限，而自覺有罪，由知自我有罪而重懺悔、信仰、圣潔和祈望。“所以耶穌之精神乃是一種求絕對超越現實自我，忘掉自我，而破除一切人與人間之界隔，而向往一純粹的絕對的‘天心’、人心、我心之通貫的精神。”［7］111這種精神與儒家的精神不同，基督教的仁愛和儒家的仁愛分別代表著東西方道德精神的最高境界，以忘我實現自我，沖破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的界限，而實現天心、人心、我心的貫通，這是二者的共同之處。但是，唐氏認為，基督教的仁愛在實現貫通的同時，天心與人心是遙遙相隔的，天心高高在上與在下之有罪的我心相對峙，有罪的我仰天膜拜、信仰、祈禱，這種信仰與崇拜一方面聯系著天心與我心，一方面又推遠兩者的距離。科學精神和宗教精神都可追溯到古希臘，但真正典型的科學和宗教形態則分別出現在近代和中世紀。唐氏認為科學精神追求的是發現和實現普遍者于現實時空的特殊事物中，這本身就體現了對絕對普遍者的信仰，這就是說宗教精神和科學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宗教從本質上講是排斥理性實證的，宗教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信”代“證”，而科學則相反。如果只有對上帝及其宇宙秩序的信仰，而沒有要求實證的理性精神和改造自然和社會的欲望，沒有社會經濟生活的物質需要，近代科學是不可能產生的。這從另一面說明了科學精神和宗教精神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且兩者密切聯系、彼此消長。概而言之，唐氏認為，“西洋文化之中心在宗教與科學”，“中國文化之中心在道德與藝術”。［7］61“道德藝術精神與科學宗教精神之不同，即主觀我與客觀物之和諧融攝關系與上所謂主觀與客觀之緊張對待關系之不同”。依據這一觀點，唐氏認為，中國文化是“自覺地求實現”的文化，西方文化是“自覺地求表現”的文化。唐君毅在道德理性的層面上對中西文化整體的“人文”價值趨向進行了一番考察。他認為，西方文化的價值趨向于超人文和非人文，而中國文化的價值正在于指向人文。“所謂人文的思想，即指對于人性、人倫、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其歷史之存在與其價值，愿意全幅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決不加以抹殺曲解，以免人同于人以外、人以下之自然物等的思想。”［8］因此，人文精神“成為唐氏哲學思想的一條閃光的主線，實現著唐氏的哲學精神”。［9］唐氏論中西文化，有其深刻的理論基礎，這個理論基礎就是“中心觀念”。他說:“蓋文化之范圍至大，論文化最重要者，在所恃以論文化之中心觀念。如中心觀念不清或錯誤，則全盤皆錯。”［10］1這一中心觀念便是他所強調的“文化是道德理性的分殊表現”。唐氏對中西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根本缺陷的分疏比較，正是他對二者相融互匯、協調發展所作的積極探索。他一再強調“文化是道德理性的分殊發展”，道德理性既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出發點，又是其落腳點，在這種至高精神的統攝下，中西文化應首先承認彼此的主體性與獨立性，以平等的眼光、平等的心態互視對方，增進相互了解和尊敬，互相欣賞和學習，互相批評與提攜，真正使中西文化相容、相感、相通，從而形成獨立與融合并存、多元與統一共居的、動態的、有機的發展格局，這樣才能永葆整個人類文化的生命力。
宗教觀
唐君毅從發生學的角度對宗教的產生和宗教意識進行了疏釋。當自欲望中解脫的自我和陷于欲望中的自我發生激烈的矛盾和沖突，從而使人產生一種以求上達的意識，即有罪苦的意識時，最后才有可能逼出有神的信仰和宗教意識。而且，只有當欲望中的自我和自欲望中解脫的自我的矛盾沖突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才是宗教意識，否則就是道德意識。其區別是，在道德意識中，人雖然感到有兩個自我的沖突，但如果還可由協調的辦法得以解決這種沖突，或者說兩個自我的沖突在自己的身上還沒有達到統一體的破裂時，人雖有痛苦和罪惡感，他還會認為痛苦和罪惡是我所當受，是磨煉自己人格的好機會，如此，他還是生活于道德的境界中，而不是宗教的境界中。只有當他的欲望自我和自欲望中求解脫自我矛盾十分尖銳，以至無法達到協調和消解，兩個自我陷入了分裂，而人的統一的自我不能形成時，或者勉強形成，過后又發現這種統一兩個自我的努力并無實效，從而痛到絕望時，這時人才由道德意識轉向宗教意識。在這個時候，兩個自我陷入了完全的礙裂，人不能同時感到兩個自我都是我。他如以欲望中的自我為自我，就會感到求自欲望中解脫的自我是另一精神實體而為神。如他以求自欲望中的自我為我，那么認為欲望中的自我不是我是魔。由于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我乃是欲望之我，所以人們通常都以欲望之我為基點，而求超越其欲望以實現自欲望中解脫的自我。這樣，就表現為人對神的信仰。人們越把欲望之我視為卑微不足道，人們對神的信仰也就越強烈，對神的崇拜也就越虔誠。而當欲望之我被全部否定超化時，人就全感到他是生活于神的國度，成為神的化身。在唐氏看來，這就是宗教的真正根源和本性。宗教意識是人類從自然生命求解放或解脫的意識，是一種獨立意識，是比求真求美意識更高的意識。它與求真求美意識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求真求美中，人的精神傾注于客觀的真美而耗費自己的自然生命。故求真求美要受自然生命律則的支配，而宗教意識則不同，它不受自然律則的支配。唐氏把人區分為陷于欲望中的自我和求自欲望中解脫的自我，陷于欲望中的自我是指現實生活中的自我，或者說是有著自然生命的當下的自我，是具體的自我，形而下的自我。求自欲望中解脫的自我是指從欲望中超的自我，或者說是從自然生命中解脫出來的自我，這是精神的自我形而上的自我。這也就是前文所述及的“現實自我”和“道德自我”。由此看來，唐氏認為宗教意識是從心理上產生的兩個自我沖突的結果。在此基礎上，唐氏把人的宗教意識區分為十種:一是信仰自然神，向它祈求滿足自己欲望的宗教意識。二是信仰有限的人神民族神或超自然的無限神，而同時向它表示欲望的宗教意識。三是求神滿足自己來生愿望的宗教意識。四是求神主持世間正義的宗教意識。五是求靈魂不朽以完成其人格以及以苦行求靈魂解脫的宗教意識。六是信神以克欲的宗教意識，是一種崇拜皈依神以克欲成德的宗教意識。七是不信神亦不執我的宗教意識。不信神也不執我的宗教意識，如佛教能對我執破除凈盡，將自己同一于超越自我，既無人我之執，也無神我之執，而視一切皆空。八是擔負人類苦罪，保存一切價值于永恒世界的宗教意識。九是對先知先覺的崇拜，以擔負人類眾生苦罪的宗教意識。十是包含對圣賢、豪杰、個人祖先、民族祖先的崇拜皈依的宗教意識。唐氏認為，第十種宗教意識是最高級的宗教意識，原因是在高級的宗教意識中所信的神如基督和佛菩薩，都是以擔負人類的苦罪為己任的。而人類的圣賢豪杰，在實際上就從事擔負人類苦罪的事業。顯然，唐氏對宗教意識形態的劃分，還是有規律可循的，道德味道重的要比道德味道輕的宗教意識高，不夾雜欲望的宗教意識要比夾雜欲望的宗教意識高。他的這種宗教形態論，表現出他要建立宗教道德一體的思想，他開始探索將儒學和宗教加以結合。唐氏認為，人類受苦難多而無法自拔，受冤屈多而無處申訴，從而容易趨于相信神與靈魂之不朽，這可以解釋西方宗教中的一部分事實，但人類的本性除求一般之幸福快樂，求客觀社會上的正義實現之外，還追求德性之完滿。向上精神強的人，必定想去除人格中任何一點點的過惡，以達到至善，而且也愿意看到一切人都去除任何微小的過惡，同達到至善。但是，人所向往的至善人格卻是人今生所不能達到的，也不是只憑個人之力所能達到。于是人們寄希望“人之精神生命能存在于死后”，以使死后仍有繼續向上，以達到所期望的至善的活動;同時，又寄希望于師友或其他人的幫助，甚至當他人的力量仍不足以助其去惡，或發現他人都陷于罪惡中時，就不免產生肯定有一至善的、有無限力量的神力的存在，以幫助自己以及他人拔除罪惡。唐氏認為，這種追求德性至善的愿望，是人類求神與追求靈魂不滅的宗教意識背后更深刻的動力。人一旦具此動機以信神或靈魂不滅之后，又會轉而對于人的苦痛、幸福及罪惡與正義問題作一通觀:認為人之所以在現實生活中受苦，乃由于人的罪惡。人有罪而受苦，即表現為宇宙的正義原則，而苦痛反過來又使人獲得超越罪過、超越欲望的“善”，或者又成為磨煉人格，幫助人去除過惡的動因。可見，唐氏是用人類追求德性之完滿的愿望來說明的產生，來解釋世界上其他宗教的起源和一些宗教理論的。作為新儒家的杰出代表，唐氏認為儒家思想包含著宗教精神，可是也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儒家思想作為宗教有它自己的特點。他認為宗教有它不同于道德和藝術世界的特征，就是它有一個超越者的存在，同時也認為儒家思想對于超越者的信念也是存在的，不過不表現為人格神的上帝，而是另一形而上的絕對實在———天。對于中國儒家來說，天和地并非只是自然界的存在，而是具有精神生命性的存在。在他看來，對于超越者的信仰而言，中國儒教和世界上其他宗教是相同的。但在如何肯定或證明超越者的存在方面，儒家思想和世界上其他宗教又是不同的。在論證天的存在方式上，唐氏得出了天(超越者)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內在于人心。他說:“就其內在于我，而為我之仁心仁性仁德，使我之生命、我之精神、我之人格之得日生而日成之言，則天心、天性、天德之全，又皆屬于我而未嘗外溢，以成就我之特殊性與主觀性。”［11］88他認為基督教、回教與儒教的最大不同，就是基督教、回教皆重視上帝之超越性，而忽視其內在性，而儒教是超越性和內在性的統一。在他看來，宇宙間唯人能以人德繼天德。人之以人德繼天德，即其盡心知性以知天之事。人知其性即知其天所賦之性，天所賦之性為明德，此明德亦即天性;人知其性即明明德，而能繼天。在儒家思想中，人不僅有所依賴于天，天亦有所依賴于人，無天道，人道固無所自始，而無人道，天道亦無以成終。這種天與人的交互作用關系就是儒家思想中天的超越性與內在性的統一。中國儒教思想尤重積極的肯定與保存一切有價值事物，“重在積極的培養一崇敬而贊嘆愛護宇宙人生之善美福德之情，并以求有所增益于宇宙善美、人生福德，使之日益趨于富有日新為己任”。［11］90唐氏這種“融宗教于人文”的理論設想，是基于他對現實社會問題的深刻認識，而為尋找中國未來文化出路所作的有益探索。唐君毅說:“孔子融宗教于道德，神即人。宋明即道德以為宗教，而人即神。吾人今即由道德以轉出宗教，而人建立神，人造神。”［10］390由于這種宗教精神是由人的道德文化精神自身所建立的，是從人的人倫關系中，從人之家庭父子之相處，朋友之交談、群眾之聚會以及一切社會文化活動，歷史文化精神之延續的客觀自然物文化物中見神之存在，并與之相溝通，因此，它又是與中國人文精神相一致的，可以說是一種人文的宗教，唐氏宗教觀可以說是一種人文的宗教觀。他一生所孜孜追求的，是所謂真正的宗教精神。他幻想建立一種以儒教為基礎的，又吸收世界諸大教之長的未來新宗教，以消除古今中外的宗教的紛爭和沖突，使每一個人的人生都得到安身立命之所，以滿足人對精神價值的需要。
人生哲學
文化觀論文范文第3篇
一日本漫畫對香港漫畫創作的影響
香港是亞洲少數擁有自己漫畫傳統的地方，其功夫漫畫別樹一格，在日本及美國漫畫外，創造出獨特的風格而深受各地華人青年的愛戴。較鮮為人知的是，香港漫畫從戰后至今的發展，一直受到日本漫畫不同程度的影響。
我們首先回顧香港漫畫家如何受日本的影響3。戰后第一批香港漫畫家是在1960年代才正式出現，他們主要受中國大陸漫畫的影響。當時本地漫畫家接觸日本漫畫的渠道有限，只有少量翻譯日本漫畫作參考，因此日本漫畫的影響并不明顯，而且比較間接。1960年代香港受歡迎漫畫中較有日本成份的是許強的《神筆》及李慧珍的《十三點》（1966年始）。《神筆》是科幻偵探作品，超人（Ultraman，俗稱「日本咸蛋超人）為書中主要角色，這是因為1960年代末香港興起超人熱。香港電視臺播放超人電視劇，一些戲院也定期放影超人電影，超人成為小孩最喜歡的卡通人物。因此，當時不少本地漫畫都加上超人一角以增加銷路。另一作品《十三點》可說是最早期的香港少女漫畫，其畫法多少受日本少女漫畫的影響，特別是大眼睛與長腿的運用及時裝方面。聽說李從小就喜歡玩日本少女娃娃（可換衣服的那種）及看日本少女漫畫，不少創作靈感大概由此而來。此外，東方庸的科幻作品有抄襲日本人物的傾向，例如其《科學小飛俠》（1966）及《太空神童》（1966）便明顯以手冢治蟲的《小飛俠》為藍本4。
1970年代，「香港連環圖教父黃玉郎在香港漫畫界崛起，為香港漫畫開拓新路線，畫出與日、美、中不同而富有香港特色的作品。黃的《小流氓》（1971-75）開創香港功夫漫畫的先河5，這本漫畫內容是關于七個功夫小子替香港社會低下階層抱打不平的故事。《小流氓》的興起主要受李小龍功夫熱潮的影響。黃玉郎在創作這作品時，在內容及風格上似乎受到日本漫畫家望月三起也作品（特別是《七金剛》）的影響。《七金剛》是講述七個年輕特警除暴安良的故事，它與《小流氓》的最大不同在于書中主角是以現代武器而非傳統武術取勝。望月三起也的寫實風格，特別是處理暴力畫面的手法，對《小流氓》似乎有一定的啟發，奇怪的是連主角的樣貌也有幾分相似6。此外，黃玉郎同期的一些作品有盜用日本卡通人物的情況，其中以《小魔神》（1969）及《超人之子》（1969）最為明顯。前者受《鐵人28》等日本機械人卡通及電視片集的影響；后者上承1960年代末本地漫畫盜用超人的潮流。在沒有法律保障知識產權的60、70年代，這種盜用角色的情況十分普遍，連西方（如蝙蝠俠）及本地（如老夫子）的卡通人物也成為盜用的對象。1975年因香港政府立法打擊不良刊物，《小流氓》搖身一變成為《龍虎門》（1975年至現在）。除了減低暴力成份外，更有意思的發展是背景國際化，英雄們打擊的對象從香港各區的壞人變為日本黑幫。這也為香港功夫漫畫奠定了一條方程式，就是代表正義的中國功夫英雄與代表邪惡的日本武士決戰。《龍虎門》一直是70年代后半及80年代初香港最受歡迎的本地漫畫，直至馬榮成在1983年出版《中華英雄》，情況才開始改變。
馬榮成是繼黃玉郎以來最受歡迎及影響力最大的香港漫畫家，他所畫的《中華英雄》曾創下一期售出二十萬冊的記錄。馬榮成很熱愛日本漫畫，在創作過程中不斷向日本漫畫學習，更在每期《中華英雄》的最后花上一兩頁介紹他喜歡的日本漫畫家的技巧及特色。他最崇拜的是池上遼一。池上畫功細致寫實，尤擅長畫東方人面孔及功夫打斗場面。池上的《淚眼煞星》及《男組》等作品對《中華英雄》的創作有很大啟發。馬也承認池上對他影響最深，其早期作品在構圖及陰影的處理方面都學自池上。馬在自傳中多處表達對池上的敬慕，他回憶道：「在我早期入漫畫行的時候，我曾很崇拜一位日本漫畫家池上遼一，我的創作有許多亦是受他的影響。我自小的心愿是希望能與他握一次手，大家來一起暢談漫畫！于是乎我把每一期自己創作的連環圖寄到日本送給他。7此外，另一個對他有較深影響的是松森正。松森最擅長畫功夫格斗漫畫，其打斗場面十分迫真。馬榮成在處理徒手搏擊及武器格斗時都曾借鏡松森的作品（如《拳神》）8。在故事結構及人物性格的描寫上，馬受日本漫畫劇本家小池一夫的影響最深，而小池正是長期為池上遼一及松森正提供故事的劇本家。受日本漫畫處理劇本的手法影響，馬榮成（及其編劇劉定堅）在繪畫《中華英雄》時，早就將整個故事發展及細節想好，而不像其他香港漫畫家邊畫邊寫故事。在控制故事進度、在武打加上細致感情與豐富人情味及每集結尾制造上，似乎也參考了小池的做法。在本地漫畫家里，黃玉郎的功夫漫畫對馬榮成很有啟蒙作用。因此他上承黃的方程式，故事的主線也是講中國武術師傅與日本幫派的對抗。
黃玉郎與馬榮成后來都開創自己的漫畫出版公司，成為香港兩大漫畫陣營，本地大部分漫畫家都在黃的「玉皇朝及馬的「天下兩大公司出版其作品（主要還是功夫漫畫）。黃及馬近年在漫畫創作上已退居二線，而旗下漫畫家主要受他們的影響，沒有甚么大突破。
近年最值得注意的香港漫畫家反而是來自兩大集團以外的非主流派。曾在不同中小型漫畫社出版作品的司徒劍僑及利志達是新進漫畫家的代表。司徒的作品最有日本味道，擅長畫有科幻特色的格斗漫畫。他最崇拜日本科幻動畫大師士郎正宗及安彥良和，并一直將自己的作品寄給他們，而他們也多次給予意見，所以司徒當自己是他們的「俗家弟子。受日本科幻作品的影響，司徒設計的人物性格較冷酷及人際關系較疏離。司徒表示：「我寫的是科幻作品，所以不會偏重愛情。另外，或許我受了日本動畫《機動戰士》的深遠影響，愛情部分自然表達得較為含蓄。9司徒的早期作品《賭圣傳奇》（1991）在人物造型及意念上有《龍珠》及《超人》的影子。例如出現類似超級撒亞人及超人變身的「必殺技。其代表作《超神Z》（1993）及《拳皇Z》（2000，獲SNK授權）的靈感分別來自電玩StreetFighters及KingofFighters10。此外，其《六道天書》（1998，劉定堅合著）及《八仙道》（2001）則有安彥良和的《機動戰士高達》及《阿里安》的影子，可見采用著名日本卡通或電玩的風格及人物角色的做法至今仍未消失。其實近年單是抄襲StreetFighters及KingofFighters的香港漫畫便有十多套。
利志達是近年最有創意的漫畫家，其畫風獨特，多少受大友克洋、望月峰太郎及丸尾末廣的影響。他的題材及表達形式比較多元化，其中有作品竟取材自村上春樹的小說11。在故事構思上喜歡打破慣例及常識，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這方面很像望月峰太郎。
二日本漫畫對香港漫畫消費文化的影響
以香港出版情況而言，日本漫畫與本地漫畫可謂平分春色。自1992年文化傳信向日本購買版權，出版香港中文版日本漫畫以來，已有近十家本地出版社出版港版日本漫畫。其中以文化傳信、天下及玉皇朝這「三大為主力，合共出版數百種日本漫畫。現在受歡迎的日本漫畫單行本可賣五萬冊左右（昔日的《龍珠》及《灌籃高手》每期有逾十萬冊的銷路），而銷路最好的本地版日本漫畫雜志EX-am（文化傳信）每期售出約四萬冊（全盛期逾十萬冊）12。
日本漫畫對香港漫畫的消費文化有頗大影響。首先是對香港漫畫出版形式的沖擊。香港漫畫的形式一直較接近于美國，一般用A4紙彩色印刷，薄薄一本約三四十頁，以周刊形式出版；而日本漫畫的本地中文版卻沿用日本單行本的形式，用B5紙黑白印成約二百頁的書，平均一兩個月才出版一次。近年有些本地漫畫采用日本單行本的形式出版，尤以珍藏版及重刻版為多。這是因為日式漫畫體積較少、篇幅較多及易于攜帶與保存13。
香港漫畫出租書店的普及也是由日本漫畫熱潮帶動的。香港出租漫畫的歷史可追溯至1950年代，但真正的普及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1980年代后期起，隨著日本漫畫的流行，出租日本漫畫為主的書店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現在市面上有近兩百家這類書店，其中一部分是漫畫茶館。光顧者以二三十歲的男性為主。隨著漫畫上網及網吧的流行，最近一些漫畫網吧也在香港出現，以配合e世代的新消費品味。
同人志（業余漫畫創作）及cosplay（全名為costumeplay，意即扮演卡通人物的活動）是從日本傳入的兩種漫畫文化。同人志早于1980年代已在香港出現，其中以1985開始出版的同人志漫畫雜志《漫畫同盟》尤為重要，該志每期出版十多個實驗性短篇。1990年代由次文化堂出版的漫畫也多少帶有同人志的性質。近年每年都有幾個定期的同人志活動，其中以ComicWorld（由日本的SE株式會社及香港的TG坊等組織合辦）規模較大及活動最頻密（一年四次；2002年后改為一年兩次）。2002年2月舉辦的已是第13屆。此外，每年一度的「漫人墟（由香港漫畫協會主辦）也是同人志的盛事。整體而言，香港的日本漫畫及動畫組織日多，參與同人志活動的業余漫畫家亦不斷增加，但作品多在網頁刊登，本地販賣及收藏同人志作品的活動仍未算十分活躍。近年亦出現同人志出身的新進職業漫畫家，例如孫軍威就因其同人志作品被文化傳信看中而獲聘用，而且還曾被派往日本受訓。
Cosplay最初出現于1993年的一個文化展覽會中。有一個香港同人志團體租用檔攤販賣其團員的漫畫，團員則打扮成《銀河英雄傳說》的人物以引人注意。自1997年香港漫畫協會主辦「漫人墟后，香港的同人志及cosplay愛好者便每年多了一個活動的機會，參與「漫人墟的人數每年上升。自1999年后cosplay越來越受歡迎及受傳媒的注意，開始與同人志分開，呈現獨立發展的傾向。香港各大學紛紛舉辦cosplay的活動，現在每年cosplay的大型活動有四五個之多，而cosplay愛好者則多達數百。香港的cosplay呈現一些本地化現象，除了日本的漫畫人物、偶像歌星、電影及電視劇的角色外，本地漫畫角色也成為cosplay的對象14。
三日本漫畫對香港娛樂事業的影響
日本漫畫對香港的消費文化及娛樂事業都有鉅大影響。在消費文化方面，Sanrio（如吉蒂貓）、San-X（如趴地熊）、任天堂（如寵物小精靈）及Bandai（如數碼暴龍及超速搖搖）等日本卡通人物商品在香港十分流行，除了日本版外，還有大量本地版及盜版。本地版是指一些香港公司向日本取得版權，可以在產品上使用其卡通人物。以月餅為例，幾家本地月餅生產商近年推出吉蒂貓、美少女戰士、櫻桃小丸子、數碼暴龍及寵物小精靈的月餅，使中秋節加添了日本的氣氛。日本卡通人物商品的成功，刺激一些香港公司加入卡通人物商品的市場，「可愛天國及"Codebar"為兩大本地卡通人物公司，它們的設計及商業手法都十分日本化。以「可愛天國為例，其卡通人物都以日文命名，像Hanako及Nanako等，其中一個造型竟是日本神話的怪物「河童。
日本漫畫及動畫對香港電影、電視劇及音樂有一定沖擊。在電影方面，最明顯的是1990年代以來很多日本漫畫名作被改拍成真人版的香港電影。已上畫的包括《城市獵人》、《男兒當入樽》、《孔雀王》、《流氓醫生》、《青春火花》、《淚眼煞星》、GTO、《怪醫秦博士》、《鐵拳》、StreetFighters、《金田一少年的事件簿》及《殺手亞一》的香港電影版；正在拍攝中的則有《頭文字D》及《鐵人28》等。其中如《城市獵人》、《孔雀王》、《殺手亞一》、《頭文字D》及《鐵人28》是正式向日方購買版權，它們不但有日本演員、技術人員或資金的參與，而且也在港日兩地上畫。可是不少以本地市場為目標的制作卻沒有獲得日方的版權，一些使用的片名從廣東話譯名變化而來（例如GTO的中譯為《麻辣教師》，港產片《麻辣教室》便是模仿GTO的作品），而且香港導演與編劇會將故事加以修改，人物也換上本地的名字，藉此逃避法律責任。此外也有很多香港電影的名字盜用或影射日本漫畫中文版的名字，雖然內容與原著毫無關系。好象Touch、《廢柴同盟》、《愛與誠》、《超時空要塞》及《去吧！稻中桌球社》等便被改為香港電影的名稱（如《超時空要塞》變成《超時空要愛》，而Touch改作《初戀無限Touch》；《廢柴同盟》及《愛與誠》甚至不加修改便被應用）。日本漫畫也影響香港電影的內容及表達方式，好象周星馳的喜劇便十分漫畫化（如受驚時大字型倒在地上；興奮時流鼻血等）15。此外，香港近年出現很多以廚藝比賽為題材的電影，明顯是受《伙頭智多星》、《將太的壽司》及《中華小廚師》等日本漫畫的影響。
日本ACG也刺激香港動畫制作及CG（computergraphic，意即電腦構圖）在電影的運用，徐克執導的動畫片《小倩》（1997）便是港人借日人力量嘗試創作本地動畫的例子。此片雖然以可與迪士尼及宮崎駿媲美的香港動畫片為宣傳，但嚴格來說是港日合作的產品。香港負責出資、執導、配音、劇本及意念，具體的制作如原畫、上色、分鏡及3D數碼特技等則主要委托日本公司處理。香港電影雖發達，但動畫片則仍在起步階段，要借助日人之處甚多。聽說在2002年港日動漫界與電視臺正商量共同制作以金庸武俠小說為題材的電視卡通系列，假如成事，便開港日合制電視卡通的先河16。2002年初香港女星翁虹也表示會與日人合作拍攝以亞洲為市場的動畫片。似乎無論專家或門外漢都對港日動畫合作的前景抱樂觀態度。
一些日本漫畫如《愛與誠》及《消防員的故事》等曾被改編為香港電視劇，劇名雖然不同（如《愛與誠》變成了《香城浪子》〔1982，無線〕；《消防員的故事》被改編為《烈火雄心》〔1999，無線〕），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們是日本漫畫的香港電視劇版。此外，《樓下伊人》（1990，亞視）一劇也有《相聚一刻》的影子。2001年臺灣華視將日本少女漫畫《花樣男子》改拍成極受歡迎的臺灣電視劇《流星花園》，2002年香港無線電視臺亦向日方取得版權，準備開拍港版《流星花園》，而且還會去日本取景。似乎最近香港無論將日本動畫作品改拍本地電影或電視劇時，都是循著正式購買版權的方向發展。
日本動漫亦豐富了香港流行音樂。香港藝人喜歡將日本卡通的主題曲配上廣東話，好象《叮當》、《IQ博士》、《千年女王》、《飄零燕》、《鬼太郎》、《忍者小靈精》、《面包超人》、《機靈小和尚》、《櫻桃小丸子》、《百變小櫻Magic咭》、《數碼暴龍》及《超速搖搖》的廣東話版主題曲都曾流行一時。近年，就連日本的動畫片如《叮當》、《寵物小精靈》及《數碼暴龍》等在港上映時也請本地著名歌手唱廣東話版主題曲。
四結語
日本漫畫對香港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相當影響已是不爭的事實。日本漫畫豐富了香港漫畫及流行文化，但香港漫畫家及藝人大多不是盲目抄襲，而是有選擇性地加以改造及運用。其實香港的漫畫、電影、電視劇及音樂都有其獨特之處，也許一些還可以給日本的同行參考。李小龍及成龍的功夫電影及金庸的武俠小說在日本大受歡迎，2002年上半年度日本富士衛星臺播放中日合制的金庸《神雕俠侶》的卡通系列（全26集）。香港動畫科技公司MenfondElectronicArt曾參與制作Square第八代《太空戰士》（FinalFantasy8）的動畫影像。香港漫畫也開始引起日本人注意，例如李志清帶有中國水彩畫風格的漫畫（如《射雕英雄傳》及《三國志》〔與日本漫畫劇作家寺島優合作〕等）及利志達變化莫測的特殊畫風（如《刺秦》〔1993〕及《飛人九》〔1996〕等）便很受日人賞識，他們的作品更獲邀在日本出版17。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港日漫畫界及流行文化會有更多合作與互相刺激的機會。這不但能夠刺激彼此的創作意念及方法，還會制造商機，為近年市場及創意均走下坡的港日漫畫界帶來更新的動力。
注釋
1有關日本漫畫對港、臺、中、韓及東南亞的影響，參NgWai-ming,"TheImpactofJapaneseComicsandAnimationinAsia",JournalofJapaneseTradeandIndustry，第21期4號（東京：2002年7月），頁30-33。
2有關日本漫畫在香港的歷史簡介，參夏目房之介：《マンが世界戰略》（《漫畫的世界戰略》）（東京：小學館，2001），第四章，頁93-114。此外，也參看趙永佳：〈日本漫畫旋風襲港：記60至80年代的發展歷程〉，《新晚報》（香港），1988年6月5日。
3有關香港在戰后之初、1950及60年代的漫畫發展，參鄭家鎮：《香港漫畫春秋》（香港：三聯書店，1992）。
4黃少儀、楊維邦編著：《香港漫畫圖鑒》（香港：樂文書店，1999），頁103。
5有關香港功夫漫畫的形成及特色，參JohnLent,"LocalComicBooksandtheCurseofMangainHongKong,SouthKoreaandTaiwan",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第9期1號（新加坡，1999），頁108-14。
6黃少儀及楊維邦指出望月的《秘密偵探JA》對黃玉郎的人物造型也有影響。參注4書，頁21。
7參馬榮成：《馬榮成自傳：畫出彩虹》（香港：友禾制作事務所，1990），頁39、95。
8馬榮成早期作品的題材、背景構圖及對人物動作的繪畫等方面，不少是受松森正的啟發。同注7書，頁45。
9謝聯達：〈徘徊現實與科幻之間：司徒劍僑自強信念：「盡人事聽天命〉，Action，創刊號（香港，2002年4月），頁56。
10；11大アジア虛榮同盟編：《亞細亞通俗文化大全》（東京：スリーエーネシトワーク，1996），頁253-54；254-55。
12有關新加坡與香港在出版日本漫畫的比較，參吳偉明：〈新加坡的日本漫畫文化〉，《亞洲文化》，第24期（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0年6月），頁108-21。
13「三大以外，以自由人（已倒閉）為首的中小型漫畫出版社發行不少日式單行本及雜志，對本地漫畫業帶來沖擊。參劉定堅：《連環圖大決戰》（香港：自由人出版集團，1993），頁193-95。
14有關香港cosplay的簡介，參EddieChan：《J-Point別冊：CosplayCollection秋の號》（香港：J-FanLtd，2001）。
15歐陽傲雪：〈再談香港電影〉，《西湖評論》，第67期（1999年12月10日）。
文化觀論文范文第4篇
中外合資企業是跨文化管理體現最為集中的層面。有關研究資料表明：企業合資具有很高的失敗率，失敗率40％，不穩率30％。引進國外管理模式是跨文化管理的又一種表現形式，但真正獲得成功的也不多見。上述情況的發生，固然在于文化、風格和素養的差異，但細究起來則源于我們在跨文化管理上認識與實踐的種種誤區。
誤區之一。把學習借鑒誤認為沿襲模仿。善于學習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強盛不衰的基本要素。學習要學其精華，結合實際，努力創新，實現超越。發達國家的企業管理水平比我們高，理應向他們學習，但遺憾的是，我們始終沒有擺脫沿襲模仿的老路。管理理論的書籍基本上是介紹國外的模式與方法，唯獨缺少本國鮮活的管理思想與案例。在管理實踐上，不少單位滿足于照貓畫虎，亦步亦趨。其結果只能是邯鄲學步，外方的管理模式并未學到家，反而將自己的優秀文化及相應的管理方式丟掉。
誤區之二。引進管理模式、實施跨文化管理，恰恰忽視了“文化”這一核心要素。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管理也是一種文化，同樣要受到文化構成因素的制約。每個民族都有自身發展的歷史進程、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這些都是管理模式形成和發展的前提條件，并影響著其從一種文化環境轉移到另一種文化環境的可能性。從中我們可以領略到文化的重要性。當我們回顧引進管理模式，實施跨文化管理時，卻會驚詫地發現，人們恰恰忽視了“文化”這一核心要素。我們很少系統地作不同文化的對比分析，很少從文化的角度去實施有效的跨文化管理，更談不上倡導、培育民族精神與外來管理模式的有機融合。在這方面，日本為我們樹立了成功的榜樣。它將西方的管理理論與自己的民族特性、民族傳統、價值觀等融為一體，創造出新的“社會技術”，鑄就了日本的經濟騰飛。
誤區之三。輕視文化差異，對環境、市場缺乏深入調查研究。當企業跨國經營時，人們所面對的是與其母國文化根本不同的文化。涇渭分明的文化差異和摩擦，無疑為經營設置了重重障礙。
誤區之四。不善溝通，方法單一，融合度低，主要依賴于制度維系生產經營活動。所謂溝通，其基本含義是：一個人有意地將信息傳遞給另一個人的過程（它是一個循環相互影響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信息發出者、接受者和信息本身）。溝通是跨國經營、合資企業實施有效管理的前提條件。從一定意義上講，溝通決定跨文化管理的成敗。然而，一些跨國經營者卻對溝通及其技巧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缺乏東道國的語言習慣、表達方式、風土人情等方面的知識。有的采用自己慣用的方式方法去溝通，不僅達不到自己的初衷，有可能還會弄巧成拙。
探索實踐中國特色跨文化管理之路
跨文化管理對于發展中的中國仍然是一個新的課題。那么，如何撥開層層迷霧，走出認識與實踐的種種誤區呢？筆者以為要始終堅持以實際問題為中心，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積極從民族特性的角度、思維方式的轉換、文化融合的方法等方面進行審視探求，努力使自己的主觀認識符合客觀實際，從而有效地推進探索與實踐的步伐。
一、以實際問題為中心，實行院校與企業的合作。理論的價值在于指導實踐，研究的目的在于解決實際問題。我們應從實際問題出發，進行認真梳理，作為探索研究的主攻方向，深入調研，求真務實，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著眼于理論思考，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認識。院校研究力量雄厚，理論前沿信息廣博。企業實踐機遇眾多，探索空間廣闊。二者聯手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探索實踐中國跨文化管理，就能夠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少走彎路，早出成果，大大加快了探索實踐的步伐。
二、主動迎接文化的挑戰，力求思維方式的轉變。經濟全球化的興起，意味著跨文化管理的全面展開。文化的千差萬別，形勢的瞬息萬變，呼喚著思維方式的轉變與創新。首先是分解思維向整體性思維的轉變。分解思維是從具體問題入手，然后再慢慢向整體延伸。而整體性思維則相反，要求首先把握全局，然后再作具體分析。其次是從線性思維向跳躍性思維轉變。
三、尋求文化的共同點，尊重文化的差異點。雙方既然能夠走到一起進行合資合作，一般地說，在利益和文化方面總是存在著共同之處，尋求合作雙方的文化共同點，是合作初始的一項重要工作，也是實現文化融合的基礎。尋求文化共同點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1．從雙方母公司企業文化對比分析中尋求共同點。2．從雙方母公司歷史發展對比分析中尋求共同點。3．從雙方母公司跨國經營發展對比分析中尋求共同點。共同點是走向融合的先導，差異是跨文化必然的過程。尊重差異，是防止文化沖突的必要條件。只有尊重差異，才能理解差異，增進共識，縮短差異的過程。合作雙方都應做到顧全大局，，換位思考，相互包容。
四、建立溝通渠道，形成融合載體。文化的沖突在于缺少有效的溝通。順暢的溝通渠道應包括橫向與縱向兩個系統，具有傳遞及時、反饋準確的機制。東風汽車有限公司除了具有相應的會議、培訓外，還建立了總裁與工會主席會晤等四項制度，開展了形勢目標教育活動，《東風汽車報》開辟了“有容乃大”東風日產文化融合論壇，東風電視臺舉辦了東風有限公司領導專訪系列節目等。事實證明，對于增進理解信任，消除誤解，推進工作進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文化的內涵體現在事物之中，文化的融合需要有相應的載體。融合載體應具備以下四個條件：1．有效地促進經濟效益的增長。2．有力地提升管理水平。3．吸納廣大員工參與。4．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東風有限公司開展的QCD改善活動，時間雖然不算長，但已顯示出其強大的生命力。導入QCD改善理念和方法，使日產的先進文化具體化，易為廣大員工理解和接受，產品質量和勞動生產率得到了明顯提升，有利于發揮員工個人聰明才智，實現了不同文化的初步融合。
方興未艾的跨文化管理給了我們難得的機遇，火熱的實踐給我們以豐富的素材和充分的自信。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下，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自覺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善于汲取世界先進管理理論，不斷解決實際問題，不斷形成我國自身的理論認識，探索實踐中國特色跨文化管理之路就會越走越寬廣，就會有效地推動我國的經濟快速發展。
文化觀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隨著時代的進步，企業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的折射，在企業發展和生存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本文就物業管理企業文化的內涵、特征與內容作了深入分析，并對物業管理企業在企業文化建設 中應注意的問題作了闡述。
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入發展使商品經濟領域的競爭 日趨激烈，也引發了人們服務觀念、價值觀念的重大變化。隨著時代的進步，企業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的折射，在企業發展和生存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在全球化經濟競爭時代，沒有文化和品格是萬萬不能的，物業管理企業也不例外。
一、 物業管理企業文化的內涵與特征
物業管理企業作為以房屋為管理對象，以人為服務對象 的市場主體，應對企業文化建設高度重視。物業管理企業文化，實際就是一種以價值觀為核心的對物業管理企業全體員工進行企業意識教育的微觀文化體系。具體來說，物業管理企業文化是物業管理企業在長期經營服務實踐過程形成，并為本企業員工自學遵守和奉行的的共同價值觀念、經營哲學、企業精神、職業道德、企業化制度和企業形象的總和。物業管理企業的核心是企業價值理念，作用對象則是企業全體員工。
將物業管理行業的企業文化與其他行業企業的企業文化 比較起來 ，可以從六個方面來把握物業管理企業的企業文化的特征：
(一)創新性文化
由于物業管理產品的均質化及市場競爭激烈化決定了物業管理企業文化的首要特征——創新文化。物業管理公司要做出良好業績，靠得是過硬的管理服務，這是物業管理企業生存的基礎。然而，由于各個物業管理公司，無論是在物業管理的內容上還是形式上，差異都是細微的。無論你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知名企業還是非知名企業，就物業管理服務而言，內容上日復一 日，物業管理服務各個崗位綠化、清潔、維修、保安，工作內容也趨于一致。就這樣，在物業管理產品質地無差別化的前提下，一個物業管理企業要想從眾多同質企業中脫穎而出，就需要在物業管理從內容到方式各個環節上不斷創新形成個性化的管理服務，適應個性化市場需要，創造個性化物業管理品牌。倡導物業管理服務創新精神、創新物業管理理念與模式，成為物業管理企業文化的重要內涵。
(二)服務性文化
物業管理行業性質決定了物業管理企業文化是服務文化。眾所周知物業管理企業屬于第三產業，是服務性行業。物業管理說“管理”，其對象指的是“物”，即物業；說“服務”，其對象是“人”，即業主。所謂“管理”，實質上是“服務”的內容。歸根到底，是為業主去管理物業。因此，提倡以業主為服務中心，強調服務理念、服務意識成為物業管理企業文化的重要特征。
(三)微利性文化
物業管理企業所處行業屬微利行業，企業經營的目標不是獲取暴利。所以物業管理企業的經營策略不同于一般企業。物業管理企業經營要做到“開源節流”。一方面，造就物業管理企業經 營理念 的“規模經濟 、多元化和智能化”三種價值取向。這三種價值取向，旨在“開源”。其中，規模經濟重在提高物業市場占有率，多元化重在挖掘既得市場經濟潛力，智能化則重在提高物業管理科技含量以期提高獲利能力。另一方面，物業管理企業在經營管理中不能不強調“節流”，追求人員精干化，工作流程簡約化 ，工作方式效率化。而且也由于物業管理企業在與業主的角色關系中兼有管家的角色定位，因而其文化內涵不能不包含一些由此而決定的精神特色，如節約節儉精神等等。
(四)社區性文化
由于物業管理公司的管理對象都是一定范圍社區的物業，服務對象是業主與使用者。在社區文化建設中，物業管理企業也是眾多文化建設主體中的一個自然主體之一。但是，我們物業管理公司在社區中的特殊地位，使物業管理企業成為社區文化的天然組織者，而社區成為物業管理企業文化的重要載體，從而使物業管理企業的企業文化打上深深的社區文化烙印。而物業管理企業企業文化社區化價值取向，在性質上表現為物業管理企業價值觀念在社區的滲透、輻射、影響，在形式上表現為物業管理企業在社區的文化管理、氛圍管理、公約管理。從而，物業管理企業的企業文化帶有明顯的社區性傾向。
(五)細節文化
細節文化是指企業以一種精益求精的精神，努力創造一種超越一般行業標準，超常規的個性化的服務理念和服務體系，以求獲得更高的顧客滿意度和更好的市場宣傳效果的一種企業文化。物業管理企業屬于服務性行業。物業管理的對象是人，即業主。因此提倡以業主為服務中心，強調服務理念、服務意識成為物業管理企業文化的重要特征，物業管理企業文化的這個特征又決定了其細節文化。物業管理中的細節是產品質量與服務水平的代表，細節最富有表現力，最容易形成口碑宣傳和新聞效應，細節在勢均力敵的競爭中，往往能夠起到一種四兩撥千斤的重要作用。
(六)執行力文化
物業管理企業尤其強調執行力。所謂執行力，就是企業管理運行當中制定的一整套行為和技術體系。它能夠使企業形成自己獨特的發展優勢和競爭優勢，是企業成敗的關鍵因素。
物業管理企業屬于服務性行業，服務對象是業主和使用人；物業管理強調競爭中創新，創新中發展；物業管理服務注重細節。這些都需要一整套成體系的技術、行為等規范。
二、物業管理企業文化建設的基本內容
物業管理企業文化建設的著眼點是以人為本，努力提高企業員工的素質，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大力弘揚團隊精神和協作精神，進而提高企業的綜合實力和競爭能力。基本任務是構建富有競爭活力的企業文化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具體內容：
1．凝煉企業價值觀念
企業價值觀是企業文化的基石，企業文化 的所有內容都是在企業價值觀的基礎上產生的，都是企業價值觀在不同領域的體現或具體化。凝煉企業價值觀念，主要是從企業的實際出發，根據企業定位，總結、提煉和培育鮮明的企業核心價值觀念，在企業員工中引起共鳴，實現員工對本企業價值、理念、精神的認同。這是企業文化建設的關鍵環節。
2．形成企業經營理念
企業理念是企業思想、文化觀念等意識特質的總和，是企業的管理者和全體員工經營企業的哲學、思想、觀念，它影響到企業的經營方針、戰略決策、行為準則和工作方法，是企業一切工作的思想基礎，更是企業文化建設的靈魂。形成企業經營理念，主要是通過對企業中長期發展目標、生產經營方針、發展戰略和策略的思考，提煉特色鮮明、充滿生機而又符合企業實際的企業經營管理理念，從而使企業的資金、人員、設備、信息等資源真正發揮效力。
3．確立企業精神
企業精神是企業的精神支柱，是企業文化中的決定性要素，它反映了企業員工集體的心理狀態、意志狀態、思想境界和理想追求，以及相應的精神氛圍。確立企業精神，就是將企業現有的思想觀念、傳統習慣、行為方式中的積極因素進行總結、提煉，有意識地提倡、培養員工群體的優良精神風貌，使企業改革發展的經營思想變為員工自覺的行動。
4．明確企業發展目標
企業發展目標是企業文化的引航燈，企業文化建設的目標應與企業的發展戰略目標相一致，使之成為企業全體員工的共同追求，形成企業的凝聚力從而增強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自覺將自己的崗位工作與實現企業奮斗目標聯系起來，把企業的經營發展轉化為每一位員工的責任。
5．建設企業道德規范
建設企業道德規范，主要是加強企業和員工共同遵守的道德意識、道德關系和道德行為建設，形成企業內部調整人與人、單位與單位、個人與集體、個人與社會、企業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準則和規范形成企業微觀意識形態。
6．完善企業管理制度
企業制度是企業為實現其發展目標，要求其成員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是處理相互之間關系的各種規章制度、組織形式的行為準則、行為規范。完善企業管理制度，主要是按照國家和地方政府頒發的各項有關法規，吸取和借鑒國內外先進的物業管理企業經驗，建立健全企業各項管理制度，構筑完整的制度體系，完善管理環境。堅持制度在先，用制度規范管理，提高服務。寓文化理念于制度之中，明確企業的共同行為準則，規范企業員工行為，保證整個企業能夠分工協作、井然有序、高效運轉，不斷提高服務水平和管理效能，并在提高管理水平的過程中使全體職工感受到個人價值的充分實現。
7．塑造企業形象
塑造企業形象，是從企業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方面做起，它們是建設企業形象戰略的三大支柱，即企業理念識別系統(MIS)、企業行為識別系統(BIS)和企業視覺識別系統(VIS)。通過進行企業形象設計和建設，鑄造企業靈魂，提升員工整體素質 ，塑造現代企業新形象，打造企業品牌，提升企業的知名度、信譽度和美譽度，樹立企業對內對外良好 的公眾形象 。
三、物業管理企業文化建設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物業管理行業的特點，決定了其企業文化的重要性。物業管理企業文化建設同樣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針對企業 自身特點、市場狀況以及企業未來的經營發展目標不斷加以充實完善，還要防止企業無形的文化和有形的其他管理制度沖突碰撞，防止物業管理企業文化和社會文化脫節。應當充分認識到物業管理企業文化建設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還要看到企業員工接受和自己價值觀有一定差異的企業價值觀念，是一種被動和強制性的服從行為，是一種從不自覺到自覺的行為。企業應該以一定的科學理論作指導，按照一定步驟，循序漸進，有條不紊推動企業文化建設的順利開展，同時應該避免下面幾個問題 ：
1．避免無文化現象
沒有文化的物業管理企業必定是失敗的企業如果企業僅有十分系統、嚴明的各種規章制度，規定員工必須怎么做和不能怎么做，沒有明確的文化理念和價值倡導，疏于對員工的教育與培訓，可能會導致企業活力不足、缺乏憂患意識，甚至會有離心現象產生。
2．避免文化愚民現象
如果過于強調企業的某種文化理念，推廣教育手段過急，可能會使企業員工盲從，而缺乏獨立思考創新。創新是企業持續發展的必要手段，如果企業不思進取，故步自封，無異于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3．避免文化理想現象
企業文化如脫離實際，其倡導的文化理念超出企業范圍，或認為企業文化可代替一切企業管理所有其他內容，可能會使企業忽視眼前的險惡環境，會流于假大空的陷阱。甚至可能和業主的價值觀發生沖突，從而使企業的運作不靈驗，導致企業運作環境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