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消費者調查報告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中國消費者調查報告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中國消費者調查報告范文第1篇

1999年末移動通信市場現狀

手機普及狀況。調查顯示，北京市18—50歲的人群中，有略超過半數（52.2％）的被訪者使用手機，可見至1999年底，北京市場手機的發展水平是比較高的，占經濟活動型人口的一半左右。不同年齡消費者手機的擁有率存在較大差異（見表1），調查顯示，18—29歲，30—39歲，40—49歲手機擁有率分別為43.4％、68.2％和43.2％，假定50—54歲年齡組與40—49歲相同，以北京市三年齡段人口年齡結構比重進行加權平均，則大致可推算1999年底北京市城八區手機普及率約為30％，即每10個人約擁有3部手機。以北京城八區擁有650萬人口計，城區手機用戶達195萬。

消費者特性。就消費者而言，除年齡外，不同性別、學歷、職業和以往的人群手機的擁有情況必然存在較大的差異。調查顯示，就性別而言，男性擁有率要明顯高于女性，近六成（59.7％）男性被訪者擁有手機，女性被訪者則為四成強（43.2％）;就年齡而言，30—39歲的中青年消費者擁有率最高，超過2/3，18—29歲，40—49歲組擁有率要低得多;就學歷而言，隨學歷升高，擁有率顯著升高，特別是以高中與大專學歷為分界點，差異明顯，即手機擁有者主要集中在大專以上學歷人群，高中以下學歷較少;從收入水平看，隨收入升高，手機擁有率明顯升高，以月收入3000元及1500元為分界點，月收入3000元以上者擁有率高達90％左右，1500元以下者為12—30％，低于平均擁有率，1500—3000元者為65％左右，亦高于平均擁有率。從職業類型看，手機擁有以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為最（80％左右），其次是個體業主、自由職業者和公務員（60—70％），再次是專業技術人員和普通職員（50—60％），工人和服務人員擁有率最低，僅為5％左右。可見，手機用戶群主要集中于30—39歲，大專以上學歷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尤其是3000元以上的消費群體，值得注意的是月收入達到1500元的中等收入人群正日益成為手機大眾化趨勢的主要目標消費。

對于北京市場的兩大運營商中國移動通信公司（原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二者的消費群體在年齡上存在某種細微差別，比較而言，中國聯通更受18—29歲的青年人群的青睞，而中國移動通信更受30歲以上中青年和中年人群的青睞。

手機品牌。調查顯示，1999年底，北京手機市場的品牌分布狀況與以往相比并沒有太大的改觀。傳統三強摩托羅拉、愛立信、諾基亞仍然占據市場的領先者地位，三者總和市場占有率超過80％，其它品牌均難以望其項背。其次是西門子、飛利浦、三星等第二集團品牌，市場占有率10％左右，其它品牌還有松下、阿爾卡特、高通等國外品牌，市場占有率均很低。在電信長城CDMA手機中，除摩托羅拉外，主要有三星、高通等品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1999年是眾多國產手機廠商發動大規模廣告宣傳攻勢的一年，但北京的市場現狀仍然未能給國產手機留下太多的市場空間，國產手機市場業績不佳，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其技術、宣傳和服務策略等方面的原因，如何做好國產手機這篇大文章，在手機市場上分一杯羹，其路還正長。

1999移動通信發展狀況

移動通信發展態勢。調查顯示，所有擁有手機的被訪者中34.4％在1998年前購買手機，40.9％在1998年內購買手機，24.7％在1999年內購買。可以看出，近幾年中，1998年是手機增長最快的一年，雖然調查數據存在一定的偏差，仍足以表明1998年內北京手機的增長率近乎翻了一番。事實上，全國手機用戶在1998年內亦從1000萬增至2000萬。進入1999年，雖然手機市場仍處在高速增長之中，但增長速度已顯著放慢，從調查看，1999年北京市場增長無論從絕對數量還是相對速度均較1998年有所放慢。在北京這樣經濟較發達的特大城市，手機普及率幾近30％，雖然年內手機入網資費持續下調，但其它資費如通話單價和月租費等仍保持不變，手機增長放慢是不難理解的，但以此推論全國市場的發展趨勢則失之偏頗。因此，在北京這樣手機普及率較高的大城市，為促進手機的持續發展，進一步降低手機的使用成本包括通話單價、裸機價格、入網費和月租費等長期成本，將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手機消費群體特性及其趨勢。就1999年購買手機的消費者自身特性而言，從性別看男性仍高于女性，分別占55％和45％左右;從年齡看，以18—29歲和30—39歲的青年人和中青年人為主，分別占43％左右;從學歷看，以大專以上學歷特別是大學以上學歷為主;從收入看，則以月收入1500—3000元者為最多，其次是月收入3000—5000元者和800—1500元者。與1998年購機者相比，1999年購機者表現出了一些明顯的趨勢。（1）雖然女性購機者仍處于少數，但女性購機者越來越多，從36.5％增至45.1％。（2）購機者年齡分布趨向于分散，從集中于30—39歲的中青年人群逐步分散至18—29歲青年人和40歲以上的中年人。（3）購機人群繼續集中于高學歷人群，但趨勢已不很明顯，這可能與北京消費者普遍具有較高學歷有關。（4）由于手機各種價格的持續下調，手機消費日益大眾化，使手機能夠為更多的中低收入者購買，表現為1999年購機者進一步趨向中、低收入者，且分散至各個收入階層，而高收入者由于普及率高，購機比重反而下降。

消費者運營商及手機品牌選擇。調查顯示，與1998年相似，1999年購機者的運營商選擇基本狀況仍是移動通信公司多于中國聯通。電信長城CDMA選擇比重仍很低，但與1998年相比，1999年消費者對中國移動通信公司的選擇略有下降（約2個百分點）。中國聯通則略有上升（約3個百分點），電信長城CDMA穩中略降。中國聯通的緩慢上升，顯露出移動通信市場正緩慢發生著有利于消費者的市場競爭態勢。從消費者的手機選擇看，除傳統三強仍居主導地位，且摩托羅拉有進一步加強之勢外，手機選擇進一步多元化，處于第二集團的西門子、飛利浦、三星等品牌有所上升，升幅為1—4個百分點不等，而國產品牌則仍是雷聲大，雨點小，消費者選擇很少。

消費者購買行為。中國移動通信業發展到現在，已經走過了十幾年的歷程，早期的手機消費者越來越多地需要更換手機（保留原號）或者新購手機重新入網，淘汰原有手機。1999年新購手機中，這兩種情形比較明顯。調查表明，1999年內平均每售出6部手機，就有一部是新購手機入網，淘汰原有手機（包括原號），一部是新購手機，替換原有手機，其余4部是首次購買手機入網。其中，對中國移動通信公司用戶而言，淘汰原有手機而入網和替換手機的比例分別為9.1％和18.2％，首次入網者占72.7％，中國聯通用戶首次入網占58.8％，淘汰和替換原有手機分別占23.5％和17.7％。均為新入網或淘汰原有手機入網，而無替換手機的情形。

購買價格。調查顯示，1999年手機市場裸機價格在進一步下降的同時，價格差別很大，有的高達6000元以上，有的則低至1000元左右，這與手機市場進一步細分化，產品/服務功能逐漸拉開檔次密切相關。裸機平均價格則降至2000元左右，這也是手機購買者逐漸向中低收入階層過濾的主要原因。至于入網費，1999年內兩次下調，其中中國移動通信公司分別下調至1000元和700元左右，平均為920；中國聯通則分別下調至780元和300-500元左右，平均為580元左右。總體而言，調查表明最低為300元（電信長城CDMA手機除外），最高亦不過1250元，平均水平約為780元。

1999移動通信市場主要事件消費者認知

1999年移動通信市場熱點不斷，內容涉及資費政策、運營商服務、手機終端以及中美WTO電信協議等諸多方面。調查顯示，被訪者認知最高的事件是手機資費（入網費）下調（83.4%），其次是中美WTO有關電信協議的基本內容（74.2%），再次是雙頻手機進入市場（64.7%）和中國移動通信公司從中國電信剝離（51.9%）。被訪者認知較高的還有上網手機（41.7%）和聯通手機直撥IP電話（38.3%）。電信長城CDMA手機話費降價一半（34.9%），預付費SIM卡手機的推出（32.2%），網上拍賣手機（31.9%），手機點播信息增值服務（26.4%）和聯通手機免費郵寄話費清單（26.1%）等認知度都不高，位居最后。縱觀以上熱點問題，可以看出，被訪者認知度最高的是有關移動通信的產業政策問題，特別是資費政策，顯示消費者對手機資費政策的關注。電信長城CDMA手機由于用戶規模小，其熱點政策影響小，故認知度不高。其次是對各類手機產品的關注，特別是去年年初就已成為熱點的雙頻手機的推出，年內大肆廣告宣傳的國產手機的推出等。對于運營商推出的一些服務項目如預付費SIM卡手機，手機點播信息增值服務及交費服務等認知不是很高，一方面顯示消費者對這些問題不是很關注，同時亦顯示運營商推出的服務宣傳不夠或目標受眾有限。至于被訪者對上述熱點事件印象最深的三件事，結果表明，印象最深事件的排序與被訪者的認知基本一致，印象度最高的是手機資費（入網費）下調（70.8%）和中美WTO電信協議的基本內容（39.2%），其次是中國移動通信公司從中國電信剝離（34.7%），雙頻手機進入市場（22.3%）和國產手機進入市場（22.0%）等，蓁各項排序基本與認知度排序基本一致。

1999影響手機購買的原因及消費者對市場現狀的評價

調查表明，1999年，影響被訪者購買手機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雙向收費不合理（63.6%），其次是有替代品（54.5%）、本人用不上（39.2%）和通話單價偏高（34.3%）、再次是裸機價格偏高（26.6%）、入網費偏高（15.4%）和月租費偏高，其它原因如服務、話音質量等不是很重要。綜合起來看，除去有替代品和本人用不上等無需求原因外，影響潛在消費者購機的主要原因還在于價格，特別是通話單價，而雙向收費歸根結底還是手機的通話單價問題，這已成為購買使用手機的最主要障礙。對于話音質量、運營商服務質量等，由于潛在用戶未使用手機，則僅是購買使用手機后才會考慮的問題。

中國消費者調查報告范文第2篇

麥肯錫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陳有鋼表示：“我們見證了日漸成熟和精明的消費群體的崛起，調查還表明，在華運作的企業應根據消費者的獨特偏好，調整其市場營銷計劃的重要性。”

麥肯錫對中國消費者行為進行的第三次年度調查顯示，四種趨勢正在重塑著中國消費市場格局，即消費者行為的地區差異日益重要、富裕的消費者對高端產品的偏好加強、消費者對品牌忠誠度的下降，以及與消費者建立聯系的新途徑。

地區差異日趨重要

現時，中國許多企業依然按照城市級別來細分客戶，他們假設著全國各地富裕的一線城市居民，有相似的消費態度和行為，盡管這一趨勢在分析以收入為基礎的消費者行為，例如購買高端產品的意愿時依然有效。

但最新調查顯示，消費者態度和行為的地區特點，正變得比城市級別差異重要得多。例如，中國西南地區的消費者在購買某一產品前，對其口碑的依賴度(42%) 要遠遠高于國內平均水平的37%。而漂亮的外觀設計對西南地區的手機用戶來說，是他們購買的最重要因素，占被訪者的32%，國內平均水平卻僅為18%。

過去，企業一直可以按照各城市的相對經濟地位來劃分市場，即依靠“城市分級”體系。但隨著中國財富向各地區的擴散和城市化的持續進展( 到2030 年，中國中心城市的總人口將達到或超過10 億人)，在確定最佳市場戰略時，地區特點已變得比城市級別差異更為重要。在麥肯錫研究的主要購買因素中，有六項地區差別比城市等級差異顯得更為重要，如影響力來源的因素以及有關新產品接受度的因素等。

在考察花錢購買高端品牌意愿等收入驅動因素時，城市等級依然十分重要。因此，企業需要重新考慮戰略選擇，重新評估地域擴張、資源配置所采用的標準，投資開發滿足不同顧客需求的新產品，完善營銷信息傳遞方式和優化營銷組合。

高收入者對高端產品的偏好加強

隨著高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這些消費者正表現出對高端商品的購買傾向。這些消費者中的15% 表示，他們愿意花高出商品平均價格一倍以上的錢來購買很多產品，包括牙膏、剃須刀等，商品包括手機、電視及電子產品。

在某些極端案例中，高收入個人甚至愿意花平均價格3 倍以上的錢，來購買個人護理產品。這些高端消費者并沒有被限制在中國的一、二線城市，即使在三線城市，高收入者甚至愿意支付相當于平均價格4.5 倍的價格購買某些個人護理產品。

事實上，當被問及什么促使消費者購買一款新的面霜時，有近2/3 的受訪者表示，親友的推薦起到決定作用，而這一比例在美國和英國則僅為38%。相反，英國和美國的消費者會有2/3 被免費發放的試用裝所左右，而在中國這一比例僅為1/5。

年輕消費者尤其容易受高端商品的吸引，18 ～ 24 歲的年輕人中有1/3 稱自己愿意花費相當于月收入1.4 倍的價格購買最新潮的手機。

麥肯錫稱，隨著家庭財富的增長和選擇范圍的擴大，高端產品市場得到了發展。如今，消費者中15% 的人愿意為高端電子消費產品支付至少高出60% 的價格，為某些個人護理產品支付高達3 倍以上的價格。

可以看到，年輕消費者更愿購買高端產品。以手機為例，他們愿意付出3 倍于其月收入的價格，購買最新款的手機。這將導致鼓勵兩類企業的發展，即希望通過進入高端市場提高盈利水平的企業，以及希望向上延伸品牌但不得不迎合大眾市場口味的企業。

月收入在5000 元人民幣以上的消費者更愿意為頂級產品支付溢價，到2015 年，這類高收入者將占到所有城市消費者的1/3 和消費總金額的一半。

品牌忠誠度下降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新品牌的不斷涌現，中國消費者購物范圍在擴大，而對品牌的忠誠度正在下降。在受訪者當中，表示會繼續購買目前所購品牌的比例，消費電子類品牌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5%，食品飲料類則下降了53%，致力培養消費者忠誠度的企業，建議企業應更多地從消費者喜愛的產品功能上下功夫。

與西方消費者相比，中國的消費者在挑選產品時，對產品實用功能方面的重視程度遠遠高于感性方面的因素。在此次調查涉及的個人護理、食品飲料和消費電子產品所有14 個產品類別中，消費者列舉的前三位購買因素都是從功能方面考慮的，例如“質量好”、“性價比高”等。

幾年前，品牌在中國就顯得非常重要，相對其他市場而言，中國毫無疑問是更受品牌影響的國度。2/3 的消費者在商店購物時愿意只挑選一種或少量幾種提前決定購買的品牌，而英國或日本的消費者中這一比例則不到一半。因此，進入中國消費者考慮的幾種有限的品牌名單至關重要。

中國消費者根據產品性價比、而非品牌的購物傾向，正變得越來越明顯。“受促銷影響”類型的消費者人數提高了37%，而看重促銷遠勝于品牌的傾向，在低收入消費群體中更為明顯。隨著可供選擇的品牌數量的增大，消費者在考慮各種產品類別時，最終會不可避免地考慮更多品牌。消費者對特定品牌的忠誠度正在減弱，食品飲料企業首當其沖，只有不足1/4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將繼續購買原來的品牌―這一數字是2007 年統計數字的一半。

對外國企業有利的因素是，這種品牌忠誠度的減弱，伴隨而來的是消費者對品牌來源地的開放態度―受訪者中，表明自己沒有任何品牌來源地偏好的比例，從2007 年的42% 提高到了52%。

這將鼓勵企業更加集中精力強化品牌內涵，通過產品效用的差異化，克服消費者被促銷左右或只注重價格而不關心品牌的傾向。今年的調點放在三大品牌選擇動因上，即品牌規模，消費者對功能性的偏好，以及消費者的環保意識。

大品牌是優質可靠產品的代名詞。調查顯示，品牌忠誠度的下降在大品牌中不那么明顯。此外，如果某個大企業經營多種商品，那么該企業旗下某品牌產品的現有用戶在考慮其他產品類別時，會更多地考慮該企業的其他品牌。例如，LG 手機用戶對LG 冰箱的關注度幾乎是非LG 手機用戶的三倍。

因此，企業通過現有品牌推出新產品或進入全新產品領域，比創造新品牌更可能獲得成功。康師傅在包括方便面、茶飲料到烘焙制品等多類商品中，均使用康師傅品牌。隨著公司在方便面市場和茶飲料市場分別占據47% 和52% 的份額，這一戰略取得了成功。1996 年推出夾心餅干后，康師傅僅用5 年時間就獲得了1/3 的市場份額。

與消費者建立聯系的新途徑

電視依然主導著中國的廣告媒介市場，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中國消費者表示，如果哪種品牌的食品或飲料沒在電視上看見過，他們就不會購買。但同時，包括“病毒式營銷”和店內樣品等新媒體和創新促銷技術的普及，正在改變營銷人員聯系消費者的方式。中國購物者在最大程度上受到產品展示陳列以及銷售人員的影響，56% 的受訪者稱，店內促銷活動對于他們的購物決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超過電視廣告的作用。

大多數中國消費者在進入商店之前，心目中已有所購產品的大致品牌范圍。因此，通過強大廣告攻勢打入消費者心目中的“名單”，是關鍵的第一步。

電視依然主導著中國的廣告市場，對于任何真正希望在大眾市場取勝的企業而言，電視廣告是前提條件，但電視僅僅是入場券。企業需要采取更具創意的方法，設法通過店內促銷或贊助合適的活動躋身中國人心目中品牌名單的前列。同時，消費者自發設立并主導的營銷渠道，如在線論壇，在某些產品領域也在變得日益重要。

贏得競爭的權利

談到在中國做廣告，電視首屈一指。幾乎一半的購物者表示，除非在電視上看過廣告，否則他們不會考慮買一種新商品。

電視廣告對中國消費者影響的測算結果，毋容置疑地展現了這一媒體的主導地位―電視的傳播范圍遠遠高于其他媒體。無論何種商品大類，中國消費者對電視廣告的依賴度要遠遠高于美國或英國消費者。

超過一半的中國消費者表示，如果哪種品牌的方便面或啤酒沒在電視上看見過，他們就不會買，而這一比例在英國僅為18%。當然，在某些商品大類中，電視廣告對消費者的控制力已有減弱跡象。例如在2007 年，購買平板電視的消費者中有58% 表示，他們必須看見過所選購品牌的電視廣告，一年以后，這一比例降到了38%。

麥肯錫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及大中華地區消費品咨詢業務負責人馬思默(Max Magni)說：“僅僅在過去幾年，我們已經看到中國消費者行為的巨大變化，面向中國迅猛發展的消費階層的企業，需要對消費者如何選擇品牌及購買產品有一個更為細致入微的理解。”

中國消費者調查報告范文第3篇

記者：請您簡單介紹下帝斯曼集團及帝斯曼食品配料部的發展概況。

趙少華：荷蘭皇家帝斯曼集團是家生命科學和材料科學的專業公司，服務于，人類和動物營養保健、個人護理、制藥、汽車、涂料與油漆、電子電氣、生命防護及建筑等終端市場，為客戶創造解決方案，從而賦予、保證和提高其產品性能。

帝斯曼食品配料部面向全球飲食行業提供增值型配料解決方案，帝斯曼各類優質產品對全球馳名的乳制品、加工食品、果汁、酒精飲料和功能性食品品牌發展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記者：請問帝斯曼集團應用于乳品行業的產品有哪些?

趙少華：乳品行業是帝斯曼所處食品行業中個較大分支。帝斯曼運用于乳制品中的產品包括系列酶制劑(乳糖酶、蛋白酶、脂肪酶、凝乳酶、淀粉酶、果膠酶、纖維素酶、特種用酶等)；仝系列菌種(發酵乳制品菌種。奶酪菌種、酵母菌種、工業微生物菌種等)：全系列食品生物防護劑(那他霉素、溶菌酶、Nisin等)：檢測產品(抗生素殘留檢測試劑盒、沙門氏菌檢測試劑盒等)；全系列維生素、DHA、ARA及其他功能性配料。

記者：作為全球第大中型乳糖酶生產商，帝斯曼的中性乳糖酶相較其他產品有什么特點?

趙少華：帝斯曼生產的中性乳糖酶Maxilact@系列由乳酸克魯維酵母(Kluyveromyces laCtlS)發酵得來，在帝斯曼法國的酶制劑工廠經嚴格、精確控制的發酵工藝生產而成，加上我們可追溯的質量控制體系，可以保證產品自始至終具有最大限度的致性。另外，Maxilact@乳糖酶擁有Kosher和Halal認證、非轉基因證明，完全符合生產優質無乳糖奶產品的全球標準。Maxilact@系列因為采用了最先進的色譜層析技術，產品純度極高，幾乎不合其他雜酶，顏色也很淺。用它生產的牛奶產品，不會有其他雜味，保質期長產品，而且也不會在保存過程中由于其他蛋白酶的作用而產生苦味。Maxilact@系列不僅可用于液態乳制品的生產還可用于酸奶、冰淇淋、甜點、奶油和奶酪等含乳食品中。

記者：在本次FIC2012展會上，帝斯曼將展示哪些酶制劑與菌種產品?

趙少華：本次FIC2012展會，帝斯曼展示的產品將包括各類酶制劑(包括乳糖酶、脂肪酶、蛋白酶、凝乳酶、促熟酶、葡萄糖氧化酶)、系列酸奶菌種(包括低后酸菌種、攪拌型酸奶菌種、凝固型酸奶菌種、飲用型酸奶菌種、長保質期酸奶菌種)以及系列奶酪菌種。

我們希望能借助此次展會，與新老朋友攜手挖掘更多的創新機會，助力中國乳業，為提高中國消費者的生活品質做出更多的貢獻。我們相信，聚焦消費者的需求，用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回饋消費者是我們不懈努力的方向，也是支持我們發展的不竭動力。

記者：您覺得在食品配料行業做到保持領先，需要具備哪些方面的競爭力?帝斯曼(中國)是如何打造自己的競爭力的?

趙少華：我們始終致力于提供最優質的產品與服務，這也是我們不斷超越自己的要求。圍繞生物技術和發酵科學，帝斯曼兼顧營養及功能性需求，不斷升級產品、創新產品，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

在產品品質方面，帝斯曼全面執行ISO標準，HACCP和TUV控制體系，致力于生產可靠的、可追溯的產品，嚴格保證產品的質量，對于問題產品能及時找到源頭，并進行回收。2009年，帝斯曼推出了“Quality Life”品質生活印章，該印章包含著帝斯曼對客戶、行業、消費者及社會的承諾，是帝斯曼所推崇的質量和可持續發展價值觀的體現，是對客戶所購買的食品配料的保證。我們確保客戶購買的產品滿足嚴苛的安全要求，采用可持續的生產工藝進行生產，符合嚴格的質量標準，具有優良的品質和完整的可追溯性。

記者：帝斯曼食品配料部是如何為不同地區的客戶提供服務的?

趙少華：借助強大的技術研發部門和應用研發中心，帝斯曼可以為全球客戶提供優質的解決方案，同時，為了更具針對性地為亞太地區的客戶提供優質服務和解決方案，帝斯曼在上海張江建立了實驗室。另外，為促進行業(特別是乳品、焙烤、飲料及調味料等行業)發展，提高行業的技術水平，帝斯曼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例如與天津科技大學合辦了“奶酪技術學院”，該學院于2010年3月正式成立。

再者，帝斯曼食品配料部始終堅持與客戶起培育市場、開拓市場，并在合作過程中不斷提供各類市場支持。帝斯曼和客戶起探討產品設計和宣傳方案，為客戶市場開發提供經濟支持。去年，我們投入專項資金，與國際知名的市場調查研究公司合作，進行了低乳糖產品的消費者調查，獲得大量寶貴的市場信息，并無償提供給我們的客戶。我們要求自己成為客戶信賴的合作伙伴，借助跨國公司的資源和信息優勢，全力支持我們的客戶，與客戶攜手開拓潛力無限的市場。

記者：對于中國無乳糖、低乳糖產品的未來發展您有何展望?

趙少華：消費者的客觀需求決定了中國無乳糖、低乳糖產品未來發展潛力巨大。

中國消費者調查報告范文第4篇

一線城市是黃金、二線城市是白銀、三線城市是青銅。現在，一線城市淘金熱接近尾聲，而二線城市搶錢潮方興未艾。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逃避。一線城市母體掏空，食有地溝油、住有高價房、行有堵車路、衣則如許巍所唱的那樣：“我看到我的身邊，他們都比我美。”住在一線城市的身體成本包括：憂郁癥、亞健康、免疫力下降、失眠、焦慮、潰瘍、單身以及不孕。

許多投奔大城市的年輕人驀然回首時發現，所有的情緒早被作家丁天在小說《飼養在城市的我們》中給出了答案：“黑暗降臨以后，我走到安定門立交橋上俯瞰河水，俯瞰從前，內心充滿了傷感。”對一代人而言，“青春僅僅意味著是一段虛度的光陰，是一個在路邊莫名等待的歲月，一個在夜晚幻想加沖動的年代。”

與其說成是眾生逃離北上廣，不如看作是在路上的再一次出發。

二線城市長大成人

當一線城市在討論“溢出的都市”時，二線城市在討論“撿漏的都市”、“體驗之都”、“休閑之都”、“宜居之城”、“會展中心”、“外包中心”。像湖南長沙則不諱言自己是“洗腳之城”，你有首都，我有“腳都”。

一線城市以冷色調示人，二線城市用暖色調迎客：一線城市扮演著“物質的短暫情人”，二線城市則甘為“遠方忠誠的兒子”；一線城市背井離鄉，二線城市離父母最近。

二線城市的定義，早已從歷史時期國防戰略的“語境”中脫離出來了，而變成了“經濟語境”和“全球化語境”。當一線城市又平又熱又擠之時，二線城市宣告自己是“未來”的“濕地”。

圍觀二線城市可發現，人們既有一線城市情結，又對二線城市動心。一線城市是欲望都市，而二線城市是愿望都市。

中國已經有170座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相比之下，美國有9座，英國有2座。對于中國而言，人口不過100萬就不算城市。不過1000萬就不算大城市。沒有當代藝術、時尚雜志、奢侈品牌、美術館、創意工、業’房價4萬就不算大都會。當全世界的中產階級都在塌陷之時，中國的二線城市卻在M型社會中成為新的動力引擎。

沃爾瑪2009年開出超過40家門店，90％以上位于二三線城市。一份名為《2009中國十佳投資環境城市排行榜》的報告顯示，分列前五位的城市分別為大連、徐州、高雄、福州和寧波，前十位并不包括一線城市。二線城市第一次把一線城市甩到身后。

二線城市開創“第二人生”

美國人在網絡游戲上玩SECOND LIFE，中國人在二線城市玩“第二人生”。

《蝸居》熱播10年前，臺灣歌手鄭智化就唱過大城市的居住之痛――《蝸牛的家》：“密密麻麻的高樓大廈，找不到我的家；在人來人往的擁擠街道，浪跡天涯。”當年上海，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道盡城市發展不均衡的勢態與心態。而如今，浦東浦西都令人望而生畏，主動撤離上海選擇周邊城市如蘇州杭州寧波等，是眾多白領的選擇。

有市場研究者發現，從一線城市向二三線城市發展的人才，其共性是；擁有5年以上的工作經歷，追求較高的生活品質，希望城市宜居且有更好的職業發展。一線城市混能力，二線城市混待遇，似乎成了開創“第二人生”的生存路徑。

與此同時，“飄一代”的黃金時代也一去不復返了，那些沒有被一線城市固化的“職業候鳥”，開始了新的一輪遷徙。

數字100市場研究公司的在線調查顯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4個城市中的白領，最熱衷的城市分別是杭州、青島、廈門、桂林、成都、大連。如果有更合適的發展機會，他們考慮到上述城市工作。從2007－2009年近3年時間里，通過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4個一線城市和天津、鄭州、杭州、昆明4個二線城市的薪酬對比發現，3年時間薪酬增長二線城市始終超過一線城市。二線城市的后發優勢表露無遺。

給二線城市畫像

二線城市的眉眼越來越清晰：沒有疲憊不堪，而是朝氣蓬勃。它的軟實力大過硬實力：要幸福指數，不要LY專賣店；要陽光空氣水，不要星巴克；要30分鐘人際交往圈，不要悶罐地鐵：要月薪性價比，不要年薪制；要宜居小區，不要高塔樓王；要超市銀行學校，不要世界500強：要每周都有時間看電影，不要IMAX影院；要親情愛情友情，不要國際友人；要腳踏實地，不要好高騖遠。

張頤武在一次影視研討會上描述《三槍拍案驚奇》的成功：“這部電影的策略事實上是在攻占二線城市市場，當被一線城市觀眾唾棄時，卻受到二線城市觀眾的熱捧。”一線城市領跑地位不容撼動，但卻夠累；二線城市跟跑、發力、提速，不為天下先，甘當第二名。

二線城市不說普通話，以方言取勝，地域風情濃郁，歷史積淀深厚。但也不盡然，大連人不說自己是東北人，青島人不說自己是山東人，皆已國際化。蘇州、杭州人的滋潤是連上海人也要艷羨的，不在蘇州買個院子，不是成功上海人。天津開通藍印戶口，在北京居住的外地人都動了心。廈門、福州早在民國，就是知識分子遠離中心城市口角是非的后花園。

二線城市的CPI低而幸福指數高，心理期待值低而滿意度高，城管少而街頭發現多，競爭壓力小而和氣生財多，應酬時間少而回家吃飯多，交通成本低而辦事效率高，人口少而資源多，生氣少而氣色好。

互聯網使世界成為一體，住在二線城市，觀一線城市鬧騰，不亦樂乎?當二線城市人滿為患時，退可到三線，進可到一線，二線城市簡直成了人們向城市宣戰的戰略堡壘。故此有人說：“二線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低人一等原是高人一籌

“二線”不是城市歧視詞。許多二線城市都是一線城市的“超級替補”。

二線城市的市長終于迎來了他們的綻放期，一線飽和、過飽和、超飽和，二線自然水漲船高。機會、人才、資本、機制與一線城市咬合，高架橋、城鐵、快速路、航班也與一線城市接駁。

麥肯錫在《2D09年度中國消費者調查報告》中，已摒棄一線、二線、三線城市的劃分方法，而代之以“城市群”來研究城市發展趨勢：將中國內地劃分為22個城市群，其中超大城市群7個，大型城市群10個，小型城市群5個，涵蓋815個城市。二線城市與一線城市并非截然對立，而是互補互助。

在一線城市生活過的“白領”，也要忍受二線城市“白領文化”的缺失。只玩斗地主、不玩三國殺；不寫PPT，只用WORD文檔；上超市多，去商場少。

二線城市被人嘲笑的、丑陋的一面，原來正是它煥發光輝的品質所在：就像丑小鴨總有一天長大成白天鵝。當大城市“門戶壁壘”趨向關閉，住房、教育、醫療、戶籍使人焦頭爛額，而二線城市則腳步放緩，不那么匆忙使人心悸。

“二線”也因此成為美好的代名詞，它因為在城市賽跑中跑得慢一點而更受人青睞。

馮科：房價上漲的新通道在二線

二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相對還比較理性。它層次比較分明，對于普通人來說，還能找到一些買得起的產品。一線城市幾乎是普通市民都退出房地產市場了。

最近很多一線城市的大型房地產企業，都紛紛到二三線城市去發展，這也是比較好的一點，它們的到來，給二三線城市帶來很多新的產品，是這些城市從來沒見過的新產品，而且這些大型企業一般都會投資比較優質的高端產品，不大能影響到一般居民消費的住房，不見得就一定托高房價，反而有可能降低，因為供應的規模在放大，人們有了更多選擇。二三線地方政府也都是歡迎一線地產商去，因為這些企業有實力，能拿下比較大的地塊，對它們賣地有好處。

其實現在的二線城市，在教育，醫療、基礎設施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了，發展機會也非常不錯，只要適合自己，我覺得還是應該鼓勵他們到二線去發展。

我覺得未來一線城市處于滯漲狀態，二線城市還有一輪補漲時期，年輕人只要理性面對，找好自己的定位，說不上還能在二線城市找到機會，畢竟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機會。

(采訪／潘　濱)

郗杰英：不需要教年輕人怎樣選擇

很多年輕人寧愿在一線城市蝸居，也不愿意到中小城市工作，這是因為，如果在4年大學生活之后他們選擇返回家鄉工作，等于又回到了原點。

從另一個角度看，選擇大城市就業有什么過錯嗎?這是太正常的現象。在中國，主要是大學生增長太快，量太大。現在的政策還不能夠容納太多的大學生到基層就業。“西部計劃”每年才1萬個名額，在服務期滿之后，當地有沒有足夠的崗位和收入吸引大學生留在當地?大學生村官計劃更有吸引九幾年之后有可能成為公務員，但容量太小，不能滿足需要。我不認為地方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操作的空間。我覺得，地方容納這些大學生的崗位是有的，關鍵看地方怎么做。在這個問題上，國家需要更多的政策配套。在過去大學生很少的年代，到邊遠地區工作的大學生工資要比在大城市高不少。

每一個年輕人都懷揣著夢想。大城市機會多，能幫助年輕人實現夢想。現在需要全社會采取更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幫助這些或許再也不會回到農村的人們真正融入城市。

(采訪／潘　濱)

張鳴：去二線解決不了問題

在兩會上，許多政協委員呼吁在一線城市打拼的年輕人回到二線城市去。實際上，他們知不知道，這些大學生，他們也是在二線城市找過工作的。二線城市有這類大學生，二線城市也有蟻族，他們家里沒什么根基，很多是在農村，或者小縣城來的，回家鄉創業基本上是不行的，他們只能去沿海的二線或者一線的大城市。他們跟農民工不一樣，農民工不是剛性就業隨時可以回去，而他們不行。一個普通家庭培養一個大學生不容易，這是教育的失敗。我沒見過二線城市缺人才，連內蒙古、陜西的一個縣都擠滿滿的。如果在二線城市能賺到與一線城市一樣多的時候，他們才會考慮二線城市。回去創業一沒有資金，二沒有條件。現在創業的環境那么差，個體戶每年在以幾萬戶的速度增長，他們還要擠進去?

國家現在拼命地進行大學擴招，你知道這幾年擴招了多少嗎?我們是從不足400萬的大學生，擴招到4000多萬，每年有600多萬的畢業生，這不是我們自己發瘋嗎?什么叫貪戀大城市?他們是貪戀大城市嗎?每個月掙一兩千塊，他這不叫貪戀，這是在想辦法活下去!僅僅活命而已!我們能說什么呢?指責也好，什么也好，言下之意是你們要賴在大城市，但根本不是這么一回事。

(采訪／汪　璐)

周孝正：“蟻族”不是壞事

人往高處走，他們覺得哪合適就可以往哪兒走，這叫人的自由流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別人應當給予充分的尊重。“到二線去”應該是一個個性化的問題，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樣，我們都要尊重。

我覺得“蟻族”挺好啊，人家愿意留在城市，租一些廉價的房子，然后大家住在一起，在大城市里奮斗，我覺得是件挺好的事，包括“蝸居”，人家說了，他都“蝸居”過。我們這一代也都是“蟻族”，我們當時插隊到黑龍江去種地，幾十個人住在大工棚里，那不都是“蟻族”嗎?一個人基本上，在年輕的時候都有各種磨難的經歷，我覺得這未必是件壞事，要說壞事，也是我們的價值觀出了問題。